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学.doc考试大纲重新修改版

2024-09-30

公共教育学.doc考试大纲重新修改版(精选2篇)

1.公共教育学.doc考试大纲重新修改版 篇一

1.语文组简介

让生命散发出诗意,让人生绽放出馨香

“让语文学习充满生命的激情和快乐”是集团语文教研组的教育理念。凭借新课程改革的春风,语文教研组的全体同仁也在努力寻求转变和突破,目前,语文教研组撰写100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上,多次指导学生省级作文创新大赛、“社会与生活”作文大赛、语文阅读大赛获得省、市一等奖,已承担多个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并立足学校实际,编写了《作文导学》、《学习与评价》等多部校本教材,积极研发校本课程,为集团“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增添自己的一抹灿烂。

语文教研组现有教师56 人,其中研究生1名。既有像邱洪江、高建亚、廖海洲、唐琴、郭林佳等一批德艺双馨的资深教师,又有史泉华、李海红、刘同花、孟巧玲、顾永军、汤乃忠等一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市县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还拥有刘德萍、徐红琴、赵刚等一批教坛新秀和青年才俊,正是这样充满活力的老中青组合,让我们语文组一直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数学组简介

形数结合究其理,扬帆数海育英才

集团数学教研组是一支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团队。现有教师58人,其中高级教师18人,市、县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6人。在教学实践中,全组逐步形成了“问题导学、合作探究、体验成功”的教学模式。多年来整个团队一直以促进学生数学思维发展,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为已任,追求“趣味数学、魅力数学;数学生活化、生活数学化”的高效课堂,引领学生畅游数学海洋,攀登数学高峰。

目前数学组逐步形成名师引领,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强大阵容。曾参加过市中考命题、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学科带头人、集团校长祁冠标长期关注并指导数学组教研工作。近年来,市优秀老师、教学能手朱凌云在省优质课竞赛中荣获一等奖;戴礼才、王以建老师分别在市、县教师基本功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市、县教学能手周列、吴芳、范玉莲等经常指导青年老师,使多位青年老师在市、县课堂教学中获一等奖。全组老师所撰写的百余篇教学论文先后在《新课程研究》、《数学学习与研究》、《中学数学参考》、《数学大世界》、《初中生数学》等国家级、省级期刊发表或在省市的论文评审中获奖。

3.英语组简介

睿智进取的英语教研组

集团英语教研组有专职教师68人,其中高级教师15人。拥有市、县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12人,有5名教师先后出国考察。全组同志睿智进取,形成了“语言学习与文化渗透交融,知识传输与能力培养并举,读写和听说能力全面发展,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辅相成”的教学特色,“双教师”“双教材”的实践探索取得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刘燕老师是全国首批英语教学名师,市名教师、市学科带头人,参加省英语课堂教学竞赛荣获一等奖。曹霞老师在省教育学会举办的课堂教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于小红、张慧、赵慧荣三位老师先后参加市、县英语教学竞赛荣获一等奖。全组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省、市级口语、写作比赛有多人获一等奖。多名教师撰写的近百篇教学论文在省级刊物发表或获奖。

物理学科组简介

在探索中创新 从实践中突破

集团物理教研组现有教师30人,其中高级教师5人。是一支老中青搭配合理、精力充沛、乐于奉献、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团体。是一支站在教改前沿、勇于创新、积极进取的团队。是一支不断创造辉煌又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队伍。

“奉献,团结,踏实,创新”是物理组的“组训”。多年来物理教研组以素质教育为主题,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以实验引领教学,提倡自主探究学习,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09年物理学科组被评为“江苏省先进集体”。徐成荣、陆永刚、唐登研3人在市青年教师物理教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多人在县优质课竞赛中荣获一等奖。7人被评为“市、县级物理教学能手”,3人被评为“盐城教坛新秀”,全组老师还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和教学研究以及教辅用书编写,近40篇教学教研论文在《数理天地》、《中学物理》、《数理报》、《初中生世界》、《盐阜大众报》、《中学生学习报》、《点金教练》、《建湖县有效课堂教学模式》等国家、省、市、县级杂志中刊登和获奖。

化学学科组简介

务实求真的化学教研组

集团化学教研组共有教师20人,其中高级教师9人,市县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7人,3人先后参加中考命题。教研组着力打造以化学实验教学与研究为特色,自制实验教具,创新改进实验,形成“实验引导、以趣激疑、精讲精练、点拨释疑”的教学特色。

金中、顾海艳老师在市优质课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夏德祥老师在市电子白板录像课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彭光荣、陈正、刘媛、王宇老师在县优质课基本功比赛中均名列第一;全组承担3个省市课题,在省级报刊发表、获奖论文40多篇。金中是省化学学会会员,多次参加《盐城市中考说明与训练》《与课堂同行》的编写。

探寻教育的真谛,寻找人生的哲理

政治学科组简介

集团政治学科组现有专职政治教师21人,其中盐城市教学能手2名,建湖县学科带头人1人,建湖县教学能手3名。

政治组是一个专业功底深厚、工作作风严谨、富有朝气的优秀团队。长期以来形成了老带新、新促老、互帮互学的优良传统。本组教师年富力强,团结进取;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教研成果丰富。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成绩突出。张兵校长荣获市、县优质课竞赛一等奖;方平老师获得省课件制作竞赛一等奖,市优质课竞赛二等奖,县优质课竞赛一等奖;陈莉娟老师荣县优质课竞赛一等奖;胡叶红、周正林老师参与《盐城市思想品德中考说明》的编写,全组有两项省级课题,一项市级课题,三项县级课题,近年来有18篇论文在刊物上发表或在各级论文比赛中获奖。

搭建历史展示平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组简介:

锐意进取,勤奋乐教的团队

地理组简介:

集团地理组现有专职教师10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6人、中学一级教师2人,县教学能手1人。是一支朝气蓬勃、精诚团结、乐于钻研业务、关心学生成长、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

多年来,地理教研组以学校教学教研工作计划为指导,以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以优化课堂教学为重点,实施有效教学策略,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和研究,通过团结协作发挥最大效益,扎实工作。王德才、马鸣

五、徐成亚等同志在市白板教学课件设计、市课程设计比赛及市优质课竞赛均获二等奖;王德才、徐成亚、刘宾老师在县优质课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吕桐、杨晓芳获县教学设计二等奖。近年来在各类杂志发表及获奖的论文近20篇。

秉承优良传统,焕发时代气息,彰显学科特色,建构和谐团队。在新课程标准实施的新形势下,地理教研组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谱写地理教育的新篇章。

把自然引进课堂,用知识指导生活

生物组简介:

集团生物组现有专职生物教师9名。其中,市中学生物教学能手2名。生物组团队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确定了本组的特色教学方向——把生活和自然引进课堂,运用生物知识和技能指导生活。全面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的目标,精诚合作、刻苦钻研。

