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机行业发展简史（精选8篇）
1.微电机行业发展简史 篇一
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现代钟表大致经历了大型钟—小型钟—袋表—腕表的发展阶段，14世纪在欧洲的英、法等国的高大建筑物上出现了绳索悬挂的报时钟，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了铁制发条，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也就是钟摆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计了钟摆，第二年，在他的指导下年轻钟匠S.Coster制造成功了第一个摆钟。1675年，他又用游丝取代了原始的钟摆，这样就形成了以发条为动力、以游丝为调速机构的小型钟，同时也为制造便于携带的袋表提供了条件。18世纪期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擒纵机构，为袋表的进一步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一直到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钟表生产厂家，为袋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袋表已经不能适应作战军人的需要，腕表的生产成为大势所趋。紧接着的二战使腕表的生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使普通大众也可以拥有它。腕表的年代到来了！
中国的钟表历史由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分组成。三千多年前，我国祖先最早发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与“日规”两种计时器，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之一。到了铜器时代，计时器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青铜制的“漏壶”取代了“土圭”与“日规”。东汉元初四年张衡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水运浑象”，此后唐高僧一行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借鉴改进发明了“水运浑天仪”。公元1088年，当时我国宋朝的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等人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它是把浑仪、浑象和机械计时器组合起来的装置。它以水力作为动力来源，具有科学的擒纵机构，高约12米，七米见方，分三层：上层放浑仪，进行天文观测；中层放浑象，可以模拟天体作同步演示；下层是该仪器的心脏，计时、报时、动力源的形成与输出都在这一层中。虽然几十年后毁于战乱，但它在世界钟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我国著名的钟表大师、古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观点。
至元明之时，计时器摆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其机械的先进性便明显地显示出来，时间性电益见准确。十九世纪末期，我国造钟工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华”作坊制造的南京钟，屏风式样，钟面镀金，镌刻花纹，以造型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鲜明和报时清脆、走时准确而闻名于海内外，曾于1903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特别奖。此后常年战乱，1949年前，我国仅在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钟的制造业，根本就没有手表制造业。
1954年底，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现天津手表厂)决定自行研制生产手表。厂里找来了江正银等四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边研究一边制作，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于1955年3月24日试制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这是一只15钻的机械表，全部用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三个金字和五颗金星，被定名为“五星”牌，1957年手表易名为“五一”牌。1958年手表生产列入国家计划，由轻工业部统筹规划发展。在这一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南昌、西安、青岛相继兴建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涌现出“上海”牌“钻石”牌“宝石”牌“双菱”牌“蝴蝶”牌“红旗”牌等产品。随后又出现无钻的经济手表“紫金山”牌。1968年,上海手表厂年产手表突破100万只大关,我国手表开始摆脱以进口为主的历史。此时手表的产量直线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单一没有女表。直至进入70年代天津手表厂又推出“海鸥”女表，填补了女表的空白。由于手表丰厚利润及国民的需求，全国各地又陆续出现不少手表厂。如石家庄，重庆、丹东等。到1980年，包括地方独立建设的工厂在内，共有68家手表厂，年产量达2200万块。
上世纪80年代处于商品短缺时期，人们结婚都讲究家里要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当时的手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买到，找关系求人走后门，真可谓是“千金易得,一表难求”，国家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用统一机芯的生产方式尽快让所有中国人都戴得上手表、修得好手表。好的愿望却带来负面的效果:统一机芯后,全国手表厂生产出来的手表款式基本一样，这样就潜伏着危机。只有天津海鸥表厂由轻工业部特批,没有进行统一机芯的改制。这为海鸥后来的复兴留下了生机。
到80年代后期,日本石英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石英电子表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的石英晶体为震荡器,有电路简单、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等优点,再加之造价低、外观时尚,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从此,中国制表业进入了比较困难的调整期,经历了十几年的低潮。全国38家表厂,在经过市场的洗牌之后,仅存十几家,众多小厂家被拖垮,有实力的大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其实电子钟表在国际钟表领域很早就研究开发。其过程是摆轮游丝电子手表——音叉式电子手表——指针式石英手表及数字显示石英手表（液晶为主）。其中音叉式电子手表作为美国阿波罗12号登月球的计时器。展示了电子钟表的优势及未来的前途。我国自六十年代从击落美国U-2飞机上发现了其座舱计时器是音叉式电子手表后，正式揭开我国电子手表研制的序幕。由津沪两地专业人员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音叉电子手表的研制，首先由天津拿出了样机。但该产品还处在研制阶段。出于历史的原因，六十年代中期停顿，六十年代末转入重新的研制阶段，七十年代初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终因工艺复杂难度大，其关键零件齿轮寿命短，当时电池质量不好等诸因素，结束了它的暂短生命。全国电子手表研制工作一度停滞，仅在天津第二手表厂的在连续不停地工作，七十年代中期转入研制指针式石英电子手表，开始了我国石英手表生产阶段。电子石英表的大规模投产，对当时瑞士高档机械表也形成冲击，但瑞士高档表有质量、有品牌、有文化、有营销经验,他们的很快复苏,也带动了国际上对机械表的需求。
瑞士钟表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860年，清朝咸丰皇帝向瑞士江诗丹顿订制了一只蓝色珐琅装饰的怀表，这是瑞士钟表首次传入中国。1895年瑞士欧米茄为中国铁路局制造了第一只官方铁路表。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达表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电视广告的外国品牌。自1995年瑞士劳力士率先进入中国大陆后，积家、伯爵、爱彼，众多瑞士知名品牌如过江之鲫陆续进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瑞士钟表最大的出口市场。
2000年前后,由于制作简单的石英表技术日趋成熟且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价格迅速下滑,利润日趋微薄,继续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因而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功能持久不衰的机械表上来,使得机械表、尤其是具有自动功能的高档机械表重新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幸存的中国表厂在环境回暖的情况下也慢慢复苏。
时光流转，到了2007年的夏天，国产手表以质量尚可、价格低廉取胜的时代终告结束。同样技术指标，同样材质的同类手表，价格直追西洋名贵钟表的时代似乎已提前到来。钟表企业高擎的民族工业大旗，极大的聚拢了尽可能多的人气，国产钟表未来发展还是要靠长时间的品牌沉淀。
中国陀飞轮之父
2003年12月31日，瑞士专利局首次为中国人颁发了有关陀飞轮发明的专利证书，它的获得者就是矫大羽。到目前为止，矫大羽是当代全世界惟一获得瑞士、美国和中国有关陀飞轮发明专利的钟表大师。实际上，早在1990年他已试制成功自己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成为中国和东方第一个陀飞轮手表的创造者，开创了中国和东方制造陀飞轮表的历史。并在1991年7月－1993年正式公开其制造的五只不同设计的陀飞轮手表（第一代），打破了陀飞轮表全由欧洲杰出制表师独占的神话；1993年3月首创一只“正透视飞行陀飞轮” 手表（第二代）；1993年7月－1996年，他发明并创制五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第三代）；1997年首创一只“单支秒针型旋转框架”的飞行陀飞轮手表；1998年又发明了一只带有“时间指示装置”的飞行陀飞轮手表；2001年，矫大羽再次制造了一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时计创作同样可以超越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他不但造出亚洲第一只陀飞轮手表，因此一举成为“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中惟一的亚洲人，而且发明了陀飞轮中前所未有的许多新品种———包括“神奇陀飞轮”在内的系列创新。由于是中国人的创造，其作品也被称为“中国陀飞轮”或“矫氏神奇陀飞轮”。
如今，矫大羽制造了三代结构、五种类别共15只陀飞轮手表，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原创设计和亲手制造最多不同类别陀飞轮手表的殿堂级人物。其中第十号“神奇陀飞轮”长方形手表于2004年4月在安帝古伦（Antiquorum）日内瓦拍卖会上成功拍卖，成交价格达到70万港币，创下了东方人制造手表的最高价记录。
