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共12篇）

1.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一

通州古文化遗址调查及保护

指导教师：李红梅

小组成员：张丽张萌 王鑫 王彤丁泓博赵彤彤 张楠赵晨曦王超黎子轩邹国春刘鸣崔爽王朔赵祎健 年级：高二

学校：通州区第四中学

摘要：在文化小组活动中，我们查阅有关通州的历史资料，了解到通州曾经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有其独特的运河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淡薄，保护措施不利。历史上遗留下的物质遗产被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对这种情况我们感到痛心。在追踪文化遗迹的同时，我们感受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化管理部门进行咨询，并提出保护遗产的几点措施。

关键字：文化遗产 调查保护

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见证，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抢救、挖掘、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众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同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通州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通州历史及其文物古迹

通州区，位于北京城东部。全区一望平川，多河富水。通州历为京东交通要道，漕运、仓储重地。万国朝拜，四方贡献，商贾行旅，水陆进京必经此地，促进了通州经济的繁荣和兴旺。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称。通州区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域内就有人类活动。金天德三年（1151年），于县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命名。隶属大兴府。元隶属大都路。明初隶属北平府。永乐起隶顺天府。雍正六年（1728年），三河、武清、宝坻三县与州脱离，直接隶属顺天府，通州成为无管辖县之散州，隶属顺天府。通州在金、元、明、清四代均为首都漕运仓储重地，水路门户，为别于江苏省之通州（南通州，即南通），俗称“北通州”。通州自西汉就已建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古都北京的东大门，著名的世界级历史人力工程———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曾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在漕运盛行时期，这里曾是南北水陆要汇，仓储重地。商贾贵胄云集，其繁华景象可以想见。京杭大运河在通州境内流域长达42公里，运河两岸分布有燃灯佛舍利塔、八里桥、西海子公园、漕运码头、皇木厂等一批文物古迹。

1、燃灯塔

燃灯塔位于通州北城，大运河北端西畔。据县志载，此塔始建于北周，唐、元、明诸代曾予以维修。

燃灯塔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13层，略有收分。原高48米，围44米，须弥座，双束腰，每面多嵌精美砖雕，下腰置二龙戏珠，上腰设三壶门，内镶仙人，各角雕力士披甲顶盔。此塔距潞河数百米，然其影垂映河中，故乾隆帝有“郡城塔景落波尖”诗句。

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其身倾圮，发现一颗佛牙与数百粒舍利；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通州，对塔进行破坏；1976年唐山地震受损。1985年9月重修，塔刹增高5米，添相轮

二、圆光

一、仰月

一、宝珠四，添设避雷针，重修塔顶莲花座及各层塔檐，补铸铜铃，按原色油饰。

2、八里桥

永通桥为明正统十一年（1446）建造，为三券石拱桥。南北向，长50米，宽16米，两侧石栏，望柱头圆雕雄狮，各具情态，栏端戗以蹲坐麒麟，昂首挺胸，栩栩如生。中孔高阔，舟行不必免帆，侧券矮小，洪水可以畅泄。向日凭栏东望，可见巍巍古城，夜晚挟栏鸟瞰，能赏浆碎玉盘。“虹腰八里卧晴川，画舫摇从月窟穿”、“入夜霜清一轮堕，凌寒征锋去萧萧”，清代诗句即当年美景写照。明清之际，桥上车辘辘，马萧萧，运河码头百货运往京城；桥下船轧轧，人喧喧，皇都运米驳船驶向通州。其繁闹景象当推北京之首，乃京通间咽喉要塞，是拱卫京师四大桥之一，因东距通州州治八里，又俗称八里桥。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近2万人自天津入犯北京，遭到中国国民节节抗击。在八里桥头，清军以大刀长矛和血肉之躯英勇阻击洋兵，被洋枪大炮击倒一批，再上一批，固守长桥，血染通惠河水，谱写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之爱国主义篇章，使此桥更加壮美，愈显辉煌！如今，在洋炮劫余之汉白玉护栏上，尚留有帝国主义弹痕，乃是鲜明罪证，时刻警示中国人民随时准备保卫中华。

八里桥在建国路旁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咸丰十年七日（一八六零年八月），英法侵略军自天津北犯京师，在此受到三万清军阻击。经过一场石破天惊的血战，三万将士全部殉国，用热血谱写了一曲彪炳清史的壮歌。

3、西海子公园

西海子公园位于通州区北城，东邻电影院，西毗游泳馆，南临通州宾馆，北靠通惠河。公园建成于1936年，现已成为既有园林景色，又有文物古迹，还有现代化娱乐设施的大型公园。

著名的燃灯佛舍利塔坐落在西海子公园东北角，是古通州象征。此燃灯佛舍利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建筑结构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人称古塔凌云。

园中亭廊景点16个，近500年的古树名木仍绿树成荫，湖中可荡舟，儿童乐园可嬉戏，盛夏酷暑游人可在水上世界戏水娱乐。

相传燃灯佛舍利塔是为了珍藏燃灯佛的舍利而建的，塔内供奉着燃灯佛祖的遗骨，并珍藏有佛祖舍利子。现在的塔是清代修复留存下来的。

4、李卓吾墓

李卓吾墓在通州城内西海子公园。

李卓吾（1527-1602），名贽，号宏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明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焚书》、《藏书》等书。李贽因反对封建礼教和假道学，触犯朝廷，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下狱致死。友人马经纶将他收葬在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侧。1954年迁至城北大悲村，1983年又移至今址。

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阴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其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

5、御制通州石道碑

御制通州石道碑位于通州城西，京通快速路北侧，清世宗御笔，为纪念雍正七年敕筑北京朝阳门至通州各仓，码头间石道事，于十一年（1733）制立。南向面道，艾叶青石制。螭首龟跌，全高七米，其精其巨，京东堪冠。

龙子螭虎，性好文采，雕至碑首；龙子霸下，性好负重，甘负巨碑；碑侧高浮雕升龙，鳞片闪光，碑阳浅浮雕群龙，水波荡漾。俱精雕细刻，生动形象。碑额“御制”二字，篆刻古朴。铭文左汉右满合璧，遒劲流畅。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身，艺术与文笔完美结合，高大与精美相得益彰。可谓佳作妙品。

文中有“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之句，将通州战略地位之高，经济繁荣之景，高度描绘而出，乃京门通州辉煌历史之见证，乃通州运河文化之产物，不可多得。文中还有“朕临御以来，详求治理，昼夜孜孜，惟恐不逮。近而郊圻，远而郡邑，遐取僻壤之区，其有关于利济民物者，莫不因地制宜，以次修举”之语，更发人深思。

令我们痛心的是，我们小组成员分头重访的遗址并不像文字中记载的美好，很多遗迹破烂不堪。

二、被破坏的文物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通州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通州区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八里桥的石狮子头被砸掉，桥身上乱写乱画，桥下的蹲坐麒麟被油污染的又黑又脏。河水有时候“五颜六色”。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

式加以承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

三、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

1、政府要加强法制管理。我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文物保护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但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不能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相适应；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政府要发挥组织经济建设和组织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保护力度，加强保护文物社会宣传工作，使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2、鼓励社会民间保护文物。历史文物古迹是勤劳勇敢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保护文物必须调动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研究颁布合理的奖励和鼓励措施，把民间资本引入到文物保护上来。发动人民群众监督、检举破坏文物的行为，调动人民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培养青少年热爱文化，保护文物的意识。多举办文化活动日，培养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热情，让他们从接触、喜爱到自觉学习，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去。我们在此次活动中参观了通州博物馆。

博物馆固定的展览为“通州春秋”，由“古代通州”、“通州烽火”、“当代通州”三部分组成。大量的实物与资料再现了通州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记述通

州人民在近、现代史上用鲜血写就的光辉一页，以及通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四、通州文化新发展

1、北京市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通州文化新标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画家方力钧、刘炜、杨少斌和批评家栗宪庭等人相约来到宋庄镇，逐步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在国际上显露头角。经过13年的发展，2000多位艺术家在集聚区内进行生活与创作，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世界之窗。与此同时，艺术家的聚集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集聚区内现有文化相关制造企业近30家，文化相关服务企业20多家，有宋庄美术馆、北京当代艺术馆、东区艺术中心、上上美术馆等12家艺术馆以及66家画廊，集中展览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艺术品经营面积达25000多平方米，年销售额超过4亿元。

2、台湖拥有北京出版发行物流

该中心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占地460亩，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全国600多家出版社聚集在这里，是集商流、现代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出版发行产业集聚区。自2007年11月8日正式开业以来，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业者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的建成不仅填补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大型现代出版发行物流中心长期缺位的空白，而且还在出版物经营链条上成功构筑了一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集散平台，开创了新型业态和经营模式的先河，在中国出版发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抓住机遇，发展通州新文化

打造运河文化特色品牌。举办通州运河文化节、“三教庙”春节文化庙会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运河之夜周末演出剧场”等活动。

2.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二

一、遗址文化信息的传播载体

1.1 遗址文化信息

古迹(或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共同构成了文化遗产的主体。其中,遗址作为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的联合工程,具有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的普遍价值1。遗址信息中那些能够体现了遗址的历史性和现代性的文化信息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以“遗址文化信息”这一概念特指“遗址本体特征中能够联系了遗址历史属性和现代价值的多元要素”。

1.2 遗址保护工程

遗址是人类和自然界遗留下来的文化载体,具有不可移动与不可复制的特点。遗址保护工程就是针对遗址非移动性特点,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建设工程2。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工程不仅具有发掘、保护、研究、陈列遗址文物作用,而且要具有展示、景观观赏和文化休闲的功能。所以,它的特殊性取决于遗址对象的不同,其特点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可见,遗址保护工程着重于对古代遗址的就地保护与展示,同时承担遗址的发掘、清理与文物的修复、保管、保护,还能为群众提供文化观赏的场所,通过逐步地揭示遗址的丰富价值,实现遗址文化信息的传播载体这一功能。3