季德霞、顾海艳二位老师在盐城市初中生物优质课竞赛中均获一等奖。万一萍老师县在县生物新课程优质课竞赛荣获一等奖。周萍老师在县初中生物说课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全组有二项县级课题已立项。编写的教辅《3点3练与单元目标检测—七年级生物上册》一册。近几年来,教师在《文理导航》、《江苏教育报》、《新课程导学》、《学知报》等报刊发表了20多篇论文。

阳光体育下的辉煌

体育学科组简介:

集团体育组现有专职体育教师21名。其中,省体育特级教师1名;盐城市名教师、盐城市中学体育学科带头人、盐城市中学体育教学能手4名;建湖县中学体育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4名。

多年来,体育组团队追寻学生体育学习、成长的快乐与精彩,追求自己的专业尊严、专业价值与专业幸福。逐步形成朴实、灵动、高效、和谐的体育教学特色。唐晓军老师在“江苏省选拔优秀体育课参加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中获省一等奖;孙军、周燕、张发楼三位老师参加盐城市中学体育优秀课竞赛均获一等奖;朱旭日云、武阳二位老师参加建湖县体育教学比赛均获第一名。全组有三项国家级课题已结题。编写校本教材《足球》、《综合体育实践》各一册。近三年来,教师在《中国学校体育》、《体育教学》、《江苏教育》等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

朝气蓬勃

让明天更辉煌

信息学科组简介:

集团信息组是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现有专任信息教师8名,其中,高级教师1名,市教坛新秀2名,县教坛新秀1名。

信息组是一个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充满活力的团队。本组主要承担信息技术教学工作以及集团网站、校园网络、校园电教设备的维护与管理、英语听力口语自动化考试的软件调试、网上阅卷等多项工作。

集团网站在“2014年江苏省优秀校园网站评比”活动中获初中组一等奖。尤咸俊老师在“江苏省优秀校园网站制作与评比”中荣获省一等奖;参加市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尤咸俊、唐睿、刘友峰三位老师辅导学生参加省、市、县电脑作品制作比赛,多人次荣获省二等奖、市县一等奖。

信息技术组是一个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的团队。该学科组5名教师担任了信息技术和综合实践两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全组教师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在做好教学

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学校做好校园网建设和维护、电教资料的管理、艺术点亮人生,文化构筑未来

音乐学科组简介

集团音乐组现有音乐教师6人,其中高级教师1人,中级教师5人。平均年龄31岁。全组教师专业结构合理,有合唱指挥1人、声乐教师4人,舞蹈教师1人。显示出了开拓进取、朝气蓬勃的团队精神。

近年来,在省市级艺术节比赛中,我集团的音乐特长生有五十多人次荣获二等奖以上,在器乐、舞蹈、声乐等集体节目展演比赛中均能获最高奖项。2013年独舞《彩云之南》获市“三独”比赛一等奖。2014年独舞《桃花》获得市“三独”比赛一等奖。2014年群舞《鱼之灵》获得市艺术节二等奖,县艺术节一等奖。2014年琵琶独奏《诉》获得市艺术节一等奖。2014年古筝《茉莉芬芳》获得市艺术节一等奖。

在市、县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中,赵建晶、朱勇超在县中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唐前前获得县二等奖;朱勇超获得市三等奖。有近十多篇论文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因材施教,以美育人

美术学科组简介:

集团美术组现有专业美术教师6名,其中,市教学能手1名,市级青年骨干教师1名。是一个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团结协作、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集体,肩负着学校美术教学、美育的重任,同时承担着学校宣传、校园美化等各项工作。

美术组的教师不断进行教改实践,总结教学经验。在各级“中小学生书画比赛”中均取得骄人成绩,荣获省、市“优秀集体组织奖”。陈茂华、李琳老师

在教师基本功比赛及省第二届中小学教师书画大赛中均荣获国家级三等奖、省级二等奖、市级一等奖,王小双老师在县优质课比赛中荣获县一等奖。全组有近30篇论文在省、市、区获奖,有近10篇论文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继往开来,美术教师们将继续不断开拓、不断进取!

2.公共教育学.doc考试大纲重新修改版 篇二

第6章

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 6.1 行政决策

一、引言

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和组成部分,是行政管理的核心。行政决策制定过程的正确、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其执行结果的效用,同时,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以及兴旺发达,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关于行政决策概念的经典性论述

(一)行政决策的概念辨析

所谓决策,从字面上看,就是决定计谋,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出主意、做决定的活动过程。决策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上至国家要事,下到百姓日常生活,都涉及决策和抉择的问题。决策作为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决策”的语词,如《韩非子-孤愤》中就提及“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不过,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决策”一词及其理论,则是从西方管理学中引进的。关于“决策”的概念,各种理论著作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现代科学技术词典》认为:所谓决策,是指在几个可能的方案中作一选择。《哈佛管理丛书——企业管理百科全书》认为:决策是指思考“决策”,以解决目前或未来问题之用脑行为。《美国现代经济词典》则认为:决策是指公司或政府在确定其政策或选择实施现行政策的有效方法时所进行的一套活动,其中包括搜集必要的信息以及对某一建议做出判断,以及分析可以达到预定目的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等活动。关于决策概念的界定,各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笔者认为其本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从多种可能的方案中选择一种的选择行为,不论它是理性行为还是非理性行为,这种选择的过程都可以称之为“决策”。

行政决策作为决策的一个特定存在形式,具有决策所有的共同性,但是,它亦有区别于一般决策的特殊性。首先,行政决策的主体是具有法定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在国家机关中占据合法职位的政府官员,这就将一般决策主体的范围缩小至政府内部。其次,行政决策时即各个领域的广泛的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以公平为前提的社会价值权威性再分配,这也区别于其他如企业决策的盈利性质。再次,行政决策的结果表现为国家的政策或者法律法规,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而其他领域的决策则没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仅仅是组织内部效力而已。最后,行政决策的过程是权力运用的政治过程,有交易、妥协,有针锋相对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这些鲜明特点,决定了行政决策不同于其他决策的特异性,同时,也未我们更加准确的把握这一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以上行政决策的几大特点,可以给其做个概念界定,即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主体为了履行政府职能,在其权限范围内,就某一公共事务如何处理做出决定的活动。行政决策在行政管理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一个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兴衰成败。

(二)行政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

政治性的决策,古已有之,从远古时期奴隶、战俘的分配,到政治领袖的兴废,都离不开决策的参与。但是,由于传统政治环境的局限性,政府所面对的基本上是简单而确定的决策问题,所做的决策也主要是依靠经验和定性分析,或者是神学中的占卜方式,并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的决策理论。真正进入决策理论科学研究的时代,是发生在西方工业革命,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决策理论的研究大致遵循着从经验决策到理性决策再到行为决策的,从个人决策到群体决策的发展过程。人们通常都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的赫伯特、西蒙对决策理论的贡献,看成是决策理论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称以西蒙为创始人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为现代决策理论,西蒙以前的决策理论为古典决策理论。(古典决策理论属于传统规范性决策理论,而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则为决策行为学的产生打开了大门。)

