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哲学基本问题教案（8篇）

1.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篇一

教学准备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解释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两方面的内容，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使学生初步具有自觉运用哲学基本问题理论认识分析和把握社会生活现象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创设情境、问题探究、体验感悟。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学习，体验正确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等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教学重难点

哲学基本问题与生活的关系。

教学工具

课件

教学过程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问题导入(课前思考)

(1)哲学应该研究一些什么问题?

(2)哲学研究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贯穿哲学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3) 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派别的依据是什么?

(4)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分别是什么?

(5)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活动与探究：哲学研究的问题有许多，我们能不能从中找出一个贯穿哲学发展始终的基本的问题?

提示：哲学研究的问题有很多，如宇宙、人生、思维等，但是贯穿于哲学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

1.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问：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物质?请举例说明。

生：存在,简单理解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思维,人脑的反映，比如，思想，理念，经验，观念，感觉，计划，目标等意识形态。

问：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它们谁决定着谁?

哲学上讲的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就是讲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谁决定谁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凡认为存在决定思维的，就是唯物主义;凡认为思维决定存在的，就是唯心主义。各种哲学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问：所以说,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派别的依据是什么?

生：对”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谁决定谁”的回答.

2.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多方面的。

(1)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思维(意识)和存在(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板书) 唯物主义：存在(物质)决定思维(意识)

唯心主义：思维(意识)决定存在(物质)

问：请同学们指出以下观点各属哪个阵营?

王守仁：心外无物。(唯心主义)

范 缜：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唯物主义)

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唯心主义)

王夫之：气者，理之依也。(唯物主义)

荀 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唯物主义)

王 冲：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 (唯物主义)

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除了以上所讲的第一方面外,尚包含另一方面的内容.下面给大家讲讲庄周梦蝶的故事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有一次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究竟是刚才庄子梦见了蝴蝶呢，还是现在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按照常理，不管我梦见了什么，梦只是梦，梦醒后我就回到了现实，这个现实的生活决不是梦。可是哲学家偏要问：你怎么知道前者是梦，后者不是梦呢?你究竟凭什么来区别梦和真实?因此，庄子的问题貌似荒.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凭感官感知到这个现实世界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着?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2)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对这个方面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学上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可知论认为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人能够认识世界，这已被人的实践活动所证实。其主要代表任务就是马克思、费尔巴哈(1804—1872 德国古典哲学中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等.

不可知论认为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存在，其主要代表任务就是休谟、康德等.

休谟·大卫(hume，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欧洲近代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休谟认为世界上存在的只是心理的知觉和感觉，感知以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物质的实体还是精神的实体，究竟是否存在，我们是无法解答的。他把世界的一切都归结为主观现象或经验。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一方面承认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即所谓“自在之物”，并认为 自在之物是一切感觉的源泉，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感觉或现象，但这个感觉和现象却不是自在 之物的真实反映。

不可知论者认为思维不能正确地反映存在。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类的认识能力总是在不断地提高。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世界是可知的，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

哲学基本问题两方面的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根本的，第二个方面是从属的。

首先第一方面的解决是第二方面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方面内容是第一方面的展开和深化。其次，第二方面的解决也影响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彻底解决。第一方面的内容在哲学上称为本体论，第二方面的内容在哲学上称为认识论。认识论必须以本体论为前提和出发点，认识论总是渗透和贯穿着本体论。哲学观点、流派众多，但所有理论无非分别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

(二)、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探究：你认为处理好学习计划与学习实际之间的关系重要吗?为什么? 涉及的哲学问题是什么?

◇提示：(1) 学习计划与学习实际之间的关系涉及哲学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学习计划、教学计划、收获计划、做工方法、企业经营策略这些属于思维的问题，而学习实际、教学实际、收获实际、做工实际和企业面对的实际则属于存在的问题。

(2)处理好学习计划与学习实际二者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学习计划的制定必须从你自身的学习实际出发，如果学习计划脱离了自己的实际情况，起不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如果不制定学习计划则又会使我们的学习带有盲目性，不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因此一个好的学习计划是能够如实地反映自身学习的实际情况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习做到事半功倍，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因此,我们得知:

1.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首先遇到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生活的影响)

人类诞生数百万年来，一代又一代地从事的活动主要归结为两类，一是认识世界，二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漫长过程中，人类不仅逐渐认识着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质与规律，不断思考着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且在尽力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就每个人来说，他总是在不断地处理着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二是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无论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说到底都要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哲学要从总体上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弄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对思维和存在究竟哪个是本原，思维与存在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回答得不同，哲学的性质就不同;对思维和存在究竟哪个是本原，谁决定谁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决定着它们对其他哲学问题的回答。(对哲学的影响)

课后小结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其中，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学习本课，通过认识哲学的基本问题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贯穿着哲学发展的历史。通过对古今中外著名哲学家的言论中，感受哲学思辨的独特魅力，坚定辩证唯物主义立场。

高中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优秀教案教学设计

2.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篇二

一、当前中国哲学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解读

综合目前学术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 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可、秉承恩格斯的基本观点;二是认为恩格斯的表述已过时, 主张更换其内容 (更换型认识) 。这里应说明的是, 本文所指出的第一类认识不仅仅限于传统认知观点, 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对于当前有些学者提出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思维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等等, 本人认为这些观点虽然对恩格斯的表述有不同方面的扩展, 但是都并未超出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大的范畴, 因而仍将它们归于第一类。而对于第二类这种较具有“创新”的更换型认识, 就很值得一提了。

