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共15篇）

1.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一

新经济增长理论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本文中选取的变量包括：农业增加量以Y表示;X1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资金支出以及补贴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其他资金的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支出用X2表示;农业方面相关科研和开发的费用以X3表示;农村救济费以X4表示。如果直接利用Y对X1、X2、X3、X4创建回归模型，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合理性，导致统计检验无法通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时间段会较长，因此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为滞后期。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确定各项财政支农的滞后期。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目的在于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存在依存关系就代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些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几个变量拟合度反而更高，即使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互换，仍然不会影响拟合度。由此可见，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并不能够证明变量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用于判断变量因果关系是否存在[8]。通常时间序列变量X、Y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在具有经济变量X、Y几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其中，X对于Y变量的预测结果相对于仅对过去的Y变量进行预测的结果更加完善，可以得知变量X有利于模型对变量Y的预测结果。即经济变量X的变化会影响Y变量，是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首先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影响Y变量的X变量，即变量Y对变量X的.滞后项Xt-1，Xt-2，…，Xt-q及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代入X滞后项，这是因为该回归有条件限制，使得最终回归得到的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平方和RSSR。步骤2：根据步骤1，利用模型回归具有X滞后项这一特点，即在公式里加入滞后项X，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因此，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残差平方和RSSUR。步骤3：零假设的含义H0：α1=α2=…=αq=0，表示滞后项X不属于此回归。步骤4：本文为了验证假设，采用F检验：上式必须按照自由度为q和(n-k)的F分布。其中的n代表的是样本容量，滞后项X的个数以q表示，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模型中，参数数量用k表示。步骤5：假设必须在a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利用模型回归F值的临界值Fa，也就是对于零假设的否定。步骤6：为了验证变量Y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变量X，需要反复地将X、Y不停地交换回归，继续上述步骤1—步骤5步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处于敏感时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变量平稳性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不一样的滞后期会造成不一样的检验结果，因此，需要检验长度不同的滞后期。为了能够使滞后期更加明确，需要验证对那些不是序列关系的变量的滞后期长短进行验证。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构建统计模型公式如下：公式中Yt代表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εt代表随机扰动项，X1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c代表常数;X3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b1、b2、b3、b4各自代表X1、X2、X3、X4的回归系数，X2t-4代表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为了减少误差模型简化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说明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使研究数据更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水平，符合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以吉林省—20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吉林省的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在与分别达到最小值与最大值，且通过图1可以看出，农业GDP增长在20波动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变化都较为平稳。据图数据趋势可知，随着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执行，农业GDP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具体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吉林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如图2所示，但吉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理念可以证明吉林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其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吉林省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使其维持在一定增长水平与规模，从而满足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需求。

2.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和主要的农业增加值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格3检验结果可以得到每项变量的滞后期。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本文中具有滞后期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没有把滞后那一期的作用体现出来，只是体现了那一期和因变量存在的关系，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四年后才能够体现出来，其他项目只需要一年，即可将其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体现出来。

2.3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Y和X1、X2、X3、X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R2较大,F检验合格,回归的拟合度较好;但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不符合t检验，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分析得出估计值缺乏意义，因此模型不可用。如果将常数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无法遵循t检验,因此不能把常数代入公式分析,扣除影响因素X1、X4后得到的模型是合理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情况下，系数X2和X3的估计值都满足t检验。其中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0,修正的R2为0.89,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8,表明整个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系数X2、X3对Y的影响效果明显。回归结果中模型的D-W值为1.86,根据相关数据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5,并且D-W值在(du,4-du)内。符合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具备一阶自相关，即本文构建的模型回归拟合度较高,系数X2、X3可以合理解释农业增加值。按照表格5回归结果，将系数X2、X3代入回归模型Yt=b2X2t-4+b3X3t-1+εt，可以得到以下公式:上述公式表明，假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8个单位;在农业科技三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更多个单位,甚至可以达到了800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当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中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

3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吉林省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吉林省为例，农业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且农业财政支出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推动作用。(2)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农业增加值呈倍增效益。(3)财政支农具有一定滞后期，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农增长率。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几条财政支出对策完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第一，建立农业财政支农稳定与长效机制。保证财政支农投入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稳定与高效的前提，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业经济绩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第二，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提升农业生产总值。第三，加速促进财政支农绩效增长。目前农业财政支出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支农支出效益是发展农业绩效的主要问题。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嘉芬.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以山西省为例[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6.

[2]申家俊.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评价[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3]俞欣悦.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支出绩效提升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学位论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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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玉杰.政策环境、农民参与度和组织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8]吴华增,兰庆高.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财政金融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

[9]邓蒙芝.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3).

[10]温涛，王汉杰.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启动了农村消费吗[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

2.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二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 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由劳动、资本和技术因素组成,从古典经济理论开始,人们对劳动和资本因素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对于技术进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有着较大的争论,而我国对技术进步的认识则更晚。 因此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较为庞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已经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我国如何制定有效的技术促进政策,迎头赶上知识经济时代,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1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与意义

1.1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西方的一个经济理论, 其认为经济可以不依靠外力推动而自行实现持续增长,而其增长的推动因素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其代表性理论由罗默和卢卡斯提出。 罗默认为经济发展利用的资源需要考虑知识资源而不仅仅是传统理论中的自然资源。 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有效的知识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来源,这种资源一方面存在很强的可复制性,另一方面知识和技术可以随时间而不断丰富积累,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卢卡斯的经济理论中,他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物质资本), 与知识资源不同, 人力资本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一个区域内的知识资源可以无限制积累,而人力资本的数目却受到人口和教育资源的限制。 但无论是罗默还是卢卡斯,都认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在于技术进步,一个地区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源源不断的教育资本投入和技术人才吸收。

1.2 内生增长理论的优点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推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两大因素,但却无法解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罗默很好地纳入了技术因素,并详细解释了技术进步的来源,即由正规教育或职业培训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和科学研发、发明创造中产生的知识资源所共同形成,并最终促成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同时,内生增长理论和传统增长理论关于垄断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竞争是增长的推动力,而垄断则有损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则认为, 对于个人或小规模研发团队来说,具有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可以激励持续研发工作的进行,而对于大规模的科研单位,垄断性有助于科研人才和研发资源的集中覆盖,而由于技术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具有溢出性,其大规模投入的产出一定程度上是非竞争性的,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3 内生增长理论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20 世纪末,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 “知识经济”支持,当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推动力,已经由传统工业所代表的人力和资本投入,转化为知识和智力要素。20 世纪80 年代建立的一大批智力集中型企业, 已经成长为一批高科技公司巨头,如IBM、微软、谷歌、苹果等,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格外耀眼。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更是机遇与发展并行。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增长到55.1%,高新技术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8.7%, 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力可见一斑。 但相比起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增长和知识进步的相互作用性仍然不强,知识增长、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性投入,而非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所驱动。 另外,国家财政性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为9%,世界平均水平在7%左右,而我国这一指标目前仅仅达到了4%的基础水平线。

