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申请博士后

美国申请博士后（精选12篇）

1.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一

美国博士最佳申请时间的建议-写在成功赴美名校及全奖之后

如果您考虑走学术路线，本科毕业立即赴美读博是最佳时间安排

我已经成功赴美留学全奖博士了，在一所美国排名前10的大学。这里想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赴美读博士申请的一些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如果你是生物，化学，药学，生化，医学工程等理科背景的本科生，那么本科毕业以后可以立即去美国念PhD将会是希望走学术路线的最节约青春的选择，尤其针对女生。

6年下来的本科和硕士再加上到美国的5年博士，你可以算一下一个女生到那时候已经是什么年龄了（当然不是说男生就可以老一点哈，所以男生们也都要加油加油早点申请）。所以，理学背景女生们大多会放弃直硕或者保研，选择直接出国。这样一来，你的申请策略和那些已经拿到硕士学位的有2-3年研究背景的人便不太一样了（在此说明一下，中国的硕士学位在很多国家不被认可，因此他们多的是2-3年的实验室经历，但是提醒一点，如果是两年的硕士，那么你在硕士一年级上完后，硕士第二年的9月就开始申请，所以其实只多了1年的研究经历，而想在这一年内获得大篇能写进PS及CV里的研究经历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因此不要觉得跟他们差很远），其实是少了1-2年的准备时间。

因此，GRE和TOEFL便更需要及早的准备，以换来周旋的余地，如果第一次失利，自己还有回旋的时间，不能把时间弄的太紧。因此各位家长及同学要注意，做出国留学的打算是要在很早的时候就要决定下来了，并且目标决定下来以后就要非常坚决的执行。因此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大一大二就觉得自己有的时间去玩啊去旅游，时间是很宝贵的资源，如果你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看到此文，你想出国，但是你的主意还不是非常确定，还没有计划，那你一定要以你最快的速度找金东方的老师咨询，因为在申请的前期工作中时间决定一切，越早的计划会使后期的申请局面有极大的变化。

如果你已经大三大四，你也不需要着急，你也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咨询，金东方的老师会全面分析你的状态，给你制定最短最有效的申请方案。尤其是现在GRE改为一个月一考，因此不必像以前GRE如果败下来需要再等半年，或者花很贵的机票钱跑到香港，新加坡那些地方去考。所以请放宽心，和老师们一起以最短的时间制定出来计划，并且要以“一意孤行”的决心来踏踏实实的实行，因为你将要做的是和时间竞争，你的本钱不多，所以要保证每次决斗的胜利。

真诚感谢金东方。希望金东方越办越好，金东方每一个学生得以实现名校飞跃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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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二

博士生的资助是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对大多数研究生而言, 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就是获得学费、生活费、杂费等方面的经济来源。笔者试图从资助类型及其目的、覆盖面与资助强度、资助来源等三个方面概述美国博士生资助制度的特点, 并分析这一制度对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修业年限、完成率、职业发展的影响, 最后从中国博士生资助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出发, 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博士生资助制度概述

(一) 资助类型及其目的

美国高校奖学金 (校内奖学金) 分为非服务性奖学金 (Non-Service Scholarship, Grants, fellowship) 、服务性奖学金 (Service Assistantship) 和学校贷款 (loans) 三种。其中非服务性奖学金是指不需要偿还或者以工作为交换的资助, 按其来源渠道来看, 又可分为全国性的、竞争性的、私人和外部奖学金 (private/external, nationally competitive fellowship or scholarship) 和学校或院系层面的奖学金两种;服务性奖学金是以工作为交换获得的资助, 主要包括助教金 (Teaching Assistantship) 和助研金 (Research Assistantship) 两种;而学生贷款是需要在未来偿还的资助形式, 如联邦斯坦福贷款 (Stanford loan) 、珀金斯贷款 (Perkins Loan) 、学生家长贷学金 (PLUS Loan) 等。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等单位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 (SED) 结果显示, 近10年来, 助研金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其次为奖助学金和贷款等个人或家庭支出 (见表1) 。其中, 从1998年到2008年, 以奖助学金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从16.3%提高到26.9%, 而以贷款等个人或家庭支出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从32.2%下降到19.8%。如果和20世纪60年代相比, 这一变化就更加明显了。相比而言, 1965年美国共有47万研究生, 其中获得助教、助研、奖助学金的比例只有43%[1]。

但是, 不同学科之间有很大差异, 以2008年为例 (见表2) ,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博士生主要依靠担任研究或教学助理的比例较高, 生命科学博士生主要依靠奖学金的比例较高, 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类博士生个人负担的比例较高。

单位:%

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UniversitiesReport———SED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1998-2008.

单位:%

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UniversitiesReport———SED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2007-08:49-50.

除了对博士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和贷款外, 美国的博士生还能以独立的身份申请研究课题, 并担任首席科学家 (principal investigator, 简称PI) 。

在设计博士生资助制度时, 制度设计者的一个基本考虑是博士生资助应该能够让博士生在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博士生学习和博士论文研究。2004年6月17-1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和研究生院理事会 (CGS) 联合举行的有关博士生资助问题的会议指出, 博士生的津贴 (stipends) 水平最起码应该能够保障博士生的基本生活。辛辛那提大学副校长Howard Jackson指出, 对博士生的资助应包括5个方面:学费、津贴 (Stipend support) 、健康保险、房租、交通费, 津贴的水平要特别考虑那些已婚者和一年级新生 (他们很少能获得助研岗位) [2]。

(二) 覆盖面与资助强度

根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开展的全国中学后学生资助调查 (NPSAS:National Post-Secondary Student Aid Survey) (2007-2008年度) 显示 (见表3) , 博士生获得资助的比例为85.9%, 平均资助强度为23800美元。其中, 奖学金的资助面最大, 达到了53.8%;贷款的资助强度最高, 为20300美元。同时, 博士研究生获得各项资助的平均强度均高于第一专业学位学生, 但获得雇主和贷款的资助比例低于第一专业学位学生[3]。

注:总计包括亲属、朋友之外的所有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和雇主的资助;奖助金 (Grants) 包括奖学金、学费减免和雇主资助;助学金 (Assistantships) 包括助教金和助研金, 前者来自学校, 后者可能来自多种渠道。数据来源:2007–08 National Postsecondary Student Aid Study (NPSAS:08) .pp13-14.

同时, 根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对不同学习方式博士生完成学业所需预算的调查, 对于公立学校就读的博士生, 全时/全年、全时/非全年、非全时/全年、非全时/非全年四种不同学习方式的总预算分别为33000美元、21700美元、20300美元和20400美元[4] (见表4) 。也就是说, 即使按平均水平计算, 博士生如果能够同时获得奖助金和助学金, 则足以支付除“全时/全年”学习方式外其他情况的经济支出。

(三) 资助来源

单位:$

数据来源: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CES 2010-177)

从对博士生提供资助的主体来看, 为博士生提供资助的主体主要包括联邦政府、教育机构 (institution) 、慈善基金会、个人等。当联邦政府对博士生的资助减少时, 主要的资助责任就落在了各个大学身上。当然, 历史地看, 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力度是逐渐加大的。1954年, 仅有10%的自然科学类全日制研究生获得联邦资助, 到1969年, 这一比例上升到36%[5]。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研究生资助来源的结构逐渐稳定, 联邦政府资助约占20%, 非联邦资助徘徊在45%-50%, 自筹约为1/3[6]。

