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文学成就

文天祥的文学成就（精选7篇）

1.文天祥的文学成就 篇一

一、马克·吐温作品的独特民族特色、鲜明时代特色和深刻批判意义

1. 民族特色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 也是美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作之一, 被评论家称赞为其最优秀的作品。它将追求自由与解放黑奴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描写一个白人孩子哈克与黑奴吉姆结伴逃亡的故事。作品中, 马克·吐温把现实主义的精心镂刻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 把对人物心理的真实描写与滑稽、幽默的想象浑成一体, 用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哈克和吉姆形象, 在一定的典型环境中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又通过人物渴望自由的心情, 描绘密西西比河上的自然风光, 充满了浓厚的抒情气氛。马克·吐温借哈克的口说道:“我相信他惦记着家里人也是跟白种人一样的。”, 反映了马克·吐温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反种族主义的立场。在描写假“国王”与“公爵”这两个骗子时, 马克·吐温采用了漫画式的夸张和怪诞手法刻画反面人物的嘴脸。对不同类型的人采用不同的写作手法, 目的都是为了塑造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小说的语言是作者从多种方言中提炼而成自然流畅的“美国英语”, 具有典型的美国特色。

正如帕林顿所说:“现在总算有了一位地道的美国人———一位用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自己的眼睛进行观察、自己的方言进行说话的土生土长的作家。一切欧洲的东西都丢开了, 最后一点封建文化的残余也消失了, 他既属于地方和西部, 但也属于全美国。”的确, 马克·吐温是地道的美国作家, 他的民主平等思想是美国的, 他的小说的背景、人物、幽默感及语言也是地道的美国的。

2. 时代特色和批判意义

1870年发表的短篇佳作《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是由一个天真、老实的华工艾颂喜的几封信组成的。写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他听信了美国是“人间天堂”、“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的谎言, 背井离乡, 远渡重洋, 应募来到美国寻找幸福。但他刚到美国的港口, 就遭到了警察的棍打、脚踢, 行李也被没收。踏上美国的陆地后, 不但被狗咬, 还被送进监狱。艾颂喜的种种不幸使人们认识到“民主美国”的真相。马克·吐温把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可怕加以对照, 用喜剧的情节突出了华工艾颂喜的苦难, 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意义。

二、马克·吐温作品的高超艺术创作风格

1. 幽默、讽刺

《竞选州长》是马克·吐温早期的一篇优秀短篇小说。作品主人公作为独立党的候选人参加了纽约州长的竞选, 但是不久, 参加竞选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利用报纸, 以选民的名义接二连三地给他扣上“伪证犯”、“小偷”、“盗窃犯”、“舞弊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 并在公开场合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搞得他声名狼藉迫使他不得不声明退出竞选。作品篇幅短小, 但是写得泼辣有力, 用夸张、讽刺的笔法, 烘托出喜剧的气氛, 突出讽刺的主题, 为“美国的民主”描绘出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1876年, 《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出版标志着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创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小说描写了少年汤姆和哈克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冒险的故事。书中对美国虚伪、庸俗的社会风气、迷信、落后的宗教和陈腐、呆板的学校教育制度, 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1884) 中描绘了一个叫吉姆的黑奴, 因不甘于自己被奴役的地位, 从蓄奴主家外逃, 以求摆脱蓄奴主的压迫、剥削。马克·吐温以同情的笔调写出处在奴隶地位的黑人的悲惨生活, 谴责蓄奴主的暴虐和种族歧视。作品中吉姆和哈克的性格鲜明突出, 形象栩栩如生。全篇的现实主义描绘和浪漫主义抒情交相辉映, 尖锐深刻的揭露、幽默辛辣的讽刺以及浪漫传奇的描写浑然一体, 形成了马克·吐温独特的艺术风格。

1889年发表的《在亚瑟王朝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 是体现马克·吐温思想倾向的重要小说。小说通过一个19世纪会做各种机械的美国铁匠梦游到6世纪封建骑士时代的英国的荒诞故事, 暴露了君主制的腐朽、暴虐、天主教会的贪婪、残酷, 并对封建阶级的代表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冥顽残暴进行嘲讽。90年代后期, 马克·吐温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 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创作了大量的游记、杂文和政论, 它们像匕首一样, 刺向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1901年用对话形式写成的讽刺杂文《托钵僧和傲慢无礼的陌生人》, 谴责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菲律宾的罪恶行径。1902年发表的《为芬斯顿将军辩护》, 揭露了美国殖民主义者芬斯顿制造骗局, 诱捕菲律宾起义领袖, 屠杀起义人民的罪恶行径, 进一步表现了马克·吐温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菲律宾罪行的极大愤慨。马克·吐温甚至把美国国旗描绘成“骷髅和两相交叉的白骨之下的黑白星条”, 成为屠杀、掠夺人民的海盗旗帜。他自己宣称:“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反对鹰爪蹂躏别国领土。”他在《给坐在黑暗里的人》这篇杂文中, 讽刺地指出:殖民者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文明”礼物, 就是“锁链、机关枪、祈祷书”, 殖民地人民为这份“礼物”, 要付出“眼泪、鲜血、土地和自由的代价”。

1899年写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是其晚年杰出的中篇小说之一。作品描写了这个市镇上十几位公认诚实廉洁的首要人物为得到这份不义之财,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 在众人面前演出了一出丑剧。最后, 揭开他们的“诚实”、“廉洁”的假面, 彻底暴露了他们的贪婪、卑鄙的本性。

