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延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4篇)
1.努力延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 篇一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正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现阶段改革开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就非自然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矫正对策,以化解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风险,切实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期改革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 者:许锋 XU Feng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F13/47 关键词:收入差距 成因 对策2.努力延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 篇二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项系统工程,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核心是实现农民的快速、稳定、持续增收, 总体思路是统筹城乡发展, 同时做加法和减法 :第一, 要充分考虑农村以及农业产业的自然属性和资源约束, 想方设法实现农民收入的更快、更稳和持续增长 ;第二, 要改变具有惯性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 按照“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规范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 使各种资源向农村倾斜, 实现农业、农村的超常规发展 ;第三, 要尽可能减少农民数量, 使城乡之间在动态中趋于协调。根据上述思路, 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城市化进程
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尽管,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央曾就“三农”问题先后出台了12个1号文件,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为此, 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破除二元结构, 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并最终转变成城市居民。同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开展。
二、转变收入增长方式, 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农村发展的现状, 要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必须转变收入增长方式, 实现以下5个方面的转变 :将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收入形成方式转变为高效农业生产收入形成方式 ;将主要依靠农产品数量增长的收入形成方式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提高产品质量标准的收入形成方式 ;将单纯的产品生产收入转变为通过延长产业链获得收入 ;将主要通过提供简单的体力和非专业性技术服务获得工资收入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提供专业技能获得工资收入 ;将土地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两轮驱动”的农民收入形成格局转变为土地收入、务工收入与创业收入“三轮驱动”的农民收入构成新格局。
三、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支农支出是再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对农业的净流入, 对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有着明显的作用。各级财政应增加用于农业发展的比例和额度,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逐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要增加对农村道路、电力、能源、水利、通讯等方面的投入, 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带动农民收入增加。
四、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 夯实农村发展金融基础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存在制度不健全、服务网点少、贷款难度大、金融组织和产品结构单一、民间金融发展不足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影响了农民增收, 为此必须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一是鼓励和支持银行类金融机构实现乡镇网点全覆盖 ;二是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支农力度, 建议国家继续支持农业发展银行在政策性支农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特别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发挥农村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支农作用, 可考虑借鉴国外做法, 明确各行分支机构在城乡的资金使用比例, 或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增长的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 ;四是努力培育农村金融多元化主体, 引入竞争机制, 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 逐步消除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 建立民间金融市场准入机制, 适当地发展民间金融 ;五是推动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发展, 可由各级财政建立农业再保险基金, 组建农业再保险机构, 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等方式, 推动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发展 ;六是加快建立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一方面, 要探索多种担保方式, 扩大抵押物范围, 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产等不动产和农机具等动产抵押担保形式。另一方面, 要组建专业信用担保机构, 筹资建立担保基金, 成立政策性担保机构, 鼓励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入股建立商业性担保机构, 构建以政策性担保为主导、商业性担保为补充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着力解决“三农”融资担保难问题。
五、加强农产品市场的调节, 加大生产资料市场的调控
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 在加强对农产品市场调节的同时, 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调控, 避免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一是建立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建立农产品市场价格调节机制, 使农产品价值得到充分反映, 切实保障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受益, 在保证粮食安全的情况下, 农产品价格尽量做到与国际市场接轨, 充分体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值。二是完善我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完善农产品国家保护价格政策, 提高价格标准,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稳定农产品供给。健全国有粮食企业补贴收购和储存费用机制, 利用强大的粮食库存量, 调节市场供求, 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快波动。三是加大对生产资料市场的调控。政府应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收益转到农民手中。
六、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 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非常脆弱, 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已成为降低农民生产生活成本、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为此, 必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指导方针, 灵活运用保险与福利相结合的模式, 建立以基本社会保障为主, 商业保险、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扩大低保覆盖面。二是构建多样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发展和完善不同形式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以有效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 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收入转移制度, 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为实现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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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 篇三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随之增长。但问题也在不断的扩大,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这三十多年来,居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严重制约了需求的增长,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公众和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热门问题。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因素众多,如经济发展、社会体制改革、国家相关政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就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的经济政策国情、社会现状等,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策建议,以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结构;教育;投入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现在社会,我们一般用人均收入差异和基尼系数来描述区域或国家间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13年的6767美元,其中,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3元上升到26955元,增加了26611.7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3年的8896元,增长了8762.4元。城乡收入差距在1978年至1984年呈逐步缩小趋势,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是2.39,1984年为1.76,但是从85年开始,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呈逐步扩大趋势,2013年差距倍数为3.03。根据国际上的理论,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合理的城乡之间的收入比为1.7,而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为1500美元时,城乡收入差距会自然下降。但与之相悖的情况是,截止到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000美元,而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03,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扩大的趋势。
