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和教授的童话故事

跳蚤和教授的童话故事（7篇）

1.跳蚤和教授的童话故事 篇一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 经济体被假定存在着一个瓦尔拉斯式的“解困人”, 它不断且准确无误地发布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 使得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就能掌握和消除经济体中的所有波动, 从而在瞬时间达到一种总量出清或一般均衡状态。因此,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摩擦和非均衡的世界。凯恩斯不满于这个理论只研究抽象的“价格和数量”, 而对经济现实中人类的知识和努力却无能为力的事实。在“大萧条”的催生下, 他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庞大的理论框架,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现代宏观经济学一般以就业、通货膨胀以及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希克斯、汉森和萨缪尔森等新经济学家对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和传统的马歇尔微观经济体系作了著名的新古典综合以来, 宏观经济学引来了30多年令人瞩目的辉煌发展。但是, 各种不同思想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从来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以至于有人认为, 10个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11种不同的见解 (其中凯恩斯两种) 。到60年代的时候, “凯恩斯主义”及其反对者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之间的论争占据了经济的主题地位。而由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 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等问题则一时成了各种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费尔普斯、卢卡斯、霍尔特和拉宾等一些年轻又有才华的经济学家, 开始致力于对宏观经济动态的微观经济基础的理论构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均衡和波动, 显然是任何经济学规范和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业和通胀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一书, 正是当时这些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对宏观—微观动态机制极富原创性和深刻洞察力的研究成果。

正如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构建者之一, 提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且目前仍然活跃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杰出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在本书的封底所言, 这本书在出版的十八个月之后即被证明是一个经典, 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费尔普斯教授本人在诺奖得主自传里, 也花了许多笔墨不无深情地回忆起他组织1969年费城会议和出版本书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并不是唯一从微观角度构建失业决定模型的经济学家。……这么多的学者一时之间汇聚在如此一个新鲜的主题上, 是一件十分令人愉悦的事情。它对新思想的开放和包容, 使我对经济学研究的职业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会议论文集《微观经济基础》在1970年3月的出版给经济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在书面封底的评论, 清楚地表明它试图转向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典范。直到最近, 我还经常听到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他们对于拥有这本书且在此基础之上做出进一步研究的喜悦。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大的“高度”。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这项艰巨的研究却是刚刚开始。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不仅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创了失业和通胀理论微观经济基础的第一代研究模型, 而且之后和约翰·泰勒、小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建立了交叉工资和物价承诺模型、理性预期模型和非货币宏观-微观动态等模型, 继续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失业和通胀等难题的认识和理解。今天, 宏观经济学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自然失业率、储蓄-投资黄金律、效率工资、最优通胀目标以及工资交叉设置的动态失业效应等假说, 都直接或间接地出自费尔普斯众多原创性的研究贡献。

二、费尔普斯教授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1. 孤岛效应和“搜寻失业均衡 (search unemployment equilibrium) ”

众所周知, 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不同经济主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 如何最大化预期目标函数的决策问题。在一个复杂庞大的现实经济体中,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劳动力市场深受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知识的困扰。在导言中, 费尔普斯教授即指出:“本书中的论文承载了对公共政策的真切关注。而这点, 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一直都是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更是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普遍兴趣之所在。”同时, 他也坦率地承认:“本书并不旨在为政策措施提供任何可供直接操作的药方, 作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政府干预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预期。”

为了修正新古典范式中关于信息和知识完美性的苍白假设, 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孤岛效应假说, 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搜寻失业的存在。首先, 我们不妨把经济体描述成一组岛屿, 每个岛屿之间的信息流动存在着成本, 即为了解临近岛屿所支付的工资水平, 工人们必须花费时间和成本前行取样。其次, 假定每个岛屿的生产者在本岛的劳动力市场上和岛际之间的产品市场上满足完全竞争条件, 即清晨时, 每个岛屿的工人们组成一个拍卖会来决定市场出清的货币工资和就业水平。

如开始的时候, 工资水平和预期到的一样, 并且人们相信其它没有取样到岛上的工资和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也是相等的。此时, 整个经济体处于一种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状态, 人们一般可以正确地猜测到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岛屿之间存在信息分割, 不同岛屿上的均衡工资水平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 当总需求出现一个突然下降时, 不同岛屿上的工人考虑到自己岛上独特的产品组合, 可能会认为这种下降是因岛而异的。为了证实这种想法, 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地时间搜寻其它岛屿工资和就业的相关信息, 且凭借观察到的实际工资水平修改自己的先前预期, 从而导致了工资出现较为长期的波动。比如, 一些工人发现他们目前从事工作的货币工资出现了一个不可忍受的下降 (或不令人满意的上升) , 所以选择辞职以搜寻另外一份预期工资水平更高的工作。当然, 如果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能找到一份工作、而财富或收入存量随着不断支出急剧减少的话, 那么他们一般会重新调整平均预期可接受的工资水平。所以, 如果政府能够操控总需求, 使平均货币水平在一个新的更低的水平上保持不变, 那么搜寻将会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水平都会增加, 搜寻失业规模就会缩小。而当货币工资水平被推到工人平均预期可接受水平之上时, 则可能出现“过度就业”现象。由此可见, 均衡是一个动态概念, 费尔普斯教授将它定义为工人观察到的实际工资和预期水平相一致时的状态。显然, 工人们会从自己或同事过去的经历中不断地学习和修正他们的预期, 从而尽量不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和错误。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 企业最优工资的设定反过来又要依赖于它们对工人任何特定工资预期的动态反应。通过孤岛效应假说, 费尔普斯教授巧妙地把劳动力市场微观行为主体不完全信息的摩擦因素和自我学习的修正性预期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 这不仅成了后来小罗伯特·卢卡斯著名的理性预期商业模型的构建基础, 而且成了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市场基础的思想渊源之一。

2. 自然失业率和“效率工资 (efficiency wage) ”

失业毫无疑问使得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出现闲置, 它不仅给社会经济领域造成巨大的损失, 对失业者及其家属而言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此, 失业在任何时候都是政府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宠儿”。但是, 费尔普斯教授和阿门·阿尔钦等人却认为, 失业和资源闲置并非只有坏的影响, 也有好的效应。

