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商鞅（共14篇）

1.商鞅 篇一

《商鞅变法》的教学设计

──以故事（细节）、材料和问题为思路

周 明 老 任

关键词：教科书；兴趣；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5－0007－05

人教版选修一第二单元《商鞅变法》分为三课，分别从改革的背景、内容、影响等三个角度全面介绍了商鞅变法。其中第二课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三课富国强兵的秦国，人物主角单一，事件发展连贯，历史记载详细，可用故事（细节）、材料和问题的思路进行教学。教学对象是高二学生，设计的问题应该既考虑趣味性，也要有一定的思维深度；既要结合他们的经验，也要把握重点难点。另外，根据实际情况，完全脱离教材并不是明智之举，应该尽可能利用教科书，使学生在阅读中思考，避免死记硬背。这个教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所需课时有待教学实践。

一、过程设计

导入：请一学生阅读上节课课文的倒数两个自然段：“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那时，各诸侯国会盟，拒绝邀请秦国参加。秦孝公受到很大刺激，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决心发愤图强，实现富国强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商鞅辗转来到了秦国，辅佐雄心勃勃的秦孝公进行了改变秦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变法运动。”

通常课堂教学的导人新课，是注意本节课与上节课的衔接，没有必要就不必使用电化教学手段。这段课文阐述了秦孝公急于变法的细节，完全可以做开场白。

问题1：秦国变法的决心来自哪里？

学生能想到决心来自国君秦孝公。教师要进一步说明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成败决定于国君，成果能否延续则要看变法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商鞅是卫国公子的儿子，他姓公孙，应该叫他公孙鞅，或卫鞅，后来他率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把商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商君”，《史记》中有一篇他的传记，司马迁按封号取名“商君列传”，后人习惯上叫他“商鞅”。小小的卫国实际上是大魏国的附庸，地域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因此，商鞅应该算是河南人。他起初投身于魏国丞相的门下。

故事1：魏国丞相公叔痤非常赏识商鞅的才干，公叔痤病危时，魏惠王亲自来探望，问：“您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能接替您呢？”公叔痤说：“商鞅虽然年轻，但是个难得的人才，可以把全部政务交给他。”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让左右的人都出去，又对魏惠王说：“大王不用他，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去别的国。”事后，公叔痤本着先国君后臣子的原则，把原话又告诉了商鞅，让他赶紧逃走。商鞅却不以为然，说“魏王不听你的话起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结果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认为公叔痤的建议很荒唐。

问题2：魏国丞相举荐商鞅代替自己，又建议魏王不用就杀了他，说明什么？

商鞅真是个人才啊，你看，他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很准确，面临被杀头的危险，还那么从容，一般人做不到。说明他判断能力强、心理素质好，有政治头脑，有政治智慧，是一个可以担当重要政治责任的人。

上述故事教科书只讲了一半，完整地讲这个故事，意在介绍商鞅这个人的特征。商鞅长的什么模样？史书没记载，教科书里的画像也是根据他的性格想象的，一幅冷面孔，看上去坚毅、果敢。商鞅是变法的主角，因此必须让学生首先了解这个人。以往教学大都忽视人物的个性，讲王安石变法，不讲王安石这个人，讲张居正改革，不讲张居正。尽管考试很少涉及人物的个性，但这是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进入历史情境进而理解历史的“药引子”。商鞅的个性特征和政治智慧与他后来能够推行改革有直接关系。

但是，他要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在当时只有一个渠道──把自己推荐给一个能够赏识自己、重用自己的国君。于是他跑到现在的陕西，投奔决心发愤图强的秦孝公。

故事2：一个河南人跑到陕西来想当官，成就一番事业，难度不小啊。商鞅也得走门路，怎样打通的关系？史书没有记载，这已不重要了。他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求见。第一次见孝公，他大讲“帝道”，即：黄帝、尧、舜等统治经验。孝公听了昏昏欲睡，事后很生气地斥责景监：你怎么介绍这样的混入？我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人呢！景监挨了训，责备商鞅。商鞅却说，我在试探他的想法呢，要求再次接见。5天后，第二次见孝公，商鞅大谈“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国方略，秦孝公耐心听下来，但不以为然。事后又责备景监，景监又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还没说到正题呢，请再安排接见。第三次商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到战胜各国、富国强兵的话题。秦孝公对景监说，这个人行。我还要和他谈谈。商鞅就争霸之道、强国之路，再次与孝公交谈时，孝公越听越入迷，不知不觉地挪动双膝，凑近商鞅（那时还没有椅子。席地而跪坐）。两人一连谈了几天，孝公还不满足。

问题3：司马迁就这件事评论说，谈帝王之道本来就不是商鞅的本意。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可是商鞅为什么不直接切入正题呢？

这是一个引导想象的问题。学生可能会有各种猜测，比较合理的解释包括，试探孝公的诚意、志向、价值观念；商鞅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啊，夏禹、商汤、周文王如果按照帝道行事，就不会出现夏商周三代了。落点应强调：时代不一样，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应该选择新的政策。

问题4：为什么秦孝公对帝王之道不感兴趣？但他还屡次接见商鞅？

这是教科书提出的问题。教科书上说“秦孝公求贤若渴”，学生可以想到。为什么不感兴趣？就是时代变了，按照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

这个故事有情节，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问题设计成两个，意在说明两个人的思想一致，这才能够结合。用足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引导学生进入历史情境思考问题，改革都是要改变传统中不适应当前形势的政策；自上而下的改革关键在于主政者，他们的思想决定改革的力度。

故事3：秦孝公决心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又怕舆论非议，于是让商鞅与守旧大臣们对话。大臣甘龙认为：“依照民俗而施政，不费力就会成功；沿袭成法治国，官吏习惯，百姓也平安。”商鞅说：“你这是凡夫俗子的言论。你这类官员可以当官守法，但是不能与你讨论变法问题。”大臣杜挚又提出：“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旧器；效法古代不会有过失，遵循旧制不会出偏差。”商鞅回答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汤和周武王因为不遵循旧制才成就大业，夏桀、商纣因为不改旧制而亡国。违反旧制不能否定，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辩论的结果更加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问题5：“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是商鞅留传后世的名言，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不能拘泥于旧制度。孝公安排商鞅与大臣们对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辩论和推进改革有什么关系？

设计这一问题，是让学生认识改革需要作充分的舆论准备，估计学生可以想到。可能想不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首先来自上层，教师应强调这一点，以便认识其他改革。改革者意志坚定也是不可或缺的，改革的征途不会因为一次辩论而一帆风顺。最后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成为后世改革的依据。

故事4：变法的法令拟好了，但没有公布。商鞅派人在城中人流较多的市场南门，立起一根大约6米多长的圆木，布告：“谁能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赏十镒黄金。”一镒按照20两计算，就是200两黄金，一两约折合今天20克多一点，（也有说合31．25克），至少4公斤的黄金！太多了，没人相信，也就没人去试。“谁能搬，赏五十金！”有个楞小伙儿扛起木头搬到北门，没想到，立马就得到五十镒黄金（20多公斤啊）。这事能不传开吗？

问题6：《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述了这件事。可是，这么多黄金的赏赐，秦孝公多心痛啊。司马迁说的是赏“十金”“五十金”，春秋战国时，黄金的单位有时论“镒”，有时论斤。一镒20两、一斤十六两，怎么算也不少啊，《史记》会不会有夸张的成分？