2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措施

2.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源丰富的地区容易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而随着产业的升级,知识资源的重要性逐渐体现。 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增加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我国目前的投资结构中,对于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往往局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却不能改变地区物资贫乏、人口素质低下等根本问题。 政府需要认识到广义上的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服务、职业培训、正规教育等,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数量仍然较为充足, 主要任务在于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

2.2 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在总体投资无力再增加的前提下,对各教育层次、结构投资的优化,是提高投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教育水平的有效手段。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大部分用于受教育人数比例较少的高等教育,而大量的高等教育投入却由于与社会需求脱节,没有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满足普遍意义上的教育需求,同时为了解决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脱节的问题,应加大高等教育的应用培训投入, 同时根据发达国家对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投入的经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级政府还需要支持各类民办学校和校企合办的培训机构,支持多种形式办学模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教育投资结构的优化需要以刺激经济发展为明确目的,最终实现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

2.3 到目的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除了人力资本的投入急需加大以外,现有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方面, 欠发达地区的企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需求,急需知识型人才的补充;另一方面,在北上广等经济教育发达地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科技人才大量积压,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 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引导人才在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保障知识型人才的利用效率。 同时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鼓励科研单位市场化,根据市场经济调配科研资源,使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

2.4 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相关政策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政策的刺激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建议政府部门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制定合理的技术进步刺激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最重要的是切实加强研究工作的投资力度,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共建研发基地,保障有效的竞争机制,进行知识管理、科技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知识和技术进步需要产权管理上的保障政策。 只有保障科技研发人才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才能促进其不断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3结语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中,由于将资本和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从而得出了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等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且无法解释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引起了各界重视,由于其将技术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参考因素,较为准确地解释了知识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尤其是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较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6-8.

3.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新轨迹 篇三

他说，在各国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有不同的搭配。

刘树成强调，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近几年来在特定情况下实行的特殊政策。这个“特定情况”，一是指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二是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也具备一定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是：银行存款较多、物资供给充裕、物价持续负增长、利率水平较低。在这种大背景和具体条件下，发行国债搞建设，既可以利用闲置生产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减轻银行利息负担，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而是一举多得的重要举措。

他认为，这一举措的淡出需要一定条件。从国际上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看，这些条件是：国内有效需求中，社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要有足够的增长；国外需求有足够的增长；经济增长已越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货币政策要有足够的支撑能力。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这个“淡出”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

4.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四

作者：黄凯南赵丽娟

学术界 07期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存在两个著名的事实，即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和库兹涅兹事实(Kuznets Facts)。前者指经济增长是一种平衡增长，即增长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各种变量都按照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增长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结构变迁，在平衡增长路径中，未来经济只是过去经济按比例的扩张。后者则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诸如部门产出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部门间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增长理论主要秉承“平衡增长”的思想，采用加总生产函数、运用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以及动态一般均衡来刻画增长现象(例如，Romer，1990[1];Grossman和Helpman，1991[2];Aghion和Howitt，1992[3];Jovanovic和Yatsenko，2012[4];Luttmer，2012[5])。无论是在新古典完全竞争框架下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的“外部性”而引起的报酬递增(例如，Romer，1986[6];Lucas，1988[7])，还是抛弃完全竞争的框架，将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垄断结合在一起，将经济持续增长归因为内生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外溢(例如，Aghion和Howitt，1992; Alcouffe和Kuhn，[8])，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中如何克服要素报酬递减，而技术进步则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问题(例如，Silva和Teixeira，[9])。一些研究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考察结构变迁。例如，Acemoglu和Guerrieri(2008)[10]假设部门间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比例不同，建立两部门增长模型，从而得出结构变迁和非均衡增长;Desmet和Rossi-Hansberg[11]强调运输成本和技术扩散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变迁的作用。Kim(2011)[12]建立一个两部门技术内生的增长模型，强调部门间知识生产的差异而导致了部门间的结构变迁。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引进消费者偏好或效用函数是非齐序的(nonhomotheticities)，将结构变迁的动力归结为由不同部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引起的要素重新配置，这具体也体现为“恩格尔法则”(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在产品消费份额比重变化中的作用(例如，Matsuyama，[13];Buera和Kaboski，[14];Foellmi和Zweimuller，2008[15])。例如，Kongsamut、Sergio和Xie()[16]通过引入非齐序(non-homothetic)偏好(即Stone-Geary偏好)，建立内生的结构变迁模型，其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恩格尔法则，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构建一个包含技术差异和非齐序偏好的综合模型来解释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例如，Buera和Kaboski，2008;Guillo、Papageorgiou和Perez-Sebastian，2011[17])。Ngai和Pissarides()[18]对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的模型中的Stone-Geary偏好假设提出批评，建立了一个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认为只要放松一些假设(例如，最终产品之间的低替代弹性)，在不违背新古典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等替代弹性效应函数)，部门间的结构变迁与整体经济的平衡增长并不矛盾。在他们看来，总量的平衡增长可以包含着部门间的结构变迁。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则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问题。林毅夫所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吸取了传统结构经济学因政府强行扭曲要素价格而导致产业缺乏竞争力的教训，尝试将结构变迁的视角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中，阐释发展中国家如何依据自身禀赋结构构建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将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结构变迁的内在关联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并着重考察政府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中的因势利导作用(例如，Lin，2011[19];Lin和Rosenblatt，2012[20];林毅夫，2012[21])。较之于传统结构经济学和忽略结构约束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最大化实现潜在比较优势”的逻辑将“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边界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为发展中国家制订具有动态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尽管许多学者对于如何发现潜在或动态比较优势、禀赋结构内生变迁的机制以及主观能动性(例如，学习)在知识、能力或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这些研究无疑都承认“结构变迁”在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例如，Chang，[22];Greenwald和Stiglitz，2012[23];Akio，2013[24])。