从联邦政府层面来看, 20世纪初叶, 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介入到研究生资助事宜。作为一项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始于二战后。1945年7月, 布什发表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建议提供研究生奖学金来吸引青年致力于科学事业, 但由于种种政治上的争议而没有马上得以实现。1948年以后, 原子能委员会 (AEC) 、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先后开始以助研、奖学金等形式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提供资助[6]。以2003年为例, 联邦政府向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的资助总额达到了10亿美元, 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 、美国教育部 (Department o Education) 分别占69% (6.93亿美元) 、15% (1.49亿) 和7% (0.74亿) [7]30。例如, 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 的GRFP (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 是开展最早的研究生资助项目之一, 主要支持STEM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展研究。该项目资助周期为3年, 每年提供10500美元的学杂费 (tuition and fees) 、30000美元的生活津贴 (stipend for living expenses) 和1000美元的一次性交通补助。1952年以来, 该项目总计对50万申请者中的46000人提供了资助, 其中已经有20多位受资助者获得了诺贝尔奖[8]。此外, NSF还于1964年启动了研究生培训金项目 (Graduate Traineeship Program) 。但是, 总体来看, 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的奖学金竞争非常激烈, 且主要面向理工科, 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获得联邦奖学金的机会相对较少。

作为研究生主要培养场所的研究型大学, 更是将研究生资助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几乎所有高校都通过制定详细的资助政策、设立固定的资助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处理研究生资助问题。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对研究生院院长进行的年度热点调查表明, 近10年来, 无论在公立学校, 还是在私立学校, 研究生教育资助问题始终是院长们最为关切的话题。为研究生寻找资助, 设立丰厚的奖学金以吸引最优秀的生源始终是美国研究生院最重要的工作职责之一[9]。

除了联邦政府、大学之外, 慈善基金会以及个人也是博士生资助的一个来源。比较有名的竞争性奖学金里波曼奖学金 (Dolores Zohrab Liebmann Fellowship) 就是私人捐赠的。该奖学金对申请人的资格要求是美国公民、本科成绩优异, 等等。

二、资助模式对博士教育质量的影响

(一) 资助模式与修业年限

不同的资助模式对博士生的修业年限会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学者霍华德·图克曼 (1990) 等人的研究发现, 以1987年的数据为例, 在所有学科中, 以自己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博士生的修业年限都比获得助研、助教或奖学金的博士生要长得多。相对来说, 在以资助为主要来源的博士生当中, 以助教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博士生的修业年限最长, 以奖学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博士生的修业年限最短[10]。这里所说的修业年限 (TTD) 包括三个部分:本科毕业后到在研究生院注册之间的时间 (Time spent prior to graduate entrance, TPGE) 、博士生毕业前在研究生院注册的时间 (RTD) 和不在大学注册的时间 (time not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简称TNEU) , 获得资助显然有助于缩短TPGE和TNEU的时间。

单位:年

资料来源:Howard Tuckman, Susan Coyle, Yupin Bae.On Time to the Doctorate:A Study of the Lengthening Time to Completion for Doctorat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1990.p.40.

(二) 资助模式与完成率

美国学者舒奇塔·古鲁拉杰 (Gururaj, S.) 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回归分析表明, 研究生获得的资助总额 (以1000美元为单位) 、奖学金、助教助研津贴、助学贷款和学费均与保持率 (retention) 显著相关 (P≤0.05) ,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084、0.186、0.093、0.076和0.030。也就是说, 研究生获得的资助总额、奖学金、助教助研津贴、助学贷款和学费每增加1000美元, 保持率将分别可以提高8.4、18.6、9.3、7.6和3个百分点[11]。此外, 罗纳德·艾伦伯格 (Ronald G.Ehrenberg) 和帕纳吉奥提斯·马罗斯 (Panagiotis G.Mavros) 在1992年对一所研究Ⅰ型大学1962年至1986年间经济、英语、物理、数学四个专业博士生数据的分析显示:资助模式对博士生的修业年限和完成率均有重要影响, 并且对完成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 获得奖学金和助研金的博士生, 其完成率更高、修业年限更低[12]。另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

(三) 资助模式与职业发展

助教和助研不仅为博士生提供了学习生活的经济来源, 而且有助于博士生融入学术共同体, 并促进博士生的专业发展。阿丽斯·罗登 (Arliss L.Roaden) 指出, 助研制度是一种研究学徒制 (research apprenticeship) , 她以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ERA) 的3963名会员为样本的研究表明, 那些拥有助研经历的学者, 其学术产出相对更高。具体来说, 有助研经历的学者的学术产出和获得研究基金的数量是没有助研经历的学者的2.5倍[14]。科琳娜·埃辛顿 (Corinna Ethington, ) 的研究发现, 和没有获得助研、助教的博士生相比, 获得助研、助教资助的博士生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方面往往更加活跃。从某种意义上说, 助研和助教制度履行了学徒制的功能, 通过它们, 博士生得以习得科系、研究小组等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和文化, 并成为教学团队或研究团队的一个部分[15]。

三、结论与启示

美国博士生的学习成本较高, 但资助体系比较健全, 形成了一个包括联邦政府部门、州政府、基金会、企业、个人等在内的复杂的资助网络, 即使对于那些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博士生, 平均获得的资助强度也足以满足学杂费之外的生活需要, 一些顶尖大学甚至能够为全部博士生提供全额资助[16]。2000年, 美国研究生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Professional Students, NAGPS) 对全美400所大学中近500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开展了问卷调查, 共有32000名学生返回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对资助表示满意的比例均为73%。相比之下, 人文学科、教育学、社会科学的满意度分别为55%、58%和59%[7]69。

就我国而言, 博士生资助不足所导致的巨大生活压力一直被广为诟病。根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2008年的调查, 家庭支付是博士生费用的最主要来源, 其中有51.1%的博士生一半以上的经费依靠家庭支付, 有22.4%的博士生九成的经费依靠家庭支付, 而奖助学金、助研收入、勤工俭学、助学贷款、亲友借款等方面的来源十分有限, 能够占到总费用一半以上的仅分别为25.4%、23.2%、12.8%、4.7%和4.4%。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

3.一个美国博士的拷问 篇三

经过一个个环节之后，剩下了两个女生没灭灯，一个是节目一开始他就选中的心动女生，另一个是心仪他的女生。两个女生都为他留灯到最后，不用说，都是喜欢他的了。

进入男生权力环节，主持人告诉他，可以从这两位女生中选择一位，牵手离开现场，成为有情人。

两位女生都很漂亮，他用手挠头，迟迟没有决定。正当大家以为他看花了眼，不知选谁好了的时候。他问主持人：我可不可以出一个题目来决定？主持人表示同意后，他向两位女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明天中了1000万美元，你会怎么处理？一个女生回答：我会像现在一样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另一个女生回答：我会带我妈妈去旅游，不要再干活了。

得到这两个回答之后，他显然不满意，再也没有上台时那样的轻松、幽默和搞笑，而是变得一本正经。他的中文本来就不怎么流利，这会儿更不流利了。他说：我会选择成立一个基金，或者照顾一些孤儿，做一些慈善。如果只有100万美元，不是很多，你可以去买车或者干嘛，但1000万美元，很多钱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捐助一个学校啊！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啊！

嘉宾无语，主持人无语，观众无语，他们都被打动了。为人民服务，一个多么熟悉的词语，今天怎么打动了这么多人的心呢？但愿，这里碰撞出的电光火石般的火花，能成为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

他失望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做选择……我只能自己走了。他认为，这里没有他要找的媳妇。

他，一个叫安田的美国博士，留下拷问，带着失望走了。不知两个心仪他的女生是否失望？不知主持人是否失望？不知观众是否失望？我们是否都应该拷问一下自己：如果你有1000万美元，你该怎么办？?茭

4.美国博士留学申请格式 篇四

美国的博士学位可谓是世界上较难获得的学位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博士要求严谨，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博士修的时间长，通常是5年。有的学校想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甚至需要花费6年的时间，人文学科的时间更久但是读美国博士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博士生的奖学金较多，并且还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因此在读博士期间并不影响生活。对于准备考虑美国博士留学的同学来说，在可以申请奖学金的条件下，还是很有必要先弄清楚美国博士留学费用的详细内容。

但是，美国的博士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选择是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如果以研究为目标，那不妨选择继续攻读博士;但如果以就业为目标，可以考虑美国的职业类硕士文凭。据了解，在美国85%以上的硕士文凭都是职业类文凭。