读者会注意到本人在“创新”二字上标注了引号, 这实际上表明了本人对更换型认识的否定态度。内容的替换并不就意味着创新, 反而, 这种所谓的“创新”倒有可能是在“自掘坟墓”。

在更换型认识中, 较为流行的观点出自于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俞吾金教授在他的《追问“哲学基本问题”的合法性》一文中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相对于不同的哲学类型来说的。……所以, 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唯一的, 有多少不同类型的哲学, 就有多少不同类型的基本问题。”因而,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 而“仅仅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上面这段引文基本说明了核心内容。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在认真分析后, 我们就会清醒地意识到其中所犯的概念混淆错误, 未能划清哲学的主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不同, 而其所谓的“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哲学是什么’”的说法更是值得商榷的。

就目前而言, 本人并未发现各种更换哲学基本问题内容而另立新说的做法有何价值, 反倒有为了求创新而标新立异之嫌。但同时, 我们也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态度来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的本质精神。因此, 本人认为正确做法是, 从恩格斯的经典表述出发, 结合时代的变化发展, 注重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成果, 不断加深对思维与存在关系基本问题内容的认识。

二、对将本体论作为哲学最高问题观点的批判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 即“什么是本原的, 是精神, 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 ……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 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恩格斯接着阐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 “但是,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用哲学的语言来说, 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对于这段论述, 可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很明显, 第一方面为本体论的问题, 而第二方面为认识论的问题。但本人发现,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以及研究中, 有片面强调第一方面问题的倾向。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李秀林教授对流行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提出了质疑, 断言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同于基本问题, 它仅仅是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 这种观点也深入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依本人来看,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李秀林教授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当前较为普遍的对哲学基本问题何以基本、何以最高的论证是:第一, 它是所有哲学家不能不回答的首要问题;第二,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全部哲学界可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第三,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决定了哲学家解决其他问题的方向;第四, 这个问题也是实践中、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李秀林教授指出:“所有这些, 主要说明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第一方面’何以成为哲学的最高问题;至于‘第二方面’为什么也包括在哲学的最高问题之中, 则没有得到论证。”因而, 他认为, 由于论据和论题的矛盾, 我们不能说最高问题等同于基本问题, 而世界本原问题才是最高问题。

诚然, 李秀林教授在指出论据和论题的矛盾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但如此便得出最高问题的结论论据不够充分。上面的论证解释当然不是恩格斯本人的阐述, 多为后人的延伸、发挥。而第三点更是与恩格斯的思想不一致。北京交通大学韩振峰教授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对其它哲学问题的回答吗?》一文, 从第一方面问题展开论述, 但他已经对通行解释的论据提出了质疑, 这具有较大意义。本人对他的论述基本持赞同态度。既然李秀林教授用以证明其观点的论据本身存在问题, 不足以证明论题, 我们又怎能以论据和论题的矛盾这一点来认定论题存在问题呢?

其次把本体论作为最高问题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对待一门学说采取扬弃的态度, 注重吸取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但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片面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倾向, 人们习惯于给各哲学流派“贴标签”, 简单地以是否为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标准来评判一门学说的价值。本人发现在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中, “贴标签”的痕迹十分明显。这种过于强调基本问题第一方面、“贴标签”的态度势必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开展对话的困难, 也不利于我们随时代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

三、当今时代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对认识论的重视

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认识论的重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本质精神。本人在这里首先说明的是, 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表述作一个“修正”。本人不赞成将基本问题第二方面仅仅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来表述,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关注的是思维能否把握存在。应该说, 对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自然科学技术远没有今日发达, 恩格斯依据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而划分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是站在其生活的时代、通过对前人的总结而得出的结论, 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并且, 恩格斯以实践观点来证明可知论的正确性, 为以后时代的人们对于是否具有从不同学科加深对世界的认识的能力给足了信心和动力。但是, 在马、恩逝世后直到今天,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 现代自然科学有了一个我们无法设想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们的思维认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各种新兴学科相继诞生。所有这些使人们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开展对世界、宇宙以及对人本身的探索, 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即便是在研究中遇到阻碍、困难, 人们也会坚定地认为这只是暂时的, 不能停止探索的脚步。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 还会有几个人荒唐地高喊不可知论的口号?因此, 当前给人类提出的问题不再是思维能否把握存在, 而是思维怎样把握存在或思维如何更好地把握存在。

对于这一认识论问题, 不同学科、哲学中的不同流派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生命哲学、意志主义、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流派, 它们站在当代人与世界的关系愈发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提出了对人如何更好地建立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见解 (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 海德格尔提出通过“超脱”达到本真的“共在”)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产生的一系列横断学科、跨界学科, 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 这些新兴学科虽各有特点, 但都是不再只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某一领域的具体内容, 而是直接研究它们发展的一般规律, 为人类认识复杂世界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具有重大价值意义的新的方法论。

以系统论为例, 系统方法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 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系统方法摆脱了把对象先分成各部分, 然后再综合的传统方法的束缚, 它从整体出发, 从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中, 揭示整个系统的运动规律。系统方法给予哲学方法论以极大的启示, 提供了认识复杂系统乃至于认识整个世界的优良的方法论武器。

四、提出当今哲学以优化认识方法为主要任务的现实意义

3.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篇三

关键词：心与物的关系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哲学基本问题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说“心与物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而又直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看后颇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就哲学的基本问题谈点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以及对基本内容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有关哲学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此决不能沉默与回避，必须搞清楚。真理与谬论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如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言论作斗争，何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从中国哲学史上看，关于“心与物”“理和气”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宋朝以后，这个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斗争的中心。如南宋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杂说》；明朝王守仁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下）》；唯物主义者认为有物才有心，无物则无心。如明清之际唯物主义者王夫之说“言心言行，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中。