从1990年开始，矫大羽创造的每一只手表，除了在机械结构和外观设计中具有史无前例的创新和发明以外，还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元素，尤其是在国际表坛经过15年的磨砺之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矫大羽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在手表设计中的内涵，已经开创了一种叫做“中国表”或“文人表”的流派。
世界第一座时钟: 中国宋朝水钟(水运仪象台),1088年。
世界第一只有名字的怀表： 德国纽伦堡的「纽伦堡蛋」,1564年。
世界第一只陀飞轮表:瑞士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勒盖，1795年。
世界第二代陀飞轮表:德国制表大师Alferd Helwig制成的飞行陀飞轮表，1930年。世界第三代陀飞轮表:香港制表大师矫大羽制成的神奇陀飞轮表，1991年。中国第一只国产手表：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五星”牌机械表，1955年 中国大陆第一只陀飞轮表:中国制表大师许耀南制成的中华陀飞轮表，1996年。
2.微电机行业发展简史 篇二
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木马是出现在1986年的PC-Write木马。它伪装成共享软件PC-Write的2.72版本 (事实上, 编写PC-Write的Quicksoft公司从未发行过2.72版本) , 一旦用户信以为真运行该木马程序, 那么他的下场就是硬盘被格式化。此时的第一代木马还不具备传染特征。
1989年出现了AIDS木马。由于当时很少有人使用电子邮件, 所以AIDS的作者就利用现实生活中的邮件进行散播:给其他人寄去一封封含有木马程序软盘的邮件。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软盘中包含有AIDS和HIV疾病的药品, 价格, 预防措施等相关信息。软盘中的木马程序在运行后, 虽然不会破坏数据, 但是他将硬盘加密锁死, 然后提示受感染用户花钱消灾。可以说第二代木马已具备了传播特征 (尽管通过传统的邮递方式) 。
但随着Internet的普及, 新一代的木马出现了, 它兼备伪装和传播两种特征并结合TCP/IP网络技术四处泛滥。木马的主要目标也不再是进行文件和系统的破坏, 而是带有收集密码, 远程控制等功能, 这段时期比较有名的有国外的B O 2 0 0 0 (Back Orifice) 和国内的冰河木马。它们有如下共同特点:基于网络的客户端/服务器应用程序。具有搜集信息、执行系统命令、重新设置机器、重新定向等功能。当木马程序攻击得手后, 计算机就完全成为黑客控制的傀儡主机, 黑客成了超级用户, 用户的所有计算机操作不但没有任何秘密而言, 而且黑客可以远程控制傀儡主机对别的主机发动攻击, 这时候被俘获的傀儡主机成了黑客进行进一步攻击的挡箭牌和跳板。
这时期的木马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以单独的程序形势存在, 带来的问题是木马的网络行为很容易被一些个人防火墙所阻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新的技术被广泛应用, 这就是进程注入技术。
进程注入技术是将代码注入到另一个进程, 并以其上下文运行的一种技术, 木马经常注入自己到IE浏览器中, 由于IE浏览器经常需要访问网络, 因此在防火墙弹出是否允许IE浏览器访问网络时, 用户经常会点击允许, 殊不知自己机器中的木马已经偷偷地去连接网络了。
但对于杀毒软件来说, 使用成熟的特征码杀毒技术仍然可以通过和对病毒同样的处理手段对此时的木马进行查杀。但从04年开始, 一切变得不一样了。2004年, 在黑客圈子内部, 有人公开提出免杀技术, 这种技术是针对杀毒软件的特征码直接修改木马的二进制代码, 由于当时还没有强有力的工具出现, 所以一般都使用WinHEX工具逐字节更改, 需要相当的技术能力, 这种手工方式只在少数黑客内部流传。
2005年, 著名的免杀工具CCL一个自动化的特征码定位工具被公布, 这使得免杀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公开化, 一批黑客站点有意或无意的宣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免杀技术, 各大杀毒软件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一个懂一点基本的PE文件知识与免杀工具的使用的初学者就可以轻易编辑一个木马, 修改其特征码使其躲过杀毒软件的检测, 据统计, 著名木马灰鸽子曾在短短一年之内出现超过6万个变种, 绝大部分都源于免杀技术的普及。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 一些杀毒厂商提出“主动防御”的概念, 这门听起来显得很专业的技术是用来增强已经对木马不再构成杀伤力的特征码识别技术, 通过对病毒行为规律分析、归纳、总结, 并结合反病毒专家判定病毒的经验, 提炼成病毒识别规则知识库。模拟专家发现新病毒的机理, 通过对各种程序动作的自动监视, 自动分析程序动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综合应用病毒识别规则知识, 实现自动判定新病毒, 达到主动防御的目的。
通过这种技术, 在木马访问网络, 注入进程等行为发生时杀毒软件会及时通告给用户, 虽然还不完善, 但至少还是可以对未知的木马做出一定的预警。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为了抵御主动防御技术, 木马的开发者们又把目光转向了一门新的技术-“ROOTKIT”技术, 这种技术最早应用于UNIX系统, 也被称为“系统级后门”, 就是在操作系统中通过嵌入代码或模块的方式掌握系统控制权, 方便以后随时登录进系统。木马主要通过ROOTKIT技术来隐藏自己, 使杀毒软件无法察觉木马的存在或者干脆从系统级上禁用杀毒软件的某些功能, 这样一来, 木马和杀毒软件的争夺主要就集中在系统控制权的争夺上了, 谁能拿到系统控制权就可以反制另一方, 从2006年开始, 双方的争夺开始进入白热化, 新的突破点和防护点不断被研究出来, 但总体上说, 杀毒软件处于被动状态, 毕竟操作系统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广了, 只要无法进行系统级的全面防护, 那么一旦单点被突破就前功尽弃。
未知木马样本的收集对于杀毒软件来说也是个新的挑战, 现代高级木马可以做到让用户毫无差觉, 没有进程, 启动后没有文件, 这样就很难收集样本的方式来进行分析, 而在没有样本的条件下进行木马分析简直是太难了。
例如2007年7月, 一个新的不可检测的ROOTKIT-Rustock.c发布, 但在接近一年后, Dr.Web (一个俄罗斯反病毒公司) 的研究人员才对外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Rustock.c的样本并确认在当时的系统保护手段下这个木马是不可检测的, 毫无疑问, Rootkit在这个对抗中明显占据上风。
当时间来到2008, 两个新的进展给了我们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的希望, 第一个是芯片厂商推出的芯片安全和虚拟化技术, 这使得安全软件有希望得到系统的彻底控制权, 随着技术的发展, 基于这种技术的安全软件有望在不远的未来出现, 另一方面, 基于虚拟化芯片技术的rootkit也将揭开神秘的面纱, 两者的对抗仍将继续。
另一个有变革性意义的技术是安全厂商推出的云安全技术, 这项技术将从过去由用户受到攻击之后再杀毒到现在的侧重于防毒, 实现一个根本意义上的转变。
当前已经出现的云安全实现原理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趋势科技提出的“Secure Cloud”, 以Web信誉服务 (WRS) 、邮件信誉服务 (ERS) 和文件信誉服务 (FRS) 为基础架构的云客户端安全架构, 把病毒特征码文件保存到互联网云数据库中, 令其在端点处保持最低数量用于验证。其核心在于两点: (1) 对复合式攻击的拦截。通过对疑似病毒组件各部分外延属性进行检查, 判断威胁程度; (2) 瘦客户端。大量的病毒特征码保存在云数据库中。简言之, 趋势科技云安全技术基于其拥有庞大的服务器群和并行处理能力, 构架了一个庞大的黑白名单服务器群, 用于客户端查询, 在Web威胁到达最终用户或公司网络之前即对其予以拦截。
国内安全厂商瑞星也提出了云安全的概念, 与趋势科技服务器群“云”不同, 瑞星的“云”则建立在广大的互联网用户上。通过在用户客户端安装软件监控网络中软件行为的异常, 将发现的疑似木马、恶意程序最新信息推送到瑞星的服务器进行自动分析和处理, 然后再把病毒和木马的解决方案分发到每一个客户端。
以上两种云安全概念采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趋势科技强调的是阻止外来威胁, 基础是庞大的服务器群;瑞星强调的则是对用户计算机上业已存在的未知威胁进行感知, 基础是必须拥有大量的客户端用户。这两种模式都有一定的缺陷, 趋势科技忽略了对本机威胁的收集, 而瑞星的云安全则只能被动防守, 不能在未知威胁进入到电脑前进行拦截。但另一方面, 无论哪种云安全概念, 都可以缩短杀毒软件的响应时间, 从整个互联网的层面上最大程度地确保客户系统的安全。
3.唐诗发展简史 篇三
唐诗：中国唐代诗歌的称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好诗，到唐代已经被做完。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家作品量多质高，仅《全唐诗》存录，就有4.89万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唐代诗歌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世世代代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那么，为什么唐诗那么繁荣昌盛？它本身又是怎样发展的？
一、唐诗成就卓著的历史原因如下
1、经济基础。在唐太宗李世民注意发展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好卡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在经济上为唐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政治基础。这有关于唐代科举制度。唐代以诗赋取士，在唐代写诗不仅在社会上得到荣誉，而且得到政府甚至皇帝的高度重视，能够得到很高的政治地位！
3、群众基础。当时写诗不仅是诗人的事，几乎遍及各个社会阶层。
4、历史基础。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前朝四言，五言七言诗的发展程序至唐代就、已经完成。唐人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二、唐诗的发展过程：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4个阶段
1、风神初振的初唐诗。初唐四杰”是指中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其中最出名的为王勃，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诗广为流传。骆宾王的《鹅》这首诗也是郎朗爽口。
2、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迎来了唐诗的全盛时代。李白，杜甫就在这个时代。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 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 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
3、创新求变的中唐诗歌。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 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 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4、诗国余晖中晚唐诗歌。大唐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但是晚唐诗坛仍然余晖绚烂。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但伤时忧国，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 例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五绝登乐游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七律无题）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七绝夜雨寄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 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三、总结