另外一个反应收入差距的是基尼系数,它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1922年提出的,目前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经济意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一般来说,低于0.3属于收入过分均等。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城乡之间由政治分层逐步转化为经济分层,基尼系数尤其从90年代以后有逐年拉大之势,官方公布的我国基尼系数,2013年达到0.473,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进入不安全状态。而事实上,西南财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的我国的基尼系数要比0.473高许多,着令人担忧。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原因,中国的学者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结起来,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协调发展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严重妨碍着城乡之间物质、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等的合理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希望通过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迅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的投资绝大和外援大部分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农业生产所得的份额很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国家还通过农业税收入和农业储蓄等渠道获得大量资金积累,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农村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并没有缓解城乡收入的差距,改善农民的收入情况,反而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在户籍制度方面,自1985年以来,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居民遭受不平等待遇。该制度明确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而且两类人口在就业机会、福利待遇、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过度倾斜,形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基础。户籍制度将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在农村和农业,使得城乡居民的竞争起点不公平,使农村居民难以得到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认同,没有给予农村居民以“平等国民待遇”。户籍制度规定“农业户口”的居民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才能迁入城市,其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和难度,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在农村和农业,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机会,阻碍了中国非农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2)、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已经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人力资本是对劳动力投资的结果,即教育的结果。实践证明,受教育水平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劳动力素质较高者能够为社会能提供更多的贡献,从而获得的高收入。人力资本还表现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处的等级越高,他们掌握的技术水平也就越高,就越不容易被替代,得到的收入也就越高。据测算,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40%。在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在农村表现为从事固有的农业经济,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工作,此类工作简单,被替代的可能性极高。而且农村地区由于教师工资待遇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村地区师资队伍不稳定,一些优秀教师会流向城市从而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均不能满足和适应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再者,农村学校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学硬件设备和校内基础实施。教学条件差,设备简陋,图书、体育等资源和器材严重不足。城市学校教育教学设备齐全,绝大多数学校已经使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建立了包括实验室、语音室在内的一系列教学设施,从而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在享受教育资源上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3)、农业投入不足
城乡分割的财政投入体制使得我国对农业支持力度明显不够、投入严重不足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不相称。伴随着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农业减灾抗灾能力大为下降。我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由于多年来一直缺乏资金维护,目前大多已年久失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农村交通不便,目前还有不少偏远农村地区未能通电;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科研及推广费用过少,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水平。虽然近年来我国财政支持农业支出数额虽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量依然不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注入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信、道路以及教育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而在农村地区,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农民自己筹集,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远远不足。在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对城乡的投入都是不均等的,而且差异很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的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本来就很低,因此也不愿意过多的把资金用于此,那么国家财政的投资的不足必将导致农村发展速度的落后,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援助系统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是减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在城乡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就目前而言,有两亿左右的农民脱离了农业乃至农村,成为临时或永久性的非农产业和城市的从业人员。这些农民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为主,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时刻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而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从业者还面临着工伤和职业病的风险等。这种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现代风险结构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自然风险,因而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难以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但是,我国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却始终将农民工拒之门外,使农民不能平等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此外,因身份与等级的差异形成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平等的格局,直接损害了社会保障的公平与公正,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更是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加大扶贫力度,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总体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只有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居民的可持续增收,缓解城乡差距的扩大,实现城乡居民在更高水平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此同时迫切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在一切需要的资源上,都可以通过平等的与城市居民竞争获得,而不是靠户口所给予的“特殊身份”得到。彻底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枢纽、乡村为基础,城乡依托、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新型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完成可以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的流动不受到抑制,就避免了形成分割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此,如果把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城市的各种补贴制度(如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改革相配套,实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将有助于形成城乡经济的一体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
在我国,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不高,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方面都比较落后,这些阻碍了农民的收入的提高,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应当要重视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要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应该当扎实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使农村儿童与城镇儿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农村地区还要要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创新农村职业教育模式,大力发展以推广农业科技为主的职业教育,加强农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全面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把农业技术推广和教育事业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农村建立人才开发机制,为农民提供培训机会;鼓励大学生服务于农村,将知识带回农村;积极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等。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所在。近年来,劳务输出和特色优势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特别是劳务输出产业对增加中低收入的农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应当本着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促农的原则,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素质和能力,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贡献。同时要鼓励大中专院校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服务,加强对他们的补贴,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政策支持,将先进的科技知识带到农村地区,带动农民致富。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3)、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发展。要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必不可少,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利益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利益倾向会导致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提供农业投入产出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从而达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当前,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业。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道路交通等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还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改进粮食补贴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导下形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机制。粮食直补的效应表明: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直接支持、补贴的效果远远大于间接投入的效果。最后,放宽农民贷款政策,对于有发展前景的项目给予更多的优惠和帮助。