较之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则更为重视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结构变迁(例如，Dopfer和Potts，2008[25];Foster，2011[26]：Galor和Michalopoulos，2012[27];黄凯南，ab[28])。根据Silva和Teixeira(2008，)[29]对“结构变迁”和“演化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问题正日益增多，许多演化模型(例如，复制者动态模型)都描述了结构变迁过程(例如，Hodgson和Huang，2012[30])。一些学者也强调，较之于发达或成熟的经济体，演化分析可能更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的分析(例如，Hodgson和Huang，2013)。

本文尝试沿着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分析了加总生产率增长率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并运用中国行业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理论运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在实证研究的数据上，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的研究(例如，刘伟和张辉，2008，2013[31];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32])，本文运用行业数据而非通常的产业数据，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考察产业内部行业间的差异和变化，从而更加准确地测算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经济演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增加和减弱的过程(例如，Dopfer和Potts，2008)。创新是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为经济演化提供燃料，它是经济演化增长的源动力。而选择则是多样性减弱的机制，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演化单元的适应度，选择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淘汰适应度低的演化单元，并将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扩散到经济系统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适应度，是经济演化增长重要的驱动力(例如，黄凯南，2010b[33])。因此，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在选择动力的作用下，那些具有较高相对适应度的经济特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将上升，经济系统将发生结构变迁，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它提高相对适应度高的经济特征在经济系统中份额或比重，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该经济特征的适应度。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该经济特征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

在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下，经济系统可视为由不同产业组成的种群，根据研究的需要，每个产业也可视为子种群，它们分别由更低层级的组织(例如，企业)构成。以此类推，可以将经济体视为多层级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例如，黄凯南，2014a[34])。为了简化分析，这里仅仅考虑两个层级，将经济体视为由各产业(或行业)构成的系统。这里尝试从演化的分析视角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基本假设和主要变量

将(8a)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得：

方程(8a)表明，只有当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时，产业i就业份额才等于产出份额。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就业份额就低于产出份额，反之，产业的就业份额则高于产出份额;方程(8b)表明，当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时，产业i就业份额增长率才等于产出份额增长率。同样地，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率增长率，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则低于产出份额的增长率，反之，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则高于产出份额的增长率。将方程(8b)两边乘以并相加，可得如下方程：

三、实证研究：基于1990-的行业数据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基础数据来自1990-2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这里采用行业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各统计年鉴有关行业数据极为缺乏，而且在统计期间进行了两次行业分类调整，我们首先根据统计年鉴各门类下的二位数编码行业分类进行调整，将经济活动单位分为15个大行业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技术、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教育、文体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社会管理和其他等)。其中，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的确定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每年增加值折算到1990年，历史增加值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由于各行业的发展规模、投资数据、资本折旧差距较大，考虑到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估计资本存量可能会使资本存量估计存在误差，我们分别估计各行业的资本存量，然后进行加总得到总体资本存量数据。为了尽可能的体现劳动流动对行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采用全社会就业数据。后者由城镇单位就业数据、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数据、乡镇企业数据加总获得。

(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变迁效应

如图1所示，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根据方程(5)，对1991年至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分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并测算结构变迁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比重。如表1所示，除了到2001期间以及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表明劳动力要素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19到期间就业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意味着行业间存在要素的错配和无效利用，从总体上看高于平均生产率的行业的就业比重没有增加[37]。这个结果也符合OECD(2002，)和一些学者的研究(例如，Yueh，2013[38])。

图1 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三)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结构变迁效应

根据方程(10c)，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分别表示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分别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为扰动项，是回归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此，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根据方程(11b)算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绝对值(见表3)和相对比例(见表4)。通过测算可知，1991年至2011年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45.10%由资本增长引起、23.37%由劳动力增长引起、24.40%由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7.14%由行业间就业结构变迁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因此，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7.14%源于结构变迁[39]。从方程(11)可知，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0.297735，而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0.647794。因此，尽管资本累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与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相似，年至20期间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

图2可知，1991年至2011年，资本增长率的贡献总体上呈现上升的事态，这表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2001年之前呈现上升的趋势，2001年后则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1991年至，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2.87%，而2001年至2011年，该值为16.79%，前后平均值下降近一半。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从2001年就出现拐点。结构变迁的贡献在1997年达到最低值-25.12%，随后呈现上升的趋势，到达到最高值24.31%，随后呈现震荡上升趋势。1991年至20期间，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仅为2.14%，而2001年至2011年期间，结构变迁的平均贡献为10.31%，是前面均值的5倍左右。自2001年以来，尽管劳动增长率的贡献总体上在下降，但是劳动力结构变迁产生的贡献总体上上升。因此，过去10年，“人口红利”在降低，但是“结构红利”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

图2 各因素贡献份额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经济演化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选择机制是促进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2)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经济增长率受到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3)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由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除了1997年到2001期间以及20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4)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5)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除了源自要素累积和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重新配置而对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变迁效应。尽管这种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还不大，但是，从总体上讲，它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促使要素在各个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进而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结构沿着更有效率方向变迁的资源配置机制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结构变迁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将得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呈现更多的“结构红利”。

5.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五

摘要:农业是我国经济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发展能够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只有将农业发展好,保证粮食供应充足,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才能够考虑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十二五规划”要求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走现代化的道路。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资金的需求量也是较大的,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很大部分的资源都来源于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生产者自身的储蓄,还有一部分资金主要依靠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由此可见,农业金融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6.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六

摘要：以我国1980-2005年实际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煤炭消费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说明煤炭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和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说明煤炭消费短期波动不会影响其长期均衡关系,该模型适合于煤炭消费的短期预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了GDP、效率分别对煤炭消费量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正交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说明GDP和产业结构变化对煤炭消费具有持续的`正影响,而效率对煤炭消费具有持续的负影响. 作者： 张兴平赵旭顾蕊 Author： ZHANG Xing-ping  ZHAO Xu  GU Rui 作者单位： 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2206 期 刊： 煤炭学报   ISTICEIPKU Journal：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 年，卷(期)： 2008, 33(6) 分类号： F407.21 关键词： 煤炭消费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Granger检验    机标分类号： X75 X51 机标关键词： 煤炭消费    经济增长    多变量    协整分析    因果关系检验    均衡关系    结构变化    效率    误差修正模型    方差分解分析    实际数据    生产总值    脉冲响应    检验结果    反向修正    短期预测    短期波动    正影响    消费量    负影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我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多变量协整分析

★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对策的研究论文

★ 三农经济新模式分析论文

★ 论文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对策分析

★ 高中低收入国家经济综合分析论文

7.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七

关键词：协整,经济增长,煤炭价格

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比例为67.5%[1]。近几年,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供求关系变化及煤炭行业市场化等因素,使煤炭价格波动频繁,对下游的相关产业甚至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研究煤炭价格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协整理论及方法

