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历程（8篇）

1.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历程 篇一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浅析

山东莱州 原庆杰

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自此以来，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孕育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佛教寺院建筑。随着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不断发展，至南北朝时，声势日大，趋于繁盛，自此以后，从隋唐一直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就一直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主流和主体构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起与发展

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的洛阳白马寺，它是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的，符合宅院型寺院的风格特征。公元二世纪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下为重楼，上累金盘，成为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

经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

北魏的著作是《洛阳伽篮记》记述了当时洛阳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很多佛寺是贵族官僚捐献府第和住宅所改建的，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将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充分融合到佛寺建筑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天龙山北齐第三窟，为供养佛像的主体“佛殿型”石窟，这种建筑方式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北魏灵太后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造的永宁寺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寺院建筑。寺平面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寺平面方形，周围墙上皆施短椽，复以瓦，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楼三层，东西门楼各二层。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木构的楼阁式塔佛寺建筑。

随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首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其中包括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北魏正光四年建造的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北朝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尚佛教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佛寺也经历了如下发展：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

堵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盛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宗派。此时，国家和民间都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佛寺、塔、石窟的营造中，因而佛教建筑的数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佛寺也由宗教的活动中心渐演成市民的公共文化中心。当时唐长安城内就有佛寺九十余座，但由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德两次“灭法”运动，对佛寺殿塔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以至于唐代建筑留存至今德只有4座木构佛殿和若干砖石塔。

堪称荟萃中华古建筑瑰宝德第一寺唐佛光寺容唐大殿、金代配殿、北朝基塔和两座唐幢于一寺，大殿面阔7间、长34米、深17.66米，殿身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子组成，属宋代《营造法式》的“金箱斗底槽”平面形式。大殿面阔、进深、柱高均为“材分”的整齐倍数，表明“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在唐代已经成熟运用。大殿上覆单檐四阿顶（庑殿顶），下承低矮的台基，平缓挺拔的屋面，深远舒展的出檐，造型遒劲的鸱尾，微微凹曲的正脊，雄大有机的斗拱，一气五间的方形板门，细腻的柱列“升起”、“侧脚”，组构了大殿外观的简洁、稳健、恢宏的气度，典型的战士了唐代建筑的泱泱风貌；其平面、构架、内景、外观的高度协调，也反映出木构架建筑体系成熟期的光彩夺目。

隋唐佛寺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同样以殿堂门廊等组成以庭院为单元的建筑形式。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载，大寺可多至十数院，且以二、三层楼阁为全寺的中心。这种以楼阁为中心的布局方法，又见于敦煌壁画中。唐代佛寺在建筑和雕刻、塑像、绘画相结合的方面作了很大发展。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殿堂和回廊的壁画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公元七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入民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雕塑则在北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留到今天的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只有两处，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南禅寺正殿建于唐建中三年，是山区中一座较小的佛殿，属单檐歇山顶式。而佛光寺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之一，主要轴线采取东西向。寺的总平面，适应着地形处理成三个平台，第一层平台北部有文殊殿，南侧和它对称的有观音殿；第二层是弥勒阁；后面的第三层平台，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上建正殿，殿阁并存。此寺的正殿模较大，是唐代木构殿堂的范例。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也表现在简单的平面里建造的空间艺术的高度水平，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之一。

隋唐时期的佛寺建筑已不同于南北朝时期以塔作为佛寺组群中的主要建筑的形式，此时塔已经不位于组群中心了；同时，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也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佛寺建筑的特点是大殿所有构件紧密结合，互为联系且分工明确，多而不余；在明栿下用四跳斗拱支撑以减轻梁的跨度，草栿也尽量避免了长跨度，虽然整个大殿用料较多，但主要构件的断面也有一定比例，避免使用过大的大料和截锯小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材料的浪费。

大兴善寺、禅定寺、西明寺也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的代表。然而，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久已不存，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看到其壮丽形象。唐武宗李炎在会昌年间（841～846年）颁布的灭法诏书中说当时寺庙“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指责它们和宫殿相同。

佛教寺院建筑新的形式特征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藏传佛教的进入，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建筑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木构高层筒体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体系，还产生了中国最完整的一步建筑法典《营造法式》，法式中所制定的法则发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以佛殿为主体的寺院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成为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

佛寺中的个体建筑在这一时期也越发精致，山门、楼阁、僧堂、罗汉院、回廊等都形成了时代风格。其中独乐寺的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部带有一暗层，共计三层，阁高23米，造型古朴端庄。观音阁整座构架浮摆在石柱础上，木柱与石础之间可以发生移位，起到隔离水平方向的地面运动的隔针作用；由内外槽斗拱组构的三个铺作层，形成三道水平刚性环，有利于保持各层柱网和整体构架的稳定；采用递脚栿、抹脚栿、柱间斜撑等多种斜向构建，强化了整体构架的稳定；斗拱具有榫卯组合的“柔性构造”特点，雄大的斗拱发挥了“耗能节点”的减震作用，使得独乐寺的千年观音古阁在经历了28次地震（其中包括清康熙十八年的8级地震）后仍安然无恙。独乐寺观音阁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建筑之一。

这一时期南北的佛教寺院建筑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各地的建筑风格显现了特有的地域特征。福建省福州市屏山南麓的华林寺的梭柱、用皿斗拱、丁斗拱承托梁尾，柱间不用补间的做法显示出这一时期江南寺院建筑与北方唐宋建筑的区别，其中的一些特殊手法如斗底皿板蜕化，昂咀、梁头刻作特殊德两折曲线，月梁断面近似于圆形，屋顶全用方椽、不用飞椽，椽头用遮板等不但与北方、中原同期建筑不同，与江南的宋元建筑也有所差别，体现了福建特有的地方手法。

元大都圣寿万安寺规制宏丽，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竣工，是一座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寺院建筑。寺内佛像、窗、壁都以黄金装饰，白塔为藏式佛塔，砖石结构，总高约51米。塔的外观由塔基、塔身、相轮、伞盖、宝瓶等组成。塔基平面呈正方四边再外凸的形状，由上下两层须弥座相叠而成，塔基上有一圈硕大的莲瓣承托着向下略收的塔身，再上为十三重相轮，称“十三天”，象征佛教十三重天界。塔顶以伞盖和宝瓶作结束，伞盖四周缀以流苏与风铎。夏鲁寺是元代建筑做法内地化的展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特点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兴起。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有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句容宝华山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明代的佛教寺院发展成为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建筑形式。明正统五年到十一年（1440～1446年）建造的报恩寺拥有彩画、转轮藏、楠木千手观音、大殿壁塑、万佛阁壁画等精美的艺术品，是一处艺术殿堂。