1.3遗址保护工程的建设程序

一般来讲,遗址保护工程建设程序可以分为考古勘探、保护规划、项目确立、建筑设计、展陈设计、施工和后期运营几个阶段。其特殊性在于这些阶段并非简单的线性推进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反复调整,从中择优。其中,建筑设计在时序上位于保护规划之后,却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要求建筑师以文物部门制定的有关遗址保护和展示的要求为设计依据,基于建筑学理论和方法解读与转译遗址的文化信息,使其最终体现在建筑设计的各个环节之中。

二、扬州古城南门遗址保护工程解析

扬州城遗址(隋-宋)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52,1996),而南门遗址是该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古城南门遗址保护工程为甲级“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内容包括:南门遗址博物馆、南门遗址公园。地处现荷花池路和南通西路交界处;南隔响水河有南门外大街,该地块建筑保留民清传统风貌;西有洒金桥跨河而立,呼应旧时的南门有水门傍立;东南有古运河蜿蜒而下,凸显了扬州作为运河城市的特征。

2.1 遗址信息

南门遗址是自唐代起,于五代、宋代直至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和发展的扬州古城南城门的遗址。由于扬州城南门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朝代延续性和层叠性的特征,其遗址展示了较复杂的层叠关系和丰富的历史信息,表现出演进式历史城市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被誉为“城门的通史”。

2.2 总体布局

通过对南门遗址考古成果和保护规划中遗址信息的解读,建筑师在设计前期进行了多种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总结各自特点。比较与综合之后,最终选取“瓮城空间及路径格局”这一遗址文化信息作为设计出发点,在设计的各个环节予以体现:建筑和场地共同作用再现以及强化瓮城通路;建筑形体进行体块切割,创造出富于变化的空间效果;建筑元素延续至场地设计,通过主入口广场的设置使建筑主要空间轴线外延,意图“再现”古代瓮城的空间感受。

由于南门遗址现状基本延续了明清时期的环境特征,保护建筑的总体布局力求强化当时经洒金桥向东进入南门瓮城的通路特征,建筑的主入口对应明清瓮城入口位置,内部空间沿瓮城通路轴线向外延伸至主入口广场。

2.3 建筑形式

保护建筑在形象上强调整体性和体块感,其平面形式抽象于瓮城形制特征,空间上通过削切的方式塑造建筑形体,以满足遗址保护和展示的需要。考虑到对扬州地方文化特色的表达,以体现南门遗址在现代城市空间结构上的重要性。建筑外围护结构采用铝质幕墙和玻璃幕墙的组合,青灰色的主色调以呼应传统建筑中的灰瓦。东部辅助用房外墙以青砖饰面。

2.4 结构选型

根据遗址保护的要求,场地内不便使用大型施工设备,因此,覆顶围合式遗址博物馆的建筑结构应具有自重轻、跨度大、周边落地的基础尽可能分散等特点。保护建筑选择大跨钢结构,结合立面及屋面的造型需要,以菱形网格交叉编织。此编织结构类似于由落地的倾斜墙面板和屋面板构成的整体结构,各个面均由多个相互交叉且倾斜于地面的两铰门式钢架组成,每榀钢架分担整体荷载和相互作用提供侧向支撑。与编织结构对应,从遗址保护措施、基础和主体钢结构的施工方法三个方面对施工进行控制。

2.5 展陈设计

保护建筑的功能组织以南门遗址本体的封闭式保护为核心功能,结合遗址东侧两米左右的高差布置展厅及必要的管理、设备用房。在确保遗址本体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轻质木栈道组织参观流线,以碎砺石铺面与遗址边界隔断。栈道的平面位置既呼应唐宋瓮城的城墙遗址,又保留具有展示价值的探方。木质栈道的表面与回填土表面相平,基础不接触遗址土芯。设计参观流线的起点呼应瓮城南部入口,分为主流线(展示唐代瓮城内道路)、辅助流线(展示宋代瓮城外道路)和展厅流线。主流线位于城墙土芯之上,沿唐代瓮城城墙遗址边界;辅助流线顺应宋代瓮城城墙走势,与面向水门的次入口相联系;展厅流线通过入口门厅的钢楼梯与主流线汇合。三条功能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流线设计是对南门遗址层迭的历史信息的清晰解读,以立体化、多视角的方式展示遗址。

2.6 节能设计

保护建筑主体空间采用自然通风方式,建筑南立面下部和屋脊部位设置电动翻窗,组织自然通风,为遗址本体保护创造适宜的温度。采光方式分为点、线、面三种:在建筑边缘设置相应的采光点,保证室内光线充足且柔和;在瓮城空间的正上方设置矩形采光面,其位置与大小均与瓮城内部空间相呼应,使得参观过程中如同置身于瓮城之中。而“之”形采光带的位置正好与唐代的由城门南转而自瓮城东南门出的道路想呼应。

2.7 景观设计

在扬州城南门遗址的建设工程用地上,将形成以遗址保护建筑为中心,并与其它建筑设施相结合的南门遗址公园。为此,其景观设计围绕遗址保护与展示为主题:在流线设计上以步行路线和休闲广场联系城市道路和古运河码头;在场地形态塑造上与保护建筑相呼应,以三角形格网重新整理场地竖向标高,满足遗址保护、游憩、观光和防灾等功能需要。在南门遗址公园的基础上,结合南门保护工程建设控制地段的要求,逐步建成融合遗址保护与展示、城市公共景观的地段整体环境,最终将南门遗址公园与扬州古运河、荷花池公园连成一体,共同构成一个大的城市公园。

三、遗址文化信息的解读与转译

3.1 解读与转译的前提条件

遗址保护工程设计是建立在考古学家提供的考古成果、文物部门做出的保护规划以及建设部门项目要求的基础之上,因此需满足特定的前提条件。其一,遵循严格的本体保护原则,即在设计开始阶段对遗址的空间结构、格局及其历史环境等重要文化信息进行认真保护,从而确定建筑与遗址的关系,确定结构选型;其二,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的原则。在总体布局上强调遗址本体的有形完整,建筑形式上突出其与遗址的差异性,通过建筑语言(抽象符号、空间、材料和色彩等)呼应文化概念的无形完整;其三,在强调遗址的可视性的同时确保可逆性。设计过程中根据保护技术水准、建设投资、遗址文化信息可读性等方面因素,确定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和范围,考虑可逆性原则,建筑结构应具有灵活性,便于拆除和修改扩建。这些前提条件直接引导和决定了建筑设计的解读与转译过程。

3.2 遗址文化信息的解读

“解读”是分析和研究的过程。“遗址文化信息的解读”是指对前体条件的分析与研究,获得关于遗址本体历史文化内涵相关的信息要素。考古学家与文物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科学地呈现遗址本体特征,而这种客观的呈现方式很难被社会大众理解与接受。因此,从遗址文化传播的角度,遗址展示要求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具有“观赏性”,即“通过建筑的方式使观赏者能够超越遗址现状,直观地了解到古时建筑的形制和规模”4。因此,遗址保护工程中,建筑师的职责在于联系遗址的科学性与观赏性,即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协调矛盾,以便能够正确地解读遗址文化信息。

3.3 遗址文化信息的转译

借用语言学对于“转译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一概念,所谓“遗址文化信息的转译”,是指在对遗址文化信息解读的基础上,以实现建筑设计语言与遗址文化信息关联性的设计策略,即基于前体条件,借助历史、考古和建筑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建筑语言表达解读过程中所获得的遗址文化内涵。转译的过程是在满足前体条件、完成解读过程之后,对遗址“观赏性”的体现。正如上文对南门保护工程的解析,遗址保护工程的设计是基于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要求,通过对遗址文化信息的解读与转译,以实现遗址的价值与意义。在分析与研究前体条件的基础上,建筑师获得了“瓮城空间及路径格局”这一遗址文化信息,通过相应的设计策略实现建筑与遗址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1].郑育林.遗址的文化形象再现——关于西安城市遗产展示利用形式的思考[J].建筑与文化,2007(12)。

[2].樊淳飞.遗址保护建筑规划设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

[3].张朝枝.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J].旅游科学,2008(6)。

[1].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该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0月巴黎第十七届会议通过。

[2].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遗址博物馆学概论[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3].参见樊淳飞.遗址保护建筑规划设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17-23

3.探究昂昂溪古文化遗址及保护方式 篇三

如今，昂昂溪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是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它有7500年的历史，同时昂昂溪文化又被载入《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利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手段来保护昂昂溪古文化遗址比传统方式更具优势，能更好地保护昂昂溪古文化遗址。昂昂溪古文化遗址在民族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保护可以带动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对其文化进行传承可以使我们民族和子孙后代都能很好地记住这段历史。

关键词：

古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 虚拟现实 保护方式

古文化遗产是我国各族人民世代相承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形式。它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昂昂溪是蒙古语“狩猎场”之意，在满语中则解释为“雁多”之意，境内居民住着汉、满、回、朝鲜、蒙古、达斡尔等十六个民族。昂昂溪历史悠久，交通发达，素有“鱼肥水美乳飘香，历史文化四海扬”之美誉。昂昂溪区是齐齐哈尔市的南大门，区政府所在地距齐齐啥尔市区约20公里，面积623平方公里，是齐齐哈尔市所辖7区中面积第二大区，人口近10万。

昂昂溪拥有7500年的昂昂溪文化（古遗址文化）。昂昂溪的古遗址是以滕家岗子遗址为代表的39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组成，同时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昂昂溪文化也被载入《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昂昂溪遗址是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代表遗址之一。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此发掘，后有多国考古学家来此发掘，从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用于渔猎的压制石器和骨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5000-6000年。此遗址有助于研究黑龙江省石器时代文化及东北地区远古历史。昂昂溪一带的五福、滕家港子、莫古气、额拉苏、红旗营子、南岗子、特力莫、后五家子、大阿拉街、小三间房等地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群体。