经典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序列基础上的分析方法。所谓平稳序列,是指一个序列的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的变化情况与时间无关,即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稳定的状态,且各序列的协方差由其滞后阶数决定。但在现实中,许多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不能应用经典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987 年,美国计量经济学家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非平稳变量的“伪回归”问题,为非平稳序列建模提供一种途径。应用协整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将不平稳的时间序列转化为平稳的线性组合进行分析,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

二、煤炭价格与经济增长协整关系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95—2013 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及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作为变量,分别表示煤炭价格及经济增长情况。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分别以1978 年为基准年进行数据换算,得到实际数据。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为了研究我国煤炭价格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结果的影响,分别取对数LNP和LNG分别表示煤炭价格和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价格的影响关系,本文首先建立两者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其中,LNGDP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P是我国煤炭价格指数的对数值,α为常数项,ε为残差项。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确定所要研究的时间序列是否符合协整检验的非平稳性要求,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以此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法,应用E-views6.0统计软件,分别对时间序列LNR&D和LNGDP以及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LNP和DLNG,二阶差分序列*DLNP和*DLNG进行单根检验,结果见表1。

注:(1)ADF检验的滞后期根据SIC准则自动选择;(2)*表示序列的二阶差分。

经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可以得出煤炭价格(LNP)与经济增长(LNGDP)均为二阶差分后的平稳序列,即I(2)。煤炭价格(LNP)和经济增长(LNGDP)序列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也就符合了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3.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

经过平稳性检验得出LNP和LNGDP都是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序列,由此我们假设LNP和LNGDP存在某种稳定的线性关系,可形成平稳的线性组合来反映LNP和LNGDP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为验证假设,本文选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法对变量进行检验。

为了确定时间序列的滞后阶数,首先将LNGDP和LNP序列根据多种准则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果见表2。

由表2 可以看出,应选择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2。

应用Johansen-Juselius极大似然法变量之间的协整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 可以看出,假定的协整数量为1 的存在概率为0.8638,因此接受原假设,在5%显著性水平下,序列LNGDP和LN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并且可以得出它们的均衡关系式: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计量经济学中经典的因果分析模型。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2]。运用E-eviews5.0软件,对序列LNR&D和LNGDP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检验结果表明:当滞后阶数为1 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P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阶数为2 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与LNP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结论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价格的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但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2)我国经济增长和煤炭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3)滞后期为2 时,煤炭价格为我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煤炭价格与我国经济密不可分,煤炭价格的频繁波动将会对我国的产出和物件构成影响,因此,进一步推动煤炭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行业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和投融资体制,充分调动市场价格对煤炭行业的调节功能,减少政府部门的指令性调控,使煤价格对我国经济产生的经济效应符合市场经济理论是势在必行的。与此同时,也可采用煤炭战略储备体系等调控措施,及时稳定物价,避免煤炭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韩超,胡浩然.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融合路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5,(7).

8.环境约束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篇八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昧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的增长质量给环境带来了不可承载的负担。如何在不造成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成为了一个难题。

环境约束和经济增长质量简介

环境约束。环境约束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的变化，对生产商和消费者的行为产生相应变化的一种形式[1]。对于生产商来说，自然环境的变化，会进而影响生产商的要素投入的成本、种类以及质量等，并同时影响其生产效率以及生产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好的环境约束更能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提高其福利水平；相反的，差的环境约束则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水平，降低消费者的效用。此外，由于环境更倾向于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政府的干预也就显得尤其重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税收、行政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环境约束，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进行正确的引导。

经济增长质量。本文探讨的是如何在环境约束下实现我国经济有质量的增长。本文中指的“经济增长质量”与过去中国的过于追求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增长速度更强调的是关注的经济绝对量的增加，而不管不顾对环境等带来的伤害；经济增长质量指的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更关注的是经济能健康发展，即不影响环境的恶化，甚至能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即可持续发展[2]。

环境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冲突与争论

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并且不让环境恶化，甚至崩溃。这种被称为“悲观主义”。其背后的含义是地球是一个守恒的整体，环境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提供和转化各种能量的生态系统。在以消耗环境的能量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环境中的能量不断下降，且环境不断恶化。正是由于环境是一个封闭的个体，因此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条件下，环境终究会走向崩溃的边缘[3]。而乐观主义认为不存在世界末日，相信没有所谓的资源耗竭的预言。此外被大家推崇的“环境库兹涅次曲线”认为：环境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分别进入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一开始人们会用消耗环境的方法来提高经济增长，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会提高生产技术，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目标[4]。

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争议在于经济的增长，是否会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势必将带来环境的恶化，因此本文我们讨论的是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完善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实现环境约束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经济的有质量的发展，是最佳选择。因此，如何在环境约束下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成为该问题的关键。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途径

对于地球上任一国家和地区来讲，均面临着两种环境问题：即国内的环境问题和全球的环境。国内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水质污染、酸雨、土地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而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等。两种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因此处理的方法、成本和引导者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这两类环境问题涉及到四类参与者：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国际组织。因此，要想根本的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四类参与者积极合作，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其效用最大化。

消费偏好。消费者是四类参与者中最大的群体，因此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对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从需求侧的角度来讲，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将会深刻地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当消费者足够理性并且均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偏好消费绿色产品，而排斥“高污染、高投入、高消耗”的产品，这将有助于生产者积极转型，改变生产方式，同时这也将有利于推动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是，消费者的偏好终究只能作为一股推动力量，而不是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动力。

政府环境管制。消费者终究只能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来影响生产者，其力量相对薄弱。而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其制定有效的惩罚措施将有效的引导生产者，抑制“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企业的进入。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补贴政策。对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转型的企业给予补贴，帮助这些企业更快更好的转型，减轻环境的压力；而对于一直对环境造成高污染的企业征收高额的税收，逼迫其实现转型或者是退出市场；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

生产者。生产可以划分为生产规模、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三个方面。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将会增加。因此，要想改善环境，势必只能从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生产结构包括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首先企业应该不仅要以盈利为目的，也应该负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优先选择环保的要素投入，生产更为“绿色”的产品，减轻对环境的伤害。此外，企业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不断创新，改进生产技术，实行产品从投入到生产的全“绿色”的过程。