清代宗教建筑中以藏传佛教建筑为重点，占有主流地位，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不少的新鲜经验。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也有了同步发展。

藏式寺庙的特点是因山而建，依山就势，呈错落参差的布局，不强调轴线，而以空间构图的自由均衡为原则，往往形成突出的轮廓外观。建筑物多为平顶建筑，石墙小窗。外墙有明显的收分，并粉刷成白色。墙顶以藏族特有的刷成赭红色的白麻草做为女儿墙的装饰。内部为方柱托梁密肋式木构架，有巨大的托木和复杂的雕饰，色彩对比性强烈，并喜欢用金色点缀。内部墙壁画满宗教壁画，殿堂内悬挂佛幡。建筑屋面局部吸收汉族建筑的坡屋顶及斗拱构造，但体量较小，形制亦经过简化。屋顶上尚有许多宝幢、法轮等小型佛教装饰物。最著名的实例是拉萨的布达拉宫。

汉藏混合式寺庙也是清代北方寺院建筑的一大特色，这类寺庙多建在北方地形平坦之处，喜欢采用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大经堂往往用简化的藏式装饰，其他附属建筑及塔幢的形式选用汉式藏式不一。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寺庙的典型，其主要建筑按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後面布置了藏传佛寺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份，全部建在高台上。屋顶为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体平面及空间处理仍是藏传佛寺经堂的特有规制。建筑外墙镶嵌蓝色琉璃砖，门廊上面满装红色格扇窗，墙上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藏族寺院雄伟的气质。

承德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风格结合的另一种情况。外八庙的建筑形式即是吸取了西藏、新疆，以及蒙古族居住地许多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就建筑布局而言，大部份寺庙采用前汉后藏式，即前边平地部份按汉人的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的轴线对称格局布置，而后部则以藏式大经堂或坛城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成为汉藏建筑的叠加。如须弥福寿庙是仿西藏扎什伦布寺，其后部建造了一座方形大红台，把经堂建筑包蕴在内；又如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势而建，气势更为恢宏，其后部仿西藏布达拉宫，形成错落有致的红白台建筑。

佛教寺院在中国古代的不断发展、日益演化为我们今天重建、复修、新建佛教建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学习古代佛教寺院建筑发展，详细了解其建筑结构的同时，现代古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在现代的佛教寺院建筑中更多的加入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元素，利用舒适、强度高、耐久性强等特点的新建筑材料，在结构设计上也要继承与批判并存，在充分保留古代原有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不断推动佛教寺院建筑的发展。

2.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历程 篇二

十年前的相识

在中国铝塑复合材料行业协会成立之前, 一群有识之士就在积极开展铝塑复合材料相关的各项工作, 他们为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为起草国内行业标准献计献策, 高锐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人物之一。他们经常齐聚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 共商大事。记得2001年在测试所所长张中 (协会第一任理事长) 的办公室, 为了出版首期铝塑复合材料专刊, 与几位专家相约见面, 第一次见到了高秘书长。高锐精神饱满, 神采奕奕, 看上去40多岁, 后得知, 他与新中国同龄, 和新中国一起成长, 见证了新中国成长发展的风风雨雨。他非常热情, 对铝塑板行业了如指掌, 毫无保留的给我们支了很多招, 提出了很多有指导意义的建议, 对专刊的成功出版坚定了信念。而后, 随着工作联系不断增多, 关系越来越密切。铝塑复合材料专刊说来也伴随着行业的发展, 成功出版了十多期。每期专刊在筹备期, 都得到了高锐先生的大力支持, 他深思熟虑, 经验丰富, 雷厉风行, 敢作敢当, 不断给与重要的指导。对此, 我们是深有感触, 他的工作作风时刻激励着我们。每逢铝塑行业大的事件出现, 都能看到高秘书长活跃的身影。现在算起来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

见证行业成长

铝塑复合板是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建筑材料。自上世纪70年代发明以来, 以其先进的复合材料结构及特性、优良的性价比与易加工性、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与耐久性、显著的节约资源与环保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幕墙、室内外装修、广告宣传牌匾、车船装饰、家具制造等领域。尤其在机场、大型体育场馆与剧院等城市标志性建筑, 都有铝塑复合板的身影, 因此备受关注。

高锐就进入铝塑复合板行业将近20个年头了。他主要从事的是铝塑板的涂装技术和涂料应用的推广。要说中国的铝塑板的引入, 那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技术规范尚不健全, 产品的国家标准不完善。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铝塑复合板市场变得混乱, 质量参差不齐, 鱼龙混杂, 给铝塑板行业的大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面对行业出现的这些问题, 高锐先生认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是铝塑复合板生产和质量问题, 他开始与多家企业合作, 对从国外引进的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及创新。

同时, 他也意识到, 一个行业要健康发展, 必须要有标准, 没有标准不成方圆。为了规范行业, 促使铝塑复合板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高锐积极呼吁尽快出台《铝塑复合板》国家标准, 并参与该标准的起草编制工作。1999年该标准发布实施, 在保障产品质量、规范市场行为、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催生了一批质量过硬、品牌形象好的企业。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发展, 铝塑复合板市场迅速发展, 其生产工艺、设备、管理、应用水平不断发展、提高, 铝塑复合板成为新兴的重要行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铝塑复合板生产制造及应用市场。因此, 铝塑板行业协会的成立呼之欲出, 大家盼望着尽早成立有个自己的家, 使之成为嫁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搭建一个大家说话、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平台, 更好的为本行业的企业服务。

对于成立铝塑行业协会, 高锐可以说是倡导者、支持者和践行者。经过一群有识之士的积极努力, 通过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提出申请,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2002年11月,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铝塑复合材料分会成立。2003年, 高锐开始任铝塑复合材料行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 负责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发挥协会的管理职能, 维护铝塑复合材料市场秩序, 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会员单位做好服务, 促进铝塑复合建筑材料行业的健康发展。协会的成立促进了铝塑复合建材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提高铝塑板行业正能量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 铝塑复合板系列标准得到丰富, 目前已发布实施的标准有《建筑幕墙用铝塑复合板》、《普通装饰用铝塑复合板》、《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金属装饰保温板》和《塑铝贴面装饰板》, 为企业生产发展提供了较全面的保证。

