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

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精选8篇）

1.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 篇一

学习民族宗教政策活动心得体会

所谓民族——国家宗教，是在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的、且局限于本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它一般由传统氏族部落宗教直接改造和发展而来，是古典宗教的第一个阶段和最初形式。它既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印迹，同时也具备了古典宗教的基本特征。民族——国家宗教主要有七方面的特点，这是它区别于原始宗教和古典宗教其他形式的特殊之处。

全民性和排他性的共存。民族——国家宗教是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宗教，这种特色表现为其信仰的全民性和排他性。民族——国家宗教首先是民族和国家所有成员的共同信仰，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本民族——国家宗教的天然的和法定的信徒。其天然性在于，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生产方式使其具备了共同信仰的客观基础，它必然自发地导致统一精神文化、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历史过程；其法定性在于，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规定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它把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全民的强制性义务。无论何人都依民族习惯和国家法典信奉统一的和官定的神灵，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在文明社会之初的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巴比伦等民族和国家中，其民族——国家宗教都是全民性的。据此，有的宗教虽然也是在某一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并仅为其中的部分成员所信仰，但由于不具备全民性，便不能归属于民族——国家宗教之列，只是一般的民族宗教。例如中国的道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但它从来没有达到全民信奉的地步，因而不被作为民族——国家宗教。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或国家由于社会变迁、宗教发展及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互接触交流的冲击，其民族——国家宗教虽继续存在，并保持着大量的民族特色，但却越来越失去全民性，只剩下部分信徒，这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民族——国家宗教的资格。印度的婆罗门教和日本的神道教皆属于这种类型。有的民族尽管因古代国家灭亡四处流浪，失散于世界各地，其原有的民族——国家宗教却仍然未失去全民性，是散居各地的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因而它还是一种民族宗教。犹太教即是如此。

由于民族——国家宗教是在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在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及国家统治等各方面的差异，又决定了民族——国家宗教具有排他性。一方面，它只属于本民族或国家成员的信仰，除了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和国家，一般不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受民族和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条件制约，而且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只能在本民族或国家的及相类似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中生存。这使得民族——国家宗教的命运同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波斯人和希腊马其顿人征服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后，巴比伦宗教也逐步消亡了。古罗马人对希腊的入侵导致了古代希腊宗教的消失。波斯的玛兹达教也是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征服而衰落的，后来在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才又东山再起。

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的一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氏族部落原始意识的民族意识也在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共同性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在文明社会之初，政教合一体制使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它深深地渗透到了民族的观念和情感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群体意识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在宗教的观念和情感中体现着民族的认识、心理和情感，体现着整个民族及其成员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和准则；而民族意识中也包含着宗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包含着宗教的基本信仰、教义和规范。因此，整个民族国家的成员都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宗教视为正统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根据，并从中汲取生活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同原始宗教与氏族意识的关系颇为相似，它们都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结果。例如，注重血缘关系、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的中国古代汉族就是同民族——国家宗教即儒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儒教敬天祭祖、效法天理、神道设教的基本教义相一致的，其中渗透了儒教信仰的宗教精神。

一神多能和诸神分级的出现。在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早期阶段，每一类事物和每一种现象都有各自的神灵，这些神灵的灵力极其有限，一神一能，各管一事，各司其职。它们之间没有大小高低之分，相互也没有隶属服从关系。随着社会发展与实践能力的增长，人们的接触面增大了，视野拓宽了，理性能力增强了，这使他们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其间内在的联系与多样性的统一。尤其是农业和畜牧业之间产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直接影响着自己所从事的专营生产的那一部分自然事物和现象上，而不再重视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在宗教观念上，便是原来特殊的、分散的神灵被逐步统一起来，一些神灵合而为一，一些神灵被转换了职能，一些神灵则被赋予了更大的神性和更多的职能。比如随着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建立，出现了地域性的保护神即“社神”。社神是一方土地之神，它综合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多种神灵及其职能，成为掌管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及地区安全的多能神，在古代希腊，自从航海业在希腊人的生活中获得特殊意义后，原来的陆神波塞冬就变成了保护航海业的海神。随着农业的出现，牧神变成了农神，狩猎女神变成了丰收女神。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状况随社会组织的兼并统一而越来越加剧，最后只剩下一些兼备多种职能的主要神灵。

神性的增强和职能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神灵之间神性和职能的对比与差异，从而产生大小强弱之分。特别是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差别，更是必然在宗教观念中留下其影像。于是，神灵之间也被组织和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定的秩序，并且相互具有了等级关系。至上神以超越众神之上的最高神的形式出现了，成为神灵世界的主宰与君主，众神则隶属于至上神，作为它的官僚和下属。这就是至上神教，它是一神教的前身。民族——国家宗教一般都是崇拜至上神的。如中国传统宗教崇拜天（上帝），天是自然之主，是统帅诸神的最高神灵，在甲骨文中即已有上帝命令刮风、打雷、下雨的记载。印度婆罗门教信奉梵，它是万物的根本和万因，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等三主神是梵的显现，其他神祗也是梵的高低不同阶段的各种化现。日本神道崇拜天照大神，其余诸神均受其统辖。古希腊宗教信仰宙斯，它是奥林波斯山上众神的领袖，它主宰着整个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古代埃及宗教虽然也是至上神教，但其所崇拜的至上神是随着统一王国的政治中心的变化而轮换的。当某个地区成为首都所在地的时候，它的地方神就升格成为全国的最高神。古代巴比伦宗教的至上神也是轮换的，但其原因却是由于外族的入侵，入侵者总是把本民族信奉的最高神变为被征服的民族国家崇拜的最高神。而波斯宗教崇拜的是善恶二神，在下诸神依此分为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集团，是一种二元至上神教。犹太教则信仰唯一神耶和华，是最早的也是古代民族国家宗教中唯一的一神教。但是，所有这些民族——国家宗教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

保护神与至上神的统一。保护神崇拜早已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并且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原始的保护神崇拜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祖先神崇拜，后来随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出现产生的地方保护神也是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它们都带有一定的自然特性。但随着联合诸多部落的部落联盟的形成，尤其是民族国家产生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保护神崇拜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人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其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在社会生活组织相互兼并的历史过程中，保护神的兼并也同宗教信仰的兼并一道在同时进行。国家将全民族的信仰统一于统治阶级的宗教，这种统一在其特定的表现形态上，就是以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去统属其他族的保护神，尔后又发展为整个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并成为全民的崇拜对象。为了增强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的神圣性，强化全民对这一保护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于是，与统治者在尘世的地位相一致，其保护神也被抬高到神界中的最高地位，成为至上神灵。其他族的神灵则或是被取消，或是被兼并，或是被臵于最高神的统治之下。这样，在民族——国家宗教中，保护神与至上神合而为一，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本民族的保护者，兼有双重身分。

