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共8篇）

1.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篇一

郭凤海：世界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自信

郭凤海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习近平同志从提出“文化自信”，到把“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自信”。他强调，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什么是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强调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让我们固守本土本民族的传统，闭目塞听、孤芳自赏、夜郎自大吗？显然不是。习近平同志指出，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除了强调立足中国文化土壤这个视角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发展视野。

一、当代世界文化多样化格局及其走向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代，突出表现为多元文化形态并存的“文化多样化格局”。这种文化多样化格局及其走向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形态人类文化原本就是多样的，有着不同的种族和地域文化。古代社会的多样性文化，是各自在相对封闭、相对孤立的民族地域，通过一个个特殊民族文化形态直接呈现出来。比如，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周边邻国影响非常大，形成了著名的中华文化区。在古代，中华文化区跟其他文化区比较，交流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原有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习俗、生活习俗，但是与以往相比，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儒家文化发展到今天也不是相对孤立地存在于中华文化区，它在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再比如说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的形态也不一样。比如，从饮食文化角度来讲，有人说美国人喜欢用“脑”吃饭。用“脑”吃饭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人基本上是按照生命存在的需求来吃饭，一个人每天有多大的生理需求，需要摄入多少大卡的热量，达到多少营养量就够了。这叫用“脑”吃饭。有人讲法国人是用“心”吃饭。法国人请客是非常用心的，一顿法国大餐需要准备好几天。如果到法国人家里作客，从饭菜的品种、选料、样式来看，就能说明法国人很用心思。有人说日本人是用“眼”吃饭。饭桌上各种各样的餐具，像碗、盆、勺都很精致，但饭量不一定够吃，也就是说比较养眼，这叫用“眼”吃饭。与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的饮食文化相比，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有人讲中国人是真正的用“嘴”吃饭，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种菜系比较讲究口味。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也是和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相比较而存在，互动交流，显示出个性。尽管人类文化原来就是多样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各国、各民族文化尽管多数还保持着原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但是同过去相比，现在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原地发展的多样性，文化已经告别了相对隔绝的状态，相互重叠、相互渗透，汇聚在一起，在各种不同文化形态相比较、交流、冲突、融合中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互动的多样性，也就是今天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在这种互动的多样性中，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几种主要的文化体系。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希腊（古典）、阿拉伯、西方、印度、中国、埃及、巴比伦、墨西哥等八个部分，它们被视为独立的、已经发展完成了的文化形态。“文明冲突论”学者亨廷顿认为世界上有七种或八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起初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但在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时他认为称“中华文明”更准确）、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确实存在着多种文化形态，主要包括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与加勒比地区的“解放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等等形态。中国学者也对世界文化体系作了分类，1986年季羡林先生为其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作了题为《东方文学的范围和特点》的绪论，在绪论中他指出，在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这里没有提到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体系。我们如果把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体系算在内，当今世界文化实际上主要有五大文化区，就是中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诸国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西欧和北美诸国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以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为核心的中东、北非和亚洲中西部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南亚有关国家形成的文化区；还有俄罗斯和东欧文化区，以东正教与斯拉夫语为核心的俄罗斯及其周边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形成的文化区域。上述主要文化区，不管彼此相互关系如何，共同构成了人类多样性文化形态的共存格局。也就是说，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各主要文化区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存格局。

