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展望（8篇）
1.中俄关系展望 篇一
21世纪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综述
许华
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之际,为配合中俄关系史上的创举——“俄罗斯国家年”的活动,加强中俄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于2006年6月19~20日在中国北京共同举办了“中俄社会科学论坛”。论坛由“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和“全球化与中俄经济”国际会议两部分组成。该活动为“俄罗斯年”的国家级项目之一。
“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复旦大学、辽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学者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俄罗斯人文基金会等机构的知名汉学家及其他专家共6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此次活动旨在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的学术特色和优势,给中俄两国研究历史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个相聚 一堂的机会。会议共分3个研讨单元,议题分别为: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地区合作。
一 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指出,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受挫之后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新的发展,地区争端和冲突不断升级,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为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使中俄两国维护国际和平,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协作面临新的考验。同时,中俄战略协作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长,国家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中俄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增强了中俄两国影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外交运筹能力,而且也为两国多领域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中俄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集中于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要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就是首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这样,两国的外交面临的中心任务都要为保证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中俄是毗邻而居的核大国,彼此如果不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外交任务。如果俄罗斯不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周边形成“睦邻地带”。进入新世纪,中国为了抓住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历史机遇,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俄罗斯既是大国,又是中国的邻国,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处于“关键”和“首要”的地位。所以,中俄都把发展两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方向”,都把对方作为“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通过同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了东部和东南部的稳定。中国通过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通过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使其战略屏障向北和向西延长数千公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两个地域辽阔大国,也是两个毗邻而居的全球性大国。无论从国际力量平衡还是从地缘政治来看,中俄关系的意义都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大影响。
二 中俄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Ю.М.戈列诺维奇教授认为,苏中关系之后的中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是中俄两国400年交往历史的继续,也是两国人民关系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Ю.М.戈列诺维奇认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教训在于:为了保障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两国有必要联合起来,这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各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外部或来自各自国家内部;历史证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党际)联系在两国关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时代是必需的,它能够促进各自国家内部重大事务的解决,也有助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各自利益;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意识形态和党际交往从国家关系中分离出来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总之,两国应保持永久和平,相互尊重各自独立性,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构筑国家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认为,中俄关系堪称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密切交流和友好相处的典范。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渴望了解对方,让对方更多的了解自己。中俄两国社会发展的文化选择,拥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А.А.鲍克夏宁在《大清一统志》的基础上追溯了俄罗斯与中国交往的发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И.Ф.波波娃介绍了该所馆藏的珍贵的中国资料,其中的《敦煌特藏》和《黑水城遗书》尤为学者关注;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Б.Л.利弗京介绍了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和俄罗斯的汉学教育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黄立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基藏书籍为基础,介绍了20世纪以来我国对俄国—苏联史研究的情况。三 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性事务和区域组织中的政治合作及经贸关系
近年来,经过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根 本改善和持续发展。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中俄关系达到全新的高度。此次与会的中俄代表一致认为,当前是中俄关系的最佳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的。
著名俄罗斯汉学家М.Л.季塔连科院士从执政能力、国土资源、人口、经济、军事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分析了中俄合作的巨大潜力,并对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了评价和预测。季塔连科指出,保持中俄两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统一,继续发展同中国的互利合作,将成为带动俄罗斯,特别是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巩固其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一合作有利于巩固双方的国家和国际安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两国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们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克服和解决的。
李静杰研究员把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表现归纳为8个方面:中俄关系顺利实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举办“国家年”活动;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保持全球力量格局的战略稳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宁;经贸上的互惠互利、平等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最大限度的合作“双赢”局面;开辟新的渠道与思路,建设性地处理一些重大的地区性危机,为周边地区实现繁荣与和平提供引导性作用等因素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三大基石。
经贸合作是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物质基础,也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中,能源、劳务输出和交通设施建设等问题是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A.B.奥斯特洛夫斯基博士对中俄能源合作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修建向东北亚地区输送油气的大型项目,不仅能帮助中国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同时也将解决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俄罗斯现有管道年运输能力为3.2亿~3.3亿吨,远远低于俄罗斯石油开采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石油开采能力是6亿吨,1999年为3.05亿吨。
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得出结论,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将扩大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和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帮助亚太国家解决21世纪能源短缺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恰恰相反,应该修建从东西伯利亚到纳霍德卡的石油管道,其支线应通往中国。
关于劳务输出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劳务输出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俄罗斯内务部联邦移民局的资料显示,在俄罗斯境内的取得俄罗斯官方许可的中国劳务人员从2000年2.6万人增加到2004年9.4万人。但是,俄罗斯学者В.И.沙巴林指出,中国对俄罗斯的劳务输出问题经常被人与“人口扩张”相联系,中国向俄罗斯输出的劳务人员的素质较低,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对双边合作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俄罗斯学者呼吁中俄两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劳务输出的行为。
中俄贸易额的增长与两国之间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紧密相关。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向中国输送石油数量的持续增长,在短期内提高铁路运力和过货能力,认真改造俄罗斯和中国的货运系统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
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在报告中提到,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制订了专门的“向中国输油”方案。该方案规定,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段的过货能力将从2005年的520万吨石油提高到760万吨。除此之外,还将从萨扎沃斯克(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修建新的铁路到达虎林(中国黑龙江省),过货能力将达到每年500万吨。