这样的问题会引起学生兴趣。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135—前93年，这个故事应该发生于商鞅变法开始的那一年，公元前356年。变法的起始时间写在板书上。司马迁追记200多年前的事，从时间上说，《史记》对这件事的记载已不是原始材料。司马迁是严肃的史学家，他写这个故事肯定有依据，至于细节是否完全准确，可以存疑。在学生发言后，这样解释，目的有二：

一、变法开始的时间容易让学生记住；

二、对史料要看是否是当时人的记载，这是渗透历史重证据的意识。

就这个故事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件事流传开来的效果是什么？

学生马上反应“取信于民”。仅仅是“取信”吗？还有“令行禁止”的作用，等于布告天下，千万别拿政府的法令不当回事，不信你就试试？11912年，毛泽东在你们这个年龄曾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三叹”商鞅这一做法，还得了100分呢。文章怎么写的，同学们可以上网找找看。

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开始变法。看教材：商鞅变法首先是发展农业，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鼓励耕织，生产粟帛多的，可免除徭役。粟，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帛，指丝织物。还有，因懒惰而贫穷的要罚为官奴。再看后一页：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承认土地私有，那么生产积极性就能够提高；配之鼓励耕织的政策，产量就可以增加。因懒惰而贫穷，全家都要失去自由，这就逼着懒人干活。强制到年龄分户，史学家考证，17岁就要另立门户（你们这个年龄），也有说以身高5尺、7尺定年龄，不分户就要多交税。这些都是以农求富的政策。

问题7：这些政策使农业发展起来，秦国税收增加了。农民有哪些税收负担项目？

教材没有说明，估计学生回答不完整。确认土地私有，是要按亩征税，实物税包括粮食和帛，免除徭役说明农民要出徭役，还有户口税。可以再追问：怎么理解秦国的土地私有权？学生肯定语塞。结合学生的经验启发：你家的房屋是私有的吗？要不要每年缴税？税额多少？结合古代国家强制分摊到土地上的赋税负担，说明土地私有不是现代意义的私有权概念。

统一度、量、衡，也是一个高明的经济政策，好理解。有时间可说明那时度、量、衡与现在标准的差异。

新法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奖励军功政策的推行，使没有军功的贵族就要失去贵族身份。编户制和连坐法的推行，老百姓也不适应。新法推行第一年，有上千人到秦都“上访”，这时又发生了太子犯法的事情。

故事5：商鞅知道后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带头犯法。”太子违反了什么法令，司马迁没写。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啊，总要留点儿面子，不好动刑，商鞅就严惩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削掉鼻子，另一个脸上刺字涂墨。这无疑会产生轰动效应。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新法令了。

问題8：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在以前的教学中，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很踊跃。诸如：打击了守旧势力；树立了变法的权威；再次证明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面；商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掌握；太子是未来的国君，有问题还得绕着走。

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改革面对的旧势力，包括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群体，和民众的习惯势力，因此改革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故事（细节）6：变法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全国划分为31个县，县令为一县之长，配副手县丞、县尉等，所有官吏均由国君直接任免，采取俸禄制，官吏按职位高低领取薪俸。俸禄，又叫薪俸、薪金、薪水，现在叫工资。当时薪俸主要是粮食。官吏的政绩突出还可以得到国君的额外赏赐。如此，秦国建立起以国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问题9：想想看，国君与官吏实质上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采取县制就能够建立起以国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第一问估计学生能够想到主仆关系、雇佣关系。第二问不知学生的反应如何。“以吏治国”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法令靠官吏贯彻，百姓靠官吏治理，官僚制度是“家天下”的保证。商周以来的官吏是世袭贵族，“世卿世禄制”就是贵族世世代代当官掌权，有封地享用。以领俸官吏取代世袭贵族，官吏根据才能功绩任免，使当官成为一种职业，官吏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丢了官职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各级官吏就能积极为君主效力，中央集权就有了保证。教材上说，变法“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指的就是以官僚制度取代世袭贵族，县制是体制，靠官僚保证中央的集权。

那么，官吏怎样统治百姓呢？

故事（细节）7：商鞅在秦国全境建立社会基层组织，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互相监督，对不告发犯罪的、隐藏罪犯的人要腰斩。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登记，建立户籍，隐瞒户口，逃避赋税，严惩不贷。基层官吏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居民，按户按人口征收赋税。

问题10：想一想，严密的户籍制度与富国强兵是什么关系？

通过户籍和连坐、告奸，农民被纳入政府紧密控制之下；户籍制度是赋役的征收依据；赋税是强兵的保证；赋税也是支付官吏薪俸的保证。发展生产所获得的财富就这样使秦国强大起来了。官僚制度和户籍制度应该说是一个很精密的设计。它的实行使秦国强大起来，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那么统一后推广到全国效果如何呢？课本上说“商鞅变法„„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长期得到沿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不难理解吧？留一个问题，课后有兴趣的同学不妨扩大视野，看看古代世界上哪个国家建立了官僚制度和户籍制度。

新法推行10年，秦国实力大增，迁都咸阳。商鞅用计打败了魏国，将秦国疆域向东扩展到现在的河南省西部。当初不用商鞅的魏惠王懊悔不已。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了，继位的就是那个太子，商鞅的麻烦来了。在此之前，就有人提醒过他。

故事8：有个叫赵良的人对商鞅说：“你外出时，随从的车有十几辆，车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卫士，没有这些防卫措施，你就不敢出来，说明你的处境十分危险，你为什么还不急流勇退？退隐山林或许可以求得平安。”商鞅知道他反对变法，没有理会。

问题11：计算一下，从变法开始的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338年，已经是多少年了？对，18年。改革的成效已经十分显著了，为什么还有人持反对态度？

商鞅出行戒备森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的阻力和艰难，18年了，商鞅的处境仍然很危险。那么，变法主要触及了哪些人的利益？贵族。上述谈话5个月后，孝公去世，那个被商鞅挖去鼻子的太子的老师，纠合一帮人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故事9：商鞅闻讯出逃，到边关一客栈投宿，店主称，按照商鞅颁布的法令，留宿没有通行证的人要判罪，拒绝商鞅人住。商鞅到魏国，魏国记恨他，拒绝接纳。商鞅走投无路，被迫在自己的封地起兵自卫，兵败被杀，秦惠文王还下令车裂尸体、诛灭商鞅的家族老小。

问题12：商鞅死得很惨啊，即使那个店主让他住下，也保不住他的性命。但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这是为什么？

读教材：新制度适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繁荣。教师发挥：我们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还会走回头路吗？不可能了。古今同理。

尾声：

细节10：千百年来，人们对商鞅及其变法褒贬不一。司马迁说商鞅“是个天性刻薄的人”，“刻薄”意思就是不近人情。司马光却说商鞅实现了“乡邑大治”，即城乡的秩序井然。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教材的“学思之窗”还提供了一些人的看法，课后不妨看看。留下问题：

问题13：结合古人的看法，谈谈你对商鞅的认识。他的变法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哪些启示。

二、设计原则

1．突出重点。变法的内容还有改变民风、制定秦律，但主要是政治制度和经济措施，因此，通过故事和细节，要达到深入思考的目的。

2．培养兴趣。应试教育影响了历史课堂教学的生动性、趣味性。而本课通过故事，使学生一步步走近商鞅，理解什么叫改革。通过这些原汁原味的历史故事，使学生体会历史的滋味，轻松学习。

3．有根有据。本课所选故事取材于《史记·商君列传》，但是，学术界对司马迁的记述早有分析，比如关于商鞅之死，《战国策》记载简略，司马迁发挥的可能性较大。教学中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立木赏金的故事则可利用，学生既容易理解，也有史料根据。