（二）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互动特征及走向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互动特征及走向主要取决于多样性文化共存格局背后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这种更深层力量，概括起来就三个字：“球”“钱”“网”。“球”是全球化，“钱”是资本化，“网”是信息化、网络化。换句话说，从人类社会展开的时空范围看，是全球化；从人类社会转型的基本利益杠杆看，是资本化、市场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水平看，是信息化、网络化。这“三化”使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样性地域民族文化的大汇聚。人类文化大汇聚，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化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他指出，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文化。一方面，全球化、资本化以及今天的网络化，使各民族文化汇入世界性文化之中，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比如上述五大文化区中的中华文化，目前在世界上非常活跃。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同样，道家文化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流派，在当今世界也是非常活跃。16世纪道家学说传入欧洲，其人性“法自然”思想、“反者道之动”权力“制衡”思想、用轮毂与车轴比喻法度与民主的制度法治思想，以及“我无为，民自化”小政府大服务理念，对欧美政治文化影响非常大。据统计，《道德经》西方译本和印数仅次于《圣经》，老子因《道德经》这一著作被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美国政坛奉老子为“总统之师”，许多总统都是道家学会会员。这就是说，即使是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仅从其自身来理解，而要从世界文化视角上来理解。另一方面，各种文化普遍交流、对话，又使每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差异和竞争，在相互交织和比较中得到彰显，得到全面展现，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精神活力空前迸发。第二，人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近代以来，欧美文化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世界各国从西方的坚船利炮中见识到了什么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性、人权、开放、竞争等等，见识到了适应资本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也见识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靠资本输出、靠殖民掠夺、靠文化创新崛起的现象，还见识到了资本尽管充满了血腥欺诈，但也显现出激活资源的有效性。人们受到启发，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中必须要做资本的强者，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不被淘汰。由于近代以后的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带来的冲击，就导致世界尤其是东方各古老民族为了应对西方资本的挤压，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得不追赶现代化。各个古老民族不得不放弃许多古老的自己本有的价值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平静的过程，它充满了血泪，充满了硝烟和斗争。马克思指出，“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怎么办？得转型。文化得转型，在向西方强势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推动本民族文化在转型创新中繁荣和发展起来。只有新的繁荣和发展，才能在新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被淘汰。转型带来巨痛，但我们别无选择。鸦片战争170多年来，我们从器物技术，到社会制度，再到社会文化，从改良、革命到建设，直到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历史进程本身就包含着从社会文化的深层回归到对资本的清醒认识，当然还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对这些文化要批判地加以借鉴，由此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性巨变，这主要表现为三次价值观转型。第一次价值观转型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我们主要是引进西学，批判传统儒学价值观，靠向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第二次价值观转型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既反帝又反封建，既批判传统儒学的价值观，也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由新文化运动诞生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也就是从“五四”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转变。第三次价值观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文化创新、理论创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发挥资本杠杆对社会资源整合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向资本自觉的回归。这种资本自觉的回归和西方也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价值观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中国文化实现第三次价值观的转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它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探索过程，包含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包含着主流哲学主要思想的转变——从讲阶级斗争转向讲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经济上，从过去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文化上，从过去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包打天下、排斥多样性，日益转向一元主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新的文化方针和政策。道德上，从过去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转向日益尊重个人道德选择和利益选择、个人价值追求，肯定人的正当利益、价值和人权，倡导改革开放、进取竞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契约诚信等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这都是社会大转型的结果或者说社会向更高发展层次的转变。特别是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从中国社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性巨变看到，在多样性的地域民族文化的大聚会中，社会和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已经发生了持续性、大规模的变迁和转型。这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包括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向。第三，人类内在精神和活力的大迸发。全球化、资本化和网络化对人类内在本质力量的激活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网络化、信息化，对全球化、资本化发挥了巨大的“倍增加速”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已达7.31亿（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总量），手机网民6.95亿，网上支付用户达到4.75亿。互联网信息化、网络化在中国发展极其迅速，以虚拟符号化的交往方式超越各大文化区的限制，在相互交织、碰撞中使文化展现出由单一向交互，由线性向网状、多极、多元、多样、多维、多彩的局面，由此推动人类内在精神和活力全面迸发。这种态势折射到人类生产生活领域，极大推进了农业集约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网络化、交通实时化、教育远程化、医疗会商化、金融电子化、商品网购化、生活数字化、传播自媒体化……全球资本流、信息流、人力流和物资流空前优化整合，人类文化内在活力在相互激发中轮番升级，展现出文化发展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文化多样化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文化既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上不断发展，同时也处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互动中。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既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发展格局，激发了中国文化发展活力，为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益的助力，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文化发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文化自信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第一，面临西方文化同化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并不都是处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有的是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层次，有的是处于现代工业文明层次，有的则处于后工业化或者信息化层次。人类文化史上，高值文化同化低值文化、强势文化兼并弱势文化，是一种必然趋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大面积摧毁传统农耕文明，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大力赶超新兴文明、新兴文化，文化发展展现出一种时代性和创新性，从而赢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互动，对我们的挑战现在看来还是非常严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凭借着他们的文化优势，比如说西方的饮食文化像薯片、快餐文化，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就很大。西方特别是美国，凭借着他们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优势，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挤压，他们用“三片”，就是好莱坞大片、薯片（快餐文化）、芯片（微软操作系统）来影响我们。如果看看我们多年反“西化”“分化”、反“和平演变”的效果，再看看我们青少年喜欢什么？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喜欢美国“三片”？我们就会感受到文化上被悄悄同化的浪潮袭来。长此以往，民族文化就可能荒漠化，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面临资本文化物化挑战。资本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资本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同样大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蕴含着适应资本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更蕴含着我们在发展资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人们精神品质的崇高追求。当然了，人的精神在资本化进程中向上提升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向上努力就像爬山，有的时候很艰难，但是往下走下坡路就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巨大的物化效应。资本、市场交易中的巨大利益流动极易引发人的精神变异，滋生金钱欲、拜金主义，带来马克思讲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衍生弱肉强食的掠夺价值观、以权钱为底价的赤裸裸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很多文学家和思想家也都揭露过。英国伟大的文学家、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这部著名的戏剧中有一段话，生动描述了金子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巨大变异力量，他写到，“金子啊，多么神奇的力量！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要那么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尊贵，老人变少年，懦夫变勇士。它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窃贼获得高位，使恶棍受到敬爱；使歪脸的流氓得到少女青睐，使鸡皮黄脸的寡妇再做新娘；即使她满脸都是流脓的恶疮，也会被认为是娇艳无比的美娇娘！这就是金子，这就是金子的伟大力量！”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段话不难认识到，钱无善恶，但钱怎么花就有善恶。资本、市场交易关系是客观存在，驾驭不好就会产生精神物化。从古到今，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嘴上虽然不爱钱，但是在骨子里却是嫌贫爱富，容易受金钱欲的操纵和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物化现象在我国也是大量存在的。资本物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纠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形成了共振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像资本垄断产业、侵蚀公共权力、阶层贫富分化，一部分人对物质和金钱顶礼膜拜，人格货币化，极端利己主义，道德错乱，传统价值失落，对社会主义道德和民族文化价值陷入了彷徨和自卑，丧失了本有的自信。第三，面临主流文化虚化挑战。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包括5000年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等几大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现在，全球化、资本化、网络化已经打破了主流文化一统天下局面，在激发人类内在精神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内部“保守”与“改革”或“左”与“右”的巨大分歧、争鸣与争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主流文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换句话说就是被虚化。近年来，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反主流思潮。反主流就是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反对官方的声音，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反对主流文化，反对社会中的主导文化。反主流的东西多了，主流就必然被遮蔽、被虚化，就容易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主流文化虚化效应。主流文化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化历史传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往往处在一种被戏虐、被恶搞的局面之下。二是虚化政府权威。在反主流文化发展的局面之下，政府权威往往是处在被围观的状态下，陷入巨大的异质性文化海洋里，面临着多种质疑性的围观、质问性的喧嚣，无形中降低或虚化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等。三是虚化人的心灵。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表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使一些人彷徨、迷茫，不知所措，心灵也被空前地虚化了。表现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心灵空荡，精神飘荡，思想游荡，找不着北，定不了向；一些人“七大皆无”，无理想、无信仰、无追求、无兴趣、无爱心、无静心、无斗志。这样的文化局面对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对支撑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平崛起构成了巨大挑战。第四，面临宗教矛盾泛化挑战。当今世界五大文化区处在互动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冲突和融合。在这样的局面下，既存在着一些传统宗教，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互动，同时各种宗教对话、碰撞、摩擦日益凸显，涌现了大量的新宗教。当今世界新宗教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新宗教，欧洲约2000个，美国约2500个，日本超过1000个，其中信徒人数100万以上的有8个，创价学会就号称有会员2000万人。与此相对，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弹，大有引发亨廷顿当年讲的“文明冲突”之势，引发了一系列排他性的宗教自我神圣化运动，造成巨大的宗教矛盾泛化效应。所谓宗教矛盾泛化，主要是指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教义刻意进行神圣化、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解读，并且用曲解了的宗教教法、教义介入一切世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生活，试图使社会各领域纳入其规范之下，置于政教合一之下，导致宗教矛盾广泛化的现象。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宗教矛盾泛化在有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效应，这种宗教矛盾泛化效应最近这些年也波及到我国，威胁国家安全。