国际组织。全球环境也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实施也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联合国和大国更应该担当重要的引导者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应该努力帮组欠发达国家早日实现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并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欠发达国家也应该积极的配合发达国家和联合国，在国内制定相配套的政策，早日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综上所述，实现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任务。只要消费者、政府、生产者相互作用，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改善环境的双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9.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九

陈震

（金融2班0907810230）

摘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保持着高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许多不利因素。专家学者们对此不断研究探讨，从多角度提出改进措施，以期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问题建议述评

2000年来国际形势动荡变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国经济虽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总体来看增长速度趋于缓慢。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经济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危机前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大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从结构、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经济高度增长下潜藏的巨大隐患。同时立足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本文即是将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问题探讨和完善措施进行整理，述评如下：

1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增长与需求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扩大和出口拉动，国内消费份额过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王一强（2011）指出，过度投资和内需不足正在催生经济泡沫，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形成经济隐患。同时，我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靠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占经济的比重较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使得我国经济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 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投资、消费和出口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对其结构占比加以调整。

任泽平和张宝军（2011）指出仅仅强调中国依赖外需或内需的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他们研究发现，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1.2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王一强（2011）撰文指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亟待解决；而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我国的服务业还比较薄弱，尚不能很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1.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高宏伟、王素莲（2009）以1978-2008年人均GDP与基尼系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关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而且目前基本上处在倒U曲线的左侧部分，若不继续实施强有力的措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会进一步反弹,库兹涅茨倒U曲线可能会再次上扬。

1.4 经济增长与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动力。王一强（2011）指出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科技 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没有形成创新文 化和创新精神。同时，科技投入不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显然，缺乏科技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维持下去。

1.5 经济增长与制度性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制度性矛盾不断显现，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必须解决的问题。米建惠（2011）分析指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政府管的太宽、太细且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不够。（2）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诸多社会突出问题。同时我国的养老保险还将广大农民排除在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3）经济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财税制度还未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水平。

1.6 经济增长与就业

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梁慧（2011）利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奥肯定律在中国的有效性进行回归分析，指出我国有效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体现了有效劳动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经济增长却对于有效就业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张燕（2011）提出我国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根源是由我国的投资结构所导致的，就业容 量大的部门所获得的投资量较小。

1.7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

我国的发展是粗放式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基于VAR 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我国1989-2009 年期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获得的经济增长中约有7%是环境要素贡献的，即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且这种是一种长期模式。然而环境污染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是短暂的，其动力很快就消失殆尽，环境污染将长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2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建议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专家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经济增长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综合来看，大多数方法最后都会与扩大内需相关，由此可见，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2.1 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换代的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而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可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促进就业实现。

2.1.1完善收入分配

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是依靠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过渡到公平中去,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干预,依靠法律和政策等手段,逐步使社会收入分配

转向公正。高宏伟、王素莲（2009）撰文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营造良好的收入分配法制环境。第二、规范垄断行业分配秩序。第三、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

此外王建（2010）在分析造成收入差距较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指出我国城市化应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推进，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

2.1.2促进就业

在我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目标。张燕（2010）建议应该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弹性。同时协调好科技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发展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新产业。全倩倩、王诗卉、苗锐（2011）基于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当前我国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育不同层次人才,将我国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借以提高国民就业率。

2.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当前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不平衡现状，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米建惠（2011）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消费工业的投资规模，降低我国经济单位能源消耗，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提高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翁媛媛、高汝熹（2011）建议我们必须务实地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升值。产业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一方面应看清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立足本地情况，为建立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而服务，不要盲目冲动地调高本地的产业结构。

2.3 破除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提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转变到如今依然未转变过来，吴敬琏指出根本性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转变，翁媛媛（2011）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四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第一，破除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这一障碍;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税体系使得收入和支出都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增长为主，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第四，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2.4 实行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体系应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马涛（2010）指出我们必须积极推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建立一个既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又能有效分散经济成长所累积的风险，同时还能使居民享受经济成长的金融财富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共同竞争的局面，保证中国金融高效、安全、稳健地运行。

温辉、杨建清（2011）提出了一些中长期政策，包括（1）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动员社会金融剩余的财政与金融渠道（2）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3）调整金融结构，完善资本市场（4）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2.5 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

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我国目前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建议通过一定的措施减少企业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对污染排放导致的外部效应进行清晰界定，建立科学完善的资源、污染权市场交易机制，形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良好的反馈机制，使两者实现长期、均

衡与持续发展。

肖攸（2011）认为我国目前当务之急是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包括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体系；构建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建设节约高效的循环经济体系，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进步体系，建设科学、高效的流域综合管理体系。

3小结

广大学者都意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重点也从要素投入转移到了结构和制度方面，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和资源环境效益的相关性。在国际大形势下，相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会持续着重在扩大内需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方面，同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之类的新型概念也会不断出现，研究也会逐渐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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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攸：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1(1):6-7

[3]高宏伟、王素莲：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2):46-49

[4]张燕：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和谐性[J].商业时代,2011(8):4-5

[5]王一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8):4-5

[6]任泽平、张宝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内需与外需[J].改革,2011(2):14-20

[7]米建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原因及对策探讨[J].商业时代,2011(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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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倩倩、王诗卉、苗锐: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企业研究,2011(8):141-142

[11]王建:用城市化创造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J].宏观经济管理,2010(2):19-26

[12]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131-164

[13]翁媛媛、高汝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及未来增长空间预测[J].经济学家,2011(8):65-74

[14]马涛：后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J].产权导刊,2011(2):26-28

10.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演进 篇十

关键词：消费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国民消费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变以及演变过程中的矛盾

（一）粗放的增长方式导致国民消费的层次无法提高。90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依旧处于粗放式发展，因此，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发展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逐渐扩大的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层次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产品被积压。从上面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由于粗放的格局导致经济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效的状态，这个过程中，矛盾十分尖锐，阻碍着国民消费的质量和层次的进一步发展。

（二）消费品市场的二元性严重限制了国民消费的选择。消费品市场的二元性严重限制国民消费的选择空间，实际上是处于粗放型经济格局下的更深层次的一种矛盾。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转换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过程中显得有点滞后，在计划经济时期所使用的长期实施的各种福利补贴依旧在经济体制中运行，以及对于定额分配也依旧存在，人民不得不面对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也就是所说的商品性消费市场和非商品性消费市场。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于福利补贴和配给实际上就是对低收入者的某种补偿，但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将这样的非货币化福利补贴形式分配消费品的方法就会将国民消费的市场空间大大缩小，从而导致溢出，最终就会导致国民消费购买力的实现程度和需求结构的调整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三）通货膨胀导致国民入不敷出。根据对1994年的城镇居民的收入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1994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月家庭约占调查总人口的25%，收入比去年减少的家庭大约有20%，因此至少有45%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严重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基本处于下降状态。这一现象的产生，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导致的。在1994年，很多地区为了保护低收入者正常生活，不得不再次选择票证供给制度。但是，这样的矛盾假如一直延续，国民消费质量、消费层次就不能随着国民收入增长而提高，这样就会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力水平自然就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二、如何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效益和国民消费的质量