从以上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言论里可以看出，他们对“心与物关系”的探索与斗争，已涉及到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了，即第一个方面要回答世界的本源、本质是什么？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第二个方面要回答“心”对“物”具有什么作用？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从未把“心与物的关系”问题概括归结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只能说人类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探索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那里表现为原始的、朴素的对“心与物的关系”的探索。这也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必经的一个阶段。

以上说明“物”与“物质”仅一字之差，二者既有质的区别，又有紧密联系，二者是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这一万事万物的共性就存在于千差万别的每一具体物这一个性之中，离开具体物的客观实在，物质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同样不包含客观实在的物质的具体的物也是没有的。正因为“物”与“物质”二者具有统一性，紧密相连所以容易把二者等同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既承认世界的本源、本质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又承认物质可以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物质是可知的，这是彻底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它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等物质观彻底划清了界限。

其次我们还必须弄清楚“心”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心”这个概念简单地代替意识这个概念。

毫无疑问从生理学上讲，心是指心脏器官，从古代哲学上讲既可以指思维的器官，如《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这里的“心”与“人脑”这个思维器官等同；又可以指人多意识，如主观唯心主义者南宋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朝王守仁说：“天下无心外之物”。由于“心”的含义多，这就容易造成把思维器官人脑与人脑这个思维器官所具有的技能作用混为一谈。

如果“心”指思维器官，那么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人类是用人脑去思维的，不是用心去思维的，人脑才是思维的器官。人脑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物质，它具有特殊机能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从生理上讲，意识才是人脑特有的机能。当这并不等于说有了人脑，他就会自行产生意识。有了人脑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有了意识。我们知道胃是消化器官，消化是胃特有的机能，但是光有胃它不会自行产生消化，只有胃吃进食物才会显示消化。这也就是说有了胃不等于有了消化。同样道理，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人脑要产生意识，还必须人脑与人脑之外的其他客观事物接触，才会有意识。所以从意识的本质上来看，意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意识是客观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没有人脑不会有意识，同样没有被反映者客观物质，也不会有反映者意识。

以上说明人脑与人脑特有的机能意识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不仅容易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如“吾心即是宇宙”便是例证；也容易产生庸俗唯物主义。19世纪50年代欧洲就出现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流派。他们错误的把意识和物质看做同一个东西，在他们看来，大脑产生思想就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

如果“心”指意识，那么什么是意识呢？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未诞生之前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流派对意识做过完整的科学说明。当然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也不例外。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什么是意识做了全面完整的科学解释；从意识的起源来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意识的生理基础上来看，意识是人脑这个高发展物质的特有机能；从意识的本质上来看，意识是客观物质在人脑中反映。从以上什么是意识的三个方面看，也更加有力地证明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性。

由此可见，用古代哲学家们所理解的“心”的概念，是不能直接替代“意识”这个科学概念的。“物”也不能代替物质。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表述只能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只能是哲学基本问题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在古代原始的朴素的表现。决不能用“心与物的关系”代替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更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

4.论哲学基本问题 篇四

但是实验哲学的兴起，也使得学界对实验哲学本身及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更加敏感。有些哲学家对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领域，实验哲学将彻底失去哲学意蕴;一些哲学家对实验哲学及实验方法的应用提出了批评甚至抵制;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实验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相似，那么实验哲学便等同于心理学。针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实验哲学家与其批评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本文拟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引发这些质疑的几个基本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实验哲学学科定位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提法只有四个字，但是具体地去理解其内涵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充满了复杂性。有哲学家质疑实验哲学是不是真正的哲学，甚至有批评者认为“实验”与“哲学”二者之间是矛盾的。究竟什么是实验哲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实验哲学的面貌以及对实验哲学意义的真正理解。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

实验哲学的代表人物诺贝约书亚这样解释实验哲学:实验哲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哲学问题的心理起源，了解我们直觉产生的心理机制，然后开始思考这些机制中有哪一些是值得信任的，哪一些直觉可以作为哲学观点的可靠证据。实验哲学家们在寻找传统问题的答案时运用了现代认知科学的工具，他们开始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协作，进行实验性研究，在一些心理学的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形式的研究被称为实验哲学《元心理学在线评论》进行了这样的评论:“实验哲学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运动，它使哲学家离开他们自己的扶手椅并用经验测试他们的哲学主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大卫.查默斯认为:“实验哲学是近年来哲学上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争议的发展之一。无论它是否破坏或扩展传统哲学的方法，它提出的问题直入哲学研究的核心。实验哲学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在这一点上以上几种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实验哲学，学界目前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

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要理解什么是实验哲学，需要对“哲学直觉”的本质及其方法论意义加以正确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大多数哲学家诉诸于直觉来建构和加工他们的哲学理论，这种内省的思辨方法逐渐成为思考哲学的特定方式，但是直觉的可靠性往往被传统哲学家所忽视。实验哲学家认为，通过对哲学直觉做出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哲学理论，但是哲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学科背景的团体，他们的直觉容易过高估计他人的认同度。诉诸直觉得出的结论真的可靠吗?普通民众与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一致吗?此外，不同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直觉，人们的直觉会受到诸如文化、情感、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直觉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涉及到了人们复杂的心理过程。实验哲学家开始将这些质疑付诸行动，采取实验的方法收集经验证据，进一步研究哲学直觉，得出了一些令人诧异和富有启发的结论:普通民众对同一个问题的哲学直觉居然相差悬殊，哲学家原来那种仅依靠思辨方法得出的直觉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可靠。