2. 运用口语语体和方言进行创作

马克·吐温认为口语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 它最真实, 没有一点做作。马克·吐温第一次成功地把真人的说话声音记录下来, 写入文学作品。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可以辨认出三种方言, 其中密苏里州派克县的方言又根据受教育程度、地理条件、社会层次等, 再分为4种口音。马克·吐温就是这样将美国人的口头语言经过艺术加工与锤炼, 使它成为十分逼真的口语, 为后人指引了方向, 使现实主义文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难怪门肯称马克·吐温为“真正的美国文学之父”, 福克纳称马克·吐温为“我们大家的祖父”, W·D·豪威尔斯把他称为“美国文学上的林肯”。

海明威曾经作出这样的评价:“一切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一本马克·吐温的著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切美国文学都来自这本书。在它之前或之后都不曾有过同它媲美的作品。”著名的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海明威所以说一切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哈克·费恩》, 主要是指马克·吐温在这部作品中运用的口语体散文。他让哈克自始至终用地道的美国口语叙述自己的故事。哈克和其他人物的口语之逼真、自然、流畅, 简直摆脱了书本的约束, 读者仿佛听到他们的说话声。马克·吐温在《哈克·费恩》中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 让哈克说着当地的方言土语, 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不仅词汇简单、口语化, 而且句子也简单、直接, 并且有节奏。最令人佩服的是, 马克·吐温仍能藉此把孩子的感受、感情甚至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十分准确与深刻地表达出来。所有这一切, 都展现了马克·吐温的艺术创作特色。

综上所述, 马克·吐温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声誉, 是因其作品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刻的批判意义和独特的民族特色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 把美国的文学提到了全欧水平。他毕生酷爱民主与自由, 以笔作为武器, 采用幽默、讽刺的手法, 为之呐喊、战斗;他提倡人人平等, 颂扬民主思想, 谴责种族歧视, 痛斥殖民侵略;他成功地运用口语语体创作, 表现出纯粹的美国气质, 这标志着地道的美国本土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摘要：马克·吐温作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把现实主义的精心镂刻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 把对人物心理的真实描写与滑稽、幽默的想象浑成一体, 其作品具有典型的美国特色。马克·吐温的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创作风格, 高超的幽默、讽刺语言比比皆是。运用口语语体和方言进行创作是他艺术上最大的特点。

关键词：马克·吐温,幽默,讽刺,口语语体,方言

参考文献

[1]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2]朱维之, 赵澧.外国文学简编 (欧美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2.一张废纸片成就的文学大师 篇二

美国密苏里州的大街上，14岁的他漫不经心地走着，突然发现路边一个人正在翻看的书中掉下了一张纸。他快步上前捡起那张纸片仔细看。那是一张记载着一个叫约翰的人的传奇故事。他闲着没事，就从头至尾仔细地阅读起来。没想到这张纸片上的故事如此离奇，一向讨厌读书的他竟读得如痴如醉。但是，接下来却让他为难了，只有一张纸，约翰的故事中断了，但是他实在想知道故事的下文和结局。他立即在街上寻找那个拿书的人，希望能够借他的书让自己看完约翰的故事。但是，那个人早就没有踪影了。

他立即去书店和图书馆，寻找阅读有关约翰的书。虽然这个时候，年轻的他已经开始工作，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于约翰的兴趣。当其他人都去喝酒玩乐时，他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看书。看不懂的地方就去查字典。不久以后，他开始了自己出外谋生的日子，做印刷厂的排字工人，来往于密西西比河一带的几个城市。他依然在不间断地阅读，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开始创作。几年以后，他当上了河道上的领航员，因为他的经历惊险动荡，常常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因此他的作品对这些底层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和挖掘，加上他幽默风趣的文笔和辛辣的讽刺，他的作品很快在美国文坛上走红。1862年，这个几乎没有进过学校，靠一张纸片引起阅读兴趣，一直在流浪中读书写作的青年人，终于靠着自己出色的文笔，在27岁的时候成为《事业报》的新闻记者。

1867年3月，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即包括《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在内的短篇小说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书中呈现了他童年生活的面貌。

海明威曾说过：“美国的整个现代文学，都发源自一本书，他的名字就是《顽童流浪记》。”他40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10多部长篇小说、几十部短篇小说及其他体裁的作品。他的文章充满着喜悦、冒险、进取、轻快、幽默等情绪，最能代表美国的民族性，因而被称为“幽默大师”。

他就是被世界文坛誉为美国“文学林肯”的马克·吐温。

【素材解读】

一张纸片成就了马克·吐温的人生。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种必然与他的奋斗、挣扎、生存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适用话题】

幽默；偶然与必然；经历的珍贵；人与路……

3.杨绛文学翻译成就概要 篇三

一、牛刀小试

杨绛生于1911年7月,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1935年至1938年留学英法, 回国后长期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留学期间, 杨绛掌握了扎实深厚的英语和法语能力, 并尝试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真正引起行家注意的, 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盛情向杨绛约稿, 她便将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则片断翻译好之后投寄给了该刊, 结果居然受到了大翻译家傅雷的交口称赞。对于傅雷的称赞与好评, 起初杨绛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礼貌的敷衍罢了, 便对傅雷也惯常性地作了一番谦逊的回应, 哪知傅雷怫然忍耐了大约一分钟, 然后铁青着脸对着杨绛发作道:“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受到傅雷发自肺腑的认可与好评, 杨绛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也增强了自己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信念与决心。