5.美国博士留学申请详细流程 篇五

收到录取又收到奖学金的同学随即会收到学校寄来的I-20表，I-20表的全名是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 Cfor Academic and Language Students. INS Form I 20 A/B. DSO(学生办公室院长Dean of Student Office)是学校里唯一有权签发I-20表的官员。申请人最好等到所有学校的结果都到后再作出选择。

6.美国计算机视觉方向博士申请总结 篇六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GPA: 87/100 前30% GRE: 155+168+3 TOEFL: 101（20）录取情况：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 PhD @ cs @ computer vision UNC Chapel Hill Phd @ cs @ computer vision NYU GSAS MS @ cs

感谢世毕盟

首先十分感谢世毕盟在申请一路过来的帮助，没有世毕盟我很难自己给自己把握方向和进度。特别感谢mentor的指导，让我更清晰地了解Computer Vision这个领域，并且更准确地找到在这个领域中适合我的细分方向。同时他也给了我自信，让我相信诸如CVPR, ICCV等计算机视觉的国际顶会离我并不遥远。我也成功地找到了暑期科研，并且向CVPR 16投了自己的文章，这对我的申请结果是决定性的。

还有感谢我的培训师，非常nice，给我很大的安慰。我经常会犯一些很愚蠢的小错误，但他从来不会指责我，而是给我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如何找小秘的邮箱，怎么给小秘发邮件解决紧急问题等等。另外，还有SCC姐，虽然她中途因为世毕盟留学：志存高远，与优秀的人为伍，脚踏实地，人生必定辉煌。

一些事情短暂离开了，但她从来没有和我断开联系。不仅主动帮我解决问题，而且还和我分享了很多个人的小秘密。我想以后多年都会和她继续做好朋友的。

关于背景

经验来说，其实我成绩比较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科研经历。但我想这样条件的人反而比那些熠熠生辉的大学霸们来的更多。所以我想我的一点点经验还是有所帮助的。个人认为只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是水过的科研经历怎么不浪费，另一个是如何选老板。

大三暑期之前我是有到实验室的，但与其说是科研，不如说是参观，更倒霉的是，我写的代码都被学长删的一干二净了，我对实验室的实际贡献为零。但是我还是在CV和文书中提了这段经历，还重点地说了一说。原因是：除了暑期的科研（我真的干活了的），我确实没有其他真的干了活的经历可言。而且水的那些科研都是3D方向的，而我干了活的科研是recognition的方向（这是在Computer Vision的两大不同方向）。所以理论上来说，把这些经历写进去是没啥用，甚至是不好的。

但我还是写了的，因为我感觉虽然我什么都没做，但是至少我从零开始对整个项目了解了很多；虽然我一行代码都没贡献，但是我搬砖（真的是在搬相机，搬了两天的相机）的时候一直主动询问学长在做了什么，然后把学长的代码看了一遍；好在我进实验室的时候，整个代码的基础量就两三千行，后面每次学长更新的代码我都会去读懂，每天也就一百行，完全足够时间。我会主动地找小问题，虽然我知道我的水平没办法解决，但要是学长解决了，我也可以说这个idea是一起想出来的。这样保证了我实际在水科研，但却能在面试的时候表现的这事就是我自己做的一样。因为我不仅能说出整个项目是什么，甚至能说出细节，甚至是代码的细节。

特别是对刚刚接触科研的同学来说，尤其是入门很难的东西来说（比如Vision中的3d），真的要做点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总得为CV贡献点什么，上面“投机取巧”的办法我想是有益的。当然能做的话还是要真的去实验，写代码，这样还有paper和成果，比空说更好。

关于选教授

世毕盟留学：志存高远，与优秀的人为伍，脚踏实地，人生必定辉煌。

另一方面是选教授，很荣幸的我选到了Computer Vision界的大牛教授，而且他刚从Google回到大学，可以保证他实力很强，同时他也想弄tenure，能保证我的文章的产出率。最关键的是，在面试的时候我试图和他开玩笑，发现他不仅能get到，还能跟我开更多的玩笑。这给我了很大的信心，因为我暑期研修的老板真的是不苟言笑。毕竟这是要一起工作5年的人，不仅要注意他的学术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

事实上我也想他的Phd学生咨询过，他的push的程度和平时的态度都非常合适。他的学生最喜欢用“逗逼”来形容他，我想这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一个词了。总的来说，暑期科研让我明白了，老板的个性是非常需要考虑的东西，选教授的时候，就当作选女朋友吧，想想至少在一起五年，还是要慎重慎重。

最后

其他的方面我想世毕盟都很熟悉了，我的经验也远不及世毕盟的指导老师们，如果有想去washu，或者想来yasutaka教授的同学，欢迎向我咨询。再次感谢世毕盟，感谢Mentor，培训师和SCC姐，希望我顺利毕业。

7.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七

1868年她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Greenville, 4岁丧父, 5岁丧母, 后跟姑母Lucy Whiteman夫人一家生活。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崛起出现了基督教复兴运动, 6岁时她被定为海外传教士, 后考取纽约女子医学院 (当时为康奈尔大学一部分) , 在学习期间遇到了来自南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毕业生葛马可, 一同等待资助经费来中国。当时中国遭遇饥荒、战争、流行疾病之苦, 待葛芮尔博士毕业时海外委员会派她来中国。

1893年10月下旬她来到山东, 由传教士狄考文和夫人一路从曲阜陪伴到济南, 由于不适应环境, 一路上夫人慈母般地安慰这位小姐“亲爱的, 要学会适应这里的一切”。在济南, 改由Van Shoicks大夫陪同在感恩节前夕来到济宁宣教站, 期间, 她苦学汉语、行医、与当地人交流、出诊, 六个月后同Van Shoicks夫妇去上海, 后在回济宁途中拜访了先她来到江苏宿迁的葛马可, 1896年两人结婚, 从此转到美国南长老会所在的江苏宿迁主持诊所工作, 同事回忆她是一位“面善、眼神充满圣洁的”葛芮尔大夫。

一、在徐州

初来徐州。赛牧师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之父) 自1894年与葛马可往返徐州宣教, 赛牧师由于健康欠佳不耐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苦, 于是将徐州宣教重任委托给两位年轻新婚的葛马可夫妇及白牧师夫妇。1896年12月三访徐州后终获准购置房屋, 在徐州西关购置了四栋老房子, 葛马可夫妇于1897年4月带着幼女Isabel迁到徐州。最初, 徐州民众很少见到外籍人士, 所以颇具敌意。

“破冰”婴儿传抱。1895年至1899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 民众普遍有一种强烈反对“洋人”情绪, 更不愿与他们交往。为了破除交流“坚冰”, 葛马可夫妇从自家土墙开了个后门, 葛芮尔试图与几名妇女交流, 每当她出现在聚会场合时, 大人立即驱散并吆喝孩子回家、关门闭户, 她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善, 并使用“婴儿战略”去赢得民众。一天, 给幼女Isabel穿上绿棉袄、红裤子、粉红色长筒袜、黄黑相间的虎头鞋, 然后带她试图参与住宅附近的聚会, 立刻一群人聚集起来看“洋娃娃”, 婴儿见到众人后笑得天真可爱。有一位老乡情不自禁地要抱抱这个婴儿, 接着在众人之间传抱, 大家的敌意消失了。次日, 葛芮尔接待了李太太等来访, 她们问, “昨天的婴儿是哪里弄来的?”葛芮尔回答是自己女儿, 李太太怀疑问“那不可能是你的孩子, 因为外头街上贴的告示说你不是女人, 你是由男人装扮的。”接着又说, “如果你是孩子的妈妈, 就请你喂那孩子吃奶吧。”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切, 眼见为凭, 李太太成了她第一位病人。到1898年房屋被装修成五个房间分别用作诊所和医院, 从此徐州第一个西医诊所即后来的“坤维医院”诞生了。