4．适当深入。在私有概念问题上的深入，虽然比较复杂，但只是置疑。学生只要理解置疑有几分道理，就是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中学教学的目的。提出官僚制度，有教材根据，也接近学生的经验。估计他们能够理解。户籍制度是教材提出来的，深入有据。

5．结合考试。任何教学设计都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本课需要记忆的时间通过故事，应该说得到了强化。变法的重点内容也充分展现。变法的意义也是通过故事得出来的。这些都是目前笔试范围。理解性的问题较之一般教学要更深入。

6．留下余韵。官僚制度和户籍制度是不是中国古代的特点，不必结论，留给学生自己解决。因为中学世界史没讲那么细，所以教师要讲，势必占用很多时间。最后一个问题作为本课的结尾，留下空间，观察教学效果。评价要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教材的结论上。如果学生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说明教学基本成功；反之，要总结教训。

三、预期效果

以故事、材料、问题为主的教学，与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并不矛盾。故事和细节则由教师讲述，考验教师的基本功。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教师应有所准备。因此，这样的教学设计首先是促使教师阅读、研究，能够让教师体验如何用教材教。人教版选修l这一单元的编排和叙述，有很多独到之处，可以充分利用。以故事、材料、问题为主的教学思路，并不排除教材，而且应当充分利用教材合理的部分。这样，学生再阅读教材，可能会真正读懂。

可能达到的教学目标：

1．对商鞅变法的基本史实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2．了解商鞅变法历史记录的基本来源，感知文本历史的产生。

3．认识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周明，男，1969年生，江苏省泗洪人，中学历史高级教师，宿迁市高中历史学科带头人，宿迁市高中历史学科教研基地核心组成员。

任世江，笔名老任，《历史教学》主编。2009-04-10 原载：《历史教学》2009年第3期

2.商鞅 篇二

商鞅深受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 在形名学说上很有造诣。公叔痤很快就发现他“有奇才”, 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举荐, 他就大病不起。魏惠王前来探望, 并问及“公叔病有如不可讳, 将奈社稷何? (叔叔, 你的病倘有不测, 国家将怎么办呢?) ”

“痤之中庶子公孙鞅, 年虽少, 有奇才, 愿王举国而听之。 (我的中庶子公孙鞅, 虽然年轻, 却有奇才, 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 由他去治理。) ”公叔痤建议道。公叔痤见魏惠王不置可否, 知他死后, 魏惠王不会重用商鞅执掌魏国国政。

出于对商鞅才能的了解, 以及对魏国前途的负责, “王且去, 痤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 必杀之, 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 (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 公叔痤屏退左右随侍人员, 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 就一定要杀掉他, 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去了。)

商鞅的四次“面试”

公叔痤与世长辞后, 魏惠王果然没有起用商鞅, 但也没有应诺将他擒杀。欣赏自己才干的靠山没了, 商鞅整日无所事事, 正为将来何去何从发愁时, 西边秦国当政者“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 将修缪公之业, 东复侵地, 乃遂西入秦。 (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 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 向东收复失地, 于是商鞅就西去秦国。) ”

商鞅见孝公, 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孝公能像公叔痤那样赏识他的才干, 并能委以重任。在朋友景监的帮助下, 孝公对商鞅进行了第一次面试。从现有史料推测, 孝公面试的问题总是围绕“根据秦国目前的现状,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来使之重回霸主地位呢?”

第一次见面, 商鞅“说公以帝道, 其志不开悟矣 (与孝公大谈特谈尧、舜的治国之道, 但孝公并不开悟) ”, 结果是“孝公时时睡, 弗听 (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 一点也听不进去) ”。商鞅离去后, 孝公还冲推荐商鞅的景监发了火:“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邪 (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 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 !”

看来, 初次见面商鞅并没有给孝公留下什么好印象。当时的秦国, 国力已衰弱到“诸侯轻视秦国”的境地了。孝公本人就好比刚上中学的初中生, 成绩平平, 除了具有“修缪公之业, 东复侵地”之大志外, 并无真正的实力可言。

商鞅面对这样一个初中生, 就给他大谈特谈名垂千古的诺贝尔奖获者的成功之道, 目标很辉煌, 但“久远, 吾不能待。且贤君者, 各及其身显名天下, 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时间太长了, 我不能等, 何况贤明的国君, 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 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所以, 商鞅遭孝公“子之客妄人耳”之责骂是必然的。

此时的商鞅, 已近而立之年, 虽满腹经纶, 但还没有机会施展。加上此前在魏国的经历, 他知道自己错过了这个村就很难有下个店了, 所以他一方面调整自己, 另一方面苦苦哀求自己的老朋友景监前去向孝公说情, 希望孝公再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

第二次见面, 商鞅“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与孝公大谈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 但他仍听不进去) 。”结果是“益愈, 然而未中旨 (把治国之道说得淋漓尽致, 可还不是孝公想要的) 。”

与第一次相比, 商鞅不再谈诺奖得主的成功之道, 而是给他讲知名学者的心路历程。虽然还不是孝公想要的东西, 但孝公感觉商鞅讲得很精彩, 对商鞅的感觉也有了积极的转变, 且碍于景监的情面难以推托, 不久, 孝公又对商鞅进行了第三次面试。

第三次见面, 商鞅“说公以霸道 (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来说服孝公) ”, 主要谈如何帮孝公像祖先一样, 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后成为“全国的高考状元”。这与秦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已经很接近了, 符合教育学上的最近发展区定律。“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 我知之矣 (看他的意思是准备采纳了。如果再召见我一次, 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啦!) ”商鞅自我感觉良好。而孝公的感觉是“汝客善, 可与语矣 (你的客人不错, 我可以和他谈谈了) 。”于是, 既决定商鞅的人生之路, 又决定秦国富强之路的第四次会谈便水到渠成了。

第四次见面, “公与语, 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孝公与商鞅谈得非常投机, 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 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 ”

此情此景, 一方面可以看出孝公求贤若渴之心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商鞅所言正是孝公所需。虽然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 在《史记-商君列传第八》等古籍中并无详细记载, 但从《商君书》等相关古籍内容来推断, 本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必是在秦国如何有效贯彻执行农战国策的强国之道。

不久, 商鞅被任命为秦爵第10级左庶长, 开始了以农战政策的推行为中心的第一次变法。新法推行十年, 成效大显, “秦民大悦, 道不拾遗, 山无盗贼, 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 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 (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 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 山林里也没了盗贼, 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 不敢为私利争斗, 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 。”商鞅因此被连升六级, 提拔为秦爵第16级大良造。

两年后, 他又进行了以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为核心的第二次变法, 秦国日趋富强, 各国诸侯都来祝贺。又过了十年, 商鞅打败魏军, 秦孝公封给他於、商等十五座城邑, 商鞅之名由此而来。

又过了两年, 孝公去世, 有人诬告商鞅谋反, 商鞅被车裂而死, 但他的变法只字未改, 在秦国得以继续执行, 直到秦灭六国统一中国。

商鞅惨然离去, 但智慧永存。他四见孝公, 乃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机。他的求职经历, 可以堪称求职路径选择之经典, 对诸多职场人士仍有广泛借鉴意义。

商鞅“求职”经验的三个要点

首先, 求职过程就是在寻找“借力团队、发展自己”的工作平台, 求职过程就是在寻找一个与个人能力及抱负门当户对的团队。

借力团队有两层意思:一是借团队之力发展自己。能借力发展自己的团队, 攀高枝不行, 因为如果个人能力与抱负不及拟加盟团队, 那迟早要被淘汰;降低身价也不值得提倡, 商鞅早期之所以去卫从魏, 就是因为卫国国衰民贫, 平台太小, 浅水里养不了大鱼。所以, 能借力发展自己的团队, 必是与个人能力及抱负在动态上能长时间保持一致的团队。