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指出,中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升温不仅因为“石油因素”,他援引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М.德米特里耶夫(《关于2006~2010年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规划的谅解备忘录》俄方起草者之一)的观点:如果运输跟不上,中俄贸易不可能超过每年400亿~450亿美元。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在2010年前使中俄年货运量达到4 000万吨的计划。2004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货运量为2200万吨。俄罗斯学者估计,2010年前俄罗斯为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年投资额将达7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中俄两国投资的重要增长项目。
关于两国在地区层面的合作,中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东北亚的重要地位,认为中俄战略伙 伴关系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水平的基本因素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者Ю.В.楚多杰耶夫指出,对于俄罗斯来说,要想在亚太地区的有所发展,必须与中国保持长期合作,中国将一直是俄罗斯亚洲政策的基本取向。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认为,在俄罗斯的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战略中,中国不仅是最优秀的,而且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外国伙伴。
同时,俄罗斯学者也指出了目前中俄地区合作的不足。М.Л.季塔连科院士指出,中俄两国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少于在全球层面的接触和合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В.Л.拉林教授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定 位不够明晰,缺乏具体的涉及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方面的长期合作计划,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中俄合作往往停留在政治层面,而无法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得到进一步加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提出了加强中俄地区合作的方向:开展科技合作;拓展企业之间的联系;鼓励民间投资;进行多边合作以及培养人才。
四 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建议
在为期两天的大会讨论中,与会代表回顾中俄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展望两国关系的未来,为推进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议。
М.Л.季塔连科院士提出,对俄中双方最为理想的模式是,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取得全方面发展,并在经贸和社会交往实现突破的基础上,转向更有效的合作发展。这种模式能够推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加强俄罗斯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影响,使其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对华合作交往中得到实际利益。俄罗斯振兴和富强之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Ю.М.戈列诺维奇教授和李静杰研究员都关注到,互信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为了实现进一步加深两国的互信,双方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民间,尤其是青年中间在精神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中俄现在都是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国家,但是,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过去年代。中国人不太了解新的俄罗斯,俄罗斯人也不太了解现在的中国。俄罗斯存在的“中国威胁论”说明,尽管两国走上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轨道,但是毕竟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传统是有差异的,两国各自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不可能总是一致。从战略态势来看,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处在战略收缩状态。所以,要消除“中国威胁论”,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中国要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它的发展对俄罗斯不仅不是威胁,而是重要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 也取决于俄罗斯,俄罗斯人要克服心理失衡,做到以平常心态对待邻国的发展和强大。所有这些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在谈到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时,绝不要忘记,在俄罗斯,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是舆论的主流。
Ю.М.戈列诺维奇教授建议两国学术界经常举办论坛。两国学者在论坛上就广大民众感兴趣的各种复杂和尖锐的问题交换意见,提出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样的论坛有助于双方消除彼此的不信任,加强相互理解。学术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会增进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Ю.М.戈列诺维奇建议,应加强友好团体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内开展的任何活动,都应该吸收相关民间友好团体参与。
王逸舟研究员认为,首先应当大力加强中俄在全球安全与发展问题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保持密切沟通。两国的学术界和战略思想家应当做出更精细和更系统的合作战略设计。其次,是加强对双方有分歧和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处置力度,真正把对方的重大问题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如中方关注俄罗斯在建造石油运输管线方面的迟延问题,售华军备的品质提升问题,莫斯科等地多次发生的不打招呼便没收华商物品的事件以及某些俄国媒体在中国移民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报道,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更认真地对待俄罗斯在移民问题上的关注,加强对非法出境人员的处罚力度;政府部门应采取出口补贴和其他相关措施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与俄方合作。另外,如何使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让它感觉自己不受重视,也是中国有关部门理应细心注意的一个方面。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临的任务艰巨,但是前景非常光明。只有发展和加深睦邻友好、战略协作,中俄才能顺应两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沿着共同发展的道路前进。
除学术讨论外,与会的俄罗斯学者还分赴浙江省和内蒙古参观考察。通过交流,两国学者感到今后要进一步扩 大双方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双方了解和共识。开展科研合作,相互借鉴和汲取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中俄两国共同发展建言献策。
(责任编辑 刘庚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
2.中俄关系展望 篇二
关键词：政治,经济,互动
政治与经济从来就是密切联系着的,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政治同时又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指导、影响或制约经济的发展。只有了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台海安全形式和两岸经济发展的互动中亦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两岸关系“转危为安”,迈向和平发展新阶段
2008年是海峡两岸关系形势出现积极变化,获得重大突破的一年。随着国民党重获执政地位,两岸双方高层开始频繁互动与接触,初步建立了政治互信;中断近十年的“两会”协商谈判得以恢复,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两岸直接“三通”初步实现,两岸关系进入和解合作、协商谈判与良性互动的新时期。
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间,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推动“去中国化”活动,不断扬言“宪改正名”,企图谋求台湾“法理独立”,让两岸关系陷于危险的境地。2008年初,陈水扁当局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抛出“入联”与“返联”两项公民投票的把戏,企图再次利用“台独”元素为民进党争取连任。这些丑陋行径将两岸关系推向一个更为严峻的历史转折点上。然而,在这场决定台湾命运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对决中,台湾人民用选票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摒弃了不断制造两岸危机与限制两岸经贸往来的民进党,选择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更为理性与务实的国民党,这也为2008年后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当选后的马英九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了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坚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两岸合作,不断强调不会搞台湾“法理独立”,为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外,在可能妨碍美国对台军售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行政院”削减了2010年的国防预算,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善意。在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迅速调整对台政策与策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因势利导,不断释放善意,两岸关系气氛很快得到改善,两岸高层互动随即展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良性发展势头。
二、两岸官方、民间互动交流空前频繁,初步形成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
2008年4月12日,博鳌论坛迎来了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参加的台湾“准副领导人”萧万长,并在此次论坛上实现了“胡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出“四个继续”,即“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磋商,继续关心台湾同胞福祉并切实维持台湾同抱的正当权益,继续促进恢复两岸协商谈判”。萧万长则提出“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国民党今后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4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来大陆访问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时也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回应,并表示这将成为新形势下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可以说,海峡两岸“双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成为海峡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两岸官方实现频繁互动和交往的同时,民间的交流也迅速升温,中断近十年的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会谈机制得以恢复。2008年6月中旬,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并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举行了首次“陈江会”,签署了《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与《海峡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两项重要经济协议,并达成广泛共识,揭开了海峡两岸“两会”协商及两岸经贸关系大发展的序幕,从而初步形成海峡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即“两会”的民间交流作为第一轨道,国共平台的官方渠道作为第二轨道的双重协商机制。