唐代诗歌体制多样，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都未超出它的范围。唐人古体诗既可抒情，又可叙事、议论。由于受近体诗影响，唐人古诗或融入律句，或有意反 律，皆不同于晋、宋以前古诗的纯任自然。五古在唐初犹承齐梁变体，经陈子昂的变革，张九龄、李白的发扬，至杜甫而堂庑顿开。七言则是不入律的歌行和古诗与 精工整炼、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的双轨并行。乐府是古体诗中特殊的一类。唐人乐府多不合乐，或借旧题写新意，或立新题记新事。以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成就为最高。五七言律诗是唐代新兴诗体。五律经王绩、初唐四杰，至沈、宋终于实现体制规范化。七律兴起较晚，至沈、宋和杜审言始有成篇。经王维、李颀和高、岑等人的发展，到杜甫境界大开。此后，五七言律平行发展。大历十才子、贾岛、姚合、许浑、赵嘏等均是律体名家。至晚唐李商隐，七律的音调美和语言技巧，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境地。律诗中又有排律，多数作者往往逞博矜奥，夸多斗靡。少有佳作。杜甫的部分排律，写重大题材，工整流美，成就较高。
唐人绝句用来和乐歌唱，创作之盛，终唐之世未衰。盛唐前绝句，兴象玲珑，语意浑成，情景单纯，韵味悠长；以李白、王维、王昌龄最为擅场。中晚唐绝句含思婉转，笔意曲折；杜牧、李商隐是其代表。此外，杜甫开绝句中议论一体；刘禹锡、白居易仿民歌作《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风趣活泼，音调往往拗中取峭，添绝句新格。
参考文献：
[1]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2] 《中国历史》
4.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篇四
“警察”的称呼由来
“警察”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不是我国固有的。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而中国开始使用“警察”之名则始于清末。
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一书里，做过详细的考辨。他指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总理衙门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拟定了一份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外国访问考察的名单，要求他们撰写考察报告，俾作为改革的基础。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龙为始，他去了日本、美国、秘鲁和巴西等四国，计为时两年。傅云龙归来后写了许多考察记，在日本部分即有《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两册，书中将日本以汉字书写的“警察”带了回来。接着，中国第一代日本专家黄遵宪又在所著的《日本国志》里简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这个现代名词开始出现。
但中国正式的设置警察却比他们的著作晚了几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除军事占领外，为维持治安而设了有警察之实的“安民公所”。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而于此同时，则是袁世凯也在河北的保定设“巡警分局”，置巡警这种职称，警察制度正式登场，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团练及捕快。
因此，现代的警察之称源于日本.在语言的形成上，这称之为回归借词，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汉字中原有的词汇，但汉字的这种用法早已被人遗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从日本那里重新找回。在当代汉语中，这种“回归借词”举之不尽，通俗的“写真”、“人气”、“一级棒”，严肃的如“自由”、“进步”等均属之。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他就诛杀当时鲁国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非杀不可。(《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由此鲁国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比较起来，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算起来还是一位基层警察干部。
刘邦的生地是在丰邑，丰邑在沛县的西部，与泗水亭东西相隔百十里路。被任命为泗水亭长以后，他佩印着冠，披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两三下属丁卒使唤。在当亭长期间，他结识了大批朋友，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的一大财富。象萧何等在秦末随同刘邦起兵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官吏。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与现代警察部门最相似的部门是刑部。相当于现代的公安部吧。
与现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警察的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所共同行使。虽然作为警察行为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结构稳定的专门的警察机关。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不严格的，“神灵”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具有主导作用。皇帝、行政长官，甚至宗教组织直接处理罪案是常见的。私刑、私狱普遍存在。奴隶主、地主、宗教领导人、宗族头人有权使用私刑执行惩罚。大量违背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秩序的问题靠私刑解决。
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1840年6月，被鸦片战争炮声震醒了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为“良法美政”被从西方引进。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黄遵宪，字公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维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警察的首创者。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上靠典当发了家。1867年，黄遵宪考中秀才。1874年，怀着“一学蝇头世俗书”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同乡何如璋、邓承修等，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6月，黄遵宪赴湖北办理教案，投入了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维新活动。这年的9月，黄遵宪奉光绪皇帝命入京。在当时，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黄遵宪当时只是一个道员，按照清制，应该等吏部引见，但光绪皇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
光绪想通过变法削弱后党，寻找出路，因此，积极援引改良派人物。光绪问黄遵宪，西方政治为什么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西方国家强大，原因在于变法。黄遵宪还说，自己在伦敦时，听那里的学者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发达呢!光绪听了黄遵宪的话，先是惊讶，接着笑着点头。
黄遵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户部尚书翁同和又接见了他。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盐法道的职责是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清代的食盐只准官卖。同时，黄遵宪还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也就是财政和司法事务。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的考核。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黄遵宪向他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认为必须设立湖南保卫局。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
黄遵宪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开办起来。保卫局的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机构，人员素质上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那拉氏发动政变，使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其他四十多人，被统统革了职。湖南保卫局自然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被腰斩，10月31日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京城治安一片混乱，案件层出。八国联军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找一些中国人临时设立“安民公所”，镇压民众的反抗，防止动荡骚乱，保证社会秩序。待联军撤出后，“安民公所”自然不复存在。但清廷见其法不错，又查列强在沪、津、汉口等地租界均设“巡捕房”，置任印度人、越南人为巡捕，治安良好。于是开始在京城建立“善后协巡营”，后又改为“工巡总局”，直属皇帝，下设事务大臣一人专门负责，同时又下设工巡总监和副监各一人，辅助局务。总局内分为工程、巡捕二局，各设局长分管。每局之下，各有警巡、队长、巡长及巡捕若干人，负责管理警察事务和工程事务。所以，工巡总局实际上是管理市政、司法、警察的混合机构，只能算作中国警察最早之雏形，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警察机构。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巡警，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专门警察机构。