二是把个人之力转化为团队之力。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有力可借, 你个人能力和优势正是拟加盟团队所需;另一方面是拟加盟团队有借你之力的足够诚意。客观讲, 商鞅的才华和能力, 对当时的魏国和秦国来说, 都很需要, 商鞅有可借之力。但与孝公“修缪公之业, 东复侵地”而“下令国中求贤者”的志向与借人之力的诚意相比, 魏惠王的目标和愿景就不那么清晰远大, 所以, 在面对商鞅的可借之力时, 尽管有皇叔公孙痤的鼎力推荐, 他都置之不理。

其次, 平台无大小, 平台领军人物思想高度、心胸的宽度及眼界的广度才最为关键。

《荀子、王霸篇》中提到:“彼持国者, 必不可以独也, 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 如是者王, 身不能, 知恐惧而求能者, 如是者强;身不能, 不知恐惧而求能者, 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 如是者危削。 (君主, 不可“独以为能”, 国家的强固荣辱, 在于他能否用人。如果国君贤能, 而辅相又有才, 可以王天下。如果国君没有大智, 但知道恐惧而访求有能者治国, 则可以列入强国之林。若是国君自己没有什么大智, 又不知恐惧并访求贤能, 只是任用左右亲信, 那国家就完蛋了。) ”

从商鞅四见孝公“屡败屡战”的表现, 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人格发育完善, 具有远大理想、能屈能伸的韧者。

按理说, 在魏国有国相公叔痤的鼎力推荐, 凭借商鞅的智慧, 只要他稍施计谋, 就不难得到魏惠王赏识并重用。但商鞅寄居公叔痤门下的日子不短, 每日的耳闻目睹, 知魏惠王并非贤明之主, 不是一个理想的领军人物。道不同, 不相与谋。所以, 从既有的史料看, 商鞅在公叔痤去世后, 并没有去为自己在魏国的政治前途作任何努力。

到了秦国, 景监对秦孝公的影响应该远远不及公叔痤对魏惠王的影响, 早期的见面, 商鞅也没有给秦孝公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根据商鞅的洞察力, 他知道秦孝公正是他要找的领军人物, 所以, 即使在刚开始时孝公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 也丝毫不减商鞅对孝公的信心。经过不断地自我反省与调整, 商鞅终于赢得了孝公赏识并委以重任, 商鞅终于有机会、有平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所以, 对求职者来说, 选择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择领军人物。如果领军人物强, 则是幸事;如果不强, 但他有用人的诚意、知人的智慧、育人的才能和容人的度量, 也是可投之人;但如果领军人物既无思想的高度, 也没有心胸的宽度, 更无眼界的广度, 自以为是、固步自封、鼠目寸光, 那要加入这样的团队, 就需要非常谨慎了。

再次, 求职面试过程中的沟通, 知道自己会什么、能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面试官需要你会什么、能做什么。

商鞅四见孝公, 从第一次的帝道到第二次的王道, 再到第三次的霸道和第四次的强道。孝公对帝道、王道、霸道等远大目标并不排斥。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远大理想需与现实国情相结合。商鞅最终打动孝公, 并让孝公兴奋不已的还是强道之策。所以, 嘴含珍珠也要会吐, 否则他人怎知你有宝?

试着想想, 如果商鞅见孝公前, 认真研读一下孝公“将修缪公之业, 东复侵地”求贤令中的“岗位说明书”, 他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至少第一次、第二次的“面试”就可以省了。因为当时秦孝公招募人才的目的, 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强大, 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 不要受他人欺侮, 像他的老祖先秦穆公那样活得很自尊就好了。

由于商鞅在面试前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 并未彻底搞清楚秦孝公这个“面试官”当时的主导需求,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面试时只顾自己感受, 想当然地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 不仅给秦孝公留下了夸夸其谈的印象, 还让自己的朋友景监也连带受了一些委屈。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孝公成就了商鞅而不是商鞅成就了孝公。想想看, 作为一国之君, 对一个两次面试都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的外国人, 难道还有继续进行第三次、第四次面试的必要吗?在现实中, 秦孝公这样有耐心的面试官是很少的!所以, 面试前知己知彼的调查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商鞅已离我们而去, 但商鞅不死。本文根据他的人生经历简要谈了求职路径的基本要点, 权与各位职场朋友共勉。

3.商鞅人口思想探析 篇三

摘 要 商鞅对人口与土地的论述在中国古人当中颇为独特。他认识到富国强兵必需协调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要想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充足的兵源，这就需大力增加人口数量。采取“徕民”政策既增加本国人口，又可使敌国兵力枯竭。但是，商鞅并不是一味地增加人口数量，他还发展了墨翟关于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的观点。他认为必须合理使用土地，人口与土地的数量比要适当，还要制定土地规划和人口使用分配方案，也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与相当规模数量的土地资源相匹配。

关键词 人口 土地 富强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生活在春秋战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①。”他的人口思想体现在怎样使秦国富民强的言论中。论述了人口与土地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富国的关系，相当精辟，值得今人借鉴。

一、增加秦国人口数量

人口与土地是富国强兵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军队兵力的来源。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②。”他认为帝王成就霸业最大的资本，是要拥有一定规模数量的人口作为基本的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发展农业的主力军。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需要大量的人口进行物质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③。”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兵力的主要来源，是战争取胜的决定力量。古代的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血肉拼杀。没有一定规模数量的人口，便没有足够的兵力，没有足够的兵力，战争就不能赢得胜利。所以商鞅主张增加人口，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异者，倍其赋④。”以法律形式促使成年男子早婚，使人口自然增殖而增加人口。但当时秦国人口严重匮乏，如果采用人口自然增殖的方法来增加人口，那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速度太慢了。尤其是在诸侯割据、战争频繁的条件下，人口自然增殖远远满足不了“农战”并举的秦国对人口的需要，也就解决不了秦国“人少地多”的矛盾。因此，还必须采用“徕民”政策。此政策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只要在经济上给予移民优惠，吸引周边三晋人民到秦国定居，通过人口迁移，短时间内可快速增加秦国人口，又能使敌人兵源枯竭。他上书请秦王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三晋来归者免其三代的地租，免除其徭役、兵役，在丘陵、山坡、沼泽等地开荒，十年之内免征赋税。商鞅不但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奖励劳动人口与土地结合，而且还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迫使劳动人口与土地结合，不允许人口随便迁移，把劳动人口严格控制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从事农耕的人口就不会减少。逐渐地，秦国人口数量增加了。

二、人口与土地的数量要保持相应的比例

人口与土地是富國强兵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是多好还是少好呢？一个国家的土地是不是越多国家越富有呢？商鞅没有简单地下结论。他说“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置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⑤。”他在这里既提出了“民胜地”和“地胜民”这一人口与土地之比不相适应的命题，还指出“治草莱者不度地”与“用兵者不量力”一样是“世主之患”。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重视人口与土地的数量比的问题，才有利于发展经济，加快富国强兵的进程。接着，他进一步一说“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⑥。”这里指出了人口与土地之比不相适应的严重后果。人口多土地少，人口相对土地来说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不能与土地结合，也就浪费了劳动力，不利于农业生产。同时过剩人口还需要消费生产资料，如果满足过剩人口的生活资料消费，就会减少国家的赋税收入。如果满足不了过剩人口的生活资料消费，有的人会“恃奸”“以处”，以至“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礼”⑦影响社会安全秩序，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土地多人口少，土地相对人口来说土地过剩，土地过剩，自然资源就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物质财富的积累就受到了人口量的限制。“人口相对过剩”和“土地过剩”都影响了国家的财富积累，而国家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就没有能力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要富国强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商鞍提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比必须相适应，这个观点目前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制定合理的土地规划和分配方案