1、古典决策理论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决策行为存在着共同的规律。为了研究人类决策行为的规律性,人们按照科学方法论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分析方法,首先把人的决策行为加以解剖分析。人的决策行为是有一项项决策构成的,因此对单个决策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研究涉及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每一项决策达到最高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求在决策的步骤、方法、手段、组织、信息以及对待风险方面符合一定的要求和规范,这就形成了规范性决策理论,也可称为决策方法学。

古典决策理论属于传统的规范性决策理论,是建立在决策者是“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经济人”具备以下特征:首先,他从纯粹功利主义出发作决策,目标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决策目标是单一的、明确的、绝对的;其次,它是个绝对的理性人,即对决策的方案和后果无所不知,而且具有评价与估算的无限能力,在他的头脑中能对各种可能的后果有一个完全一贯的偏好,它总能做出最优的选择;最后,他在制定决策是不考虑时间和其他耗费的限制。

古典决策理论的“经纪人”假设以及由此出发而开发出的一些决策优化方法,舍弃一些次要决策分析变量,使决策分析简化。因此,这种“经济人”假设不但在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应用,而且影响到人类行为研究的其他领域,几乎被认为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而古典决策理论既是建立在这种公理假设基础之上的一套形式化的公理体系。

古典决策理论出现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了他的局限性,因为决策实践的很多事实都不能解释,其原因不在于逻辑体系,而在于假设有毛病。首先,决策者的目标是多元和模糊的,而古典决策理论把决策目标看成是单一的、明确的、绝对的,因而从不去研究决策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明确,而这些问题也是决策实践的重要问题,古典决策理论对此就难以起到指导的作用了。其次,决策者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人,他所掌握的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者既不可能找出全部可供选择的方案,也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方案的各种后果有绝对可靠的预测,更没有能力绝对无误而且无偏差的比较个方案之间优劣顺序,因此不可能找出最佳的决策方案。最后,决策制定要受时间、经历和其他各种耗费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无限期的研究、寻找最好的尽善尽美的决策,因为那样会失去有利的行动机会,而机会一旦失去,再好的决策也一钱不值。

西蒙认为古典决策理论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而逻辑的推出一套规范性决策理论,是无法准确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的实际行为。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决策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与主客观约束条件。决策行为理论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2、决策行为理论

西蒙认为规范性决策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说过于极端,而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和目标取向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多方面的因素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能力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也不期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是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

西蒙认为,管理人的决策行为受其心理因素的制约,即学习、记忆、习惯三者可提高决策速率。他认为人的决策行为有“踌躇——选择型”和“刺激——反应型”两种模式:前者符合胜利要求,他先对各备选方案作充分时间的评价后才做选择,这是规范性决策理论所唯一推崇的模式;后者则是对一定的刺激毫不踌躇的立刻做出反应,这属于直观性、习惯性的行为,不符合规范性决策理论的要求。但西蒙认为这种模式不能盲目反对,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他无论在个人决策或组织决策中不仅是不可缺少的模式,而且还是提高决策效率的有效模式,因而决策还要向惯例化发展。

西蒙的“管理人”决策模式开辟了从行为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决策行为的先河,他的现代决策理论形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代表作《管理行为》发表于1947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并首次提出了“管理决策心理学”。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理论框架基本成型。决策行为学主要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研究决策过程,由于行为学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因此,决策行为学也可以看成是描述性决策理论。从西蒙之后,许多科学家从心理学、社会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但西蒙之后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各自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没有人能向西蒙那样对决策行为学的创建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3、现代决策理论(1)效用理论的发展

效用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策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决策理论发展的里程碑。效用理论以规范模型的形式用于决策分析,以预测模型的形式用于经济分析,以描述模型的形式用于心理学研究。

决策理论的任务是研究尚未发生的行为抉择。在理性决策理论中,研究者必须回答“理性抉择的准则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关于准则问题,18世纪瑞士数学家丹、伯努利就提出了效用值得概念以及用概率反映不确定性的思想。他通过分析指出,决策的结果对于决策者的价值并不等于他的金钱价值,而是决策者对决策可能结果的主观评价。伯努利把人们对某一结果的主观向往度叫做他的“心理价值”。这一观点就构成了效用理论的基础,“效用”也就是有“心理价值”演变而来的。但他并没有解决如何对决策可能结果分配效用的问题,所以他的效用理论一度被弃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恢复了效用概念,建立了一个新的效用概念,先后提出了效用值运算的定理,克服了旧理论的缺陷,使效用理论再度兴起。一般认为,现代决策理论是以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的效用理论为开端。新效用理论已选择序概念为基础,为决策可能结果分配数字效用,大大简化了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决策的最基本原则——效用极大化原则(即大期望效用原则)。这一原则规定决策者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策略,因此只要推算出各个策略的期望效用,最后的选择就只是举手之劳了。

20世纪50年代,在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的效用理论基础之上,萨维奇对决策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主观概率的概念和从优先事件判断推论主观概率的关系式。他首先从决策角度研究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统计决策理论。到70年代,“决策分析”这一概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决策分析逐渐形成一门学科。

(2)博弈论的发展

一般的博弈问题有三个要素构成:即局中人的集合,策略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作的选择和赢得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后,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然而,由于博弈论过于抽象,使其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治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

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他结识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开始。从此,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决策支持技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决策理论的应用受到普遍的重视,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是以管理科学、运筹学、控制论和行为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手段,面对半结构化的决策问题,扶助中层支持、高层决策者进行决策活动、具有职能作用的人-机网络系统。在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群体决策支持系统和电子会议系统。

4、决策科学理论体系

决策科学史研究决策活动中所具有的规律的科学,由决策方法学、决策行为学和决策组织学三个方面组成。

三、当代西方行政决策理论前沿以及改革概况 ·行政决策的转向标志——政策科学与有限决策论

行政决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政策科学和有限决策论的出现。它们把行政活动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和行政决策问题凸现出来,成为行政理论中更加引人注目的内容。对政策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拉斯韦尔和德热,他们是公认的政策科学的奠基人。其基本思想是,把诸如国防、经济计划、技术开发、空间探索、环境污染、教育、交通、贫困乃至种族关系、犯罪治理等公共政策问题,都作为跨学科问题,从“政策制定系统”的角度加以研究。这种研究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它们涉及大范围的公共利益从而引起公众“与日俱增的关注”,也不仅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政策决策方式”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政策,更因为“现代科学无法适应制定政策的紧迫需要,并且不能适当地处理科学知识、政治权力以及知识与权力的社会含义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只有在政策分析中引入如下因素才能使政策选择符合要求:

1、政策制定模型分析;2.、价值分析;

3、超理性因素分析;4.、政治可行性分析; 5.、交叉文化分析;