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鉴于目前农村的信用制度缺失,所以特别要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提高农村金融行业的信用度至关重要,为农民的创业增收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比如自然风光、当地特色文化等,开发农村创收产业,发展旅游业,并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是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我们应该建立农村土地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提高土地补偿费的标准,制定合理的符合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征地补偿标准,另一方面,要改革征地补偿方式,将原先交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绝大部分作为养老保障费,变为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该就农村实际情况,就各个层次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使社会保障体系化、法制化。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人群的扶助力度。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将一定比重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救济扶持上,尤其在解决一些贫困地区低教育状况、增强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上,政府要直接干预并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渐进式的改革中,最终实现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5)、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以小城镇为枢纽,振兴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小城镇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阵地。在小城镇的开发建设中,应该做好规划,注意城镇特色、区位特点以及环境建设。加快推动城镇工业园的建设,促进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建立乡镇企业的运行管理机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吸引人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自主创业,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位的支持,带动农民致富。以小城镇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在交通、通讯、邮电、信息等方面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搞活农村地区的第三产业,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4.努力延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 篇四
一、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个方面, 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居民因收入状况不同而导致收入上的高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居民收入差距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如何定量地反映一国贫富差距的状况, 国际上通用的是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和判断。国际上认为, 基尼系数0.3~0.4表示相对合理, 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0.3以下, 到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 2001~200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 0.454, 0.458, 0.465, 0.47, 0.46和0.48, 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 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巨大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注:R (Rural House-holds) -农村家庭, U (Urban House-holds) -城市家庭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可以反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由表1看出, 从1997年到2006年城乡人均收入差从3070.2元扩大到8172.41元, 翻了两倍还要多, 2006年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28∶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三)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水平日益增大
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 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 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2006年底, 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 (全国最高) , 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 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2.33倍, 即由1978年的1.6倍扩大为2006年的2.33倍;2006年底, 我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38.65元 (全国最高) , 而最低的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84.62元, 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1倍扩大为2006年的4.60倍, 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四)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度扩大
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 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 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06) 》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组, 1995年收入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686元, 收入最低的是农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7元, 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为3.87;2005年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418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是林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250元, 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5.68。另外, 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不仅如此, 高收入行业员工一般还享有高福利, 进一步拉大了与低收入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差距。
二、 从财税视角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去考察。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 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
(一) 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原因
在初次分配领域中, 除了个人努力、资源、禀赋不同等合理因素造成的差距外, 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
1. 行业垄断经营、竞争条件不平等。
平等竞争、限制垄断是保证收入分配秩序公平、合理的基本条件, 但是, 由于政府在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 一些地区、行业及单位利用行业垄断因素和不平等竞争条件来垄断市场, 获取巨额利润, 造成了与其他地区、行业及单位收入差距的悬殊, 加大了行业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
2. 非法收入的滋生。
非法收入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 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各种制度尚不健全, 存在走私贩私或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取暴利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巨额资金等行为, 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巨额收入的人虽不多, 但所获得的收入额是巨大的。由此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 从而加大了社会上的两级分化。
(二) 收入再分配中的原因
1. 我国现行税制不完善导致税收杠杆不能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1) 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用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税种,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 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所得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对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所得实行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且, 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太高不利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这种税率结构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实现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的政策目标。
其次, 课税模式不科学产生了不公平问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选择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容易出现综合收入高但所得项目多的纳税人可能不纳税或少纳税, 而综合所得低但所得项目单一的纳税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
第三, 不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缺乏人文关怀, 反而会加重低收入者负担。现行分类制下在费用扣除上实行“一刀切”, 不考虑家庭因素, 表面上达到了公平, 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税人所负担不同 (如赡养人口不一样) , 却实行扣除同样的费用, 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
(2) 财产税调节不力, 遗产税与赠与税“缺位”
迄今为止,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 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 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 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 自然不是直接税。而我国目前的车船使用税的定额税率太低。遗产税与赠与税因其税负不易转嫁, 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已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征, 而我国面对严峻的收入差距现实, 却在该类税种设置上一片空白, 遗产税、赠与税的“缺位”, 使税收对个人财富的调节长期乏力。
2. 财政支出不尽合理, 扩大了收入差距
(1) 财政对农业投入规模不够
建国以后, 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措施, 倾斜地发展重工业, 使城市优先发展, 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同。改革开放后, 国家对城乡改革力度也不同, 对于城市采取了倾斜的财政政策, 而财政对农业支出增长较慢, 从1994年到2006年全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532.98亿元增加到3172.97亿元, 增长了595.3%, 其中全国财政支农支出从399.7亿元增加到2161.35亿元, 增长了540.7%, 而同期财政总支出从5792.62亿元增加到40422.73亿元, 增长了697.8%, 10年时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比财政总支出增长分别慢了102.5、157.1个百分点, 使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9.2%下降到2006年的7.85%。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很多欠账, 使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距。
(2) 社会保障政策薄弱, 扩大了收入差距