商鞅不仅认识到人口与土地之间要保持平衡的关系，还认识到发展农业必须制定土地规划和分配方案。他认为“为国任地”，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也就是人口的使用，土地的开垦，耕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要遵循“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就是说要有一个合理的土地规划和分配方案。在土地规划方面，他指出“地方百里，山陵处什一，蔽泽处什一，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蔽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⑧。”这个“先王制土分民之律”是以“方百里”为一个土地规划区域。食是人口的头等大事，发展农业“制土分民之”必须以耕地为主，所以耕地必须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山林、河流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既保证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源，又供给人口所用的资源。城镇、道路需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解决人口住行问题。方百里的区域内，五万个农业劳动人口的一切生活资料都足以供给。这个土地规划全面地考虑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以及资源与资源间的关系，以满足人口生存和发展而需要的生活资料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为主轴，综合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这个土地规划，除了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满足人口所需的生活资料之外，尤其可贵的是考虑到了适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平衡。在人口使用的分配方案中，他提出“为曰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一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一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蔽泽、籍谷足以供其利，数泽、堤坊足以畜⑨。”这个人口使用分配方案给每个农业适龄人口分配五百小亩的耕地，这个人口使用分配数显然是耕地比人口多得多。但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分配比例，国家要求耕种的土地数量就不可能垦种过来，没有足够的耕地数量，就不可能有尽可能多的粮食积累，富国便不能成为现实。如果每个农业适龄人口耕种好五百小亩耕地，除了满足人口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的消费外，百里见方的区域内提供一万名战卒，也是件小事。因此，在“足以食其民”、“处其民”、“供其利”的前提下，出兵征伐诸侯，国家“粮给而财有余。”“制土分民之律”的土地规划，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注重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规划与人口分配方案相结合，体现了商鞅充分抓住人口与土地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发展农业富国强兵的思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商鞅的人口、土地、富国思想远远超出了其先辈们的。他的思想从不同方面对农业生产和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在两千多年前，在人口普遍性少的情况下，他就提出了“人口相对过剩”观，不能不令世人为之惊叹，也为我们今天控制人口数量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商鞅人口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从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把人口当作生产和战争的工具，推行愚民政策。这种愚民政策以后竟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民法宝，以至长期影响我国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在人口、上地、富国三者关系上，商鞅较也为我们提供了实践经验。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富国利民，在制定经济规划、预测未来远景时，就必须重视人口和土地两个因素的作用，才能收到预期效果，达到国家富强利民的目的。

注释：

①李斯.<谏逐客书>"孝公用商秧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②高亨.商君书注译•弱民.中华书局.1974:161.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经济学手稿>:第46卷第37页.

④<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第2230页.

⑤高亨.商君书注译•去强:48页.

⑥高亨.商君书注译•算地:61.

⑦高亨.商君书注译•算地:64.

⑧高亨.商君书注译•徕民:116.

⑨高亨.商君书注译•算地:61.

参考文献：

[1]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62.

4.商鞅变法全部内容 篇四

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

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5.商鞅语录 篇五

宋酒生僻无神，与宋人如出一辙。 酒醇和，无劲力;人醇和，无血气。大争之世，凡有血气才有争心。

宋人温润醇和，自安自保，只能像他们的`殷商老祖宗一样，寿终正寝，而成过眼云烟。

世间万物，皆环环相围而生。民被官围，官被君围，君被国围，国被天下围，天下被宇宙围，宇宙被造物围， 最终，造物又被芸芸众生围。此为棋道，更是天道人首。所以，棋以围命名，正合天地万物之法则。

棋道，以围地为归宿，但必以取势为根本。势高，则围广，势卑，则围小。 方才之棋，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缠争地，则秦国早已不能支撑;若以高远之势为地，再乘机削弱魏国，则秦国自胜。

恶，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恶，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财货土地之争夺;生而贪欲，才有盗贼暴力及杀戮; 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人性之恶，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以法治疏导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 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将治世之功归于人性之善，将乱世罪孽归于法墨兵三家，

无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与复古之论，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纵容恶行，蒙蔽幼稚，真正的大伪之言。

魏国范式，甲兵财货之强;齐国范式，明君吏治之强;楚国范式，山河广袤之强。而这三强，皆非根本之强，不足效法。 三强之不足效法原因在于，只强一时，不强长远。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 根本便在于三国变法只走半途，法令半新半旧，名为法治，实为人治。如此邦国，起伏震荡不定，无法长期聚集国力而稳定强大。秦国要崛起，便要走根本强大之路。

秦公：赢渠梁对天明誓，信君如信我，终我一生，绝不负君!

卫鞅：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

方今天下大势，只有变法才能强国。就政事而论，秦国变法大要有四：一，奖励农耕以富国;二，激赏军功以强军;三，统一治权以理政;四，移风易俗以正民。

秦国能如此者，随山东六国亦步亦趋，朝野无阻力也;秦国不能如此者，如此不能强国也! 秦国出路，只能在深彻变法，而深彻变法首要之难， 便是承受法治实施的第一个浪头震荡，不经此震荡，秦人不知法为何物!

变法之难在野，变法之险在朝。

有史以来，变法家无不死于世族政变。要深彻变法，便不能畏难畏险。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臣借老子之言，变法不畏死难，奈何以死难惧之。

守富饶土地而贫穷，拥强悍之民而兵弱，据山川形胜而沦丧。就在于没有综合混一的强大国力，何谓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农工兴旺、府库充盈、甲兵强盛、民勇公战。有此五者，堪称强国。

三强之不足效法原因在于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根本原因，便在于三国变法只走半途，法令半新半旧，名为法制，实为人治。如此邦国，起伏震荡不定，无法长期聚集国力而稳定强大。秦国要崛起，就要走根本强大之路!”

立法立制就是要以洞察防范人之恶性为出发点。秦国私斗每年动辄死亡数千人。秦简公六年，举国四十余县私斗死人两万余。治国之难，不在治善，而在治奸。唯有惩恶才能扬善，所以想要根除私斗，惩治凶犯决不能手软。

法治爱民，不在其心，而在其行。重行不重心，行法才能公平。行法公平，才是真正的爱民。一人卷入私斗杀人，不管他心性如何良善，此人必是罪犯。比如白驼老人，他固然良善，可是一夜私斗竟砍下戎狄老民六人头颅。君上且说，白驼是老秦人良善之民，那戎狄人就不是老秦人良善之民吗?

