汉语第二语言研究特点与原因演讲稿

汉语第二语言研究特点与原因演讲稿（4篇）

1.汉语第二语言研究特点与原因演讲稿 篇一

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特点与原因

汉语助动词的语法化不同于一般的实词虚化,它只是语义由具体变得抽象,既没有失去独立运用的能力也没有造成语音形式的.弱化,但在语法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助动词语法化的原因从认知的角度看是认知域的转移,同时也与语法结构的重新组合和类推有关.

作 者：张宋兰 张德岁 作者单位：张宋兰(萧县函授学校,安徽・萧县,235200)

张德岁(宿州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刊 名：宿州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ZHOU EDUCATION INSTITUTE年，卷(期)：12(6)分类号：H03关键词：助动词 语法化 特点 原因

2.汉语第二语言研究特点与原因演讲稿 篇二

关键词：第二语言 汉语声调 研究综述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习得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难点之一，教授声调也一直是教学难点。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声调习得及教学方面，国内学者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旨在对近35年来国内汉语声调习得及教学研究成果进行整理。

一、研究对象、方法及内容概述

对近35年来国内相关研究刊物检索后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底，关于汉语声调习得或教学研究的论文有80篇左右。

（一）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的母语背景来看，分为外国学习者和国内少数民族学习者。外国学习者的母语主要是英语、韩语、日语、俄语、泰语、菲律宾语等；国内少数民族学习者主要是藏族和维吾尔族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对发表在《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豫园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等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进行梳理发现，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经验法研究）。

1.实证研究的研究手段

一种是采用实验的手段，通过量化研究得出结果。实验研究适合于对既有理论假设的检验，它意味着可以通过人工处理或介入的方法获得数据，在采集数据时必须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王韫佳，2003）。2009年到2012年，利用计算机模拟实验进行声调习得研究的成果较多，陈默和王建勤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和个案研究成果就有17篇。此类方法必须具备仪器和设备以及实验程序，对收集的数据的分析方法一般采用声学分析法，即借助语音学软件研究发音者的声学物理学特征，在声学参数上将发音者与母语者进行比对。

一种是通过耳听记音的传统语音学的手段，得到学习者发音的录音或学习者的语音知觉等方面的数据，从而进一步研究，另外还可加上访谈法和观察法。

上述两种手段都是在收集学习者声调发音的语音样本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目前，以传统手段开展的研究占据多数。

2.非实证研究的研究手段

非实证研究的论文在声调习得研究成果中占据多数。非实证研究是利用经验法，根据教学经验和个人体会，对重复出现的一些声调习得及教学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报告中，不包含研究数据和量化分析，因此虽然相对而言更直接方便，但是研究结果基本基于研究者对于声调的感知，对结论的准确度有所影响。

该手段采用理论分析法分析数据，即从语音理论知识的角度得出结论。

（三）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来看，多集中于静态声调习得研究，也多为单字调习得研究。在动态声调、双字调或多声调习得上涉及较少。

研究内容主要可以总结为：一是声调偏误描写；二是声调偏误原因；三是声调习得顺序；四是声调教学对策研究。

二、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声调习得研究内容综述

（一）汉语声调习得偏误的描写性研究

声调偏误描写是对汉语声调偏误现象进行的描写和归纳。

一些研究者对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学习阶段等方面的学习者学习汉语时存在的特殊的声调偏误现象进行的描写研究。其中以区分国籍的个性描写为最多。[1]

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汉语声调偏误描写，主要集中于美国学生、日韩学生及少数其他国家的学生。

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习得声调的偏误类型，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结果：一是阳平有调域上的偏误；阳平在调域和调型上都有偏误；上声主要是调型偏误（沈晓楠，1989）。另外一种结论是阴平和去声的偏误主要是调型，阳平和上声在调型和调值上都有偏误（王韫佳，1995）。

母语为日语、韩语的学习者的声调偏误则在调域上的偏误比调型多（刘艺，1998）。

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学习者习得汉语声调的偏误类型主要分为三种：调域错误、调型错误、调域和调型都存在错误。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显示调域错误是声调习得主要的错误。