20世纪40年代末期, 杨绛着手向国内民众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在这部小说中, 通过16世纪时期的主人公小癞子对于个人一生中种种坎坷遭遇的详尽自述, 作者以幽默俏皮的描写手法, 有力地鞭挞了日趋没落的贵族教士阶级, 辛辣地讽刺了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观念, 使读者可以在忍俊不禁之余, 慨叹时事的复杂多样和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某种程度上, 《小癞子》这部小说展示了西方城市的众生相, 尤其是书中对于僧侣的贪婪与伪善、贵族的傲慢与空虚等进行的独到描写, 充分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统治阶层的腐朽与没落, 因而其不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而且对于欧洲的文学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譬如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高乃依的《戏子的梦想》, 都曾引用过这部小说中的一些故事或者提及过这部小说的若干情节[1]81。在最初翻译《小癞子》时, 杨绛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 她在翻译时一丝不苟、精雕细琢, 每天最多只译五六百字, 译完之后又反复修改, 临渊履薄、小心谨慎, 而“小癞子”这个名字也正是她遍寻所有阅读过的图书, 从原本冗长的《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演化创意出来的。“拉撒路”原本是中世纪神学著作中出现过的一个人物, 他不但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而且满头生疮, 邋里邋遢, 恰恰是16世纪的一个市井小人物的化身。“小癞子”的译名既形象自然又通俗好记, 具有明显的历史指涉, 可谓是文学作品翻译中难得的极佳范例, 尽管其实例并非绝无仅有, 但也未见得层出不穷, 而杨绛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她牛刀小试便大功告成, 当《小癞子》中译本于1950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 立即获得了读者的赞赏好评, 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50年代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曾说, “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二、精益求精

自《小癞子》出版之后, 杨绛在中国文学翻译界声名大噪, 这也为她日后翻译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形成了氛围与机遇。1958年,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邀请杨绛重新翻译《堂吉诃德》, 而这正与杨绛的内心想法不谋而合, 因为这正是她“很想翻译的一本书”。为了完成该部小说的翻译工作, 杨绛首先做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 她先是从手边能找到的译本中, 挑了两个最好的法译本:一是咖达雅和拉巴德合译的第一部;拉巴德去世后, 咖达雅独译的第二部;二是维亚铎的译本。然后她又挑选了三种英译本:一是奥姆斯贝的译本;二是普德门的译本;三是寇恩的译本。围绕这五个译本, 杨绛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 她发现尽管是同样一个故事, 但不同的译者说法不同, 口气不同, 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或者模糊的解释, 而要忠实于表达原作的内容, 那就必须直接从原作翻译。因此, 1958年, 时年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以便尽心尽力将这本自己一心想翻译的《堂吉诃德》从原文翻译为汉语。受限于当时的工作学习环境, 对于西班牙语的学习, 杨绛只能主要依靠工具书偷空进行自学, 她从浅易的西班牙文书籍开始, 逐渐达到可以阅读《堂吉诃德》的原文, 并且能够读懂编注者的注解, 也逐渐认为自己可以胜任从原文翻译这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 钱钟书对她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鼓励。某日, 杨绛向钱钟书问道:“我读西班牙文, 口音不准, 也不会说, 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钱钟书回答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 能说中国话吗?”幽默风趣, 一语点破。的确, 会说西班牙语, 未必能翻译西班牙文, 笔译工作并非等同于口译工作, 这便彻底打消了杨绛心中存在的疑虑。这样, 在阅读了各个图书馆中一切有关作者塞万提斯的书籍以及塞万提斯其他作品之后, 杨绛将《堂吉诃德》正式作为个人的研究项目, 1961年开始动笔翻译。在翻译过程中, 她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 为一个注解读完一本书, 为一句话重译一个章节, 甚至为文气接不上, 把总共八章的小说《堂吉诃德》已经译完的约八章的内容全部推倒重来。杨绛将《堂吉诃德》的翻译比作“一仆二主”, 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 她的翻译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用中文的重新创作。到1978年3月, 在校订了四遍清样之后, 杨绛的《堂吉诃德》正式付梓出版。该译本一经出版, 便好评如潮,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被公认为无与伦比的优秀翻译佳作。《堂吉诃德》中译本1978年出版时, 适逢西班牙国王造访中国, 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来访的客人, 1986年10月, 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2]110。

三、独领风骚

在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事业中, 杨绛不但为读者提供了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 而且为人们展现了精妙绝伦的翻译技巧, 成就斐然, 独领风骚。

这里仍以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为例, 起初, 杨绛翻译时也译了大约八十多万字, 但是为了切实表达原作者的意思, 又为了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 她果断采用了“点烦”的翻译手法, 将八十多万字的译稿精简到七十多万字, 这不仅使小说当中的文字“明净”多了, 而且并未使原文的意思“点掉”, 但是读者阅读起来却更加明白省力了。“点烦”原本属于史学编纂中的技巧, 其源自于唐代刘知几编著的《史通·点烦》, 基本内容在于主张对文章删繁就简, 以使内容更加充实, 结构更加紧凑。之后, 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其所编著的《文史通义·内篇》中, 又重申和弘扬了刘知几“点烦”的思想, 特别强调人们应在史学编纂中对这个方法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翻译《堂吉诃德》时, 杨绛将“点烦”这项技巧扩展应用到对译文的处理之上, 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和才气。实际上, “点烦”并非是人人可以随意信手拈来的, 只有那些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如何主动而恰当地加以应用, 因为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前者不仅要求实现文字的形式转换, 更要求在转换中体现文学的深刻内涵。在采用“点烦”方式传达和表现作品的文学内涵时,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 杨绛绝非任意地“点烦”和“减肥”, 对于那些累赘多余和无关紧要的文字叙述, 她巧妙精简而不失本色, 而遇到不该精简的, 她则一字不省, 惜墨如金[3]118。比如《堂吉诃德》小说中包括的“十四行诗”、“应景诗”等大量诗歌, 她都逐句逐行译出, 不增不减, 并且对应原文, 做到合辙押韵。为适合读者的中文阅读习惯, 在理解原文意思之后, 杨绛有时将段落句式加以必要的更换重组, 既充分表达了意思, 又精练了许多文字。譬如《堂吉诃德》第三十三章的标题, 屠孟超的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 董燕生的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 而杨绛的译本则为:“何必追根究底 (故事) ”, 译文言简意赅, 传神到位, 明显技高一筹, 也体现出其独特的翻译风格与品味。

参考文献

[1]杨绛.介绍《小癞子》[J].读书, 1984 (6) .