1901年八国联军之乱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朝庭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挑选了500名巡警，设了五个分局，分布在城厢内外。同时，责令赵秉钧在保定开办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习。保定巡警学堂也许是中国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袁世凯之所以创办警务，与筹备接收天津有很大关系。当时，帝国主义联军照会清政府，提出条件：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于是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军队为警察。他在北洋军各镇中精选了3000兵士，训练成为巡警，开进天津，这样就避开了“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驻扎中国军队”的嫌疑。
同年8月，在正式接收天津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八国联军将天津重新归还中国后，袁世凯把天津控制起来，设在保定的巡警学堂移到天津。袁世凯的3000名巡警中，1500名留在天津，称为“南段巡警局”，由赵秉钧担任总办。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关、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局”。同年冬，继保定巡警学堂，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了巡警学堂。次年8月，并归天津的保定巡警学堂与天津巡警学堂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
设南、北段巡警局后，袁世凯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巡警机构。紧接着，袁世凯又把天津的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了巡警网。袁世凯曾训练过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警察”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从这时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警察制度起源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巡警制度。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警察机关
由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成效显著”，清政府号召各地效仿。于是各地纷纷各自为政地办起了警政。清政府虽然主张各地建立警察制度，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计划和方案。所以，京师以及各地虽然积极尝试摸索，但警政建设长时间没能走入正轨。有识之士就倡议设立一个中央警察统管机构：“于京师特立警务部，于各省特立警署。”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罗瑞卿所在的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表示愿意跟随部队在前线打仗。周恩来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7月8日、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10月15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了统一全国公安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问题。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
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成立。
周恩来一直很关心公安工作。为统一警察名称，去除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坏观念，周恩来总理批示各种警察一律通称“人民警察”。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第三局发出“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自此，“人民警察”这一划时代的称谓载入了中国警察史册。他还要求交通民警纠章前必须先敬礼。执法为民：人民公安踏上新征程
建国初期，公安机关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反特防谍等一系列运动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吸食鸦片烟毒、妓馆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显示了人民公安机关除旧布新、正本清源的强大战斗力。在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中，公检法被砸乱，法制被破坏，一大批公安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受到冲击迫害。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公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为警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转移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的状况，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治安状况和犯罪活动的特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公安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与公安机关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并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成立国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间谍工作划归国家安全部；同年，原属公安机关的监狱、劳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门。1986年，由交通部门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移交公安机关，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统一由公安机关掌管。从1983年开始，各级公安机关对建国以来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公安机关的法制机构也得到了建设和加强。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公安机关开始实行警衔制。据统计，1979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1部公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规，公安部制定发布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00多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这是确立和完善我国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背景下，1996年2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同年下发的《“九五”公安工作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警”的方针。《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有关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快，公安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目前，一个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行政管理法规、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规为主要门类的公安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当代中国的警察制度是建立在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平安、为警察队伍谋发展的基础上，是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为使命。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公安工作要在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公安工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警察的历史之最
1、最早出现“警察”一词的时间：清朝末年。
2、最早的警察首脑人物：曾历任清朝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的巡警部第一任尚书徐世昌。
3、最早的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898年在湖南创建的“湖南保卫局”。
4、最早的警察学校：1900年清朝政府军机大臣奕昕警务学堂。
5、最早的中央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902年设置的“中央巡警部”。
6、最早的派出所：清朝民政部1900年在北京内、外城设立的308个区段派出所和59个马路派出所。
7、最早的武装警察队伍：北洋政府1914年在北京创办“保安警察大队”。
8、最早的女警察：1929年上海警察局招收的一批女检察员。
9、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卫组织：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
10、最早的公安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1、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曾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军委公安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国务院政法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的我国公安杰出领导人罗瑞卿。
5.《化学发展简史》学习心得 篇五
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的始祖培根说过“学习历史可以使人明智。”历史是记录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学科，人类在创新中前进，在错误中自我检讨，通过历史我们可以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明智。
作为一名化学专业的学生，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我学习了《化学发展简史》这一门课程，该课生动的为我们讲述了古代化学、近代化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其最新发展方向。