一、旧石器时代的主要器物

昂昂溪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应为大兴屯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出土的石制品种类有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砍斫器、石核及石片等。制造石制品的原料均来自附近河流的砾石层，以玉髓、玛瑙、燧石、砾石、蛋白石为主，火成岩、石英岩等。该地点出土的尖状器略多，从型制和刃部可分为三棱、扁尖等两种。扁尖尖状器加工制作得比较精细，背部布满石片疤，经精细修琢，边缘部位二次加工比较匀称，刃缘使用磨损程度较严重，两侧刃崩有许多小豁口，左右边刃前端相交，生成一个扁尖刀，尖刃中间有两个不大明显的小短脊。

昂昂溪大兴屯出土的旧石器文化传统与华北旧石器文化关系密切。打制石器与山西下川（距今23000年）、薛关（距今13000年）、河北虎头梁（距今11000年）的旧石器文化传统基本一致。昂昂溪旧石器文化正是这一支文化延续。

二、细石器时代的主要器物

通常人们将细石器称之为“中石器”。所谓的中石器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和阶段。这一时期在漫长的石器加工制造业中是非常短暂的，其跨越时间大约在3000-4000千年之间。细石器作为一种特殊工艺、特殊用途的产品，数千年来在昂昂溪以及嫩江流域和其他临近地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甚至在东北黑龙江境内的青铜时代遗址及墓葬中还可以见到一些细石器的残余。

细石器是随着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没有早期复合工具的发明，也就没有为镶嵌使用的细石器出现，两者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细石器虽然也是复合工具，但和最初的复合工具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从昂昂溪磨制石器的形态及种类观察，主要有斧、锛、磨盘、磨棒、磨饼、环状石器等器型。

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原始人类学会制陶和烧陶，是长期劳动和生产实践的结果。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昂昂溪原始居民在加工磨制石器、骨器、冶玉和制陶等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原始的制陶工业中，了解并掌握了一些制陶和烧陶的先进技术，而且根据人类生活的需求，由原来的灶坑式小规模生产发展到了使用陶窑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从而使陶器型制逐渐多样化、规整化和序列化。这个阶段的陶器制品在制坯、造型、火候和纹饰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并且在陶器口沿出现了以鱼鹰为题材的雕塑装饰。这是陶器制品达到顶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图一，图二）

四、昂昂溪古文化遗址的保护方式

昂昂溪古文化遗址是远古先民遗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古遗址、文物古迹的重视程度有所改变，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如何搞好市场经济而忽略了文化的提高，也渐渐忽略了古文化的传承和保护。2013年到2015年期间多次去昂昂溪考察实习，发现当地人们（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于古文化的重视程度很低，还有很多当地人不清楚自己家乡是北方渔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就更不知道一些具体的遗址地点。所以，对于文化知识的提高和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都是迫在眉睫要去做的事。

对于古文化遗址的保护，我们更要采取两种方式，—方面是宣传、修缮，建设大型博物馆，运用高科技防腐技术，使古文化遗址得以保存更久。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建立古文化遗址的数字化档案，利用虚拟现实手段对古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对于数字化技术的认识和利用，我们要敢于尝试，突破传统观念的局限，让其更好地为我们所使用。

1.提高宣传力度

认识古遗址的重要性，提高古遗址保护意识，才能把保护工作做好。这就要靠宣传，宣传古遗址保护的意义，宣传古遗址工作的性质，宣传古遗址的政策法令，努力提高群众对古遗址保护意识，人人争做文物保护者，只有让群众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才能更好地保护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址。

2.强制的保护手段

以法律武器来要求人们保护古遗址。深入贯彻文物的政策法令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容易使群众接受的宣传形式和方法，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保护古文化遗址意识。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法令相结合，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遗址保护管理网。

3.数字化技术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改变传统的古文化遗址保护方式，推动新的古文化遗址保护进程，数字化技术正走上历史的舞台。有专家认为，将古文化遗址放在虚拟的数字空间，改变了传统古文化遗址的保护方式，其先进的信息采集、处理与传播手段，在文化保护上带来的不只是福音，而是一个更强大的文化保护系统。

（1）数字化技术拓宽了古文化遗址的开发途径

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可以大大拓展古文化遗址保护开发的表现形式，能使人们加深对它的直观印象。对古文化遗址中过去的故事、当前的现状、未来可能出现的事件进行虚拟展示和演绎，虚拟现实不但能够满足真实的古文物的展示，而且能充分表达出古文化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如果在景区或者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研发一些虚拟场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让人们主动参与，利用交互技术，形成互动，则会大大激发人们的兴趣。使人们能自行产生保护古文化遗址的情感，从而自觉地做出保护古文化遗址的行为。

（2）数字化技术促使古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共赢

数字化技术使古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联系更加紧密，日趋融为一体。作为数字化技术集成的虚拟现实，是古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日趋融为一体的集中表现。虚拟还原、复制文物古迹，有助于文物修复、保护与保存，而这就是一种文物古迹的数字化开发，为了修复、保护与保存而虚拟还原的文物古迹本身就是虚拟的产品，属于开发的内容。在古文化遗址的虚拟化陈列展中，—方面是对古遗址进行保护，另—方面也是对古文化遗址的虚拟开发。这些虚拟产品的开发利用，基本满足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同时不会破坏原有的文物古迹，这本身又是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因此，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充分使古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融为一体，可以使古文化遗址真正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五、结语

4.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四

关键词：工业遗址文化；城市景观设计；隐性价值

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有着十分丰富的工业资源，有着十分悠久的工业历史。东北地区很多大型的工业遗址，这些工业遗址曾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济转型以及城市发展，东北工业遗址城市建设中可借助公共艺术景观设计来塑造城市形象，形成历史记忆，将工业遗址建设成为公共景观，能够让工业遗址的保护以及城市的完善建设完美结合，通过塑造“场所精神”使人们在城市公共环境中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影响和熏陶，从而体现环境对人的隐性教育价值。

1工业遗址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景观建设的意义

和普通的城市公共艺术景观相比，以工业遗址文化为主题建设城市公共景观通常是在废弃的工业生产地基上，这是一种将历史与文化内涵赋予其中的景观建设。将工业遗址文化作为城市公共艺术景观建设的主题，通过工业遗址空间中公共艺术与其背景环境共同营造特定场所，给人们从物质到精神均留存城市文化意象，形成历史记忆，通过记忆可以使城市文化和城市居民找到脉络和归属，能够对东北地区的工业历史与生产文明进行保护与传承。同时还起到了延续城市工业生产文明的作用。在原始工业遗址上建设工程景观，对场地中的工业设备和设计进行改进或保留，为城市居民提供可以游玩、休憩和观察的公共艺术景观，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与延续了工业文明。

2工业遗址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景观建设现状

5.平遥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篇五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高尔夫）李超楠 学号：1323151012 指导老师：杨文棋

摘要：平遥古城是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平遥古城是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 基于文化资源的文化经济模式，保护与发展文化遗产，并结合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对策。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供世人观赏、研究与利用，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仍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平遥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旅游业

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似乎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一方面每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都有其各自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因而保护工作便成为第一要务。而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而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成为众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但是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导致了人类的过度活动，有可能会造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加之，不少地方为更多地吸引游客，追求更高的票房价值，在遗产地制造大量假古建、人工景点和服务设施，对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如何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开发和谐地统一起来，使之步人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便成为一个世界性命题。尽管世界各遗产地对此进行了不同的探索，且不乏成功的范例，但是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差异，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认真探讨，自主创新。

一、平遥古城是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城镇不同于一般城镇,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是人类的历史见证和文明结晶,主要用于生产精神产品,丰富人类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城镇在历史上是区域性经济或政治、文化中心,而现在又是人类的精神生产中心。从市场经济角度,精神生产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开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生产不同系列、不同层次的精神产品,同样存在生产与消费、文化与资源、产品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明确这种关系,就可以建立城镇历史文化与市场的联系纽带,为历史文化保护的市场运作指明方向。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一公元前782年)，据明代史料载，平遥古称陶，周宣王时，大将尹吉甫率师北伐猃狁，至于太原，师次于此，遂增城筑台，教士讲武，古陶城成为周王朝坚固的北方屏障。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沧桑岁月中，平遥历来都为中国北方重镇，其历史久远，遗存丰富。现在境内尚存地面古建筑、古遗存270余处，99处被列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尤其是平遥古城的完整保存，更为世界所惊羡。平遥古城作为古县治所在地，曾几易其址，北魏时县城迁址至此，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存古城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扩建以来，630多年间多次经历战火与**的洗劫，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历经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冲击，然而也未对古城造成较大的破坏，仍然保存了完整的古城墙、古民居、古街巷、古店铺、古庙宇。古城墙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登临其上顿觉胸襟豁然，既可观赏明代完整的城防工程，又可领略古城内成片明清建筑的韵律美和古城外田园阡陌绿树的自然美。古城内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青石铺路，古韵犹存；4000处古民居、300座古店铺错落有致，风貌依旧，古气盎然；左道观右寺庙、左城隍右县衙，儒释道三教并存，布局井然；老票号“日升昌”端庄静谧，蕴藏厚重，为中国近代银行业鼻祖；镇国寺保存有五代时期木结构建筑万佛殿，宏伟壮观，别具匠心，为国内仅存；双林寺更是“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彩塑作品惊世骇俗，与敦煌壁画齐名。正如国内著名专家阮仪三教授所说：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县城的原形，是这一时期汉民族中原地区县城建筑体系的典型代表和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宏大载体。平遥古城还曾经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创始地，晋商文化的发祥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中指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政治、文化、社会、宗教及经济发展的完整画卷。”