[2]乔澄澈.翻译与创作并举——女翻译家杨绛[J].外语学刊, 2010 (5) .

4.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篇四

摘 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表现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 文学成就 文学影响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其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女性文学像一条小溪流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若断若续地流淌着。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掀起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高潮，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冰心、庐隐、丁玲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冲破了传统文化禁忌，以女性视角观察女人、写女人，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慈祥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其道德审美观念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中则塑造了一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性，虽然表面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实际上却放弃了自我。

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1]。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2]。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于青认为“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3]。的确，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4]“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二、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

写实小说的本质是如实描写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并由此获取审美的价值。写实小说在中国历史悠久，最初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之后便发展出“讲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再后来又衍生出世情小说这一支派，并逐渐推行开来，出现了《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之作。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抽鸦片、玩妓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

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5]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其小说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上述种种创作技巧使张爱玲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作家贾平凹说过：“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6]

四、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贡献

上个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我们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7]。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同时，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魅力还吸引了无数读者和研究者，借鉴她的手法理念进行创作的作家为数不少。港台作家中，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是张爱玲上海、香港传奇中女人的翻版；施叔青创作的系列香港传奇可说是张爱玲笔下香港故事的延续。内地也有不少作家模仿、学习她，如叶兆言、苏童、王安忆和铁凝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毫不犹豫地记下张爱玲的名字。

注释：

[1]余斌：《张爱玲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2]姚玳政：《想像女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3]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4]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5]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6]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7]张宏：《张爱玲小说的文化品格》，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5.文天祥的文学成就 篇五

泰宁梅林戏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方珍贵地方戏种之一。它的优秀剧目《贬官记》文学成就颇高，突出了邪不胜正、廉政等主题思想，具有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语言独具地方特色且幽默诙谐、戏曲结构精巧自然、故事情节营造奇特的艺术特色。从剧本的思想内容来看，它将廉政、不计个人得失、正义的高贵品质通过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植入人心，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剧本的艺术特色来看，其具有研究泰宁方言、曲牌等作用。因此，通过将《贬官记》编入教学课本，打造符合当代审美口味的励志、青春、诙谐等版本的《贬官记》，以及开发属于《贬官记》的市场与经济产业链等策略，可以更好地促进《贬官记》剧本的保护传承。

泰宁梅林戏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原文化与闽越古文化结合的艺术标本，其传承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泰宁县政府不断地加大了资金投入，支持梅林戏“搭舞台、建平台、育人才、留人才”，而梅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也不断挖掘和创作出各种特色剧目，为梅林戏的保护与传承尽心尽力。

在我们看来，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研究也是一条良好的保护传承途径，其创新点在于通过对剧本的研究，使其蕴含的文化内容得以呈现，文学艺术特色得以展示，并且使其在当今社会得到借鉴。因此，本论文以泰宁梅林戏的优秀剧本《贬官记》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现实意义等多方面内容，进而提出传承保护的相关策略。

《贬官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新编历史剧，曾于1992年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获优秀剧目奖，并受文化部邀请赴京出演。曾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七届“文华新剧目奖”等一系列荣誉，并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2009年获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自1992年以来，《贬官记》在海内外已公演过500多场，现场观众超过30万人，获得了不少赞赏与认可。[1]（P15-16）而我们认为，《贬官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剧本本身较强的文学成就有重要的关系，而这点正是目前学界没有重视之处，因此本文有必要对此做一些研究。

主题内容

《贬官记》共八幕剧，分别讲了以下剧情：

第一场：子虚府四品知府边一笑因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被新任巡按崔云龙贬为乌有县七品县令，刚到任便遇到命案，为此没去迎接崔云龙。

第二场：新任巡按崔云龙路过乌有县，知府金大贤率周驿臣、胡守备、赖通判夹道迎接，唯独边一笑没到。于是崔云龙决定偃旗息鼓，暗访边一笑的官声。

第三场：为调查“花花”命案，边一笑乔装成算命先生到茶馆暗访，刚巧碰上假扮郎中来视察他官声的崔云龙，两人一唱一和，逼得茶店主茶博士说出案情真相。

第四场：边一笑惜才，将乔装打扮的崔云龙带回去，欲收为学生，好好栽培。正逢边一笑的夫人张岫玉气他一心办案而不顾身体疲惫，忙笑脸相劝。崔云龙见张岫玉颇有才情，对其夫妻二人的好感不断加深。

第五场：知府金大贤的外甥刘强见茶博士被抓，成替死鬼，夜里偷偷来会常三林之妻艾春兰。边一笑等人跟踪刘强，撞见二人幽会，不小心被发现并受伤。

第六场：边一笑因在查案过程中受伤，不得不让崔云龙代己审案。由于该案与金知府有牵连，为了试探边一笑是否真的是清官，他故意在公堂上提出要释放重犯，以保边一笑官职，气得边一笑将他押进大牢。