而“两会”首次复谈中除了在经贸往来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外,还取得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意义更为重大的成果,即使得搁置30余年的海峡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得以基本实现。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海峡两岸通邮、通航、通商的主张,从此实现两岸“三通”就成为大陆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主张。尽管多年来,海峡两岸“三通”在艰难曲折中前行发展,并实现了较大规模的通商,局部的通航,但由于重重限制,最终形成了空中通航是有限的“节日包机”,海上通航是间接的,通邮是间接的,通商是受限制的,投资是单向的格局,均无法实现基本的直接、双向“三通”。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获得重大突破。海协会与海基会的首次复谈即达成《海峡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让两岸通航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接着在11月初两会在台北达成四项经贸合作协议,尤其是《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的签署,让海峡两岸基本上实现了直接通邮与通航,也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直接通商,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大陆呼吁两岸“三通”近三十年之际,海峡两岸“三通”得以基本实现。
三、台海局势的稳定,两岸政治上的互信和互动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释放善意,一系列惠台政策陆续出台
2007年,为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深入发展,展现大陆的诚意和善意,大陆继续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措施。2007年3月,商务部宣布在2005年对台湾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的基础上,再次对台湾11种蔬菜和8种水产品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截至2007年底,大陆进口享受零关税的34种台湾农产品货值近千万美元,免税金额1100多万元人民币。这项措施受到广大台农和岛内支持两岸经贸交流发展人士的热烈欢迎。同年,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门决定在浙江、福建、广东的5个试点口岸进一步放宽对台小额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下放审批权,规范并扩大经营主体,取消小额贸易船舶吨位、金额限制,放宽经营商品类别等。商务部在2007年3月1日大陆禁止天然砂出口的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需要,于当年11月8日宣布恢复天然砂对台出口。12月11日,商务部公布了《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补充标准和相关事项》,并开始受理大陆出口企业申请。2008年1月29日,商务部发布公告核准7家符合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标准的大陆出口企业从事天然砂对台贸易。
此外,大陆有关部门还出台了包括:开放台湾航运和道路运输企业在大陆设立独资船务公司,允许两岸航空业界合资组建航空公司、合资修建机场;向台湾居民开放会计、卫生、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15类(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宣布两岸合拍电视剧享受大陆产电视剧同等待遇;允许台湾农民在大陆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直接申办个体工商户;大陆有关仲裁机构拟增聘台湾仲裁员等在内的一大批惠台政策。
2、巩固成果,扩大惠台措施,增进台胞福祉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很多在大陆投资的以劳动密集型和中小型出口为主的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困难,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为此,国台办在认真听取广大台商的意见和建议后,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的九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有关部门微调了部分纺织品、服装、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公布了31个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重点承接地。2008年12月22日,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式上,国台办主任王毅宣布了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制订的支持大陆的台资企业发展、加强台资企业融资服务等10项惠台新政策。当台湾水果出现丰产滞销时,大陆又积极组织采购团赴台采购,尽可能使台湾农民减少损失、稳定收入。
2009年,为落实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提出的五项重要对台举措,国台办主任王毅在此后的首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宣布了八项惠台新政策具体方案,其中包括推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扩大对台产品采购,尤其是水果、蔬菜、水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增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建设等。这八项惠台政策被普遍认将为两岸关系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局势的稳定,政治的互信,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实施,使得两岸间的经贸和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月至11月,两岸贸易额为1223.1亿美元,同比增长8.4%;大陆对台出口242.2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大陆自台进口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2008年1月至11月,大陆共批准台资项目2092项,实际使用台资17.1亿美元。
2009年,金融危机继续施虐全球,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全球贸易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大陆与台湾贸易额维持在1062.3亿美元的水平,虽较上年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05.1亿美元;自台湾进口为857.2亿美元。2009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555个,同比上升8.3%,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8.8亿美元,同比减少1.0%。
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褪去,2010年,大陆与台湾就完成1453.7亿美元贸易额,同比上升36.9%。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96.8亿美元,同比上升44.8%;自台湾进口为1156.9亿美元,同比上升35.0%。2010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3072个,同比上升20.2%,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4.8亿美元,同比上升31.7%。
3.中俄关系展望 篇三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提出概念到建立共识,双方互信的增强为机制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底胡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两岸可以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的倡议后,两岸有关各方投入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主要的权威研究机构先后发表了评估报告,肯定协议将对两岸经济产生全面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台湾经济获利将更大。2009年,两岸学者通过各种形式频繁交换意见,主管经贸的官员也多次会晤协商。虽然相互间曾经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与分歧,协议也被改名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协商的进程并未被丝毫耽搁,到12月举行的第四次两岸两会高层领导人会晤中,双方确定了争取以半年为期完成协议的协商工作,到2010年5、6月举行的第五次两岸两会高层领导人会晤中签署。该协议尽管名称还未正式确立,具体内容也有待协商,但它将发挥的作用却可以确定:协议将是建立两岸自由经贸区的前奏,更是决定两岸经贸未来发展大格局的关键,因此受到海内外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协议能否顺利商签将直接决定着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进程表,而其推动过程本身就是两岸增强互信的过程,也可为两岸关系其他方面的进展创造良好条件。
大陆采购团发挥影响,大陆因素对岛内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2009年,两岸贸易经历了由剥而复的过程,第一季度台湾对大陆进出口的减少幅度频创历史纪录,并且是衰退幅度最大的出口地区。其后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市区组织了多批次、高规格的采购团,入岛订购液晶面板等零部件及各种消费产品,到第四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迅速转为正增长,11、12两月更是台湾各出口对象中回升幅度最大的。总计全年两岸贸易额虽然较2008年有所衰退,但衰退幅度却是台湾重要出口对象中最小的。据大陆统计,2009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为857亿美元,较上年减少17%;而台湾“经济部”估计出口额为620.9亿美元,同比减少16.1%,占台湾出口总金额的比重则由上年的28.9%上升为30.5%。
两岸“三通”稳步推进,大陆居民赴台游给台湾经济产生实际好处
继2008年底两岸基本实现“三通”后,2009年4月两岸签订《空运补充协定》,7月两岸空中直航航线由一条增加为三条,8月底定期航班正式开航,取代包机直航为主的时代,两岸每周飞航的班次增加到270班。海运直航方面虽然受到经济需求减弱的冲击,但两岸也在积极探索各项改进方法。
在两岸往来条件日益便利的拉动下,大陆赴台游客人数迅猛增长,全年赴台的大陆旅客数达97.2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63%,跃升为仅次于日本的台湾第二大旅客来源。其中大陆观光游客占60.6万人次,累计台湾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一年半中,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人数达64.7万人次,为台湾观光产业创收11.3亿美元,折合379亿元新台币,从多方面发挥了激活台湾经济与消费的作用。
台湾开放陆资入岛,双向交流艰难前行
2009年6月底,台湾当局公告开放陆资投资项目清单,共100项,两岸交流正式由单向、间接进入了双向、直接的时代。但由于台湾当局依然从投资用途、人员居住等方面制定了较外资严苛的限制措施,虽然年底开放项目增加到了192项,陆资入岛的实际进展依然相当缓慢,当年陆资仅提出相关申请案22件,金额为11.9亿元新台币。
与此同时,继4月两岸签署《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后,11月双方正式达成了金融监理备忘录,预计3个月后正式生效,两岸金融业展开相互往来与投资业务初现曙光。
台商投资处于转型期,两岸展开新型产业合作探索
近两年台湾当局逐步放宽了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措施,包括资金总量与单项金额、审批手续等方面的规定,台商投资大陆却出现两岸统计数字逆转的现象。2009年大陆公布的实际利用台商投资金额为18.8亿美元,较上年减少0.95%,而台湾公布的核准台商投资大陆金额高达71.4亿美元,上年更达106.9亿美元。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台商将前几年赴大陆投资项目补提申请,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台商对未来大陆投资仍抱持积极的看法。
2009年,两岸交流还新辟了“产业搭桥”合作内容,共举行了中草药、太阳光电、LED照明等十项产业的合作对话会议,为两岸建立新型产业合作模式作了有益的探索。
两岸经贸关系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固有的矛盾与问题也更加突出,同时,外部干扰因素也有所增强,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增加了一些变数。其一是两岸协商内容正由易而难,今后的协商将面临复杂的制度面问题,牵涉到各方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平衡,两岸实现互利双赢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如2009年底两岸两会领导人会晤时,双方就曾因“技术性障碍”临时决定推迟签署两岸租税协议。二是岛内民进党等反对势力干扰破坏的能量有所增强。如两岸空中补充协议中有关互免航空公司税收的内容,需要岛内配合修改相关法规,而民进党全力阻挠相关议程,致使该条款至今仍不能得到有效落实。三是两岸关系其他方面滞后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是政治关系。由于一年多来两岸政治协商进展甚微,两岸经贸协商遇到牵涉到法律层面的问题时将会面临更多的制度性障碍,而随着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化进程的逐渐深入,此难点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4.中韩关系发展现状及展望 篇四