6、未来研究。鉴于上述因素的复杂性,上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政策科学正与40 年代以经济学和数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系统分析融合起来,并把“政策战略”、“政策分析”、“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政策估价”、“政策科学的进展”作为其方法论重点。尽管政策科学中较少涉及政策制订的制度背景以及相应的体制性条件,然而它对公共政策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制定方法的探索却颇为有益,因而政策科学在60 年代已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70 年代以后甚至开始影响民间私营部门。

对有限理性决策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西蒙,他的名著《管理行为》被认为是决策学派的代表作。其基本思想是,在各类社会组织(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志愿者组织)的各种管理职能中,决策制定和执行是共有的职能,以致可以用“管理即制定决策”的命题来突出决策的重要性。而决策并不是“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应视为由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这些前提如何引入,取决于决策者所处的“信息条件”。由于人的信息存取能力和计算能力的限制,全智全能的理性行为是不现实的。组织的作用就在于营造合适的信息条件,通过权威、忠诚心、效率准则、通告、培训等途径,向组织成员提供用于决策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以补偿理性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西蒙将组织定义为“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式”。尽管西蒙本人对事实与价值、政策与管理、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解说并非清晰无误,尽管有限决策论对组织的动态性并未深入研究,然而西蒙对决策的心理基础、决策结构、决策程序、决策效率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政策科学和有限理性决策论的出现,标志着行政理论正经历着两种转向:公共政策转向、行政决策转向。公共政策转向意味着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共政策优先,即在“公平”的公共政策的前提下追求效率。政策科学所强调的模型分析、价值分析、超理性因素分析、交叉文化分析等,其实质都是进行需求权衡和利益权衡,以便寻找“公众认可”的、能为不同利益集团所接受的公共政策。这种转向反映着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公平性和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上世纪20 年代和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市场本身不仅难以自动地有效配置资源,而且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失业、贫困、两极分化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生活。40 年代后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外部性则带来了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灾害。在这种情况下,把政府仅仅视为“产权维护者”的观点受到挑战,凯恩斯主义登台亮相。在凯恩斯看来,总需求量、消费函数、投资决定、价格和工资的“粘性”、失业与通胀等既相互联系,又由于个人持币动机不确定,使宏观经济总量难以实现自然均衡,因而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加以干预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政府提供政策的职能显得异常重,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定成为行政活动中备受关注的内容,如何通过公共政策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也成为优先被考虑的问题。政策科学实际上是对这种状况的理论响应,它表明公共政策已成为行政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行政决策转向意味着从组织结构优先转向决策结构优先,即在合理决策结构的基础上设计组织结构。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曾批评当时流行的管理原则(包括韦伯组织理论中的专业化原则、层级化原则、管理幅度原则)“象谚语那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同样有道理、同样可接受的对立原则”,他又认为,“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方法就是引入决策结构,通过决策程序机制的创造以及决策的合理分工,对事实前提进行恰当比较,对价值前提进行充分权衡,从而找到能满足“由组织角色所施加的约束或约束集合”的行动方案。决策结构优先的思路,反映了20 世纪中叶以来社会节奏加快以及自主意识觉醒的状况。一方面,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要求社会组织做出迅速反应和及时决策;另一方面,普遍觉醒的自主意识,又要求把每个人都看成独立决策的行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官僚制”平衡而僵化的组织结构显然难以对环境作出适时反应,它靠规章约束、经济奖惩、诱因激励等手段维持的简单命令—服从关系也显得难以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有限理性决策论实际上是对这种状况的理论响应,它表明行政决策已成为行政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四、国内学者对于行政决策理论的研究近况及主要成果

行政决策民主化是近年来呼声愈来愈强烈的行政决策改革趋势,也是行政决策走向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近年来的国内研究主要是基于反对过去行政决策专权和独断的趋势,对于行政决策民主化本身的内在诉求和探悉较少,所以本文主要从行政决策民主化自身需求视角加以阐释。

1、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动机需求——基于曼德维尔悖论的利益视角分析

正如我们所知,许多正统的政府行政决策理论,预先设定了一个价值前提,即“ 政府是主权者的代理人”“政府应体现公意”。因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在决策过程中是没有任何“ 私利”可言的。在这种预设的理论框架下,公共领域中行政决策者便成了一个无欲无求、集个人智慧、经验与圣人道德于一身的“ 天使”。但在私人活动中,“ 天使”又不可避免地从“ 利己”动机出发,来支配个人行为。根据这种设定,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是善与恶截然对立的两种人性的复合体,他可以灵活地在“ 公域”与“ 私域”之间进行转换。当作为行政决策者时,他怀着的是一颗“ 善良之心”,具有利他的品质,“ 代表公意,而不应有任何私利”的干扰;而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又自然怀着一颗“ 利己之心”,其行为动机总是先由个人利益逐渐推至集体和国家利益。这种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决策者真正发自内心的价值选择是相当明确的,“ 利己”与“ 利他”之中,必然有一个作为首要的价值选择因素。否则就会出现决策人的“ 道德作伪”效应:声言“ 利他”,实则“ 利己”,用“ 道德自律”作为实现“ 利己”行为的盾牌。因此,这样的假设前提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期望值,是不可实现的。

根据曼德维尔悖论中最著名的论证即“ 私人恶德就是公共利益”。曼德维尔认为社会经济的繁荣不是源于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对人性的很好的恭维。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人天生的、永不磨灭的自利的本性。曼德维尔将这种“ 自利”称作“ 恶德”,但显然这种恶并非通常所讲的“ 罪恶”,而是从“ 严肃主义”道德标准来看待的一种“ 非利他”的行为,这种“ 恶”倡导人首先要追求“ 自己的快乐,维护自身的利益”。在道德家看来,这是一种非道德的行为,但“ 曼德维尔悖论”则指出,如果没有人的利己心和由此产生的各种行为,要想建成一个繁荣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现实中所谓的“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正是“ 曼德维尔悖论”在公域中发挥作用的明证。因此,即使在公域中,“ 曼德维尔悖论”依然引导着多数决策者的行为,他们通常不会做出有损个体或本集团利益的行为,除非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在政治实践中,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从客观能力来看,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体现“ 绝对公意”。而西蒙提出决策的“ 有限理性”也不过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但如果这种利益博弈符合“ 程序正义”原则的话,那么行政决策同样可以实现“ 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所以,将“ 曼德维尔悖论”引入到行政决策研究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论证“ 谋利的正当性”,而在于能够打破行政决策价值“ 唯公意论”的神话,使行政决策真正走向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决策利益的整合化、决策目标的理性化这一轨道上来。按照“ 曼德维尔悖论”的理性法则,行政决策者的本位利益、社会集团利益、个体利益的交集才是普遍的“ 公意”。决策者要实现公益,同时也要满足其本位利益,只不过决策者的利益与其他利益相比,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 共生式”的政府决策价值的判断之所以将“ 曼德维尔悖论”从“ 私域”引入到“ 公域”,特别是公共决策领域的研究之中,是因为无论哪一个领域,都无法避免介入人的动机与行为的追溯,而对人性的理解是不存在“ 公域”与“ 私域”的明显差别的。因此,从“ 曼德维尔悖论”出发,承认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的合法利益,将其规范化,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下理性决策的要求。通过调整决策者内外的利益关系结构、形成对决策者非法利益的约束、建构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机制,使政府从理想化的“ 道德决策人”向现实的“ 利益决策人”转变,从而实现“ 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正义法则,这也是现代公共行政精神的要义之所在。