融入中国文化。在她的诊所里, 第一年就医治病人五千人, 此外, 还参与教育、赈灾、妇女解放活动, 鼓励女校学生抗拒裹小脚;帮助百姓改造炉灶以减少青光眼;提倡使用新教育方法, 使得当地人才辈出, 后来, 从袁家漥走出了一位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胡秀英。她既带来了西方技术与文明, 同时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1904年二女儿Lucy刚出生, 有一个病人需要救治, 虚弱的葛芮尔被人抬着出诊、护理病人、进行心理疏导。1912年徐州遭受战乱、饥荒、瘟疫, 葛芮尔在上海参加由美国塔夫脱总统和哈佛大学校长Emeritus Eliot提供支持、哈佛教授主持的西方现代医学和卫生学体系研究及瘟疫、霍乱和麻风病研究项目课程, 六月从丈夫电报里得知丈夫学校里有些学生死于瘟疫, 她不顾安危毅然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返回徐州救治病人。1908年唯一的6岁儿子Donald也不幸死于白喉 (她本人也被传染过这一疾病) , 这加深了夫妇俩对学生的呵护, 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儿子。在交际中, 不仅表现出基督教里的博爱精神, 而且也学会了中国文化里的真诚、内敛、含蓄、谦和及包容, 利用与官府打交道的机会进行劝善。如褚玉璞四姨太孙敬秋自幼贫苦, 葛芮尔见状让其母亲在医院里做事, 孙敬秋在基督教小学接受教育, 她头脑灵活, 颇有点领导才能, 成人后其母把她许配给当时军阀褚玉璞做四姨太成了其得力助手, 在葛芮尔的引导下孙敬秋慷慨解囊救助穷人。

葛马可多年忙于建学校、医院、教堂, 所用物资需从美国运到徐州, 图纸设计、木工制作都身体力行;还负责饥荒赈济、教学, 他不知疲倦, 经常从凌晨四点工作到深夜, 1916年底返美轮休, 次年一月四日病逝。徐州男校的学生为他举行追思礼拜;徐州军阀张勋送挽联悼念, 盛赞他20年里在拯救饥荒、教育与传播知识方面地无私贡献;葛芮尔从这些真诚、富有人情味的中国人身上感受到曾未体验过的纯真质朴的爱, 在她的传记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并非过去西方人所说的那样冷漠无情。

与著名音乐家马可一家友谊。我国著名音乐家马可出生于徐州市一个基督教徒之家, 与葛芮尔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898年医院里白先生得了伤寒和疟疾, 葛芮尔深知他只能喝新鲜牛奶, 那时只有到乡下买头正在哺乳小牛的母牛, 几个“洋人”好像演员试图把母牛固定在木桩上, 用“糊弄”的方法挤牛奶, 演“活”电影引来一些趴在墙上围观者, 其中有一位面相不善姓马的军人, 他就是马可的父亲马景林, 此人负责惩罚那些违反军规的士兵。从那天起, 他开始对“洋人”和奶牛发生了兴趣, 前者使他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经历了由表及里向善、变善转变成了个新人, 后者使他成了徐州第一个饲养奶牛的人。马景林“过去打老婆毫不留情”, 很长一段时间后, 妻子得知丈夫成了基督徒不仅感谢苍天, 而且为被“洋鬼子”灌了“迷魂药”的丈夫感到震惊。在丈夫的极力劝说下她战战兢兢去见葛芮尔, 几天后感到未中魔法, 此后, 再也不畏惧去葛芮尔家了。从此马景林解甲归田, 最初卖粥, 几年后葛芮尔将医院奶牛交给他饲养。

马景林人生轨迹改变后, 夫妇俩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其子女名字都带有宗教色彩:马路德 (男) 、马赐恩 (女) 、马受恩 (女) , 到1917年葛马可去世, 三个女儿Isabel、Lucy和Elizabeth均在美国念书, 可能与葛芮尔谈论最多的应该是对其夫葛马可的怀念和颂扬以及对自己已去世儿子的思念。到1918年6月27日, 马家有一男婴出生, 美国男孩的名字经常以父亲、 (外) 祖父、教父或感恩、崇拜的人命名。据对葛马可南卡罗来纳州家谱考证, 当时葛芮尔与马家的关系、马家对其感恩及葛芮尔对其丈夫的怀念之情, 音乐家马可的名字应该是对感恩引领人葛马可的纪念。葛芮尔把医院的奶牛交他喂养, 向他传授先进饲养方法和挤奶技术, 使他在徐州西关出了名, 日子过得很红火。

保护妇女, 救人下跪。1937年, 大批台儿庄会战中的伤员在徐州教会医院救治, 期间, 徐州经常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葛芮尔当时已年近70, 在海外工作早已超过40年, 可以退休返美, 但由于美国为中立国, 医院更需要医生, 她毅然选择留下与美国、中国同事继续工作。

1938年5月17日, 日军从徐州老城门西门侵占市区, 城里尸骸满地。19日开始对徐州平民进行迫害, 尤其是对妇女儿童的残害令人发指。在徐州实行惨无人道的“慰安妇”制度, 被劫掠的妇女被逼做慰安妇, 肉体上、精神上饱受侮辱、摧残, 稍有反抗立即被枪杀, 还在光天化日下摧残、蹂躏、枪杀普通妇女、儿童。1938年5月日军占据徐州期间, 约有2500多名妇女儿童为免遭日军蹂躏逃进教会学校和医院避难。由于中国籍守门人均被日军射杀, 葛芮尔与Brown夫人勇敢站出来亲自守卫大门。日军虽然将刺刀伸进铁门却未能进入, 这些妇女儿童得以保护。抗战胜利后, 徐州百姓举办舞龙、舞狮大会向葛芮尔等致谢。2010年夏天,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Montreat, 这一纪念活动仍然延续。

1939年徐州地区19位华籍神职人员突然遭日军逮捕, 拘留70日, 并遭毒打及刑讯。葛芮尔, 一位71岁、受人崇敬和爱戴的美国医生、坤维医院院长、虔诚的基督徒, 如同一个伟大的母亲为拯救自己儿子生命放弃了个人尊严, 违背了自己多年宗教信仰, 不惜向日本鬼子下跪, 声泪俱下恳求让他们活命, 这些被拘捕人员因此得救。

二、葛芮尔人文素养渊源

在跨文化交流中, 多少存在着文化优势倾向, 往往以相对先进文化一方为价值标准来判断其他文化。过去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 把人类分为文明———开化优等民族、贫穷———未开化落后民族、龌龊———粗俗民族和无赖———野蛮劣等民族几类。四十多年里, 她始终尊重中国文化, 并一生都在中国工作, 由于她对人生命的呵护, 对人情感、意志和价值的尊重, 使她具有亲和力, 。这些有别于其他外籍人士的感召力不仅来自于其职业素养, 更来自于其信仰、教育、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

首先,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裔族家庭背景使其具有较多的同情心。通过对夫妇俩家谱研究, 其先辈分别来自北爱尔兰和苏格兰, 由于这两个民族在英国都具有遭受压迫和信仰不得自由的相同经历, 不幸的体验使这两个民族的后裔更愿意帮助不幸的人。其次, 医学教育中爱、人性、奉献精神为核心的医学人文教育贯穿于整个职业教育、实践和执业活动中。再次, 个人经历、生存环境影响。她四五岁时相继失去了父母, 情感体验使她更能体会到爱的价值。在徐州与家里的雇工相处融洽, 在其传记里多次赞扬家里孙姓阿妈等具有奉献精神;在坤维医院任院长几十年里, 工作人员不分国籍, 工作、吃饭、活动都在一起, 关系形如家人。最后, 基督教宗教教义培育并滋养了她的爱心。她姑母是虔诚的基督徒, 姑父服务于当地教育机构和教会;其丈夫的父亲生前曾是牧师和南卡罗来纳州Due West神学院院长。根植于灵魂深处并溶于血液的信仰引导她关爱他人并快乐服务于需要帮助的人。