第七场：边一笑为教训崔云龙，要他吃难吃的回心饭。而张岫玉也来探望他，教他为官之道。至此崔云龙被边一笑夫妻的正义所折服，对之前的贬官之举深感愧疚。

第八场：边一笑不畏强权，冒着再次被贬的危险判刘强罪行，周驿臣、胡守备、赖通判等人前来找他，希望他能看在知府金大贤的面子上放过刘强。在被拒绝后，众人反而诬陷边一笑为采花贼，并威胁崔云龙做假证。崔云龙道出真实身份，命边一笑代为审清了命案，二人误会解除。

《贬官记》通过以上八幕剧，传递了善良、正义、廉洁奉公等正能量，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艺术特色

1.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

该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立体，其典型代表是边一笑、崔云龙、张岫玉三人。

边一笑，乌有县县令，一个极具戏剧化的角色，性格鲜明立体。

在官场上，他是一位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怜才爱才之人。不接巡按去查案，初看有对巡按的不满，怪他贬官，意气用事，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其重民情轻官威、不畏强权，将老百姓的事真正地摆在了第一位，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为民请命。并且他足智多谋，扮作算命先生微服查案，并在调查清楚后捉拿店家，看似打草惊蛇，十分糊涂，实际上是深谋远虑，为引蛇出洞，该剧本的后续剧情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冷眼看待官场升升贬贬、沉沉浮浮，一笑便解了千般愁绪。再者，他是个惜才爱才之人。茶馆里的一唱一和，让他发现了崔云龙的才能，毫不知情的他不但将其带回府中好生招待，欲将其纳入门下，还将案情交给他代为审理，由此可见边一笑对于人才的器重。

在生活中，他是一位怜香惜玉、有情有义之人。他原任职四品知府，却因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背上了“花蝴蝶”的污名，被贬为乌有县七品县令，剧中亦描写到：边一笑见到艾春兰美貌，为之一怔。这似乎与官场上那个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不符，但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边一笑“好美色”也是人之常情。美貌对于他来说，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他欣赏，但不逾越一步，他好美色，但绝不贪色。对于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这件事，与其说他不顾礼义廉耻，说他好美色，不如说他是一个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自由人”。娶青楼女子为妻看似荒唐，但实则有情有义。且不说张岫玉貌美如花，从剧本后面部分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不仅有貌，还特别有才情，并且温柔体贴、识大体，这样一位有才有貌的女子，无怪乎边一笑不顾世俗的反对，也要将其娶回来了。而人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认定他好色，不识清官；同时，他又十分风趣幽默，脱下官袍的他，与妻子打闹玩笑，笑称贬官至七品其实是升了三品。

在一定程度上，崔云龙和边一笑的人物形象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一个不畏强权，不肯去迎候巡按；一个不屑于迎送之礼，能免则免。一个扮作算命先生查案情，为民伸冤；一个乔装江湖术士探官声，体恤百姓。一个足智多谋，探口风；一个深谋远虑，套真相。总的来说，他们都具有清官的品质，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崔云龙出于对百姓、对社稷、对自己所在的这个职位的负责，对边一笑进行了贬官，但仅仅只是因为边一笑娶了一位青楼女子，便抹去了其作为廉官的本质，将其贬职，由此可以看出崔云龙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太深，否则也不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决定。这一点在后来他不愿意称边一笑的青楼夫人为师娘，以及不愿意翻墙探案两件事中也有所体现。他具有大部分文人所有的特性——清高，也就是所谓的骄傲与尊严，但深究其本质，仍然是受封建礼教的荼毒太深，以至于事事受到限制，事事不敢逾越分毫。其实清高并没有错，但崔云成的错就错在过于清高，过于重视世俗的礼节，导致出现了刻板与迂腐的形象。他不像边一笑那般自由，如果将边一笑称作是“自由人”，那么他就是在空中放飞的“风筝人”，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翱翔，但实际上飞的高低是受手中的那根线决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半自由人”。

张岫玉，青楼出生，后成为边一笑的妻子，在剧本中亦是一个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她虽然出自青楼，但才情出众，识大体；她虽手无缚鸡之力，却不畏强权，与边一笑相挽同行。她的存在使得故事情节多了一份传奇色彩。

2.语言独具地方特色且幽默诙谐

泰宁方言是《贬官记》在语言表现上的一大亮点，这也是梅林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语言上的一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元素。泰宁方言隶属于赣语，是赣语的一个次方言。西晋到隋代时期，泰宁曾两次划归江西的江州和抚州管辖200多年，与江西交流密切。宋以后，大量江西人因经商、游历、求学等缘由前来定居，形成了以闽语为原始语言形态而赣语化了的泰宁话。

泰宁方言在语音上，有赣东南城、黎川一带的“透定母读[h-]，清从母读[t]”等特点，词汇上的特殊性则表现在词汇的赣语化特征、形容词及动词的特殊结构变体。这种戏剧方言与地域曲牌、腔调的结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语言生命力，也是《贬官记》在语言研究价值方面的一个贡献。

同时，该剧本语言幽默诙谐，“笑料”十足。通过研究剧本，我们可以发现，《贬官记》的语言包括台词与舞台提示。台词是人物语言，含唱词与念白。舞台提示包括布景设置、人物的上下场、道具、动作等。其中不乏很多幽默的对话、轻松的场景。比如剧本第一场在艾春兰击鼓鸣冤时，误将两个衙役当做县太爷的无厘头，谈到新县太爷爱好“声色犬马”时的诙谐，以及边一笑笑谈离任时有人哭送，被贬上任反倒有人笑迎时的轻松，无不使原本严肃的场面弥漫着愉快的气氛，剧中人物形象立刻变得立体起来。