三、在世界文化大变局中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并不天然的，要具备一定的时代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的同志认为，有了这三大文化资源，就会直接生成中国文化自信，这是把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表现。毫无疑问，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这些文化资源，但自信的资源条件并不是自信本身。在世界文化大变局中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更好地回答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时候，更产生于我们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上最有建树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奠定在文明传承基础上，只有在前人的基础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才能确立文化自信。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经历过“本土文化自卑”时期。文化自卑会引起对中国文化的反省、批判。自卑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讲，文化自卑会激起民族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展开奋斗，激发我们文化自省、自觉、批判和创造。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群星灿烂的“新学”运动，展现了超越前人的文化建树，形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彰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由此确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什么叫有所建树？就是要有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建构力，就是我们在思想文化上能够创造出最清楚、最明晰的文化形态，从而能够点亮和引领人心。对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多样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宗教信仰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问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和发展问题，信息时代网络文化发展、管理以及网上舆情引导问题等，只有在理论上讲得最明白、最有解释力，真正能在人们心灵上释疑解惑，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所以，文化自信既需要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更取决于我们对这些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挖掘、整合、转化和运用。第二，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注重发展本土文化，更产生于我们坚持文化借鉴与文化抵制相统一，在文化上最能显示软实力比较优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人类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一种架构中西、海纳百川、唯我所用的气魄，没有一种提炼一切外来文化有益成分和优秀成果，熔炼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高层次文化的构建力，就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显示我们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可能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比如，面对西方文化的同化效应，面对外来文化渗透和西方霸权文化强势挤压，一些人常喊抵制西方“普世价值”，但却不甚了然西方“普世价值”为何物，不能从深层揭示“普世价值”的本质，仅靠宣示几句抵制它的套话，既不能令人信服，更谈不上有效抵制。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什么讲“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是什么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类共同体内多样性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的良性互动来讲的。这与基于强势文化同化和兼并弱势文化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即强势文化霸权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照，无疑更能令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弱势国家所接受，同时也有利于抵制西方霸权文化挤压和侵蚀。因此，习近平同志共同价值论是一个重大文化价值主张，我们只有上升到这样的时代高度和层次，才能在各种文化争鸣与争锋中彰显文化对话与文化自主、文化借鉴与文化抵制的统一，彰显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优势，赢得“话语权”，打好“主动仗”。第三，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党文化自身的完美，更产生于我们能够坚持自身文化与自身实践的有机统一，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有效印证和诠释我们文化正义性与高尚性的时候。文化自身的完美、文化在话语表达上的天花乱坠，那只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如果文化再完美但不能落地，不能体现到党员干部践行文化主张的现实行动上，那就谈不上文化自信，这样的文化再完美也是空洞的。如果一个党员、一个干部说一套做一套，知行分裂，那么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正义性、高尚性就得不到来自实践正义性、高尚性的印证，甚至文化正义性还被一些不良的作风、腐败的行为在事实上证伪，如果有大量的反例出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就必然会丧失。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大力倡导知行合一。通观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知行合一是贯穿其中的鲜明品格和精神内涵。知行合一无疑揭示了张扬实践感召力，是增强文化感召力的根本。共产党人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担当者。坚定文化自信的成效、成败，关键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以实践的彻底性，印证自己思想文化的正义性、高尚性，能否以自身行为的示范性充分展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第四，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事业整体繁荣发展，更产生于我们坚持事业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有机统一，使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成为人们自身价值实现与归属的可靠依托的时候。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许多国家政权的覆灭，以及人们对信任的丧失，像当年法国巴黎大革命、当代西亚-北非一系列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些革命实际上恰恰都发生在这些国家经济比较繁荣的时候。为什么国家政权在最能推动经济整体发展的时候被颠覆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国家整体发展与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没有形成内在联系，两者是相互分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事例给我们以启发。比如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处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呢？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什么仍然对我们的文化抱有坚定自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事业虽然很艰苦，但是和人民群众对自身命运的追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业繁荣发展同样只是自信的条件，而非自信本身。真正的文化自信，既需要我们的事业整体上高歌唱猛进，更产生于我们的事业与人民诉求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把人民的价值追求、民族大义体现得最充分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民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的话题。习近平同志强调，“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三个共同享有”“八个更”深刻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对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重大价值内涵，揭示了党和国家整体事业发展与人民实现自身价值相辅相成、相互依托的辨证关系，揭示了人民寄望于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来实现自身价值，并在这种价值实现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真谛。（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2.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篇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起重要作用, 所以必须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笔者认为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建立在现代人文理性基础上的,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文化;其次是全球性的、融合性的文化。一是融合现代物质和技术文明, 二是融合东西方优秀人文主义传统的文化, 融合包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其特征, 就无法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特征为;科学性、群众性、时代性、民主性和开放性。

二、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自觉是我们对构成全球文化体系的基本态度, 它的内涵是不同文化和而不同, 互相尊重;文化自信是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正面回应, 它的内涵是正视传统, 面向未来[1]。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既不能割断历史, 也不能与其他民族文化隔绝。即一种先进文化要得到健康发展, 必须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而处理这两个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创新过程中继承本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唯有处理好这两个关系, 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良性的发展机制。

(一) 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对其进行严格审慎的过滤与选择,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准则和人格特征, 以“和”为主题, 探索构筑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精神要素。例如: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兼容胸怀;以德治国、修身为乐的重德精神;重人轻神、人贵物贱的人文精神;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俭朴、诚实守信的处世美德, 等等。所有这些, 经过改造就可以融铸到时代精神中去, 成为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 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两分的, 它们往往相互缠绕、互相依附, 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如, 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美德正在为外国经营者所注意, 并且加以利用;而我国一些人却将其认为腐朽而抛弃。“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讽刺, 现在则成为我们当中一些人的信条。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保守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仍时常凸现, 如:我国的一些人才往往是在外国发现以后才引起国内重视;考试和选拔机制, 使学生禁锢在死记硬背现成的教条中, 将其思维开发的黄金时间全部占去。最近外国有人坦言:“中国出不了爱因斯坦”, 正是对我们一些守旧行为的鞭挞。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我们不彻底改掉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素, 新的复兴, 谈何容易![2]