2014年08月19日 09:38 来源：《当代韩国》2014年第1期 作者：张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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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朴槿惠政府的成立预示着中韩关系即将迎来新的开始，6月底朴槿惠总统的成功访华正式掀开了中韩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至少为未来一段时期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新的良好的基础。在过去的一年里，在韩日关系和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韩关系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就中长期而言，未来中韩关系仍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目前中韩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韩两国于1992年8月建交以来，两国在经贸、政治、军事、科技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关系发展迅速。1992年两国的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而2013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2743亿美元，比韩美、韩日贸易之和还要多。如果依照目前的贸易发展趋势推测，韩国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出口对象国，中国也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纵观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贸易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中韩贸易增长是最快的。中韩贸易突破2500亿美元，用了20年时间，而中美贸易达到同一水平用了27年；中日贸易达到同一水平用了30年时间。
中韩之间人员交往更为突出，2013年达到近700万人次，两国各城市间的民航班机每周高达830个班次，创世界之最。除建交外，中韩两国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分别是1998年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建立起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及2008年5月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再到“战略合作伙伴”的用词表述上也可以看出中韩两国关系由浅入深、逐步推进、逐步发展的演进过程。
在李明博政府时期，由于受到“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以及所谓“脱北者问题”的干扰和冲击，中韩关系一度陷人低谷。2013年年初朴槿惠新政府的成立为原本低迷的中韩关系的改善提供了绝佳的契机。2013年6月27~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率领所谓“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中方给予了朴槿惠总统较高的外交礼遇和周到热情的安排和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都分别与朴槿惠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东北亚及地区形势等国际和地区性问题，提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的这种安排特意是为了中韩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互动，这在中国以往的对外国领导人访华的外交礼仪安排中是比较少见的，由此也足见中国对韩国的重视。对于普通巾国人而言，朴槿惠总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个人人格魅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这两点拉近了朴槿惠总统与普通中国人之间的距离。
总的来看，朴槿惠总统访华是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信任外交的最佳结合。首先，从经济外交的角度看，朴槿惠总统在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时还签署了八项协议，分别包括一项政府间协议和七项部门间协议。这是韩国首脑对中国的访问史上签订协议数最多的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其次，从文化外交的角度看，文化外交因素贯穿着朴槿惠总统的整个访华行程。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她还特意用中文作开场白，最后以中文收尾。6月29~30日访问西安，这不仅有注重中国西部市场等经济外交因素的考虑，而且存在文化外交的因素。总的来说，朴总统在访华期间随处体现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尊重，这让广大中国民众倍感亲切。可以说，朴槿惠总统2013年访华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外交之旅。再次，构筑信任外交也一直是朴槿惠访华的主题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限制，中韩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一直很低。韩国方面在朴槿惠总统访问前将此次访华称为“心信之旅”，也就是“真诚沟通和增进互信的旅程”，希望通过此访增进与中国领导人的互信，深化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访问中国期间，中韩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两国领导人间的沟通，建立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和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院负责人之间的对话机制，强化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使两国“经热政冷”的关系转变为“经热政热”。可以预计，将来中韩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而得到逐步加强。
目前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逐步变得更为充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目前中韩关系正处于自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2013年朴槿惠总统访华时中韩两国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这两份声明为构建和打造“新的中韩关系”明确了新的战略蓝图和方向，当前两国各相关业务层级部门正就会议达成的精神进行落实。
目前中韩双边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也得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肯定。2014年1月6日，朴槿惠总统在青瓦台新年记者会上特别强调：“目前韩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不断深化。希望双方在增进互信、巩固友谊的基础上，继续为提升两国国民福利水平、实现东北亚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随后的2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以韩中议员外交协议会会长郑梦准为团长的韩国国会代表团时，也高度评价了目前中韩关系的发展现状。习近平说：“近年来，中韩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去年朴瑾惠总统成功访华，此后我们又在国际多边场合多次会晤，共同规划中韩关系未来，有关成果正一一落实。中方高度重视对韩关系，愿同韩方一道，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和互信，推动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实现本地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韩两国领导人对目前中韩关系发展的高度评价正是目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最好注脚。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在过去20年里中韩关系发展也历经曲折，但是取得的成就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流，这是不容否定的。
二未来中韩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肯定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两国关系发展从长远来看存在的障碍和挑战，只有积极正视这些挑战，我们才能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从根本上遏制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的蔓延，从而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概括地讲，可能影响和干扰当前及未来中韩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和朝鲜问题因素。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中韩两国从意识形态及各自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对韩美同盟和朝鲜问题有着不同的基本认知，因此美国因素和朝鲜问题因素成为中韩关系不时产生波动和中韩两国政治安全互信难以持续走向深人的主要障碍性因素。从过去的经验教训和目前的状况来看，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韩美同盟及政治安全问题。自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韩两国在政治安全和军事交往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韩美同盟的存在也为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造成了诸多障碍。在韩国看来，韩美同盟是确保韩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而中国则倾向于认为韩美同盟的存在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就中韩关系而言，中韩两国应该互相理解对方对于各自国家安全的关切，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善处理韩美同盟带给两国关系的潜在冲击和影响。客观地讲，要想切实增强中韩政治安全互信绝非一夕之功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不仅涉及韩美同盟的问题，还涉及朝鲜半岛冷战体制及东北亚安全格局的问题。
第二，对朝鲜政策问题。对朝鲜政策是影响中韩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对中国而言，朝鲜不仅是中国的重要邻国，而且毋庸讳言，中朝关系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历史特殊性，朝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有着现实而直接的影响。对于韩国而言，朝鲜和韩国原本一家，同属一个民族，两国都渴望实现民族的统一。因此，在处理及发展中韩关系的过程中，朝鲜问题始终是中韩两国无法绕开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受意识形态、历史因素、国家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韩两国对待朝鲜的政策必然会存在分歧和差异，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互相对立的政策。韩国国民希望朝鲜发生改变，渴望统一，这值得理解。但就现阶段而言，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最符合中韩双方共同利益，因为目前朝鲜半岛统一的基础和时机尚未成熟，人为强制推进半岛统一只会给朝鲜半岛本身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剧烈冲击。
第三，经贸问题。中韩经济关系由过去的互补变为现在更多领域的竞争，两国贸易摩擦逐渐增多，贸易平衡问题越来越成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韩国国内的排外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韩经贸交往的健康发展。这都需要两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政策，避免过分竞争和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
第四，政党政治和媒体干扰。中韩关系容易受到韩国政党政治和选举因素的干扰和冲击，这是中韩关系不成熟的表现。某些韩国政党为了政党利益和选举需要，存在转嫁矛盾、绑架中韩关系的现象。两国媒体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往往倾向于夸大事实而制造新闻的轰动效应而博人眼球，从而也会对中韩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制造人为障碍。鉴于此，韩国政界应该从长远国家利益出发，不要为了短期的政党利益而以牺牲中韩关系为代价，从而极力避免政党恶斗和选举操控影响中韩关系健康的发展；中韩两国政府应该积极培育成熟的媒体机制和舆论范围，避免媒体的恶意炒作对中韩关系构成负面冲击。
