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 2.1.3住院患者身份识别、转接与登记制度

2.1.1 、 2.1.3住院患者身份识别、转接与登记制度（共8篇）

1.2.1.1 、 2.1.3住院患者身份识别、转接与登记制度 篇一

伊川县中医院患者身份标识制度

1.根据卫生部颁布的《2009-2010年实施患者安全目标指南》的要求，为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必须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提高医务人员对患者身份识别的准确性，故特制定我院患者身份识别制度和程序：

2.医务人员在进行各项治疗、护理活动时，必须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准确识别患者身份，至少同时使用姓名、床号两种方法确认患者身份。

3.医师在实施任何有创诊疗活动前，实施者应亲自与患者（或家属）沟通，作为最后确认的手段，并核对病人姓名、性别、年龄、床号与部位，以确保对正确的患者实施正确的操作。

4.护理人员在进行治疗、护理、发药、注射、分发饮食、采集标本等工作时应核对患者床号、姓名。

5.药剂人员在门急诊配药窗口发药时应呼叫病人姓名，讲清药品的名称、用法及用量。

6.检验科进行患者身份识别，做到化验单、标本条码一致，确保患者信息准确。

7.手术科室与手术室、医护人员应认真落实手术安全核查措施。8.放射、心、脑电图、理疗、超声波、内窥镜等部门在接受病人的标本、检查单、治疗单时，要核对病人姓名、性别、年龄、床号或门诊号、住院号、检查或治疗要求及部位等。

9.完善并落实医院各关键流程（急诊、病房、手术室、之间流程）的患者识别措施、交接程序与记录。

10.对实施手术、昏迷、神志不清、无自主能力的重症患者，建立使用“腕带”作为患者识别标识制度。在进行各项诊疗操作、有创检查、手术、用药、输血前认真核对患者腕带信息，准确确认患者的身份。

伊川县中医医院

2012年12月

2.2.1.1 、 2.1.3住院患者身份识别、转接与登记制度 篇二

一、症状

辣椒病毒病常见有花叶、黄化、坏死和畸形等四种症状。

1. 花叶分为轻型花叶和重型花叶两种类型:

轻型花叶病地出现明脉轻微褪绿, 或现浓、淡绿相间的斑驳, 病株无明显畸形或矮化, 不造成落叶;重型花叶除表现褪绿斑驳外, 叶面凹凸不平, 叶脉皱缩畸形, 或形成线形叶, 生长缓慢, 严重矮化。

2. 黄化:病叶明显变黄, 出现落叶现象。

3. 坏死:

病株部分组织变褐坏死, 随着病情发展, 全株枯萎, 茎上生成褐色条斑并枯死, 刨检茎部, 可见维管束褐变。表现为条斑, 顶枯, 坏死斑驳及环斑。

4. 畸形:

病株变形, 如叶片变成线形, 即蕨叶, 或植株矮小, 分枝极多, 呈丛枝状。果实变小, 严重矮化, 叶片呈小型, 肥厚, 簇生。果实上呈现浓绿和浅绿相间的花斑, 有疣状突起, 病果硬, 畸形, 易落花落果。

二、病原

辣椒病毒病的毒源有十几种, 主要有黄瓜花叶病毒 (CMV) 、烟草花叶病毒 (TMN) 、马铃薯Y病毒 (PVY) 、马铃薯X病毒 (PVX) 、苜蓿花叶病毒 (AMV) 等。

1. 黄瓜花叶病毒 (CMV) 是辣椒上最主要毒源, 可引起辣

椒系统花叶、畸形、蕨叶、矮化等, 有时产生叶片枯斑或茎部条斑。

2. 烟草花叶病毒 (TMV) 主要是前期危害, 常引起坏死枯

斑或落叶, 心叶呈系统花叶, 或叶脉坏死, 茎部斑面或顶梢坏死。

3. 马铃薯Y病毒 (PVY) 在辣椒上表现系统性轻花叶和

斑驳, 引起致辣椒产生系统性重花叶和斑驳, 引致花叶、矮化、果少等症状。

4. 马铃薯X病毒 (PVX) 引致辣椒产生系统性重花叶和叶脉深绿。

5. 苜蓿花叶病毒 (AMV) 在辣椒上产生系统花叶或褪绿黄斑。

三、传播途径和发病条件

病毒可在多种植物上越冬, 种子带毒, 此外土壤中的病残体、越冬寄主残体均可成为病毒的初侵染源。辣椒病毒的传播途径随毒源的种类不同而异, 主要分为虫传和接触传染两大类。可借虫传的病毒主要有黄瓜花叶病毒、马铃薯Y病毒及苜蓿花叶病毒, 其发生与蚜虫的发生密切相关, 特别是遇高温干旱天气, 不仅可促进蚜虫传毒, 还会降低寄主的抗病性;烟草花叶病毒靠接触和伤口传播, 通过整枝等农事操作传染。此外, 定植晚, 连作地, 低洼地, 施用过量的氮肥, 植株组织生长柔嫩或土壤贫瘠、板结、粘重易引起病毒病的流行。