中国儒教崇拜的天、希腊宗教信奉的宙斯、埃及宗教信仰的太阳神、波斯教崇拜的阿胡拉、日本神道教侍奉的天照大神、犹太教崇拜的耶和华，都是统一了民族国家保护神和最高创世神的二元神。不过，由于这些最高神同时又是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因而它们的王国绝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国家领城，在此界线外，由其他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统治。这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的至上意义极为有限，仅仅适用于本民族的范围，只是针对被统治者原有的保护神而言的。所以，它的存亡直接与民族国家的存亡联结在一起，取决于它自身的保护能力。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以及波斯等许多民族和国家所崇拜的最高神，都是由于它们作为民族和国家的保护神而随民族或国家的丧失而被消亡的。

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氏族首领和部落酋长往往同时也是宗教首领和祭祖主祭人，但这一般只是表明他是带领本氏族部落全体成员侍奉神灵的首领，而不意味着他与神灵之间具有什么特殊关系，被赋予了什么特权。从部落联盟时代开始，出现了首领把自己提升为唯一能通天神的特权人物，从而将祭天大权独揽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不断发展，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便进一步产生了民族国家的君王，把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与至上神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至上神的性能的做法。这样一来君王便成为至上神的后代甚至化身，自己也具有了神秘。

据史料记载，中国至少从周代开始就把帝王称之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古埃及的国王都把民族——国家宗教所崇拜的至上神视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保护神，自称是至上神的儿子。巴比伦宗教也直接神化人间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神或是具有一定的神性。日本神道教把天照大神视为历代天皇的始祖，并尊天皇为人神。在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出现后，亦将其君王诉诸宗教臻于神圣化，产生了“帝王神”崇拜。苏拉被视为神之骄子，凯撒和卡利古拉生前就为自己举行了封神仪式，屋大维也接受了“奥古斯都（神圣者）”的称号。

君王的神化，使君王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来源，君权由神所授。于是，君王便成为天然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必须崇拜和祭祖的最高神灵。君王自然也是民族——国家宗教的最高首领和祭祖活动的主祭者，只有他才有资格带领众人祭祀至上神。至此，君权与神权结合起来了，政治特权与宗教特权也结合起来了，君王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国家神圣的专制者。这种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新政教合一形式的出现，不仅表明了人类社会在阶级和民族形成之后新的国家政治的产生，而且也体现了宗教内容向社会化方向发生的转折。

中国在古代宗教即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君王统治万民是受天的委派，代表天来化育人类的，它体现了天的意志。日本神道教的核心就是君权神授说，把天皇当作天照大神统治人间的代表，强调每一国民均应唯其圣渝是从。巴比伦的亚述尔国王总是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最高神亚述尔的决定，声称自己不过是神意的执行官。印度婆罗门教认为婆罗门是为护持“达摩（圣法）”而生，因而居众生之首，统摄世间万物。

当然，在古代的民族——国家宗教中，也有的是实行国教制度而非政教合一。兴旺时期的罗马帝国就是典型。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使它的民族——国家宗教不断受到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信仰的冲击，不得不过份依赖国家强力来维护自身和统一意识形态。同时，帝国的强盛使帝王的权力也极度膨胀，超过了宗教所能制约的界线。所以，罗马的民族——国家宗教便完全成为受帝王控制的工具，教权为王权所支配。

僧侣阶层与规范形式的产生。为了适应宗教变化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专职的巫祝产生出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不仅是民间日益增多的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尤其是协助君王进行民族国家祭典，并为统治阶级运用宗教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全体社会成员出力的特殊工具。这个阶层同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一道，形成了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的左右臂，因而它在社会中也享有相当的特权。

据文字记载，中国在商代之前就已出现了职业宗教者，并已有了卜（司占卜）、史（司录风雨）、巫（行术作法）、祝（司祈祷乃至祭祀）的分工。在印度婆罗门教所维持的种姓制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就是世代相传、自成一体的祭司阶层。古代罗马帝国的祭司团亦由来已久，在原始公社时期便已开始形成。最古老的祭司团有司掌历法和节期的“彭提菲克斯”，担任信使和外交任务的“费齐亚利斯”，专管占卜的“奥古尔”，主持祭献仪式的“雷克斯•萨克罗鲁姆”，侍奉女神维斯塔的“维斯塔利斯”等。罗马王凯撒、屋大维及其后继诸王都曾兼任最高的“彭提菲克斯”祭司职位。古巴比伦人为了侍奉神灵，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侍奉神的生活起居的神职人员，其中有传达神启和解释经文的高级祭司，有为歌颂神、安慰神而诵唱赞美诗和哀歌的音乐神，还有为神制作食物的厨神，为神洗澡的人，陪送神像去卧室睡觉的侍者等等。另外还有被认为是侍奉神的人间妻子的女祭司，也有献身于神圣而卖淫的神娼。在城邦时期，祭师是城邦统治集团的核心，统治者即是祭司的首领。后来祭司形成了专门的贵族集团，甚至为自身的利益同君主发生冲突，曾参与过阴谋篡位、朝代兴替、私通外国等重大政治事件。为了进一步强化民族——国家宗教的正统性及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力，僧侣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宗教教义，对宗教的礼仪和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补充。使之统一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建立起了以巫祝为核心的礼仪典章和组织制度，使民族国家在行为和组织方面具有了规范化的形式。

在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古代民族国家中，这种宗教规范与政治制度相统一，不仅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宗教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同时也是对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成为直接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印度婆罗门教很早就制定了一系列宗教规范，并以法律形式将其固定在《摩奴法典》中。中国古代宗教亦已形成了关于宗教仪式的各种规定，提出了一整套祭祖制度，这些规范将宗教与政治和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直接起着维护宗法政治制度的作用。孔子所极为推崇的周礼就是这种政治化和伦理化了的宗教规范的样本。古代埃及宗教被宗教学者归为典型的仪式宗教，受祭司和巫师控制的正确的规范化仪式动作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对神灵信仰的虔诚。摩西在创建犹太教的时候，一开始就制定了《摩西十诫》和一系列律法，它既规定了宗教的信条和礼仪，又规定了行为准则；既建立了宗教体制，又建立了社会的结构和国家的律法。

神学理论与宗教典籍的形成。原始宗教作为一种自发产生的自然性宗教，长于行动而拙于思考。除了简单而零散的宗教观念和充满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外，没有抽象、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宗教典籍。在民族国家出现后，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进步和职业宗教者阶层的产生构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创立神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僧侣们首先从对纷繁杂乱的原始宗教观念改造入手，在重新统一和确定了的关于民族的起源、祖先等一系列神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教义体系和初步的神学思想，使宗教观念被理论化，从而产生了最早的宗教神学。