在学习这一门课程之前，我所学习的化学的化学知识仅停留在课本上，每一个元素，每个方程式，都像公式一样的记在脑子里，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然而在学习了这门课程后，我对化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了解到化学的发展与人类的生活紧紧相关，并且每一个新的发现背后都是一个小故事，化学这一学科在我的心里也变得新鲜而富有生命力。
心得一：化学改变生活
在几百万年以前，人类文明还处于启蒙阶段，人类的生活十分原始，人类基本靠采摘果实，和狩猎获得实物，人类吃的都是生肉野果。直到人类发现了火，根据考古发现，人类至少在5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火了。火可以在天寒时御寒，在夜晚可以用来照明，到后来人类学会了用火来烹煮食物。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人类的身体健康有所增进，在智力上也有所提高，而这为后来人类文明的飞速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人类发现火后，火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开始只能收集天然火种，到后来发明钻木取火，人类在熟悉并利用火的过程中发现泥土会在火的作用下变得坚硬牢固，由此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发明使人类有了储存水的器具，以及最原始的炊具，人类的饮食也由此变得丰富，煮食的出现也让人类吃的食物更加的富有营养，营养成分也更易被吸收，从而使人类的体制和智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很多年后中国因出产精致而华美的陶瓷而闻名世界，追溯起源大概要到这个时候了吧。
在人类发展史上，金属冶炼的出现也是人类发展史上跨越性的一步。在土耳其东部的凡湖附近发现了最早的距今7000到6000年的炼铜遗址，埃及，塞浦路斯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4000年前掌握了该项技术，而西亚和东欧则在3000年前普遍掌握了炼铜技术。我国的青铜文明也有其辉煌的一页，殷朝的司母戊鼎，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土青铜器。战国时期的编钟，是古代音乐史上伟大的创造。后来人们又学会了铁的冶炼，并用于制造兵器，农具。冶炼金属技术的发展，间接推动了农业、兵器、金融、艺术的发展。同时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把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些实例中，我们都看得出，人类的生活不断进步，与化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化学的发展往往带动人类的生产力，人类往往受益良多。
心得二：实践检验真理
化学的英文为“chemistry”，起源于alchemy，即炼金术。chemist至今还保留着两个相关的含义：化学家和药剂师。这些可以说是化学脱胎于炼金术和制药业的文化遗迹了。
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650年，炼丹术士和炼金术士们，在皇宫、在教堂、在自己的家里、在深山老林的烟熏火燎中，为求得长生不老的仙丹，为求得荣华富贵的黄金，开始了最早的化学实验。
记载、总结炼丹术的书籍，在中国、阿拉伯、埃及、希腊都有不少。这一时期积累了许多物质间的化学变化，为化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化学史上令我们惊叹的雄浑的一幕。后来，炼丹术、炼金术几经盛衰，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它荒唐的一面。
化学方法转而在医药和冶金方面得到了正当发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版了一些有关化学的书籍，第一次有了“化学”这个名词。
到了近代，人们开始试图去了解化学的本质。
1723年，德国哈雷大学的医学与药理学教授施塔尔出版了教科书《化学基础，施塔尔认为燃素存在于一切可燃物中，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来，同时发光发热。燃烧是分解过程：
可燃物==灰烬+燃素，金属==锻灰+燃素。
775年，拉瓦锡的实验中心发现燃烧时增加的质量恰好是氧气减少的质量。以前认为可燃物燃烧时吸收了一部分空气，其实是吸收了氧气，与氧气化合，即氧化。这就是推翻了燃素说的燃烧的氧化理论。
拉瓦锡对化学的另一大贡献是否定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辨证地阐述了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化学元素的概念：“如果元素表示构成物质的最简单组分，那么目前我们可能难以判断什么是元素；如果相反，我们把元素与目前化学分析最后达到的极限概念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现在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再加以分解的一切物质，对我们来说，就算是元素了。”在1789年出版的历时四年写就的《化学概要》里，拉瓦锡列出了第一张元素一览表。
在化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人们从一开始盲目相信化学，到后来去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我看到了人类进步的目光，另一方面，也看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也是在一次次的错误中前进，学化学发展简史，我们看到了每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看待化学，又是如何推翻前人错误的认知，并且提出新的理论。
心得三：在创新中发展
化学的发展不仅仅停留在其本身，也同时延伸到其他领域，其中有突出成就的为基因工程学。
基因工程也叫遗传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在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基因工程就是在分子水平上，用人工方法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拼接和重新组成，然后通过载体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受体细胞，使外源DNA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产生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使之稳定地遗传给下代。基因工程技术主要包括分离基因、纯化基因和扩增基因的技术，其核心是分子克隆技术。它能帮助人们从各种复杂的生物体中分离出单一的基因，并把它纯化，再把它大量扩增，用于研究。
20多年来，基因工程技术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特别是限制性内切酶、DNA序列分析及DNA重组技术等三大技术的发现和应用，不仅把分子生物学提高到了基因水平，而且也把生物学与医学中的其他学科引上基因研究的道路，并取得了许多揭示生命秘密和生命过程的重大成就。
6.现代联合控股集团——发展简史 篇六
●1988年8月1日,章鹏飞自筹资金五万元，在河坊街承包了原属杭州无线电元件二厂的一个门市部，面积50平方米，起店名为“杭州四通综合经营部”，当时共7名员工。●1990年10月，为了进一步占领市场，章鹏飞在庆春路中河路口筹建“浙江现代装饰材料商行”，营业、办公面积达400多平方米。
●1992年5月22日，“浙江现代装饰材料商行”改名为“浙江现代装饰材料公司”。●1992年8月18日，创立“浙江现代广告策划公司”。
●1993年3月24日，由浙江现代装饰材料公司、杭州大光明企业联合公司、香港思裕有限公司三方合资的“浙江现代不锈钢型材制品有限公司”获准成立。
●1993年5月，“浙江现代实业总公司”成立，章鹏飞兼任总经理，徐一宁兼任副总经理。
●1993年10月4日，“杭州现代不锈钢制品厂”成立。
●1993年10月15日，“浙江现代装饰工程公司”成立。
●1993年10月17日，“杭州现代电子设备技术服务公司”成立。
●1993年10月26日，“杭州四通综合经营部”更名为“杭州四通贸易公司”。●1994年1月8日，由浙江现代装饰材料公司、浙江现代广告策划公司、浙江现代不锈钢贸易公司、杭州现代娱乐城等四家企业为发起人组建的“浙江现代工贸集团公司”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企业初步进入规模生产、规模经营的轨道。●1994年3月17日，“浙江现代娱乐城有限公司”获准设立。
●1994年9月10日，由浙江现代不锈钢型材制品有限公司、杭州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现代娱乐城等单位作为公司发起人联合组建的“浙江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浙江省首家规范化股份制改造的中外合资企业。
●1995年3月6日，集团所属的位于杭州秋涛北路128-1号的“浙江省家电市场”——经营家电类、电脑类、数码“泛家电”商品的专业市场正式开业。这是浙江省首家仓储式市场，其宗旨为“正宗、便宜”。省家电市场的开办，标志着集团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1995年9月18日，集团所属企业“浙江省面料市场”隆重开业。
●1995年8月31日，继浙江省家电市场成功开业以来，集团所属又一家大型专业市场--浙江食品市场开业。
●1998年9月28日，由杭州市新闻发展中心和浙江现代工贸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杭州市电子出版物批发市场”，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开业。
●2000年12月29日，由文化部特批，中国文联、中国音像协会、浙江现代联合集团、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局联合举办的“上海大门音像城”开门迎客。上海大门音像城的开业是集团成功抢摊南京路，以专业市场模式输出的一次成功尝试。
●2001年3月30日，由杭州三原色娱乐有限公司和现代联合集团共同创办的“浙江体育文化用品市场”开业，市场位于市中心——中河大道旁，营业面积近二万平方米，专业经营各类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体育服装、运动鞋类及礼仪用品等。●2001年4月1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浙江现代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2001年9月22日，山东现代家电市场开业，成为现代联合集团首家省外连锁市场。山东现代家电市场坐落在济南市西二环路与济齐路交汇处，南接京福高速，北接济青高速。市场建设占地200亩，规划20万平方米，现在一期工程竣工10万平方米，前期投资1.2亿元，是当时规划的全国单体规模最大、功能最多、设施最优、管理先进的现代化大型专业市场。山东现代家电市场开业标志着现代联合集团打下了互动、互助、互补、共建市场百年基业。
●2001年12月18日，位于秋涛支路336号的浙江食品市场东区开业。至此，为服从杭州市政府规划将食品市场西区改建为西博会五金锁具展馆的大局，市场在一年内先后二次过渡，三次搬迁，全体员工和商户精诚团结，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市场年交易额首次突破30亿元，充分体现出市场的凝聚力和发展后劲。
●2003年初，集团与韩国现代签订商标合作（转让）协议，“中国现代”授权“韩国现代”在中国使用“现代”商标，“韩国现代”则指定“中国现代”为现代汽车在浙江的一级经销商，并计划在其他国际商业项目上进行深层次的品牌合作。这一次商标合作，给“中国现代”带来几千万元的经济收益。不久，集团投资成立“浙江四通汽车有限公司”，是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在浙江省的首家4S店。
●2003年5月，集团子公司山东现代物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具体负责山东现代物流基地项目的建设和运作。