四、综合防治

由于辣椒病毒组成与细胞内的一些大分子相似, 因此很难使用化学方法防治, 只能采用以农业防治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1. 针对当地重要毒源, 因地制宜选用抗病品种。如:沈椒

4号、沈椒6号、中椒5号、中椒7号、湘研9号、湘研16号、苏椒5号、沈椒8号、新丰5号、中椒2号、津椒3号、沈椒1号2号、甜椒1号、甜椒2号等。

2. 种子用10%磷酸三钠浸种20~30分钟后洗净催芽, 在分苗、定植前, 或花期分别喷洒0.1%~0.2%硫酸锌。

3. 进行两年以上轮作, 结合深翻, 促使带病残体腐烂。

及时中耕除草, 及时培土, 促进发根, 并采用保护地措施, 促进早定植、早结果, 进入病毒盛发期辣椒植株健壮, 抗病能力强。

4. 适时播种, 培育壮苗, 苗龄适当, 定植时最好带蕾, 但不老化。

避免高温病毒病发生时定植。由于秧苗根系伤口多, 抗病力弱, 极易感病, 所以在晚霜过后要及时定植, 以利于植株提早生长发育, 增强抗病力。并采用配方施肥技术, 施足底肥, 小水勤浇, 尤其高温干旱或采收期要勤施肥、浇水, 改善田间小气候。

5. 可采用遮荫栽培及时防蚜, 切断其传播途径, 减轻病毒的发生。

在农事操作中, 也应注意减少接触传毒。防蚜可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3000倍液、10%一遍净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40%乐果1000~2000倍液等。

6. 发病初期用菌毒清 (或植病灵) +1/1000的磷酸二氢钾+

3.制度的选择与创新 篇三

两位学者尽管是从不同的角度——林氏主要从实证的角度，萨氏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进行论证，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几乎是毫无二致的。那就是，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尽管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目前并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与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制度相比，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糟糕程度最小的一种。尽管他们在极力避免说：“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每个民族国家在组织政治社会方面的最好选择。”但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他们论著中的应有之义。

那么，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真的是每个国家所应实行的政治制度的最好选择吗？要想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两个问题：其一，制度到底是选择的，还是生长的？其二，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可能会遇到什么陷阱。

林氏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把世界的政治—经济抉择开列出一个非常简短的清单，“一是通过政府权威的社会组织，一是通过交换和市场的社会组织，第三是通过说服的社会组织。”林氏认为，权威、交换与说服是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社会控制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只是每个社会在运用这三种要素时的侧重点不同，形式也有很大差异。这种不同与差异主要是人们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对人们的认知能力的不同评价所导致的结果。

林氏在书中一开始并不是论述权威制度与市场制度所具有的功能，而是开列出这两种制度存在缺陷的清单。

由于权威制度与市场制度均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后果。两种制度存在着有效的互补性。特别是市场制度，几乎能解决权威制度存在的每一个问题。但是，不论是市场制度还是权威制度，都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林氏认为，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即消费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与多头政治的权威制度结合的制度，也就是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比较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过林氏承认，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中，存在着一个高收入、有权威、在社会中备受优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向大部分人民灌输了它自己喜欢的态度、信仰和决断。这种灌输的结果，导致多头政治中的和市场制度中的循环。这种循环即使没有使大众化控制瘫痪，也使它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此，林氏的结论是：多头政治不过是对任何理想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或任何其他民主形式的一种大体的近似。

那么，林氏理想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什么呢？基于现实中的两种基本对立的制度，林氏抽象概括出两种贯彻不同理念的制度模式，即不完善地近似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模式I和不完善地近似于市场取向多头政治的模式Ⅱ。两种模式的关键区别在于智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功用的不同。模式I可以称为智力引导的社会，“它来自于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轻松愉快的或乐观主义的看法”。模式Ⅱ以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估计作为基础。模式I由于过分相信政治精英的知识与能力而走向了非理性的泥潭；模式Ⅱ由于对政治精英的知识与能力保持怀疑反而同时保持了理性精神。

从林氏对模式I与模式Ⅱ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他对模式Ⅱ的情有独钟。可以说，模式Ⅱ是林氏的理想主义模式。

那么，通向理想主义的道路何在？现有的多头政治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得到一个通向民主的未来吗？林氏对此持的却是悲观主义的态度。

林氏的结论是：

“就民主而言，要想发展(中)远远超过现有多头政治的畸形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较多的民主意味较少的实质。使大众化控制超出受灌输的决断的约束，等于陷入使大众化控制进入分裂和无序的尝试之中。”(P 535)

原来林氏对自己抽象出的两种理念模式的评价却是这样的：不仅模式I是荒谬的，无法实现的，模式Ⅱ同样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那么，林氏的理想主义的家园何在？林氏小心翼翼地区分出纲要性的决策和计划过程(近似于模式I)与战略性的决策和计划过程(近似于模式Ⅱ)，指出，在多头政治中体现出相互作用的战略性的决策与计划过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体现出分析的纲要性的决策与计划过程尽管是被用来解决它能胜任的次要问题，但其在多头政治中却享有最高的尊重。林氏的论述暴露了他的精英主义思想。而正是在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难选择之中，林氏迷失了自己，他的多头政治下的决策与计划过程的模式，无论怎样小心，也难以面对他在前面开列出的权威制度存在的缺陷的清单。