神学理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在民族国家内部宗教观念的统一和巩固，标志着原始的、粗糙的和自发的宗教观念已为新的、精致的和人为的宗教神学所取代，而且意味着宗教的说服力和欺骗性的增加，更易于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征服而维护和发展宗教信仰。同时也为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需要的变化修改宗教教义、重新解释宗教观念提供了可能。这一方面使宗教对社会的适应性大大增加，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另一方面又孕育了宗教内部在观念上分裂的可能性，从而各种教派和宗教从此层出不穷。

随着文字的产生，在有些文化达到较高程度的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叙述神学理论的宗教典籍，宗教神学往往成为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内容。在中国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宗教观念和祭祀仪式的，而叙述占筮理论的《易经》则是最古老的著作。古代印度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形成了反映自然宗教内容的专门著作《梨俱吠陀》。婆罗门教产生后，又编著了三种吠陀典集：《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它们构成了古典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其中包含了其宗教教义和信仰的基本内容。古埃及人有一些宗教经卷的断纸残篇保留下来。古巴比伦流传下来的文化资料也是以宗教的内容为主。实际上，古希腊哲学也是宗教理论的一种延伸，其中一些派别的学说甚至直接就是一种神学，如毕达哥拉斯派。

2.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 篇二

一、英国“终身学习”的特殊内涵

一般来讲,终身学习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学习”,但这只是其内涵的一部分,终身学习除了“终生的”,还是“全纳的”和“学习的”。[1]“全纳的”指学习应面向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精英、在学者和出于职业考虑而学习的人;“学习的”意味着关注学习者的需求,以学习者为中心。英国政府对终身学习概念的一般表述并无异议,也提倡贯穿一生的学习,主张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但从政策和实践的角度来讲,英国的“终身学习”有其特殊内涵。

1. 聚焦16岁后的学习(post-16 learning)

英国的终身学习政策以16岁后学生的学习为主,对于这一点的强调是从终身学习绿皮书《学习的时代》开始的。该报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包括了从学校后到退休后发展教育和技能的综合报告。它很明确地表示,该绿皮书本身关注的是16岁以后的学习。在此绿皮书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又于1999年6月公布了白皮书《学会成功:16岁后学习新框架》更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从政策和实践的角度来说,英国的终身学习政策是对学校政策的支持和补充,以保证年轻人能够很好地开始成人生活和帮助失业的人找到工作,[2]因为终身学习指的是人们离开学校后参加的培训和学习。[3]

2. 发展技能,提高就业力和经济竞争力

不管是肯尼迪报告、迪尔林报告还是终身学习绿皮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词语频频出现在报告中,这表明英国政府将提高就业力和经济竞争力看作是很重要的目标。1999年教育白皮书《学会成功》指出要建立一个新的学习文化,该文化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个人成功的基础。《学会成功》还建议设立学习和技能委员会(LSC),这种把技能和学习并列起来的做法事实上突出了技能的重要性。新的学习文化是以技能学习为基础的。

《2000年教育和技能法案》确定了学习和技能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并对其职责和权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学习和技能委员会投资除大学以外的、所有16岁后的学习机构,终身学习也属于其投资和负责的范畴。学习和技能委员会既投资职业学习也投资非职业学习;既投资正规教育机构,也投资非正规学习机构。英国虽然没有建立专门的终身学习管理委员会,但却将其置于以技能为先的学习和技能委员会管理之下,这意味着发展技能将成为终身学习政策的重心。

2001年,教育和就业部更名为教育和技能部,技能的位置更加凸现出来。2003年7月9日英国政府发布了技能策略白皮书《21世纪的技能——实现我们的潜能》,指出“受过良好教育,有终身学习文化的劳动力更能适应经济变化”。[4]2005年教育白皮书被命名为《14～19教育和技能》,再次凸现技能的重要地位。这也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陈述了一个连贯的终身学习策略,即用技能策略来解决国家技能需求。151

3. 公平、平等和全纳

对公平、平等和全纳等社会目标的反复强调是1997年以后英国终身学习政策的特征之一。肯尼迪报告指出,公平和平等必须在教育增长的争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忽视社会团结(social cohesion)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后学习政策必须有力地、系统地和一致地指向“扩大”而非简单地增加参与人数和提高成绩,需要更多的群体参与进来。迪尔林报告指出,应通过扩大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和学习障碍者的参与来促进参与机会的平等。福莱尔报告特别强调终身学习政策的中心是平等和全纳(Equity and inclusion)。《学习的时代》强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习中来,包括失业的人、残疾人和学习有困难的人。

2000年以后,特别是在学习和技能委员会成立后,英国虽然突出技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各项相关政策仍旧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公平”、“平等”和“全纳”。“公平”、“平等”和“全纳”既是目标,也是准则。英国政府认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本是实现经济繁荣,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只靠一小部分精英是不可能的,必须全民(16岁后的全体)都参与到(技能)学习中来。

教育和技能部大臣鲁斯·凯利(Ruth Kelly)在《14～19教育和技能》前言中强调,“我在这里提出的改革方案……对于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应该让青少年具备雇主所需的技能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他们对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至关重要。这使我们有机会永远打破社会背景、教育成就和生活机会之间根深蒂固的历史联系……”。[6]在其他几份报告中也都有类似的阐述,这表明英国政府在突出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实现经济目标来实现社会目标。至此,我们可以明了英国“终身学习”的特殊内涵——终身学习是以“公平”、“平等”和“全纳”为行动准则和目标,以16岁后群体为主体,通过发展技能来提高个人就业力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学习。可以说,技能策略是英国终身学习政策的核心。

二、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开展的终身学习实践

1. 技能策略

(1)生活技能策略(skills for life)——打造成人就业和生活的技能基础

2001年,教育和技能部启动了“生活技能”国家策略,以提高成人的读写、计算和语言能力。它旨在使成人具备找到并保持工作以及充分参与到社会中的基本技能,从而促进英国的经济发展。生活技能策略秉承平等和全纳的原则,优先考虑失业者、犯人、难民等弱势群体。教育和技能部下设的生活技能策略部门(the Skills for Life Strategy U-nit)负责实施该策略。

生活技能策略重视合作,尤其是跨部门的合作,以期有效开展各项活动。其全国性合作伙伴包括基本技能署、全国成人继续教育协会(NIACE)、学习指导(learndirect)、工作基本技能网络(The Workplace Basic Skills Network)和工会学习基金(The Union Learning Fund)等。次一级的组织包括学习合作伙伴关系(Learning Partnerships)(由各类地方学习机构构成),它旨在促进学习机构在支持终身学习方面的合作。