铝塑复合板是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建筑材料, 应用场合有机场、大型体育场馆与剧院等城市标志性建筑, 一座座蓬勃发展富有活力的城市, 都可看到铝塑复合板装饰材料的身影, 备受设计院、施工单位、使用单位的关注, 为城市增添了靓丽的光彩。

为了推动铝塑行业的发展, 全面总结铝塑复合板生产和应用中的经验和应用成果进行, 高锐还组织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60多万字的铝塑复合板技术专著《铝塑复合板》, 于2006年由化工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发行以后深受铝塑复合板企业及相关行业的欢迎和赞赏, 成为铝塑行业培训的首选教材。

发展势头迅猛

铝塑复合板的发明使金属板材从单一的各向同性材料发展到与不同材质之间的复合, 使金属板材表面质量、材料重量以及加工性能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改观和提升。

铝塑复合板质量轻, 因此非常适合用在幕墙上。与具有同样抗弯强度的纯铝板相比, 其重量降低40%, 大大降低了主体建筑物的荷载, 增加了建筑的抗振性。这意味着, 在不影响建筑安全的前提下, 可节约大量的铝材, 如与玻璃幕墙和石材幕墙相比, 此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完全符合国家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的要求。高锐表示, 中国几乎每个建材装饰市场都有丰富的铝塑复合板产品销售, 城市标志性建筑, 例如机场、大型体育馆、剧院等, 都有大量使用铝塑复合板装饰的应用。

“如果将标准4毫米厚的铝塑复合板与同样强度的纯铝板相比, 每万平方米铝塑板的能耗比单铝板降低3.7万千瓦时, 可减少二氧化碳、硫的氧化物和灰分量分别为118吨、846千克、8吨,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含量、六价铬含量比单铝板低1.7千克、58.9千克、15.6克。”他对此做了一个统计, “这些数据表明, 铝塑复合板的环境协调性要远远优于单铝板等金属幕墙材料。”

铝塑复合板可以在不影响其质量的前提下, 采用回收再生的聚乙烯作为其芯材原料。研究表明, 利用回收料生产的铝塑板环境负荷低于利用原油新生产的聚乙烯料生产的铝塑板的环境负荷。可减少温室效应15%、酸化效应15%。节约资源3.8% (其中把聚乙烯的资源消耗转化为原油的消耗量, 进而根据原油的标准化和权重系数计算得出的) 。高锐指出:“据不完全统计, 铝塑复合板行业每年可消耗回收聚乙烯塑料100多万吨, 既节省了石油资源的消耗, 又降低了白色污染, 有利于环保。由此可见, 铝塑复合板行业是完全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在节能环保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铝塑复合板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说明, 这种新型复合材料已逐渐被市场所认可, 而且随着技术的完善和新产品、新应用领域的开发, 铝塑复合板与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的时代主题相适应, 其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发展势头迅猛。

荣登第一大国

进入21世纪以后, 伴随着中国建筑业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申办成功, 铝塑复合板作为被建筑师们称为继石材 (陶瓷砖) 、玻璃之后的第三代幕墙材料, 得到了快速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现有铝塑复合板企业300多家, 按国家统计口径 (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 的铝塑复合板制造企业204家, 主要分布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江西等地, 从业人员4万余名, 产能年4.5亿平方米, 其中非国有企业超过80%。”高锐介绍道, “2008年, 全行业销售额近230亿元, 铝塑板产量2.4亿平方米, 位居世界第一, 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铝塑复合板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 且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已达到或超过先进国家的水平。”

铝塑复合板行业近10年来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 经过多年的发展, 铝塑复合板行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建筑材料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在生产能力、设备、工艺技术、产品品种质量上具备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的企业。

中国铝塑复合板产品的出口, 连续几年实现大幅度增长。2008年产品已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出口到发达国家。铝塑复合板年出口量约6800万平方米, 出口创汇9.2亿美元。目前, 中国的铝塑复合板已占世界进出口贸易量中的85%以上。“中国的铝塑复合板实现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依靠进口, 到上个世纪末的自产自销, 再到本世纪初的大量出口的转变。”高锐自豪地说。

行业百花争艳

“铝塑复合板从零发展到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 这个过程肯定会带来一些非常规的‘操作’, 追求利润的天性使行业膨胀得极快, 一些企业开始出现忽略质量管理、甚至牺牲质量换短期效益的现象。”高锐指出。

随着铝塑复合板行业的发展, 假冒伪劣现象也开始出现, 一个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 正在被劣质假货所侵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是罪魁祸首, 始作俑者却是地方保护。一些地方搞招商引资, 提供优惠待遇, 一些人就到这些地方去办厂, 很容易通过注册审查。”高锐认为。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 为了保证中国铝塑复合板的产品质量, 中国制定了世界上唯一的铝塑复合板国家级标准, 它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国家如印度、越南也采用中国的国家标准进行质量检测。行业协会还编写出版了世界上首部铝塑复合板专著, 表明行业正在努力提升产品的形象和技术水平。”高锐道。

当前, 中国铝塑复合板行业正处于产业结构较大调整时期, 企业发展不平衡, 在技术水平、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也涌现出一批上档次、高质量的名牌产品。

“上海华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泓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蓝天七色建材有限公司、东莞华尔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先进企业, 产品质量通过国际认证, 有一流的研发机构及先进的技术装备, 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每个企业年产值已达到5、6亿元, 每年出口量约占企业总产量的50%以上。”高锐介绍说, “这些先进企业无异于目前外如德国阿鲁克邦、美国雷诺兹、日本三菱、韩国现代、台湾吉祥等5、6个主要厂家, 在产品质量、品种和产量上甚至处于领先地位。目前, 行业中有6家企业的铝塑复合板为中国名牌产品, 9家企业荣获国家免检, 3家企业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各个企业之间比学赶帮超, 使得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全, 全行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百花争艳局面。”

面向美好未来

中国的铝塑复合板明显特点是技术含量高。近年来, 随着行业与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国际间的技术交流, 中国铝塑复合板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对铝塑复合板生产关键技术攻关和对引进铝塑板生产设备的消化吸收改造及不断的开发创新, 中国已形成一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铝塑复合板生产技术’, 由产品进口、生产技术及设备引进国, 逐渐转变成为生产技术输出国。”高锐说。