(二)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

尽管出现了很多质疑和反对意见，但是实验哲学的研究路径及研究成果确实能够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和深刻反思。实验哲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运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更好地理解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

1.实验哲学可以看作一场哲学方法论的变革。不同于传统哲学研究中的思辨、推理和想象，实验哲学运用实验方法这个工具进行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哲学是与传统哲学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的一次剧烈的决裂，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一场革命，但是实验哲学所追问的问题却没有多少革命性的东西。值得重视的是，实验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些相当传统的问题。虽然实验哲学的一些研究结果与传统哲学家得出的结论相似，并无太多的创新或颠覆，但是实验哲学家应用实验方法考察普通民众的直觉以及直觉背后的心理机制，这种工作为解决一些更深刻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2.实验哲学可以看作一种代表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实验哲学并非纯思辨的理论哲学，在实验哲学里，实证研究与概念分析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融合的。实验哲学有两类活动:一是实施实验，二是基于这些实验的哲学思考。实验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哲学中的争论，当实验哲学家完成他们的实验之时，他们的工作还不算完成，他们还必须把实证的结果注入哲学争论的领域中，讨论、反思他们的实证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东西―这一部分需要哲学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研究者不应该无视由实验哲学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实验哲学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帮助哲学研究摆脱困境，推动哲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实验哲学方法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社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方法以及认知科学的方法。运用实验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实验哲学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有一个问题是实验哲学始终无法回避的:以实验为基础的哲学研究方法何以可能?就是说，实验作为哲学研究方法的正当性是需要被思考和给出依据的，很多主流哲学家的争议和批评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此。下面将通过实验哲学方法在两个具体哲学问题中的实际应用，探讨在哲学研究领域中，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何以可能。

(一)关于道德判断和意图判断的实验研究

实验哲学家采用实际调查的方法，设计系统的调查问卷，去调查普通民众(即从未接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对特定哲学问题的回答，收集普通民众对于一些假定事件的直觉反映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进行量化研究，探讨普通人对某个概念或者哲学命题的直觉，以及产生这种直觉的心理机制。这种“直觉调查”方法在约书亚.诺布被称为“诺布效应”(又称为“副作用效应”)的实验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诺布效应”实验的受试者是来自美国曼哈顿公园的78名志愿者。受试者的实验条件是随机分配的，而且是在监督之下独立完成这些材料，做出直觉判断。实验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情境，这两种情境除了在道德意义上有所不同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78名受试者被随机地分配到“危害条件组”和“帮助条件组”，要求受试者阅读两个不同的小场景，并进行思考和判断。

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受试者读到:某公司的董事长被告知要进行一个新项目，可能会增加收益，但是对环境有危害。这个董事长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关心是否对环境有危害，我只是想尽可能多的获得效益，让我们开展这个新项目吧。”

在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中，受试者读到:某公司的董事长被告知要进行一个新项目，可能会增加收益并且会有益于环境。这个董事长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关心是否有益于环境，我只是想尽可能多的获得效益，让我们开展这个新项目吧。”

受试者在阅读完实验场景后，需要完成对行为的意图判断和道德判断: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这个董事长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谴责(7点量表，积分范围为0-6，应当受到谴责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增强)。此外，受试者还要判断董事长是否是有意破坏环境。在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中，要求被试者进行判断，这个董事长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赞扬，董事长是否是有意帮助保护环境(范围为0-6，受到赞扬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增强)。

实验结果表明，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只有18%的人赞成董事长是有意地保护环境，82%认为董事长不是在有意地保护环境。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结果表明，只有23%的人赞成董事长是有意地保护环境，77%则认为董事长不是在有意地保护环境。

在上述实验中，受试者在危害条件组场景下认为行为的主体要受到很大程度的谴责(M=4.8)，在帮助条件组场景下认为行为主体仅能受到较小程度的赞扬(M=1.4)。通过以上两个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意图判断会受到道德效价(道德上的好坏)的影响。一个行为的副作用是好是坏，决定着人们断定对方的行为是不是有意而为。诺布认为，人们对于做出惩罚和表扬决定的不对称是基于对“有意的”(intentional)这个概念应用的不对称性，即与一个好的副作用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去说一个坏的副作用是有意做出的。

有哲学家质疑这种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考察大众心理以及相关认知过程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这类实验的问卷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问卷中设计的场景在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不利于受试者投入到实验情景中，不能保证受试者在做出判断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不同受试之间文化程度、年龄性别、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水平的差异，有些受试者无法理解情境中的描述措辞，在依据该假设场景进行判断时会出现误解，对于利用实验数据进行结果诠释非常不利。

笔者认为，就意向性行为而言，对民众相关直觉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对于有关哲学问题的解决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

首先，就实验本身来讲，约书选择的实验情境(公司领导者在项目实施时对环境的影响)对被试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实验场景对受试者来说简单清楚，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因此受试者在实验中容易忘记自己作为受试者的身份，积极投入到实验研究中，所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可以成为客观实验结果分析的标准。同时，研究者在实验程序中做了多种实验情景的安排，合理的实验设计可以作为支持实验具有有效性的`间接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验的有效性程度也比较明确。

其次，在一些描述性为主又兼具规范性的哲学问题以及哲学概念上，比如意识、自由意志、知识论等问题上，通过问卷调查的实验是可以获得实验有效性的，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传统的分析哲学研究广泛使用诉诸直觉的方法，但是直觉具有易错性，不适宜直接作为可靠的证据，容易造成哲学问题上的很多争议。比较而言，实验哲学应用的实验方法虽然不是绝对无误的，但是可以通过仪器设备或者观测的条件获得有效的证据，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关于道德认知的实验研究