（二）声调偏误原因

1.母语负迁移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学习者母语语音系统的干扰和影响是外国学生产生“洋腔洋调”的主要原因。学习者的母语，不管是有声调语言还是无声调语言，都会对汉语声调的习得造成干扰。对于母语是无声调语言的学习者而言，学习者多受母语韵律特征中词、短语或句子音高变化模式或词重音模式的影响，将母语中的音高变化模式或词重音模式迁移到目的语中，出现不符合汉语声调音高变化模式的语音偏误（易斌、梁洁，2010）。第一语言为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在开始学习汉语时，很难准确把握每个音节的升降平曲，例如欧美学生刚学汉语时的发音（王安红，2006）。而第一语言为有声调语言的学习者，其汉语发音中又受到第一语言的声调模式和词重音模式的影响，例如泰国留学生的泰语中六个声调的影响。

2.声调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学习者在汉语声调习得过程中出现问题，与声调教学方法有关。

部分教师只是在学习者出现声调偏误时“事后”指出纠正，缺乏正面系统的语流变调“事先”教学（关键，2000）。而且语流中的声调教学不够深入具体。学习者对声调和语调的关系不明了。[2]

也存在教学方式相对单调，不够直观的问题。传统的示范教学方式较多，缺少现代教学技术和设备的应用。

3.普通习得规则的作用

一些研究者提出，第二语言习得域儿童习得母语存在共性，认为可以用普遍的习得规则解释第二语言习得者声调偏误，这受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影响。目前相关认识主要有三种：一是普遍语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与母语习得中的作用相同；二是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普遍语法只起到部分作用；三是普遍语法不为第二语言习得者所用。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成年人在掌握母语之后学习第二语言，不能把儿童学习母语的特点用在成人学习者身上。另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儿童语言习得规律与成年人习得特点存在差异。[3]

4.学习者自身原因

还有一些学者从学习者的角度（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等）进行分析，如倪彦、王晓葵（1992）指出有的学生不喜欢第四声，因为这个声调太凶，像在吵架。桂明超（2003）认为能否获得正确的普通话声调，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学习者的动机和努力程度。有较敏感的听辨能力或接受过音乐训练（如对音高和声调的感受能力），这些都有益于对声调的领悟。而教师则关键是要制定一个实际可行的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

（三）声调习得难度顺序

关于声调习得的难度顺序，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多国籍的学习者进行研究，找到声调习得难度的共性特点，而且得出声调偏误与母语背景有关的结论：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声调习得难度顺序有两种观点：阴平和去声难于阳平和上声（沈晓楠，1989）；阳平和上声难于阴平和去声（王韫佳，1995）。母语是泰语的学习者声调习得难度顺序是：阴平和去声难于阳平和上声（李红印，1995）。母语是日语、韩语的学习者声调习得难度顺序是：阳平和去声难于阴平和上声（刘艺，1998）。

但是一些研究者不赞同声调习得难度顺序存在共性，认为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习得声调的难度顺序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对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声调习得顺序，也存在异议。

目前的声调习得难度顺序研究主要是把母语背景和学习阶段两方面作为研究点，但未有定论。

三、总结

汉语声调习得研究已在声调偏误描写，声调偏误原因，声调习得顺序等方面有了初步成果，且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和现代化。也有更多学者意识到多学科的结合，多角度地进行汉语声调习得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仍有一些不足，非实证研究的论文在声调习得研究成果中仍占多数，比较依赖主观经验。而且声调习得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验证和应用。研究也多集中在单声调习得上，较少涉及多声调动态声调。

注释：

[1]彭玉康，胡袁圆：《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研究回望》，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20页。

[2]宋益丹：《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策略探索》，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第48页。

[3]易斌，梁洁：《作为第二汉语的汉语声调习得研究回望》，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78页。

参考文献：

[1]王韫佳.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J].汉语学习，2003，（2）.