但该剧语言诙谐而不媚俗，正如边一笑一角，虽然是丑角，但他的语言诙谐幽默中带有一丝儒雅，将一个刚正不阿、体恤百姓的廉官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贬官记》作为众多泰宁梅林戏优秀剧本之一，具有泰宁地方语言和民间小调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加之戏剧融合了当地的傩舞、跳神等，也使得整部剧给人一种轻松诙谐的感觉。

3.戏曲结构设置精巧而自然

戏剧结构又称“布局”，即情节的安排，其设置对于整个剧本来说十分重要。判断一位剧作家的剧本是否成功，结构设置的成功与否似乎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贬官记》作为新编历史剧，结构设置十分巧妙新颖，围绕着“贬官”这件事而层层展开。开篇便介绍了贬官的事由，引出边、崔二人的矛盾冲突，全篇围绕“升”、“贬”，即“为名”还是“为民”展开了深入探索，环环相扣，最终得出：为名者终将沉入水底，而为民者终将浮出水面的结论。

整个戏剧结构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牵强，顺利成章地凸显出人物、语言个性诙谐而亲切自然的整体风格，同时也支撑起了立体、真实的人物性格，使整个形象的塑造更具多维性。

在结构细节方面，没有多余和生硬的穿插、拼凑及过分缓急，能够充分把握矛盾与情绪的合理分寸是达到剧本结构精巧而自然的关键。从贬官到暗查巧会、探试清白、依法定案再到边、崔二人误会解除，这一条主心架构的安排也是《贬官记》全剧浪潮式剧情的必然呈现，浪潮式的铺展在层次上和节奏上做到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循循渐进地在剧情发展中推向高潮且升华了中心主旨。

4.故事情节营造奇特

《贬官记》从一开始便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背景，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因娶青楼女子而被贬官的“花蝴蝶”的故事，使观众产生好奇，也为整部戏的诙谐幽默打下了基调。同时“子虚府”、“乌有县”等新奇的称谓绝非偶然，而是编剧有意告诉观众这部戏是虚的，但故事情节却具有真实性，其中的人物角色不难让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整部戏虚虚实实，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具有雾里看花一般的朦胧美，迅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同时，如果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在该剧本中，编剧其实并没有特意着笔具体交代边一笑为何被贬，边一笑如何的“好美色”等等一系列的具体事件的描述，而是将所有的真相借用旁人之眼向我们展示，让我们通过旁人的言行，自己深入体会其中奥秘，引起观众的思考，使得观众与剧本产生一种心灵上的默契。

《贬官记》的艺术特色是多样的，以上所提的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语言幽默诙谐、戏曲结构设置精巧自然，以及故事情节营造奇特等方面，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保护传承措施

《贬官记》作为梅林戏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较好地体现了泰宁梅林戏在戏剧语言、戏剧角色、戏剧服饰、戏剧音乐以及戏剧精神等方面的个性和特质。从真正戏剧艺术的专业领域拆解《贬官记》的文化和现实意义，挖掘其深层的传统美德、人生观、价值观及审美内涵，是保护与传承的良好途径，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从1979年，恢复建制，加强剧目建设，新编历史剧《贬官记》在省第18届戏剧会演中获奖，到1992年，泰宁县梅林戏剧团在泉州市参加由文化部举办的中国南方“天下第一团”调演，《贬官记》获优秀剧目奖、演出奖、演员奖，《贬官记》就始终引领着梅林戏的传承与弘扬，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贬官记》自身独具特色的艺术价值和与时俱进的文化素养。

戏曲艺术的传承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贬官记》真正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因受到文化发展的地区性、专业性、体制性及不平衡性的相关影响而没有被广泛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这就需要我们多种多样的方式扩大其受众对象。比如可以将其植入中小学教科书中，引导中小学生了解《贬官记》针砭时弊直击社会问题的戏剧题材。将其带入高校，让大学生学会鉴赏音乐曲牌二簧、西皮等戏剧音乐的艺术特色，熟识先行、旦行、花脸等戏剧人物的身份、地位、忠奸，品味民间朴素、粗犷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更为全面深入地认知《贬官记》的价值，发挥其传统价值判断、价值审美的塑造作用。同时，也可以让具有创作剧本能力和兴趣的大学生，与泰宁县梅林戏剧团合作，为《贬官记》提高其传播力度和接受范围，献谋献策。

《贬官记》作为梅林戏的优秀剧目，是徽调经浙江、江西两路传入泰宁后，与当地方言和民歌小调、道教音乐相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它具有徽剧声腔、调式上的原始形态，也融合了流传途径江西、浙江等地的民间特色，整体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因此，组建专业新编团队对《贬官记》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域特征、创作元素以及价值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才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其以现代形式重新展现并被广泛接受的出路，而不是简单模仿和复制。《贬官记》在沿袭历史并进行新时代、新形式、新文化背景下的再度创作，应注重把握中间环节诚恳和有效的实施态度，既保证《贬官记》得到真实原味的呈现，又要尊重社会需求和接收方式的革新，辅助以影视、纪录片、广告等题材的《贬官记》，亦或是励志、青春、诙谐等版本的《贬官记》，旨在更科学合理地扩大《贬官记》的知名度，发挥其潜在的文学艺术价值。