除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外，实验哲学家采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来揭示直觉规律或解决哲学问题。具体的实验技术包括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术、功能、正电子发射摄影术、认知负荷的研究、眼球追踪研究、反应时间研究……特别是在考察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和认知机制时，实验哲学家们运用对大脑没有伤害的技术和实验考察人们在做出直觉判断时大脑区域的活动状态，寻找观念意识以及直觉判断背后的神经基础。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与行为认知中心的约书亚.格林等人运用FMRI研究道德认知，探讨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人脑哪一块功能区的活动处于激活状态，并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过程理论”。

约书亚・格林等人基于心理学中的两个系统的双过程模型，认为人们在面临道德情境时，会同时激活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处于中立立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论证、规划和控制信息非常重要，在记忆运作、控制冲动以及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与认知过程有关的大脑区域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外层顶叶;与情感过程有关的大脑区域包括杳仁内侧核、内侧额叶皮层、内侧顶叶。与这两个过程对应，有两种道德判断类型，即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和结果论的道德判断。

格林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大脑神经机制，设定了三类实验情境:电车困境、天桥困境以及与道德无关的情境(如在具体限制条件下，应该选择乘坐汽车还是火车去旅行)。要求受试者对这三种情境做出判断，用FMRI来记录和比较受试者在这三类情境中，做出判断时大脑的哪些部位是活跃的(即血液流向了这些部位)。结果表明:在对天桥困境的判断中，与情感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比与认知活动相关的大脑区域更加活跃;在电车困境的情境以及与道德无关的情境中，与认知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更强烈，在做出判断时候有更多的推理和加工工作，倾向于做出结果论的道德判断。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询问一个既可以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又可以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的情境时，人们的前扣带回皮层会被激活，它是人类对冲突事件做出反应的脑区，这说明了人的情绪与认知在其作道德判断时同时发生且产生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人们做出道德判断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涉及认知过程的大脑区域活跃度更加强烈。

格林等人的这些研究表明:当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推理和情绪在道德判断中具有同等作用，对于情感反应强烈的情境，人们倾向于给出符合义务论的道德判断;而对于情感反应相对较弱的情境，人们做出的道德判断更倾向于符合结果论。

无论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如何，实验哲学家运用实验方法解决了一些单纯依靠思辨方式难以解决的争议，为解决道德哲学中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对于道德认知中的“情理问题之争”还会持续进行下去，但是相信哲学家在技术运用不断纯熟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科学实验及获得的实证数据，答案会变得越来越明晰。

总之，与问卷调查的方法一样，运用实验的方法也使得哲学研究具有了客观性、准确性以及普遍性。一方面，由于哲学研究对象涉及抽象的哲学概念，同时形成人们直觉判断的心理机制也是复杂多变的，实验方法可以将哲学研究对象量化、具体化，通过控制一些无关变量因素的影响，尽量避免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以纯粹的状态出现。另一方面，实验的可检验性有利于澄清哲学概念。实验的基本特征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这就要求一些哲学概念需要进一步地得到明晰和界定，从而更好地纠正、澄清哲学中的混乱。从而为哲学家的思辨提供依据，为哲学家解决复杂的哲学问题提供线索。此外，运用实验的方法进行哲学考察，可以印证或质疑某种哲学理论或命题，可以帮助哲学家重新审视和思考以往的哲学争论，谨慎地对待所得出的哲学结论。

三、实验哲学研究领域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以实验为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认知科学实验为形式，以人类心灵运作方式为对象，探索人们直觉背后的心理机制。除了探索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因果性、规范性、语言指称等问题，实验哲学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还包括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民间心理学等问题。实验哲学自兴起以来，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交融，研究对象逐渐趋同。作为一场新兴的哲学变革，实验哲学由于自身的体系还不够完善，引发了哲学家对实验哲学独立性的质疑“实验哲学已经日益成熟，但是目前它已经进入核心的受人尊敬的哲学领域，还是仍然被视为边缘性的异端邪说，做着应该由心理学系进行的工作?”也就是说，实验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逐渐趋同，是否会变成类似于“心理学研究”，实验哲学还是不是真正的哲学，是否等同于心理学，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质疑在下文将进行初步探索与辩护。

尽管实验哲学研究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相似之处，研究对象有共通之处，但是与实验哲学家坚持的立场一样，笔者认为实验哲学研究并不等同于心理学研究，研究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并不会改变实验哲学的独立性，实验哲学的研究工作始终集中在哲学领域，其辩护理由如下。

首先，实验哲学和心理学追求的目标不同。心理学是在更为广泛多样的主题上，用实验方法研究人们在一些问题上一般的处理机制。而实验哲学研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它得到的一般性统计结果为我们思索一个哲学问题提供数据基础和分析材料。实验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补充，实验哲学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对哲学问题进行探索，并不是要消解、否定、取代传统哲学原有的思辨方法，也并不是要否定在理想甚至反事实条件下的思想实验，而是要通过实验调查的结果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探索哲学问题。哈佛大学的认知哲学家西恩.凯利认为，年轻的实验哲学家能用任何方式捡起他们需要的统计工具，不管实验哲学家运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还是进入到心理学领域与心理学家合作，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实验转向，帮助哲学家更好地研究哲学、解决哲学问题。

其次，哲学研究必须尊重自然科学的发现，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如果一个哲学观点与这些发现相抵触，那么它就是可疑的。因此，在进行哲学研究时，不应该无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实验哲学与实验心理学有共同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领域是不同的。实验哲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研究(可观察、可重复、可量化的实验)，它所做的工作超越了传统学科的界限，在尊重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决真正的哲学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验哲学并不等同于心理学。