二、基于文化资源的文化经济模式

文化经济是以文化资源为依托的经济发展形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需要文化来支撑,保护文化遗产与保护城镇的文化环境需要经济来支持,两者相辅相成。以古城文化为依托发展文化经济,是被国内外实践所证明了的成功的古城可持续发展模式,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中国的江苏周庄。萨尔斯堡城镇人口8000人,年接待游客640万人,平均每位居民需要为400位游客提供服务,每个人都是导游,人均收入2000美元,经济持续发展,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国外对历史古城的发展有两种方法:一是完整保持古代城镇原貌,再现昔日历史情景。如美国的威廉斯堡,保持11世纪独立前的城镇布局建筑形式,城郊地区保留着那个世纪的风车、磨场、农舍、麦仓,古城服务人员、导游、马车夫、官府侍从都穿着古代的服装。古城的两端外围专门开辟一片商业区,利用旧时建筑,保持风貌协调,内部设施现代化,出售各类旅游用品。法国录柯洛和斯特拉斯堡等所有传统建筑原样不动,保持原有风貌,部分房屋设施内部现代化,开设旅馆;二是保持古城特色,展示传统风格,以意大利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为代表,保持历史遗存原貌,也不排斥现代生活的介入。这两种方式从环境开发角度来看,前者属于分离型开发,本地居民居住与旅游观光地区分离;后者属于融合型开发,居民生活与旅游观光共存,把当地人拥有的优秀文化和产业的诸要素如习俗、产业、土特产品、庙会、祭祀活动、传统艺术表演等组合起来,开发出市民表演地区文化传统而且游客能亲身体验的交流场所、设施。从平遥古城的现实来看,第二种发展模式比较合适,人口迁移不等于把它变成一座空城,专门发展旅游,只是降低到一个合适的密度,既不影响古城生活气息与活力,又不会给古城带来环境压力。

对于平遥古城来说,既不破坏古城又要发展经济,寻找古城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古城文化为依托发展文化经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大众的文化观光旅游和古代生活体验———文化旅游;(2)面向学生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修学旅游、知识旅游;(3)面向相关专业的研究、教育、考察和教学实习基地;(4)发展地方工艺品产业;(5)发展地方土特产加工业和零售业、餐饮业、娱乐业;(6)发展特色交通运输业:马车、骡车、人力三轮车、抬轿子等;(7)繁荣古玩市场。为了保持古城的完整与文化的真实性,要尽可能恢复古城原有的空间格局,已经拆迁的遗址、遗迹要立碑说明,主要道路恢复石板路,电线下埋。

三、保护与发展文化遗产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

平遥古城于1986年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l2月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在申报之初，平遥古城尽管风貌犹存，但由于年久失修，自然毁损、风雨剥蚀和人为毁坏，古城内许多古建筑处于一种濒危境地。正是以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为契机，十年来县委县政府动员群众，全举县之力，聚八方之财，在省、市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郑孝燮、阮仪

三、王景慧等知名专家的帮助指导下，自力更生、自我加压、艰苦奋斗，坚持“保护为先、适度开发、综合整治、协调发展”的方针，展开了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工作。制定古城保护规划科学的保护规划，既是遗产保护的决策依据，也是保护工作实施的法律依据。平遥县政府坚持保护为重，规划先行。

政府主导，一是组建成立全省旅游行业首家股份制企业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是门票管理体制的改革，实施古城景区门票一票制，大大加快了平遥古城由社区向景区的转变过程；三是组建成立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形成了旅游业政府主导，民营、股份齐头并进的局面；四是通过打包整合旅游资源，开发多层次的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业向农村的延伸与辐射。全县14个乡镇中，将有11个乡镇的30多万农民从中受益；五是为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营造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环境，遵循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发展要素，不断加快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四、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对策

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等四方面的内容。不同城镇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对策不同。对于平遥古城来说,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不可能再次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如何保持平遥古城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是古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古城保护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资金压力,没有经济支持很难实现古城保护以及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建立企业化的运行机制以及政策调控、政府监督、法律约束、规划设计控制的驱动机制,加强管理,保证古城文化经济企业化运行过程中历史文化的有效保护,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破坏行为。明确发展目标。以古城文化为依托,以旅游经济为龙头,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品牌,以明清文化旅游城为目标,以旅游、居住、商贸、传统工艺品产业为主导功能,力争成为晋中地区旅游中心城镇、山西省旅游中心之

一、国家级旅游精品之一的国际性旅游城镇。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基于文化资源的精神生产与精神产品,由于本地消费市场的有限性,要发挥其经济功能,发展旅游业是最好的途径。通过旅游路线的组织和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消费,实现经济效益,为古城保护注入资金。在具体操作上需要行之有效的环境、活动、设施、市场开发、人才培养和融资等各方面的对策。要特别重视城墙外围预留一定宽度的绿化空间,建成融文化、绿化与水系一体化的环城公园,这是被国内外实践所证明了的成功的方法。

市场经济下,如何建立城镇历史文化传统保护机制,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显得非常迫切,计划经济下政府全权负责保护的机制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十分被动,必须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正确认识城镇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价值和发展潜能,使之成为历史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而不是包袱,这一点尤为重要。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冲突。对于文化遗产应该实行积极有效的保护与适度开发，通过积极保护可保持文化遗产的延续，通过适度开发，又可较好地推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可持续利用。平遥对于文化遗产坚持积极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消极的保守性保护，坚持适度开发，而不是闭锁式欣赏。在现实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是开发文化遗产经济学价值的优先选择方式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开发，平遥已经注意到防止遗产地在旅游开放中的过度商业化倾向。现在在一些旅游区的过度商业开发已经成为一大弊端。浓厚的现代商业味，对传统文化和各自的特色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独特的特色文化正在淡化、变味或者消失，代之而来的是雷同的、庸俗的现代商业气息。在历史文化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重在挖掘该遗产特有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价值。结语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仍然任重而道远。平遥古城的保护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远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工作空间还很大，而且越到后来工作越有难度。旅游业尽管已有较好的发展，但整体上尚处于开发期，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旅游经济量与文化遗产的品牌还不适应，还需要加大力度。新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发现，有待于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不适时机地去发掘、整理、开发、利用。另外，尽管平遥漆器的大漆工艺已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还有许多蕴藏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发扬。文化的出路在于走出象牙塔，与经济相联姻，创建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但平遥文化产业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于获得重大突破。总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尚待研究解决，但是归根结底，文化遗产重在保护，要寓利用于保护之中，没有永久性保护，便没有可持续利用。我们的目标在于取得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造福人类，造福后人。

参考文献

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OO2．平遥古城志[M]．北京：中华书局，2OO2．平遥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古代遗址与现代经济发展议论文 篇六

近日，据新闻报道，西安某地抗日遗址要被拆除，建造新的娱乐中心。就此，人们议论纷纷，大约可分为两派，赞成和反对。

大部分人是反对的，因这是片承载过屈辱，见证过暴行的建筑。日本人面对如山的铁证仍然不愿意谢罪和赔偿，如果这样一个无法抵赖的证据忽然被抹去，他们在梦里也会笑出声来的。

有人因此感叹，说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遗址是见证历史事件的证据，更有的是国耻的证明，拆了它们等于毁灭这些证据，遗忘历史。这样的说法，引起了行商之人的不满，他们认为拆除遗迹并不是要遗忘历史，正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我们才更要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历史终究已成为历史，我们并不能只停留于过去，要向未来看齐，做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事，为人民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对此，我的看法是，在不伤害遗址原貌的情况下，对遗址进行整修。如果说对危房旧楼的拆除是一种推陈出新，对名人故居，历史遗迹的.拆除是一种富国强兵的方式。那么，我认为，拆除遗址，无疑是一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自虐行为，从中暴露出的拆迁乱象是何其的触目惊心。

对拆迁者而言，他们的理由无不冠冕堂皇。都是什么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那些遗址的存在妨碍了他们的利益——肯定是经济利益，还有其他的一些利益。只要挡了他们利益的道，什么“人民耻辱的见证”，“民国文化遗产”，“如此重大具有极高价值的原始文明场所”。统统都要毫不留情的用推土机对付。所以，这并不是健不健忘的问题，而是谁的利益优先的问题。那些笃定要从拆迁中获益的人的利益，显然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不是天然一致的。而一旦他们认为必要，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不惜以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来确保自己的利益。

其实，那些历史遗址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到经济的发展。如果加以整修，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把那些历史遗迹都变成文明景点的话，我相信其中的商机绝不会低于什么娱乐中心，商业中心的。

我不相信有什么所谓的娱乐场所所带来的收益，会超过这种历史的价值。更何况这种价值是可以贩售的，是会带来超出我们想象的利润。因为全世界的消费场所不都一样嘛，今天就算你盖了一个全亚洲最大最豪华的娱乐中心，很快的，明天又有人超过你。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个道理。

7.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七

关键词：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城市化

0 引言

中华民族走过了5000年的历史进程, 经历漫长岁月, 许多历史遗址遗留至今, 记载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由发展到兴盛, 再到更替的历史遗址就成为我们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最有价值的物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沉睡千年的遗址被陆续唤醒。但是, 遗憾的是被唤醒的遗址并不是在这城市化的快车道上顺应时代潮流迎来新生, 而是大部分都泯灭在了城市化的洪流当中。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以及令人瞩目的GDP。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27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7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虽然看起来遗址数量很多, 而且其中还有很多举世闻名的大遗址。但是这么多的遗址中真正能得到有力保护的遗址却寥寥无几。绝大部分的遗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都遭到了各种原因, 不同程度的破坏。例如天津的辛亥革命遗址在城市化进程中仅十年就有七处消失, 如今仅存四处[2]。这是一组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而拆除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遗址都处于商业区的黄金地段, 如果将这些遗址拆除而改造成商业区将会对GDP有极大拉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天津辛亥革命遗址如今被破坏殆尽的现状。而改造前的大明宫遗址也是乱象丛生。

1 唐大明宫遗址的概况

唐大明宫是举世闻名的唐长安城“三大内” (大明宫, 太极宫, 兴庆宫) 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 地处长安城北部禁苑中的龙首塬上, 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 平面略呈梯形, 占地面积约3.2平方公里。原宫墙周长为7.6公里, 四面共有门11座, 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遗址有40余处。大明宫南部为前朝, 自南向北由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为中心组成;北部的内廷中心为太液池[3]。