现在中国的铝塑复合板成套生产设备已出口到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中国铝塑复合板行业还根据市场要求, 先后开发了防火等级达到A2级的防火铝复合板、辊涂印刷多彩铝塑复合板、铝塑天花板、铜铝塑复合板等专利技术, 这些创新技术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为有效遏制铝塑复合材料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 必须规范铝塑板行业的投资行为和市场竞争秩序,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

在上海雅泰公司、南通吉祥公司、东莞华尔泰公司、上海华源公司等理事单位的参与下,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铝塑复合材料分会完成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布置的研究课题。“就十几年来铝塑复合材料行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过程, 从理论上、数据上做分析, 找出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准备实施产业准入条件的必要性, 为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高锐表示。

高锐对行业发展有着深刻的见解。“如果能抓住机遇, 在产能快速提高的情况下, 保证产品质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高档产品的比例、转变增长方式、解决价格上的恶性竞争, 尤其是控制全行业在出口价格上的恶性竞争, 争取修改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出口商品税号编码,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未来的5年至10年内, 中国的铝塑复合板将会在国际市场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出口量保持国际领先地位。”他认为。

3.中国古代帝王与佛教发展 篇三

汉明帝

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是“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根据《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某个夜晚，东汉明帝(58～75)梦见一位神人，身体是金色的，顶部发出目光，能够飞起来，到达大殿之前。第二天，明帝自述梦境，并询问群臣。有位名叫傅毅的大臣回答：所梦之神可能是天竺的佛。于是，明帝就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返回。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中说，明帝是在永平七年(64)派遣使者求法，永平八年返回。从南北朝到隋唐，即便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都把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当作历史事实征引，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现在洛阳城东有座古寺，名“白马寺”，传说是当初汉明帝为了安置来华的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而建的。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史上有很多不同记载和传说。根据现代学术界的研究，佛教是在公元前后传入汉地。《三国志t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庐。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进入内地一段时间，“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现在也不再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502～549)不仅是南北朝(420～589)时期帝王崇佛的代表，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崇佛帝王之一。他原来信奉道教，即位后下诏舍弃道教信仰，改奉佛教，并且规劝群臣也这样做。梁武帝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的措施很多，不少措施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放置于比儒教和道教更高的地位。梁武帝认为，儒教和道教只不过是讲世间的善，佛教却超越了世间的范围，能够使众生脱离三界的痛苦，达到最终的解脱。当然，梁武帝称佛教是“正道”，并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排斥、打击儒教和道教。他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比儒教和道教优越。

第二，广建寺院，大造佛像。梁武帝在位期间，敕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例如，普通元年(520)于今天南京钟山为其亡父建造了大爱敬寺。这座寺院中有三十六院，各院都有池台环绕。从中院到寺院的大门，长达7里。寺院中建造了无数金铜佛像，还建有七层塔，常年供养了一千多名僧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这座寺院创造了塔包岩壑的奇观。在梁武帝的带动下，王公、后妃以及门阀士族也纷纷建寺塔、造佛像。

第三，除了优待僧人、鼓励佛学研究、举行盛大的法会之外，梁武帝还亲自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亲自讲经说法，参与法会。梁武帝的佛教著作有许多种，现存的约有十余种。

第四，“舍身为奴”，以便激发各阶层信徒对他个人和佛教的虔诚宗教感情。梁武帝曾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由朝廷群臣支付巨额钱财将他赎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他这样做，加剧了寺院经济的膨胀。

第五，严格佛教戒律。梁武帝在位48年，本人按照在家佛教信徒的规定修行，而且要求僧尼严格遵守戒律。他下令僧尼不仅不能饮酒，而且不能吃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惩罚。此前佛教戒律规定，僧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吃肉。梁武帝的禁令影响很大，此后僧尼素食成为中国佛教的定制。

唐代以后，在佛教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梁武帝与佛教僧人的众多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他与禅宗祖师达摩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后代附会的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581～604)与佛教结缘很早。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把他托付给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13岁时才离开尼寺。自幼长在寺庵中，与出家人共同生活，接受佛教熏陶，使他坚信：正是佛保佑他当了皇帝，所谓“我兴由佛法”。所以，他在位期间推行各种振兴佛教措施，全力支持佛教发展。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刚即位，立即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造像106560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隋文帝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佛舍利(遗骨)崇拜的高潮。据说，隋文帝即位之前，一位印度僧人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仁寿年间(601～604)，他先后3次派遣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舍利，并命各州在规定期限内建造佛塔供养，届时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佛舍利崇拜起源于印度，在隋代之前也有仿效供养。隋文帝供养舍利的规模、范围是空前的，并且直接影响了唐代的舍利崇拜。

隋文帝振兴佛教，自然与他个人的宗教感情和信仰分不开。但是，更重要的政治目的，还在于利用佛教的影响，强化臣民对他个人皇权统治合法性以及全国统一的意识。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出家经历的皇帝。他早年为僧并游方数年，这使他十分熟悉佛教的内幕，广泛了解佛教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深刻认识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价值和地位。正因为如此，他在位时期所制定的有关整顿佛教的各项措施，严密而且针对性强，奠定了整个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基础。

明太祖称帝的第一年，诏令禁止自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洪武十五年(1382)之后，对佛教的管理开始强化。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二十七年(1394)再次颁布类似榜文，系统陈述佛教事务管理的基本内容。

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设立僧司管理机构，在中央设僧录司，在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与行政建制相应，构成了严密的佛教管理系统；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这些佛教管理措施，也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

明太祖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禅”，专指禅宗；“讲”，指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教”，指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的僧人。做这些法事活动的僧人，也叫“瑜珈僧”或“赴应僧”。把法事单列一宗，以前没有

过，这是与当时民间显密法事普遍盛行有关。讲僧负有为国家“化导愚昧”的神圣职责，享有与瑜伽僧同样的接触社会的权力。相比之下，当时数量最多的“禅者”，恰恰被剥夺了这些职责和权力。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在明代中期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清世宗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清世宗胤祯(1723～1736)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的内部事务干预最多，采取的管理措施也最细，涉及到组织、经典、教义等许多方面。既要清算历史旧账，更要解决现实问题。他的具体措施和言论，集中在他编著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中。在他看来，佛教要健康发展，佛学要纯正无邪，全仰仗他的整顿治理，全凭靠他的指挥引导。