传统剧目《贬官记》如何与经济接轨，应是一个产业性与文化独创性相对独立而又统一的问题。产业性强调《贬官记》所涵养的经济价值，而文化独创性强调其艺术特质的保留和宣扬，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好地走出《贬官记》保护与传承的困境。相对于传统的舞台表演、区域特色旅游，《贬官记》的产业链条还是比较保守和简短的，而文化艺术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艺术的不可复制性和独创性。《贬官记》有自身特色的剧情、方言、曲牌等，都是其经济价值开发的出发点，例如，将其剧情进行加工后在影视上得以展现，可以获得票房收益；剧中曲牌加入流行元素，获得新启发和新卖点等等，这一切都有可能增加《贬官记》在经济上的收益。

结语

作为曾获得多项殊荣的优秀剧本，《贬官记》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而极具泰宁地方特色的语言特点、精巧而自然的戏曲结构设置，以及奇特的故事情节，向我们展示了泰宁梅林戏多样的艺术特色，突出了邪不胜正、廉政等主题思想，是一部极具艺术魅力、研究价值以及现实意义的经典巨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体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如此优秀的剧本——《贬官记》都面临着许多的困境，更何况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泰宁梅林戏剧本呢？因此，我们要注重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传承保护，创造一条泰宁梅林戏剧本的保护传承的综合性道路，避免让它们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而本文对《贬官记》的探讨，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重视。笔者学识和能力有限，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雷克，男，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在读学生；

指导老师：林阳华，男，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

6.季羡林的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与成就 篇六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 高中开始学习德文, 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 其国学老师, 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 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 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 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 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 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 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 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 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获得了高度评价, 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 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 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 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 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 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季羡林与外国文学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 著作等身, 他还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 能阅俄、法文, 同时还是世界学者之一。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 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 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 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 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 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 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 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文革中饱受折磨, 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 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 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 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 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 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 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 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 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 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 在四年时间里, 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文革结束后, 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 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 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十年风雨、十载心血, 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 译文达九万行, 五千余页的巨著。《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 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 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 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 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 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 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 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 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 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 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 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 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 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 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 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 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 一是教授, 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 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 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 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 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 一次是来自印度, 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 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 达是忠于读者, 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 就是上等, 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 则是中等, 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 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 就不叫翻译。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 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 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 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 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 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 间或也有五言, 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 保留了原文的节奏, 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 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 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 韵脚灵活, 音韵协调上口, 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 能准确地选择译音, 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 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 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 在信的基础上, 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 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 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 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 季羡林反对重译, 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 文学作品则不行, 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 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 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 应该多学几门外语, 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 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 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 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 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季羡林在德国的“笨”学问[J].新闻世界, 2008 (1) .

[2]肖志清.季羡林的翻译观探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 2011 (3) .

7.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建筑成就略谈 篇七

一、唐代风景建筑的特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其建筑技术与艺术也有着巨大的发展。唐代建筑的风格特点,完全可以用“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来高度概括;尤其是唐都长安以及东都洛阳的宫殿、官署、苑囿等建筑更加突出了其规模宏大、规划严整的特点。

首先,规模宏大,规划严整。随着唐代的逐渐兴盛,其首都长安,上至皇宫,下至府城、衙署以及城市内部的大小建筑都呈现宏敞宽广之态,也成为当时世界规划、设计最为严整的都市,其遗址范围相当于明清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多,这也是我国任何封建朝代所不能及的。其次,成熟的建筑群处理。随着唐代建筑设计理念的不断成熟,其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也更加突出了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也进一步强高了在纵轴方向的陪衬。这种建筑群的处理手法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各朝代宫殿、陵墓的设计与布局。第三,建筑技术的全面提高与成熟。唐代的建筑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无论在木建筑技术还是施工水平上都已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建筑设计者与施工者都可以通过成熟的技术手段完成建筑规划与设计,同时也全面提升了施工速度,并可以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尤其是在佛塔的建造过程中的砖石技术应用,也进一步提高了唐代佛塔的建筑魅力与坚固性。第四,建筑艺术加工的进一步成熟。唐代木建物,也充分反映出唐代建筑艺术加工与结构的有机统一,斗拱的结构、梁的加工以及柱子的形象等都进一步体现出唐代建筑设计者在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所进行的力与美的有机统一;并通过简洁明快的色调,突出其建筑物的朴素与庄重[2]97。而唐代风景建筑在此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发展,其建筑特点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侧重于选址。唐代的风景建筑多侧重对建筑物地址的选择,如地势高低起伏的山林地;山泉、瀑布等水源丰富之地;在视觉上可便于欣赏古树之景、四季变幻的美景等周边景色,这样可满足欣赏者的视觉、听觉上的双重享受,甚至有的风景建筑还建于古树、萝茑之间,以达大观“古松,老杉”,小赏“灌丛、萝茑”之境[3]108;还有一些风景建筑选址于古庙、古寺之侧,以达早晚“梵音入耳”、“涤荡心扉”之境界。从此可见,唐代风景建筑对选址的重视程度。其次,立意。唐代风景建筑多以营造清、静、平、远为其造景意象,以清雅、幽静、空旷、平缓为风景建筑创造出一个平静、悠远、朴素自然的建筑风格,以达正心、修身之境界。另外,唐代风景建筑的色彩基调也较为统一,往往会通过基调色彩所产生出来的视觉冲击来反映出风景建筑的整体意象,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的建筑风格就归属此类。但是,一些达官显贵门的宅园建筑却往往会呈现出富丽堂皇、色彩浓郁之象,以丰显自身的高贵与门第。

二、柳宗元的风景建筑特点

柳宗元自贞元十七年(801)踏入仕途之后,就对朝廷的政治黑暗与腐败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逐渐萌发出改革的愿望,并与好友刘禹锡一起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核心人物,开始与宦官、贵族等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在革新失败,宪宗即位之后,柳宗元随即被贬为永州司马之后,仍遭受着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也使之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开始全面转向对文学、哲学及风景建筑等方面的精研。