2 改造前的大明宫遗址现状

改造以前的大明宫遗址也和其他的遗址差不了多少。大明宫遗址正处于西安市的“道北”地区, 这一带在治理以前是西安有名的脏、乱、差地区, 也是社会治安最乱的地区。而且当时遗址区内除了大华纱厂之外全都是棚户区, 因此乱搭乱建现象非常严重。甚至有人在遗址上取土建房, 在大殿遗址上搭建凉棚。而唐代皇宫中的太液池, 也在这片棚户区中被人们当成了垃圾场。可见当时对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几乎没有。然而就是曾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的遗址区, 在后来的遗址保护试点中成为了全国遗址保护的典范工程。

3 唐大明宫遗址的发展定位及总体思路

发展定位:以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和展示盛唐文化为特色, 建设集文化、旅游、商贸、居住、休闲服务为一体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城市新区。[5]

总体思路:以文化大策划和超前规划为先导, 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带动, 以组织大型城市运营商参与土地一级开发为主导, 以“整体拆迁、整体建设”[6]为保障, 以改善区域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城市品质为宗旨, 努力建设人文、活力、和谐西安的示范新区, 探索大遗址带动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开辟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新路径, 积累城市整体拆迁与开发建设的新经验。

唐大明宫遗址的规划格局

在空间形态上形成“一心两翼三圈六区”的基本格局:

一心: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两翼:以火车站北广场为轴心, 沿陇海线形成东西两大城市改造板块;

三圈:形成未央路、太华路、北二环三个商业圈;

六区:规划建设文化旅游区、商贸服务区、商务核心区、改造示范区、中央居住区、集中安置区等六个功能区。[7]

4 大明宫遗址保护模式的探讨

“一心两翼三圈六区”模式以唐大明宫遗址这“一心”为依托, 拉大了城市骨架, 且形成以“一心”为中心的三个商圈, 使得遗址保护真正与城市化的经济贸易发展相结合[9]。并且真正做到了核心保护区无商业活动, 核心保护区无居民住宅, 核心保护区带动周边发展[10]。

唐大明宫遗址之所以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的越来越好, 正是因为他把握住了城市化与遗址保护相统一的地方, 因此相互借鉴相互助推, 最终成就了遗址保护的典范。

(1) 大明宫遗址利用大型企业为投资商, 借助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优势改造自己, 升级自己;例如可以将万达、开元、民生等企业引进遗址区商圈。利用企业进驻带来的资金, 对遗址核心保护区进行保护, 建造遗址保护公园[11]。从而解决了当前遗址保护缺乏资金的现状。

(2) 大明宫遗址还将原本被“夹”在居民区中的零散历史遗址, 进行整合。将居民区进行大面积改造, 迁出遗址保护区, 安置到商圈周围的集中安置区。不仅使遗址保护区彻底的与居民区分隔开来, 还对周边商圈的提升产生巨大作用。随着商圈人气的提升, 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12]。从而更有利于遗址保护区的持续运营。

(3) 将遗址保护与文化旅游、商业开发相结合。遗址区内划分出了界限分明的遗址区和商业区[13], 借助遗址的知名度和潜在旅游购买力, 带动了遗址商业区的兴盛。这一举措不但使遗址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被吞没, 还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为对遗址的再开发进行了又一轮的资本积累。使遗址保护能够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走的更远。

(4) 注重园林的绿化, 将生态保护与遗址保护相结合。由于城市中绿洲缺乏, 森林覆盖率低, 导致城市环境恶化。而大规模的遗址公园中, 绿树成荫, 充当了城市“制氧机”的功能, 对美化城市环境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用[14]。而这一作用正是城市化中的城市所最为需要的。

(5) 将遗址公园的一部分对公众免费开放, 使遗址公园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好去处。提高遗址公园的公众知名度, 使遗址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处场所。

因此, 笔者个人认为大明宫遗址保护模式正是利用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改造后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优美的环境, 浓郁的文化氛围, 吸引来了一大批高端住宅小区的环绕;而三圈正是利用周边住宅区密集, 市场潜力巨大吸引企业进驻、投资;有了企业投资, 使得保护区迅速围绕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这一核心建立起了一系列配套设施, 带动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当地环境的改善, 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提高, 更是提高了遗址区的知名度。从而使大明宫遗址保护模式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而且由遗址带动经济发展也解决的遗址保护只投资无回报的情况, 为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8.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八

[关键词]大遗址；城市；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01-06

大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由其遗存本体与其紧密相关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文化遗迹，承载着我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具有遗存丰富、文化信息量大、历史地位不可替代、价值不可再生、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等基本特征。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文化资源日益成为城市的战略性资源，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核心。遗址文化产业以及其衍生产业，正在成为后现代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遗址保护与城市的和谐发展，为我国目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我国大遗址保护的模式

目前我国的遗址保护已经从对遗址本体的保护转变到对大遗址及大遗址片区的保护，保护区域不断扩大，保护内容也从文物本身转到对区域环境，乃至区域居民的整体保护发展。大遗址整体保护与利用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遗址公园；二是将遗址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旅游景区；三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森林公园；四是将遗址保护与现代农业园区结合，建成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等。局部保护与利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部分遗址建成遗址展示区，二是将部分遗址建成遗址博物馆。但无论是整体保护方式还是局部保护方式，从总体上对城市空间的绿化及生态城市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遗址公园模式

以城市的整体或局部遗址为主体，包括古代城市中遗存下来有代表性或特殊纪念价值的城市组成部分，如城垣、城隍、园林、宫室、陵寝、道路等相关设施，遗址数量大，保护情况较好，具有—定历史价值，往往以公园的形式整体性地保留，进行保护展示与开发。这类遗址公园一般占地规模较大，除保护遗址本体外，重点对遗址周边进行环境整治，实施大面积绿化。这种保护模式对于城市水土保持、空气净化、气候调节、减少噪音、增加鸟类栖息地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但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开放式的观赏、休闲和娱乐空间，实现了城市发展与遗址保护的有机结合，对于城市空间生态的改善与文化空间的再造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而真正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甚至成为城市重要的文化品牌，对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典型的如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安城墙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等。这些遗址公园都位于现代城市的建成区内，其大面积的绿化空间、文化休闲空间，对生态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点亮”作用。

（二）遗址文化区模式

在大遗址的保护范围之外或近边依照历史的原貌，借助于现代技术科学地复原历史场景，对遗址进行绿化，使人们从现实与远古历史文化遗址的鲜明对比中体会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西安曲江文化新区，通过设立国家级文化新区，将该区域的大雁塔遗址、曲江池遗址、大唐芙蓉园遗址、唐城墙遗址、寒窑公园、秦二世陵、杜陵等众多历史文化遗址，统一保护与重建，带动了周边环境的改造与绿化。众多的遗址文化区，不仅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休闲区域，而且兼具旅游功能，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了城市形象。

（三）遗址旅游区模式

这类遗址本身就处于风景名胜区之中，遗址区作为旅游景区的一个景点，通过对遗址的严格保护与展示，将其融入风景区开发建设中。通过保护和利用现状自然生态环境，逐步开发周围丰富的风景、文物旅游资源，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形成高品质的集自然、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环境。例如，西安的华清池遗址拥有丰富的古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利用其自然、人文资源，综合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形成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现代文化表演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成为城市的一个文化品牌和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空间。

（四）遗址森林公园模式

遗址森林公园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区的遗址区，遗址规模较大，主要以墓葬区为主，具有一定的植被生态条件，适合营造森林景观。遗址森林公园模式，将遗址的保护与城市森林建设相结合，不仅防止了遗址区的水土流失，又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对于形成城市生态基质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遗址历史文化氛围的进一步形成。如西安近郊的杜陵万亩森林公园，邯郸近郊的赵王陵森林公园，都是在查清陵墓的建筑规模及文物遗存情况的前提下，从陵区生态林建设人手，实现大面积的森林覆盖，提高了城市的森林覆盖率，为生态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遗址展示区模式

对已发掘的大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各种方式的原址保护和展示项目，主要有露天保护展示、设施围护、原址回填、地表模拟展示、厅棚保护、遗址砌护展示、重建等方式，如半坡遗址部分房址、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遗址保护展示区既能直接感受遗址的部分风貌，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教育作用，已成为地方旅游业的重要景点。

（六）遗址博物馆模式

将遗址区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通过博物馆来展示空间形象与意境，达到感受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目的。国内典型的遗址博物馆，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都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景点。

二、大遗址区居民生产生活现状的典型调查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都城，历史遗迹众多，是《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大遗址重点片区。其中，周沣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等四大遗址历史文物价值至高。目前，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这些大遗址都已经进入西安建成区内（见图1）。除周沣镐遗址保护尚处于自然状态外，其他三大遗址中，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已经完成，秦阿房宫遗址保护规划已经完成，遗址公园建设已经开始，汉长安城遗址核心区正在进行申遗工作。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遗址区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及遗址保护意愿，2013年3月6日至16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繁荣背景下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机制研究”课题组选择了中国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遗迹最为丰富、文化含量最高、最具典型性的汉长安城遗址区进行了人户调查。汉长安城遗址核心区36平方公里，遗址保护区总面积65平方公里，占西安四大遗址保护区总面积108平方公里的60%，占到未央区全区的1/4，内有村子54个，人口6万余人。课题组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到东席村、西席村、曹家堡、吴高墙、相家巷、六村堡等30多个村子就遗址区居民生活状态以及对遗址保护、区域发展、搬迁的态度等进行了入户抽样问卷调查，并通过访谈的形式，对部分村民进行了深度调查。本次人户调查共访问了344P居民，调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遗址区目前的发展现状。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我们从经济、社会、环境、对搬迁的态度以及对遗址保护态度五个方面，对汉长安城遗址区居民生产生活状态进行综合评估。

（一）经济方面

受访者家庭及就业状况。平均每个受访家庭有4.86口人，其中，具有非农户口的0.46人，目前在上班（从事非农工作）的2L，由此表明，遗址区99%以上的居民仍然是农民身份，就业率仅为41.2%。受访者中48.8%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学历的占25.9%，大专的占5.8%，本科以上的仅占3.8%。可以看出，汉长安城遗址区居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与该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极不相称。