在清世宗采取的整顿佛教措施中，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他对禅宗修行的三项要求。其一，倡导禅与教的统一。禁止禅宗排斥教门诸派，突出强调学习和弘扬传统佛教经典的重要性。其二，主张禅、净、律兼修，三者不可偏废。通过提倡净土信仰，鼓励僧人遵守戒律，限制禅宗的任性放纵。其三，禁止禅僧呵佛骂祖的言行。他认为，禅宗祖师烧佛像，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是一样的，出家人对佛祖的“信口讥诃，譬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天共嫉，天地不容者。”

清世宗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禅宗叛逆者的成分，把它完全纳入服从和服务于王权需要的轨道。

4.关于中国佛教起源和发展的探讨 篇四

佛教最早起源于古印度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最早由西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汉地佛教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历来均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派使者去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市东10公里处的白马寺。相传由一匹白马驮经而来建白马寺来纪念。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

等)大致相同。

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那里若干世纪以来都能保持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和进修学的优良传统。傣族男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再还俗。关于中国佛教的起源有各种说法其中比较古老而最负盛名的大概有两种。其一是后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据晋袁宏《后汉纪》的记录“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这是中国佛教起源的说法之一。还有佛学界和史学界的不少人士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派郎中蔡音等18人赴西域迎请佛法在大月氏邀请到天竺古印度“沙门”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和佛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最高统治阶层由此开始信佛因此他们以公元67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大致如下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佛教在统治阶层已有了相当的影响并开始传到民间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出家当和尚的人朱士行他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开西行求法之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3年由于统治高层的需要和提倡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印度佛教主要派别已进入中国各地广修佛寺削发出家的僧侣人数也迅速增加。南朝梁武帝还亲自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四次舍身同泰寺将佛教定为国教。北魏末年全境有“僧尼近200万寺

5.中国股市发展历程 篇五

1984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从静安证券交易柜台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的股市就此已经走了28年。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业，但“开业”前面加了个“试”字。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沈原野。

1991年4月22日深市出现零成交，中国股市第一次政府救市，深圳市政府筹资2亿元拉动深发展托市。

1991-08-28 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在北京成立。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股票交易价格限制，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4年7月30日-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大涨，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1996年12月-政策扼住股市涨势，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当天，沪深两市均跌满１０％，大部分股票被巨大的卖单封死在跌停板上。1999年5月19日-5.19行情爆发。

1999年6月-多重利好促股市大涨，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重复股市是恢复性上涨，要求各方面要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随后，管理层还允许三类企业获准入市，当天大盘跳空高开，上证指数当日大涨103.52点，涨幅6.59%。

2001年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2001年10月-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很快，1500点“铁底”岌岌可危。“10月22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3时，周小川像唐·吉诃德一般拎长枪跨瘦马直奔国务院。晚7时周回府。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由五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

6.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 篇六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证券行业从零开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证券市场从此结束。新中国从此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重新设立，这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的正式启动。

1950年2月，新中国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

1952年7月和10月，政府相继关闭了天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1958年以后，受当时中国国内外政治局势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更是长期受到摒弃。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但到了1955年，中国取消商业信用，同时限制国家信用。1958年又完全否定了国家信用。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证券市场才得以逐步恢复。

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1984年11月，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从此恢复了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向 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股票。

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1990年12月19日，数百名中外贵宾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庆典。黄浦江畔一声锣响，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上市交易的有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老八股”都是一些集体企业或国有小企业，带有很强的试水性质，试点不成功，也无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改革开放的特区隆重地举行了开业典礼。

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已经作为辉煌的起点，载入了史册。沪深两家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也象征着中国百年证券的历史长河，千折百回，历经险阻，终于汇流成涛天的大潮，即将朝着无垠的大海奔去。二十年的历史表明，证券市场的诞生顺应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但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样板，为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金融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京成立。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证券发行规模控制与实质审查制度。从那之后直至2000年之前，股票发行依靠的是行政审批，投行经历的是“额度制”阶段。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仅给“股票市场到底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 一个句号，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许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清，如果没有邓小平在这年年初的南巡谈话，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股

市后来会不会夭折；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中国证券市场不会达到今天这样一种规模。

1992年，是值得回味的一年。

1992年上半年，“股票认购证”向市民公开发售，进行1992股票认购证首次摇号仪式。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电真空B 股和深南玻B 股先后上市，掀开了新中国利用股票在国际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历史一页。鄂武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拉开了深沪证券市场由地方性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的序幕。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志着证券市场的监管已进入规范化阶段。证券市场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1992年7月7日，深圳原野股票停牌。深圳原野股票停牌事件给管理层第一次提出了如何把好上市公司质量关的问题，也给投资者提出了怎样回避上市公司带来的风险问题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震惊全国的“8.10**”，让我们首次意识到了了到底应当如何发展证券市场的问题。

1992年8月11日，上海股市第一次狂泻，三天之内，上证指数暴跌400 余点。深沪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也第一次品尝到了股市暴涨暴跌是一种什么滋味。大暑之后有大寒的股市评论文章，则给新闻媒体提出了舆论怎样介入证券市场的崭新课题。中国股市遇到了其诞生以来的第一个挑战。

19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类股价指数首日公布。上证分类指数分为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及综合共五大类。8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A 股均采用集合竞价。

1993年至1995年，国家实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十分明显，股市在曲折中艰难发展。这段期间实行的是“额度管理”，即由地方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实质性审查，他们想尽量将有限的股票发行规模分配给更多的企业，结果造成了上市公司规模小，公司质量差的情况。

1993年沪市有5次反弹向上突破千点大关，但随后又相继跌破1000点。大盘的大起与大落，股民的欢乐与痛苦，给股市谱写了一曲希望与低迷并存的主调。尽管宏观大环境不容乐观，但在一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1993年的证券市场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21.7%，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坚决实行全面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受此影响，股市不断下滑。面对低迷的股票市场，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分别于3月和7月份提出了“四大救市政策”和“三大救市政策”，由此引发了股市8、9月份的牛市行情。沪市两度突破了1000点大关，但终因宏观形势并未根本改变，股市在维持了两个月的牛市行情后再次滑落。

同时，管理层在证券市场中提出了以债市为主的方针，国债的发行规模迅速扩大，国债期货市场交易异常火爆，出现债市压迫股市的现象。

1995年各路游资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大肆炒作，2月23日，上海国债市场出现异常的剧烈震荡，史称“327**”。这类恶性事件频发，是过度投机造成的恶劣影响。

1995年5月10日，八届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这两部金融大法分别于1995年7月1日和1996年1月1日起实施。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规定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一律不准会员开新仓，由交易场所组织会员协议平仓。