到2006年,政府已经投入30多亿英镑用于生活技能策略。根据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的研究,生活技能策略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如,三年前参加了基本数学课程的成人要比那些同等条件但没有参加该课程的成人其收入要多13%。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读写和计算水平会带来更好的工作前景。而且,生活技能学习者自信心增强,长期生病的可能性降低,对工作的责任感增强。[7]

《21世纪的技能——实现我们的潜能》把信息交流技术(ICT)与技能确定为和读写、计算技能并行的第三个基本生活技能。隶属于工业大学的学习指导服务和英国在线中心是开设ICT课程并通过ICT促进学习者学习新技能的典范。

《21世纪的技能——实现我们的潜能》指出,全球经济已经使“终生工作”(job for life)的概念消失,现在需要的是“终身就业力”(employability for life),而要获得终身就业力最基本的是具备可持续就业所需的、广泛的技能基础。生活技能策略正是要构建这种“终身就业力”和“持续可就业力”,之所以是“生活”而非“工作”或“就业”技能,是因为政府把这些基本技能看作是获得其他技能的基础,是生活中其他方面不可或缺的技能。

(2)现代学徒制度(Modern Apprenticeships)——提高青少年的专门技能

现代学徒制是英国终身学习技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学徒制旨在向企业管理、制造、建筑和工程等近100个企业部门输送更多的技能人才。现代学徒制度通过将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为年轻人提供开始职业生涯的机会。对于那些义务教育中没有取得成功的学生,现代学徒制对于他们建立学习信心有很大影响,是义务教育后的一个有价值的选择。现代学徒制为16岁以后的学习者开辟了学术学习之外的学习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习参与性。雇主提供在职培训,学习机构提供非在职培训,学习和技能委员会提供培训和评估费用。2001年现代学徒制分为基础现代学徒制和高级现代学徒制。

《21世纪的技能——实现我们的潜能》提议新建商业技能网络(the Skills for Business Network)。终身学习也拥有自己的部门技能委员会——英国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UK)。其任务是保证终身学习机构能够招募、保留和发展高技能和高效的职员(师资)。

2. 信息、建议和指导体系

英国终身学习的项目繁多,资格体系也很复杂。如果想让学习者有效地参与到学习中来,给学习者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是非常必要的。在英国的政策文件中对这一服务的表述是“信息、建议和指导”(information,advice and guidance)。英国的信息、建议和指导体系很复杂,有很多不同的机构提供服务,内容也不尽相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学习指导和联系服务。

(1)工业大学和学习指导(UfI&Learndirect)服务

工业大学有限公司(Ufi Limited)是由政府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而创建的。1998年,英国政府启动了“学习指导”,作为创建工业大学的第一步,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克服学习的主要障碍一—获得信息。学习指导最初是一个全国学习建议电话线路,面向英国所有18岁后的成人,提供关于学习机会的信息和建议。2001年工业大学创建了学习指导在线学习服务,成为全国在线学习网络,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学习网络。学习指导网络现在有200多家学习指导中心。自2000年以来,已经有200多万学习者通过学习指导服务获得新的技能、信心和机会,大约20万家企业使用学习指导来提高雇员的技能。[8]

(2)联系服务(Connexions)

2001年4月,教育和技能部引入了新的服务——“联系”。这是政府针对英格兰13～19岁的年轻人的支持服务,同时也面向19～25岁有学习障碍者和残疾人。这一服务旨在为青少年提供综合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去除学习障碍,从而使他们平稳地向成年期和工作过渡。

联系服务通过提升青少年的学习热情,帮助青少年有效地参与学习。该服务通过个人顾问网络来实现。个人顾问将与青少年工作者、就业指导员、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教师等进行合作。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一名个人顾问,对于那些不合群、有学习困难的人,该服务会加强支持。获得个人顾问的途径既可以是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包括学校和学院、联系指导、电话和网络服务等。“联系服务”在地方层面上由47个地方“联系”合作伙伴提供,与所有重要的青少年支持服务联合开展。

3. 经济支持

(1)个人学习账户(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

《学习的时代:新英国的复兴》提出设立个人学习账户,鼓励人们进行学习。个人学习账户建立在两个重要原则之上:第一,学习者被赋予选择学习的权利;第二,对学习的投资由个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分担。2000年9月教育和科学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个人学习账户,到2001年10月有250万人使用个人学习账户参加学习,9,000多家机构注册为个人学习账户学习机构。但13个月后,由于财政管理问题,一些学习机构滥用资金,这一项目停止。个人学习账户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用来推动终身学习的创新项目,影响深远。

(2)工会学习基金

1998年,为了实现政府创建学习化社会的目标,政府设立了“工会学习基金”,用来促进在职学习。从2003到2006年,工会学习基金投入3,960万英镑开展工作,项目内容覆盖了从基本技能到专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基金用来开设工作场所的学习中心、培训工会学习代表(Union Learning Representatives)和开设课程,帮助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机会。到2004年,工会学习基金已经支持了60多个工会的400多个项目计划——包括零售业、铁路、建筑和护理等部门,涉及3.6万学习者,开设了180个学习中心,培训了6,500名工会学习代表。[9]

三、英国终身学习政策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 终身学习不等于技能学习

英国政府采取技能策略来实现终身学习的做法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所谓“终身”学习,应当是全民参与的、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并贯穿个体一生的学习。这种学习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赋予学习者学习的权利。但英国政府过度注重终身学习的经济层面,而忽视了生活中对个人非常重要的其他层面。伊文·埃伯比(Yvon Appleby)和安·玛丽·贝思梅克(Ann Marie Bathmaker)对此提出这样的质疑:到底是终身学习还是提高技能?[11]英国1997年以后的终身学习注重基本生活技能的提高,这较之前保守党重视职业学习的做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技能策略同样是以学习选择权利的丧失为代价的。很明确,终身学习是“为生产而学习技能”。

英国的自由成人教育传统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不仅仅是英国政府注重发展技能,提高经济竞争力,就连自由成人教育的发源地——志愿团体也有了这种发展倾向。这可能与政府加强与志愿团体的合作来推动终身学习发展的政策有关系。以工人教育协会(WEA)为例,这个把促进终身学习作为己任的机构以前最重视的是人们的学习兴趣及有特殊需要群体的学习,现在却把基本技能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2. 教育平等问题