林氏的困惑，似乎在萨氏的《民主新论》中得到了解决。

林氏的论述中，大量涉及民主、权威这类概念，但他却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萨氏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萨氏是从横向与纵向，描述与规范四个维度来定义民主的。

从横向来看，民主表现为人民直接行使政治权力，是直接民主。“公众舆论、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公民表决式民主，都是横向民主的实施与普及”。(P 135)这种民主的理想主义背景是人民主权学说，其规范性的定义是，民主应该是统治的或自治的民主。

从纵向来看，民主的描述性定义是：民主是以竞争方式录取领袖的副产品。……大规模民主是一种程序或机制，它(1)带来开放的多头统治，这种统治在选举市场上的竞争(2)把权力给了人民，并且(3)具体地加强了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责任。(P 164)萨氏指出，与横向民主不同，纵向民主是一种没有价值支持的民主。(P 176)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缺乏一个理想主义的背景，缺少一个规范性的定义。于是，萨氏就弥补了这个缺憾。与纵向民主的描述性定义相对应的规范性定义是：民主应当是(1)有选择的多头政治；(2)基于功绩的多头政治。

萨氏称自己的纵向描述性民主定义是一种“竞争——反馈式的民主论”，(P 161)并认为这就是新的民主理论。

除了从以上四个维度定义民主外，萨氏还从比较与对照的角度来界定民主，即与个人独裁相对照来界定民主不是什么：“民主即非个人独裁”，“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P 214)

萨氏在文中对把民主发展的目标单纯地归结为参与的扩大即横向民主的发展明确表示不满。指出，更多的参与意味着更少的实质。而只有纵向民主即现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发展，才是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既然直接民主不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呢？萨氏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也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盛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作为一种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这种民主制度在程序上可以保证产生一个负责任的具有代表性的委员会，而委员会作为一个政治管理的形式，它有几个方面的优越性：一、它是参与式民主的有效形式；二、它可以降低政治决策的内部成本与外部风险；三、它是一个总和为正的博弈的有效结构。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林氏在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辩护方面还有些遮遮掩掩的话，那么，萨氏就显得很旗帜鲜明。后者的论述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尽管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仿效，但仿效的结果并不理想。这说明我们对林氏与萨氏的结论保持警惕并非多余。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度到底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还是一个生长的问题？生长于西方文明中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能够移植到其他文明的土壤之中吗？

约翰·斯图加特·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认为，“制度和政府形式是个选择问题”。但这种选择必须满足这样三个条件：(1)为人民而设的政府形式必须为人民所乐意接受，或至少不是不乐意到对其建立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2)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使它持续下去所必要的事情；(3)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使它能实现其目的而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密尔反对把制度看成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但是，密尔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西方社会实行民主制度，而其他社会几乎一律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同时，也无法解释，一个世纪以来，那些抛弃自己原有的制度而选择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为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可见，制度不能单单归结为选择的问题，生长的因素所起的作用至少不亚于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对国体具有反作用。国体指一个社会的基本政治形态，它体现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政体则是指政府组织形式即制度，它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政党，进行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的基本手段或方式。马克思主义关于国体与政体关系的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是在欧罗巴的文明中逐步发展出(生长)了民主制度，而在其他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却是专制制度？难道真的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蛮族王制(是)僭政性质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而不起来叛乱？”(《政治学》P 159)如果我们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那就意味着东方诸国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的目标。对东方之所以生长出专制制度的问题，解释得比较好的是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所著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他把东方社会称为“治水社会”，专制制度既是治水的需要，也是治水社会发展的结果。如果说魏特夫的解释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他的结论就让人难以苟同了：由于治水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东方各族人民注定要在专制主义制度下呻吟。那些脱胎于“治水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摆脱不了“治水世界”的规律，复辟“东方专制主义”是避免不了的。(《东方专制主义》，P 5)这同样明确无误地说明，制度是生长出来的，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选择，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论调难免让人堕入宿命论的泥潭。

如果说当人类还处在“狭隘地域性历史”的时候，制度主要是在各民族内部生长的话，那么，只从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时期以后，制度选择的问题，就越来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从实际当中看，非西方社会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西方社会各方面制度的采借。这种采借尽管不能说都很成功，但却都对各自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制度的选择与创新问题，经济学界的制度学派的论述很具有启示意义。总的来看，他们认为制度变迁中的绝大部分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这说明我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一定要考虑和顾及到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制度学派的很多论述都旨在说明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对制度安排的选择与创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不过，在现代社会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使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制度选择问题，获得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的进步改变了制度选择的集合，也就是说，这方面的进步导致可供选择的制度与过去相比增多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改进了人们的有限理性，因而不仅提高了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提高了他们领会和创新新制度安排的能力(《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P385)。其次，地域藩篱的打破，各地区间交往的频繁，使每个地区在制度实验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成为丰富其他地区制度选择集合的重要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选择实验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国家的制度选择与创新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实验室。”(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九五年夏季卷)林毅夫指出，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而且，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P385)。托洛斯基曾经提出的“历史落伍者的特权”这一说法，很具有启示意义。他在《俄国革命史》一书中写道：“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和这种特权的存在——容许甚或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模式，从而跃过整个空间的等级系列。”(转引自《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百家出版社，P64)若从这个角度看，制度选择不仅是一个很经济的事情，同时也是赶超战略的关键。第三，国家政策的改变，也有可能导致制度选择集合的扩展。比如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就会导致制度选择集合的扩大。当然，国家政策的改变有时也会减少制度选择的集合。