1995年5月18日，受暂停国债期货交易的消息刺激，沪深股市齐放异彩。引发“5.18”行情。

1995年7月1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加入证监会国际组织。

1995年8月23日，《中国证券报》首家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重视。上交所于当日发布公告，长虹股票停牌。

9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等政策，则意味着经在5年的探索实践之后，年轻的证券市场已从试验阶段走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前三年的治理整顿，宏观政策已由紧转松，货币政策由“双紧”转变为“适度从紧”。

1996年到2000年进入“指标管理”阶段，实行“总量控制，限报家数”。拟上市企业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政府手里掌握着有限的发行指标，而拟上市企业又众多，企业不得不花费巨额成本与政府拉关系，以致出现严重的“政府市场”。

由于上市公司规模较小，质量较差，人为捆绑上市等原因，有一部分出现了经营不善的状况，而股市在中国改革中既要向前冲，也要兼顾企业员工的利益和投资人的利益，不能简单地说“退市”就“退市”，最终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壳资源”。

1996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提出目标：积极 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对企业债券和股票继续实行总量的规模管理；建立统一的、有透明度的货币市场，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业务，基

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开办中央银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初步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可调控的利率体系，2000年前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1996年6月7日，上交所拟选择市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编制“上证30指数”，并在7月1日正式推出。

1996年7月17日，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正式创立揭牌，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由此宣告诞生。

1996年，被称为中国股市的“准黄金时代”。但火爆行情带来了股市的过度投机。一些不负责任的大户狂炒“概念”，违规行为呈现出速增趋势。管理层连续颁发了“十二道金牌”调控股市，但都未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面对这种极度过热的情形，《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口气严厉、措辞强硬，表明了管理层加大干预力度的决心。同时，管理层采取恢复沪深两市涨停板制度等一系列调控政策，沪深两市狂泻不止，出现

大盘跌停板的现象。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大牛市，终于在回调过程中走到了年底。

进入1997年，经过了充分回调的股市又开始得到复苏，深沪股市最终形成了沿着45°角一直向上运行的大牛市行情。由于过度投机的现象又一次抬头，管理层加强了对股市的调控，不仅追加了新股发行上市额度，而且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3‰提高到5‰，同时禁止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炒作股票，股市过度投机的现象终于得到有效制止。

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由于我们采取的措施得当，抵御住了境外危机的影响，股市也因为提前进行了调控，没有出现类似东南亚各国股市大幅暴跌的现象。

1998年，国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国内长江、松花江洪水泛滥，内忧外患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与股市的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状况，人大、政协

两会期间制定出全面松动的金融政策，给股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面支持。沪市指数数次探至千点大关附近，都凭借政策力量最终化险为夷。

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了增加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引导小户合理投资，稳定股市，证券投资基金金泰、开元于4月正式挂牌，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可转换债券历经多时酝酿也正式登台，这是增加证券投资工具，丰富证券品种的重要举措。此后，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给中国股市的融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更多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敞开了大门，为证券市场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12月《证券法》的颁布，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向了依法“治市”不断规范的新时期。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典，为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上半年，按照《证券法》的精神，信托与证券脱钩的工作开始进行，证券公司也出现大重组、大合并的趋势，受此影响股市出现下滑的走势。但从5月19日开始，股指在科技网络股的拉动下不断上扬。6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到6月30日，沪市创下了1756.18点的历史最高点。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和逐步规范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风雨，走过坎坷，但发展壮大是其主旋律。新世纪的证券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和规范仍是证券市场的两大主题。当二十一世纪的帷幕徐徐升起，中国的证券市场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不断走向辉煌。

在经济全面向好和利好政策推动下，2000龙年首日，深沪股市放量大涨，深综指与上证指数分别上涨9.36%、9.05%，成交金额近500亿元。随后几日，又创出日成交900亿元的天量，亿安科技、清华紫光股价突破百元大关。7月19日沪市实现了两千年两千点，11月下旬，沪市创出2125点的历史最高点。

2001年是深幅调整的一年，2001年是稳定发展的一年。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B 股市场。2001年3开始正式实行“通道制”。通道制下的股票发行额度不直接受总量控制，而是通过发行通道的限制间接受控，企业上市不确定因素增大；通道数额被分配到主承销商，而不再分配给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仍实行实质审核，券商投行开始获得一部分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力，同时也承担起股票发行 的风险和确保上市公司质量不出问题的责任。

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这一办法。

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QFII 制度正式启动。

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大力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市场走出了一波反弹行情。这一法律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的颁布，不仅确立了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为证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今后市场规模稳步扩大。2月保荐制开始实施，5月，深交所中小板正式开板。

2005年5月至2006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2006年下半年，中断近一年多的新股发行恢复，投行业务真正进入了“核准制”下的“保荐制”时代。保荐制的特点是，企业发行上市既要有投行(保荐机构 保荐，还要有两个投行从业人员(保荐代表人 具体签字负责保荐工作。保荐工作分为“尽职推荐”阶段(上市前 和“持续督导”阶段(上市后，其核心内容是强化和细化了保荐机构的责任，尤其是保荐代表人的个人责任。这阶段我国的经济走势与世界经济

运行出现共振，在政策的积极配合下，股票市场走上了一轮空前的大牛市行情，并延续到了2007年。

在这些年里，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世界，我国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巨大冲击。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证券市场遭到巨大打击，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创出历史高度6124点跌到1598点，连续的暴跌，股价下挫了80%。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又使得中国证券行业难以从低谷中走出。我国证券业进入了空前的调整之中，同时凸显出的是证券市场避险功能的缺失。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对证券业进行了诸多调整。

2009年3月，创业板正式开板。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6月，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

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和融资融券的试点，表明了管理层完善市场功能、提升市场质量的勇气和决心。这些年，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10月，第二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顺势推出，机构报价将更理性化，主承销商配售权的预演也在进行中。

这一阶段，市场的目光更多地为那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经营者所吸引，有

7.伊斯兰金融于中国发展历程初探 篇七

关键字：伊斯兰 金融 中国

一、伊斯兰金融发展的背景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范围内多数多家经济遭受重创。中国亦不例外，很多小企业关门大吉，失业率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有七十多家银行难逃破产厄运。但与此相对，伊斯兰银行在此次危机中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无一破产。自此之后，伊斯兰金融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伊斯兰金融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背景