8.中国首例：盲人医师考取美国博士 篇八

杨洋，辽宁营口市一个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父亲是军转干部，母亲在商业系统工作。杨洋从小聪明好学，他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物理学家。可命运在杨洋15岁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患上了视网膜黄斑病变，最后因眼睛彻底失明而辍学。

经过两年的自我调整，在父母的耐心抚慰开导下，杨洋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新的人生。

杨洋17岁时，青岛残联试办全国第一所盲人高中。杨洋决定报考。父母请来当地最好的家教给儿子辅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杨洋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青岛盲人高中。杨洋平时学习非常努力，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二那年，他参加了专门针对盲人的全国“单招单考”高考，考入长春中医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专科就读。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杨洋便一边学习，一边到校门外的医院实习。

深圳谋生，立志做一个整脊专家

杨洋是个有心人，经常通过收音机掌握信息了解外面世界的他在毕业前半年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深圳患腰椎病的人很多，急需大批技术高超的整脊推拿方面的人才，且推拿师的收入不菲。

1999年毕业后的杨洋和退休后的父母一起来到深圳。经过几天努力，他终于在火车站附近一家中医推拿诊所找到了临时推拿的工作，每月的收入是800元基本工资加提成。杨洋真诚善良，加上技术好，善于交流，很有人缘。半年之后，一个要好的客户介绍他来到罗湖区管理中心大厦医务室上班。

一切稳定下来之后，杨洋父母在附近租下房子专门照顾儿子的生活，让他专心工作。杨洋买来了电脑。准备更系统地学习整脊方面的专业知识。盲人学电脑比健全人学电脑不知要花多少倍的代价，仅仅认识并记住键盘上的字母，他就花了近1个月时间。为方便学习，他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款读屏软件帮助学习。半年后，杨洋便能熟练上网了。

通过网络，杨洋发现目前在中国乃至全球，真正权威的整脊专家很少，社会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杨洋暗暗下定决心向这个目标奋进。

2000年年底，杨洋调入罗湖区卫生局保健所工作，成为一名在编的医生。保健院共有10多名医护人员，只有杨洋一人是残疾人。在这里，杨洋充分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每当吃饭时，总是有同事争先恐后地带杨洋到单位的自助餐厅去打饭。杨洋用更加努力的工作表达着对大家的感恩。

家有贤妻，生活事业有靠山

2003年，杨洋考入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本科学习。毕业后，杨洋被调入罗湖中医院工作。随着业务日臻成熟，他做一个真正整脊专家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杨洋为人真诚，业务熟练，很有人缘。在这里，他同样得到了同事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在照护杨洋的同事中，有一位女护士特别细心，她不仅带杨洋到餐厅吃饭，还帮杨洋刷碗洗衣，甚至有电子信件“看”不清楚，她也会适时出现在他面前来帮他。

这名护士叫刘维家。她来自长沙市，医专护理专业毕业后来深圳打拼。在不断的接触中，刘维家发现杨洋知识面特别广，自然社会、天文地理无所不懂，每当两人聊天时，刘维家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聆听“杨老师”滔滔不绝的演讲。可一聊到情感的话题，杨洋却突然沉默了。其实对杨洋感情生活非常了解的刘维家很理解面前这位“偶像”的内心世界。

此前，杨洋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早在2001年，杨洋与一位女护士结婚并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可因感情不和，维持了近10年的婚姻解体。离婚后儿子归杨洋抚养。早已离婚的刘维家看杨洋一个盲人带着一个儿子实在不容易，时不时帮他一把。时间长了，她发现杨洋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男人，才向杨洋吐露心声，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可杨洋顾虑太多，起初并没有答应。杨洋的父母非常看好这个准儿媳。虽然刘维家比杨洋大三岁，但刘维家非常懂事，会持家，对人温柔体贴。最终，杨洋决定与刘维家牵手，共同组建一个新家庭。2012年5月，杨洋和刘维家结婚。

刘维家离婚后也带着一个11岁的儿子。杨洋的儿子13岁。两家人组合到一起，摩擦难免。刘维家是湖南人，吃菜，顿顿离不了辣椒。而杨洋是东北人，几乎不吃辣椒。为了照顧杨洋父子的口味，刘维家只得忍着尽量少吃辣椒。而两个孩子刚来到这个家庭时，都不说话，不叫爸爸，也不叫妈妈。甚至两个孩子之间也不时发生些小摩擦。杨洋和刘维家就利用节假日带上两个孩子到海边去游玩，陪他们看他们爱看的电影《变形金刚》。平时他们更是彼此视对方的孩子为己出。刘维家平时下班后除担负起全家的家务外，还挤出时间参加英语培训，辅导孩子英语时总让两个孩子问不倒。而杨洋则承担了两个孩子的数学辅导。两个孩子，尤其是刘维家的儿子，感受着这位特殊父亲的关爱，更从内心里佩服起了这个伟大的父亲。

中国盲人医师考取美国博士第一人

2013年年初，已39岁的杨洋决定报考整脊专业的研究生。可当他问遍全国高校后，发现没有一个高校招盲人研究生的。之后，杨洋通过网站了解到美国有几所大学的整脊专业招盲人博士。这让他喜出望外。可是要报考美国的博士，必须通过托福考试。杨洋开始恶补英语。每晚9点，他开始用电脑学习英语，一直学到半夜12点。早上6点30分起床又开始学。中午小憩10分钟后，又开始背单词。日积月累，《新概念英语》等多套教材，他几乎每本都能背下来。

临近考期，他通过美国托福考试中心了解到中国大陆没有设考点。如要参加考试要到我国香港考试局参加考试。7月18日，刘维家陪杨洋来到香港考试局参加托福考试。全中国的盲人考生只有杨洋一人。偌大的考场，10多个监考等工作人员都在为一个特殊的考生服务，杨洋脸上洋溢着自信。进考场前，他幽默地对监考官说：全国只有我一人考试，这恐怕要打破一次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监考官也被杨洋的自信所感染，鼓励他道：相信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9点整，考试开始了。他沉着地戴着耳机，显示器对着主考官。工作人员在旁边读，他听完问题后，通过电脑键盘选择答题。听、说、读、写两天四项考试，杨洋依次答题。不久，考试成绩公布，听、说、读、写四项总分120分，杨洋得了97分，顺利通过托福考试。

2014年1月，他申请了美国西部生命整脊医学院等4所美国大学。2月，通过视频面试，提交学术文章。6月中旬，他收到了美国西部生命整脊医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两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杨洋最终选择了位于旧金山的美国西部生命整脊医学院。6月28日，杨洋先期抵达美国入学。11月26日，杨洋妻子带着两个孩子飞往美国帮助丈夫全身心投入学业。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世界整脊医学事业的巅峰上一定会闪耀起杨洋的名字。

9.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九

博士的学习主要是培养行业内的领航者，要求学生具备非常强的研究能力，而且要发表过高质量的论文，这样将来能够去好的大学做教职或找到好的工作，大学重视这些，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学校的声誉，当然这也是大学对社会最大的价值所在。博士项目经费的来源则因学科而不同。工程学院一般来自于教授的项目基金，而商学院则多来自于本科及硕士项目的学费的补贴。

科研能力

体现科研能力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是发表文章，二是参加科研项目。项目的成果一般都是发表论文。但如果没有发表论文，还请选择去美国留学读博士的孩纸一定要在 自己的项目科研经历上多下功夫，要多参与这个科研，而不是应付了事，不然将来谈到科研经历，也写不出什么实质的东西来。对于一般的科研文章，最好能排在文 章署名前三名，如果太靠后了，影响力就不大了。

学术能力

学生的学术能力一般是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因此如果大学 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比如可能还没有达到3.0/4.0这样的成绩，我就不建议学生申请了，因为这样的话会让美国学校教授不敢确定你是否能顺利完成美国的博 士学位，除非，你有超出一般的科研经历，比如有多篇跟教授研究方向相似的科研经历及论文的发表，教授觉得你是能够帮到他们完成相关的科研项目的。