如果从客观的趋势上看，制度的选择与创新除了上面提到的选择集合的改变的因素导致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即制度结构出现了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导致了新的获利机会。为了获取新的潜在的利益，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

制度不均衡是一种客观状况，这种客观状况只有通过人的主观认识、主观能动性才能转化为人对制度选择的行为，人对制度的选择与制度约束人的行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至少从逻辑上讲，制度一开始是由人选择的，并且后来人们仍然不断地对制度进行选择。不过从经验上看，制度先于人的行为。人对制度的选择必须在现有制度的约束之下进行。这一点要求我们在制度选择时，绝不能不顾制度环境与条件去天马行空，突发奇想。

在制度选择与创新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陷阱。

首先，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不论是个体还是集团，不论是民族还是国家，都应该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现实主义始终应该伴随着理想主义。因为单纯的现实主义让人看不到希望，而理想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希望。萨托利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纯政治”，即纯粹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即使是那些搞“纯政治”的政客，他们的语言与行为也会提供“理想”的因素，否则他就难以成为一个“政客”。“纯政治同其对立面即完全理想化的政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新论》P 43)。西方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的神话传说。这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充满了不幸，但同时，人类社会保持了“希望”，恰是“希望”给我们增添了战胜不幸的信心与勇气。而理想主义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如果失去了理想或如果抛弃了理想，人类生活将会显得暗淡无光。

但是，“假如荒谬地认为可以一丝不差地把理想变为现实，大概我们也就不会再怀有理想了。理想只有在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时，才会温暖我们的心”(《民主新论》P 73)。理想的作用是向事实挑战，只有不把理想视为现实时，理想才改进着现实。理想与现实的错位的核心表现，就是把理想立即付诸行动，按照理想的模式去建立现实的理想王国。萨托利称此为“至善论的行动主义”。这种不顾制度环境与条件，不顾既定的社会现实，而表现为理想主义的狂热的做法，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发展与建设中经常陷入的误区。

其次，在采借与选择中丧失了自我。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摆脱欠发达状态，对发达国家制度的借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应该认识到，借鉴只是改变了制度选择的集合，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使之合理化的转换过程，从而使创新的制度安排与旧有的制度安排之间具有相容性。也就是说在采借时要以“我”为主，不丧失自己的个性。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沿着一个健康的道路发展。但是，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中丧失了自我，把某些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制度结构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自己国家中来，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乱之中，造成发展的停滞与倒退。这也从反面说明，制度不仅是选择的，而且还是内生的。

第三，在“反激进主义”旗帜下的固守传统，抱残守缺。

理想主义与至善论都是政治动员或煽动的最好手段，它们在革命时期具有发扬个体的献身精神的作用。因而对于取得革命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但是，在建设时期，理想的狂热常常需要理性的约束与引导。如果任凭理想之火熊熊燃烧，它会把一切都烧焦，只给建设的世界留下一片废墟。任何事情走向了极端，就会显得非常荒谬与可怕，无论是个人崇拜与迷信的狂热、宗教的狂热，还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甚至理想主义的狂热，都曾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因此，带有极端倾向的激进主义的制度选择与创新，非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手段与路向的。制度的内生性与渐变性决定了制度选择与创新应该采取稳健的战略。

然而，在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要想使制度的变迁沿着稳健的路向发展往往是很困难的，它需要领导人有极大的勇气，需要领导人有大智慧与高超的领导艺术。否则的话，一旦开了制度创新的口子，在旧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注入了异质性的制度安排因子，那么，制度变迁就呈加速度的趋势，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滑入激进变迁的道路上去，导致与良好愿望相反的结果。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常常因惧怕出现这样一种结果而退回到固守旧体制、旧制度、抗拒制度创新的保守道路上去。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更糟，它最终导致制度创新丧失走向稳健变迁路向的时机，最后只能走“激进”变迁的路途。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苏东剧变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2.1.1 、 2.1.3住院患者身份识别、转接与登记制度 篇四

为加强医疗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查对制度，确保患者安全，经医务科、护理部和急诊科共同研究，特制定我院新生儿身份识别制度和程序如下：

1.对新生儿的身份确认，在标本采集、给药或输血等各类诊疗活动前，必须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应至少同时使用两种患者身份识别方法（禁止仅以房间或床号作为识别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制度，至少同时使用二种患者识别的方法，要同时查对患者姓名和住院号，不得仅以房间号、床号作为识别的依据。