国治，断民王;断官强;断君亡。

6.商鞅变法内容是什么 篇六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7.商鞅:锐意变法的政治家 篇七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 在魏相公叔痤下任中庶子, 掌卿大夫家族事务。公叔痤虽很赏识他的才华和抱负, 但是却直到临死时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 让商鞅接任国相之职。可是他同时还对魏惠王说:“如若不用, 一定要杀了他, 以绝后患。”可是, 魏惠王并不赏识商鞅, 拒绝接纳商鞅为国相, 商鞅在魏国施展抱负的理想化成了泡影。公元前361年, 正在商鞅郁郁不得志时, 秦国刚刚即位的秦孝公决心继承父亲秦献公未竟的事业, 颁下求贤今, 准备变法革新。商鞅认为这是自己施展才华的好机会, 决定离开魏国西行入秦。到了秦国, 商鞅向秦孝公进言“强国之术”, 提出了一些变法建议, 得到秦王的赏识和重用。公元前359年, 秦孝公封商鞅为左庶长, 鼓励并支持商鞅变法。公元前352年, 秦孝公又封商鞅为大良造, 支持他进行第二次变法。

商鞅两次自上而下的成功变法, 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商鞅变法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 实行军功爵制, 奖励军功, 禁止私斗;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 以控制农户和征收赋税;重农抑商, 奖励耕织, 发展生产;废井田, 开阡陌, 承认土地私有, 允许买卖;废除分封, 实行县制, 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统一度量衡。商鞅的第一次变法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 发展了经济, 使得当时落后的秦国, 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超过了六国, 成为头等强国。第二次变法使秦国更加国富民强, 称雄于天下, 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斯曾评价商鞅的变法:“孝公用商鞅之法, 移风易俗, 民以殷富, 国以富强, 百姓乐用, 诸侯亲附。”

商鞅的法令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统一的度量衡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度量衡的基础和标准;他推行的编户制和什伍制, 成为后世保甲制度的依据;他制定的郡县制后来被秦始皇推向全国, 也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正是因为这些, 梁启超才将商鞅誉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8.商鞅变法的决策思考 篇八

商鞅变法的故事众人皆知，然而，变法前的那段争论，更值得引起管理者决策时的注意。

为了保证变法的进行，坚定变法的信念，商鞅向秦孝公反复强调，不能疑惑，不能讨论，即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在商鞅看来，尤其不能让下层老百姓参与关于变法的决策。因为智者和愚民不在一个档次上。“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所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尽管朝廷大臣中有甘龙、杜挚同商鞅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对变法的决策并不具有方案讨论的意义，而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最后，由孝公一槌定音，封死了反对者的口，变法开始推行。

人们大多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崛起的。然而，从逻辑上看，良好的效果不能推论出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商鞅变法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此前的“封口”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能逮住老鼠的猫固然是好猫，然而瞎猫有时也能碰上个耗子。假设我用求神问卦的方式决定了一笔生意，而且这笔生意还赚了大钱，我不会得出结论说求神问卦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更不会把求神问卦的方式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决策中。后来的人们，往往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忽视了此前争论中存在的决策弊端，对这种变法陷入盲目赞扬，这是在当今的决策中值得警惕的。

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决策在提出问题确定目标阶段，尤其是在方案论证阶段，直到拍板定案之前，需要倾听不同声音，广泛征求意见，尤其要重视反对性的意见。而商鞅变法的决策，可以说基本出自孝公和商鞅两人的“密谋”，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不同声音。只要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就看作是“敌对势力”。这样，就使决策问题的界定、目标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备选方案的完善等事项，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决策的优化也就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偏失的根源，是古代的专制体制和对抗性思维。所以，不仅商鞅，后来的历次变法无不发生这种问题。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水火不容，执政者一换马，政策就会来个180°大翻转。这样的决策，偶尔有成功者，如商鞅，但多数会失败。从决策方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在方法论上效仿。即使商鞅变法成功了，但他被五马分尸的自身遭遇不能不说同这种变法方法有关。

从思维角度看，产生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追求“同”而不是追求“和”。西周末年，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求“和”不求“同”的思想，强调只有不同的调料五味杂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乐器短长疾徐配合，才能演奏动听的音乐。孔子甚至把求“同”还是求“和”上升到做人准则，以此界定君子小人。在决策时，能不能放弃对立思维，而是从“和”的角度看待不同意见，是我们今天应该格外注意的。

9.《松下与商鞅》阅读答案 篇九

被誉为世界百年企业巨头的日本松下集团鼻祖松下幸之助，有着“经营之神”的美称。他19创办电器制作所，经过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组建了国际性庞大企业集团，松下也因此名扬海内外。

然而，他怎么和生于公元前390年我国战轩时期的政治家商鞅连在一起了呢?商鞅因战功卓著，又经两次变法，从而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俗话说：“商场如战场”。聪明的松下阅读中国史书，从商鞅那里学到不少“经营之首”。松下从小虽然体弱多病，但意志坚强。随着经营业务的扩大，他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是手下的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力量就是无穷的。他活学活用商鞅的哲理名言：“下君尽已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于是他想方设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并委以重任，充分发挥其创造力。难怪有竞争对手把他称为“可怕的用人魔鬼”。

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洋人”还注意从中汲取营养，我们更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去努力学习、传播我们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在丰富精神世界的同时，作用于我们的经营管理，实现“两个文明”一齐发展。

1. 照样子把句子写完整。

例：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是手下的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力量就是无穷的。

1教室里很安静甚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溪水清澈见底，甚至 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甚至 。

2.文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中“近水楼台”指 ，“月”指 。

3.松下与商鞅有什么联系?

4.为什么竞争对手把松下称为“可怕的用人魔鬼”?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5.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君尽已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10.商鞅变法的历史故事 篇十

战国初期，7个诸侯国中，秦国是比较落后的。有一天，在秦国京城的南门外，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竖立着，周围站满了人。担任左庶长(秦国官名，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卿)的商鞅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10金(秦以一镒为一金，一镒合24两)。人们听了，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便宜事，谁也没去动它。商鞅又下令说，谁要是搬了，增加到五倍，赏他50金。这时，一个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说“我来扛”就不费力气地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叫人赏他50金。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不由自主地说：“左庶长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得从头讲起。商勒(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人，原名公列鞅，后因他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后人叫他商鞅。当时的秦国，因远在西方，与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比，比较落后，经常受到强国的欺负。比如秦国河西地区大片肥沃土地就被魏国强占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使秦国强盛起来，便下令求贤，广聚“有能出奇计强秦者”。这时在魏国怀才不遇、有志难以施展的商鞅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来到秦国。他三次晋见秦孝公，对他说，“要使秦国富强起来，必须实行变法，一方面要奖励英勇善战的将士，同时还要制定新的法令，做到依法办事，赏罚分明”。秦孝公很赞成商鞅的主张。可是一些朝廷大臣却竭力反对。甘龙说：“圣人不改变民俗就可以统治，智者不变更制度就可以治国。”商鞅驳斥他说：“治国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必须因时因事而异。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一味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没有恪守古制，却能使国家强盛;夏桀、殷纣倒是死守古法，没有变革，却灭国了。可见，反古法者，无可非议;因循守旧的`人却不值得赞扬。”他劝说秦孝公不要犹豫，要下定决心，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遵守旧习惯和老规矩。秦孝公很快颁布了新法。新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一律以战功的大小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老百姓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因懒惰而贫穷的应入官府做奴婢。

新法实行后，效果十分显著，农业生产发展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秦国很快摘掉了落后帽子，并打败了曾欺负过它的魏国。秦孝公更加信任商鞅，在公元前362年提升他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兼将军)。两年后，商鞅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奖励垦荒;健全地方行政机构，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规定刑无等级，不管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凡是违法者，一律依法治罪。并建议迁都咸阳，以便向东发展。

11.商鞅：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篇十一

商鞅所有的前程和希望，都系在公叔痤的这一番推荐上了。实习期间，他赔尽多少小心，跑尽多少门路，做了多少实际工作，等待的就是老国相的推荐。

然而，商鞅想错了。国相的推荐并没有打开商鞅进入魏国权力核心的门路。公叔痤病重了，临终时想到的是荐贤，他只推荐了商鞅。推荐方式很独特，他对魏惠王说：“要么举国听从商鞅，要么就杀掉他。”