第五，人文交往问题。目前，中韩两国之间人员非常频繁密切，以“韩流”为特征的韩国文化产品在中国广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韩国软实力的象征。随着中国孔子学院在韩国的建立，韩国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情也大增，这是可喜的成绩。但是两国文化产品交流贸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现象，韩国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导致了中韩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在互联网平台上，两国网络民意中某种程度的相互敌意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一个障碍，虽然这不同于两国间的主流民意，但是仍然值得两国警惕。
第六，“中国威胁论”。韩国国民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历史“受害者意识”，因此在对待和处理对华关系时容易受到“历史悲情主义”的干扰和影响。现在一部分韩国人对中国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想在经济贸易领域分享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也对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寄予厚望，但是在军事及安全上却完全依赖于美国，视中国为某种“威胁”。在韩国民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则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会搞攻击性的扩张主义。就目前而言，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韩国尚算不上对华关系的舆论主流，但是韩国“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土壤依然存在，这不得不引起中韩两国有识之士的警惕。
第七，潜在的历史、领土问题及渔业纠纷等。中韩两国历史问题主要是对高句丽和渤海国等古代史部分的认识差异，虽然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但是由于历史问题涉及民族感情因而就显得很敏感。中韩将来潜在的领土争议主要是涉及苏岩礁问题（韩国称离於岛）和韩国国内部分民众对中国东北境内部分地区的领土主权要求。而中韩两国渔业纠纷则是两国海上划界问题的直接产物，从目前来看，中韩两国围绕历史和领土问题的争议以及渔业纠纷并未对中韩关系造成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这两个问题在将来极有可能引发两国国内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进而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如2013年影响很大的中韩划分防空识别圈的问题等就是潜在的冲突源。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中韩两国政府和有远见的政治家能着眼于两国长远国家利益，有效化解潜在的冲突和纷争，将中韩关系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中韩关系发展展望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朴槿惠总统时提出了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的三项重要指标。习近平主席指出：“我愿同你一道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健康、更具活力地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这三个“更加”为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设定了三项关键性指标。
首先，以朴槿惠总统的访华为契机，今后中韩关系有望实现“政经双热”的良好局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韩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政冷经热”的局面，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韩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扭曲”的局面，一方面，韩国在安全上极度依赖于美国主导的美韩同盟，但是在经济贸易上又高度依赖于中国，这是韩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预计韩美同盟将依然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不能指望朴槿惠总统对中国的一次访问就完全促使韩国完全倒向中国，但是朴槿惠总统的此次访问显然将有助于构筑中韩之间的战略互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过去中韩关系中出现的“政冷经热”局面，实现中韩关系中的“政治热、经济也热”的“政经双热”的良好局面。
其次，中韩领导人热线的开启将有助于加强中韩两国政治互信，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目前，中韩两国在应对日本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中国和韩国同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受害最为深重的两个国家，当前日本社会整体右倾，日本存在否定侵略历史和修改和平宪法的危险倾向。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否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涉及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峻现实问题，因为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推翻和对和平宪法的修改意味着日本意图推翻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安排和地区国际秩序，因此日本此举涉及一个现实的地区安全问题。目前韩日之间的独岛争议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也都是由于曰本对中韩两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中韩两国在对待日本问题上有着广泛一致的国家利益。
此外，中韩两国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时立场虽然有部分分歧，但是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今后中韩两国应该积极再次问题上加强合作。再次，今后经贸合作将继续在两国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和作用，中韩两国经济融合度将进一步加强。中韩两国加强经贸联系是两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正如陪同朴槿惠总统访华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表示的那样，“此次韩中首脑会谈将为韩中自贸协定（FTA)第一阶段谈判注人新的活力，以此次访问为重要契机，今后中韩之间的经贸联系将进一步增强”。
最后，在对中韩关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感到乐观时，也不应该忽略未来中韩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目前，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依然严峻，中韩两国在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仍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挑衅和两国与日本所存在的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两国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韩美同盟依然是韩国的重要国家安全基础，因此如何妥善处理韩美同盟强化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和冲击仍然应该是两国关注的重点。
四政策建议
为了未来中韩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中韩两国应该直面中韩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不要回避困难，要以建设性的姿态积极面对，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领域着手。
第一，中韩两国应该着眼长远，从地区和国际战略的高度为中韩关系賦予更新的战略内涵。李明博政府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建设“成熟的世界性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成熟”和“世界性”。“成熟”，应该是各方面的成熟，包括成熟的国际战略观，成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世界性”应该是韩国面向全球的宏观战略视野和勇于承担全球责任的世界性胸怀。坦诚地说，韩国目前过分专注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问题，从而缺乏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宏观战略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国自身国际战略空间的拓展。而中国国际战略观往往更倾向于宏观的全球和地区层次，中韩国际战略观的差异也就导致了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尤其如此。因此，中韩两国应该着眼长远，从地区和国际战略的高度为中韩关系赋予更新的战略内涵。
第二，两国政府应该积极沟通，加强战略协调，增强战略互信。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应该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应该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两国政府应该着眼长远，要勇于克服韩美同盟和对朝鲜政策分歧给中韩关系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在涉及民族主义和国民感情问题上，两国更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具体地说，中韩两国在面对争议和困难时应该勇于“着眼长远、搁置争议向前看”，不要因为眼前的个案影响和破坏中韩关系发展大局。
第三，两国可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中韩关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地区各国由于历史、领土问题、政治互信较低以及美国主导TPP并力主“重返亚太”战略等因素的干扰，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步伐目前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抱有信心，中韩两国可以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和东盟“10+3”合作机制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中韩关系。
第四，增强中韩两国人文交流和媒体交流，引导积极的社会舆论。如上文所述，中韩两国民间舆论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不容小觑。两国政府和两国媒体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引导舆论，尤其是要培育成熟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克服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第五，摆脱东北亚“受害者”悲情意识。由于在近现代史上中韩两国都受到了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因此中韩两国国民心理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受害者意识”。这种“受害者”悲情意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民族的斗志，但是也容易对两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和处理当下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时造成负面的干扰，从而形成某种负面的“历史精神包楸”，容易使人民限于狭隘和极端。因此，中韩两国有识之士应该着眼长远，使中韩两国社会早日摆脱东北亚“受害者”悲情意识的负面干扰，为中韩关系的健康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精神舆论环境。
忠言逆耳，中韩两国应该立足当前，着眼于未来，继续总结中韩关系中成熟的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同时要总结教训，正视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培育成熟的国内政治、媒体、社会舆论氛围，为中韩关系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发展环境。因为中韩关系的良好健康发展，不仅符合双方的整体国家利益，而且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结论
中韩关系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维护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过去的20年里，中韩关系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经历了诸多困难，未来的中韩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善于运用政治大智慧增进共识，巧妙化解矛盾和分歧，为中韩关系的平稳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5.当前两岸关系的新发展和前景展望 篇五
（一）1、两岸关系发展的特点
①2008年5月，“三通”实现，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