●2003年9月，集团与浙江外海集团和富阳永通汽车公司联合投资成立浙江八达汽车有限公司，主营天津一汽旗下威姿、威乐、夏利等系列轿车及天汽美亚旗下顺风、奇兵等SUV/SRV系列车型及金程系列面包车销售。
●2003年10月26日，由集团和上海美家居联合投资开发的中高档家居建材商城——济南现代美家居建材商城隆重开业。济南现代美家居建材商城位于交校西路8号原山东现代家电城内，总面积80000平方米，营业面积50000平方米，仓储面积30000平方米。
●2003年9月，集团斥资5000万元收购香港一家公司。同月，经国家工商局批准，“浙江现代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现代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标志着现代联合集团企业发展战略的升级——不做大现代，要做强现代。
●2004年11月，集团正式成立浙江现代商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处理商标注册、申报、年检、代理等业务，在保护集团注册的129件商标注册权利的同时，通过商标使用权的许可制度，提高“现代”商标的知名度，同时也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2005年9月27日，由集团投资兴办，阿里巴巴、传化集团、中国五金城、中国皮革城等十多家集团型企业联合开发的“山东现代国际物流基地”一期工程，在济南正式破土动工，项目总投资110亿元，总规划面积11549亩。
●2005年11月1日，集团属下浙江食品市场根据杭州市政府城市发展规划从秋涛路外迁到石祥路688号，市场新址位于石祥路、莫干山路交汇处，上塘高架、绕城高速等交通便捷，汽车北站、大运河康桥码头、杭州北站铁路货运站等交通枢纽近在咫尺。
●2006年1月，由现代联合集团、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浙江瑞康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中国绿色食品展示推广（浙江）中心”正式进入筹建，中国绿色食品展示推广（浙江）中心位于“浙江食品市场”内，总面积2500平米。
●2006年1月17日，集团与天目山药业第一大股东杭州天目山药厂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收购 “天目山药业”法人股（普通股）28,828,91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67％）和无表决权的优先股7,9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49％），成为天目山药业第一大股东。上述股权转让获国资委同意。
●2006年4月23日，现代国际大厦落成，集团总部迁入大厦办公。现代国际大厦位于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西北角中央商务区块，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地面十八层，地下二层。●2006年7月13日，集团分别与天目山药业第二大股东浙江临安天目山石材公司、第三大股东杭州天目永安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天目石材持有的“天目山药业”法人股（普通股）4,17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3%，无表决权的优先股1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3%；受让永安集团持有的“天目山药业”法人股（普通股）2,930,7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1%，转让完成后，集团将占天目山药业总股本的45.03%。
●2006年7月，集团下属现代画院办公场地迁入现代国际大厦B楼。浙江现代画院成立于1997年，著名美术教育家高而颐先生、吴山明先生担任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史学界代表、山水画家王伯敏先生担任院长。拥有专业从事国画、油画、版画、书法、工艺、理论研究的各类艺术家70余人。
●2007年2月，经杭州市下城区委批准，集团党委成立，下属四个支部委员会。
●2007年7月7日，集团联姻河北省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使中兴汽车落户浙江省。集团子公司浙江八达汽车有限公司成为中兴汽车浙江省销售总代理；同日八达中兴汽车杭州4s店开业。
●2008年4月24日，“台湾食品城”进驻浙江食品市场新闻发布会在杭州雷迪森广场酒店举行。
●2008年4月29日浙江食品市场一号楼一期盛大开盘。
●2008年6月26日上午，现代联合集团举办“现代联合专业市场连锁模式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标志着“中国•现代”作为国内首个专业市场连锁品牌正式诞生。集团运营的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专业市场连锁模式，将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意义和前景的连锁市场运营模式。
●2008年6月，现代联合市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对浙江省家电市场、浙江食品市场、山东现代家电市场、山东现代食品市场、山东现代物流中心、烟台现代食品市场、杭州电子出版物市场、临安天工商贸大厦、台湾食品城等首批9个现代连锁专业市场进行授牌，统一纳入“现代联合”连锁品牌管理。
●2009年5月1日，2009＇中国（浙江）首届春季食品博览会开幕式暨浙江食品市场乔迁开业庆典，在余杭良渚浙江食品市场门前广场隆重举行。本次开业，新浙江食品市场推出了包括食品安全保障基金在内的安全保障创新体系——通过市场与保险机构合作，在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为消费者争取先行理赔的做法，破解了食品安全问题责任方查找难、赔偿慢等难题，开了全国先例。
7.微电机行业发展简史 篇七
报系结构的理论构想可以追溯到2003年,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的范以锦先生首次将其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在中国所有的报业集团中,南方报业率先提出报系运营的构想,并在集团管理实践中成功实施。2009年,已经离开业界,由“新闻官”转为“新闻教官”,作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以锦在接受《传媒人物》记者采访时中不经意引入“报系”这个概念与词组。但是事实上,任何理论概念的提出都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报系”这个名称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报系运营一定是当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发展的必然。关于这一点,在范以锦本人所著的《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一书中有较为翔实的分析。下面,将主要从该书入手解答报系之称从何而来这个问题。
书中介绍,南方报业之前的报纸孵化功能堪称神奇,基本上对新办报纸的定位从未失手过。基于此,南方报业拥有了特别多的子公司与子媒体,互相衔接与拓展,继而在整个报业中都伸出了触角,显示出强大的优势。总的来说,就是通过拓展子媒体战略品牌的方式,孵化了多个子品牌,即“龙生龙,凤生凤”。具体而言,首先利用主报《南方日报》的各种资源,包括人才体系、信息资源、硬件设备和整个资本,创立了周报性质的《南方周末》,然后又利用《南方周末》已经培养固定的人才体系和开拓的路径及印刷等设备,迅速孵化了《21世纪经济报道》,成长起来之后再从《南方周末》分离出来。同时,为了避免该模式下所繁衍的子报成为母本的克隆体,导致同集团的同质竞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确定了个性鲜明的市场细分战略,确立了每个品牌的理念。南方报业集团在当时的整个行业竞争中依旧屹立不倒,为了更好地组合整个集团报业,更好地管理报业集团内部的一些子品牌,范以锦提出了所谓的“报系”理论构想,即“集团—报系—子报”的业务管理架构。之后的事实证明报系运营不是“拍脑袋”决定,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第一,集团事业不断拓展,子报子刊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孙报孙刊”。这固然是集团繁荣壮大的表现,但是同时也给集团对旗下业务单元的层次和跨度的管理提出了挑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组织结构设置臃肿不合理,不仅增加了集团在管理方面的边际成本,而且使得集团内部的沟通渠道不能畅通、管理制度不能统一,降低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这对于一个讲求时效的单位来说几乎是致命的,集团本身也鼓励作为独立个体的子报有着不一样的拓展路径和扩张行为。第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优质报刊创办新报刊的愿望非常强烈。第三,集团注重媒体品牌价值,而旗下的优质品牌又各有侧重,理念和形象多有不同,如何有效整合这些优质品牌、组成品牌集群、发挥出规模效应等问题摆在了集团领导的面前。第四,集团拥有雄厚的人力、采编、营销渠道等资源,通过科学合理的资源整合,可以发挥其最大优势,为整个集团服务。在以上各方面因素作用下,2003年,集团以优质品牌为龙头,整合内部资源,对整个战略模式都有新的规划,相继成立21世纪报系、南方周末报系与南都报系。报系是集团与子报之间一个新的管理层次,报系是报业集团总部与下面子报一个全新的黏合管理结构。在整个控制上,职责明确,各有所长,总部集团主要负责宏观定位与官方诉求,对整个集团的总部经营与宏观战略做总体把握,整个报业集团各子报子刊各司其职,上下联系紧密,解决了管理中黏合度不高、容易出现断层的问题。在报系内部实行相对独立的采编、经营和人力资源管理,其管理权限比原来的子报有所增加,同时管辖该报系的子报子刊。经过报系组建之后,三大报系迅速形成了新的管理平台和扩张平台,强势的品牌集群使得南方报业在国内传媒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
二、“南方报系”整体发展概况
(一)多品牌战略下“南方报系”的发展概况
2003年,南方报业的报系拓张、延伸完毕,形成三大报系,在这种时机与风潮下,整个南方报业都迎来了子报衍生子刊的“新发展”。2003年8月,《南方周末》根据其固有的资本与人才贮存,还有已经颇具影响力的品牌价值和拓展迅猛的广告渠道,综合其所长,创立了《品牌》杂志。整个杂志由于很好地因袭了《南方周末》各路资源与风格,显示出极高的质量与专业水准。另外,针对高精英群体的男性,这份杂志也是独树一帜。这份杂志从整个战略眼光、窄化受众、刊物内涵和产业链运营等多个方面给整个男性杂志市场带了不小的“冲击波”,填补了男性杂志的一些行业空白。同年11月,南方都市报系奋力北上,与《光明日报》强强联合,共同追求新闻理想,联手孕育了《新京报》。该报创刊之初就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创造了中国报业的又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媒体跨区域经营的一个范例。《新京报》也意味着不同地域的资本组合成为可能,不同报业的共同孵化成功成为典范。
2004年,“珠三角板块”正式成为《南方日报》一个重要的板块,成为整个报系多元化品牌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南方人物周刊》等杂志陆续进入“珠三角”民众视野,深度剖析当下极具深意的人物。21世纪经济报系也开始整合自身的外部性资源,《21世纪商业评论》继续窄化财经受众。2005年7月18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正式挂牌,并组建全新的传媒集团公司。同年10月,南方传媒基地成立,其多品牌战略发展迅猛,巩固了其在整个珠三角乃至全国报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二)全媒体战略