语言能力

GRE可以体现学生的语言能力、推理能力及数学解读能力，理工科博士申请，GRE的高低也是会作为录取的重要标准之一，特别是数学部分，之前在申请博士留学过程中，有学校直接告诉申请者GRE分数太低，需要重新参加GRE考试，由此可见GRE的重要性。

托福考试是衡量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无论对于本科、研究生、博士申请，每个学校都设置有最低的录取标准。因此申请者必须要特别重视 TOEFL的考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托福口语考试是非常关键的一门，因为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项目组的所有人相互沟通、相互配合，因此就要求基本的工作沟通能力，建议托福口语单项能在23分以上。

优质的文书

10.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十

中新网1月8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编译报道，美国高校的教授们是如何决定哪位申请人能够被录取攻读博士学位的?作家朱莉·珀赛尔(Julie R

Posselt)的新书对此进行了揭秘。

美国高等教育内幕(Insider Higher

Ed)网站6日报道，珀赛尔在著书期间被允许观察了整个录取过程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教务人员没有照本宣科地向她列举一条条录取原则，而是很坦诚地与她分享了许多不愿公开透露的信息。

当珀赛尔探寻有关多样性问题时，她发现许多教授都表示自己有责任给学校的学生群体增加多样性。不仅仅是常被忽略的少数族裔，有一些学科还会有意识地倾向于女性，比如一直被认为对女性申请人有敌意的哲学学科。

虽然录取委员会的大多数为白人，但在录取的最后一个环节中，少数族裔申请人会得到些许“关照”。一名教授表示：“我努力让自己不那么关注种族问题。只有当两位申请人各方面都旗鼓相当时，我才会让少数族裔优先被录取。”还有一些教授对入学率表示担忧。因为优秀的少数族裔申请人可能也会得到其他更有名望的学校的录取。“就像赌博一样，他们可能会放弃我们而选择普林斯顿或加州理工。”

虽然GRE成绩十分重要，但当谈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人时，一名教授表示：“那些学生的成绩都太好了，所以你只能把它们扔到一边，不以此做决定。”一位哲学教授承认，这里面的确有种刻板印象的存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中国学生的GRE成绩简直是天文数字。”

教授们表示，他们对于国际申请人的测试成绩的看法并不是差别对待，而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学生对于考试的重视远远大于美国学生。

一些教授还对一些中国申请人通过作弊取得高分数表示担忧。据称，在用于鉴别英文水平的测试中，录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之前会有一些申请人英文考试分数很高，但等他们来到美国却被发现其英语水平很差。一些不对面试作要求的学科现在也要求对所有的国际申请人进行面试了。

许多美国教授表示，录取中国申请人最有挑战性。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很难以区分。更有一位人文学教授表示：“有6名中国学生，全都姓同一个姓。”

虽然教授们都在努力多了解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并且也的确从中录取了不少，但珀赛尔在书中写到：有一种比较麻烦的倾向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被认为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更像是一组平均值的集合。

11.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十一

2008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3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7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等。在前50位中，中国高校还有复旦大学(数字不详)，中国科技大学163人，南京大学155人，南开大学147人，上海交通大学144人。

该报告还指出，若以来源国家和地区统计，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包括香港)4.236人，韩国1510人。印度1479人，中国台湾609人，加拿大533人，土耳其430人，日本240人，泰国217人，墨西哥201人，英国198人，罗马尼亚191人，俄罗斯183人，巴西157人。

据悉，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大陆(含香港)17763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全球之最。2000～2001年达91.4％，2002～2005年为90.4％。而在同期所有非美国公民的博士中，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平均比例约为70％。全世界只有伊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调查数字与中国的接近。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中国成为美国博士第一培育大国”的话题为社会广为关注。笔者认为这一话题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信息更值得分析。

解读“美国博士的第一培育大国”

如果从供需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相关的信息：目前我国人才发展需求已经超出了国内教育体系容量。试想一下，假如这些海外留学生全部在国内接受博士教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否能够承载?上哪儿去找如此之多的优秀老师和科研基地?教育培训中质量是硬道理。如果我们无法满足本国人才成长对良好教育的要求，甚至连学习机会都不能提供，那么就只剩下抱残守缺了。

当然还可解读出：我国研究生培养水平不够。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有关方面从不否认和避讳自身同发达国家在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着的某些差距；我们在过去的学习、交流与合作中也得到很多友好的帮助；当然在一些别人不愿对我们开放的领域从没有放弃对自主创新、自主培养的执著。

中国大量学生能够在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并获得学位，首先表明中国基础教育的培育质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多学生都已能够顺利迈过先进国家研究生教育门槛，其次，有如此之多的学生不满足于现状，在追求上进或高水准的教育，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民族自身那种好学上进的共同动力所导致的结果。第三，在开放条件下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体验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这对民族未来长远发展而言是好事，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还有，当然这一现象还可能隐含着国人对学历的崇拜已延伸到对洋学历的崇拜。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研究通过对美国职业协会的数据库与侨办的数据库的比较发现，美国职业协会统计的中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比侨办的数据少12％，硕士学位人数少8.6％。这其中可能有由于登记或统计口径不同所导致的问题，但也存在这样的因素，有的人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本土的学位。

人才的得与失

还有人指出：这一现象突显了我方的人才流失，且可带来难以设想的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等问题。虽然博士同人才还不能直接画等号，博士候选人在外乡也并不等同于人才流失，但这种担比意识有着积极的一面。在人才方面需要始终强调一点：人才是针对社会发展需要或能否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言的。这一实用性或实践性标准决定了这样一个命题哪里有社会需要或待解决的问题，哪里才是人才培养或成长的沃土。我相信当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热土，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连续至少30年的高速发展。

我们不能忽视，当前在高等教育选择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有志成才的学子都希望能在多个名校获得经历，在不同的校园文化背景下熏陶自己、提高自己。譬如大多数能够进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人事业发展的欲望，更希望能够选择不同的名校来丰富和历练自己，师从世界一流大师或学科领军人物以求获得真知真传。这是优秀学生的共性选择，也是他们设计自己生涯的合理模式。

针对出国求学者的目的、动机、求学模式、成才路径、条件需求等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深入分析，应当说，这些现象和数据具有很深的政策意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暗示着政府和教育机构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可能会产生两面性的结果：有利的是，这样可以使我国共享全球的教育资源，培养国内所需人才；不利的是，由于国内外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若干年的熏陶，在本土使用上难免会遇到文化、政策法规及管理上的一些障碍。

在人才问题分析和深入研究方面，如果单纯强调自我为中心，那么你将始终面临人才紧缺、人才流失这样的魔咒；因为问题没有解决、目标没有达到，你就是觉得人才不够用，由此，人们现在更多是谈论“人才交流”、“人才获得”、“人才流通”、“人才融合”、“柔性流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等说法，就是想从更大的视角拓宽人才资源观和使用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现代科技创新步伐加快，知识和能力折旧加快，这造成这样一个现象——人才难以储备，几乎没有人愿意做人才储备。于是乎我们看到，只有能够持续创新、推进科技或学术前沿进步的学校、科研基地以及企业，才有能力储备人才；其他大量的社会机构只是在人才流动、流通中找寻自己所需的人才。

如何利用开放环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环境日益开放。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子出国深造，也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接受教育，包括学历、学位教育和专业培训。现在要更好地利用开放环境加快培养优势人才，这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趋势下，我认为，培养优势人才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深入了解成才需求，配置好教育资源。应深入调查研究出国留学人员的成才需求，把握好政策和工作的着力点。应把最好的资源(名师资源、教育资源)提供给最好的学生，包括本国的，也包括来中国学习的，让最有才华的学生在中国就会获得最好的学历、学位教育，并有最好的发展。