2005年,英国政府专门出台了针对14～19岁青少年的《14～19教育和技能》白皮书。这种强调青少年技能学习的做法是以牺牲“成人”的学习机会为代价的。这里的“成人”与学习和技能委员会投资的“成人”是有差别的。学习和技能委员会所投资的“成人”指的是16岁后的学习者,包括16～19岁的学习者。2004年生活技能达标者中,超过50%是16～19岁的学习者以GCSE①的形式取得的,这与14～19岁的技能政策是一致的。这种以16～19岁学习者为投资主要对象的做法直接削减了其他成人的学习项目经费。而这种削减又是以成人读写基本技能为对象的,特别是入门前和入门1水平②的学习,而参与这类学习的人主要是一些学习有困难的人,诸如第二语言学习者、难民和领取救济金的人等。这些本来最应该参与到学习中的人现在似乎最难获得学习机会。

即使在青少年的学习中,教育不平等也是存在的。现代学徒制度并没有达成其初始目标之一,即在男人或女人占主导的部门中实现性别均衡,它也导致了性别的不平等。如在健康护理、儿童早教等“女性”领域,女性的比例超过了80%,而高级学徒制招募的学生中3/5是男性,这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学习机会。[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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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con Appleby & Ann Marie Bathmaker,(2006)The New Skills Agenda:Increased Lifelong Learning or New Sites of Inequity?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32(5), 708.

3.美国奥巴马政府终身学习政策探究 篇三

摘 要：在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终身学习政策：关注早期教育，改革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通过社区学院强化公民技能等。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强调终身学习战略地位，加强终身学习经费保障，确保终身学习机会平等，同时完善终身学习技术支持，以建立起终身学习的社区平台。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终身学习政策；可持续发展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知识、技能更新要求人们加快丰富自己的知识。这使得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化在为世界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挑战，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实施终身学习政策奉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奥巴马政府强调“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终身学习政策，以促进全民终身学习。

一、背景

（一）可持续发展教育为终身学习政策提供了良好环境

200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年）国际实施计划》发布，指出应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落实到各级各类教育中，并力求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到综合课程的学习过程中[1]。2014年，该计划完成，可持续发展教育取得一定成果[2]。2015年11月4日，《教育2030行动框架》正式通过，指出以教育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教育在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时要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该行动框架呼吁各个国家增加教育投资，以实现“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的新愿景[3]。可持续发展教育为终身学习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文化多元化和科技创新战略为终身学习政策提供了驱动力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族多样性带来了文化多元化。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要求自由、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多元文化所引发的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使终身学习理念更加深入人心。2015年10月，美国发布了最新版的《国家创新战略》（A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战略强调，应保障更多青年及成年人通过社区学院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学习社会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实现终身学习并获得成功。该战略还要求政府斥资更新教育技术，提高无线网络的覆盖率以确保远程教育的实施。这些措施为终身学习政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途径。[4]

（三）成人教育传统为终身学习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终身学习政策植根于其成人教育的传统。早在1944年，美国就颁布了《退伍军人法》（GI Bill），强调退伍军人的教育；1965年，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概念的提出为美国终身学习政策奠定了基础；1966年，美国颁布了《成人教育法》，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内涵、目的、任务、教师培训、组织与咨询机构、经费筹措及实施计划；1976 年，美国颁布了《终身学习法》，详细规定了推广终身学习理念及开展终身学习活动的各项措施，在制度和财政上给予终身学习强有力的支持，确立了终身学习在美国教育领域的地位。《终身学习法》的颁布是美国终身学习从思想理论到社会实践运动的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历届政府对终身学习政策的推进都不曾懈怠。随着《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美国2000：教育战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每一个学生成功法》等相关报告、法律的发布与实施，美国终身学习政策渐趋成熟。

二、内容

（一）关注早期教育，改革中小学教育

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初，美国4岁儿童早期教育入学率在全球仅为第28位[5]，为摆脱窘境，奥巴马政府提出了“0至5岁”（Zero to Five）早期教育计划，以保障每名儿童接受完整的、有竞争力的、公平的早期教育。面对“不断下滑的学业水平及30%甚至达到60%的高中辍学率”[6]，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3月发布了《改革蓝图——对<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重新授权》（A Blueprint for Reform-The Reauthorization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着力强调基础教育公平，提高学生成绩，改善办学水平最低下的学校[7]。2015年10月颁布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提出帮助所有学生达到较高学业标准，为其成功进入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重点关注弱势学校；放权给各州和地方；减少繁重的考核；增加优质学前教育机会等[8]。《改革蓝图——对<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重新授权》着重于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教育，确保学习机会平等；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基础教育公平；课程标准科学化，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优质的基础教育提高了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有力地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发展。

（二）改革职业技术教育，投资美国的未来

2012年4月，美国联邦教育部职业、技术与成人教育办公室发布了《投资美国的未来：职业和技术教育改革蓝图》（Investing in America’s Future： A Blueprint for Transform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联邦教育部时任部长邓肯强调：“在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是如此关键”“高中毕业证书不再是工作的保障。职业技术教育应着力使学生获得行业认证或高等教育证书，成功进入职业生涯”[9]。基于此类认识，奥巴马政府在2013财年的预算中，为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投入了10亿美元，以确保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内容能满足高增长行业对技能的需求；倡导中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机构与雇主及企业合作，加强中学与中学后教育的联系；实施问责制，确保学生掌握职业技能；支持技术创新，为职业和技术教育提供技术援助。[10]

（三）实施毕业行动，通过社区学院提升公民技能

2010年，奥巴马政府通过了《美国毕业行动：通过社区学院加强美国的技能》（The American Graduation Initiative： Stronger American Skills through Community Colleges）。该计划力求通过投资社区学院来帮助美国工作者获得技能和证书，实现“到2020年，使美国获得社区学院相关学历和证书的人口增加500万，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的目标。相关措施包括十年投入120亿美元创立社区学院挑战基金（Community College Challenge Fund），建立以社区学院为基础的商业和学院间的伙伴关系，拓展职业技能课程，促进补偿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11]；设立社区学院设施基金，投资额外的25亿美元为社区学院置办设施；成立在线技能实验室，开设在线课程等。[12]

该计划主张雇主和学院合作，确保学生所学技能及知识为新兴产业和职业所需，以增加青年和成年人工作机会；开放在线课程，为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终身学习形式，增加具有实际意义的学习内容，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相结合，使每一名公民的学习需求都得到满足，为学习者构建无障碍的流动的终身学习体系。

三、特点

（一）强调终身学习战略地位

奥巴马对终身学习的重视体现在对早期教育、K-12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等阶段的改革上。他明确提出“对人生影响最大的教育是生命最初几年的学习”[13]，“要为未来谋职做好准备，我们加强技能培训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努力就必须开始得更早”[14]。可见，奥巴马政府重视早期学习和职业技能学习，历年的国情咨文也都强调终身学习贯穿各个阶段。[15]