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都是从伊斯兰教义中获得。伊斯兰教义认为人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奋劳动所取得的成果，才是正当的。伊斯兰金融是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条件下，金融和伊斯兰教义二者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金融模式。伊斯兰金融产品只有在伊斯兰教法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展。伊斯兰金融机构的业务以及产品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会由伊斯兰世界的金融监管体系对其加以判断，从而保证其符合伊斯兰教法不致于越踞。伊斯兰教义禁止靠投机行为不劳而获，所有不当的得利方式都是不被允许的的。“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伊斯兰复兴思潮涌现，利息禁令曾一度加重。

（二）政治背景

第一，宗教信仰对于增强种族的凝聚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二战之后伊斯兰复兴思潮兴起，伊斯兰文化在阿拉伯国家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各个国家纷纷将伊斯兰教运用到政治当中作为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手段，这对于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第二，一些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促进了伊斯兰金融的产生以及发展。第三，国家政府对于伊斯兰金融发展所持有的态度将会对其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经济背景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产油国为了维护本国在石油进出口中的利益，开始积极的发展伊斯兰金融。截止2007年底，伊斯兰国家的GDP总量约占全球GDP总量的10%左右。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08年世界500强伊斯兰金融机构排行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金融机构所经营控制的资产为6000多亿美元。全球的穆斯林人口在全球人口当中排名第二，伊斯兰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伊斯兰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伊斯兰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起步较晚，最早于2007年出现于香港，之后约在2009年进入台湾。我国内陆地区发展伊斯兰金融最早的地方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香港

伊斯兰金融在我国发展最早的地方是香港。在香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人数不多。但是为了同新加坡争夺亚洲金融中心这一位置，香港也开始着手发展伊斯兰金融。2007 年 8月， 在香港金管局的准许之下，丰隆银行在香港分行账项下，另设经营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的申请建议，已取得许可和批准，是香港首次推出伊斯兰银行窗口服务.2007年11月，丰隆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行了首只针对零售投资者的伊斯兰基金。同月，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一只伊斯兰基金，首月就募集到6500万美元。2008年初伊斯兰金融论坛在香港举办，其举办目的是促进伊斯兰金融平台在香港的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发言时表明，香港金管局已申请加入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决心在香港加大力度发展伊斯兰金融。为了配合伊斯兰债券的发展，将对税制进行修订。

（二）台湾

相对于香港来说，台湾起步较晚。2008年末台湾宝来投信欲与新加坡星展集团就成立一家的合资公司，旨在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务。宝来投信计划2009年第一季度在新加坡通过该合资公司推出一只上市交易基金。其中不包括金融类股，原因来自金融公司运营中通常存有违背伊斯兰法律的利息支付行为。台湾证劵交易所自2009年起和英国《金融时报》合作，编制了一套《台湾伊斯兰指数》，其成份股包括中华电、远传台塑等68档重量级各股。

（三）宁夏回族自治区

2009年12月24日，宁夏银行试点开展伊斯兰银行业务在银川正式启动。在此之后，宁夏银行设立了伊斯兰金融事业部和伊斯兰金融服务窗口，还设立由熟悉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商法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宁夏银行伊斯兰金融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审核伊斯兰金融产品是否符合教义。当今开展的伊斯兰银行业务按照伊斯兰金融法则，不再收取利息，而是进行分红或收取手续费。这些目前也仅限于国内业务，还没有相关的海外业务。

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金融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伊斯兰金融较为活跃的区域。近年来，宁夏加强与阿拉伯地区国家的合作，力争建伊斯兰金融中心。2012年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中阿金融发展战略框架倡议》文件的发布意味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逐渐拓展到金融领域。2012年9月10日，《国务院关于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的批复》同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意味着宁夏回族自治区成为我国内陆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试验区，这是全国首个以整省域为单位的试验区。同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之后，宁夏回族自治区被批准可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2013年9月，中阿博览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办。中阿展馆开放3天销售额突破500万。其中银川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展位，每天接待顾客超过3万人次，日平均销售额达65万元，成为展会一大亮点。

三、伊斯兰金融与伊斯兰教义

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必须符合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义认为交易目的不能以纯粹的盈利为目的，而应该是出于购买产品、修建房屋等明确的目的。股票以及期货交易等金融衍生工具在伊斯兰教义中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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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与伊斯兰教义

伊斯兰基金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第一，按照伊斯兰教义，在伊斯兰金融中，基金只能投资股票。伊斯兰教法认为和利息相关的投资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像赌博、酒店、猪肉、烟草等都属于不正常的金融活动。第二，一些比较常见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货、债券等，在伊斯兰基金中也是被禁止的。“期货交易”在伊斯兰的教义中是被禁止的，“从事期货市场交易”这种职业在伊斯兰教义中也是不合法的。

（二）利息与伊斯兰教义

在伊斯兰教义中，明确规定利息是被禁止的。真主的使者把利息列为大罪之一，并且诅咒所有经营利息者，无论是在何种状况下经营利息。据扎比尔（愿真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福安之）诅咒吃利息者、支付利息者、写利息凭据者、为利息作证者……他们的律例都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教义中，利息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伊斯兰教义认为，利息不是劳动所得，而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不义之财，它会加重人们对钱财的贪婪。同时认为利息会疏远亲友，扩大贫富差距。伊斯兰教义认为，收取利息者会受到真主安拉的惩罚：“真主褫夺利息，增加赈物”。

（三）保险与伊斯兰教义

当今社会，保险已经作为金融产业的一部分蓬勃发展起来。缴纳保险从而获取保险赔偿在传统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金融方式。在伊斯兰社会中，对于保险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有着不同的声音。

托靠是伊斯兰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真主说：“你们只应该信托真主，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 伊本.盖伊姆说：“仆人的灾难要么出于未获引导，要么出于不托靠真主。如果能同时具备引导和托靠，就具备了真正的信仰。”在托靠中，应该采用合法的方式，穆圣说：“你们可以服药治病，但不可采用非法的东西为药引”。在伊斯兰的教义中，倘或采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利，将会受到惩罚。采用合法的手段获利，将会免遭灾难。先知穆圣说：“一切行为，全凭举意。每个人将得到他所举意的结果。” 在伊斯兰教义中，判断“保险”是否合法的标准在于其目的是否为盈利，且款项是否是由行善者捐赠而成。参与者捐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人。伊斯兰教义认为付出想要得到回报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