另外,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某种角度分析, 费尔普斯认为:“阿尔钦强调失业具有生产性的特征, 因而消除失业是无意义的清教徒式的行为, 就像严重的时期增加税收一样。今天的失业是对明天的投资, 使得任何给定数量的就业人员都能得到一种更好的配置;像其它任何投资一样, 它的机会成本是现在牺牲的消费。”

效率工资假说认为, 企业为了从士气或精神上激励员工更为卖力地工作, 一般会设定一个高于市场出清的货币工资水平。这样做虽然会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 但是只要企业从工人提高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 效率工资既是有利可图的。这个效率工资假说解释了导致名义工资刚性的部分原因, 从而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成果。而在效率工资假设的提出之前, 费尔普斯教授等人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工资调整或设定的时间交错安排模型。根据这个模型, 不同企业在面临货币供给等外部条件的冲击时, 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些企业可能会首先提升 (或削减) 工资和价格, 而其它企业却在观察到它们竞争对手的行为之后才作出相应的反应。不同企业的反应并非如理性预期学者所言的那样, 在瞬时之间就能完成。存在或长或短的调整时间, 这也构成了市场偏离均衡出现周期性波动 (繁荣或萧条) 的微观基础之一。

有意思的是, 单个企业给予员工效率工资可能是有利可图的, 而当所有企业都给付效率工资时, 由于工人预期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 从而并不能消除工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所以这种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所产生的激励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可能导致一个中性的通货膨胀而并不促进就业, 还可能推升非自愿失业水平。因此, 正如当商业不景气的时候, 人们由于预期到将来一段时间的收入会下降, 从而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 这种做法对于他们个体而言是理性的行为。但是, 考虑到所有人都采取类似的行为后, 会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投资的更大不足, 从而使得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萧条, 进一步延长萧条持续时间时, 这种个人自以为是的理性决策实际上可能是极不可取的。可见, 个人微观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3.“市场力量 (market power) ”和不完全竞争

在凯恩斯主义革命之前,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1933年已经分别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两本著作, 他们论证了市场上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普遍存在, 从理论上部分冲击了古典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标准化信条。但是, 对现代经济中存在企业或消费者市场力量的发现却可以归功于费尔普斯教授等人的研究。简单而言, 市场力量指企业和消费者在市场上自然或不自然地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优势地位”, 它有点类似于垄断势力或不完全竞争因素。

4. 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和“缓冲储备 (buffer-stock) ”效应

如上文所述, 费尔普斯教授认为, 货币工资和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因素的变动对实体经济具有真实影响, 而并非如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它们对相对物价和真实产量不产生重要影响那样。由于纳入了经济参与各方的心理因素, 费尔普斯教授把通货膨胀预期当作状态变量处理。他认为, 总供给和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是关于实际就业和工资 (或产出和价格) 水平和对它们的预期水平之间偏离程度的一个函数关系。因而, 实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 在制定政策时, 主要应当考虑这些政策可能给人们的预期和短期菲利普斯工资关系带来的影响效应。所以, 它最终即等同于一个跨期权衡问题, 同时必须考虑到私人部门的动态学习效应, 因为这些政策相当于政府对公众的一种“书面承诺”, 而关于它们的“可信度”和“信誉”等问题, 则仍然需要经历人们对“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和“政府实际做了些什么”之间是否存在差距的检验和评估。从而, 抑制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等干预措施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动态博弈”的作用机制。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并不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么具有一致性和简易性。

许多年来,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边界的不断拓广, 确实使外行和普通的人们感到它甚是狂傲嚣张, 但是对于真正的经济学人而言, 它其实承载了一种“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不可遏制的价值标准和现实关怀。对什么样的经济才是一个好的经济以及经济学研究更高取向等问题的追索, 他们从未犹豫和退缩。费尔普斯教授在2006年诺奖演说辞中说:“我的结论是, 一个有着理想道德水准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活力, 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不仅如此, 它还必须保持其公正性, 以确保经济体有足够的包容性。”

保罗·萨缪尔森也认为, 经济学研究的本质问题从来都很少改变, 改变的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学说对它们的解答和阐释而已。对于我们而言, 如果说在不同见解和不同利益的经济学家或有志于经济学的研究者之间, 确实存在着某种共识或共同信念 (common belief) 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学研究, 应当值得我们对之一往情深, 从而孜孜以求。

参考文献

2.海德教授的故事 篇二

作为一名德国士兵，尤其是像海德这样不属于元首最偏爱的骄子——装甲部队的士兵，在东欧寒冷的冬季中生存是无比痛苦的，更别提海德他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自从三天前海德的班与大部队走散，他们就如同没头苍蝇般乱窜，生怕被尾随追击的苏军赶上。因此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休息时间，哪怕一刻钟。

路经的村子他们是不敢进的，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游击队。就算没有，恐怕整个苏联也找不出几个不恨德国人的公民了吧。海德的班里其中不少士兵都是这样想的，至于唯一没时间胡思乱想的班长海德却已经被连续盘算逃命线路折磨得不成样子。

忽然，耳边传来几声枪响，海德立刻一个激灵抄起了枪，招呼着还不明所以的部下迎敌。“该死，这一定不是游击队！”海德恨恨地骂道，听枪声就知道，这火力密度非正规红军莫属。

的确，这回来的是红军的一个连，就在刚刚他们路过村庄时，有几个小孩从门缝里正好看见他们，立即通知了附近的红军部队，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一个小时后，摇摇欲坠的海德被前来追捕他们的苏军战士扭送到一名军官面前。确认自己并没有受伤只是有点虚脱后，海德抬起了头，面前是一张在欧洲人中还算英俊的脸，头戴红墙军帽，肩上的军衔是上尉，看来他就是这个连的连长。谁知道他要干什么？海德心想。不但是他，就连被俘的幸存德军也犹豫不决，这时气氛陷入古怪。