[2]刘艺.日韩学生的汉语声调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1998，（1）.

[3]沈晓楠.关于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J].世界汉语教学，1989，（3）.

[4]王韫佳.也谈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J].汉语教学与研究，1995，（3）.

[5]李红印.泰国学生汉语学习的语音偏误[J].世界汉语教学，1995，（2）.

[6]赵元任.语音问题[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0.

[7]关键.声调教学改革初探[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4）.

[8]倪彦，王晓葵.英语国家学生学习汉语语音难点分析[J].汉语学习，1992，（2）.

[9]桂明超，杨吉春.再论美国英语语调对美国学生学习汉语声调的干扰[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3，（1）.

[10]陈默，王建勤.汉语声调教学的实验和计算机模拟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1）.

[11]林焘.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J].语言教学和研究，1979，（4）.

[12]张洪健.对外汉语声调研究综述[J].外国语文，2012，（7）.

3.汉语第二语言研究特点与原因演讲稿 篇三

3．1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学内容传授的成功率决定于学生的学习效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大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习惯，因此在教学中更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在课堂上努力创造平等、民主的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里，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毫无顾虑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这样就能使教学发挥最大潜能，取得最佳效果［5］。“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让其觉得语言学习不再是外界强加的结果，因而主动性大为加强［6］。教室桌椅的摆放是一个可以体现师生平等关系的因素。“秧田式”的座位排列在师生关系上缺乏平等的观念和氛围;小组式教室排位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7］。小组式的排列方式为若干桌椅一组，便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小组合作和探究学习能力，教室里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讲台，便于师生之间平等交流。

3．2营造良好学风

教室作为教学的主要场所，应该是形成良好学习风气的重要场所。由于文化的差异，留学生的学习态度与中国学生存在不小的差距，学风相比来说较差。良好学风的形成，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教师很自然地利用“人有善于接受暗示、激励、竞争的习性”来塑造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主要的手段就是排名、学习目标和学习成果展示、树立学习榜样等方式，这些方式最终都会落实到教室布置上来。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布置中，借鉴中小学的教室布置经验来形成良好学风是促进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

3．3营造逼真语境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语境的存在对学习者理解语言、应用语言会产生良好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语境都是由教师通过口头描述来创设的，这种语境显得比较单薄。教室作为学习语言的场所，营造出合适的语言学习环境是其功能之一。1)教室大环境。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室最大的特色就是要随时暗示教室里的学习者是在学习汉语。现代教室的设计已经趋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体现汉语学习特色的方法就是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例如一幅中国地图，就能建立起对中国的客观感知;随着不同节日变化的教室布置，能够引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标示教室内物品的.汉字小标牌，能够客观促进汉语水平的提升。通过教室大环境的精心营造，能够引起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激发同学们学汉语、说汉语的欲望。2)交际小情境。克拉申认为，人类获得语言的唯一方式是对信息的理解［8］。语境的存在对理解、习得语言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虽然不能时时、事事都有一个真实的语境，但是却能借助一些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营造一个逼真的交际小情境。这个小情境能够促使学生很快地融入其中，迅速理解输入的语言，从而习得语言。