（一）加强体制变革、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用现代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对企业的主导作用。加快对我国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造，将企业经营体制改造为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对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不同方位的鼓励和优化。市场经济应该给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所有权的企业一个良好的环境去竞争，从而让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市场规律来进行有效配置，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消费质量的提高。（2）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加强对第一产业的投入和政策保护，支持第三产业的有效发展，通过对产业整体结构的优化，健全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加强市场的引导作用，让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提高。

（二）完善消费政策和法制的消费的健全，提高国民消费的质量。（1）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在对国民收入来源的拓宽和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应该将国家的福利补贴应该改转变为明补，加快住房制度等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推进不完全消费品市场向完全消费品的转化，来不断拓展对于国民消费的选择空间，使得消费更加合理。（2）鼓励信用消费。在消费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对适度消费进行倡导，但是，也应该采用适当的分期付款等信用消费，这样的消费可以缩短消费品的市场周转和市场的供给等，有利于引导企业生产。（3）强化法律意识。利用法律来对消费进行一定的规范，利用不同的法律使得消费质量和消费层次的提高进行保障，为经济增长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一个条件。

（三）提高国民消费素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国民素质培养，提升国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培养正确的消费观。通过对不同层次、不同方向进行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进而不断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促进我国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发展。

结束语：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是一个相互辅助的统一的整体，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对于经济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在经济发展和国民消费之间寻求平衡，最大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对立，强化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1.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十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于我国维持民生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作用。当前我国正步入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力由劳动和资本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生产成本攀升的双重困境,如何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乎民生的重大课题。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未来农业经济的转型将与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和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旨在推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与现代产业跨界融合的新经济态势。201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一批现代产业与信息技术融合、跨界的新经济形态,正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农业领域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1〕据2016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28.4%,“互联网+农业”的模式也成为当下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互联网的推广能否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种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目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深入分析和实证验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生态改善的迫切需求,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可能仅靠土地、劳动力和资产等传统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因而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来寻求农业发展路径。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中,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构成的人力资本也看作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对于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贡献作用。在现实中,农民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和推动者,凝结在其身上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教育状况等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基于以上现状,本文重点探讨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之间的关系,采用我国2002年~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人力资本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充实 “互联网+农业”研究领域的新视角。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互联网可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具有技术推广的普适性和技术创新的内在潜力。运用网络资本的形式,可以使不同的经济领域均获得较高的生产力,〔2〕研究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3〕我国的农业领域对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相对较晚, 目前对于“互联网+农业”的跨领域结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际应用和理论探讨层面,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流通、农村综合服务等领域相结合。〔4〕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对于推动传统农业向知识型农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已有经验证实 “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存在着众多的优势,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土地和水资源存在较大的刚性约束,农业发展资金的不足,农村缺乏较高素质劳动力,这些种种因素对互联网应用于农业造成一定的制约。〔5〕

在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Basu& Chakraborty提出改善美国农场的信息获得技术,不仅要考虑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也应该注重调解网络访问的社会特征及其地理分布。〔6〕国内关于互联网应用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方面。董鸿鹏通过运用C-D生产函数定量分析了信息化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得出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要大于资本对农业经济的贡献。〔7〕孔令孜研究得出,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6.22%。〔8〕国内学者认为,农村地区发达省份和欠发达地区省份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极大差异,经济发展程度和电脑网络普及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9〕还有的学者提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必须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作支撑,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下降。〔5〕因此,在研究互联网对农业经济影响作用的同时,也要将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机制考虑在内。

Romer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视作经济生产中一种特殊的资本,认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能带动物力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收益递增,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10〕在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多数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王振华利用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代表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认为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及其结构能够有效解释农业经济的增长。〔11〕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陆宁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业经济增长呈反比,并解释原因一方面由于高学历、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无法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上体现出优势。〔12〕此外,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方面,万三敏研究表明,在农业增加值的影响因素中,粮食播种面积与化肥使用量作用较显著,而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及农药使用量的作用不明显。〔13〕刘晗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今后的农业政策应该合理配比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4〕

纵观已有文献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互联网对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应用层面的定性分析层面,而利用实证数据模型定量测算互联网对农业经济的贡献作用的研究仍然较少,并且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农业信息化的角度切入,并没有考虑互联网使用主体的普及率的提升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再者,分析互联网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同时要考虑农村人力资本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虽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比较成熟,但聚焦于农业领域,分析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不多。本文从互联网、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以及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三、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

1.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一般运用可以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C-D生产函数,其对数化的形式为:LnY=LnA+αLnK+βLnL。为研究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需要对上述函数进行改进,构建包含互联网、人力资本等变量在内的生产函数。具体如下所示:

其中,农业经济增长(Ae)用各省市人均农业产值(单位:元) 来衡量;互联网(Internet) 用CNNIC发布的各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单位:比例)指标来衡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Rhc) 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单位:年)来表示,以农村各学历程度的人群比例为权重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其它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Fixedassets,单位:元)、农村劳动参与率(La- borforce,单位:比例)、人均农用机械动力(Ag- power, 单位: 千瓦)、 人均农用化肥施用量(Agchemical,单位:千克)、人均农作物种植面积(Cropareas,单位:千公顷)、人均农村用电量(E- lectricity,单位:千瓦时)和乡镇平均文化站数量(Culturalstation,单位:个)。在分析过程中,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以2002年的可比价进行调整,利用对应年份的农业产值或投资除以消费价格指数得出实际农业经济增长量和实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为从动态角度考察研究各变量的特征,本文选取2002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西藏地区有部分年份的变量数据缺失,因此在分析中剔除。表1中列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各研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由表1中数据显示,在人均农业经济方面,东部地区为3878.98元,远高于全国平均值3531.31元;中部地区为3599.97元,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为3159.08元,远低于平均水平,并且西部地区标准差较大,说明地区内部之间的人均农业经济差异较大。互联网普及率方面,东部地区普及率最高为30%;中部和西部的互联网普及率相近,分别为18%和17%,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农村人力资本方面,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6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8.80年和8.32年;西部地区为7.4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它影响因素中,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全国平均为283.86元,东部和西部地区偏低,分别为268.00元和263.91元;中部相对较高为325.85元。农村劳动参与率方面,东部地区为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分别为53%和54%。人均农用机械动力方面,中部地区为1.23千瓦,要高于东部的1.10千瓦和西部的1.01千瓦;人均农用化肥施用量方面,全国平均为70.52千克,中部地区相对较高为80.04千克;东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分别为65.78千克和67.05千克。人均农作物种植面积方面,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分别为2.75千公顷和2.51千公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4千公顷;东部地区相对较低为1.49千公顷。人均农村用电量方面,东部地区为2471.16千瓦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43.45千瓦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偏低,分别为411.74千瓦时和262.40千瓦时;乡镇文化站数量方面各地区均值较接近,每个乡镇平均有1个文化站。