(二) 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

“文化自信”当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和前提。不然, 就会显得盲目、矫情和不得要领。文化自信心的重建, 离不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真切体察和深刻反思,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相对较完备、更精、最持久。身处全球化时代, 传承和光大、弘扬中国文化,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焉。当然, “传统”是发展和流变的概念, 不仅涵盖晚清以前的“传统文化”, 也包括近代以来国人追求“现代性”的传统, 更包括新中国六十年, 尤其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倘若我们的文化自信只停留在对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回忆和对古代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摆, 那么, 外国人恐怕也就只能从“功夫”一词来认识汉语, 从李小龙来认识中国人, 而中国恐怕也还是一尊易碎的瓷器。[3]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绝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随着对外开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外来文化是除本国本民族文化之外, 一切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 主要指现当代西方文化。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借鉴和吸收先进的世界性文化, 是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化进程,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借鉴和吸收外部文化不能全盘西化, 要经过严格过滤, 筛选那种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先进文化, 这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推卸的使命。外来文化同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同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不能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 也不能搞拿来主义, 应该有选择地吸收,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我们要使先进的外来文化为我所用, 只能选择那种与我国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和形式, 通过本土化的过程, 使二者达到协调与融洽, 促进本土文化的升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 历史不同, 所处的环境不同, 左邻右舍不同, 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 有人对书本理论和别国经验采取拿来主义, 不顾中国实际, 生搬硬套, 结果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指导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本土化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都是科学地借鉴外来文化的典范。[4]

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 多元化与全球化两种趋势并存不是暂时的, 而是长久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而且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 我们在处理“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 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通过科学的借鉴使二者辩证统一, 使我们的文化成为具有世界性、时代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吸收符合我国国情的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构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此外, 还应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方面来说,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从社会方面来说,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从人们自身方面来说,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5]

摘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十八大精神的一个亮点。胡锦涛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因此, 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国内的文化建设问题, 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要在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努力把中国从一个文化古国、文化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引进,创新,自觉与自信

参考文献

[1]张利丽.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3) .

[2]杨学辉.浅议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继承、引进与创新[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 .

[3]酱香老范.文化的自觉与自信[J].当代社科视野, 2010, (4) .

[4]范玉茹、李玉杰.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 (1) .

3.找回中国的文化自信 篇三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思想与观念的开放过程。这样的复兴是一种双向的开放，既是对自身与外部的开放，也是对过去与未来的开放。所以，在中国谈文艺复兴必不能回避对中国自身传统的接续，同样不能回避对外来传统的引进。文艺复兴并不意味着重新发现和模仿古代，它是一个充满创造的伟大运动。只有充分地双向开放，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人物，产生伟大的作品。

我以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双向开放，中国才有可能再一次变成一个百家争鸣、自由自尊的国度，才能找回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中不乏深厚的人文主义资源。同样，中国历史上亦出现过人文主义取向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人曾经展现过个人的精彩，曾经显现过充分的人文爆发力。中国人有过自己的灵魂，有过自己的信仰。中国的人文主义兴起于春秋，却消失于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国从秦以后就进入了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认为，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人文主义的使命就是要鼓舞人们冲出这个黑暗时代。像五百年前的意大利面对希腊的人文兴起一样，中国今天面临着从春秋的人文兴起到现在的文艺复兴这样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进程。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15、16世纪欧洲的这场“文艺复兴”表面上是一场复兴古典学术的文化运动，实质上却绝不是复古，而是在复古表象下的创新。这场运动复兴了“以人为本”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在观念上对中世纪以来人们所遭受的思想文化禁锢具有巨大冲破和解放的作用。借助文艺复兴，欧洲人，乃至西方人挣脱了巨大的内心枷锁，迸发了无限的创造力。

很多朋友指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很多弊端，所以中国没有必要重复意大利的那场文艺复兴。作为一位信奉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学者，我对那场文艺复兴的弊端了然于胸。我也深知，要在中国完全复制五百多年前的那场文艺复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中国绕过文艺复兴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个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从不被承认到被承认的过程，这是一个个人或一种文明成长所必须经历的，它与西方没什么关系！不能单纯因为某件事物先出现在西方，它就只是西方的。我们要更关注它是不是人类共同的。如果某件事物，不论是汽车、电灯，还是文艺复兴，仅仅先出现在西方，就加以拒绝，这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三千年以前，没有东方这个概念，也没有西方这个概念。西方和东方的概念都是后来慢慢地被演化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拒斥任何来自西方的东西时，要想到这个东西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后来逐步形成的。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需要文艺复兴以落实人文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回答：这个社会、制度、文化，是将人放在首位吗？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吗？每个中国人的眼中都露出了尊严的眼神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說中国需要的多了，为什么只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因为在我看来，文艺复兴以及人文主义比其他东西更为根本。

人文主义最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文主义认为，人绝不是任何他人、任何事业的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就是需要“人文主义”。独立思考精神、批判精神、爱和关怀在中国人身上是残缺不全的。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精髓是以个体为本，即：大家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而不必千篇一律地说“我们”。

4.中国文化何以自信 篇四

2015年11月29日08:1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如何认识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如何明确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方式？本报今日刊发4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编者

历史底蕴深厚 现实基础扎实 文化自信源于“古”成于“今”

沈壮海

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待本民族文化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对于曾经绘就文明华彩篇章、致力于创造文化新辉煌的中华民族而言，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能力。

文化自信既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

指向历史的文化自信，即珍视我们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发掘其中穿越时空的因素，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向现实的文化自信，即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突出成就，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确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文化的新辉煌。

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既要戒除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礼敬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戒除文化的“现实虚无主义”，礼赞并全力推进文化创新创造。而基于现实的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整体格局中更具核心意义。唯有这种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拓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和倡导，随着对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对中华文化发展曲折历程的理性思考，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自信逐渐增强。而如何树立和增强基于现实的文化自信，则成为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