海德先开口了：“上尉同志，我们是战俘，请根据日内瓦公约文明地对待我们，我们希望得到……”没等海德用磕磕巴巴的俄语说完，上尉就立马开口打断了海德的话。

上尉张口用德语说道：“对不起，我先打断一下你的发言。据我所知苏联政府从来就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倒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于一次大战时签署过这一公约，所以这一纸空文对我军的俘虏政策完全没有约束力。还有，你的俄语发音不准，语法也有很多错误……我说过您是战俘吗？”海德一时语塞，正想辩解，却见那个苏联上尉一挥手，士兵就将自己和战友押上了卡车，随后上尉也跳上了车，汽车向解放地驶去，渐渐消失在夜幕里。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东德德累斯顿一间隶属于华约军方的地下实验室内。已是人到中年的海德上士……哦不，应该是海德教授，现在正在指挥着手下研究人员有序地忙碌着。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高级军官守在一旁，一边好奇地打量眼前的一切，一边听海德教授唠唠叨叨的介绍。

“各位同志请看，这就是我们研究所近三十年来的成果，还吸取了相当一部分的前人经验和教训……直到今年才宣告研制成功。它就是从古到今以来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神奇机器——时光机。它是……”这时，在一旁参观的高级军官团里传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海德，够了！我们不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我们关心的是它是否能用。请立刻演示吧。”

说话的人是站在军官团正中间的一名中年军官，周边的人明显都是围着他转的。就凭那英俊的脸庞和那口纯熟的德语就能认出他便是当年的苏军连长，只不过随着岁月的变迁时光留给他的不仅仅是衰老，同时赐给他的还有肩上的金星。他，也步入将军的行列了。

“嘿，伊万，你说你总是这么急性子，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也罢，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赫尔曼，把机器打开！记得带定位器，年代调试到白垩纪！给他们带回来些纪念品瞧瞧。”海德像一只被激起怒火的斗鸡一样原地跳脚喊道，顺便朝正在开机器的那个叫赫尔曼的学生甩给了一把AK-74式突击步枪。

马上，那个叫赫尔曼的学生钻进了传送舱，转眼间便又打开了舱门，只不过他的手里除了步枪又多了一样东西。像一只没拔毛的死鸡一样，但是头上却有一个巨大的弹孔，全身血肉模糊的。

“小盗龙，原产白垩纪早期，四足都有羽毛，这要是让我国生物学家见到非欢喜疯了不可。但是为了保密，还是留给我们研究所做晚饭加餐吧。”说着，海德将小盗龙的遗骸递给身后的军官团。众人都赞叹不休，唯有伊万将军只是扒开了小盗龙充满尖牙的大嘴，厌恶地瞥了一眼，道：“你们的晚餐不会一直吃它吧？”

海德教授不好意思地搔搔头，“没有，这是第一次。”伊万将军扭过脸去对着那个刚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学生问道：“小盗龙好吃吗？”那个学生立刻不假思索地说到：“好吃是好吃，只是太塞牙……”然后就见海德那恼羞成怒的眼神，又生生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行了，海德，现在应该干点正经事。一组二组进去吧，记得要按计划进行，但是一定要完成目标！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伊万将军说完挥挥手，后面跟随军官团进来的卫士突然换上了苏俄内战时期的军服，带上武器纷纷鱼贯进入传送舱。

下面的学生有点吃惊，而海德教授也面露尴尬的表情。伊万将军冷着脸问道：“你没告诉他们？”海德教授回答道：“没有，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去告诉学生，再说我也是签了保密协定的。”伊万将军的脸色渐渐缓和，口气也不再生硬。“海德，你我认识三十多年，一起负责这个项目也有二十多年了。可以说咱们是老朋友了，而且你政治立场坚定，早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纵使是卫国战争时你被逼加入纳粹国防军也是形势所迫。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保守住这个秘密，你知道，我背后那位大人物一定会……”

“我明白，我这就去检查机器，然后亲自送他们‘上路’。”海德教授打断将军的话头，自顾自地走向控制室。伊万将军嘴角勾出一抹冷笑，的确，他喜欢识趣的人，不然海德教授也活不到今天。只是他却没能见到海德教授转身时眼底露出的一丝杀机迸现的精芒。

几分钟后，实验室的各个排气口出飘出数缕淡淡的烟雾，渐渐地越来越浓。众人先是觉得头昏脑涨，慢慢地先是有几个学生坚持不住倒下了，剩下的人一见势头不对也想跑，可是没跑出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伊万将军也不例外。

这时，海德教授从控制室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件防毒面具，四处查看倒在地上的众人，心中无比舒畅。

三十多年前，物理系尖子海德刚刚从大学毕业。还没开始他的多彩人生，就被一纸征兵令调到东线战场去和苏联人拼命，然后被伊万俘虏。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度过生不如死的六年后经伊万推荐，被送到一个大人物面前。大人物命令他回归到老本行，去研究时空物理学，目的嘛……就是要将历史改变，将现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经常出现在联合国与国家会议上的另一位巨头掐死在萌芽中。苏联政治，比美国厕所干净不到哪里去。海德如是这样想着。

回想着自己这几十年来在枪口下战战兢兢的工作。海德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起源都是二战，罪魁祸首就是希特勒。想到这里，海德端起步枪，走进传送门，将调整时间的按钮转到1923年。而先前进入的苏联人员却早就被他做手脚给传送到不知是哪个时代的旮旯去了，也许现在他们正在和恐龙激烈地搏杀。

转眼间，海德回到了1923年的德累斯顿，现在，他的任务就是消灭掉他自己也是全人类的梦魇，希特勒。希望这可以推迟二战的爆发，至少不要像历史上那样惨烈。

三天后，1923年11月8日晚，德国慕尼黑，一家啤酒馆内。

听着在台上大声嚷嚷的希特勒歇斯底里的声音，海德在台下轻呷一口啤酒，神色淡定。隔了这么多年再听希特勒的声音却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热血和激情，乱糟糟的啤酒馆内人声鼎沸；贵妇的尖叫，上流人士的怒骂，侍者呆呆的表情和冲锋队员如狼似虎的动作都证明着一个事实，希特勒宣布政变。