2.模型数据分析

由于本文选取变量均为面板数据,在建模之前进行了取对数的处理,用LLC和ADF检验两种方法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判断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经检验可知,研究选取的变量序列平稳并且不存在多重共线。在此基础上,以各省市的人均农业经济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农村人力资本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利用2002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利用F检验进行识别之后,全国以及分地区的模型设定选用变截距模型更为合适,之后的Hausman检验中,除全国地区模型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之外,其余地区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2中列出模型估计的系数以及模型设定和检验的结果。

由表2中模型估计系数结果可知,对于模型系数的整体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并且R方均在0.75以上,说明各地区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较好。从全国来看,互联网普及率对人均农业经济增长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0.183,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能引起人均农业经济快速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互联网普及率增加1%,人均农业经济会增加0.183倍。分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模型中,互联网普及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各区中最高,弹性系数为0.228,中部、西部的互联网弹性系数分别为0.103和0.139。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经济程度发达,网络基础设施完善,提高东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利用“互联网+农业”的现代经营模式能够促进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网络基础设施相对欠缺,但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也会为地区农业经济的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检验中*、**、***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

在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方面,从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98、0.197和0.058,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已逐渐成为促进人均农业产值增长的动力,并且农村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只有通过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广、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农业技术的培训,才能使得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起到较大的贡献作用。

在各地区的模型中,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农村用电量以及乡镇文化站数量这些因素对人均农业经济增长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说明通过增加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以及农业机械化用电量等传统要素投入对人均农业经济的增长仍有重要作用,并且在农村建设乡镇文化站能带动农业信息的交流及农业技术的宣传,进而促进人均农业经济的大幅增长。此外,由以上各地区模型可看出,农业固定资产对人均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为负,这与刘晗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相同,表明当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配置的不合理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14〕而农村劳动参与率和农用机械拥有量对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在全国和东部模型中,农村劳动参与率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模型中影响作用却相反;农用机械拥有量仅对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其它地区的农业经济影响作用不明显。这是由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而农村劳动力人口已达到饱和状态,劳动力与其它要素资源的投入配置不当,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出现负向的影响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利用2002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按照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构建了包含互联网、人力资本在内的C-D生产函数,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以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会为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并且这一影响作用对于信息经济较发达、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东部地区尤为明显。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农村人力资本在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均教育年限能够带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以及农业机械化用电量等传统要素投入的增加在农业经济增长中同样有重要作用,此外,适当增加农村乡镇文化站能丰富农业信息的交流、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第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为负,当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配置的不合理对农业经济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第五,农村劳动参与率对不同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同,增加农用机械量仅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对其它地区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12.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十二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较大风险.文章结合“泡i”产生的原因和经济动态无效的特征,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消除这些 “泡i”提出了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改变消费观念的.政策建议.

作 者：周永健 彭宽胜 ZHOU Yong-jian PENG Kuan-sheng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郑州,450052 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5 24(1) 分类号：F12 关键词：经济“泡i”   动态效率   经济增长  

13.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十三

所谓森林灾害，就是指森林中的某一区域由于内部或者外部的原因，对森林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所造成危害的行为。按照起源划分，森林灾害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种，但无论是哪种原因，其对于林业经济增长都具有严重的影响。

1我国森林灾害的基本情况

从1965年到2015年，我国的森林灾害累积发生约为700000次，其中森林受灾面积约为4×108hm2，几乎占据了全国森林面积的25％，平均下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同成度森林灾害14000次，这样的比例数据，在世界森林受害率中都可以占据到榜首的位置，据初步统计由于森林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可以达到100亿元[1]。在这其中以南方森林灾害占据比例较大，约占我国森林灾害总指数的45％，但是灾害扩散面积比较少，大约只有我国森林受灾面积的20％，而北方地区虽然发生的灾害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北方具有气候干燥等特点，极易形成大型火灾，以黑龙江地区和内蒙古地区为例，虽然其近些年发生灾害的次数只有我国森林灾害发生次数的2％，但是其燃烧扩散面积却可以达到我国森林受灾总破坏面积的50％，尤其是在两省之间的大兴安岭地区，受灾形式最为严重。由于北方受到西风带影响，气旋与反气旋天气呈现周期性交替变化，灾害的发生周期比较明显，而南方地区由于受到热带高原气与副热带高压气候的影响，天气变化复杂，灾害发生的状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2林业经济增长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内涵

所谓林业经济增长，就是指林业行业产品以及劳务数量的一种增加关系，其可以用林业总产值或者林业总产出进行衡量[2]。从我国的林业发展实践中观察，不难发现我国的林业总产值计量，现阶段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森林资源中的生态资源统计，与我国森林资源的范围界定很难确定，而这对于我国林业经济的总产值衡量与计算具是存在一定阻碍，为此很多专家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究，这其中以林业大学教授王立群先生所提出的观点，备受社会各界认可，其认为林业就是培育和经营林业用地以及林业产品生产的行业，在其研究过程中通过承认森林生态资源效益，暂时隔绝林业产值计算的方式，从理论的角度，将林业生产性质与生产内容进行划分，对我国林业经济的总产值进行衡量，同时阐释森林灾害与我国林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动态关系。据此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总产值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林业经营产值和木材采运产值，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分析，林业经济范属于农业经济之中，因此森林的培育和种植可以范属于农业经济产值之中，而森林中的采伐经济就要纳入工业经济生产总值之中，在进行林业经济产值计算时，必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2.2林业总产值变化趋势