2.手术新生儿身份确认，在手术患者转运交接中除查对新生儿姓名和住院号，同时须有识别患者身份的纸质“腕带”标识。在手术患者进手术室前，由所在科室护士对患者使用医院统一印制纸质“腕带”标识，写明新生儿患者床号、姓名、性别、住院号、科别、血型，不得空项；进入手术室后，手术室护士接收时进行严格查对；于患者麻醉手术前、皮肤切开之前、和患者离开手术室之前，由手术医师、麻醉医师及手术室或麻醉复苏室护士共同对患者身份分别再次确认。新生儿患者术后回到病房由病房护士与护送患者人员进行严格床旁交接，双核对确认。

3.昏迷、神志不清、无自主能力的重症患者患者身份确认，除查对患者姓名和住院号，同时对成人患者使用医院统一印制蓝色 “腕带”标识，小儿统一用粉色“腕带”标识。由所在科室护士写明患者床号、姓名、性别、住院号、科别、血型，不得空项。

4.在使用“腕带”时，必须进行双核对。

5.新生儿急诊科与病房、与ICU、与手术室之间转科时，须填写患者转科交接单，交接时严格进行查对和签名。

6.手术（麻醉）与病房、与ICU之间在转运新生儿患者时，须查对姓名、住院号和腕带标识，由专人护送，须填写患者转科交接单，床旁交接。

5.嵌入式语音识别系统性能分析 篇五

实验室环境下的语音识别算法已经基本成熟,基于HMM(隐含马尔可夫模型)的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成为主流,在标准发音和安静环境的条件下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识别正确率。但是,应用于小型便携的嵌入式产品,基于HMM的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还存在识别性能与识别速度、识别性能与内存消耗的尖锐矛盾,成为当前语音识别应用的技术瓶颈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三种不同的嵌入式系统上建立了基于HMM的非特定人大词汇表连续语音识别的实验平台,对语音识别的实时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讨论了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在不同嵌入式平台上的可行性。

2 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

基于HMM的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统计模式识别系统,包含有众多的功能模块、繁杂的程序结构和大量的运算,远比采用模板匹配技术的孤立词识别系统要复杂得多。

语音识别在执行搜索算法时,一般是根据设定好的语法关系,并以HMM模型为节点,来展开一个大的识别网络(或称搜索空间),然后再利用高斯概率计算的结果在这个大的网络中寻找一条最合适的路径,作为正确的识别结果输出。假设一共有M个HMM模型,没有文法约束,采用无任何优化的穷举法进行搜索,而待识别的语音长度为L(也就是说这句语音的识别结果将由L个HMM模型组成),那么可以说,这种情况下的搜索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将为O(ML)。所以,搜索算法的复杂度与HMM模型数目(等同于识别任务的复杂程度)以及待识别语音的长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是N-Best搜索算法,即在每个节点处保留N个可能的结果,那么计算复杂度将会升至O(NLML),即使对于中小词汇表的语音识别系统,这样的计算复杂度也是惊人的。如果采用Viterbi算法进行优化,那么每个节点处将只保留最好的可能结果,且每一步所有的节点都要同时进行比较,以竞争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出来,所以此时的计算复杂度会有显著的下降,大约为O(LM)量级。虽然下降很大,但仍可以看出,搜索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将会随着HMM模型数目和识别句子的长度的增加而线性增长。

语音识别中高斯概率计算是HMM模型计算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过程相对于前端处理和搜索算法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它涉及到大量的浮点运算,所以从运算量上来说,它是语音识别最重要的部分。假设我们采用的高斯输出概率的混合度为T,待识别的语音长度为L(也就是说这句语音的识别结果将由L个HMM模型组成),HMM模型个数为M,则在用Viterbi算法优化以后,搜索算法的复杂度大约在O(LM),即每一步保留M条路径,但是每条路径接下去又会产生M条新的路径,这样实际需要计算概率的路径数在每一步都会大约有M2条,识别长度为L的语音将会有M2L条路径需要进行概率计算。再考虑到每条路径上的模型数目平均约为L/2个,所以总的高斯输出概率的计算复杂度约为undefined量级。

因此可以看出,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计算量非常大,对硬件平台的计算资源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浮点运算能力。

3 嵌入式平台介绍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各种类型的嵌入式处理器,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嵌入式处理器的品种已有上千种之多。实际上,几十年来,各种4、8、16和32位的处理器在嵌入式系统中都有广泛应用。嵌入式系统的处理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采用通用计算机的CPU为处理器,如X86系列;另一类为微控制器和DSP,微控制器具有单片化、体积小、功耗低、可靠性高、芯片上的外设资源丰富等特点,成为嵌入式系统的主流器件。当前,嵌入式系统处理器的发展趋势主要采用32位嵌入式微控制器,因此本文选用了三款市场上主流的32位嵌入式微控制器构建测试用的嵌入式平台,其中MPC5200内部带有浮点运算单元。

3.1ADM5120 MIPS平台

ADM5120是由ADMTek公司发布的一款高性能、高集成度和高灵活性的SOC(System On Chip),它内部集成了高性能(227 MIPS)的MIPS 4Kc CPU、SDRAM控制器、USB主机接口和UART接口,还集成了交换机引擎、10/100M以太网PHY和PCI桥。MIPS32 4Kc CPU是采用MIPS技术特定为SOC而设计的高性能、低电压的32位MIPS RISC内核,它采用MIPS32体系结构,并且具有存储器管理单元(MMU)以及扩展的优先级模式,使得这个处理器与目前嵌入式领域广泛应用的R3000和R4000系列32位微处理器完全兼容[1]。