2、行政决策民主化的理论支点——公共选择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传统政府决策模式严重制约了行政决策民主化的进程,而公共选择理论的引用和介入,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 必须重视行政决策中的个人利益,实现决策根本利益取向的民主化;重视“第三部门”的参与作用,实现决策参与机制的民主化;推进行政决策规则化,实现决策全过程的规范化;完善决策体制,寻求决策民主化的根本解决。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治舞台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供方是政府、政治家、官僚和党派,需方是公众、选民和纳税人。他们的活动无论多么复杂和相异,其行为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效用最大准则,即选民总是把选票投给那些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人;政治家或官员则总是对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议案报以青睐。由于自利和贪欲行为的存在,必须通过一定的宪法与规则体系对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进行制约。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这种制约的力量必须来源于普通民众或选民,这也是保证“政治市场”能像经济市场那样合理有效运行的最根本因素。

政府决策是公共选择与公共行政的共同主题,公共选择实质上是对经济的非市场决策,这与行政经济的决策在内容上无疑是相通的。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集体性。由于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白搭车现象”的存在,各种抉择不可能通过分散的个体做出,它必须依

主权者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组织———政府,以民主集体的方式进行,凡有人群的地方这种选择就不可避免。第二,规范性。无论是市场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人都是有偏好的,而且存在着种种差异,或是价值观的,或是感情的,或是个人利益取舍的。公共选择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就在于制订某些规则,限制种种偏好的扩张,协调种种行为之间的差异,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在抉择的具体方式上也体现出规范性。公共选择所重点研讨的“非市场决策”实际上就是公民通过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其数量。正如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首先要有消费“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之为“偏好”,然后才能到市场中去

讨价还价,再搭成成交协议。在政治市场中,公民也必须表现出消费公共物品的需求,才能形成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政治决策。如果没有公民个人的消费偏好显示,公共决策就不具有合法性。要说明“公共物品”被供应的合理性根据———“公意”是如何获得,公共选择理论就自然不能超越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公共选择过程以表达自己某种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公共选择理论不是像其他的民主理论那样,从确定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前提出发来分析参与的发生条件、参与的制约和影响因素以及参与的效能,而是循寻另外一种路径,试图揭示个人的自利行为与公共利益追求两者之间的沟通模式与互动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体制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尤其强调体制对经济的影响。我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现行的行政体制问题。因而,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改革必须率先从行政体制改革入手,从根本上变革现行的行政决策体制,以求完善和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国家行政决策体制。

3、行政决策民主化的现实途径——信息时代的公众参与

“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济研究中,参与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正在对于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学者应克复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影响或参与制定、通过与贯彻公共决策的行为,通常的理解,政治参与的主体系指不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所有公民”。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行政决策民主化得以实现的一种具体形式。尽管当代各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不同,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不同,但是,各国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实行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方面,公民通过代表制以间接参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各种立法和重大决策的形式来实现公民参政;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参与政府行政决策的制定过程。

以往的行政决策民主化程度不高,基本都属于暗箱操作,行政决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导致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较低。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化,从技术角度为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政府在广泛吸纳民众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才能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当前,我国政府采取信访、社会协商对话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人民群众沟通,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工作进展情况向民众通报,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呼声,获得决策的依据。政府上网将使这一机制的效用得到强化,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过程的民主程度。因为,从政府的角度考虑,互联网使大范围民意测验成为可能,政府可以在政务公开的保障下,使决策过程吸纳民众的智慧,确保民众有充分表达意愿的条件和机会。从民众的角度考虑,网络技术替代了许多以前由民众做的工作,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拓展兴趣范围,关注周围生活的变化,关注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运作,进而寻找更多的机会,更积极地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而且由于政府在网上开放的姿态与方便的技术手段促进了民众参政的兴趣,使民众由顺从者向主动参与者转变,从而使行政

决策过程由孤立、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积极参与的开放、民主过程。总之,政府上网缩短了时间和空间距离,将集体决策参与范围扩展到一切具有网络终端的民众,扩大了智囊团的范围,使行政系统的集体决策特征更为明显,这有助于政府摆脱决策的“暗箱操作”状态,充分利用“外脑”的优势,保证行政决策科学、合理。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网络的普及对于行政决策民主化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他在推动了民主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这话似乎有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政府上网使有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得到强化,一定程度上将影响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有学者指出:“微电子革命引起的核心过程是信息渗透,即在所有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或者受到高技术信息机器的渗透,或完全为高技术信息机器所控制。” 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受到控制的机器的技术官僚尤其是计算机专家的控制。“经典的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做出主要决策。” 这种状况在网络时代也没有根本性变化。由于技术越来越复杂化,网络时代的权力明显地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他们不但掌握行政权力,还掌握着计算机知识,指挥着大量被储存的信息,利用这双重的优势,他们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包括总统在内的民选代表并不控制做出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不得不依赖智囊咨询机构,并只能根据他们提供的有选择的信息,推荐的有倾向性的备选方案来做出决策,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另一方面,利用掌握的计算机知识,技术官僚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设计决策模型,可以改变某个程序以使信息或决策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在心怀不满时对政治系统进行致命打击。此外,技术官僚和民众对技术的过分迷恋还会使民主本身失去意义。以无休止的民意调查为特征的肤浅的电子民主制造了消费者和选民至高无上的地位,让领导者饱受民意测验专家和公众情绪的无情摧残。流于极端程序化的民主还是不是我们期望的民主?

4、行政决策民主化的新型参与方式——决策听证

行政决策听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政策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行政决策听证是行政程序的重要步骤和方式,是行政民主化和透明化的重要标志。它的主要作用:一是扩大沟通,即不同利益群体通过沟通与协调,从而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二是打破暗箱,使行政机关的决策行为不再是暗箱操作,从而更具民主性和公开性。