南方报业向来以《南方日报》为引领,而作为主干的三大报系作为支撑与弥合。譬如整个报系在整个方面都能做到兼顾市场,细分份额,主要表现其旗下的“十二报、九刊、五网和一个出版社”这样的全功能报业集团(如表1)。根据2012年3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文化产业研究室对现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杨兴锋的一篇题为专访《南方报业全媒体转型的思路与作法》,南方报业正向全媒体扩张前进。据杨兴锋所言,我国的整个传媒市场早就过渡到新媒体、互联网元素融入的全新面貌,传统的“三分天下”份额早就不复存在。此前,南方报业也重点融合了新媒体、户外等其他数字化经营的全新元素,旨在面对传统媒体“断崖”的衰落环境。在互联网方面,凯迪社区、大粤网等早已走入公众视野,在珠三角立住脚跟,而这些的背后资本与控制均为南方报业。以大粤网为例,充分地背靠南方报业的这座大山。在传者方面,充分借用南方报系的人才资源、硬件设备和积淀多年的口碑;而在受众方面,大粤网立足腾讯集团在华南地区的用户群与流量,这两方面完美结合,成功进入整个华南门户网站前三。另外,“南方报业户外LED联播网”等广东省文化产业项目也在加快跟进之中。
据杨兴锋介绍,《南方周末》目前主要发力点在手机智能平台,推出了各个版本的阅读器。同时,还推出了专属IPAD的阅读器,这个版本的阅读器一经推出就迅速占领了i Pad新闻资讯应用前10名。《南方周末》的全媒体业务覆盖范围广泛,包括报纸、网站、移动端以及SNS平台,注册总人数超过1200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南方周末》在社会化应用方面同样一马当先,荣获了“2011亚洲数字媒体大奖”最佳社会化媒体银奖,是首次在这项比赛中获奖的内地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则在自主创新和私人订制上表现出色,它研发的移动中文财经电台,是全球首家依靠互联网的中文财经电台,同时提供私人定制服务,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南方都市报》则形成了由自身各种媒介组合的传播媒介群,其中包括数字报、南都手机报、i Phone+i Pad客户端、“南都视点·LED联播网”、南都官方微博群等。在移动终端上南都也取得了新进展,于2011年发布了“南都Daily”,这是基于社会化阅读的电子报纸。2008年《南方都市报》与中国移动《12580生活播报》合作,于同年8月在广东推出了“南都视点·12580生活播报”,这是南都在咨询产品方面的发力,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南都新闻客户端也在美国苹果公司于2012年发布的各国市场2011年的销量(下载量)排行榜中国区IPAD报纸杂志应用类中夺魁。
三、如何界定传媒影响力
“南方报系”的影响力是怎样的?它在全国范围内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影响力”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2007年出版的《准记者培训教程——南方周末采编精英演讲录》一书中,范以锦在提到报纸品牌影响力时认为这个影响力包括两个方面: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书中作者以《新京报》为例,讲了《新京报》头两年亏本,第三年才开始盈利,虽然赚得不多,但是社会影响力巨大。即使如此,《新京报》仍然不是广告商投放广告时的第一选择,原因就是它的市场有效影响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广告商依据发行量来投放广告,所以当《新京报》市场有效影响力没有发挥出来时,它就对广告商的吸引力大大降低。所以在考察“南方报系”影响力的时候,要注意发行量的观测。书中,范以锦还给出了市场有效影响力的定义,即包括发行的覆盖率尤其是广告客户所要求的精准覆盖率,以及广告客户投放广告后所测定的有效回报率。那么什么是社会影响力,什么是市场影响力呢?在上述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通过赵彦华的《媒介市场评价研究——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一书我们从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指标。社会影响力是指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受众通过媒介获取信息,满足自身猎奇、竞赛、休闲的需要,媒介能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产生影响。市场影响力是指媒介在整个大环境以及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在市场这块大蛋糕中分到了多少即市场占有率如何,以及自己的竞争力在市场中同竞争对手的比较。
即使有了以上对影响力的分类,我们也难以对其测评,尤其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另外,本文所考察的“南方报系”是一个庞大的媒介集群,如果只是单单从发行量等角度考察,未免太单一,研究结果也难以让人信服。这里参考2007年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所著的《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一书,“传媒社会责任表现指数”一节中,作者认为传媒的影响力是指传媒能够对受众施行影响的某种力量,即使是市场影响力也应该包含社会影响力的方面。作者参考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说明,影响力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控制能力。在此基础上,丁和根教授针对传媒影响力还提出三个测评指标,即议程设置能力、信息到达率、思想指导性。本文将结合上述指标以及实际可操作性,对“南方报系”的影响力进行一个有侧重的简要分析。
四、三项指标分析“南方报系”影响力
参考上文的影响力指标测评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本文采取了以下三个角度对“南方报系”进行简要的影响力分析。
(一)议程设置功能
传媒议程设置能力的大小是传媒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按照《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中丁和根的说法,传媒议程设置能力可用媒体的议题排序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等来测量。从理论上看,该指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信息传播迅猛的今天,一条信息被不同媒体知晓然后传播的时间差往往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所以若从议题排序的角度测量的话,该指标的操作性不强。但是一些公共舆论事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契机来显示“南方报系”的影响力。
譬如2012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也在微博上掀起了舆论风暴,一时间该事件成为焦点。此次事件中,南方报系的议程设置能力并不是通过报道了什么来体现的,而是它自身已成为舆论的焦点,该报纸的动向本身已经成为公众眼中的重要议题。试问,若是一份无名小报又怎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该事件已引发了自发游行抗议,这是国内任何一家媒体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由此南方报系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信息到达率
信息到达率是对传媒信息传播广大的测量,即某一信息的实际接触人数相对于发布该信息的媒体的受众总数的比率。信息到达率是测量媒体影响力的基础性指标,因为如果信息不能到达受众,媒体的影响力也无从谈起。信息到达率与媒体的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即到达率越高,表明媒体的影响力越大,反之则表明其影响力越小。信息到达率表现在纸媒上主要为报刊发行量的对比。
参考2011年报纸发行量前三十名排行来看,南方报系上榜的报纸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其整体排名相对于广州报业集团来说并没有明显优势,但领先于同一市场上的另一竞争对手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这说明从发行量上来看,“南方报系”仍然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但是,仅从发行量来看影响力是片面的。在现实中党报存在“指定购买”的情况,在很多机关,一些党报甚至没有被翻看,直接就被当作废纸卖掉。因此,从发行量来看,信息到达率也是不完全规范的,需要引入更能考察实际效果的数据,表现在现代舆论环境中就是微博影响力。
(三)微博影响力
微博影响力是参考现代舆论环境的现实而加入的参考维度。微博等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更具自由度、传递迅捷、更具接近性和真实性。而受众对媒体本身的依赖度和信任度也会体现在对其微博信息的关注度上。甚至于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订阅该报系报刊的网民会通过微博关注其新闻报道,因此微博影响力也是新媒体视阈下考察媒体影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以微博综合影响力为一级指标,给予覆盖度(25%)、互动度(25%)、传播力(25%)、渗透力(25%)五个指标均等的赋值1,建立了媒体微博影响力综合指数测评体系,考察媒体微博影响力。该测评体系的五个指标又有不同的三级指标。具体如下:覆盖率的考察包括直接粉丝量、粉丝的粉丝的平均数、日均粉丝增长量,互动度考察了日均微博数、微博原创率、单条微博转载量、单挑微博评论量,传播力考察微博等级、主页推荐度、转载量最大微博的转载量、评论量最大微博的评论量微话题数量、微博中多媒体形式使用率和媒体矩阵使用量,渗透力考察角度为粉丝中加V人群数量、大众媒体二次传播力、网络媒体二次传播力、微博评论中的认可度。体系建立之后,指标成为可进行计算的量化指标,经平均赋值法赋值之后得出媒体官微影响力的指数。该体系考虑因素全面,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去除了不实数据,且参看要素全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因此,本文直接参照了该报告中的影响力排名。下表为依照该指数测评体系对报纸杂志的官微排名(表3)。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报纸类官微前10名中,“南方报系”占了三个,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的排名遥遥领先;而杂志类也占了两个名额。其微博的综合影响力较之广州地区另外两大报业集团处于领先地位。
以上三个媒体影响力参考要素并不能全面展示“南方报系”的整体实力,但是这三个角度各有其代表性,是“南方报系”影响力在不同视阈下的展示,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传统的媒体影响力测评往往拘泥于广告量、发行量、资产总值,本文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考察视角。尤其是适应新媒体传播的现实,将微博影响力纳入媒体影响力研究之中,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到“南方报系”品牌报刊的影响力突出,这样很容易出现“子报养大报”的问题。如果该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随着子刊更加壮大,集团内部将可能出现分裂问题。
参考文献
[1]周燕群,王武彬.南方报业全媒体转型的思路与做法——专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杨兴锋[J].中国记者,2012(3):36-38.
[2]梁红娟.东方卫视的媒介影响力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6.