海德放下啤酒杯，趁着乱从包里掏出截短枪托的AK-74，迅速打开保险，眼神顺着准星和照门定格在希特勒的胸膛上，然后果断扣下扳机，目睹着希特勒在枪声响起后倒在血泊中。

全场都安静下来，几秒后冲锋队员鲁登道夫的指挥下扑向海德，但是海德却突然消失了，原来海德所站的位置空无一人。只有全场人的眼睛和倒在血泊中的希特勒的尸体能证明海德的确造访过1923年的慕尼黑。

很显然，海德按下了定位传送按钮，他又回到了1979年。只不过，这个空间没有1923年后的希特勒。

刚刚从传送舱出来的海德还未来得及体会手刃仇人的欣喜，就见到天空中无数战机从他的头上呼啸而过，他的身边的公路上行进着源源不断的坦克编队，恰似钢铁洪流冲刷过大地，尘埃漫天。四方隆隆炮声、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成群的难民向着军队行进的反方向撤离。

海德连忙向路边难民问道为何会这样，难民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1923年的正在进行啤酒馆暴动的希特勒被刺身亡后，德国没能崛起，反而沦为了西方国家的附庸。相反东方的苏联和日本竟日益强大。日本、英国、苏联、美欧还有弱小的意大利这种多边国际关系维持了很久，直到三十年前美苏发明了原子弹，其余国家才纷纷选择站队，结成两个同盟，然后战争开始了。这一次的战争远比历史上的二战更为残酷：贫铀弹、战术核武器、远程导弹、化学武器纷纷登场，战争开始后仅仅三年全球伤亡人数竟达到二战和一战的总和！直到今天，小规模战争还继续，这也就是海德现在所目睹的现状的原因。海德听后，许久不再说话。只是木然地迈着脚步，走向传送机，眼神中带着一股失落，还有坚定。

时间再回到1923年的11月8日晚。

还是德国慕尼黑那间啤酒馆，希特勒正在犹豫要不要放出政变的消息，突然听到有枪声，索性宣布政变。几日后，希特勒在监狱内得知8号当晚手底下的冲锋队员没有人开枪，当晚被挟持的人也没有一个受伤，只是事后在现场发现有几枚5.45毫米口径的怪异弹壳，然后又在一个犹太小混混家里找到了能发射这种子弹的武器，可是他却坚持说是从啤酒馆趁乱捡的。

希特勒陷入了沉思。

同样，1941年的征兵令上当然也没有海德·阿尔海姆的名字。

3.跳蚤和教授的童话故事 篇三

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面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环境污染、 地力下降、资源锐减的严峻形势。严教授,请您谈谈在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保护生态方面提出了哪些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

严法善: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而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也日益显现。政府清醒地意识到:环境和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发展经济不能忽视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江泽民同志也在五中全会闭幕会上专门精辟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他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实际上就是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结为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走一条使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质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发展模式,其目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其要点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使自然资源得到永续利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并消除贫困。这实际上是提出人类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应该坚持与自然和谐方式的统一,而不能凭借人们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在当代人创造当前消费和发展的同时,不能允许当代人一时地、片面地、自私地追求当前的消费和发展,从而剥夺后代人享受这些权利的机会。

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在我们党这两次重要的会议中,都提到了“生态文明”这个词,那么请您谈谈您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好吗?

严法善:好的。我先来谈谈这两次会议所提到的“生态文明” 的意义。

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报告,充分彰显了一个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不断提升、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生态意识强、生态产业发达、生态环境良好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将有力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以全新的形式,迎来中国社会的绿色希望。

十八大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将改造自然、战胜自然这一豪迈口号用于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随着发展中日益显现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使我们明白了,人定胜天只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要生存,必须保护自然。我们强调,不仅要保护自然,还要尊重自然,我们更急切地希望修复遭到破坏的自然。过去,我们对自然占用太多,破坏得太重,而现在,我们需要给自然以修复、疗伤的机会。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要素: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行为文明。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体。生态意识文明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观念形态,包括进步生态意识、生态心理、生态道德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等;生态制度文明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制度形态,包括生态法律、制度和规范等;生态行为文明是一定的生态文化观和生态文明意识指导下,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各种推动生态文明向前发展的活动,包括一切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参与和管理活动,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培育。

总之,生态文明的提出有利于指导解决我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 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

记者:如您所说,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建立生态文明的社会日益重要,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之一。那么请您结合我国国情谈谈在我国应该如何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又有哪些新政?

严法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

首先,在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状态下,我们只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的工业化,发展生态产业。建设生态文明,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人都有责任,各行各业都要身体力行。我们应提倡政府和群众两头抓、两手都要硬,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到每一个成员身上,落实到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中。另外,积极倡导民间力量参与环保事业, 开放社会及民众的舆论监督,才能使生态文明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

其次,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任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十八大报告要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这意味着生态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指导观念,还将成为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的一个关键性指标,其对各级政府的实际约束会越来越强。通过这种硬约束可以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目前,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偏低,税费改革滞后,由此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建立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可以从前端减少生态环境的损害,这也将引导我们的治理模式从末端处理转向前端控制。生态补偿针对的是区域性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领域,是一项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但相关政策进展缓慢,有关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解决。

记者:在十八大报告中,“美丽中国”是如何提出的?对于实现“美丽中国”又提出了哪些措施?

严法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守住“绿水青山”。

如何实现“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就是要做到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色经济、绿色矿业、绿色消费模式、政府绿色采购不断得到推广。循环发展就是要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低碳发展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在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又要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全世界人民经过几十年长期的探索,在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严峻问题基础上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调整、恢复和发展,当时人们普遍将经济增长作为一国经济成就的标志。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自己的生存。上世纪70年代,一些持悲观主义的科学家提出“零增长理论”。上世纪80年代,更多的科学家认识到“持续发展”是21世纪各国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战略。特别是1992年6月的“环境与发展”的全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里约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世界各国一致承诺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将这一道路作为未来长期的共同的发展战略。

在中共中央2012年11月30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持经济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2013年7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说:“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我们在今后经济建设中应该注意产业结构调整,解决过高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为此我感到我们必须对一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正本清源, 以实现党的十八报告提出的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强调尊重经济规律,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变化的因素及其结构,不是拍脑袋,不是根据个人主观好恶,而是要在把握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求得最好的发展结果。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破解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关键在于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记者:严教授,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方面,您有哪些建议或设想?