第二，创新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应根据学生的需求，借鉴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更多地开展国内外教育机构的联合培养。这样可促使国外好的教育资源、人才培养模式同中国当前发展的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提高教育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继续开辟一些渠道来增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力量。比起在国外有众多的中国学生攻读高级学位而言，让在中国已获得高级学位的人员再出国为他人所用，这一情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一定要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为此，我们必须把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领域科研的资金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除中央政府要保证增加投入外，还要引导地方政府、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奖励机制等，共同来提高这方面的投入，为优秀人才在国内的发展营造好的环境。

第四，要倡导新的人才价值观。教育要出人才，也必须出人才。但人才的价值不取决于学历学位：与洋学历洋学位的关系更谈不上。纵观历史，人才的涌现和发挥作用同他／她所在民族、所在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力跃升期，它将呼唤着大量人才脱颖而出。

第五，积极开展面向全球化的教育。记得小平同志很早就向我国的基础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的要求。当初的“面向世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面向全球化”。过去的面向世界主要是为了曾经较为封闭的人们了解世界，确立开放的、积极的世界观；现在面向全球化，则需要以更深入、更透彻的理解和能力来融入、利用和主导全球化。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培养全球化所需的人才就是最佳途径。

12.美国申请博士后 篇十二

一、美国教育博士(Ed.D.)教育的中心问题: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

(一)趋同问题的历史考察

在美国,教育博士(Ed.D.)教育趋同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从其创立之初就开始出现了。1921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首开先河,授予了世界上第一个教育博士(Ed.D.)学位。[1]就当时创办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动因来说,主要有三点。其一,在学术上,试图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学位——教育博士(Ed.D.)教育来专门培养教育实践领域所需要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以区别于研究取向的教育学博士(Ph.D.)教育。其二,在政治上,创办教育博士(Ed.D.)教育是为了回应大学教员对于教育学博士(Ph.D.)的尖锐批判,因为当时教育学科的教育博士(Ed.D.)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既培养学者、又培养实践者的混合型博士学位教育。其三,在博士教育权利与资源的分配上,创办教育博士(Ed.D.)教育使教育学院摆脱了文理学院的控制,获得了独立设置教育博士课程与开展教学的权利。[2]可以看出,就教育博士(Ed.D.)教育创立的原始动机来看,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是存在很大差别的。但遗憾的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这种初衷,其教育博士(Ed.D.)学位并没有专门授给教育实践者,而同样也授给教育理论研究者。有研究者评价说:“自教育博士(Ed.D.)教育诞生于哈佛大学的那一时刻起,它就与一般教师学院(Teacher College)中的教育学博士(Ph.D.)教育差别无几。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外界对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要求使然,倒不如说是由哈佛大学的特性与学术传统所决定的。”[3]

后来,更多的美国大学在开办教育博士(Ed.D.)教育时都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它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区别。大学的这种做法得到了一些学生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当时社会流行的博士教育价值观认为,教育学博士(Ph.D.)学位的地位要高于教育博士(Ed.D.)学位,所以对于接受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学生来说,大学淡化两种学位界限的做法正好满足了他们维持自尊的愿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原本在个别大学中存在的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问题没有得到逆转,而且逐步蔓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两者的趋同性已经明显地表现在毕业生的就业方面。有研究表明,在1930年～1940年期间,美国有50%的教育博士(Ed.D.)教育学位获得者并没有进入教育实践领域工作,而选择了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而在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毕业生中,也有46%选择了从事教育实践工作。[4]从中可以看出,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在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差异是很小的。

由上可知,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痼疾。时至今日,这种弊端非但没有得到扭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类似于哈佛这样的一流大学仍继续把教育博士(Ed.D.)学位同时授予教育学者和教育实践者,而另外一些大学(如威斯康星大学)仍继续把教育学博士(Ph.D.)学位同时授予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人员,那么,美国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的问题就将继续存在,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混淆。”[2]

(二)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的具体表现

1. 培养目标的趋同

从理论上看,美国的多数大学在实施教育博士(Ed.D.)教育项目时,都对其目标进行了规定,且突出强调了一点,即通过博士水平的专业训练,培养“研究型专业人员”(researching professionals),使学生在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从事教育教学以及教育管理的专业能力,达成对教育专业特性的理解,养成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意识和习惯。简言之,教育博士(Ed.D.)教育的核心培养目标在于为教育实践领域造就高层次的、具有实践研究和实践反思能力的“专家型”专业工作者,“实践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而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型研究人员”(Professional Researchers),其旨趣在于为高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输送具有从事原创性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学术性”是它的主要价值取向。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博士(Ed.D.)教育却逐渐偏离“实践性”的理论定位,而滑向追求“学术性”的误区,导致其培养目标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培养目标趋同。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改革计划(Carnegie Initiative on the Doctorate,CID)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美国许多仅仅授予教育博士(Ed.D.)教育学位的大学在其培养过程中,把“纯学术”研究提高到与应用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一些兼授教育学博士(Ph.D.)和教育博士(Ed.D.)两种博士学位的大学里,只有72%的大学认为应用研究对于攻读教育博士(Ed.D.)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另有28%的大学认为应用研究对于教育博士(Ed.D.)教育学生来说并不重要。[6]教育博士(Ed.D.)教育中的这种淡化实践性、追求学术性的做法不仅使其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也使其在事实上逐步沦为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附庸。[7]

2. 入学标准的趋同

作为培养应用性教育人才的教育博士(Ed.D.)教育项目,其主要的招生对象应当是教育实践者。因此,一些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都明确规定,攻读教育博士(Ed.D.)的学生在入学时必须拥有若干年的教育实践工作经历,从而区别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入学标准。但在美国,除了少数针对在职专业人员而设置的教育博士(Ed.D.)教育项目之外,多数大学一般不把“必须具有若干年相关工作经历”作为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入学前提条件。因此,对于在校学生和拥有各类工作经历的专业人员而言,只要符合特定条件都可以申请入学。从这个方面来看,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入学标准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颇为相似。不仅如此,教育博士(Ed.D.)教育在招生时,美国一些大学对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所提出的要求也类似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例如,要求学生具有合格的GRE或GMAT的考试成绩;要求学生在学识上已经达到或相当于硕士毕业的水平。有研究显示,在美国1995年～1996年度注册的攻读教育博士(Ed.D.)的学生中,有83%拥有硕士学位,另有6%拥有其它类别的博士学位或第一级专业学位。[8]总之,正如美国学者舒尔曼(Lee S.Shulman)所指出的,“就入学标准来看,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差异是微小的,两者在入学时所要求的经历(课程)和业绩(学术论文)等都是极其相似的”。[7]这种入学标准方面的趋同性实际上违背了教育博士(Ed.D.)教育的本来宗旨。

3. 培养模式及师资队伍的趋同

在美国,实施教育博士(Ed.D.)教育项目的主要机构为大学等学术机构,这种效仿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以大学为中心”的培养模式使得教育博士(Ed.D.)教育在培养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学院化”倾向。由于大学具有学术研究的优势和偏好,教育博士(Ed.D.)教育在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为教学而教学,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同时,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培养模式下,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导师与教学人员基本上是依靠教育学博士(Ph.D.)教育的教学队伍,缺少专职的导师队伍和教学队伍,并由此衍生出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在大学教师队伍中,大部分人都受过教育学博士(Ph.D.)的教育,在价值观念上,他们信奉学术,而不屑于从事专业学位教育;在教学、指导方法与论文要求上,他们习惯于运用理论灌输、封闭式研究和学术思辨等传统的教育学博士(Ph.D.)教育方式来培养攻读教育博士(Ed.D.)的学生。这充分反映了“以大学为背景而设立的博士学位在本质上和程序上都必然以学术为根基”。[7]同时,大学为了节约教育成本,往往也会主动地选择运用同一的教学资源和便利的教育方式来同时进行教育博士(Ed.D.)教育和教育学博士(Ph.D.)教育。总之,在“学院化”培养模式下,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导师队伍都很难保证自己的特色,其结果导致:在同一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教育博士(Ed.D.)教育和教育学博士(Ph.D.)教育人才,除了在所获得的学位证书名称上有所不同之外,在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方面都毫无特色可言。