市场竞争是无情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 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这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 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而且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筹集的, 由于其规范性、约束力差, 在筹资过程中的阻力大, 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 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使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缺乏法律及制度保证。另外, 农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极少, 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形式。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 使得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从各国实际情况看, 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与基尼系数呈反比关系, 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教育投资不足, 分配不均:教育资源过多地向大中城市倾斜, 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投资明显不足, 加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4) 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分税制后, 转移支付在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 但从运行结果来看, 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在继续扩大。到了2006年, 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地区 (上海8683.60元) 是最小值地区 (西藏518.17元) 的16.76倍, 人均财政支出最大值地区 (上海9892.93元) 是最小值地区 (安徽1538.84元) 的6.43倍。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的税收返还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 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 这使得转移支付不仅没有实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 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小, 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偏大。作为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各类专项, 一般不具有均等化的效果, 因为大多是配套的专项拨款, 获得拨款的大多为发达地区。
(三) 第三次分配发展相对滞后
在西方国家, 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 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 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 在一些发达国家, 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约占GDP的3%~5%, 以美国为例, 该国目前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 掌握的资金高达6700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9%。截至2004年底, 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 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 善款占GDP的比重很低, 第三部门的作用相当有限。对纳税人而言, 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益性捐赠, 符合规定的可以分别按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进行税前扣除。然而在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前,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全部在税前扣除, 可见, 目前对捐赠的扣除比例偏低, 不利于刺激个人和企业进行更多的公益性捐赠。
三、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一) 初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1. 打破行业垄断,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国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 制定工资指导线, 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另外, 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 针对垄断行业利润过高的现象, 可以进一步征收暴利税。
2. 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国有资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 取缔各类非法收入, 规范财政法规, 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二)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1. 完善税制,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 完善个人所得税
首先, 重新确定所得税模式, 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 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等客观现实, 马上改分类制为综合制还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型过渡模式。
其次, 调整优化税率结构, 在考虑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力度的同时, 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 在具体税率和级距设计时, 应该简化级距, 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率, 减轻税负压力和偷逃税款动机, 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 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第三, 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 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 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结合婚姻、赡养子女、老人等现实情况, 允许子女抚养费、子女教育费、老人赡养费等进入税前费用扣除项目。
(2) 健全财产税制
首先, 调整车船使用税, 对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 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 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其次, 适时开征物业税, 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 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 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三, 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
2.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 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要调整收入分配差距, 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利益调节,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 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首先, 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 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其次, 继续减轻农民的各种税费, 增加农业补贴, 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 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快地增长。首先,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 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并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 确保人们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再次, 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 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规范性;最后, 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应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3)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提高人口素质, 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诺贝尔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 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缩小收入差距,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是教育。首先, 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力度, 改善公共教育的支出结构, 逐步改善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小于非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对农村教育支出水平小于对城市教育支出水平的现状, 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其次, 增加失业救济与就业的结合力度, 财政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同时,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单纯的财政救济不能使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 财政除了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外, 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低收入者, 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城镇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 以增强其上岗竞争力和工作能力。
(4)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 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 统一转移支付标准, 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 以此作为确定转移支付数额的尺度, 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 尤其是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 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其次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最后,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形式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 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 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三) 第三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第三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收入调控作用, 可以通过“一疏二堵”的税收政策来增加人们对第三部门的捐赠额, 即个人和企业捐赠慈善和公益事业时可以提高其税前扣除比例, 甚至是免税待遇;开征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个人财产转移时进行限制, 来鼓励人们关心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摘要: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 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财税政策作为收入分配调控功能的主要杠杆, 必然会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分析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调控,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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