遗址区居民主要为农民、个体经营者、临时工、工人。25.6%的受访者无收入，他们主要是老人和妇女。25.3%的受访者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2000元，他们主要是临时工和普通工人。76.5%的受访者是在区内上班，21.5%的受访者是在区外市内上班。可见汉长安城遗址区居民就业状况不佳，无业和临时工居多，且收入偏低。遗址保护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影响极其严重。

受访者家庭年收吏情况。受访家庭平均每月收入7540.625元，平均每月支出2651.599元。工资性收入与房屋出租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生活费支出和教育支出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按家庭人口平均，遗址区居民人均月收入仅1551.6元，远低于未央区其他区域的收入水平。45.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一般，30.2%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紧张，23.8%的受访者认为经济较宽裕。由此可以看出，汉长安城遗址区居民收入普遍偏低，经济较为紧张。

（二）环境方面

受访者住房面积。35.5%的受访家庭住房面积为200平方米至400平方米，人均41.15平方米至82.3平方米；31.4%的家庭住房面积为400平方米以上，人均82.3平方米以上。可见遗址区家庭以及人均住房面积较大。

受访者对居住环境的整体评价为：5.52%的受访者评价很好，37.5%的受访者评价较好，45.64%的受访者评价一般，8.14%的受访者评价较差，5.52%的村民评价很差。可见遗址区大部分村民对居住地总体评价还算满意。受访者对具体环境指标的评价为：

对于市政设施，41%的受访者评价一般，认为市政设施不够完备的比认为完备的要多1.4%，说明市政设施不够完备。

对于环境卫生，30.8%的受访者评价一般，认为环境卫生干净的比认为较差的要多2.8%，说明环境卫生状况一般。

对于道路交通，30.8%的受访者评价一般，认为交通不够顺畅的比认为顺畅的要多14%，可见村子交通较为拥挤。

对于治安状况，69.5%的受访者评价一般及以上，30.5%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治安状况不太好。

（三）生活满意度

在日常生活方面，72.97%的受访者认为买菜购物还算方便，仅27.31%的受访者认为买菜购物不便；53.5%的受访者认为邻里关系较为密切，23.3%的受访者认为一般，23.2%的受访者认为邻里关系比较疏远。

在精神面貌方面，46.2%的受访者认为遗址区村民较为勤劳，也有22.7%的受访者认为遗址区村民较为懒隋。

在村子管理方面，30.8%的受访者认为村子管理较为规范，39%的受访者认为村里规范程度一般，30.8%的受访人认为村子管理不规范，比较凌乱；26.2%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活动较多，29.4%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活动一般，44.5%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活动较少。

（四）对搬迁的态度

受访者是否愿意搬迁。仅有6.1%的受访者非常愿意搬迁，22.67%的受访者比较愿意搬迁，12.5%的受访者态度保持中立，19.77%的受访者不太愿意搬迁，33.1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愿意搬迁，5.81%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总体看，5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搬迁，仅有28.77%的受访者有搬迁意愿。19.48%的受访者认为搬迁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很大，40.99%的受访者认为影响较大，只有2.33%的受访者觉得没什么影响。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作就业、生活质量，这两项均超过50%，其次是精神心理、邻里关系、子女教育、角色转换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搬迁过程中关注的主要问题。对补偿标准和拆迁安置措施关注的比例分别占82.27%和66.57%；对拆迁后的生活关注比例占54.94%，其中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关注比例为48.26%，其次是工作就业、何时搬进新居、新房居住条件等。

受访者中选择需要政府提供就业岗位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占55.8%，需要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占37.2%，需要财政金融支持的占34.88%，需要产业项目带动的占18.9%，选择其他的占6.1%。可见，遗址区居民认为拆迁会影响到工作，最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地方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培训，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完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

（五）对遗址保护的态度

对遗址保护的了解认知程度。52.03%的受访者对汉长安城遗址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况、相关知识、含义不太了解，37.21%的受访者比较了解，6.1%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4.65%的受访者非常了解。

受访者对遗址保护的态度。71.8%的受访者认为遗址保护是有必要的，15.1%的受访者认为无所谓，只有5.2%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遗址保护和改造。48.5%的受访者认为遗址保护限制了汉长安城遗址区域的发展，63.4%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产生活影响到了遗址保护工作，43.31%的受访者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的前景比较乐观，8.72%的受访者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前景非常乐观。

受访者认为遗址保护的主要目的。66%的受访者认为遗址保护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文物古迹，43.9%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41.6%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改善区域环境，38.1%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发展旅游业，34.6%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传承历史文化，22.1%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美化城市风景，18.3%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促进区域发展，16.3%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10.5%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便于城市管理。

对于遗址区域开发的主要关注。78.2%的受访者关注搬迁群众的安置工作，60.5%的受访者关注政策是否透明、公平，42.4%的受访者关注申遗区的征地搬迁，34.3%的受访者关注遗址区经济发展，25.3%的受访者关注申遗区居民情绪，24.4%的受访者关注遗址区公共服务设施能否改善，24.1%的受访者关注绿化与环境整治，18.3%的受访者关注历史文化古迹的保存，15.1%的受访者关注保护区发展规划，10.8%的受访者关注保护区建筑风格。

受访者对遗址保护的评价。关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2.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23%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满意，3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17.2%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意，11.6%的受访者不满意，11.3%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对于西安整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只有4.9%的受访者认为很好，34.6%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好，30.2%的受访者认为一般，13.7%的受访者认为不太好，2.6%的受访者认为很差，14%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

受访者认为遗址保护面临的问题。47.7%的受访者认为汉长安城遗址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混乱，40.7%的受访者认为保护宣传力度不够，36.6%的受访者认为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29.9%的受访者认为环境管控不力，26.2%的受访者认为缺乏资金，24.4%的受访者认为基础设施不完善，15.7%的受访者认为缺乏科学规划。14.2%的受访者认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可见管理不到位、保护宣传力度不够、环境管控不力已成为汉长安城遗址保护的三大主要问题。

受访者的参与意愿。16.28%的受访者非常希望参与遗址保护工作，54.07%的受访者希望参与遗址保护工作，16.28%的受访者表示不—定参与，10.17%的受访者没有明确表示，仅有3.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肯定不会参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25%的受访者更希望通过公益活动方式参与，22.7%受访者更希望通过旅游服务方式参与，16.6%的受访者希望通过环境保护方式参与。可见，汉长安城遗址区村民对遗址保护工作的参与意愿很高。

（六）对遗址保护工作的建议

1.在遗址保护过程中，尽量不要异地安置，希望能够参与遗址保护与开发工作。可以通过成立公司，村民以入股形式参与遗址保护与后期的旅游发展。

2.希望政府加大对大遗址保护、补偿安置、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保证公平公正。

3.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或成立专门机构对外筹集大遗址保护资金，以拓宽大遗址保护的资金渠道，吸引社会各方面资金参与大遗址保护与开发。

4.希望进一步关注遗址区老弱病残的社会保障问题，关注年轻人的就业创业扶持问题，加强职业培训或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5.希望提高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给予遗址区村民更多实惠。

三、构建遗址保护与城市和谐发展的机制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与大遗址所在地的居民生存、经济发展与大遗址保护、利用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日益凸显，并由于体制、机制的缺失和司法、执法的困难，更由于错综复杂的多重利益关系，使大遗址保护面临着较大的困境。通过对西安汉长安城大遗址的实地调研，结合国内外大遗址现有保护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和谐发展，必须从以下六个方面构建长效机制。

（一）超前谋划，构建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的前期研究机制

通过组织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建立沟通和理解渠道，促使对大遗址保护模式达成共识。其基本流程为：确立大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对大遗址区域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构建大遗址区域的复原想象，对国内外遗址公园进行比较研究，科学界定大遗址的空间范围，与政府、文物部门、开发商达成共识，为后期的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模式的选择奠定基础，以避免开发过程中的争论和分歧。

（二）因地制宜，构建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的利益共享机制

针对大遗址区生产生活现状，以及城市化加速扩张的现实需求，保护和利用好大遗址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必须进一步充实丰富、创新、提升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从城市和谐发展与搞活整个大遗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充分考虑大遗址区居民的发展意愿，谋划和确定大遗址区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定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城市地域规划，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科学确定大遗址保护模式，构建遗址区与城市和谐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

（三）管理创新，构建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的体制机制

目前大遗址保护过程中存在着多头管理、经费短缺、人力不足等问题。从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来看，特区模式可以保障专项政策的实施，这对于构建大遗址保护和充分利用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考虑借鉴开发区的管理模式，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实现对大遗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并运用市场手段，通过市场机制对各种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以凝聚大遗址区域发展的合力。在具体实施中，可以考虑根据各大遗址的不同情况与特点，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推进。

（四）关注民生，构建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的以人为本机制

从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现状看，遗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实现遗址区发展与城市的同步和谐发展，是新时期城市化发展的新要求。因此，从城市发展全局考虑，选择和确定大遗址保护模式，必须统筹考虑安排遗址区的居民生产生活。应将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建设紧密结合，促进遗址保护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的互动发展。将遗址本体的保护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改善相结合，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尊重历史，构建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的空间共融机制

在充分尊重历史传统的前提下，将大遗址保护融入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框架内，并通过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合理确定绝对保护区、控制建设区和环境协调区，促进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融合。绝对保护区应禁止建设，应进行原始保护、修旧如旧；控制建设区应控制建筑的性质、体量、高度、色彩及形式；环境协调区要保护自然地形地貌。对于历史街区，要坚持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要根据当地具体社会经济状况，充分听取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意见，采取循序渐进的、注重差异化和分散化的更新模式。

（六）多元协同，构建遗址保护与城市再造的融资保障机制

资金短缺，土地性质不明，是目前大遗址保护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大遗址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其本身不是产品，但经过开发，成为供人们观赏或消费的展览品、人文景观和文化信息时，就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商品了。因此，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不断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实现大遗址资源的开发利用由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转变。通过不断提高大遗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大遗址产业化发展，以实现大遗址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并通过后续的努力，使大遗址文化资源、管理经营人才、资金向高效益行业集中，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行业，真正把大遗址产业变成竞争力强、关联性高、效益好的现代文化产业，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1]裴成荣国际化大都市特色研究一以西安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99—223

[2]冉淑青，裴成荣，张馨.国内外大遗址保护的经验借鉴与启示[J].人文杂志，2013（4）：45—48

[3]裴成荣.关于西安大遗址保护与都市圈和谐共生的几点建议[R].2013年陕西省政协提案.