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现代行政决策的两大趋势。在决策中,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民主化是科学化的内在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科学化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科学化又以民主化为基本前提,民主的决策路线和程序是科学化的重要保证。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强调集权主义,最大的弊端是行政决策的非民主化,使行政决策神秘化和神圣化,导致了传统政治和行政体制的专断主义、权力滥用和暗箱操作等现象。行政机关和行政领导凌驾于群众之上是与我国人民主权的国家性质相悖的。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采取听证制度,把人民群众吸收到决策的准备过程中,这种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使信息来源多样化,为行政机关提供了参考相对人意见的机会,使行政机关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从而消除决策中的偏颇;其次,行政决策听证,以官民结合的方式,使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公开向社会征求决策的方案,从中权衡、选择,形成正确的决策,增进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确保决策的民主性;最后,人民群众也有占有行政信息机会的平等权。行政机关应避免把收集来的信息据为己有,而应当把信息交给政治家和人民群众去支配使用。信息只为行政机关据为私有,或只为政府所用的体制,不可能使民主机制正常运转。民主参与有多种方式或渠道,而听证是最有效的一种参与方式,其民主化和透明度都是其他参与方式所不可比拟的。这种参与方式具体表现在:一是为相对人,特别是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一个陈述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使相对人的参与权得以实现;二是有助于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有助于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体验性理解和关注度的增强,特别是有助于公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三是可以形成公民对掌权者和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加强人民对行政机关的向心力有利于协调各种利益,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听证代表来自于社会各界,他们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履行着表达一定利益并为该群体争取利益的功能。而政府必须是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因此必须调和不同的利益需求。在公众利益的处理问题上,政府行政政策的水平集中表现在发掘相同点,平衡不同利益需求的能力上,具体表现在通过一种有意识的合理的决策,既能保证公众的一致性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还能够顾及少数公众的特殊利益。听证正是给予不同利益和力量以制度化的表达途径,使利益冲突方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五、行政决策研究的发展趋势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行政决策理论的研究逐渐由外在的——要求政府怎样实现决策民主化,转向关注公众要求民主化的内在诉求,研究的视角发生了一定改变。与此同时,借助于一定的定性分析研究手段,对行政决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也成为越来越科学化的一种方式。

1、行政决策方式的民主化仍旧是热点议题

行政决策方式的民主化是行政决策体制内外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制内的因素看,决策的价值取向不再仅仅是效率,公平在现代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决策的规模、数量和要求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仅靠个人的能力难以完成。在我国,行政决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决策体制外的因素看,行政决策方式民主化是政治民主化浪潮在行政决策体制内的反映。

民主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诱惑,以致于素以效率优先的行政决策体制为之动容,一方面由于它代表着公众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行政决策方式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否定决策效率,恰恰相反,它是对为效率而效率的不足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民主并不以不同价值的一致为先决条件,毋宁说,它只是为把价值相互联系起来以及把解决价值冲突放到公开参与公共过程之中提供一种方法,它仅仅遵从保护过程本身形成和形式的特定规定。”正因为民主在行政决策体制内并不象在政治体制内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提供一种方法”,因而它不但能够改变民主在政治体制内的无视效率现象,而且可以矫正行政决策体制内由于过分专权而导致的决策质量低下和决策风险成本过大现象。

现代行政决策体制对民主与效率进行了有机的协调:既保证了民主机制在决策时的运用,又避免了决策低效乃至无效率现象。事实上,现代行政决策方式的民主化也并不意味着责任分摊,即由参与行政决策的人共同承担。如果这样,行政决策就会沦为人人有责而人人不负责的尴尬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方式的民主化并不否定行政首脑在决策中的首要地位和砥柱作用,而是要为其决策时的集思广益提供制度上的民主支持。这种民主支持并不

遵循政治民主意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而是保留行政决策首脑负责制的游戏规则。

2、行政决策的可行性分析凸现新的研究趋势

政府决策的可行,意味着决策可以实施并在实施后可以获得成功。可行性分析是指运用各种技术和方法,分析政策决策是否可以实施,确定政策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以供领导进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政府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决策的可行表现得更多的不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而是各种利益关系、人际关系、部门关系和具体操作的问题,它是一个政府与公众、与专家学者和各类相关决策影响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确切地说,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分析是一个“政府回应”的过程。政府回应又称政府反应性,它是系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行政理念的逻辑延伸,又是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有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政府回应,这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社会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和回复的过程。二是责任政府意义上的政府回应。他矢志作为政府本身,其行政管理职能下的所哟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政府回应也就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总和。

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分析是决策能够顺利实施和取得理想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回应是相当必要的。首先,政府决策的行政要求政府决策可行必须重视和强调公众的参与。其次,政府决策可行性分析的内容决定了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必要性。第三,政府决策发展的新区是决定了择政府决策的发展史和社会的进步状况、国家发展水平、科技进步水平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高状况有密切关系,加强政府政策可行性的政府公关成为社会对政府的一种必然要求,没有相应民众要求的决策,其合法性必定受到质疑。

可行性论证的回应已经成为行政决策民主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却是不可行论证机制——逆向决策回应机制的建设,他同样是民主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不可行论证时只有政府来组织和实施的、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证明和发现政策决策的问题和缺陷,提供确切的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从而否定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可行性,作为政策可行的最重要的补充依据。这是一种最大胆的政府回应机制,他从否定的态度出发,寻找一项决策的不可行之处,尽量的证明这项决策是行不通的。没有经过公众参与论证的、不经过不可行性论证的政府决策往往有可能由于各种意外原因的出现而导致执行的失效,并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和造成严重的后果。建立政府决策的不可行性论证的回应机制只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政府决策方案初步认定之后,从否定的角度出发,组织相关的人事或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不良因素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决策的失误之处,并可以从失误之处对决策进行修补和完全否定。其次,不可行性论证政府回应机制要避免情感因素和主观意志对行政决策的影响。

6.2 行政执行

一、引言

在决策科学形成的初、中期,人么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上,认为正确的制定决策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描述、创建、修正决策的制定过程并试图使之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在人们付出巨大的怒,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规范、方法之后发现,正确的制定决策本身是一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而且,即使按图索骥的作出正确的决策,以不一定能够执行。反言之,不能够得到执行的决策不是好的决策,即使再好也只是构想而已。因此,行政执行乃是与行政决策息息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关于行政执行概念的经典性论述

(一)行政执行的概念辨析

从狭义的法理意义角度,行政执行可以被界定为:“行政执行是指行政上的强制执行,是指当人民不履行其行政法义务时,行政机关以强制的方法使其履行,或事先与履行由同一状态指行政权作用。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却是广义上的行政执行,也可称为行政实施,强调一种以政府或者其工作人员为行动主体的从上到下的政府决策实施过程,其概念本质类似于政策执行。政策执行的规范性研究从一开始就大体上遵循这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行政学派,他们强调政策执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策执行机关如何采取政策行动。另一方面是组织理论学派,他们强调既定的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忠实的执行,关键在于政策执行机构在主观上是否能够充分理解政策的含义,是否愿意毫无保留的支持政策决定,在客观上是否拥有足够的能源和资源,如权利、权威、人员、资金、设备等,以有效的执行政策。其实,这两个学派都没有错,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侧面上表现了政策执行的重要性而已。