3．4鼓励交际

4.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篇四

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门“显学”，但目前还不能说已是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单从语言学理念来看，类型学应当比形式学派甚至功能学派更具有与汉语语言学的亲和力。形式学派从语法能力的先天性假说出发，通过假设、演绎和母语者的语感测试来寻求生与俱来的普遍语法。功能学派则抱有与之对立的基本信念，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满足交际或认知功能的需要，于是以此为出发点，致力从语言的使用或理解规则中去解释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两者不同程度地带有从假设出发、“主题先行”的特点。语言类型学则更多保留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的特性，注重材料、讲究实证、主张旁征博引、提倡归纳推理，力求以事实说话，在调查之前不假设任何东西。这本是最容易为中国的语言学家认可的研究方法。然而事实上，在形式、功能、类型三大当代“显学”中，偏偏是类型学在中国国内最少为人了解。怪也不怪，这与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些“国情”有深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语言文字之学，素有尊夏贬夷、厚古薄今、重文轻语的传统。虽然华夏-汉民族数千年来就在众多民族部族的大交融中产生发展，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在汗牛充栋的传统中文典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汉语以外语言文字的记述，更遑论研究了。不要说非汉族语言，即使是各地的方言，除了作为“匡谬正俗”的对象偶尔一现，也很难引起历朝历代学者们的关注。也就是说，正统的学术向来缺少对异族语言的兴趣，更没有进行语言比较的传统。进入现代以来，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都获得了强大了推动力，这本是孕育跨语言比较的很好时机。可是，50年代过于追求专业分工的前苏联式教育科研体系，以及语言研究队伍和学术兴趣向普通话的高度集中，又强化固化了不同语种研究队伍间的壁垒，形成了纯粹语种导向的语言研究体系。不要说汉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三大队伍很少有切实的交流，即使在古今汉语之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也缺少实质性的沟通，更谈不上在跨语言基础上对语言共性的追求了。这种学术格局下，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甚至生成语法都有一定的机会被引进过来成为汉语研究的利器，甚至发展成主流，唯独语言类型学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株树苗是无法在单一语言的土壤中生长的[2]。而缺少了类型学视野的汉语语言学，也很难用汉语研究的成果去贡献于普通语言学理论。

当然，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的兴趣和研究实践在现代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但它主要表现为少数学者、特别是一些视野开阔的语言学大家的个人行为，未成风尚，更不成学派。赵元任先生公开发表的首篇语法论文就是《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论文不但从语法和语义功能的角度比较了三地方言的许多虚词，而且不时穿插与英语、德语等的比较。黎锦熙先生在他开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先河的《新著国语文法》之后又撰《比较文法》一书，进行古今汉语和英汉之间的语法比较。王力先生的《现代中国语法》以《红楼梦》为主要语料研究普通话的语法，但在各章之后设有与吴、粤等主要方言的比较。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首创将古今汉语合为一书的体例，便于读者在古今比较中认识汉语的内在联系和演变。陆志韦先生在给萨丕尔（Sapir）《语言论》中译本所作的序和译注中，不时流露出他在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较中获得的一些真知卓见。朱徳熙先生则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写出了数篇方言比较和古今比较的语法论文，涉及结构助词、名词化标记、疑问句类型等。语言学大家对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研究的兴趣不是偶然的，而与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他们有超越汉语本身的更广阔的语言学兴趣，才会注意其他方言语言的情况；也正因为他们视野开阔，才会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取得更加杰出的成就。这些研究虽然没有同当代类型学的学术范式直接挂钩，但其中的精神仍与类型学有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分工过细、语种导向的语言学学术体系，以及结构主义学派对纯共时状态和语种“特色”的过分追求，使跨语言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发扬光大。有一些著作出于语言教学的需要进行一些中外语言的语法对比，这种基于应用的对比距语言类型学所关心的理论问题还是相当遥远的。