从总体上看，自信心的不断增强，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显著特点。我国经济的崛起、科技的进步、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等，正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增添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然而，提到当代中国文化，一些人似乎缺少底气，不那么自信。的确，与硬实力的迅速提升相比，与历史上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曾达到的高度、产生的影响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现实紧迫性的同时，还应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深层交融，看到文化软实力对硬实力提升的推动效应。

文化作为精神成果，来自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这里的实践，不仅仅是指文化建设的实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等都包含着文化创造，是已有文化成果、文化条件发挥作用的具体实践。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进程，离不开看似无形却真切存在的文化力量支撑和推动；同时，这种发展进步也为文化的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着精神能量。抽去文化的因素，无法全面讲清“中国奇迹”；离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整体进程，无法透彻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看到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力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读出应有的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支撑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增强这种文化自信，不仅要细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还要细看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历史变革，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进程，看当代中国不断增强的、指向未来的文化创新创造能力。中华文化曾在世界文化史上尽得风流，但近代以来也曾在旧制度中根芽渐萎，在西潮冲击下花果飘零。扭转这一困局、实现中华文化浴火重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复兴，是中华文化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前进的历史性变革和新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成效，在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壮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以及文化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等方面，都有着鲜活而具体的体现。一系列人们津津乐道的数据，记述着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步伐，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和评说。但是，较之各种各样的数据而言，更有生命力、更富深远意义的，是国人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文化建设能力的历史性提升。这种意识、素质和能力，是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复兴必不可少的条件。从历史前行的这一基础和态势中，我们更有理由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拥有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李宗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它也是我们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文明的价值根基，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平等友好交往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这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价值理念。对这些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的概括和评价，人们自可见仁见智。但经过认真思考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认同习近平同志的见解：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应当说，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这六个方面的核心价值相辅而行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政以德、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义以为上、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重要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直到今天，这些思想观念仍然具有治国安邦、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价值。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标识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彰显中华特色的价值追求，为中华民族挺起精神脊梁、善用外部条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顽强的奋斗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周易》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天地之大德曰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古代经典里的基本理念，是对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提炼。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自强不息精神往往通过在艰难困苦中磨炼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而彰显。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事例是中华民族志向高远、坚忍不拔的典范。正是在这种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激励下，中华民族在无数的艰难坎坷中始终奋力前行，并不断创造新的文化辉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息息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讲文化自信，应深刻地看到这一点，从而更好地找到文化自信的价值基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可谓绚丽多彩；今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是潮流所向。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要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好自己的“主心骨”，挺起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在此基础上，还应借鉴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此，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作为思路，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所以倡导这种思路，是因为这种思路背后的历史文化支撑是古代经典《中庸》所主张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本质是和而不同，也是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应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作者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认清来龙去脉 明确路径方式 增强文化自信的着力点

刘建军

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关系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精神风貌，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那么，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们应怎样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

从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其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丰厚的、创造过辉煌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以其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是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失去生命的历史文物，也不是只需原封不动地传下去的“传家宝”，而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富矿。当前，它仍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里。我们不仅要从中汲取文化滋养，而且要努力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这份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肌体的重要内容。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为其增添新的内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从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中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不仅增强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信念，也使世界上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增添了信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体现，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道路，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经过长期探索，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我们形成并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全国兴起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自觉遵循和行动。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价值观自信和文化自信。

从努力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比翼齐飞中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大体上可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党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制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方针，作出全面部署，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不断发展；公共文化建设全面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效能不断提高；文化和科技进一步融合，新型文化业态得到发展，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治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断健全，文化市场进一步繁荣；文化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文化走出去战略取得实质性成效；等等。所有这些都壮大了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了我国文化竞争力，为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5.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篇五

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这些论述，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之路，就是要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一、我国的基本国情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所做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坚持立足于中国实践，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然而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国际上，世界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西化和分化，破坏社会的稳定，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在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邓小平理论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大至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的党在总结历史经验，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期。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全面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第四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期。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具体体现在七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

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二是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我们的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三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四是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五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六是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七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三、目前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在司法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法治的稳步推进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

1、两审终审制原则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两审终审制，是我国宪法以及程序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对于确保各类案件快速及时高效的审结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案件通过一审二审审结后，往往有很多途径进行再审，有的案件甚至多次“翻烧饼”，多达十余个判决书仍未结案，导致案件长期不能结案。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一是严重浪费了审判资源；二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三是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四是助长了当事人胜诉的饶幸心理，拖延诉讼。现在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严格了案件再审的条件和程序，但在实际操作中的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2、对司法职能的扩大化，造成一些案件社会效果不佳。有一个时期，我们片面的扩大司法的职能，强调依靠诉讼来解决社会矛盾，把一些属于国家政策调整的问题如城镇拆迁、普九教育欠款、村级债务等问题都纳入诉讼解决途径，但实践证明，这些案件虽然法院判决了，但是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有的虽执行了，却形成了涉法信访案件，社会效果不好。

3、社会的法律意识，远未达到法治国家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仍然停留依靠行政命令等手段管理行政事务。司法机关的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素养、职业能力，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不知法懂法，更有甚者，一部分当事人将市场经济中的经营风险，通过诉讼方式转嫁给法院，向法院讨债要帐已习以为常，一旦案件不能执行，便到处上访告状。目前大量的法律文书白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权威。

4、坐堂问案，以判代调，使调解这种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被谈化。无可否认，通过这几年审判方式的改革，使法官摆脱了奔波调查取证的困境，全心地投入到案件质量上，大大提高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推动了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一是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明显，在证人作证环节表现犹为突出，证人不作证、不敢作证问题屡见不鲜，一个案件的证人向当事人双方提供两个截然相反的证言也十分常见，使坐堂问案的法官真假难辩。二是法官对案件认识的不同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使一些案件的判决结果迥然不同，上诉案件和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数量的增多，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三是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激烈言词辩论，有利于查清案情，但不利于当事人化解矛盾，这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表现明显。

调解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制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诞生了马锡武审判方式。调解作为一种解决案件的方式的积极作用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是，目前调解制度逐渐淡化，调解结案在结案方式上所占比重也在下降。究其原因：一是调解工作费时费力，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做大量的工作，也相应延长了办案时间，因此，我们的法官不喜欢用；二是法官数量不足、人员少、任务重，无暇花费过多的时间去调解案件；三是调解机制不健全，影响了调解效能的发挥。因此探索和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人民群众的诉讼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坚持“三个至上”，不断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法官，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应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清形势，肩负使命，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不断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1、明确方向，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