这应该是公叔痤对商鞅的一种包装方式，因为商鞅身份低微，想要引起国君注意，必须得把话说重了。于是公叔痤往两个极端的方向包装商鞅：自己用则是利器，别人用则是祸根。总之一条：商鞅是个有分量的人物！

然而，魏惠王在公叔痤病床前那种敷衍不屑的脸色，让公叔痤直觉到他的包装白费了，史记“王色不许我”。公叔痤是个诚实人，马上为自己的言语后悔，通知商鞅：快逃。

商鞅听到这番话，可谓冷到骨子里去了，他所有的抱负和多年的期待，在这个国家落空了。他说：“魏王既然不听你的话重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为啥？因为魏惠王根本没把他当成一盘菜。

商鞅料得不错，魏惠王听完公叔痤的话，转身对大臣们说：“公叔大人真是病昏了头，居然叫我举国听从商鞅那个穷小子！”

可以设想，如果魏惠王真的听从公叔痤的话，将商鞅抓起来杀掉，商鞅心里可能还好受些，因为如此一来，至少说明魏惠王还真的把他当一回事。可从这种情况来看，连杀他都是抬举他了。

这样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其实也是对才俊的一种冷暴力。杰出而高傲的人才，不恨你杀他，就恨你冷漠他，人才靠的就是“才”，“才”是他的支柱，你却忽视他的支柱，他能不计较吗？

商鞅离开了魏国。在离开国境的路上，或许有好多个不眠之夜，他可能想起了老乡吴起，50多年前，也是这么在魏国的冷暴力下逃离出去，前往楚国。吴起还曾经进入过魏国的权力核心，他商鞅却只是在权力的边缘打了几个圈，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不对，魏国的管理核心连扫他的兴趣都没有。

冷暴力也是一种力，也是有反作用力的，也是有报应的。后果是商鞅给魏国带来了最大伤害。

商鞅去了秦国，他终于受到重视，秦孝公就像公叔痤说的那样，举国托付给商鞅这个穷小子，而检验商鞅变法的重要指标就是：能否削弱魏国。

从客观上而言，秦与魏相邻，魏一进，则秦萎缩；秦一进，则魏萎缩，中间没有缓冲空间，两国不可能同时伸胳膊展腿，制定这个政策是必然的。然而，从感情上而言，在这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很难说没有商鞅个人的感情色彩掺杂在里面。

公元前340年，商鞅带兵伐魏。魏国公子卬率军抵挡。

商鞅写了一封信，邀请公子卬赴宴，言和。公子卬来了。为什么来了？公子卬傻吗？不是，商鞅的信写得太感人了。为什么感人？因为商鞅曾经爱过魏国，寄希望于魏国，如今又深深地恨着魏国。所以，有那么真的爱，那么殷切的期望，那么深刻的恨，他在对公子卬进行感情欺骗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要感人才能骗人，可以想象，商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如何地爱恨交加，咬牙切齿。

公子卬来了，被俘虏，魏国大败，丧失了河西之地和首都，往东边萎缩国土，迁都大梁。魏惠王叹息：“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是恨没有用商鞅，还是恨没有杀商鞅？我们不得而知。

不少人中豪杰的内心很孤傲、冷峻，易受伤、难讨好。他们站在众人所不能及的高峰上，既蔑视周边的一切，又希望周边的人重视他、力捧他。所以，这种人，很难讨好，却很容易受伤害。商鞅就是这种人。

变法之初，商鞅曾说：“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肯定遭到俗人的非议；一个人如果有独特的见解，肯定遭到俗人的诋毁。这话虽然说是打消秦孝公变法的顾虑，但是也不难看出商鞅以“高人，独知之虑者”自诩。在他的眼里，众多的百姓和百官只是变法的操作机器、木偶，他才是操作人。

这种冷傲的人才很难讨好。变法之初，有上千秦国人反映变法不便；十年后，秦国大治，这些人又跑来为变法唱赞歌。商鞅却说：“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刁民，充军边疆。”这折射了商鞅的孤傲心理：我所做的肯定是对的，用不着评价我。

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受伤害。当魏惠王将公叔痤的推荐当成一个笑话时，商鞅的内心恐怕在淌着血。冷傲也是有反作用力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他被诬陷造反，遭到通缉，然后逃去了魏国。

此刻的商鞅不再是一个穷小子，他的才能在秦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魏国如果不计前嫌重用他，秦国的今天可能就是魏国的明天。并且，他在秦国主政数十年，掌握了秦国多少资料、情报和机密——显然，魏国没有理由拒绝商鞅。

可惜，魏国人用全国的力量来记住商鞅对他们的伤害：“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他们拒绝了这么一个送上门来的强国机会。商鞅与魏国互相伤害，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魏国是个不会变通的国家，不会变通，就难强大。

12.商鞅 篇十二

1、文化渊源

由于政治理想的需要, 商鞅弘扬和宣传法家文化, 勇敢地站到了儒家和道家的对立面, 十分敌视和反对儒家和道家文化。事实上, 儒家、道家、法家三家思想并非像商鞅想象的那样严格区分和对立。法家吸收和借鉴了诸子百家, 特别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 并终自成一家的思想体系。综观先秦“法家文化”, 其“法治”、“经济”、“军事”思想都与儒、道家的思想十分密切。可见, 儒、道两家对商鞅的影响是深刻的, 这也为两千多年来儒法合流的思潮奠定了基础。

道家对商鞅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商鞅的思想在三个方面可以从道家中找到文化渊源。一是否定“君权神授”, 道家否定神权, 商鞅更是否认神权的存在, 明确提出君权来自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 因此强调要维护君权而藐视神权。二是否定“德”, 商鞅和道家一样, 都是否定道德的, 老子认为当时道德已经衰败, 提出“大道废, 有仁义”, 商鞅则认为“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 道德“乃有法之常也”【1】。三是否定“礼”, 道家反对俗礼, 主张礼在人们心中, 相互认可, 自觉遵守;商鞅反对“礼教”, 强调礼从法而生, 主张“以杀去杀, 虽杀可也;以战去战, 虽战可也;以刑去刑, 虽重刑可也”【2】。

儒家与商鞅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 主要为:一是政治理想的一致性。儒家主张积极出世, “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富国强兵”是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即其所有思想都是针对如何实现‘富国强兵’这唯一的政治目标而提出和展开的。二是君权至上的一致性。商鞅和儒家一样承认了君权的继承合法性, 认为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是政治目的一致性。儒家主张礼主刑辅, 礼是儒家治国的重要方式。商鞅则提倡严法酷刑治国, 但商鞅也是知礼的, 大至君臣礼节, 小至百姓习俗, 都有严格的规范。礼、法的目的是一致的, 即维护君主专制政权, 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

《商君书》中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商鞅应该是受过兵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荀子《议兵篇》说:秦之卫鞍, 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 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后人视起仅为一善用兵者, 而独不及李悝、商鞅。其误于《史记·孙吴列传》, 以起与孙武、孙膑并列。不知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 当时从政者率主兵, 乃时代使然, 岂得徒以兵家目之”【3】。有的学者认为商鞅曾师从于尸佼【4】, 尸佼的著作《尸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杂家, 可见商鞅还受过些许杂家思想的影响。重农思想并非商鞅首创, 在春秋战国时代, “重农”已成为许多思想家的社会共识, 但是把重农思想推向绝对和极端, 并力图以强制手段消灭“农”之外的其他成份, 却是商鞅的“创新”, 由此推断, 商鞅可能又是一个农家。