(二)行政执行理论的演变

行政执行理论或称行政实施理论经历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过程。在早期公共行政学中执行与行政概念是联为一体、不可分的。20 世纪30 年代初期美国政治学界讨论的行政学问题仅限于行政过程。那时的官僚组织颇似韦伯(M.Weber)设计的官僚结构,是少数高层管理者所控制的结构,上级的政策由下级来执行,下级要“立即”、“自动地”、“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可见,执行或实施的观念融合在组织的领导和决策的概念之中。威尔逊(W.Wilson)时代仍然强调行政与政府计划是相互独立的。行政是中立的、专业的以及非政治的。因而,威尔逊本人认为行政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原则之上的。直到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行政执行开始被评价是否有效率,这是管理学激发出的作用,行政执行开始被纳入到行政过程的内涵中。后来在1937 年古力克(L.Gtulick)和尼维克(L.Urwick)合编的《行政科学论文集》中行政执行包含在行政过程中的理论才得到了完整地阐释。

古典行政理论的特点在于贬低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重视上下级关系,而不给执行以选择的余地。史密斯(T.B.Smith)在他的《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政策一旦制定,政策即被执行,而政策的结果将与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相差无几。”在这样的观念下,政策过程注重的是

制定而非“执行”“,执行”被融合在政策制定之中。而且,制定与执行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科层关系,它是纵向的直线式的领导方式,而不是双向的互助关系。公共政策学者若克(F.E.Rouke)在《官僚系统、政治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在美国公共行政的传统理论上,行政执行者的选择方案仅限于对手段的决定,而行政行为的宗旨或目标却是由负责的政治官员在命令中或是法规上已确定的。”

根据古典行政执行理论,曹俊汉先生将执行理论的运作内涵概括为以下三点:1.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在系统上是一体的,要领上是主从关系的,以及动作上是连续的。2.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应基于下列分工的基础上:(1)政策制定者确定目标,政策执行者实现目标。

(2)政策制定者有权决定不同目标的先后顺序;政策执行者具有执行目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服从的精神与秉承政策制定者的意志。3.有关政策执行的决策在性质上是非政治性的与技术性的,而执行者的责任是中立的、客观的、理性的与科学的。

三、国内学者对于行政执行理论及实践的研究近况及主要成果

1、决策与执行职能及机构的分离趋势对中国之影响

90年代出现于西方国家内阁各部的一个明显而又普遍的改革趋势是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明确区分。负责行政执行的组织和制定政策的部门相分离以及提高执行单位的管理自主权。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使中央政府专心致力于其核心工作即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应该与政治和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政策执行部门能够不受内阁的干涉,专心致力于自己的核心工作,即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而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其实,在瑞典政府体制中早已存在这种模式。瑞典中央政府中部的数量很少(14个),部的人员不超过1500人,是因为大多数国家中属于部的职能,在瑞典是由独立机构承担的。部的职能是研究和制定政策规划,大臣和他的协作者们不负责管理问题,在大臣的监督和总局长负责下运转的独立机构拥有执行职能。因此,商务部只有70公务员,而附属它的独立机构的公务员则达1200人。新西兰的改革者在重构部门结构时就强调对政策部门和提供服务的部门实行职责分离,对不同的组织赋予不同的职能。除三个中央机构(即首相和内阁、国家公务员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外,还有17个政策部,11提供服务的部门,其余三个部门兼有政策和服务两种职能。英国在下一步行动计划中,设立执行机构这一改革模式最为醒目,即由一个部长负责的庞大的部结构被分解为许多执行机构,每一机构负责一个或数目有限的公共服务的供给,部里仅留少数文官负责政策、计划和协调。

实践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英国,使政府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的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已卓有成效,综观西方各发达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保持政府决策与执行的适度分离,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突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功能优势,提高决策与执行的质量和效率。政府决策与执行关系的处理,不仅关系到政策决策的质量,而且还关系到政府公务人员执行政策的效率。在政府决策与执行不分、“铁板一块”的体制下,必然导致“公共行政体制中政治任命官员,政治责任负担过重的问题,以及行政执行因缺乏自主权而质量下降的问题。因此,保持政府决策与执行的适度分离,能使政府决策机构专心致志于决策制定和监督决策的实行,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同时,政府执行机构只对具体决策执行负责,拥有更多的行政执行自主权,能够根据组织性质和相对管理优势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执行单位能够摆脱政治的控制,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他们的执行质量和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就会得到改善,数量就会增多。达到提高行政执行效率的效果。有助于克服“部门职责利益法制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决策是公共利益的划分,而执行则是公共利益的实现。

目前,我国的政府政策与执行法规的制定模式基本上是同一政府部门议定、协商、起草和执行的一体化模式,这种政府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使决策与执行高度集中于某个部门,缺乏合理的分工,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扯皮打架,相互推委,导致政府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彼此干扰,将“部门职责利益法制化”。所以对政府决策与执行关系的调整,使政府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都有明确的职责,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行政决策上的部门权力和利益法制化、行政执行职责不清以及执法冲突等现象。有助于精简政府机构,缩小政府规模将政府决策与执行部门分开是精简政府机构的一种新的思路。我国传统政府规模调整之所以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其中很大原因是由于忽视了政府内部管理功能的调整和政府决策与执行权限不够明确所致。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将各部门的服务提供职能和政策执行职能从决策部门中分离出来,组成独立的组块,实现缩减政府的组成部门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规模的目的。在此有人会问,将决策与执行分离不是会大大增加政府执行机构及执行人员,导致政府成本增加吗?其实不然,因为分离后的决策与执行机构之间是一种弹性管理关系,政府决策机构可以通过补助金、管制或合同的形式进行间接运作,而不一定成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因此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后,只有少部分的执行机构仍保留在政府系统内部,而大量的执行职能由相对独立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所以能有效降低政府总成本。同时,也有助于推进行政管理内部专业化的发展。政府决策与执行专业化程度低是目前我国政府系统内部组织结构不尽合理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管理的内容繁杂,同时它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不利于决策与执行专业化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必须提高政府决策与执行的专业化水平。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它有利于让各类智囊机构和专家群体参与政府决策,成为政府决策的主体。与此同时,行政执行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决策机构的依附关系,能够依据组织自身的性质和发展需要选择专业人士,或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来提高现代化、专业化水平。

2、决策与执行分离模式的理论假设和局限——本土化应用

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基本模式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该模式有着特殊的假设前提,它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构筑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行政三分模式的假设前提。对此,我们尝试性地作如下列举: 假设1 :行政权力必须且可以进行分离。

假设2 :行政权力可以用过程化方式分割成决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并予以实行。

假设3 :决策需要集中,这样可以统一进行宏观调控。

假设4 :决策是最重要的,执行是次要的,可以按部就班进行,也可以分散完成。

假设5 :行政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内部的分工合作,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行政就可以顺利的进行。