又次，实验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是与人类认知有关的，而这些问题同时又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验哲学家不需要承认哲学知识与心理学知识是等同的，但是他们会承认心理学知识为哲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帮助。因此，对于“实验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心理学”的指控，不存在一种完全正确的标准可以去评判，对于这个问题，实验哲学家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仅仅需要明确的是，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实验哲学来说，与心理学的学科界限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实验哲学作为一种新工具，解决了哪些传统思辨哲学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

5.浅析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篇五

浅析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从广义上说,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就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传统上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规范地评价那些被认为具有“科学的”身份的.理论.“划界问题”就是这个中心问题的一个核心.所谓“划界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标准,是我们能够区别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为了从一般意义上了解划界问题,首先介绍一下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基本看法:

作 者：阎慧 作者单位：刊 名：决策探索英文刊名：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年，卷(期)：“”(7)分类号：关键词：

6.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篇六

超验存在与现实存在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的本质与哲学基本问题是相互规定的`.一切哲学的共同本质就是立足于现实存在永不停息地追寻作为事物最大共性、最普遍本质和规律的超验存在.因而超验存在与现实存在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它蕴含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它作为全部哲学史在逻辑上的反映,比思存关系问题抽象程度更高、内涵更稀薄.因而它不仅具有更广的涵容性和普适性,而且能在哲学基本问题中蕴含辩证法的内容,使本体论、方法论(逻辑学)和认识论有机地统一于哲学基本问题之中.

作 者：赵学乾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湖南,长沙,410081刊 名：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年，卷(期)：200328(5)分类号：B01关键词：哲学本质 哲学基本问题 现实存在 超验存在

7.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篇七

关键词：政治哲学,葛兰西,文化霸权

尽管对政治哲学内涵的界定, 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之所以能够存在, 就必须对政治生活的两个问题从宏观上做出回答。这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和人们如何才能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这是政治哲学具有合法性的两个基本的向度。本文以这两个基本向度为参照系来分析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一

马克思主义 (狭义) 的政治哲学精神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因此, 马克思主义认为, 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生活。为此,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是实践的政治哲学, 它致力于使哲学家们走出书斋, 走出象牙塔, 承担起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哲学, 它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是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学, 它主张通过批判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上, 葛兰西尊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 他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张。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是对历史的开拓, 这种精神会延续几个世纪, 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消失, 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 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 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其实, 综合考察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就会发现, 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 而在于对“怎么才能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为他对后者的回答, 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同时又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二

如何实现最优良的政治生活, 葛兰西从西欧的实际出发, 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以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别为契入点, 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核心范畴, 提出新的革命观, 制定了新的革命战略, 并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实现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正是在分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获得文化霸权, 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过市民社会的范畴, 但他们都是从物质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的。葛兰西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 他是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 从意识形态角度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含义。

葛兰西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 国家政权稀释了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不发达, 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是国家政权和暴力统治。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 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 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2]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 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换句话说, 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2]这样, 他对市民社会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社会代表暴力和强制, 是专政的工具;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物质生活领域, 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 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 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国家看做是政治社会———这就是说, 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构, 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3]

2. 革命观。

根据市民社会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状态和地位, 葛兰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应该是一种总体的革命。这种总体性的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从社会角度而言, 总体性革命是指要拓宽革命的领域。葛兰西认为, 革命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 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展开, 全面地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统治, 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前, 就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文化、工作与权力机构的雏形, 而把社会主义预先演示出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第二, 从个人角度而言, 总体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主体。葛兰西认为, 不仅要在外部通过政治革命使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而且要在人的内部, 在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在他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中进行革命, 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体, 创造出脱离资产阶级结构的新人。

3. 革命战略。

为了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革命, 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阵地战”。葛兰西借用军事上的术语“阵地战”与“运动战”来阐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及其革命战略的新转变。在这里, 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指逐渐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 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并坚守自己的阵地, 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的“要塞”和“堡垒”, 要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 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革命战略。在他看来, 像俄国那样的东方国家采取“运动战”是可行的, 因为他们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 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军队上。因此, 只要客观条件适当, 就可以通过政治革命进行改朝换代。

葛兰西形象地指出, 在西方发达国家, “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 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祸性的侵袭, 在这种场合下, 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战争中, 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 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 因而, 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 进攻者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也就是说, 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会自行瓦解。因此, 要想在现在的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工人革命的胜利, 就必须首先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4]。

4. 知识分子。

为了实现“阵地战”的革命战略, 葛兰西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 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畴。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5]。在他看来, 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 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 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 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 它渴望领导社会, 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

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 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 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 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 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同样, 在政治社会中, 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 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 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两类。所谓有机知识分子, 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 而传统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为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 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他认为, 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无产阶级的力量, 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正是基于如此认识, 葛兰西认为, 无产阶级的全体党员应当看做知识分子。他还把文化、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认为, 一方面, 要注意提高工农出身的党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 力争成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 要放手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入党, 扩大其在党组织内所占比重, 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准。

总之, 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对“如何实现优良的政治生活”的探讨开辟了新的路径, 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 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和构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统一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7-294.

[2]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97-222.

[3]葛兰西.狱中书信[M].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204.

[4]衣俊卿, 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93-94.