关于风景建筑,柳宗元认为风景建筑不仅要侧重于表现其自身的功能与使用价值,同时,更应重视风景建筑的美学价值,并应使观赏者达到一种心情愉悦、融入自然之感。因此,柳宗元在进行建筑设计与建造时,着重把握了以下三大原则。首先,逸其人。该原则主要是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进一步减少工程的支出。其次,因其地。该原则主要是指在风景建筑设计中,应秉承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就地取其土石、草木、水源来进行风景建筑的建造。第三,全其天。该原则则是指随应自然,利用天然之景物,少做一些变化,以达到宛若天成之天然真趣。柳宗元在进行风景建筑的规划设计时,常以“旷”、“奥”二字为其风景建筑的设计原则。首先,“旷”。柳宗元认为,风景建筑应建于开阔之地,凡高垲开朗之处的建筑宜“旷”。这样一来,即使是风景建筑建造时增加了诸多的崇台延阁,也不会影响欣赏者对星月、风景的观赏。其次,“奥”。柳宗元认为,凡处于低坳之地的风景建筑宜“奥”,这样可以在欣赏风景建筑时,给人一种步入自然丛林、洞谷之感,可令游人流连忘返,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风景建筑的自然之美。柳宗元的风景建筑理念在其具体的风景建筑实践之中也得以充分运用,如其亲手规划、设计、建造的愚溪、法华寺西亭、龙兴寺西轩、龙兴寺东轩等多处风景建筑[4]。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之后,便开始积极参与城郊风景建筑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并对自身所居住的永州龙兴寺进行了大量的修缮工作。并开始“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便于远眺西边潇水及群山;并通过“伐恶木,刜奥草”、栽竹植物以增加自身居所的自然之美;并通过其风景建筑的“奥”,设计修建了幽雅深邃的东丘风景建筑群。810年(元和五年),柳宗元移居愚溪居住之后,对愚溪居住地进行了周致营建。柳宗元将居住选址于前临愚溪之水,背靠西山的愚溪旁的吕家冲,并通过因地制宜、宛若天成之原则,在其周围的山丘之上筑亭建堂,并拦水蓄池、寻泉疏沟,建造出极为著名的“八愚”之风景建筑。柳宗元还在居屋四周精种花木,广植疏竹;同时,他还在居屋西边开辟了一个小园子,专门种植一些芍药、灵寿木、仙灵毗等药材,以增天然之色。并写下了“东邻幸导我,树竹邀凉思”(《茆檐下始栽竹》)“、种漆南园街诚器”(《冉溪》)等诗句[5]34。

柳宗元在兴建愚溪之时,首先选址于山水相依之胜地,以愚溪之水为脉,以西山为胜,山水相宜,既有“夜榜响溪石”之天色之水,又有“幽鸟啭”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他又充分运用了“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风景建筑的建筑理念,而在愚溪建造出著名的“八愚”之风景建筑。并使得天然的山丘及愚溪之水未曾改变,只是将愚溪之水稍做修塞即营建出一个“池”,并在池边建造了供人游览休息的堂、亭,使得“八愚”的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进一步趋于自然、和谐。由于柳宗元自身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以及诗人的感性,他在愚溪风景建筑的建造中,又加了大面的园地;并在园内种以花草以怡情,还可通过它来排遣自身的愁绪。而疏竹、幽林中的亭、堂又成为柳宗元会友吟诗之佳境[6]60。这也是柳宗元在风景建筑设计中的独到之处,被后人所争相效仿。

三、柳宗元风景建筑的成就及对后世影响

柳宗元风景建筑的设计理念,对后世的风景建筑影响颇大,这可以从湘南永州一带的风景建筑的建造过程中窥见一斑。虽然,现今湘南一带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院落,大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但其设计理念则多受柳宗元风景建筑的选址与设计理念影响较深。而湘南永州一带的古村风景建筑的选址,多与柳宗元愚溪的选址同出一辙,即背靠青山,前临流水;讲究山脉水势。同时,还会因地制宜地在建筑物前兴建或大或小的池塘,并在塘边修亭建堂,以达小桥流水、昂山毓秀之境。如湘南道县的龙村、江永的黄家村等的风景建筑都是前水后山。而在湘南上甘棠村中,就有几十方的石刻,记录着村落中所发生的大事与历史,这其中也包含着风景建筑的建造历史。

柳宗元“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风景建筑的三大原则,也同样被后人继承,并影响着后世风景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从而使游览之人在欣赏风景建筑的同时,可达到清醒宁静、心境平和之境界。正如湘南古村中,仍会在风景建筑的四周增建许多寺庙、学堂,以方便人们对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这也就完全符合了柳宗元在兴建愚溪时所提出的“君子所有游自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远而事成”的社会价值。

柳宗元作为我国唐代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其在风景建筑上的造诣也颇为深厚,其在风景建筑的理论研究、建设以及实践方面极具独特的建树,堪称一代大师。其建筑观———设计与建筑应注重社会价值,应怡人节俭(逸其人)、因地制宜(因其地)、天然成趣(全其天)的三大风景建筑原则,以及“旷”、“奥”相宜的两大设计原则,仍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从而增加风景建筑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浩.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J].文学评论,2007(6).

[2]李浩.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园林诗初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1).

[3]吴瑕.略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公共园林[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3).

[4]柳宗元.柳宗元集[M].中华书局,1979.

[5]罗华莉.柳宗元公共园林营造思想的思考[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