3.2 国产方舟2号CPU平台

方舟2号是一款面向信息终端设备的高性能、低功耗、高集成度SOC芯片。方舟2号集成了高性能CPU核心和PC架构南北桥中的大部分功能,是网络计算机和信息终端设备的理想解决方案。方舟2号的CPU核心工作频率高达400MHz, 具有完整的MMU功能,支持硬件调试,哈佛总线结构,集成了8K/16K指令高速缓存和8K/16K数据高速缓存。此外,方舟2号集成了32位PCI总线控制器,支持多种内存类型的外部存储器接口、USB 1.1控制器、10/100Mbps自适应以太网控制器、符合AC97标准的音频控制器、串口通信控制器、红外控制器、智能卡控制器,以及直接访存控制器、时钟发生器、功耗管理器、中断控制器、时钟定时器、看门狗时钟、通用IO端口等大量外围模块。方舟2号在400MHz主频下运行时最大功耗只有360毫瓦,是业界最具竞争力的高性能、低功耗微处理器产品[2]。

3.3 MPC5200 PowerPC平台

MPC5200是Freescale公司开发的一款具有卓越性能的PowerPC系列微处理器。高集成度低成本的MPC5200嵌入式32位微处理器,非常适合网络、工业控制和汽车电子应用。该产品运算速度为760MIPS,带浮点单元(FPU),在I/O全部使用时功率为850毫瓦。这种先进的处理器设计用于快速数据输入输出和处理,支持双数据速率(DDR)存储器并集成有BestComm DMA控制器。 该处理器全功能的嵌入式PowerPC 603e系列G2_LE内核将高性能32位处理器与双精度浮点、存储器管理、分支预测单元、16K数据及16K指令缓存集成在一起。其它片上特性还包括高性能存储控制器、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PCI控制器、USB主机控制器、CAN 2.0 A/B控制器、ATA控制器、I2C接口及16550兼容DUART[3]。

4 实验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线系统是基于隐含马尔可夫模型的汉语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语音信号帧长为25毫秒,相邻帧的间隔为10毫秒。分帧后的语音信号经过预加重和汉明窗加窗处理后,提取出由静态特征、一阶动态特征和二阶动态特征共同组成的39维MFCC特征系数。声学模型采用由左至右可跳转的上下文相关的三音子(triphone)HMM,状态数为5个,状态输出为逆对角线协方差矩阵的连续高斯密度分布,并且由一个或者几个高斯分布混合组成。

本文待识别的任务模型为出租车常用对话[4,5]。出租车常用对话任务包含了北京的比较有名的机构和景点名称、司机与乘客交流的常用会话等等,一共有声学模型5635个,高斯输出概率的混合度为1。任务模型转换成词图,使用Viterbi剪枝束搜索算法进行解码。其中,Viterbi剪枝束搜索算法是针对复杂任务的语音识别中搜索空间候选路径过多的问题的。它利用路径剪枝技术,在几个参数上设定阈值,将不符合要求的路径剪裁掉。采用剪枝束搜索算法的识别系统和不采用该算法的基线系统相比较,可以更有效地把那些最终胜出概率非常小的路径早早地舍弃掉,减少计算复杂度,提高语音识别系统的实时性能。

本文采用句子识别正确率作为评判语音识别准确度的指标,用Sent%表示,定义为完全识别正确的句子占所有句子的百分比。评价算法性能的指标还需要考虑算法的实时性能和识别速度,这里引入了实时因子(Real-Time Factor,RTF)指标,定义如下:

RTF = 识别语音所用的时间 / 语音的时间长度 (1)

例如,如果一个小时长度的语音的识别过程也只用了一个小时,则RTF等于1.0。如果RTF小于1.0,则可以认为系统达到了实时识别的要求,RTF越小,系统的实时性能越好。

出租车对话系统测试语音库的说话人有8人,5男3女,共有100句话,全部语音的时间长度为203秒,每句话的平均长度为2.03秒。录音环境为办公室环境,16kHz采样,16位线性量化。

表1为不采用剪枝束搜索算法的基线系统和采用该算法的剪枝系统的句子识别正确率对比,由于剪枝束搜索算法会裁剪掉一些正确路径,因此造成剪枝系统的识别率在可接受范围内有轻微的下降,采用路径剪枝后出租车对话系统的句子识别正确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

表2为基线系统和剪枝系统在PC和三种嵌入式平台上RTF的值的对比。可以看出,运用剪枝技术的搜索算法大大减小了搜索空间,使得剪枝系统的识别速度比基线系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采用路径剪枝后出租车对话系统在PC、ADM5120平台、方舟平台和MPC

5200平台上分别比其基线系统快大约14倍、7倍、5.5倍和23.5倍。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在不具备浮点运算单元的ADM5120平台和方舟2号平台的实时性非常不理想,而在具有浮点运算单元MPC5200平台上则达到了实时的要求。

5 结束语

嵌入式语音识别系统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非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相对于特定人孤立词语音识别系统具有多方面的优点,因此成为嵌入式语音识别系统研究和实现的主要着眼点。通过这三种平台的系统测试,验证了内部带有浮点运算单元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可以很好的运行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而对于内部不带有浮点运算单元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则应该大幅度简化语音识别系统的计算复杂度,例如采用特定人、孤立词、小词汇表的语音识别。此项研究对于今后研制不同嵌入式平台上的语音识别系统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ADMTeck Inc.ADM5120 Datasheet.ADMTeck Inc.,2003.