法治不等于政治，但法治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实现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服务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服务的。全体法官必须要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旗帜鲜明地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担负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要把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来抓，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握和领会精神实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动力，转化为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推力，转化为服务社会稳定的活力。

2、立足国情，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要。我们不能动摇司法制度的根本，决不能以西方国家的司法理念、司法模式来评判我国的司法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要结合国情，用符合现阶段实际的司法制度解决现阶段的问题，不能超越阶段提出过高要求。

3、以民为本，把维护人民的权益放在司法实践的首位

要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法院工作的根本发出点和落脚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因此，要切实转变作风，把维护人民权益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切实解决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加鲜明地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更进一步强化调解职能，以化解矛盾为主线，以定分止争为目标，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重视运用调解手段解决民事案件和执行问题，积极推行行政诉讼案件的协调化解机制，最大限度地转化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要积极探索为民、便民、惠民的法院工作机制，实行诉讼救济，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护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要求，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方便、公正、高效；要坚决克服法院工作特殊的片面认识，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从人民群众需要做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改起，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4、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法院队伍能够担当历史使命

6.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篇六

（二）早在三个世纪前，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财富积累，而我国经济起飞只有不到30年，无论从经济的量还是质上都相差悬殊，缩短差距绝非朝夕之功。这一国情，将长期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走向。我们担心的是：

（一）资源环境远虑与近忧

当前，“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的盲目骄傲，逐渐认识到，按人均算，我国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氛围日趋浓厚。

然而，国家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却难以完成。2006年，全国未能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究其原因，客观上，我国正处于重化工阶段，大规模生产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难以完全避免；主观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仍然不强，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没有认真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

[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降低2.78%]

（二）[中国加紧产业结构调整力促节能减排]

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已不是一个遥远的“明日危机”，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2003 年，全国有22个省份拉闸限电，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国家环保总局曾有一个保守估算，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全国GDP的3.05％。

有人说，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但是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当前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高速发展的美国相比，起码存在三方面的差别：一是在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上，中国人口是当时美国6倍多；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比当年美国快一倍；三是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当年美国水平。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中国的治污任务更为沉重。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资源环境成本看作我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有专家测算，假如矿产、土地、水、空气被迅速消耗、破坏，工农业生产成本将成几何级数翻升。由于这种破坏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比可能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加严重。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着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逐渐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今年，又连续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7.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篇七

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创建以来, 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已提至文化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 不论从国家文化的发展需求, 还是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看, 中国民族艺术的传承与传播都势在必行。此时的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文化贸易的经济层面, 而被看成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沟通以及相互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1因此, 中国民族艺术在本土之外的推介, 尤其是西方人对中国民族艺术的态度与评价, 其意义早已被放大到单纯的艺术和艺术市场效应之外, 而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塑造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 文化艺术各领域、各门类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以汉语为桥梁, 以民族艺术为文化载体向世界范围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国家和平崛起、构建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文化战略。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国际格局中传递中国文化声音, 自主构建、修正中国“形象”和中国“面貌”, 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交流和对话, 实现文化的融通与共享;同时, 民族文化、艺术的输出与传播也是在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背景下, 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寻求多元文化的自主互动, 增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随着近年北京舞蹈学院在英国成立了第一所舞蹈孔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丹麦成立的音乐孔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在美国成立了戏曲孔子学院, 文化部设立的海外各国中华文化中心;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服装学院四所高校联手协作的“中国民族艺术传承与传播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的艺术研究院力推民族艺术的海外传播等等着力有效的国家行为来看, 我们有努力把中国民族艺术带向世界的祈望, 通过艺术输出为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与中国艺术做出自主的文化解读、在世界艺术文化之林确立自我的文化地位。

当下的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新形式、新途径, 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民族舞蹈传播本身, 她指向的是更深层次跨文化的人类共同的审美追求和文化沟通。朱光潜先生曾指出:没有其它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关照和了解。2中国民族舞蹈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中有着不同于语言和其他门类的民族艺术而独特的传播价值与传播优势:

(一) 跨越语言障碍

语言文字是跨文化传播的首要障碍, 舞蹈则由于其自身的非语言文化符号本质顺利地绕过了这个礁石, 它利用身体语言承载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 跨越了表层的语言障碍, 易于被文化背景不同的族群所接受和把握。

(二) 美的教育

“艺术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新感受生活。”3艺术教育一直以来被世界各国视为完善素质教育的基础和根本, 我国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 拟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 联邦政府更以行政手段颁布法令承认艺术是一门核心学科, 在教育中具有英语、数学、历史、公民与政治、地理、科学和外语同样的重要地位。可见艺术教育在国际教育格局中具有普世性的教育价值和文化地位。

(三) 艺以载道, 一举多得

中国民族舞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视为一种中国文化的全息元, 与其他文化信息与文化系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可以说, 中国民族舞蹈在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全部信息的同时, 也反映、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通过对中国民族舞蹈的学习和了解, 不仅能够直观、便捷的触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更能对中国各民族地域、人文、风俗、音乐、服饰有一个整体而清晰的认识与了解。

二、中国民族舞蹈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什么

中国民族舞蹈作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文化关照下的艺术产物, 从舞蹈姿态、动律步法、伴奏音乐、服饰道具、表演时间、表演目的、表演场地等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以天地为本”和道自然的艺术理念, 以舞蹈形态反映出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人们信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看成是具有生命、具有灵性的有机体, 无论是“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相看两不厌, 惟有敬亭山”, 还是“物我相融”艺术关照中的“我看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看我亦如是”, 无不体现着人们以“天人合一”、“物尽其性”的艺术态度和文化思维在创造艺术。早在西周时期, 古代宫廷即用《六代乐舞》中的《云门》祭祀天神、《大咸》祭祀地神、《九韶》祭祀四望、《大夏》祭祀山川、《大濩》祭祀妣祖姜嫄、《大武》祭祀周始祖, 人们期冀用最高礼制的乐舞形式礼祭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求得“天地之和”。中国古代乐舞服饰中的“天冠地履” (出自:司马迁《史记·日者传》) 更以“天地之象”为冠履, 把人立于“天地”之间, 通过服装配饰的审美追求折射出“天人合一”的文化影响。