对假设1 的分析要注意:一方面它是在一定客观情势下产生的,它是客观环境下的被迫选择;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选择者主观追求的能动性,正是这一能动性中暗含了假设1。行政权力必须分离是改革者解决行政权力独大的当然选择,改革者认为通过分离可以将独大的权力分为若干部分,允许更多的人按照角色和类别分别介入到权力过程当中,因而保证权力公正运行。行政权力可以分离则是行政理性长期熏陶改革者思维的结果,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功能主义观念促使改革者认定利用权力分离的方法可以克服权力独大带来的不公正和不规范问题。权力分离不会影响权力运行的质量与效果。基于假设1 出现了假设2。假设2 认为行政权力分离的最好方法是过程化分离,即按照权力运行的直线过程将权力分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种功能主义的权力分离方法注重了权力运行环节的专门分工方面,突出了权力运行中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问题。决策权负责重大事项的决定,负责此项权力的机构专门管理决策事项,保证决策的统一性、权威性、连惯性和科学性。执行机构负责决策机关决定的执行,忠实地、不折不扣地、完满地执行决策机关的决策,这样可以保证政策执行的专门化和高效率。监督权负责对决策和执行进行监控,促使二者按照既定原则规范地运转,它是一个调控机构。

假设3 和假设4 是假设1 和假设2 的深化。按照行政三分原则,决策权被分离出来暗含着如此假设,即决策权需要集中到专门机构,便于统一进行宏观调控和完善政策制定。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决策都要由专门的决策机构来统一确定,决策权不应该分散到执行环节中去。

假设4 认为,决策权是重要的,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和公正,应该统一起来;而执行相对是次要的、分散的和按部就班的,只要专门的执行机构就可以完满的执行。并且执行也是单纯的,在未来的工作环境中不需要处理更多的具有决策性的临时问题。

总体看来,以上四个假设都暗示了第5 个假设:行政是政府内部单方面的事务,只要在政府内部将行政工作按照过程做好分工与合作,决策机构负责决策,执行机构负责执行,行政就可以顺利的进行。在行政三分模式看来,行政工作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要么是高高在上的,行政决定环境,只要将行政过程处理好,行政环境中的行政对象问题不需要考虑;要么是没有关联的,行政工作不需要考虑行政环境的要求、压力以及行政环境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这一假设认为,行政工作的重点是公共组织内部的秩序问题,外部关系问题不是最关键的,不需要着重考虑。

从以上对行政三分模式的假设前提的尝试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本质上和行政三分模式想改革的部门行政体制的假设一样都属于传统的理性行政模式的观念。理性行政模式是大工业时代以来在现代国家中流行的以官僚制形式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它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对行政组织结构进行制度化、程序化和职能化的技术理性扩张的产物。理性行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

1、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是提高政府内部的工作效率,外部环境的要求不是关注的重点;

2、公共行政问题是执行的问题,按照功能主义的划分,理清公共行政决策和执行环节是它取得规范的保证;

3、公共行政是公共组织内部的职能,要严格规制,划清职能和权力结构,使它规范运行;

4、公共行政是统一的官僚组织的职能,必须按照统一的官僚制规则运行。这些特征是效率主义、功能主义、规则主义和理性主义等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外显。这些价值观念要求现代行政追求行政的效率目标、功能区分、规则化和理性计算。它希望通过对组织内部政策流程的全程监控和预先测算来实现行政过程的可操作化、稳定化和理性化。利用理性的算计功能对组织功能过程进行分解,并根据这些分解的功能来设立不同的部门机构,构建新型的功能化部门组织形式。组织的高层通过发出指令要求各个组成部门积极肩负各自的职责,完成各自的任务,在准确的预计时间内圆满实现组织目标。理性行政模式的本质是分离思维。它希望通过对组织结构的计算将其细化为许多不同的组织块,然后对每一个组织块进行标签化和形式化,使得它们的地位固定、职责明确、要素细分,从而建立许多按照功能划分的无数细块来构成的几何式组织形态。现代官僚组织就是典型的理性组织模式。它期望利用部门和功能分离来实现组织的专门化和监控,从而提高组织的效率。行政三分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对组织部门细化的理性方法,但是它仍然没有脱离理性行政的功能分离主义的窠臼。它反对部门细化,单从这点上看应该是反对部门分离主义,但是它用来反对部门分离主义的武器却仍然是另一种功能分离主义的工具,即行政权力的过程分离。行政三分模式按照行政权力发挥功能的过程将其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种。决策权力负责政策的制定,而执行权力负责政策的执行,二者组成了一个政策流。监督权平行于前二者,对它们进行平衡和调控,形成了行政三分的格局。这种按照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来分离式构建的组织模式可以部分地克服部门细化导致的专权和不协作问题,但是它将本来是完整的行政权力分割为分别由三个部门行使的权力,将权力间天然的、难解难分的关联人为割断,也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是过程分离后新的专权倾向。新的组织模型中决策权被高层统一后可能会促进组织的一体化、克服部门分割现象。但是,组织一体化既有便于组织能力的统一和行动完整性保持的优点,也存在导致新的专权问题的危险。组织决策被集中到少数部门如决策局,就越来越提高了组织决策权力的份量,决策局对决策权力的专有可能会因为决策组织的理性自负和远离社会环境的互动逐渐演变为决策权的独大。这一理性的法定主人认为可以利用理性来从上到下、从无到有地进行组织设计和工作安排,使得组织的绩效达到最优。它的高高在上和对环境的高傲态度,可能会导致忽略组织的多元利益和目标,使组织高度同构而失去自我反思和适应多样变化的能力。还会使政府政策患上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空洞、不适应的毛病,甚至会由于一体化政策执行的结构性困难而造成政策的不稳定性,乃至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也许是该模式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其次是分割性问题。行政三分模式以纵向上的过程分离替代横向上的功能分离。这种替代方式的分离主义逻辑思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存在严重的分割性。有可能导致种种不利的后果:权力被分为决策权和执行权,集中性决策远离社区利益,决策和执行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组织的完整权力和组织人员的个人能力以及责任感都被这种划分人为割断,导致了组织权力不能完整的发挥功能;执行由于被抽去了重要的“自由裁断”的政治生命而沦为决策的工具,难以及时完整地适应多变的社会现实,处理需要及时变通的社会问题;负责这种执行权的组织人员在工作中非常容易产生无责任感、无积极性,容易失去自主性和适应性。这种分割性认识也会引起组织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隔离。尽管行政三分模式利用理性力量设计了一个功能完备、规则齐全、部门分离的组织形态,但是它在营造一个完美的蚕茧的同时也将行政组织自身封闭在这个理性的模式化环境中。这种组织是理性的自利组织,组织对环境是高高在上的,是控制型的,这种认识忽略组织环境的能量储存功能和组织含蓄功能。被隔离开环境的组织成为了自私自利的组织孤岛。在这个封闭的、分割的理性化结构中,理性化组织的行政权力也被纳入了一个没有对象的单向流动状态,行政过程也被自我封闭在一个没有结果和反馈的单向工作中。完美的规则成为了组织权力不能自我反思和与环境互动的紧箍咒。并且,在封闭性的结构状态下,政府内部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组织黑洞以及贪污腐败问题。政府组织对环境要求将会不予关注、缺乏责任感、对环境变化不适应和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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