严法善: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未来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工业化一样,城镇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城镇化的资金需要公共资金和商业性资金密切配合使用,这就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不能指令性地安排城镇化建设,而应该通过产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城镇化发展。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走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原因很简单,现在环境容量几乎达到饱和,稍一排放就会导致环境恶化,使人们无法生存;同时上个世纪中叶环境污染带来的八大公害事件的后果也让我们不能忽视环境污染问题。一旦环境受到污染,再治理恢复将付出成倍的代价,其费用甚至无法承担,环境也将无法复原。

第三,在经济建设中我们现在强调要自主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自主创新就是原创,客观上需要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需要较长时期的发展。我感到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上个世纪50代日本花费100亿美元购买各国专利,经过20年时间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强调自主创新,那么,日本达到这一水平,大概需要1800亿美元和100年时间。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的外汇储备尽可能地购买世界各国专利来加快我国建设速度。

第四,调结构就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部门等。问题是发展第三产业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第一第二产业基础上。没有发达的物质资料生产去侈谈发展第三产业只是一厢情愿。目前可行的是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机遇,可以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进行调整,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五,为了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讲,关键是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这些资源能不断再生产出来。要遵守可持续性的输入原则: 对于可再生的环境资源输入的获取率, 应小于或等于该种资源的再生能力。对于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 如石油、煤、金属矿等,如果能以生产性的而不是浪费性的方式来利用,大多数不可再生资源可以维持几个世纪。为此,我们要采取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开发利用。我们可以进行科学研究,找出替代物品;必须进一步提高资源产品的价格,减少对这些资源的浪费和促进对这些资源的深度开采;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进一步对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回收利用。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对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其回收利用率已达到50%以上,而从事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其利润率可高达40%。这一工作在我国是显然重视不够的。如在上海,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几乎处于盲目状况,只有少数外地民工回收易拉罐和纸板箱,大量的物品被不加区别地进行统一掩埋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为了实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制订有效措施和政策对产品回收利用产业进行扶植和帮助,同时应该制订有效方法限制对废弃物的任意排放。对于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客观上就是对环境的保护。为此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环境科学研究,积极发展环保产业。对环境污染治理、 废物综合利用和自然保护等公益明显的项目,给予税收、信贷、 价格优惠。

第六,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比例。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速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短时期内很难扭转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 这是用不着忌讳的。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因而往往出现了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惊人的浪费,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能随便放开生育的限制。至于目前许多学者宣传的中国人口红利已消失,中国劳动力不足等观点其实是不对的。根据中国目前18亿亩耕地红线, 大概需要四五千万农业劳动力,目前还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中国最近不会缺少劳动力。至于结构性的缺少始终都会存在,关键是怎么解决。

记者: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研究和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能坚持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那么目前出现的种种经济以及生态问题将会得到更好地解决。

4.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 篇四

眼下谈起大学教授这个“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的社会声望，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１，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该文举例说：１９２７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大学）没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严济慈博士，也都只聘为副教授；而现在南京大学的教授已达千多人；故该文还引用这个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对学生说的话：“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对此，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说现在的大学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过于偏颇，我不太同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作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一种理性观察和实际接触，我一直相信，不很合格的教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授、尤其是那些身为白丁的“纯教授”，其行为价值的取向仍属于置身学问并埋头苦干的“脊梁”一类，且当中不少人顶住了“官”念和外来高薪的种种诱惑而坚守住自己对学术本位的诉求，他们的贡献率无论如何都对得起国家给他们的俸禄。但近些年来，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值得探究。谢泳先生认为：“过去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２不过，今日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所谓“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导，五十步撞一院士”的现象^３，只是从“教授通货膨胀”的角度，论证当下教授贬值的一个原因；而真正导致教授身份危机的核心原因，恐怕还是指今日教授的精神气质和专业水准较之过去的教授，在社会权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显偏低，这使我萌生了写这篇“比较研究方向”文章的动机。

其实，探讨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的内涵，不需要用很多学理语言进行归纳描述。概而言之，一句话即可：专业能力与公共能力兼容并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坐标。因为，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具有相互关联的两极张力。前者指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后者指教授的专业能力。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４。