联邦教育部制定的《2011-2014财年战略规划》中，强调为青年和成人提供更多的终身学习机会，改进中学后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是其首要战略目标[16]；《2014-2018财年战略规划》再次重申了这一战略目标。奥巴马政府强调教育在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性，指出政府必须为美国公民提供一流的教育[17]。奥巴马政府将终身学习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举措，以培养高素质的、适应能力强的劳动者，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

（二）加强终身学习经费保障

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各项关于终身学习的政策都包含了财政投入预算。从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中43.5亿美元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基金，到每年投资100亿美元的“0至5岁”早期教育计划，再到《投资美国的未来：职业和技术教育改革蓝图》中为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投入的10亿美元经费，以及《每一个学生成功法》中2.5亿美元的学前发展计划资金（Preschool Development Grants）等[18]，奥巴马政府着力加大教育预算与各种教育资助计划，力图为公民提供从摇篮到职业的教育乃至终身学习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三）确保终身学习机会平等

奥巴马政府始终呼吁教育机会和资源平等。美国联邦教育部将其使命界定为“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和确保机会公平来促进学生的成功并为全球竞争做准备。”从奥巴马政府有关终身学习的法律、国情咨文、计划中可以看出，奥巴马始终坚持将全体公民作为终身学习的主体。在早期教育阶段，提倡为每个孩子提供优质的早期教育，不论家庭背景、种族差异。他说：“米歇尔和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国家给予的同等机会。”[19]在高等教育阶段，奥巴马政府反复呼吁提高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资助水平，帮助更多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奥巴马在《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报告中呼吁联邦和国会要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公平的成功机会，所有学校都应该提供学生提高成绩所需要的资源。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缩小成绩差距，让他们能平等地享受到国家的教育资源。[20]

（四）完善终身学习技术支持

奥巴马政府十分重视现代科技在终身学习中的应用。2011年，白宫与联邦教育部联合宣布启动数字承诺倡议（Digital Promise Initiative），设立数字承诺中心，鼓励并支持教育技术创新，为学生提供方便快捷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终身学习的效率[21]。2013年，奥巴马政府制定了连接计划（Connect ED），倡导让高速网络和最新的教育技术走进学校和图书馆，为所有学生提供数字化学习的机会，力图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22]。高速宽带和数字技术形成开放式的网络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更具个性和互动性的学习方式和新的学习资源，使学生不受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而自由学习，全面提高学习者的终身学习能力。

（五）建设终身学习社区平台

社区学院在推动美国终身学习的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社区学院为社区居民提供普通教育、社区教育、补偿教育以及职业教育，这些教育内容不仅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学习意识，而且促进了终身学习的全民参与。奥巴马政府重视社区学院的建设，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指出，“在这个比以往更重视知识的世纪，我们需要更努力”“我们要减免社区大学学费，让那些努力奋斗的美国人都能上得起社区大学，且能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毕业”[23]。奥巴马支持社区承诺计划（Promise Neighborhoods Program）的实施，为符合条件的社区机构提供资金，并在2010-2012年完成了三轮的资金投入[24]。奥巴马在2014 年财政预算案中表示将继续通过对低收入社区的投资和社区承诺计划，为所有儿童和社区青年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教育并顺利过渡到大学和就业[25]。在联邦政府的影响下，州政府和社区学院共同努力，为所有公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条件。

此外，美国还加大了对少数族裔的教育支持力度，以保证他们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2015年10月，美国政府设立了金额为1370万美元的基金，以提高主要服务中低阶层黑人学生的23所学院的能力[26]。联邦教育部也曾在2011年拨款395万美元支持亚裔美国人和岛屿居民的教育[27]，并为服务于印第安人的教育机构投资了480万美元。[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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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Press Office.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wards 13 Grants Totaling $4.8 Million to Support Strengthening Native American-Serving Nontribal Institutions，2011-09-30.

4.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 篇四

学习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及需遵守的政策法规心得体会 学习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规心得体会

通过学习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及需遵守的政策法规，对民族宗教有了新的认识，宗教是一种文化，是一门历史学问，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共谋发展的大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提出了党在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对发挥民族宗。

网的日益普及，宗教对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加凸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加快文化强县、强市、强省的建设步伐，以先进的文化影响和带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培育正确的世界观，使我们对宗教事业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思想上更加统一，在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方向下的宗教文化方面和支持宗教事业的同时，反对邪教和非法宗教的意志也更坚定。我们充分体会到只有依法管理好宗教，弘扬优秀的传统宗教文化，才能更好地为维护全县、全省的发展稳定大局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上来，才能团结全社会把智慧、才能和力量投入到全面建设小康、推动云县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的事业上来。宗教工作是党的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它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在我国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为实现其对我国的“西化”图谋，多次以宗教做为幌子，诬蔑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诋毁我国形象。比如，新疆、西藏出现的“东突厥”、“藏独”组织，还有“法轮功”等就是它们中的典型，这些邪教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损害危及国家政权。且近年这些邪教的非法宗教活动日益猖獗，有蔓延趋势，呈现了新的特点。在我们看到现在面临的现状后，这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深深同样感到有责任、也有义务关心和支持民族宗教工作。

5.扶贫政策学习心得体会 篇五

广西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一季度末，广西累计投放支农、扶贫、支小再贷款443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3244.57亿元。3月末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839.39亿元，同比增长13.91%。建立包括贫困农户在内的农户信用档案约881万户，评定信用农户数591万户、信用村7911个、信用乡(镇)660个，创建面分别达到59.47%、55.98%、58.77%，实现金融机构与扶贫对象的“精准对接”。

构建金融扶贫实施主体体系。形成了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等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等机构(组织)组成的金融扶贫组织体系。各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融入当地扶贫事业中，直接或间接、批量、稳定地对应服务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形成了地域性的金融扶贫体系。

改善贫困地区农村支付环境。积极支持和协调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组织、支付机构等共同改善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实现了两个“全覆盖”，即：农村支付服务行政村全覆盖、现代化支付系统对银行网点全覆盖。截至20一季度末，共建立县域物理网点2.82万个，设立银行网点4105个，布设ATM机1.38万个、POS机18万台，建成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2.83万个，满足了农户查询、小额取款、转账等基础支付需求。县域地区银行卡存量1.3亿张，人均持卡量2.98张，比增长54.44%，卡均消费1.08万元。县域地区共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66.09万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44亿户，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占比已超过50%，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量达到3.3户。云闪付县域累计注册用户数482.3万户。