[4]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中国文化遗产，2012（3）：58—68

9.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九

您好！我是浙江师范大学的一名在读本科生，为了解临海市主要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状况，开展了关于临海市历史文化古迹的社会调研工作。本调查不记名，请您在填表时不要有任何顾虑。对您的合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张雪怡

2014年8月15日

请在您所选的答案前打勾，或者在“其他”中填写选项中未涉及的答案

1、您的年龄？A、16岁以下B、17-30岁 C、31-50岁 D、51岁以上

2、在下列选项中选择您所了解的临海市历史文化古迹：

A、江南古长城 B、桃渚城C、珊瑚岩群D、巾山 E、东湖F、紫阳街G、千佛塔H、龙兴寺I、郑广文祠J、武坑K、云峰公园L、其它

3、在您所选择的文化古迹中您对其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

A、非常了解B、了解C、略微知道D、不知道

4、您认为所选择的文化古迹的保护程度怎样？

A、非常好B、一般C、不是很好D、非常不好

5.您如何看待游客在文物古迹上刻字留念这类行为？

A.反对B.赞同C.无所谓

6、您对当前景区内的文物保护状况满意吗？

A.非常满意B.比较满意C.一般D.不满意

7、您是否赞成对历史遗迹进行开发利用？

A.利大于弊，赞成B.弊大于利，反对C.无所谓

8、您认为对文物造成破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A.建造大量商业建筑和人造景观 B.经营不善，管理缺乏科学性

C.操作人员缺乏文物专业知识D.追求利益，进行掠夺式开发E.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联系不够 F.游客过多

9、您认为在开发利用历史遗迹文物时的决定性因素是：

A.自然环境B.文化背景C.经济水平D.国家政策

10、您认为对现有文化古迹的保护在那些方面应给予改进？

A、文化遗产的修缮B、文化遗产的开放管理

C、文化遗产的内涵D、其他

11、您认为您所了解的文化古迹的发扬传播程度怎样？

A、非常好B、一般C、不是很好D、非常不好

12、您认为解决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的途径有哪些？

A.增加资金投入B.限制游客数量C.培养专业人才

D.加强景区合理规划 E.加大科技保护力度 F.加强文物保护教育

13、您觉得当前文化古迹保护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人们的意识不够B、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

C、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D、缺乏资金

E、其他

10.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 篇十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指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然后分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后提出了几个层次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方法。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城市规划；城市文化；特色城市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内在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发展中创造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呜，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钟声，它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和那个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腈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晾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文化点染。

城市特色反映着城市社会现实，是构成一个城市社会文化的和物质环境的总特征。城市特色不光局限在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社会意义。一个城市的特色，标志着它的社会能力和水平；城市的存在，表明它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上有些城市衰落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变化后条件的要求，丧失了生存优势的结果。例如，沿古运河的城镇，过去很发达，现在衰落了，不是运输方式改变了，就是河道不通了，原来的商埠变成了荒芜的村落。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三、我国城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建设性的破坏

有的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实质是打着开发建设的旗号，进行的历史大破坏，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城市要发展，势必要拆迁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但是不能不加考究就把一些历史建筑用推土机铲掉、用大铁锤毁掉。有的名城一边在大搞“故城寻梦”活动，一边在大拆旧城，让人一筹莫展，不知何处“寻梦”。

(二)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

在北京，常常遇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胡同该不该拆、要不要保护。从根本上提高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于减少胡同居民，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拆除违章建筑，改善胡同建筑的内部设施。人们希望修整与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而不在于毁灭胡同。到处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文化底蕴很差，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千街一面，失去城市的固有个性与文化。

(三)法制不全，执法不力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因为文化遗产是稀缺资源，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再造性，它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估量的，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对遗产的保护。

四、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层次和基本要求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体分三个层次：

(一)保护城市文物古迹

保护文物古迹，要特别注意保护它的历史环境。只有保存了历史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二)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条件是有真实的遗存物，要尽量多保存原真的东西；有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城市历史上的典型特色；有一定的规模，能够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氛。保护历史街区的原则是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

(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在于看它承载的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有历史特色，具有成片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除了要保护有形的、实体的内容外，还要保护无形的、传统的、原生态的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在特色地域中生长的历史文化。

11.遗址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探讨 篇十一

【关键词】遗址保护 可持续利用 措施 模式

遗址是我国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如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如何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成为摆在每一个公民面前必须思考的话题，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在传承历史优秀文化的过程中，造福人类。

一、我国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遗址保护的有关部门对遗址的类型进行了归类，并在保护的理念方面进行了创新，使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仍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人为制造的，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并勇于面对。

1.经济发展和城市改造带来的负面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地方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业产业园区规划的有条不紊，很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这些项目的建设是建立在对土地资源大量利用的基础上的。遗址的保护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开发土地资源热潮的影响，这也是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造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郊区的遗址来说，保护的压力更大，更容易受到破坏。

2.自然因素的影响

遗址是人类的行为所造就的，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时间的推移，在自然因素的作用下，如雷电风蚀等，使它的完整性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地下遗址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小，而暴露在户外的遗址，由于没有掩体的遮挡，很多都是不能移动的大规模建筑群，再加上我国的很多遗址，其建筑材料都是黄土，难免在各种自然因素的冲击下出现缺陷，所以保护的难度更为艰难。

3.人为因素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老百姓对自己的住房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农业生产也从传统农耕过渡到了机械化的农业生产，特别是住在遗址附近的居民，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大兴土木，改造旧房，重建新房，对土地进行深层的挖掘。诸如有些埋藏在浅表土层的遗址就有可能受到严重的破坏。除此之外，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有些亡命之徒把目标锁定在了遗址上，进行非法的盗墓活动，大肆盗取古玩和文物，而执法上的漏洞为不法分子提供了犯罪的温床。

4.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

目前，文物管理部门制定的遗址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多弊端，属于分级属地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级制管理。很多相关的管理机构都有管理的权力，如遗址的保护就会涉及到住建部门、国土资源部门以及公安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交叉管理，难免会出现管理的时间差所带来的执法漏洞。

二、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措施

我国在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面起步比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基本完整的保护体系，而国外的遗址保护步骤是比较科学合理的，首先对遗址的分布和特点进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每个国家在遗址的保护上，侧重点都不同。例如，法国制定的有关遗址保护方面的法律比较健全，那是建立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政府就提出了保护国家遗址的决策，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发展，遗产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大，不仅局限于历史文物古迹，还延伸到了私人收藏的艺术品，以及自然景观。法国在最终颁布的《遗产法典》中，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含义、类别、特征以及保护的措施等，并且规定了相关保护部门的权责，形成了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法律体系。在措施的具体实施中，法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所谓历史街区的观点，主要是改造遗址范围内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以及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这种观念既保护了文化遗址，又使遗址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成为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在日本，政府花巨资致力于遗址公园的建设，把很多历史文化古迹和遗址充分利用起来，打造成对公众开放的历史文化古迹公园。

通过对以上国外先进国家关于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借鉴，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具体工作：

1.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资源利用的观念

遗址是我国古代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包括地面和地下的历史遗存，具有很好的国家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是对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传承。我们之所以保护历史文化遗址，是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敬仰和对历史的尊重。遗址成为一种资源已经成为了考古界的共识，这种资源是宝贵的，我们要加以利用。传统对待遗址的观念是以保护为主，或者是纯粹的保护，我们要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在保护的基础上，以不破坏遗址为前提而适度的开发遗址资源，使之转化为旅游资源。同时，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建立遗址保护区和遗址开发区，使两者相辅相成，互不干扰，实现遗址保护和利用上的“双丰收”。

2.创新管理体制

现行的遗址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把遗址的保护和管理的权力逐级下放、分层管理。但是，遗址的管理不仅仅局限于遗址的本身，遗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如：涉及到土地的利用，这就牵扯到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涉及到环境的保护，这就牵扯到国家环保部门；还包括人口的迁徙等。这就需要不同的管理部门之间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完成，因此仅仅凭文物管理部门是不可能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的。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的创新。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开发区的成功做法，把遗址所涉及的土地范围，单独成立一个行政区域，成立遗址保护或开发区，设立的负责机构为遗址保护区管委会，由省直接管辖。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层级委托制而带来的管理不作为的现象，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和保护效率低下的问题。

3.确定规范的保护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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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护和利用遗址的方法，采用的是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即从整体上和部分上分别利用和保护的方法。具体操作的步骤如下：首先，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和调查，弄清遗址的特征和种类，并对遗址道德社会价值提出反馈意见；其次，从调查和考古的结果出发，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进行科学的规划，在规划过程中，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资源充分利用的意识，重视整体规划和资源的利用；再次，对负责管理和保护的有关部门实施责任落实的制度；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遗址的完好无损。

三、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模式介绍

新时期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要符合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要求，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应与人民共享。基于此目的，从我国遗址的种类和特点出发，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模式：

1.打造区域综合开发区

区域综合开发指的是对遗址周边地方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资源利用。在对遗址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并发展其他产业。这种土地资源的开发模式，适用于城市周边地区的遗址，因为在城郊地区，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相互交错，一旦城市的规模向城乡结合处扩张，就会给遗址的保护带来很大的威胁。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通过事先的实地调查后，对整个区域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要把整个遗址的区域以及外围分为中心保护区、缓冲区以及开发区等区域。在遗址的中心区对遗址进行保护，并进行保护成果的展示，如建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等建筑。

2.建立遗址保护区

所谓遗址保护区，是借鉴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创新管理体制，按照集中管理、便于管理的原则，将整个遗址及周边的区域全部划入，构成单独的行政区划。其具备同级别行政区的全部职能和管理部门，对整个保护区实施行政管理。遗址保护区比较适合位于农村地区的遗址。位于农村的遗址，多半规模较大，在遗址范围内主要分布着村庄和大片的农田，遗址只受到农业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部分影响，整体保护情况相对较好。在这样的地区，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较小。同时，改变管理体制后，在保护方面的效果比较明显。具备完全行政管理能力的、相当于一级政府的管理机构，无论是在遗址资源的保护还是土地利用方向的改变，以及居民搬迁等等方面，其行政能力、执行能力和效率都不是仅为政府派出机构的文物部门所能比拟的。

四、结语

总之，遗址和文物古迹是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如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如何兼顾城市改造和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成为摆在每一个公民面前必须处理的问题，只有树立“大遗址”的理念，即改变传统的单纯的文物保护，转变为整体性和全局性的保护，在保护中加以利用遗址资源，在保护遗址资源的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造福人民，这才是遗址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未来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强.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可行性研究[D].山东大学，2007.