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５。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了几点希望：希望知识分子首先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学问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的意思”。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我在一堆资料里寻找说明过去教授精神气质的事例时，发现符合金岳霖先生价值定位理想的教授，在过去“手工生产”教授的年代里，能找到不少佐证材料。有人说：怀念过去，多指怀念过去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查阅中，我也仿佛找到了这种感觉。根据精神气质的价值取向，归纳过去教授的行为特征，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观察：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与本质。另一方面讲，教授是依靠学问谋生、因学问而存在的人，对学问的态度与工作质量如何，亦是检验教授资质是否合格的惟一标准。１９４０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６当然，这个例子所述只是一介个案，不好以此作为判定当时社会中官员和教授所处状态的惟一参照。但至少可以说，那时尚有一些教授鄙薄做官发财且对自身的价值有充分自信。然今日中国的大学教授还能有此等风范吗？有，但可能已不多了；因为当不当官，与能否更加容易地得到我们目前高校行政教育主导下的如课题项目、研究经费、获学术奖项、资助出版专著、荣膺评委等关系极大。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衡，使现在的教授很难在官位利益诱惑前发出“我是一等人才”的豪言壮语——哪怕你确实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然，官本位体制下，也难以造就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品质的教授。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学术为业”的基本价值取向，独立人格则是其在治学过程中勤于思考，崇学进而形成真学问的自然产物。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１９５３年，郭沫若先生拟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口述了一封题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信由当时劝其北上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记录）的信。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俗谛，当时即指三民主义）^７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能发现，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若视为一个整体，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教授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这里，通过了解过去的教授经常以“联名”形式公开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宽”度，能清晰地领悟到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表现出的强烈社会道德感，这也是过去教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８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八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９，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１９４６年９月创刊的《观察》杂志，发行期间也能经常看到教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处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问题不满的公开“联合声明”，如朱自清、向达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１０；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１１，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１２，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于另一方面看过去教授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其对学生人格影响的深度同样值得“怀念”。梅贻琦先生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１３换言之，教授从事的“高深学问”能为同行、学生和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的自然结果；而教授借助于其“高深学问”向学生“传业、授道、解惑”的过程，则意味着他们对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的影响力，较其他教师更具渗透效果。学者殷海光先生认为对他人格的影响除五四运动外，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了。他说：“碰见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１４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魅力。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果按时间顺序类比中国出现现代大学以来的公认学术权威，大致可分成三个比较阶段：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中国开办现代大学后不久就形成的；第二代学术权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于当时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第三代学术权威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但公认的似乎不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１９９４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１５这种感叹是耐人寻味的。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于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希望戴上教授头衔不是看重它的学术权威意义，而是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以向行政方向转移工作重心。如此对教授内涵的“理解”，加之大学教授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运作模式，其客观性、公正公平性完全取决于评委们的道德自律，当这种自律受到方方面面的学术外因素干扰时，若失控，“评”出一些真的“假教授”是很正常的。如前所述，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和本质。相反，教授的学术研究若只是基于功利目的，或是视为自己谋“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必然使学术研究这一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异化为作秀式的“学术表演”。朱学勤教授认为，一年一度的大学学术评奖、评职称，便是大学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集中释放大学体制性毒素的时候”^１６。依我的观察，体制性毒素对现在教授行为取向的负面发酵功能，主要表现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黑色的“学术幽默”。学术幽默的实质说轻一点可理解为“学术动机不良”，说重一点就是“伪学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学术成果的内容、水平及社会独立评价、社会效益等置若罔闻，好坏不分，轻质重量，且因行政权力主导的科研评价体制惯性使然，加之权力因素、人情因素甚至金钱因素的纷纷介入，它至少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些大学特权人士占据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前不久，报上披露的两条学术“八卦”新闻，堪称了解当前大学这种学术认定标准“动态”的另类窗口。第一条，广东某知名大学一次就审批通过了四十八位博士生导师，其中还有既无研究生学位、也从未独立指导过研究生的处级官员；第二条，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如此“戏评”比教授还尊贵的“博导”头衔，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否则，学术荣誉极容易落到那些对于严谨的、不带偏见的探索性研究没有多少兴趣的人身上^１７。

“学术幽默”另一个恶劣的导向作用是败坏学风，使学术腐败现象呈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不善学术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学、实学者，但在这种泡沫学术的导向下，基于“适者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只能面临两个尴尬的现实选择，要么学术地位边缘化，要么调整思路掌握玩“学术幽默”的技巧。同时，学术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渐丧失依靠专业能力介入公共领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会权威认可度大幅下降，难以扮演或实践过去教授的社会角色定位。道理很简单，教授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便会诱发其萌生专业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显然，这种由学术贫困引出的学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教授独立人格就没有生存的可能，而独立人格的衍生品质，如社会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烟消云散了。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这种融合的突出“成果”是：高校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科级教授、处级教授、厅级教授直到顶级的副部级教授（院士）；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计是为方便无官的纯教授与“某级”对应，高校还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当然，这种换算仅仅只是一种比较参照，主要用途是在诸如学校要分配某类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赈济灾民要确定教授个人出资的具体份额时，才在校园内的一些相关文件、通知上常见，官本位意识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价值，但若从理性角度推敲，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的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颇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为摆脱寂寞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研究方向”跻身于官场。这种将教授纳入行政体制的人事安排，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使他们首先渐渐失去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自然相应失去了建立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对于学校乃至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及热情，变成只会说围绕行政组织原则大白话的“社会贤达”^１８。

学术理念的物欲化导致教授与文人雅士的品质渐行渐远且几近世俗。语言学家姜亮夫先生在一篇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的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１９这样的“雅景观”，眼下的校园不太常见了。相反，社会上、官场上流行的庸俗风气不同程度地在一些教授、尤其是那些“双身份”教授们身上发散开来，其中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行严肃自省不足，随意甚至轻佻有余；吃喝风、裙带风、关系风、送礼风等均能在这些与时俱进的教授们身上找到佐证。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于一些教授眼里，不再是钱锺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异化成赚取金钱和名利的手段，教授办公司、学者变商人成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为避免市场法则对大学机体的伤害，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允许教授下海经商，若教授想办公司，则要解除其在学校的教授资格。估计是基于中国的大学需要用市场竞争的原理来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办学水平的考虑，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前几年七部委联合发文允许高校办企业，对鼓励教授下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下海却往往以依赖学校的资源为主，且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不少学生习惯统称导师为“老板”），而研究生则成为他们的打工者。上海《社会科学报》今年３月１８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并“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是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 语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１９０１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杨振宁认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２０。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２１。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语），去专事寂寞艰苦的学术研究。所以，讨论现在的教授和过去教授之间总体学识水平和精神气质的差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类比，要旨是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体制性原因。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大学教授的社会“权威”身份，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注释：

〔１〕苗体君：《教授贬值为哪般》，《瞭望》２００１年第２１期。

〔２〕〔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９〕引自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５１、３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８、３８、３７页。

〔３〕姚国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０５页。

〔４〕〔１８〕任剑涛：《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东方》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６〕商子雍：《官是几等人才》，ｗｗｗ．ｂｏｏｋｅｒ．ｃｏｍ．ｃｎ。

〔７〕高墨：《清华思想讲座》，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页。

〔８〕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１３〕〔１５〕杨东平：《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２０２页。

〔１６〕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１７〕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０〕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5.教授、孩子和纳尼亚 篇五

这么说的话，这多少就是个俗套的民间童话。追求平衡、和谐与完美的民间童话总有个正必胜邪的圆满结局。况且故事中的女巫、羊怪、小矮人和树精等形象，以及魔杖、魔瓶、号角等魔物及其魔力，都是民间童话中司空见惯的元素。可这个叫作《狮子、女巫和魔衣柜》、给被誉为世界魔幻经典的“纳尼亚传奇”系列打头阵、被《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当作枕边书的故事，给予我们的绝不止这些。故事以鲜明丰满的血肉赋予那种类型化的民间故事以一种新的活力，五十多年以来，始终使人为之慨叹不已。