8.哲学基本问题教案 篇八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框架

中图分类号：C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84-06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共同构成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2006年6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全国高校掀起了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热潮。那么，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包括哪些要素，其评价的基本指标框架又有哪些呢?目前学术理论界并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

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内涵

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科学的灵魂在于创新。科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科学家不断创新的过程，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人类获取知识和认识真理的过程。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已得到世人公认，只有创新才能保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活力并使之获得持续发展。所谓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体能动地运用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新材料、新方法、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精神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的产生一定价值成果的、能够揭示和预见其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首创性科学探索活动，该活动既是一种首创性的理性加工过程，也是一种将理性加工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的过程。

一般说，主体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1)在认识论中，主体是从事着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可以是个人、社会集团或人类。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就在于主体有意识、能思维，能将自身之外的客体自觉地作为实践和认识的对象。(2)从在事物存在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来看，主体又是指组成事物整体的诸要素中最基本的、最主要的主干部分，带有较明显的实体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体是指参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且具备创新功能的行为主体，可分为两类，一为研究主体，一为服务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政府、咨询与中介服务机构，其结构如图1所示。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主体六大系统(高等学校、社科院、党校和行政学院、党政研究机构、军队院校和企事业研究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研究主体，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体在探讨人类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精神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创新活动中取得新思想、新知识、新发现、新见解、新领域、新问题、新运用、新事物等所具备的本领、技能、潜力和相关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组织能力之一，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体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创新资源(包括人才、机构、设备、场地、经费等有形资源和创新文化、政策机制、组织管理等无形资源)，通过理论创新、知识创新、观点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产出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包括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直接成果以及创新人才和成果应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间接成果)，并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与创新特色的综合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体创新效率的重要衡量指标。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的生产、传播、应用与扩散的过程，是一个多要素投入和多要素产出的过程，这就决定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是一种单一能力，而是由知识的、技术的、管理的、文化的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是由多维能力构成的能力系统。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Chris-tensen)和迈克尔-雷纳(Michael E.Raynor)基于传统的“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RBV)”，将组织能力分解为三要素：组织的资源(Resource)、流程(Process)和价值观(Value)，并把它称之为组织能力的“RPV模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高校能力体系中的一类。借鉴这一思想，笔者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新投入能力、创新运行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分别对应资源、流程与价值观，构成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要素系统。

(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投入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种资源重新组合以获得效益的行为，而创新的投入则是启动创新和维持创新的基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投入能力是指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中投入的创新资源数量和质量。尽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资源投入的多少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的大小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但创新资源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假定所投入的创新资源的利用程度是变量，而且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创新的产出能力是创新资源投入能力的函数。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投入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的作用空间，也是衡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一般来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投入能力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科研队伍。早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ehultz))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其基本观点包括：(1)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投资；(2)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3)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远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增长；(4)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在创新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力资源，是指投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中的科研人员，他们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的主体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力资源投入，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的科研人员的数量及结构，从而反映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力资源的规模、数量与质量。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人

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社会实践的效率。人力资源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创新行为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雄厚的人力资源是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质量的重要因素。没有一支思想解放、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的科研队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我们国家之所以过去能够取得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国家拥有一批国内外公认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都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有其独有的特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除应具备一般创新主体的基本素质外，如优良的道德品质、合理的知识结构、综合的能力结构、稳定的心理品质，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要有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三是要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四是要有深厚的学术底蕴、深邃的学术眼光和宽宏的学术气度。

其二，科研经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不太可能由单兵作战的方式来完成，也不太可能在简陋的条件下来实现。无论是从创新的条件、创新的动机、创新的目的还是从对创新的评价和激励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物质因素都是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和物质利益动因。科学创新活动的组织工作越来越庞杂，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复杂，创新活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因而也就越来越需要全社会的鼎力支持和大量的物质资金投入。资金是创新成功及创新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财力资源投入能力从经济的角度亦反映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融资能力，一方面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规模和档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财力投入主要表现为科研经费的投入。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是科研活动的动力燃料，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投入，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的客观源泉，是做出创新成果、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支撑条件和坚实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发展必须的生命能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足的经费是不可能设计、开发和承担起相应的科研项目的，更别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性成果。可以说，高校支配和使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经费的数量，特别是获得教育部哲学礼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物质保障能力、风险抵抗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其三，科研设施。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创新成果转化，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物质资源，是指投入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中的物质基础设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物质资源投入，是指为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数量及档次，从而反映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物质资源的规模和数量。创新科研设施是创新体系的必需条件，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开展与成效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来说，创新科研设施主要包括研究基地、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信息网络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往单科演进的学科发展模式已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的学科发展特征所代替。多学科相互结合，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是历史的必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仅要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需要社会的宽容和支持，它需要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形成自我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机制。只有创造出一流的科研设施和科研环境，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和开发提供先进的基础设施，如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基地、丰富的信息资源等，才能更好地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

(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一种资源重新组合以获得效益的行为，而创新的运行则是推动创新和提高创新的动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能力是指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中能使各种创新元素有效地运作起来的程度和效率。光有充裕的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并不能得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效果显著，也不能就此得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就比较强。人、财、物等创新资源要得到合理流动与合理配制，要能实现其绩效最大化，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地管理与激励。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得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发展后劲和创新潜能，也是衡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一般来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能力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支持。科学创新活动具有较强的社会根植性。社会根植性，在社会学上又称之为嵌人性，一般将其定义为：“与社会行为和结果一样，经济行为和结果受行为人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整个网络的结构影响。”这种关系及网络成为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存在，可以降低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强网络结点间的信任，加强网络结点间的团结，加强网络结点间的合作，优化网络结点间的关系，增强网络结点的环境适应能力，加快信息在结点间流动，提供更为广阔的学习界面，提高知识在网络内的扩散水平，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提高网络内结点的持续创新能力，从而维系网络组织的持续竞争优势。社会根植性的机制通过信任机制和社会资本影响创新主体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大要素根植于所在创新系统的力度，进而影响了创新的发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闭门造车是难以成功的，同样需要来自于外部的社会网络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能力的社会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智力资源支持，二是财力资源支持，三是生活环境支持。社会支持因素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起到补缺、支撑和强化的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力可以部分转化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