②两岸交流全面化，和平发展酝酿新突破（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各省领导赴台交流），目前，这种交流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发展的态势。
③两岸沟通平台多样化，双方互信逐渐增强。
④推进了两岸制度化协商。
⑤两岸携手合作，共度时艰，在世界上率先走出金融危机。
变化原因：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两岸关系的改善符合俄两岸同胞乃至全世界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岸双方都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达成一致，取得共识，并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互信，取得了良好的互动。
2、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原理。
①大陆形成对台新思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②马英九大陆政策总体上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
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大意见：
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增进政治互信。
②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③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
④加强人员来往，扩大各界交流。
⑤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
⑥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马英九提出：务实、理性、开放
------------正式现实，积累互信，求同存异，续传双赢
------------重新定位两岸关系
------------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主张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推出多项开放两岸交流的举措
----------主张采取务实、弹性的“活路外交”
3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
-----------坚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
-----------遵循平等协商，善意沟通
----------区分轻重缓急，优先处理事关两岸同胞切身i利益的问题，重点关注有利于两岸互利
互赢的领域
（二）问题：
1、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极力阻拦两岸关系发展
2、两岸政治互信不足制约两岸关系纵深发展
3、台湾部分对大陆仍有较深忧虑，对两岸关系重大政治问题看法比较混乱
4、美“以台制华”战略不会轻易改变
（三）前景展望：
1、两岸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提升
2、两岸政治性一体短期内难有突破，暂时维持现状符合各方利益
3、“台独”活动空间将受到挤压，但要警惕
4、美对台组织的两面性将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5、战争可以避免，但不承诺放弃武力
6、和平可期，统一有望，但任重道远
后记：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邓小平
启示与展望：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启示我们，要将两岸和平发展向和平统一方 向引导，除了搁置争议之外，我们还需站在争取台湾民心的战略高度，在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等
方面不断细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图。胡锦涛总书记六点意 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提
出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要求，体现了 解决两岸关系重大问题的新思路、新
观念、新主张，也体现了破解难题、打开僵 局的政治智慧。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六点意
见已经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轴。今后要进一步重视让台湾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广泛参与
两岸经济社会合作进程，注意保障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促进两岸更好地共同发展。另一
方面，我们要继 续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 代化国家。
只有踏踏实实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我们才能有效地构建基础坚实、支撑有
力、内涵丰富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和统一国 家的认同，为
6.中俄关系展望 篇六
球老师，公众号：求实PTE
求实PTE工作总结&展望
完成状况不理想。球老师一直试图从英语学习的逻辑和心态两个方面引导和鼓励考生以高分作为目标，但不得不承认，习惯和惯性的力量是巨大的。
完善训练体系，使其更加精细，科学，可复制。使各种情况，各种问题，各种年龄段，各种英语基础的同学都能通过提高英语水平的途径而提高PTE分数，并通过教学使这个过程尽量缩短，考生的工作量尽量缩小
超额完成，也是今年的最大收获之一。
完成“球老师专栏”的写作计划，并制作成。这部关于PTE考试的小册子暂定名为“球说PTE”，其目标是为不同类型的考生提供备考中的理论协助，并帮助其明确方向，减少盲区，“少踩坑”。
完成。随后会进行合集的整理和发布工作。
做好宣传工作，使球老师的理念，思路更加为人所知，使考生了解PTE考试的新备考范式。
完成状况不理想，原因在于不懂，不会营销和宣传。已经在着手补全短板。
将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入到PTE教学当中，提升教学效果。
超额完成。
PTE考试现阶段分析及展望
经过一年的观察，交流，思考和分析，球老师对于PTE有两个判断。
1.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PTE教学中那些浅显易总结的技巧，比如read aloud的断句，语调，repeat sentence的意群法，summarise spoken tet的模板法，即所谓的“low-hanging fruit”，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这些浅显的技巧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于提分，和解决自身阻碍提分问题的需要。所以，在教学中对PTE现行技巧进行更深刻的研究，挖掘和总结已经势在必行。必须对PTE的教学内容进行全面和深层次的升级，才能解决现今形势下学员们遇到的问题和难题。
2. 对于学员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考不到”问题，即，以现在考生的智力和能力，通过学习与练习完全可以达到PTE79分所对应的水平要求。而阻碍考生的，是一些深层次的，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求实PTE工作目标
有鉴于此，球老师在20设立如下目标。
1. 上线新课程，实践新型教学方法和内容，将关注点放在“基础差”“老大难”和“上班族”三个重难点群体上，以解决大项问题和深挖隐藏考点为抓手，使学员学会英语，提高水平，提高分数。
2. 改变传统教学理念，改变以往“教师在上，学生在下”的教学模式，增加学员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话语权。
3. 做好宣传工作，扩大品牌知名度。开展有特点，有特色的宣传和活动。
4. 继续进行教学研究，调查，交流，融合其它学科知识进入教学方法和内容，不断完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训练体系和检测体系。
7.中俄关系展望 篇七
在很多组织中, 工作团队的地位越来越高, 团队甚至已成为组织的主要工作单元。德勤咨询公司于2016年1月发布一年一度的《2016年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中指出:“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正在崛起:企业建立在‘团队的网络’基础上, 并授权团队完成各项具体业务项目和挑战。组织正从传统的、功能型模式向灵活的、互联化的团队方向发展。”Hoegl等 (2001) 认为, 团队能够整合个体知识和技能, 从而有利于高效完成复杂和不确定的任务。因此, 随着团队地位上升, 团队中的人也越来越受关注, 团队中同事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1989年, Seers在Graen提出的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Leader—MemberExchange, LMX) 基础上, 提出新的理论:团队—成员交换理论 (Team—MemberExchange, TMX) 。Seers认为, LMX理论只关注了组织中的纵向关系 (即主管与下属之间垂直关系) , 却忽视了组织中的横向关系 (即同事之间的交换关系) , 因而他将LMX在团队层次上进行了扩展, 并且证实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的广泛社会交换关系能够对个体成员的行为与态度产生影响, 甚至比组织中的纵向二元关系更可能影响团队工作绩效。自他提出团队—成员交换的概念后, 学术界就开始对TMX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大多数仅限于对团队中的个体对其与其他成员交换关系感知的讨论, 较少考虑到由个体与个体互相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差别而组成的团队整体层面上。在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 (LMXdifferentiation) 的启发下,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 (TMXdifferentiation) 。可以说, 关系差异化已成为团队—成员交换关系理论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模块 (Liao、Liu、LOI, 2010;Zell、Alicke, 2009) 。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概念和来源
Liao等首次介绍了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的概念, 并且进行了第一个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他们指出, 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是指在团队中, 成员与其他成员的交换关系在质量上的差异化, 用于衡量成员与团队其他成员交换程度的差异。例如, 在一个团队中, 一些成员的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较高, 而另外一些成员的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却较低, 这就是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存在差异的原因;相反, 当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有质量相当的交换关系时, 即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程度为低。即使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构念, 但其在提供洞察团队—成员交换水平的分散性上有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证实, 在理解员工如何解释团队中的交换关系时, 交换差异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rdogan、Liden, 2002;Ford、Seers, 2006;Liden、Wayne、Sparrowe、Erdogan, 2006) 。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以下简称“TMX关系差异化”) 来源于社会比较理论, 该理论 (Festinger, 1954) 为理解TMX关系差异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它提供理解团队成员利用与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的理论。应指出的是, 成员是在一个团队背景下工作, 所以会通过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的比较, 确定自己在团队中的地位 (Angetal., 2003;Zell、Alicke, 2009) 。如果在一个团队中,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存在差异, 成员就会与其他成员形成对比 (Festinger, 1954) 。结果是, 高质量TMX交换关系的成员会更积极的看待自己, 而低质量TMX交换关系的成员则会消极的对待自己和他们的工作。然而, 当TMX差异化的程度较低时, 成员间就会互相同化, 而不是与成员间进行互相比较 (Brown et al., 1992;Mussweiler, 2001;Mussweiler et al., 2004;Pelham、Wachsmuth, 1995) , 因此不会给团队—成员交换中的相关信息上添加其他附加意义。进一步说明, 在TMX差异化程度较低时, TMX关系对产出的影响将会减弱, 因为成员不会认为他们的TMX关系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测量
目前, 与LMX关系差异化测量可采用客观合成和主观测量两种方式不同, 业界对TMX关系差异化的测量基本上只采用客观合成一种方法。TMX关系差异化首先是建立在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基础上 (Chan, 1998) , 因此学者们一般都先采用Seers等 (1995) 开发的TMX关系测量量表或在此基础上的修订版量表, 对成员与成员间的交换关系质量进行评估, 之后再根据成员间的测量结果进行客观合成。较为常用的合成指标有方差 (variance) 和组内一致性系数指标, 而方差是更为常用的指标 (Margolis, 2015;Liuetal., 2011;Liaoetal., 2010) , 方差越大, 代表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越分散, 即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相反, 组内一致性系数越高, 即TMX关系差异化水平越低, 成员与成员间的交换关系越相似。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因素