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从前”的故事。以“从前”为开头的童话里往往只有一个世界、一种时间，那里的人不受现实规律的制约，青蛙可以变成王子，南瓜可以变成马车，你见了都不必怀疑不必吃惊。而这个故事始于一个真实的“现在”时态（对讲故事的人来说）。就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空袭，四个孩子远离伦敦，寄居在乡下一位老教授家中。好奇的他们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开始探险，露茜打开一口大衣柜，一直往里走，渐渐地她摸到的不再是大衣和木板，却是树枝和雪！从日常生活中乍一瞥见这不可思议的景象，恐惧是必然的反应，然而探索的欲望又使露茜的好奇占了上风，这样的好奇是所有有滋有味的幻想故事的开始。衣柜是连接现实世界和非现实世界的一条通道（而在老的童话里，我们无须一条通道就已置身于想象的世界之中），这样的通道，我们在德国的《5月35日》和日本的《壁橱里的冒险》中都能遇见。我们兴许还会回忆起小时候，自己总喜欢躲在壁橱或衣柜里，虚构出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像作者C·S·刘易斯在童年时期一样，总是跟哥哥钻进家里的大衣柜，坐在黑暗中互相讲故事。毫无疑问，是想象力本身为我们铺平了通往异界的道路。当孩子们历经纳尼亚的辉煌岁月，因为一次狩猎再度穿过大衣柜回到老房子时，“时间还是他们躲进大衣柜的同一天，同一个时辰”。瞧，幻想的世界并不打扰正常的生活，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它们并行不悖。所以，为自己保留胡思乱想的权利和乐趣吧，不必担心做梦会妨害眼前的生活。我们尽可以同时拥有“现在”和“从前”。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身为剑桥大学的学者，C·S·刘易斯坚持“只讨孩子们喜欢的故事，不能算好的儿童文学”，他给故事注入一种可以贯穿并且穿越人类童年的永恒的精神，对他这位基督徒来说，那是基督教信仰。流传于纳尼亚的预言是，只有两个亚当的儿子和两个夏娃的女儿（《圣经》认为亚当与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一同现身时，才能结束白女巫的统治。四个孩子就这样被标识为人类这一正统神圣的身份；而与之对立的白女巫则是莉莉丝（犹太法典认为莉莉丝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因不服上帝的管教而堕落成女魔，嗜杀人类的孩子）的女儿。因此，两者的交锋便是光明与黑暗之争。而后，按照纳尼亚的高深魔法，叛徒都是女巫的合法祭品。为了赎回曾抵制不住土耳其软糖诱惑而背叛兄妹的爱德蒙，狮王阿斯兰跟女巫达成协议，自愿献身。我们可以把C·S·刘易斯的信仰理解为人类的公义、爱与牺牲对邪恶、仇恨及背叛的永久胜利。这种深沉的信念多少能使初涉尘世的读者感到宽慰与安全，也使故事不只停留在儿童游戏的层面，它将延伸入我们阅读着的一生。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故事。正如它的结尾所言，这只是纳尼亚奇遇的开始。我们还可以进入画中的帆船、穿过学校土坡上的墙，甚至就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想到《哈利·波特》中的那个站台了吗），或者触摸一枚戒指……莫名其妙地再次进入纳尼亚王国，经历那些让人激动不已的传奇故事，只要你不怕打开（因着好奇与勇气），打开那扇通往魔幻世界的门，打开那些充满奇思异想的书——《凯斯宾王子》 《黎明踏浪号》 《银椅》 《能言马与男孩》 《魔法师的外甥》 《最后一战》。

为着这样的故事，我们值得记住它的由来：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里，常有两位教授相聚闲聊，分享彼此的种种古怪想法，并相约各写一部魔幻史诗。很多年后，这家酒馆成为无数读者心中的圣地，因为那里孕育了两部关于想象与信仰的伟大作品：《纳尼亚传奇》与《魔戒》。而另一种说法是，作为一个单身汉，C·S·刘易斯并不认识多少孩子，也从未想过要为孩子们写书。直到二战期间，四个孩子从伦敦疏散到乡下，被安排在他的家中。令他诧异的是，小客人们似乎从未读过什么想象类的故事。于是他决定要给他们写一个。其中一个孩子向他提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家里那座古老的大衣柜后面有什么东西吗？她就叫露茜。

6.跳蚤和教授的童话故事 篇六

潜心完善“双剪理论”世纪长河里彰显本色

俞茂宏教授, 1955年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木水利工程基础技术理论的材料强度理论和结构强度理论以及古建筑结构力学研究, 先后提出双剪屈服准则、广义双剪强度理论, 统一强度理论以及平面应变问题的统一滑移线场理论、平面应力和空间轴对称问题的统一特征线场理论等, 这些理论获得了国内外的巨大关注和广泛应用。

25岁那年, 他钻进了塑性屈服准则和强度理论研究领域, 27岁时就独创性地提出了“双剪”概念, 并推导出双剪应力屈服准则, 突破了“最大剪应力”或“单剪”这一传统概念。随后的30年里, 从双剪应力屈服准则到双剪强度理论, 并最终形成双剪统一强度理论。凭籍科学家的执着与严谨, 20世纪初以来一直被认为不可得到的“统一强度理论”难题解决了, 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半个世纪里, 他出版的著作不算多。但他的理论已被国内外其他学者的2200多种文献引用3600多篇次, 并以百位数的引用量逐年递增, 他的理论被广泛应用。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双剪统一强度理论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双剪统一强度理论应用于工程结构可以较现有理论提高结构的承载能力, 或者减轻结构质量,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古建筑结构力学研究