4. 课程设置与学习方式的趋同

美国大学的教育博士(Ed.D.)教育项目一般都实行学分制,而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实行模块化(Module)的课程,一般分为核心课程模块、研究方法课程模块、选修课程模块、教育前沿问题研讨课程模块等,以下是美国两所大学的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课程设置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一些美国大学的教育博士(Ed.D.)教育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所占的学分较多(以上两所大学的课程学分分别为75学分和72学分),而实践课程所占的学分较少(如匹兹堡大学的实习课程仅为12学分)。就注重理论课程这一点来看,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Ed.D.)教育的课程设置非常相似。同时,从各大学教育博士(Ed.D.)课程实施的过程与效果来看,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课程学习主要采取讲授和研讨等方式来进行,课程学习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学生学术水平的提高上。这种学术色彩过于浓厚的教育博士(Ed.D.)课程学习也是与教育学博士(Ph.D.)十分相仿的。有研究者曾对这种模仿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课程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的教育博士(Ed.D.)所开设的课程与教育领导者的现实需要并不相关……,人们正在担心教育博士(Ed.D.)教育是否能能够继续承担起造就具有卓越管理能力的教育领导者队伍的重任。”[13]目前,更多的学者已经指出,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学习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没有关注行业实践的需要和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

5. 学位论文及评价标准的趋同

目前,在实施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过程中,美国多数大学都把学位论文看成是授予该种学位的硬性要求,并且其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学博士(Ph.D.)论文存在雷同性。美国学者克利夫德(Clifford,G.)和古斯里(Guthrie,J.)曾将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教育博士(Ed.D.)学位论文与同时代的教师学院的教育学博士(Ph.D.)学位论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除了在篇幅、字数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别,而在选题特色和学术水平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别。[14]当今,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尽管教育博士(Ed.D.)论文字数要求(一般为4～5万)比教育学博士(Ph.D.)论文字数要求(一般为6～7万)少,但其论文的框架结构、学术水准、评审与答辩程序等基本上参照了教育学博士(Ph.D.)论文的标准。由此导致的突出问题是,教育博士(Ed.D.)的论文过于学术化而与教育学博士(Ph.D.)论文风格雷同。教育博士(Ed.D.)论文在选题上没有充分关注实践问题的解决,很多教育博士(Ed.D.)论文的研究方法也与教育学博士(Ph.D.)论文的研究方法趋同。

二、美国教育博士(Ed.D.)教育改革的论争

面对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发展困境以及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批评,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教育决策者呼吁对教育博士(Ed.D.)教育进行一场彻底改革,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教育博士(Ed.D.)教育改革的激烈论争。

(一)要不要将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严格区别开来?

针对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培养目标偏离初衷并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的问题,美国发起了一场要不要将两种博士学位加以区别的讨论。第尔(Dill)和毛瑞森(Morrison)等人认为,应当将两种博士学位加以严格区别,即教育学博士(Ph.D.)教育必须关注“纯学术”研究,以培养未来的“学科管家”;而教育博士(Ed.D.)教育应当以“应用研究”为旨趣,造就实践领域的专家。[3]在作为美国教育博士(Ed.D.)教育改革前沿阵地的皮博迪学院(Peabody College)中,也有一些教授极力支持这种改革主张。古斯里教授说:“一直到教育博士(Ed.D.)教育和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被清晰地区别开来,教育博士(Ed.D.)教育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是合法的、被广泛认可的学位。”[16]但是,也有人不赞成将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进行严格区别。其理由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划清界限,它必将进一步恶化美国教师教育界业已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分裂的现状。反对者还认为,模糊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之间的界限反而会有利于教育博士学位系统的整体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教育领域博士学位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二)教育博士(Ed.D.)学生要不要写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问题始终是人们指责教育博士(Ed.D.)教育的重要依据。为了解决教育博士(Ed.D.)与教育学博士(Ph.D.)毕业论文趋同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取消教育博士(Ed.D.)教育的毕业论文,而另外一些人则坚决反对。皮博迪学院教授麦菲(Murthy)等人认为,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学生不需要撰写学术研究论文,可以用实证性的、案例性的研究设计(Project)来代替它,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教育博士(Ed.D.)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和结果等都与教育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16]而反对派认为,取消毕业论文实际上就意味着降低了教育博士(Ed.D.)教育的质量标准和“含金量”,并批评它是大学迎合学生的庸俗化教育行为。他们主张,从博士学位教育的“严肃性”出发,攻读教育博士(Ed.D.)的学生也需要撰写符合严格标准的毕业论文,以便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能力和成果。[16]

(三)教育博士(Ed.D.)教育有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教育博士(Ed.D.)教育究竟废除与否?

随着论争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质疑教育博士(Ed.D.)教育继续存在的价值以及废除与否的问题。莱文(Levine,A.)等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博士(Ed.D.)教育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并在一些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取消教育博士(Ed.D.)教育的改革主张。他曾说:“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教育领导者一定要接受专业博士学位教育。”[13]在他看来,教育博士(Ed.D.)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学位教育。他还认为,最棘手的问题是,当前美国的一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等都不愿意直面和解决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的问题,因为这样做与他们的利益追求不相符,特别是对于一些美国大学来说,教育博士(Ed.D.)教育始终被他们看成是“摇钱树”和申请博士项目的便利工具。因此,美国的教育博士(Ed.D.)教育与教育学博士(Ph.D.)教育趋同问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基于这种认识,莱文建议取消教育领导专业(School leadership)的教育博士(Ed.D.)教育,代之以硕士层次的、“去大学中心的”专业学位教育项目M.E.A.(Master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3]舒尔曼、吉尔德(Gold)等人则主张避开目前的教育博士(Ed.D.)教育框架的影响,仿照医学博士教育(M.D.),为教育实践者重新设计一种崭新的专业学位教育项目——专业实践博士(Professional Practice Doctor,P.P.D.),并要求其主要招收教育在职人员,采取临床教学和案例研究,雇佣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临床教员”,以培养高素质的、专业领导型的教育实践者。[7]

但是,上述观点和改革建议遭到了质疑和反对。很多人认为,教育博士(Ed.D.)教育在美国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不能取消它。原因在于:首先,美国教育博士(Ed.D.)教育的现实问题并没有如莱文等人所描述的那么严重,因此不能依据不可靠的事实来做出取消教育博士(Ed.D.)教育的决策。[22]其次,即使教育博士(Ed.D.)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也属于正常现象,其他学科的专业学位博士教育也是如此。而目前,一些学科(如医学、工商管理等)仍然保留专业学位博士教育,教育为什么不需要?[22]再次,近年来(尤其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颁布之后),美国的教育实践对其从业人员所提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未来的美国中小学校长、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都应当是具有批判反思能力的研究型专业实践者,而这离不开教育博士(Ed.D.)教育为他们提供实践取向的博士学位教育。为此,美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教育博士(Ed.D.)教育,而不是废除教育博士(Ed.D.)教育。[22]

目前,尽管争论的各方就如何改革教育博士(Ed.D.)教育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争论是无谓的。持续的论争已经激发人们对于美国的教育博士(Ed.D.)教育进行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研究者所评价那样:“尽管取消教育博士(Ed.D.)教育的主张遭到了反对,但莱文本人仍然会很高兴,因为他的研究和建议已经激起了广泛的、有力的观点交锋和对话,这正是教育博士(Ed.D.)教育打破现状、开启美好未来的前奏。”[16]

摘要：美国的教育博(The Doctor of Education degree,Ed.D.)专业学位教育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其与教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in Education,Ph.D.)教育在培养目标、入学标准、培养模式与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与学习方式、学位论文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着趋同性。围绕该问题的解决,美国近年来展开了一系列的论争,从而激发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教育博士(Ed.D.)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