哪些因素会影响TMX关系差异化, 学者对其探讨甚少 (Margolis, 2015)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TMX关系差异化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 研究还不够深入, TMX关系差异化的前因变量还未引起较多的关注;第二个原因是学者认为, 影响TMX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足以用来解释对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实际上, 两者是否等同有必要进一步验证。
在2015年最新的一个实证研究中, Margolis考察了亲社会能力训练与TMX关系差异化的关系。Margolis假设为亲社会能力训练会降低TMX关系差异化, 但惊奇地发现:亲社会能力训练会增加TMX关系差异化。原因可能是团队中的各个成员对亲社会能力训练的接受度不一样, 有些成员通过训练增加了亲社会性, 而另一些成员亲社会性则未发生改变, 从而导致TMX关系差异化程度变大。此外, 还未有其他学者关注TMX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因素, 因而无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归纳。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对团队和个体的影响
TMX关系差异化是一个团队中成员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进行互动、互相分享知识和互相建言的标志 (Liao et al., 2010) 。
从团队层次而言, 基于Festinger (1954) 的社会比较理论, 高程度的TMX关系差异化会促成团队成员进行互相比较, 这种差异化会降低团队的凝聚力。因为成员间更多的时候进行互相比较而非把团队看成一个团结的群体 (Liao et al., 2010) , 通过经常性的对比, 会强化一个事实:成员间交流会减少并且更不愿意分享各自的知识, 甚至成员会怀疑团队合作完成任务的真实能力 (Kirkman、Rosen, 1997) , 即成员并不认为团队能进行有效的合作。最初的研究表明, TMX差异化对团队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发挥具有消极的影响。在一个产品的研发团队中, Liu等 (2011) 考察了当TMX差异化程度较低时, 团队的平均TMX关系质量水平 (TMX—Team) 对团队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即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对TMX—Team和团队绩效间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说, 在低程度的TMX差异化情况下, TMX—Team越高, 团队绩效越好。因为当团队TMX水平平均且较高时, 成员间TMX关系基本都差不多, 即为TMX差异化较低, 则对团队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当成员TMX水平变化很大时 (即TMX关系差异化程度高) , TMX—Team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则减少, 因为这种团队的知识分享会受限制 (Liao et al., 2010;Dierdorff、Ellington, 2012;Liu et al., 2011;Alge et al., 2003) 。相似的, Cogliser等证实了当TMX差异化程度较高时, 其对团队绩效和平均满意度有负面影响。
从个体层次而言, Liden等 (2006) 考察了当不考虑关系差异化时,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对个体绩效不产生影响。当TMX关系差异化程度低时, 团队成员间会互相同化, 而不是与成员间进行互相比较 (Pelham、Wachsmuth, 1995) 。只有Liao等 (2010) 进行了第一个有关TMX关系差异化在个体层次上的实证研究, 研究检验了TMX关系差异化的调节效应, 即TMX关系差异化在TMX质量与成员创造性关系中通过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起到间接调节作用。这些研究者发现, 在程度高的TMX关系差异化情况下, TMX对自我效能感有强烈的积极影响;反之, 在程度低的TMX关系差异化情况下, TMX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只有在高程度的TMX关系差异化情况下, TMX才对自我效能感有影响。Margolis (2015) 在他的论著中, 集中探究了TMX关系差异化的一系列调节作用, 如TMX对团队授权的直接影响、通过团队授权对团队绩效和个体活力的间接影响, 而TMX关系差异化对这个影响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另外。实证研究数据表明, TMX关系差异化来源于社会比较理论, 并且在团队中确实存在。除此初步研究外, 在个体和团队层次上的TMX作用机制中, 关系差异化对其有何影响尚不清楚。
结论与研究展望
TMX关系差异化研究是一个新课题, 国外学者对其研究多集中于最近几年, 被关注的内容还较少。然而, 国内研究TMX关系差异化还处于空白阶段, 还未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随着团队在组织中的地位的逐渐升高, 成员间的关系也愈发的受到重视。可以说, 这个课题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且值得学者和实践人员予以完善。
通过对TMX关系差异化现有研究文献的归纳和分析, 今后研究TMX关系差异化应多关注这几个方面:
第一, 目前, 学术界对TMX关系差异化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 相比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LMX differentiation) 的研究, 包括理论探究、实证研究等都还较少。现有几个有关TMXdifferentiation的研究主要关注它的调节效应, 而对TMX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方面的关注几乎没有。其中, 在影响因素上, 尽管有学者认为影响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的因素均可用以解释TMX关系差异化, 但还没有实质的研究和论证。
第二, 当前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情境下进行的, 其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还有待考察。特别在我国, 民众对“集体主义”较为信仰, 但对“团队”的接受度还不够高, 理解不够深入。因此, 在此背景下, TMX关系差异化的程度、影响因素等可能与西方不一致, 这些都需进一步探讨。
第三, 进行TMX关系差异化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实证研究证明, 团队成员间的关系是一类值得关注的社会交换关系。在团队中, 成员通过与团队其他成员间的比较和互动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另外, 成员与成员间的化学反应会对团队产出和个体产生影响, 其他成员的行为对个体的产出也会产生作用。可以说, TMX关系差异化对团队有隐形且实在的重要影响。所以, 在管理实践中, 领导应创造怎样的环境、组织怎样的团队, 让团队化学反应更好,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TMX关系差异化应是一种重要的组织现象, 学者对它的关注还处于起始阶段。今后学术界应在这个问题上倾注更多关注, 以期丰富团队—成员交换理论的内涵和结构。
摘要：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是指团队中的个体成员与其他成员互相之间在交换关系质量上的差异, 不同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目前学术界对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研究还很少。从已有的研究结果中可得出,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对个体行为和团队绩效等均有重要影响。从概念、起源、测量方式、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等方面, 对有关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归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展望。
关键词：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测量,团队,个体,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王震, 仲理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研究评述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 2011 (7) :1037-1046.
8.中俄关系展望 篇八
日本经济发展动向及中日经贸关系展望
王 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呈先扬后抑态势。因受金融危机出现剧烈波动的中日经贸关系已恢复稳定发展势头，特别是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景气恢复的作用愈发显著，中日经贸关系将进入到深层次、多元互动的发展阶段，值得我们关注和研讨。
一、2010年日本经济形势基本判断
根据日本内阁府2月速报值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同比增长1.8%，金额为5.4742万亿美元，被中国赶超，降为世界第三位。2010年日本实际GDP同比增长3.9%，其中，内需贡献度2.1%，外需贡献度1.8%。受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经济动荡等因素影响，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总体走势先扬后抑，四个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6.0%、2.1%、3.3%、-1.1%。总体而言，日本经济景气有恢复迹象，但通货紧缩与日元升值成为影响今后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从主要经济指标看：
首先，全年贸易总体增长持续保持贸易盈余。2010年，以美元计价的日本贸易总额为14571.1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出口7670.9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进口6900.2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自2009年第二季度起，因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欧美经济缓慢复苏，日本出口连续呈快速增长趋势。但2010年下半年以来，受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和日元快速升值等多因素影响，出口增势回落。日元升值一定程度抵消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日本进口保持稳定增长。
其次，工业生产趋于好转。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出口造成巨大冲击，导致工矿业生产出现巨幅缩减。2008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3.4%，2009年降幅达22.4%。进入2009年第三季度前后，日本工矿业生产开始显现恢复之势。到2010年第一季度，日本工矿业生产回升态势更趋强劲，转为27.5%的正增长，第二季度仍保持了20.9%的快速恢复势头。下半年以来，生产指数有所回落。
图1 2010年日本贸易发展
图2 2010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走势
第三，个人消费支出小幅增加。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家庭收入减少、股价下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在衰退时期呈明显萎缩之势。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在政府推出的环保型汽车减免税和节能家电积分返点等优惠政策刺激下，个人消费需求反弹势头一直延续到年底。2010年以来，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个人消费支出与零售额增幅从下半年起回落。总体而言，内需是拉动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2009年以来，日本就业形势进入严峻时期。2010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5.1%的高位，特别是6月份攀升至5.3%。下半年失业率在5.0%上下波动，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第五，物价水平持续降低显示日本处于通货紧缩状态。2009年以来，日本消费者综合物价指数（除生鲜食品以外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降幅持续扩大。2010年也没有出现回升迹象，全年指数为99.3，同比减少1%。由于经济景气恢复乏力，需求低迷，日本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的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政府经济报告也明确指出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第六，日元急剧升值。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日元兑美元汇率进入上升轨道。特别是2009年底以来，日元汇率迅速攀升，2010年10月升至一美元兑81.87日元的高位。日元汇率飙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美国实行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疲软；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大量增发货币相比，日元增发相对较少；三是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日元升值速度。对正处于艰难恢复阶段的日本经济而言，日元急剧升值可谓雪上加霜。日本政府表示将采取适当措施稳定日元汇率，以防经济二次触底。