[2] ARCA Technology Corp.Arca210 Hardware Manual.ARCA Technology Corp.,2003.

[3] Freescale Semiconductor.MPC5200 Users Guide.Freescale Semiconductor,2004.

[4] Limin DU,Junlan FENG,Yi SONG,Jinchen SUN.A Chinese?English Speech Translation Prototype System:CEST-CAS1.0.USA:ICSPAT’99,1999.

6.如何早期识别抑郁症? 篇六

我邻居家的孩子是某名牌大学的学生，我们都认为她是一个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好孩子。可她最近在学校自杀了。医生说她患了抑郁症。在婉惜之余，我们想知道抑郁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如何治疗?

淮南王梦兰

王梦兰女士：你好!

抑郁症就像“普通感冒”一样，是一种常见病，影响着各年龄层近1／5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但是如果情绪低落持续得太久，那就不能掉以轻心了。假如不接受治疗，忧郁会使人变得退缩、困惑，甚至无法生活和工作，甚或自杀。遗憾的是，由于这种感觉患者本人无法抗拒或并不自知，以至于他(她)不会主动寻医求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存在如下观点，如“我只是累了”，“我自己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没什么，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何必呢”。这些试图掩饰抑郁症或假装没有事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抑郁症持续越久就越难以恢复，及早发现，并给予治疗，预后能明显改观。

那么，抑郁症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1)情绪低落和沮丧，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2)吃饭没有胃口。(3)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困难，易醒，醒后不易再入睡，早醒，睡眠感丧失等。(4)无缘无故地紧张或忧郁。(5)一些平常使你快乐的事(如嗜好、工作，或饲养宠物)变得没有吸引力了。(6)爱发脾气，觉得周围的人很烦，或对你的亲友漠不关心。(7)对性生活变得不感兴趣。(8)疲倦、嗜睡，没有情绪做任何事。(9)觉得自己的失误或缺点是一种失败，或有罪恶感。(10)对一些问题很难集中精神进行思考，或做出决定。(11)过分担心轻微不适或疼痛。(12)常想到死或有自杀念头。

如果你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4个以上是肯定的，且这些症状已持续或超过了2周，那么说明你已受到了抑郁症的袭击，需要寻求专家的帮助。特别是对最后一个问题回答肯定的人，必须立即到专科医院就诊，接受综合治疗。

摆脱抑郁症的阴影需要逐步地进行，所有有忧郁症状的人都应学会自我调节的技巧。因为忧郁经常会使人陷入无助的困境中，认为人生充满了失败，这些人应该为自己设立些小而易完成的目标，如每天准时上班等，只要取得一点进步都会有助于自己重建自信心；各种形式的运动也会使人感觉更好；来自好朋友的鼓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自己没什么好说的，也应该找朋友谈一谈，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所信赖的人自己的感受，这有利于改善你的心情。有些患者还需要接受综合治疗，如抗忧郁药物及心理治疗等其他康复措施。

7.如何识别病、劣猪肝等2则 篇七

一、黄沙肝：颜色发黄，质地软易碎，切面钝圆，小叶结构模糊。这种情况可能因脂肪代谢紊乱而引起，也有可能是猪的钩端螺旋体病而引起。

二、槟榔肝：猪肝表面及切面，红黄相间似中药槟榔。这种情况由于猪肝脂肪变性及郁血而造成，一般由病毒性疾病而引起。

三、乳斑肝：猪肝表面有许多白色米粒大小的斑块，这种情况可能因寄生虫病而引起。

四、纯脂肪肝：这种猪肝显得特别大，边缘圆滑，色黄。

以上几种劣质肝均不宜食用。

怎样识别金首饰的优劣真假侯永达姜珠妹

“K”是表示含金量。1K含金量是4.15％，24K含金量为99.6％以上。

如何识别金首饰含金量，以免在购买黄金首饰时上当受骗呢?