中国民族舞蹈擅长以舞明心, 借以人格化的自然山川、花鸟虫兽影射人生与大自然的生命哲学, 通过舞蹈描绘天地万物、四季更替所潜藏的自然之道, 以舞蹈“体道”自然、生命和宇宙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从而激发人的“向善”向美”“向仁”之心。这种超越高蹈的精神追求是保证中国民族舞蹈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基础, 也是实现中国民族舞蹈从技术层面的实践体验走向舞蹈文化意义共享的目标所在。在这种“取道自然”又“极天地之和, 融万物于身”的有机宇宙观的支配下,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充满变化, 又错落有致的“阴阳”美学与“和而不同”的文化思维, 以这两组为基础的整体、动态、平衡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民族舞蹈最基础、最本质的哲学观与艺术观。中国民族舞蹈以艺术的形式凝结、体现着“阴阳推荡”与“和而不同”的文化思维, 它们凝聚着中国民族舞蹈中最具文化意义的美学追求与思维方式, 符合中国民族跨文化传播所要传递的文化精神。

三、中国民族舞蹈怎样进行跨文化传播

当逐步厘清“为什么传播”和“传播什么”后, 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之间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正是一种“转向他人”的传播行为, 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信息的共享, 而是通过“对话式”的传播共同创造一个更大的人类认识的空间。在这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对话过程中“传播主体”和“接受受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绝对概念, 而是一个互为主体、互为受众的动态而开放的角色观念, 我们不仅需要“说”出我们的舞蹈和文化, 同时需要根据受众的信息反馈“听”到她们的文化声音, 以调适自我的传播经验, 达到文化“交响”的理想状态。

首当其中, 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具备良好专业素质的合格的传播主体——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Gatekeeper) :他需要摒弃单一的民族化情节, 用全球化的视野关照中国舞蹈的文化输出, 通过对舞蹈艺术形式的筛选和再编码, 将有文化价值的舞蹈形式打造成有文化吸引力的舞蹈形式。

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大致可以为三类不同的传播主体:1.以舞蹈编导主创和演员为传播主体, 通过专业性质的舞台表演或与跨界艺术家的实验合作为主要传播内容, 目标受众定位于有较高艺术修养、审美鉴赏力和经济实力的受众;2.以国家公派舞蹈教师和所在国本土教师为传播主体, 通过提炼、加工、整理后的中国民族舞蹈教材作为主要传播内容, 目标受众定位于对中国民族舞蹈有学习和实践兴趣的受众;3.以所在国舞蹈爱好者为主要传播主体, 通过节庆表演、健身性质的广场舞为主要传播内容, 目标受众为所在区域的广大民众。通过上述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的传播定位, 实现中国民族舞蹈多极化的传播路径。详见下表:

其次,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 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 没有受众的反应和评价, 就不能真正地了解大众传播媒介的效能和效率。”4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最终是否能取得理想中的效果, 受众的定位与分类至关重要。只有将目标受众群体定位准确,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 首先需要明确受众群体不是传统意义上消极、被动的学生或“靶子”, 而是积极参与到整个交流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对话人, 我们的传播不是单项的文化传递行为, 而是双向的文化沟通与互动。受众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习得的不同文化立场、文化价值观、文化理解度各不相同, 同一社会环境的受众又因知识结构和心理构造的殊异呈现出独特的个人差异。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应针对群体差异、个性差异和不同的艺术需求, 对“现实受众“、“预期受众”和“潜在受众”调整出相对应的舞蹈传播内容与演出形式。

跨文化传播隶属庞杂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既与社会中其它系统相联系, 又具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 它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与社会系统有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跨文化语境中的有效传播途径必须将传播活动放置于整体社会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一“系统研究模式”, 不仅需要关注传播活动内部的微观环节和传播要素, 更需要注重考察传播过程的宏观环境, 将传播活动放置社会系统整体环境中加以研究, 重视外部环境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可以说,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 是一个多变量系统的互动过程。

在综合借鉴赖利夫妇“系统研究模式”和邵培仁教授“整体互动传播模式”的基础上, 为考察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视角。这一全景式的研究模式要求我们既重视舞蹈传播活动的各个主要环节, 同时注重考察传播系统的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的有机结合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整体互动, 有意识地把各个环节与要素始终归并到社会整体的互动之中。譬如: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有哪些?影响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外在条件是什么?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舞蹈时, 怎样利用“意欲传播”的舞蹈信息去吸引受众、刺激受众, 使目标受众产生好感并最终形成文化认同?怎样利用社会宣传的舆论力量, 在舞蹈消费时, 促使个体系统产生从众心理强于个体的主体抉择?由此, 笔者依傍前学, 绘制出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模式图:

(C=传播者;M=舞蹈信息;R=受传者)

如图所示: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在社会系统互动模式中的子系统, 它既有自身的独立性, 又与社会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以“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需求”的社会背景为舞蹈传播的外部动因,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海内外华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为内部驱动力, 以中国民族舞蹈为主体传播内容和中华文化之载体, 以舞台、教学、广场等不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向目标受众传递“符码化”的舞蹈信息, 并积极利用市场的反馈机制, 及时调整、完善舞蹈传播的技巧与策略, 在全面考察和审视社会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同时广泛而密切地与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最终顺利地完成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这一模式强调了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能动性与双向性, 昭示了舞蹈传播过程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不同的传播环节相链接构成了社会活动的整体形态, 而社会的整体形态又会随着传播的流动而逐渐地改变与发展。

传播模式是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传播现象的一把金钥匙, 构建跨文化传播模式不是为了再现传播活动的全景过程, 而是帮助人们以简便、清晰地方式把握传播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与机制, 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揭示它、研究它, 从而更好地实施传播活动。深入传播实践才能检验传播模式架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这一模式架构将在实践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以检验批判为手段, 以有用有利为旨归, 不断完善、修改、调整以更加有效而准确地引导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切实关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联, 从而正确、积极、主动地干预与控制跨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 使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得以更加有效的进行。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2]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三联书店, 1998.

[3]姜飞.《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新闻大学》.2006 (1) .