图3 2009年与2010年日本物价水平变化比较
图4 2010年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
二、2011年日本经济发展的走势
世界银行2011年1月12日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2011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长率为3.3%，维持去年6月的预测值。预计日本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4.4%，相比去年6月预测的2.5%有较大幅度上调，但2011年预测仅为1.8%，增速与2010年相比大幅下滑，2012年也仅为2.0%，报告分析日本将回归缓慢增长状态。日本国内经济学家对本国经济走势更为悲观，预测2011年日本经济可能实现1%左右增长，但这是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顺利发展和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前提下的判断，如果信用危机在欧洲再次上演，日本经济将面临更严峻的局面。总体而言，日本经济景气在2011年存在二次触底风险。即便在2011年实现有波动的缓慢增长，日本经济也难以在短期踏上自律性恢复道路，经济增长将徘徊在较低水平。
对近期日本经济走势做出以上判断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首先，出口仍是影响日本经济复苏的最主要因素。虽然全球经济全面减速可能延续到2011年和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复苏，但一些新兴经济体较为强劲的复苏力度有利于日本扩大出口。出口保持回升势头将成为支撑2011年日本经济景气恢复的重要动力。
其次，经济刺激政策是支撑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但巨额财政赤字隐藏巨大风险。针对当前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先后多次出台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追加补充预算，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利率水平，以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少企业破产数量，防止经济衰退。不过，日本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大大受制于目前的财政状况。巨额财政赤字不仅使日本政府几乎无法运用减税这一政策手段，促进经济恢复内生性自律增长，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引发类似欧洲国家的信用危机，使日本陷入破产危机。
第三，日元升值与通货紧缩继续拖累2011年日本经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将造成多方面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导致出口企业业绩下滑，财务状况恶化，被迫压缩生产投资，减少就业机会，降低职工收入水平，进而抑制国内消费增长，拖累经济复苏。此外，通货紧缩是压迫日本经济走向复苏的另一座大山。日本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矛盾，国内民间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多年前已初露端倪，现进一步加剧。尽管日本央行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但根本扭转通缩局面绝非易事。
第四，深层次结构问题将使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于低增长水平。长期以来，日本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一直没有消除，规模庞大、效率低下的国内经济部门与规模小、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部门同时存在，高效的出口部门补贴低效的国内经济部门。为消除二元结构，日本曾启动制度改革，但事实证明日本新的经济增长机制仍未建立起来。金融危机暂缓了日本制度改革的步伐，因此，日本经济在渡过最艰难的复苏阶段后，仍将在较长时期徘徊于低水平增长。
第五，政权不稳定为日本经济复苏增添变数。民主党政权目前的支持率很低，执政根基受到很大挑战。日本政坛如果再次出现动荡，将对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即便民主党勉强维持住执政党地位，也缺乏遏制通货紧缩、应对日元升值压力的良策，在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全局性经济增长战略方面更有明显不足。日本经济要想真正实现自律性增长，必须在经济复苏势头稳定后继续推动结构改革。但就目前而言，民主党政权对日本如何通过改革，踏上自律性增长之路缺乏系统谋划。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展望
中日经贸关系在两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重要地位。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中日经贸关系。按中国海关统计，2009年中国对日贸易减少14.2%，其中对日出口与自日进口分别减少15.7%和13.1%。按日方统计，2009年日本对华贸易减少12.8%，其中对华出口和自华进口分别减少11.6%和13.9%。随着日本经济景气逐渐恢复，中日经贸关系重回稳步发展态势，双边贸易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0年，中日贸易总额为2977.7亿美元，同比增长30.1%。其中，中国对日出口1210.6亿美元，同比增长23.7%，自日进口1767.1亿美元，同比增长35%。据日方统计，2010年日中贸易总额3018.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日本对华出口1491亿美元，同比增长36%，自华进口1527.6亿美元，同比增长24.7%。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在投资方面，2010年日本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为42.4亿美元，同比小幅增长2.9%，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4%。近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发展较快。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显示，2010年中国对日直接投资3.2亿美元，截至2010年,中国累计对日直接投资约5.1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已从最初的贸易为主向生产、销售等综合性投资转变，在信息产业、软件外包、食品加工、新闻出版等行业都有所涉及。以往中国企业以绿地投资为主，近来也开始尝试以并购方式进入日本市场。除直接投资外，2010年中国政府加大对日本国债的买卖力度，日本国债成为中国资本的另一投资选择。
中日经贸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环保、金融、旅游等领域合作日益活跃。两国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一些大型节能环保合作项目，如日本住友商事与中国大唐集团签署合作协议，投资约600亿日元共同开发风电等自然能源项目。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实业银行等日本大型金融集团在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增设网点，增加面向中国消费者的金融业务。中日旅游业合作快速推进，日本大幅度放宽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签证标准，使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达历史新高。
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取代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中国市场、资金等需求明显增大，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中日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等方面仍差距明显，日本仍将是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随着中日经贸关系进入深层次、多元互动的发展阶段，两国的合作机制也更为健全，特别是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为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构筑了体制基础。2010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双方签署了《建立中日流通物流政策对话机制的备忘录》等七项务实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涉及两国经济合作的宏观性、战略性、长期性议题。双方强调互利共赢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中日在产业、技术、市场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今后，中日将在高端制造、节能环保、信息通信、质量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
在此次高层对话中，中日两国如何在亚洲区域层面合作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话题。中日经贸合作对亚洲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亚洲经济面临着从出口导向型到依靠内需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靠亚洲区域内部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意义重大。近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发展迅速。作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中日应该加强合作，巩固利益基础，共同构筑更加有利于东亚整体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日本领先的技术和中国广阔的市场形成优势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尤其是中国“十二五”期间对新能源领域的支持力度将显著增强，为拥有高端技术的日本企业带来了不可错失的难得商机。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发生的钓鱼岛问题造成中日政治关系的紧张态势，对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需要双方政府共同促进的合作项目将产生一定影响。此外，日本目前政治局势前景不明，其对华政策正经历左右摇摆的过渡期。一方面，两国利益深度结合，通过对华合作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已成为日本朝野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日本国民对中国经济规模赶超日本心存疑虑，政府对华防范牵制的戒心也有所上升。因此，可以说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中日经贸关系将继续呈现合作与竞争的并存态势。
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遏制通货膨胀，2011年中国可能采取措施抑制投资增长，欧美市场复苏前景也不明朗，中国出口可能增速回调，中日经贸关系将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日元升值也成为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日元升值对于日本企业的资本流动有正面影响。日元升值导致出口成本增加，日本企业对海外产业转移速度将加快，而其中受惠最大的无疑是东亚地区。日本企业有可能在日元汇率保持高位的预期下加快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和增加FDI投资，这将为中日扩大贸易规模，以及中国吸引来自日本的资本和技术带来更多机会。其次，日元升值使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价格成本下降，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增强，有可能刺激对日出口规模扩大。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日元升值，日本的通货紧缩将更加严重，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从而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第三，如果日元升值持续较长时间，将对日本对华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以工程机械、集成电路、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韩国、德国等在上述领域与日本存在激烈竞争。日元升值将可能导致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下滑。第四，日元升值将抬高中国企业获得日本技术的成本。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将成为中日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中国对于日本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需求十分迫切，如今的日元升值可能抬高中国引入日本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成本。
10.3969/j.issn.1003-5559.2011.0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