扶贫小额信贷事业蓬勃发展。坚持推进放贷与防范风险两手抓、两手硬，按照“应贷尽贷、应收尽收”的原则，激活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截至末，全区累计向56.3万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54.12亿元，贫困户获贷率52%。其中：32.2万户贫困户贷款137.33亿元用于发展生产;24.11万户贫困户贷款116.79亿元与企业结成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累计获得分红25.84亿元。20全年全区到期贷款168.93亿元，到期贷款总量在全国排第2位，广西从政策制定上下功夫、在回收处置上出实招，累计处置贷款188亿元，处置率99.89%;累计现金收回164.2亿元;贷款逾期率0.32%。国务院扶贫办对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回收处置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在《扶贫信息》(第66期)上刊发了《广西多举措抓扶贫小额信贷回收管理》，在全国推广广西的经验做法。

用好用足各项贷款政策。充分运用国家金融扶贫政策，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金融精准扶贫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至年末，累计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399.9亿元，余额225.31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45.37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建设项目覆盖22个贫困县。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74.26亿元，支持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扶贫中票等债务融资工具42亿元，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金融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保险扶贫作用。紧紧围绕农业保险、大病保险等支持重点，为贫困户提供保障适度、保费低廉、责任明晰的惠农、涉农保险产品，有效巩固了脱贫成效。截至2019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区44个农产品，累计为超过210万户次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281.61亿元，仅2019年当年就为84.17万户次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123.33亿元，县均赔付规模是广西全区平均水平的近3倍。大病保险累计为超过90万人次贫困户减轻医疗负担、支付医疗费用近12亿元。

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壮大金融扶贫服务主体，提高金融服务能力。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借助金融杠杆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鼓励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开办农业保险，做好村级保险服务，加强“政银保”合作。引导各金融机构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为涉农主体提供金融服务。

提高农村地区金融需求，扩大扶贫领域投融资规模。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整合扶贫、水利、农业等项目资金。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布局调整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解决农户分散带来的金融服务高成本问题。优化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综合运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防范农业经营风险。

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推动精准扶贫深入开展。建立扶贫信息定期采集和更新制度，推动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与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符合农村扶贫金融业务特点的差别化考核评价体系，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加强现代金融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形成重视金融、运用金融、发展金融的良性循环，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广西金融扶贫的典型经验与模式

建设广西金融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自主研发建立的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率先疏通了金融与扶贫对象的对接机制，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度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上线运行。

6.学习宗教知识心得体会 篇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在我党历史上，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当然是消灭阶级和剥削，建立无阶级、无宗教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党对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特征从一开始就有着比较深刻地认识，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保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是我党长期坚持的基本宗教政策在新的时期，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教育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我党一贯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这既是由我党的本质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国家性质决定的，也符合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如果借口“宗教自由”而放弃这一原则，那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何况，宗教自由是指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如果在学校中强行进行宗教信仰教育，在一时一地必然只能向学生灌输某一种宗教信仰，而剥夺了学生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与宗教自由的原则显然是相违背的。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就是说，公民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既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我国宗教坚持实行独立办教的原则，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超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允许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在我国，学校是传播现代化科学知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场所，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更不允许学生从事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为什么学生在学校不能从事宗教活动呢？”。这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学生从事宗教活动的理由之一，也是许多青少年思想认识最模糊的问题之一。在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都规定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学生也是公民，为什么禁止学生在学校从事宗教活动呢？

学校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场所，不允许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学校传播宗教意识，从事宗教活动，干预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在《宪法》第36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都在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又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我们必须懂得，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培养宗教信徒和宗教教职人员，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方针、办学要求和培养目标来要求约束自己，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六条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当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

教师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虽然同样具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教师不同于一般群众。作为人民教师既不应信仰宗教，更不应参加宗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二章第八条还规定：教师有“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的义务。教师的职责要求教师必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关键作用。教师要教育学生不信仰宗教，不参加宗教活动，教师本人要不信仰宗教和不参加宗教活动，这是一项基本的教育原则，是教师职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7.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 篇七

明确住房供应体系总方向

改善住房条件、圆“住房梦”, 实现安居乐业, 是现阶段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在住房体系建设的总方向上, 习近平指出, 从我国国情看, 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飞分析认为, 这为我国住房政策构架的完善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强调, 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同时, 总有一部分群众由于劳动技能不适应、就业不充分、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而面临住房困难, 政府必须“补好位”, 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

对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卫民表示, 要满足不同的住房需求, 就要通过市场的手段, 政府只承担基本保障。保障的归保障, 市场的归市场。这一层关系的提出, 进一步明确了住房保障的主导作用、基本功能。

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在城镇化过程中, 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局面将长期存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冯俊说:“特别是城镇住房体系还不够健全, 住房保障的覆盖面还比较窄, 必须探索完善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以市场供应为主的住房政策框架。”

增加住房供应是重点

从住房体系思路上看, 这次集体学习直接提出“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概念, 将供应体系放在显著位置, 是整个住房体系思路的大转变。过去限购等着重于抑制需求的思路, 将转变到增加住房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思路上。习近平强调, 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 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 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习近平指出, “十二五”规划提出, 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 (户) , 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 这是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 要全力完成。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 要注意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 努力满足基本住房需求。

习近平还指出, 保障房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要好事办好、真正使需要帮助的住房困难群众受益, 就必须加强管理, 在准入、使用、退出等方面建立规范机制, 实现公共资源公平善用。要坚持公平分配, 使该保障的群众真正受益。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行为进行有效治理, 依法依规处理, 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加以防范。

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9月底, 全国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620万套, 基本建成410万套, 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98%和87%, 完成投资8200亿元。

冯俊说:“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 既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居住权利的客观需要, 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职责。我们要尽力而为, 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尽早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

完善住房支持政策

习近平强调, 要完善住房支持政策,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完善土地政策, 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 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 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要完善财政政策, 适当加大财政性资金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

陈飞认为:“土地和金融是住房发展的两大根基。土地是城市的主要资源, 是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 在市场体制下, 土地供应短缺常常是住房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居民来说, 资金短缺是造成其住房问题的根本原因。财政政策的支持, 实质上是二次分配, 是解决低收入居民住房紧张的必要举措。”

刘卫民说:“公共资源投入有很多形式, 最主要的是土地和财政。要完善住房保障, 土地供应的规模和结构要有更加优化的安排。财政投入方面要向公租房倾斜, 因为它的投入周期长、回款慢、盈利空间小, 政府要有更大的投入。”

值得关注的是,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提出, 要积极探索建立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

刘卫民认为:“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 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并进行监管, 具体项目由第三方来执行, 一方面减轻政府的压力, 一方面可以使建设运营管理等更加专业化、透明化。”

处理好住房问题中的“四个关系”

住房问题, 牵扯面广, 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看待住房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等都是需要破解的方向性问题。

习近平指出,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 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

冯俊表示, 住房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一个侧影。建设和完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四个关系的提出, 对于解决住房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刘洪玉说:“总书记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这意味着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几个重要关系, 或者说在处理上述关系时有进一步探索、完善的空间。”