八十年代起，在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当代语言类型学开始为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逐步有所了解，其中数陆致极、陆丙甫翻译的Greenberg的经典论文（1963，陆译1984）和沈家煊翻译的科姆里（Comrie1981，沈译1989）最为重要。但比起其他学派来，语言类型学的介绍仍是最为薄弱的，对汉语语法的直接影响仍然相当有限。主要的积极影响在于，一些功能倾向的学者在研究汉语时有意识地以类型研究所得的语言普遍现象为背景，从而使汉语语法研究与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如陆丙甫（1993）关于语序的讨论、沈家煊（1999）关于语法单位和语法范畴的标记模式和关联模式的论述、张伯江（1998）关于汉语形容词词类地位和范围的研究等。直接关注汉语的类型学地位的则有徐烈炯、刘丹青（1998）、刘丹青（2003）关于话题、语序类型和介词类型的研究等。当代类型学对海外汉语学界的影响要早一些，如上个世纪70-80年代关于汉语是SVO还是SOV的热烈讨论（参阅屈承熹1984和徐、刘1998对此的综述）、桥本万太郎（1985[1978]）的语言地理类型学，都是在Greenberg（1963）所开创的语序类型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成果。不过海外的这些类型学讨论也并未延续为某种类型学派，参与讨论的多数学者后来仍分别主要从事形式语言学、功能-认知语言学或历史句法学的研究。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二分天下的格局逐步消解，语言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取向，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一语言纯粹共时的描写，跨方言、跨时代、乃至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比较逐渐兴盛起来。这些研究有些有类型学理论的背景，有些（主要是历时研究）与语法化理论有关，更多的是则是结构主义式描写基础上的朴素的比较、提炼和概括，可以认为是一种宽松意义上的类型学研究，它们无疑为类型学在汉语语言学界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土壤、地基和环境。语言类型学以跨语言研究为本，而汉语语言学以研究作为单一语言的汉语为本，在汉语语言学界提倡语言类型学，看似有点方枘圆凿。其实不然。语言类型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结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将给普通语言学和汉语研究两方面都带来巨大的促进。

典型的类型学研究，当然不能单研究汉语，汉语只是类型学所面向的大量语种之一。不过，语言类型学虽然面向众多语言，但不同语言的研究深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某些语言使用人口多、研究队伍雄厚、在类型学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有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更加详尽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语言能成为类型学比较中的主干支撑语种。在这方面，汉语无疑是很有资格成为主干语种的，汉语语言学界也有条件为语言类型学作出特殊的贡献。但是，由于汉语研究有自己特有的一些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语法描写和研究所依据的工作框架与世界上通行的框架特别是类型学比较的框架还有诸多出入，许多基本的普遍性概念在汉语语言学中还不为人所熟悉，如非受格（non-accusative）动词、标句词（complimentizer）、关系化和关系从句、核心标注-从属语标注（head-marking vs.dependent-marking）等。而汉语学界习惯使用的一些概念，如“补语”、存现宾语、量词等等，又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普遍性的语法范畴。这使得汉语研究的大量成果还无法直接转化为类型学上的可比性材料。随着汉语本土和海外研究队伍日益密切的交流和合作，这一情况正在得到改善，而对类型学的关注将促使学界加速汉语描写现代化、通用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反过来将帮助汉语语法学发现更多描写研究中的死角，从而揭示出更多的汉语事实，而“汉语事实”正是汉语语言学界历来呼声最高的追求目标。

中国虽然在学术方面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类型学发展的传统，但同时也存在着类型学发展的有利条件，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语言学界和类型学对材料优先的共同注重外，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类型学所需的跨语言研究的绝佳条件。中国境内的上百种民族语言，汉语自身丰富多变的方言，都为类型学的展开准备了充足的语言食粮。当然，为了面向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学比较，我们需要拓宽眼光，善于将国内的语言资源同世界上其他语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以取得更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只要以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的已有成果为背景，只要遵循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那么，即使是同一类型或同一谱系

内的跨语言比较、甚至同一语言（如汉语）内部的跨方言比较，也能获得富有价值的发现。这种局部性的共性，包括蕴涵性共性或等级序列等，有时反映的就是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在今后更大范围的跨语言比较中就会获得验证；有时反映的则是某一类型或谱系内部的特点，这同样具有类型学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海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汉语和中国境内的语言方言的研究队伍，将逐步发展出类型学研究的新兴有生力量，在世界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探求人类语言共同的奥秘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刘丹青）

附注

[1] 这是Dik（1997）所提倡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充分性之一，其他两个充分性是交际的充分性和心理的充分性。显然这是针对Chomsky的观察、描写、充分三个充分性而提出来的。

[2] 在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的领域，如方言、音韵、民族语言等，还是有不少跨语言跨方言语音及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这多出于历史比较的研究目的，与语言类型学的学术目标大异其趣，而且也很少涉及语言类型学最关心的语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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