[4][俄]尤里·鲍列夫周启超译.《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文学评论》, 2013 (3) .

8.中国国情与文化自信 篇八

李约瑟一生勤奋治学，颇多建树。早年他研究生物化学，20世纪前期以两部专著创立“化学胚胎学”这一崭新的学科，举世震动，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设想，最终发展为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宗教方面，他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肯定它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并将之与科学互相沟通。当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与多位学者合作，以毕生心血撰写并出版了三十册之多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使之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力的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并将东西方文明相联接，指出其向“世界大同”发展的总趋势，为人类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学识渊博，被知识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饱怀深情，在1943至1986的数十年间，他曾先后八次访问中国大陆，数次访问香港，为推进中英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竭尽全力。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国际编号为2790的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半个世纪以来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在中国科技史事业上的巨大成就。

1971年9月，李约瑟在香港接受了著名学者胡菊人先生的专访，其后两人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胡菊人先生翻译多篇李约瑟的论文在香港发表，并著有《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一书，介绍李约瑟及其学术成就给中文读者。

今年是李约瑟先生辞世十周年，笔者特远赴加拿大，采访胡菊人先生，倾听胡先生讲述与李约瑟交往的点点滴滴。

笔者：您与李约瑟是怎么认识的？之前对他了解多吗？

胡菊人：我对于李约瑟先生十分崇慕，他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科学的研究，成绩突出，好像没有人在他之前做过同样的工作，所以是有开创性的。以前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没有科学，只有在与西方接触后才有科学的探索，李约瑟的书一出，才驳斥了这种谬见，我认为十分有价值。

1971 年他来香港时我访问他，文章刊于 《明报月刊》该年11月号，向香港读者介绍李约瑟的大名及其著作。

笔者：能否谈谈当时的见面情景？

胡菊人：记得当时是9月中旬的一个社交晚会上，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先生相告，说李约瑟夫妇来了，同行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著者鲁桂珍女士，并告以所居酒店。第二天，我便去访问他。

笔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您对他印象如何？

胡菊人：李博士衣着随意，但非常整齐，还带了纸笔。他身材高大，可能是因为长期伏案的原因，背有点驼。但身体强健，步履稳健，虽然已经70岁出头，但看上去倒象是60岁以下的人。

从我们初次会面的一件小事情上，可以见出李博士的性格。那天早上，他已经和酒店的经理讲好，要借另一间房间会客。但我们到了地方，因为经理不在，其他工作人员因没接到经理通知，不给开门。结果，李博士在电话上和另外一位负责人整整交涉了20分钟。他在电话里和那人谈话，把前后经过交代清楚，语调温和，专心致志，一个劲地说理，只是态度坚决，非要对方遵守此前的约定不可。在那20分钟的交涉过程中，他虽然知道我们站在走廊上，在他的背后，却一直没有回头望我们一眼。

笔者：这种认真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胡菊人：是呀。喜欢知识和讨论问题的人，和李约瑟博士谈话，定会获得无限的乐趣。他几乎什么都懂，都有意见，因为知识实在太多了。他博杂而又专精，正应和了中国“博而约”的古语。对于不能太肯定的问题，他尽量采取保留态度，但对可以下结语的问题，他都斩钉截铁地说“是”，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我确认”、“一定”这一类的肯定语气。

李约瑟的中文说得不错，我们的谈话有趣、严肃而又轻松。说到感兴趣的话题，他更滔滔不绝。

笔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关注李约瑟的？

胡菊人：我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半窍不通。1970年代初，却沉迷于李约瑟论中国科学的著作，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他的著述，为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好象是中国文化忽的长出了新干劲、新力量。中国文化，便不仅是高庙巍峨的抽象道德伦理，也不仅是幽深玄妙的生命玄道，而是结结实实的具体发明、实用成就、可验证的理论……为数之多，贡献之大，令人目眩。

我们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中国传统文化里长不出科学，原是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生的误解。我们震惊于西方现代科学那种伟大的建构，转而觉得中国一无是处。读李约瑟的著作，却把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在科学上彼此高下自别、两相分离的观点，一扫而光，让两者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原来西方现代科学，受惠于古中国的贡献，西方现代世界的建立，得力于古中国的影响。

笔者：您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胡菊人：对。这本书最近要在内地推出新版本。

李约瑟举出许多例证，令“自大成性”的西方人无法不承认是史实。其中比如说印刷术、火药、罗盘，此三样东西，改变了西方的社会面貌，使西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没有印刷术，则知识无从普及，现代世界之肇建便根本不可能；没有火药，则西方中古社会的贵族封建军事体制不会解体，此由于火药加上亦可能得自中国西传的统炮，把那些分割自雄的贵族堡垒一一轰下，社会才有转化的契机；没有罗盘，则西班牙、葡萄牙人无法航海，不能绕过好望角，亦不能发现新大陆。就是这三样东西，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建立，已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们今日看来微不足道的小发明，对于西方世界所引发的的社会变迁，却是非常巨大，例如“马镫”的西传。没有了它，骑士无从施其技，骑士制度亦不会产生。足镫又改变了骑兵战争的方式，不再是单对单的战斗，而是整队战马联结在一起冲刺，接受指挥官的命令，这种骑兵术及其战争方式，乃欧洲中古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保卫了封建贵族制度，将近有十世纪之久，直至中国的火药传到西方，才把这种制度推翻。

此外如挽马术，如铁索吊桥，如钻井法，如尾轴舵，如十二平均律，如天文钟，如天文学上的坐标法、架筒法、天体观念，磁力学，又如平衡环、防水隔舱法、种痘免疫学等等，每一样发明的传播，都对西方有重大影响，都为文艺复兴以后的源远流长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

因此，我们回头来看中国文化，又再审视现代科学这座宏伟的大建筑，凛然于原来在它的辉煌外表之下，有看不见的地基，有深植于地下的椿柱，其中很多必得标明“中国”字样。

笔者：请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理解。

胡菊人：五四时期，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科技一片空白，所以才要向西方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让中国读者认识到中国科技在世界科技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它能够帮助中国读者重新找到文化自信。

笔者：这也是您写这本书的目的？

胡菊人：是的。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通过介绍李约瑟及其著作，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尽快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李约瑟使我们那代中国人不再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