刘洪玉进一步解释说, 比如过去我们在推进住房市场化、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较重视住房的经济功能, 崇尚市场力量的作用, 不太重视住房的社会功能, 忽视政府保障的作用, 使住房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当然, 如果反过来政府大包大揽, 忽视市场的作用, 也是不可持续的, 就会遇到后面的两个关系即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与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

(二)

逐步落实长效机制政策

很多人都注意到, 习近平在谈到解决实现居民住有所居的目标时, 并未谈及“降房价”。

在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看来, 不谈房价, 并非是不解决高房价问题, 只是房价问题的解决不是短期手段能够促成的, 更多地需要建立在供需关系的调节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上。

RET睿意德高级董事王玉珂认为, 这意味着调控思路转变, 把需求人群做了明确划分, 并针对多层次的需求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政府来保障, 中高收入人群则交由市场手段去解决。这是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 有利于市场的平稳发展。

之前的调控思路颇受业界诟病, 原因在于, 调控政策大多针对控制房价和限制需求, 停留在表面, 每年推出大量政策, 包括限价、限购、限贷等, 但从压制需求入手, 容易造成“一刀切”问题。这种调控思路导致政策难以持续, 市场出现震荡, 房价也难以控制。本次讲话虽只字未提房价, 却更加深入地从供需关系入手, 可谓釜底抽薪。政府本没能力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 此次明确自身职责, 没有大包大揽, 着力解决低收入人群的首次置业需求。对于改善型需求不再过多干涉。

中金公司房地产行业分析师宁静鞭表示, 增加供应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意味着政府已经形成对目前房地产问题的解决思路, 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 分层拆分需求, 保障归政府, 市场化改革促供给, 从而构建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将住房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属性在不同层次的住房体系中得以区分, 有助于构建长期稳定的住房市场, 该项制度设计旨在中长期解决好房地产发展问题, 是治本之道, 同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 意味着接下来更多围绕住房市场长效机制的政策将逐步落实。”宁静鞭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出, 在住房供应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下, 政府主要职责重点在于组织资源、制定规则和实施对入住者的“进与退”的管理。而市场主要管规则、管收税。以经济手段为主, 其中包括税收的手段, 从土地开发到商品房的交易和保有, 各环节上的税费应系统地合理化。调控中原则上宜区别住房的居住需求、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 采取差异化政策区别对待。

打造符合国情的住房供应体系

“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 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刘洪玉表示。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调查, 到2010年底, 全国仍有2000多万户城镇低收入和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不成套, 设施简陋。其中1000多万户居住在棚户区中。棚户区房屋破旧拥挤, 厨卫设施不全, 有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处于城镇“夹心层”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其后, 又发生了部分城市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过于旺盛,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 “购房难”由单纯的经济问题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刘洪玉说, 因此, “十二五”期间, 需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弥补“十一五”甚至“十五”期间保障房安排不足。

这次习近平讲话中没有提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减少经济适用房、限价性商品房等产权房的数量, 是在确保住房保障、防止福利陷阱时的有效手段。”陈国强说, 所以, 要按习近平所说的, 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加快建设廉租住房, 加快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

陈国强认为, 一方面, 必须抑制大户型、豪华大面积、别墅类住房的供给和需求, 因为土地资源就那么多, 少部分人占得过多, 就会造成大部分人的住房难、买房贵。另一方面, 要保证住房消费的多层次化, 即保证住有所居, 而不是人人有产权房。

处理好发展和分配的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研究部副研究员马庆斌表示, 房子问题有两个极端, 一是完全市场化、政府缺位;一是过度保障, 盲目放大受保障人群, 房子出现独立化陷阱的问题。两种极端情况都要避免。

他认为, 习近平提出处理好四大关系,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央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房地产发展的思考, 打破了过去将近一年时间政策的静默, 回答、理清了社会各界对于如何定位房地产、如何发展房地产的争论:最关键地还要处理好发展和分配的问题。

他表示, 改变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关键不在于不断地调控, 而是完善住房供应支持的制度体系。通过税收、信贷以及土地、信息等措施调节住房资源, 避免浪费,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特别是在土地政策上, 要完善土地政策, 坚持民生优先, 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 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可以预见, 未来集体土地的入市, 以及国有土地供应结构偏向于工商业的局面将改变。

而在资金来源上, 要用财政来撬动大量的社会资金, 使得社会资金不仅要进入商品房领域, 还要鼓励它进入保障房的建设。

最难的问题不是建设快慢的问题、建设多少的问题, 还是一个分配公平的问题, 一定要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条件下。公平的机制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机制, 建再多的保障房, 也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积累更多的社会矛盾。

(三)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习近平关于中国住房问题的讲话, 凸现了新一届中央集体下决心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决心, 也折射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住房体系的政策走势和构架。就此而言, 习近平的讲话事实上是为中国的住房制度和政策定基调、明方向。

据此, 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 中国的住房政策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行政调控将逐步淡出, 住房政策的重要性和综合性将大大提升, 住房公平和住房分配将在未来的政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将告别以前的以行政调控措施为主体的政策体系, 而是厘清政府和市场在住房供应方面的定位, 各得其所, 通过制度建设, 最终实现住有所居的中国梦。

在这个过程中, 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是政府做好住房保障的第一步。如习近平所强调的, 在住房供应问题上, 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住房的市场化没有错, 畸形的高房价不是市场化的结果, 而是市场化不彻底和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的总体结果。过去10多年, 住房问题的改善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但由于政府在住房市场上的巨大利益, 导致在土地供应以及住房的公平分配政策上, 出现极大的扭曲, 在保障房问题上严重缺位, 从而使得房价畸高和保障缺乏共存。未来在住房供应体系上, 大部分住房靠市场来解决, 剩下部分为政府保障, 这一结构将成为政府和市场的供应边界。

在住房支持政策上, 土地政策、财税政策、准入政策以及信贷政策等都应有所改革。比如农地直接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应当突破, 房产税应当扩围并全国性推广, 行政化手段过浓的限购等政策则要逐步退出。

8.学习宗教政策心得体会 篇八

通过学习，广大干部职工一致认为今年的农业工作要以加快推进4个6666.7万平方米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为主线，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不断创新工作推进机制，抓住省全面直管的政策机遇，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市级农业奖补政策扶持力度，强力推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和农业综合信息体系建设，推进现代农业稳步发展，持续增强我市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加快建设具有50万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基础支撑。

今年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六方面工作：一是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大力实施菜篮子工程，提高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三是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四是积极实施高效农业产业集聚区建设，大力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五是加快构建都市生态农业产业带，打造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综合高效现代农业；六是探索农村产权改革，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作者单位：巩义市农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