他一方面没有间断对强度理论的研究, 还把结构力学的理论和现代试验方法, 应用到了古建筑结构力学研究中。

西安古城墙及相应的城楼、箭楼、钟楼和鼓楼都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是国内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垣和建筑群之一, 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1983年, 城墙箭楼产生多处裂缝, 地面开裂, 出现险情!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北城门箭楼抢险工程指挥部”, 俞教授与工程指挥部合作长达9年。他利用专业知识, 做了大量试验和研究。此后他又参与了东城门城楼、鼓楼、钟楼和城墙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修缮工程。俞教授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箭楼的不均匀沉陷和开裂城墙承载力、钟楼周围的噪音、城楼钟楼鼓楼抗震性能、防空洞和渗水对城墙稳定性的影响、古建筑现场不破坏试验等等, 并通过结构模型的变形和破坏试验研究古建筑的未知特性。

俞教授把结构力学的理论和现代试验方法应用到古建筑结构研究中, 将建筑研究的三大原则: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 改变了以往历史性、艺术性研究居多, 科学性研究偏少的研究状况。现在对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为世界各国所日益重视。有的被定义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前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著名力学家钱令希院士和著名材料强度专家周惠九院士曾这样评价俞茂宏:“双剪统一强度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 也在于他在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潜心研究、锲而不舍的精神。”前中国岩石力学学会理事长孙钧院士和王思敬院士也这样评价他。的确, 俞茂宏教授能够多次填补强度理论学科中的重要空白, 并形成系统理论, 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并不是一朝之功, 而是他半个世纪坚持进行研究的结果。统一强度理论具有公式简约, 便于工程应用、应用范围广泛等特点。其中有长江科学院对三峡船闸高边坡的塑性区研究, 黄河上游拉西瓦水电站的高拱坝关键技术研究、拉西瓦水电站地下厂房的围岩稳定性研究, 上海世博会地下变电站工程分析, 国家重点文物西安古城墙稳定性分析, 国家重点文物城楼的地基承载力和抗震性能研究等, 涉及土木、水利、矿业、军工、岩土等工程领域。德国学者还把它应用于工程塑料结构强度的研究;美国学者把统一强度理论推广应用于正交各向异性材料;日本学者应用于板壳结构;新加坡学者应用于高速导弹对混凝土结构的侵彻;瑞典学者应用于岩石的切割和压入研究;澳大利亚学者应用于混凝土结的强度分析等。美国工程院院士、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等的论文中也高度评价双剪统一强度理论。现在, 英国、以色列、波兰、土耳其等国家的学者也有研究, 但是与海峡对岸的交流似乎还没有。今后可能会更多国家的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甘于清贫不畏寂寞“双剪理论”喜结硕果

双剪统一强度理论被业界学者认为不仅“新”, 且显示了“美”。因为它具有科学美的多种要素:清晰性、简约性、统一性、对称性、自然性、对比性等特点。此外, 它还具有与其他理论相互和谐的特点。

根据统计, 从事双剪统一强度理论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已经超过1000位, 发表相关研究和应用的论著有500多篇, 260多种学术著作和教科书, 为材料力学、工程力学、岩石力学、混凝土力学等教科书提供了原始创新的知识, 并每年在大学的多种学科的教学中应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总参谋部科技委主任钱七虎院士在同济大学孙钧院士讲座报告中对其评价:“单剪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双剪理论, 而双剪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统一强度理论.单剪、双剪理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其它破坏准则都是统一强度理论的特例或线性逼近.因此可以说, 统一强度理论在强度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贡献”.钱先生在其另一本学术著作中评价“统一强度理论在强度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7.跳蚤和教授的童话故事 篇七

刚巧，中华中医学会副会长，国家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王绵之教授来南京主持“华宝”饮料技术鉴定会，利用午后余暇，我们就食品与药品的关系问题请教了王教授，王教授欣然地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

人类食品随着科学的发展，食源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增加，在食品结构上也起了变化。保健食品、保健饮料的相继问世，更扩大了人类食源，有利于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食品的发展，目前看来是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开发那些尚未被食用的可食之物。另一是食品高浓度的“组合”，由原来的“单一结构”发展为“复合的、多营养的”食品。

很显然，食品由“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这是发展趋势，不是某个人或某部分人的意志，而是人类的共同需要。“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我们总不能老停留在用火烤肉吃、结绳记事这一水平上吧。”

“前提不同，概念有别”

复合型的食品，其主要特，最是“博采众长，”“集数家优点于一身。”然而有人担心把“药品”加进了食品之后，会引起种种的副作用。的确，一个健康人如果经常服“药”，长此以往，会使阴阳失去平衡，气血有所偏胜，无病也会招病的，岂不误人身体?这理所当然要受到指责，理所当然要禁止使用。

然而，“药”的拳意何在?什么叫“药”呢?

胡椒放在中药铺，那肯定是药。胡椒放在厨房里，那肯定是调料，烹饪大师决不会把几粒胡椒看成是在给食客加服中药的。

韭菜，如果放在家庭主妇的菜篮里，无疑是作为食用。但在医生眼里，它就是一味活血理气、补虚益阳的中药。

包菜，是人们经常爱吃的素菜，可在药典上，它那鲜菜汁就对胃、十二指肠溃疡有止痛及促进愈合的作用。

能说胡椒、韭菜、包菜等都是药吗?又能说胡椒、韭菜、包菜等都不是药吗?中药不是西药，对此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宜轻易地下定论。

食品与药品是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所谓联系，中药与食物同出一源，既可食用，又可防治疾病。有关这方面著述古代就有，如唐代孟诜著的《食疗本草》、南唐陈士起著的《食性本草》，明代汪颖著的《食物本草》等等。所谓区别，在不同的地方，二者有不同的作用，食物与药物各有各的要求，各有各的概念。总之，看事情不能离开具体条件，没有一定的前提采谈问题，势必导致“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伪科学结论。

“只要无害有益就好”

保健食品和保健饮料的出现，这是人类食品的变化，但变化不能“越轨”，变化要有科学根据。对待保健食品、饮料新品种的出现，检验其真伪，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如果实践证明其效果好，我们就应该欢迎、承认，让它存在；反之则应该唾弃，排斥，消灭，不能让它贻害人类。对待科学，我们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以权压人，不能以“名”压人。某某专家说好，如果实践证明其不好，我们应该尊重实践、尊重真理。而不能因为某人名气大，就不实事求是了，这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