2、现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 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 变法图强成为各国的头等政治大事。在这种形势下, “鞅入秦相孝公, 考其行事, 则李悝、吴起之遗教为多。”【5】秦国为商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简公、献公的改革, 特别是献公年间, 对内整顿秩序, 推动了封建经济成分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 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经济基础。孝公立志强秦, 敞国门纳贤才, 为商鞅大刀阔斧地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春秋以后, 代表各阶层, 各文化派别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 都企图按照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和要求而提出主张。加上秦人民风敦厚, 百姓质朴, 有着异常坚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为商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条件。

3、历史积淀

从典籍来看, 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 以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其中, 对商鞅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悝和吴起, “商鞅卫人, 与吴起同邦土, 其仕魏, 事公叔痊, 而痊又甚贤起。起之为治, 大仿李悝。鞍入秦相孝公, 考其行事, 则李悝、吴起之遗教为多”。【6】在先秦法家主要人物中, 商鞅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奠基作用。他的思想更是直接地影响了秦国的发展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 “及孝公、商鞅死, 惠王即位, 秦法未败也”【7】韩非有选择地汲取和融会道、儒两家学说, 集慎到、申不害、商鞅三人法家思想为一体, 为后来秦一统天下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 商鞅的一元文化观的形成, 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基础以及历史积淀。这种“一元化”的文化观念, 必然导致绝对单一化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思想, 这种思想使秦人自商鞅以后兴起了“功利主义”的心理浪潮, 促进了秦国“并心而赴时”, “信并兼之法, 遂进取之业”【8】, 终于扫六合而一统天下。

二、商鞅政治目标和治国手段的绝对单一性

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富国强兵”, 即其一切思想都是针对这唯一的政治目标而提出和展开的。商鞅认为, 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只能是“刑赏”, 而其中“赏”的内容和对象也必须是绝对单一的。“利出一孔”、“利之所出一”就意味着只奖励耕战。这样, 后来通过制订法律取消了几乎所有不利于耕战政策的社会活动。

在“赏”与“刑”之间, “刑”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刑九赏一”的实施, 不会让人们觉得赏赐来的容易, 会加倍的努力或从事农耕或勇敢作战。当得到赏赐后, 人们会更加积极的从事生产和好战。商鞅进一步指出, 专制政权不仅应该“刑九赏一”, 同时还应该单一地采用重刑。这是商鞅思想中“力”的原则的很好诠释, 耕战政策的前期目的就是生“力”, 有“力”就有“势”, 从而可以使国家强大起来。使“重刑”明确化、系统化的最佳手段是建立“法”, 而“法”最基本的目的也正在于使单一的“重刑”成为现实。

商鞅进一步指出, “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明分”, 即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 反过来专制君主必须独掌支配和制衡“法”的权力。所以以皇权不受限制地绝对独尊为基本特点, 以“内法”为主要内容、带有强烈高压色彩的封建专制思想在商鞅头脑中已十分清晰,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使“法”得到彻底地贯彻执行, 把所有的人——特别是高官显宦全部置于“法”的控制范围之内, 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商鞅指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 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9】这点和儒家“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10】有着很大不同, 显然有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

上述思想观点是商鞅一元化思想中真正闪光的内容。如果商鞅的“法”对任何人都绝对一致地发挥同样的作用, 对谁都不能网开一面, “法不阿贵”的思想便很难产生。这也说明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都会有十分合理的内容。而引发了恶果累累的思想往往正是伴随着相当合理的成份而大行其道的, 这无疑是人的复杂性和思想复杂性的集中体现。

三、“人”的绝对单一化——实现政治目标的前提

为实现单一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 必须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 而其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因此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 都成为职业、思想、要求等十分“单一”的“人”之后, 单一的手段才更为有效, 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的“人”应被绝对单一化的思想, 首先表现在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绝对单一化。商鞅认为, 作为生产力长期发展和分工扩大必然结果的, 在战国之前已经出现的士、农、工、商四民成份的构成, 应单一化为农民。在春秋战国时代, “重农”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但商鞅把重农思想推向绝对和极端, 就必然会失去其合理性。

作为整体的“人”成份的丰富多元化, 是作为个体的“人”思想、才能、个性等多样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人”的多样化又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标志, 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反之, 当丰富多彩的“人”被强行单一化之后, 人的“异化” (在任何“人”的多样化是一种现实可能的时代都会发生的异化) 就会出现, 因为“人”的绝对单一化正是人的异化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政权以某种方式来调整“四民”的比例并不为过, 但是以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变得绝对单一化, 则显然不对。

把“四民”单一化为农民之后, 再进一步把个性尚有一定差异的农民统统变为简单淳朴、愚昧无知、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 并最终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 是商鞅更高的目标, 同时也是商鞅心目中人的绝对单一化最完美的结局。

后世的专制统治者经常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 商鞅则是尖锐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在本质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为实现专制政权“富国强兵”的根本目的, 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

由于使国家的臣民最终都成为绝对单一、柔弱驯服的被统治对象并不符合百姓的愿望和要求, 因此为实现这一目的, 封建专制政权就必须采用残酷的强制手段和以强制为前提的利益诱惑来使“人”成为统治者所希望的样子。而“劫以刑”的最佳手段, 就是釜底抽薪地以重法剥夺农民之外其他各色人等谋生和求取富贵的凭借。当人们在重法苛刑威逼之下失去了各种求取富贵, 甚至是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之后, 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走上封建专制政权所安排的道路上去即农耕和战争。“利”只能“出于地”, “名”只能通过“战”来博得的前提, 是封建专制政权已用强制手段有效地堵塞了其他求取功名富贵和赖以为生的道路, 已经有效地否定了民间的价值标准。就象商鞅自己所披露的那样:

在“正常”情况下, 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恐怖的事情。

作为商鞅“人”的绝对单一化思想的深入和发展, 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 即彻底排斥和否定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思想, 而把统治者的思想意志作为唯一的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和膜拜对象, 便成为商鞅追求的更深层次的目标。

商鞅一元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其思想是以“外儒内法”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恰当地“解剖”商鞅思想, 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性, 这也是研究商鞅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摘要：商鞅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改革家, 他的变法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取得了历史的巨大进步。本文分析了商鞅一元化思想的文化观, 政治目标和手段的绝对单一性, 以及实现单一目标的重要前提——人的绝对单一化。

关键词：商鞅,一元化,政治目标

参考文献

[1]《画策》。

[2]同上。

[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鞍考》。

[4]参见《汉书.艺文志》。

[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鞍考》。

[6]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鞍考》。

[7]贾谊, 《过秦论》。

[8]《汉书.贾谊传》。

[9]《赏刑》。

13.《史记·商鞅变法》原文及翻译 篇十三

原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节选自《史记·商君列传》)

译文：

14.商鞅变法读后感500字 篇十四

一.变法

商鞅变法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努力种田或织布的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奖励打仗有功的，取消世卿世禄制。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整顿秦国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到成年还不分家的，加倍征收户口税，实行二十等爵制度，商鞅还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一家犯法，邻里如不告发，则十家连坐。

二.影响：

商鞅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秦国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天下人才汇集;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强盛。但是商鞅变法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如燔儒书，使大量儒家文化及其他名家学派著作被毁，禁锢世人思想。重农抑商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难以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实行专制中央集权导致国家逐渐僵化，失去活力，难以进入民主社会。

商鞅之所以会变法成功主要是因为：改革符合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有秦孝公对变法的支持，对商鞅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