[2]张颖岚.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对策研究[D].西北大学，2008.

[3]吴荔.基于价值取向的陕西省大遗址资源管理体制研究[D].西北大学，008.

（作者单位：康平县张强九年一贯制学校）

12.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 篇十二

一、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20世纪末,世界兴起了“申遗”热潮。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事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国际一体化潮流驱动下各个国家文化逐渐融合,而文化遗产却能呈现出国家的个性与特色。二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文化旅游的兴盛使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空前凸现。

(一)目标的差异性

保护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旅游开发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文物保护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文物的原始状态保存下来,留传下去,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建筑文物的保存就是保护建筑文化的承载体建筑材料和其原有的位置,保护材料使其不致散失变质,保护其原有位置不致走形倒毁。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不到20年的时间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七,越来越多的文物遗址遗迹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各地方也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了旅游开发的力度,增加了资金投入。其主要目的是在经济效益方面得到回报。

(二)开发认知的背离

在开发的认知上,也存在着明显的背离。开发所涉猎的领域很广,人们往往过多地从物质开发角度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大兴土木,改造地形环境、大面积绿化改造、修配套服务设施、造保护棚、整修公路等,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开发。这种开发的结果是改变了整体环境风貌,迎合了部分领导的创“业绩”思想。物质开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在创造一个新环境的同时,一个原生的、美好的自然环境被破坏殆尽。

我们应注意到,大量的大遗址并不适合开发。每个大遗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很多大遗址只适合封闭性保护,基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已有先例。比如,世界许多国家的国家公园,将生态科学价值很高的区域划在生态保育区范围内,不对游客开放,科学工作者经过批准可以前往研究,其目的就是要不断发现它们的各种价值加以合理利用。

大遗址是一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不同于一般的物品或商品: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与文化载体,是地球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它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还往往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感情、群体认同具有密切的联系。

而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习惯于将一切都当作资源看待,以为一切资源都开发地越早越好、开发地越多越好。商品社会的经济规律不适用于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大遗址。大遗址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不能将其看作是普通消费品,不能任意地当作旅游资源予以开发。

在这一点上,大遗址由于其在遗址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更代表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文化与艺术上的最高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宫殿庙宇见证着朝代的兴衰演替,经历着时代的变迁,在它身上的每一个痕迹都是一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决定了它不能被作为一个普通的商品来看待。

二、大遗址保护的国外研究状况

(一)国外大遗址保护的历史

大遗址保护的概念,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1515年拉斐尔以古罗马文物为题写的调查报告中,最早提出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思想,他呼吁拯救“全基督教教徒的祖国遗产”“让过去的荣光照耀现世”。

欧洲国家几乎都在19世纪建立了自己的文物和遗迹保护法,并逐步完善成为一整套保护体系。在政府大力保护遗址遗迹的同时,普通国民文物保护意识也得到很大提高。如德国的乡土保全运动,该运动的宗旨是:一切有形无形文物都是曾经在其生活过的人们所留下的,而且是他们自我表现的结果,再将孕育其成长发展的自然环境综合起来,可成为生活于现世人们的规范。

(二)城市遗产的综合利用范例:费拉拉案例

费拉拉是意大利北部艾米尼亚-罗马涅大区费拉拉省的省会,是著名的历史城市,从14世纪开始驻守城市的埃斯泰公爵(Este)家族留下了无数的宫署和迷人的街道,至今保留着完整的城墙、数个世纪层层交叠的历史中心和周围波河三角洲的开阔绿地。它的历史中心(1995年)和区域文化景观(1999年)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大利秘书处所在地。

意大利很多城市,因为城市扩张、道路扩宽,慢慢拆除了城墙,只留下城门或者堡垒作为历史遗迹加以保存。费拉拉的城墙计划与此不同,进行了一个有益的尝试。经过各专业的勘测,城墙现状得到非常详尽的研究:砖墙面的砌法分类,填上可以种植的植物类型,城墙与环城绿地的高差关系,城墙对城市外扩带来的交通障碍,城墙和相邻城市遗产的整体性等。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城墙计划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最终的规划实施方案保留了总长约9公里的大部分城墙,环绕全城。东、南、西三面城门,拆除了部分城墙,作为通往城市外围扩展区的机动交通通道;北面保持原有城门及两侧城墙的完整,在西北侧以涵洞方式,连接市内道路和外围绕城公路(见图1)。

三、国内大遗址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国外存在的差距

国内大遗址保护工作起步较晚,1982年我国创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大遗址保护工作才开始起步。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遗址第一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标志着中国遗址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但纵观国内大遗址研究情况,目前仍停留在专题式、局部性研究阶段,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大遗址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定性研究较多、缺少定量研究的现象,专门针对大遗址总体规划的研究尚属空白。

大遗址遗迹的保护观念仍停留在静态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例如:河姆渡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印山大墓、老山汉墓、半坡遗址等,缺乏动态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缺乏将大遗址纳入当地的生态保护之中综合进行研究。大遗址作为地方的文化精粹,不能与地方文化割裂而孤立的存在,因此大遗址保护应该整合历史、现实、自然、人文等因素,用全局的观念去开发与保护,而不是孤立的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片段进行保护与研究。

而欧洲的文物保护始于18世纪,人们开始从历史价值角度认识古遗址遗迹。到19世纪,文物遗址的保护从单体走向了群体,欧洲各国文物保护学派形成,文物保护与修复逐步成为一门科学,经过数百年不断的发掘、研究,这种大遗址遗迹修复保护的方法与形式已逐渐成长为一种文化,构成欧洲文明不可或缺的成份,逐步融入于现代文明之中。

图1:复兴中的城墙射击台和复兴后的城墙公园

(二)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国外存在的天然差异

1. 主要建筑材料不同

欧洲古代建筑多采用石结构,石质材料的特点决定了其不易毁坏、保存时间长的特点。如罗马广场遗址和古庞贝城遗址。我国古代建筑梁架结构及装修主要采用木材,早期建筑基址以夯土基础为主,石质构件主要用于柱础、台明等处;烧砖技术发达成熟后,青砖也只用于墁地和围护结构。木结构建筑的演进是贯穿我国古建筑发展史的主脉,但由于木构件极易遭受火灾、易于腐朽,再加之易于改为他用,因此我国古代建筑的木构件能保存下来的极少。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大遗址遗迹上部建筑结构不存,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夯土、石础和砖等基础构件。早期遗址尤其是先秦和秦汉建筑遗址,主要为夯土基址;其特点是在裸露的自然环境下不易保存。

2. 观赏性存在差异

欧洲大遗址遗迹保留了更多的建筑材料和结构特性,因而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识别性。

我国近些年来,由于考古工作力度的加强,一大批重要的建筑遗址被陆续发现,如周代的宗庙遗址(200BC)、秦代宫殿遗址、汉代礼制建筑遗址(1世纪)、唐代宫廷建筑大明宫遗址(7-8世纪)等。这些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代表我国古代建筑发展水平,对完善、接续我国传统建筑体系的脉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古建筑遗址遗迹多埋于地下,发掘后缺乏合理的保护措施,有的保护条件尚不成熟,即使裸露其自身观赏性也并不高。

3. 认知时间的差异

埃及、希腊及古罗马的大遗址遗迹是西方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这些古代建筑遗址遗迹自身所具有的、所代表的历史、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价值自不必赘述,即便其作为历史文物被人们所认知的历史也已非常悠久。我国的大遗址遗迹有相当一部分深埋于地下(如: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等),有的即使裸露于地表(如:赵王城遗址),也只有残缺的夯土墙及几座夯土点将台,在外观上与欧洲的罗马大角斗场、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埃及的阿布辛伯神庙等建筑遗址遗迹相比更难于认知。遗址的差异性决定了保护方法的差异,因此,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成熟的大遗址保护方法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寻求适合我国大遗址特色的保护方法。

四、大遗址遗迹保护与展示方法研究

大遗址遗迹保护与展示问题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每一个遗址遗迹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中产生的,其主要价值是由其结构、形状、材质、载体以及所处的周边环境决定的。因此,在对大遗址遗迹进行展示时,不仅要展示文物自身状态、载体情况,还应展示其原有的、最为合理的环境氛围;同时,应深层次研究遗址的内涵并创造性的予以展示。

针对我国保护程度相对较好的大遗址而言,出于保护性开发的需要,维护性展示将是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由于遗址与人居环境关联程度较高,在当地人的生产活动中,难免受到人为的破坏;另外,我国大遗址多建于地势险要之处,由于自然风雨侵蚀、水土流失以及可能的山灾害对遗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或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毁坏,因此建设适当的围护保护设施是确保遗址不受损害、破坏的必要之处。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保护历史原真性的原则,所有新材料都要与原有遗存保持色彩和尺寸的差异性,遗址中主体建筑的保护工程采用砖砌体填充排列技术,新建的维护性设施则采用钢结构支撑将其根植于大山上。同时,填上原有土层可以存活的植物,将其按照原有的规制整齐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