14.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思考 篇十四

从经济前进的方式来看, 经济前进模式主要体现在生产劳绩数量方面的增加, 生产劳绩的数量增加主要由生产范围的扩张所决定, 而生产范围扩张的因素以及体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济增加有外形扩张方式以及实质发展模式。我国很长时间以来, 经济增加方式主要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模式。在现在提倡以及实施的科技发展道路的状况下, 经济成长模式应该增加新的含意。改变经济成长模式, 就代表着要由原来的资本增加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科技、劳动、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推动需要前进方式由原来的以投入和净出口为主的方式转变为投入-消费-净出口推动为主;投资生产模式要从单纯增长生产要素改变为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 就是从之前的高投资、高损耗、高浑浊、低生产、低品质、低利润, 改变成为低投资、低损耗、低浑浊、高生产、高品质、高利润。

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从微观角度看, 需求不足、产能过剩, 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 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 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 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 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 投资效益下降, 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 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 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 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 能够更好的处理在经济前进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阻碍。首先, 能够提升经济运作品质。最近几年, 虽然我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前进, 前进速度也很快, 但是经济利润却比较低, 国家控股的单位入不敷出, 不进行改革, 经济前进方向就会出现病态也不会长久。其次, 可以完善工业化发展的依靠。长时间以来, 国内工业发展一直都处在增加新工程、到处摆摊子, 都是重复进行没有很大技术含量的生产, 是外形扩张模式的投入高生产要素的成长, 忽略了已存在的单位的创新、重组、更改和内部管制, 导致很多单位技术发展很慢, 生产力低下等。

最主要的是, 必须更改经济发展模式, 才能够顺利完成科技进步, 才能更进一步完成消费者的需求, 营造和谐的社会。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这种模式可以使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成正比, 为生活品质的提升创建出更适宜的物质, 完成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

3 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3.1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 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 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 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3.2 国内制造工艺水准不高, 劳动者教育体制改革很慢, 致使劳动效率不高。

国内对科学技术的开发投入资金比例越来越小。虽然国内经济最近几年增长速度很快, 但是这种增长使生产元素投入的多, 效率不高, 挥霍严重, 会阻碍永续发展。

3.3 国内经济之间的关系都很混乱, 产业构造不恰当的情况依旧很凸显。

虽然这几年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国内经济之间的关系混乱。主要表现在, 我国聚集起来的物质和消费存在矛盾;国内一些行业例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经济前进迅速, 带动了上游资源以及材料成本的增长, 导致资源、运输、材料等本身已经缺乏的更紧张, 不过下游出现需求小于供应, 生产能力明显供过于求。从产业构造来说, 根本产业尤其是农业方面很久都处在萎靡不振的状态, 生产业等利益不高, 找不到工作的人口越来越多。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推进科技创新, 必须从体制入手, 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 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 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加强科普能力建设, 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入。在经济运行中, 科研投入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 集中优势生产要素, 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 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 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 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改革必须要和管制改革相融合, 缺乏有用的管制, 管制紊乱、挥霍过度, 而且有的单位管制级别还会有受贿行为, 科技改革的效果一直不明显,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将会失败。增加以及提升管制水准, 也是提升劳动者业务水准的根本前提。现在, 国内高级技工极度缺乏, 生产行业中高级技术只占劳动力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 发达国家能够占到百分之四十, 差距很大。提升劳动者集体素质以及高级技师所占的比例, 必须要有相关机制的协助。建立健全公司升级提任机制。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 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 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 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 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 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 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 不能一哄而上。

整治产业构造, 要根据根除构造性缺乏或者构造性多余、推动生产要素的使用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准则开展。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宏观协助, 还要利用市场竞争性的影响, 合理设置产业的地区布置, 防止地区之间出现类似相同的构造。生产向着集中化方向发展, 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状况, 就是指生产要素既要向具有优势的单位集中, 更要向具有优势的地域发展。在具有优势的地域, 实施先进科学的分工, 工业生产设备先进, 服务系统完整, 运输费用比较低,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市场占有率。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引导, 不同地域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优势发展产业, 扬长避短。

15.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十五

【关键词】　瓦格纳法则 财政支出 GDP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对欧、美、日等国公共支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会提高。随着历史的发展，瓦格纳法则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得到了验证。然而，瓦格纳法则的提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支出资料的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也与瓦格纳法则相符呢？

1.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统计数据库，包含从1956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本文以GDP衡量国民收入水平，以人均GDP（PGDP衡量人均收入水平，财政支出以G表示。

2.基于瓦格纳法则的分析

瓦格纳法首先指出当一国的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即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小于财政支出增长的比例。

以我国1956年至2010年的GDP数据和同一期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为源数据，做出如下折线图：

可以看出，我国从建国初至今GDP与财政支出规模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至1978年，GDP与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很小，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們所面对的是一个百孔千疮、民不聊生中国。1953年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探索是饶有成效的，GDP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增长。同一时期的财政支出却基本没有变化，总体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波动，这与瓦格纳法则相悖！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价格主要是用于核算，而不体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就不存在着政府通过扩大以货币形式衡量的财政支出的规模来调节经济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初，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力，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支出理应占据财政支出规模的大部分。然而改革开放前存在着大量“有产无值”现象，如“记工分”，这意味着国家财政不需要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进行支付，这为财政省下了一笔极大的开支。

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GDP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幅增长。在这一阶段，财政支出规模和GDP的绝对量都持续增加，但相对于GDP而言，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要平稳得多。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依然同瓦格纳法则相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承担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财政承担的一部分职责。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刚刚起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政府职能未随着市场化改革而转变。一方面，政府将原来提供私人商品职责交给了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又没有将原来由企业承担的公共商品和服务提供的职责承担起来。财政承担的职责范围就缩小了，财政支出规模相对于GDP而言就呈现出下降趋势。

上述现象被称为　“经济体制转轨效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对于自身经济发展职责的认定愈加清晰，在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支出不断扩大，职能逐步由计划指导转向宏观调控。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加快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渐划清其职责权限的过程。于是，我国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逐渐加快。

瓦格纳法则同时指出随着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会提高。以我国1956年至2010年PGDP的年度数据及这一时期我国的G/GDP为数据源，做出如下走势图：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原因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同一时期，G/GDP在0.3左右波动，这主要是由当时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操纵和管理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G/GDP的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以十四大为分界点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G/GDP的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效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前过高的G/GDP水平决定的。第二阶段，党的十四大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指明了方向。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已具备解释瓦格纳法则的政治与经济条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瓦格纳法则逐渐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几乎同人均GDP以相同的趋势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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