其二，管理机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约束人们的竞争和合作方式。制度可以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可以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创新。管理是建立秩序、激活力量、提高效率的手段。在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管理已逐渐显示出超越其他学科的巨大威力，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固然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但所有这些条件实施最终还要靠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一

种复杂的心智活动，不仅与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而且与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创新的机制密不可分。因此，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特别是在鼓励创新的机制上要有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一个具有良好管理机制的高校可以面对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缺陷，能够焕发和激起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磨合并协调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各环节和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建立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机制。关系到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否出成果，以及成果的数量和成果的质量问题，也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问题。建立管理机制的原则，应是既要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又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既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又能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提高。

其三，组织文化。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创造活动，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又为这个民族历史地造成的社会文化观念、制度和规则所制约。创新作为人的文化行为，是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价值选择和创造活动。创新方向的确定、创新活动的开展，都依赖特有文化的性质与结构尤其是它的内在张力。由此，人们创新的取向和内容，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都会由于社会文化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而不同。所谓文化，主要指社会所特有和嗣承的观念模式、价值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既包括价值观、态度、信念、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和制度。文化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基本素质和心理性格的形成，对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有着深刻和内在的影响。所谓组织文化，是指在组织的各个层次得到体现和传播，并被传递至下一代员工的组织运作方式，其中包括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整套信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目标、技术和实践。组织文化也是一种群体控制机制，但它是非正式的。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包含着不可预知性、冒险和不规范的解决方法，传统的一些正式控制机制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因而有效的文化管理是增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核心措施之一。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过程中，良好的组织文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具有潜在的影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组织成员相互理解支持基础上的温暖和谐气氛；二是能够充分发挥个人创新积极性的平等竞争气氛，使获得自由的科研人员在这种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从而促进创新。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组织文化是一种创新型的组织文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支持冒险与变革；第二，对待创新成果的宽容态度；第三，鼓励科研合作；第四，宽松的学术氛围；第五，强烈的创新倾向；第六，恰当的创新动力。

(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强弱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成功与否的客观尺度，同时还会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以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的取向。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既是先前创新活动的产出，又是后续创新活动的投入，没有足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意味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强，也将直接影响下阶段高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信心、决心和能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包括创造和发展新知识、新理论的知识创新能力，将新知识、新理论转化为新方法、新流程和新服务的能力以及实现科研成果的转移、传播、扩散和渗透，形成现实生产力的成果转化能力，反映了将创新资源和投入转化为价值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的能力，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终效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

一般来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科研产出。科研产出，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活动所产生的成果，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的最直接表征，科研产出的数量多寡与质量高低直接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强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必须具备五个基本要素：(1)以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2)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必须经学术权威部门鉴定，应用研究成果必须被实践证明；(3)有积极的社会效应(益)或一定的经济效益，只有产生正效应的研究结果，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4)必须有一定的被人们认可的表现形式，如论文、论著、报告等；(5)必须有明确的结论，如创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观点、思想，或提出新的策略、对策、措施。从表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产出更应关注成果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看其数量。尽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产出与其他的产出一样，需要有一定的规模表征。无论是评价一个研究单位、一个学校还是具体的研究者个人，首先可以作为客观依据的也正是这种规模表征。但是，在这种规模表征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其精品之作、惊世之作、传世之作，并通过这样的高质量成果来衡量其研究水平和研究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要正确处理量与质的关系，在质的基础上追求量，从而建立以质为主，兼顾数量的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

其二，学科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如果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学科建设势必停滞，甚至萎缩。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进，就是人类在思想、理论、科学、文化上不断创新的结果。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创新的结果。某一学科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幼稚到成熟，一刻也离不开该学科创新。纵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及突破，社会各方面的每一进步以及任何一个新理论的诞生，都和某一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密切相关。学科建设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没有一流的学科，没有特色和创新的学科，要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学科建设为核心，通过平台和团队建设等有效形式把学科水平提上去，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才有更大的后劲和潜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才能持久。

其三，社会贡献。所谓社会贡献，就是指某一经济活动除了创造的直接经济收益以外对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贡献。对中国绝大多数普通高校来说，作为对国家投资和社会支持的一种回报，都讲究社会贡献，而且其社会贡献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该高校的办学实力、科研实力、成果转化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从古到今，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社会都旗帜鲜明地承认和接纳那些对社会贡献突出的高水平大学，也只有那些对社会发展贡献巨大的高水平大学，才能够从社会得到包括物质和精神多方面的丰厚回报，从而使其有资本保障自身获得优于其他大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大学安身立命之本既然是广义的服务社会，大学获得发展的前提则是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虽然可以发表论文和出领先的科研成果，但是，若不能为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不能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不能够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大学又如何充分体现为具有社会贡献呢?因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产生的社会贡献，主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培养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两个方面来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在于要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以及具有市场意识和扩散能力的创新人才，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决定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高低。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如果研究活动成为个人的孤芳自赏，研究成果不能实现有效的转化，那就不可能真正释放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量，也就无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基本框架

从上述分析可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可以分解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投入能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运行能力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出能力三个要素，而每一个要素下又取决于或表现为不同的方面。按照“确定构成要素一分解构成要素一精选内容要素一内部要素的指标化一评价指标的审定”的指标体系设计思路，构建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基本框架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