1外观：纯金度越高，金品的彩色就越显黄亮；K金中粉越低，颜色就越偏红。另外，要看有无包皮，夹馅、巧造、异物等现象。

2摸：纯金饰品软，极易变形，手感发沉，弯折时也较软。

3听声：真黄金抛落地面时声音低闷，发出的是“扑扑”的沉重声，无余音，假黄金则声音清亮，有余音。

4火烧：加温后真金不会变色，假黄金则会出现黑色斑状。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

8.2.1.1 、 2.1.3住院患者身份识别、转接与登记制度 篇八

一、什么是幸福指数

1. 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指数”, 就是衡量民众幸福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对于民众幸福感, 体验论认为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以及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正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2. 幸福指数理论溯源及发展

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尝试对统治者的幸福程度进行度量;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 第一次试图将幸福度量纳入近代科学的轨道。

不丹国王旺楚克1972年推行“全民幸福计划”, 首次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H) 概念, 创建举世瞩目的“不丹模式”, 使国民幸福真正纳入各国国策的思考范围。实践的结果表明, 在人均GDP仅为70多美元的不丹, 该政策的实施使得人民生活得很幸福。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 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是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研究机构。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 (MDP) , 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 (GNC) , 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我国各地政府、研究机构及学者也积极地参与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践。2006年9月12日国家统计局指出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 即是最好的事实证明。

二、将幸福指数引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1. 社会保障的社会学意义

社会保障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与维护。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提高, 有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面向整个社会开放, 具有明显的社会化特征。社会保障体现了人类相互帮助的美好品德, 它通过广泛动员社会资源, 从不同方面润滑和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此外, 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促进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在价值理念方面, 社会保障制度天然地追求社会公平, 其思想渊源来自于近代的民主思想与公平的理念。人们在接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文化理念, 这对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幸福指数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作为国民生活保障系统, 自身包含多个层次:经济保障、服务保障与精神保障。精神保障, 即属于文化、伦理、心理慰藉方面的保障。虽然, 从保障层次上来看, 精神保障属于更高层次的保障, 但从社会保障建设全面发展的角度看, 对于精神层次的建设是不应当忽略的。毫无疑问, 社会保障制度应首先实现其经济职能, 但是, 社会保障制度在致力于增进国民经济福利提高的同时, 还应关注国民心理的幸福与满意感受。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证明,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虽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众的物质生活问题, 但是“福利病”也给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阻力。财政面临严峻支出压力以及“养懒汉”局面的出现使得民众和政府高层都在积极思考如何改进“完善的福利制度”。

有数据也显示, 收入与幸福感并不成绝对正比例关系。心理学家卡曼尼曾提出“前景理论”, 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因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有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 比2004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来自盖普洛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 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这说明:拥有财富并不等于直接拥有幸福, 或者说, 金钱并不一定能够保障幸福。用经济学的理论来概括就是: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 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 很可能是递减的。国际经验也表明, 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 人们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环境、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强烈。

就我国而言, 2007年,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7.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而2007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约8%,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 这是11年来农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显然, 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已大大提高。因此, 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与经济水平同步提高的同时, 应将人文关怀的理念逐步融入到制度建设与具体实施之中, 切实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衡量指标体系。

而对于农村居民, 现在国家还不能从总体上实现对其的高水平经济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更应兼顾硬性指标与软指标的平衡。如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 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更加注重精神慰藉与家庭养老的传统功能的发挥, 将缓解因经济保障水平不高带来的保障水平不足或者“空巢老人”精神空虚的问题。因此, 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定性阶段的实际出发, 目前的政策理念与政策实施更应当从发展的角度, 考虑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该制度建设的指标之一。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原则思考

1. 坚持以人为本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强调以人为本, 突出了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 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保障作为具有经济福利性、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 能够在其成员因年老、疾病、贫困等而陷入困境时, 通过提供物质帮助使其度过难关, 以保证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 给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的安全感, 维护其人格尊严。所以, 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时, 不能仅以经济效率作为其惟一的标准, 还应充分保证人的权利的实现, 不仅为人们提供物质保障, 更要尊重人的基本生活和人格尊严。

2. 注重公平原则

社会公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要手段与重要措施, 通过强调社会成员参与的机会公平,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减少后顾之忧, 消除因客观原因引致的不公平因素, 起到维护社会成员发展的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以及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 减少贫富差距以实现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的结果不公平, 以实现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对于公平的追求与保障, 将切实符合国民对于公平社会环境的追求。国民在公平的环境中生活工作, 将极大促进社会成员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社会的满意感将引致个体的幸福, 对于个体生活环境的满意反之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良性发展。

3. 坚持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原则

不管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非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都不能忽略制度理念中的人文关怀精神及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原则。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借鉴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同时, 必须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孔子的“大同社会论”, 儒家的“仁爱互助学说”等, 表明我国社会保障理论是源远流长的。在新的历史条件, 我们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所以,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能单纯地从经济、政治视角去研究, 还应该从道德伦理、人道主义与人性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我们需要了解, 能够如此长久支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潜在精神力量。

摘要：将宏观社会政策与微观心理感受联系, 试图从幸福指数角度研究社会政策实施状况, 不失为一种探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 如何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既能保障国民基本生活, 又能促进国民对于社会的认同与满意, 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将微观幸福指数引入制度建设之中, 无疑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幸福指数,社会保障,精神保障,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郑功成.关注民生——郑功成教授访谈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张瑾.国民幸福指数: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J].领导科学, 2006, (15) :48.

[4]王俊秀.什么是幸福指数[J].今日中国论坛, 2006, (11) :55.

[5]徐光兵, 周怡.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6) :36.

[6]邓莉.对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的思考[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4)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