[3]丁和根.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4]丁和根.中国信息传播国家竞争力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兵团广播电视发展简史 篇八
关键词兵团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广播电视作为科技产物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其影响也日益深入，建立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密切联系。因此，通过对兵团广播电视媒介的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兵团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且对认识其在兵团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无裨益。
一、兵团广播发展史
20世纪50年代，硬纸或铁皮制作的喊话筒，可以算是兵团最早的广播雏形。一般认为，1953年，农一师在阿克苏城区建立的有线广播站标志着兵团广播事业的诞生。之后，各团场逐步建立广播室，团、连大都利用电话线传送广播节目。
到1955年底，全兵团初具规模的有线广播站(室)已有35个。随后，兵团各农牧团场掀起兴办广播的高潮，大多数农牧团场和工矿企业纷纷兴办起有线广播，有的还形成团、营、连三级广播网。到60年代中期，兵团已建成有线广播站(室)259个。至此，兵团初步建立起全兵团范围内的收听网。有线广播成为当时兵团最主要的宣传工具和文化娱乐形式。成为职工群众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的广播事业受到挫折，已初具规模的有线广播站网遭到破坏。
1981年兵团体制恢复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间，兵团广播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3年经国家批准，兵团第一家广播电台——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随后农一师的阿拉尔广播电台开播。农场有线广播站(室)也陆续得到恢复与创建，到1985年底，全兵团新建成团场(厂)广播站(室)202个，95％的农牧团场都有了广播站。
由于广播专线耗资大、维修难、管理跟不上，破坏现象严重。完好开通率较低，80年代后期，兵团广播建设进入重点发展调频广播时期，许多师(局)、团场白手起家，自筹资金。艰苦奋斗，办起了团场(厂)调频广播站。到1995年，全兵团建成团场调频广播站43座。
广播设备也逐步更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兵团广播节目的录制和播出开始向自动化、数字化过渡。农八师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采用数字录音采访机、录音机，提高了采访和节目制作质量：开发出“文艺节目计算机管理系统”，运用电脑管理文艺节目，提高了编辑水平。1994年5月1日，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率先实现了直播，推出了以“板块节日、热线电话、主持人直播”为要素，符合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节目形式，改变了广播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促进了兵团广播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方面的改革。兵团广播节目传输技术在20年间逐渐从无线技术发展到电缆、光缆、数字化传输技术。1998年，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在新疆首家采用MD录音设备，使播控系统模拟信号传播节目上升为数字信号传播。到2005年底，全兵团拥有有线广播电视站188座，团场调频广播站92座，师(局)广播电台2座，全兵团广播覆盖率达92.3％。
二、兵团电视发展史
兵团电视事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2月1日，石河子电视录像转播台正式开播：1985年3月16日该台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为石河子电视台。这是兵团系统第一家电视台，标志着兵团电视事业的起步。随后，农一师、农六师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相继建成阿拉尔电视台和五家渠电视台。同时，各师(局)、团场也普遍加快了转播设施的建设。自兵团电视台1993年成立到1998年底，全兵团建成电视录转台104座。农二师二十九团于1986年兴建起卫星地面接收站。成为兵团第一个采用接收卫星电视传递节目的农牧团场。到1995年底，兵团建成卫星地面接收站155座。目前。数字式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编辑机已在许多台站投入使用，接收数字卫星信号基本普及。经过20年建设，兵团电视业已完成从差转、录转、卫星收转到开路发射、有线电视入户等形式的递进和更新。
兵团有线电视事业发展迅猛。1993年10月1日，农八师石河子市建成兵团第一个有线广播电视系统，接着兵团有线电视台、农二师、农五师、农六师、农七师有线电视台相继建成。到1995年末，兵团已建成师级有线广播电视台5座，团级有线广播电视台(站)130座，兵团团场以上机关所在地相继实现了有线电视网络覆盖，大部分连队已经和正在实现有线电视入户，兵团职工群众收看到的电视节目数量最多的达到50套(民汉节目)。1997年5月，兵团有线电视台与自治区有线电视台实现光缆联网，可收视人口增加到60万左右。1999年，农八师石河子市建成有线电视宽带多媒体试验网，开通了试验点互联，可视电话、网上电话、数据传输和国际互联网(因特网)接入，成为新疆首家建成开通的多媒体综合服务网络。到2005年底，兵团建成有线电视台11座，微波传输台4座。一个由卫星收转、开路发射、微波传输、光缆连接、电缆八户、广播电视并举的传输覆盖网络已在兵团基本形成，全兵团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6.1％。
三、兵团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广播电视事业呈现由基层团场向师市、兵团的逆向发展过程。
50年代，兵团广播事业开始起步，60年代初步建立了团场为单位，以有线广播为主导的广播收听网络。文革中广播设备破坏流失严重，部分广播设备成为派性斗争的宣传工具。直到1970年后才逐步恢复。1977年12月31日，石河子试验台建成开播。1983年8月1日，在原试验台和市人民广播站的基础上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建立。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和酝酿，兵团第一个广播电台建立起来。1993年12月，阿拉尔人民广播电台建立。此时兵团广播事业无线广播讯号系统传输网络的架构基本确立。
电视的发展也是从师市、团场开始的。1981年2月1日，石河子电视录转台开播。1985年3月16日，石河子电视台批准成立。1986年7月16日石河子电视台建成地面卫星接收站，从此不再录播新疆电视台节目，广大观众可以看到当日中央台新闻。这一时期，各团场纷纷建立电视插转台和转播台，形成以师市为中心的电视传输网络。直到兵团有线电视台1993年成立，兵团、师市、团场三级传播网络才初步形成。
2基础薄弱，但稳步发展，技术不断改进，广播电视覆盖率逐年提高。
起步最早的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从建台至今，技术装备发生了质的变化。建台伊始，使用的是电唱机、薄膜唱片、老式602录音机和仅有的几台盒式录音机及653、635
型开盘录音机。1985年，电唱机、602、653型录音机被淘汰，代之以635、636型开盘录音机。1995年以后，635、636型开盘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逐步被MD激光录音机取代。到1998年，电台已拥有20多台激光录音机。形成了制作、播出、传送一条龙的MD流水线。1999年底，计算机进入电台新闻宣传阵地，开始在新闻采编播中发挥作用。2001年7月，电台建立了由18个分站组成的数字音频工作站。至此。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完全实现了写稿、编稿、审稿、节目录制、节目播出、节目转播的全电脑数字化管理流程，实现了全员无笔化办公。
1985年，兵团电视人开始用电视艺术表现兵团。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节目生产能力有限。在发展过程中，石河子电视台摄像机从建台以来的DXC－1200单管机、VO-4800背包机更新为性能较好的DXC537-CCD三管机和VO-8800背包机：录像机从VO-2860发展到VO-9850，使低带走向高带：字幕机从苹果机到6401到索贝8800。兵团电视台2005年一次性购置了包括DVCPRO 25/50/P2产品在内近60套摄录设备，并进行了E-Net2直播一体化网络改造，为兵团电视台今后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部大开发“西新工程”、“连连通”工程的实施，兵团各农牧团场广播电视的覆盖率逐年稳步提高。从1998年的83.1％、87.2％提高到2005年的92.3％、96.1％目前已达到或超过国内平均水平。(截至2000年底，我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为92.1％和93.4％)。
3初步建立了以兵团电视台为核心的传播网络，为集团化作战奠定了基础。
兵团有线电视台成立以来。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最初的电视录制中心发展到今天计划单列的电视播出机构。节目每天播出20小时以上，覆盖乌鲁木齐市区和兵团14个师、170多个农牧团场。截至2006年底，兵团有7个师和近百个团场实现了广播电视全师、全团或大部分单位联网，兵团有线电视入户率目前已达到60％左右。
从2000年开始。兵团电视台树立了“大电视”的理念，从节目资源、网络传输、公众传播上创新合作。逐步形成兵团的“电视航母”，建立起兵团、师、团场三级体系的电视媒体网络。兵团电视媒体坚持以团场有线网络为基础，团、连相连，以师电视台为依托，采用有线、无线并举，加快师、团联网，最终以地面有线、空中卫星方式完成兵团和师的联网，克服了小台小站、各自为阵的问题，从缺乏实力、没有合力、竞争无力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大联合、大合作，应对挑战，参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