四、伊斯兰金融体系的特点

随着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基金、债券以及保险等在伊斯兰金融活动中开始逐步萌芽并出现发展良好的态势。据恩永公司日前发布的《世界伊斯兰银行业竞争力报告2013》，全球伊斯兰银行业资产预计将由2011年的1.3万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8万亿美元。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遵从伊斯兰教义

在伊斯兰金融活动中，投机行为、利息都是被禁止的。另外，赌博、色情、烟草以及猪肉等产业也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专门的机构会对伊斯兰金融活动进行监督，避免他们违反伊斯兰教义。

（二）经营模式分为两种

伊斯兰金融有两种经营模式：损益分享模式与非损益分享模式。损益分享模式多采取两级损益分享模式，即负债面以及资产面。非损益分享模式对应产品包括成本加利润销售合约和租赁合约等，包括分红制、加价制等。

（三）金融产品和服务是以有形资产为基础

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规定，只有按照实实在在的目的进行的金融活动才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由于受到伊斯兰教义的指引，伊斯兰金融机构多以有形资产为基础。那么在全球性的金融活动中，伊斯兰金融机构受到的市场波动相对于传统机构较小。

五、伊斯兰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一）伊斯兰银行的建立

我国目前的伊斯兰银行发展模式主要是在银行内部设有专门的伊斯兰窗口，从而向

从事伊斯兰银行交易的穆斯林提供服务。随着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各项业务的增多，交易量以及客户数量的增加，专门的伊斯兰银行的建立将是伊斯兰金融蓬勃发展的必要保证，将会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伊斯兰金融产品种类的多样化

伊斯兰金融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银行业，其发展模式以及种类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遵守伊斯兰教义的情况下，多种伊斯兰金融产品开始产生并不断衍生其他金融产品。伊斯兰债券以及伊斯兰基金等伊斯兰金融产品同传统的金融产品不同，他们是在伊斯兰教义约束下的遵守伊斯兰教法投资原则的金融产品。随着市场的发展以及要求，伊斯兰金融产品必将会更加多样化。

（三）加入国际性伊斯兰金融组织

香港金融管理局于2008申请成为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后正式加入成为会员。伊斯兰金融发展的规模不断壮大，因此对于其规范性要求更加严格。随着中国伊斯兰金融和全球伊斯兰金融发展关系的日益密切，加入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金融组织，必将会让我国的伊斯兰金融在前进的路上走的更远。

六、对于在中国发展伊斯兰金融的建议

我国发展伊斯兰金融，有利于和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同时对于我国引进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石油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完善与国外伊斯兰国家进行金融合作机制

应该对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方式、特点以及伊斯兰教义进行研究，我国应同国外伊斯兰国家加强合作，深入学习国外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模式，推动我国伊斯兰金融在国际市场上的良性发展。

（二）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

伊斯兰金融有其独有的特点，与现行的中国银行管理系统不能相溶。因此发展伊斯兰金融，必须在中央银行之外另设管理体制。在我国当今的传统银行体系中，银行的资金交易直接对应实体资产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穆斯林国家的投资商将会有所顾虑。

（五）培养专业人才，弥补我国伊斯兰金融人才缺口

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发展，首先需要人才的配备方面的完善。在此方面我国还需要加快步伐。只有拥有相当数量的熟知伊斯兰教义、深入了解伊斯兰金融模式以及产品的人才，伊斯兰金融在我国才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伊斯兰金融体系形成的市场基础与金融特性研究[J].金融观察，2009（6）.

[2]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08]

[3] 《香港报摘》--信报2008年8月18日（P03版）

[4] 谢少萍、石婵雪.伊斯兰金融：危机后扩大投资亚洲[J]，第一财经日报，2009.

[5]苏勇鹏.香港伊斯兰金融起步[J].金融实务，2008（3）.

[6]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布哈里辑录.康有玺译，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4月

8.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历程 篇八

1839年8月19日，路易·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标志着摄影术的正式诞生。1842年5月5日，德国的汉堡发生了一场大火，比欧乌和史特尔茨纳赶赴现场拍摄照片，后仅存一幅，这次拍摄被认为为世界上第一次新闻摄影活动和第一张新闻摄影照片。至此，世界新闻摄影拉开了序幕。

中国的新闻摄影则晚了半个多世纪，总体来看，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历程可以分为解放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

一、解放前阶段

1.摄影术的传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人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开设照相馆，摄影术传入，标志着中国摄影术的产生。1860年，意大利人F.A.比托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最早拍摄了英法侵略军攻占天津、北京的照片。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陆续拍摄了修复后的天津大沽炮台和在洋务运动中兴建的一些军工企业及其产品的照片。这是中国人拍摄的最早的新闻照片。1884年中法战争中,提督刘永福大败法军，广州《述报》曾于同年3月27日将“用西国映相法拍得刘提督小像”印成单张随报赠送。

2.新闻摄影术的早期阶段：1900年照相铜板制版技术传入中国，铜板照片影 像逼真，是报刊图片宣传的的一大革新。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出版《民报》，刊登革命先驱孙中山、邹容、秋瑾的肖像和时事照片。1906年中法“南昌教案”交涉过程中，北京《京话日报》曾在 3月29日发表南昌知县江召棠被法国传教士杀害后的遗体铜版照片，揭穿了法方推卸罪责的谎言。

3.新闻摄影中期阶段：辛亥革命成功后，以新闻为主要手段的画报、摄影周刊开始出现。1911年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李白贞出入战地拍摄照片, 从战争开始到停战议和，没有中断。所拍《革命军占领蛇山轰击衙署时之写真》、《瑞督逃匿之兵舰》等照片，具有较强的新闻性，被当时许多报刊转载。起义后，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报纸纷纷发表起义照片，宣传革命。仅同盟会在上海出版的《警报》，在不到4天时间内，就刊出有关革命军在武昌与清军作战的新闻照片10多幅。1912年创刊的《真相画报》为国内最早出现的画报。而1926年创刊的《良友画报》则创造了中国画报史上的一个高潮。这时期刊登的照片，主要为重大历史事件新闻和重要任务照片，新闻性强，图片更清晰。而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员，许多新闻工作者被迫害，新闻摄影事业停滞不前。

4.新闻摄影发展阶段：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星期，我国新闻摄影状况从根本上有所改变，有一批爱国人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出形象生动有很强纪实性的新闻照片，中国新闻摄影记者的大批出现是从 20 年代开始的。1926年前后, 北伐军总政治部开始设随军摄影员。同年，天主教人士马相伯主编的《天民报图画附刊》开始招聘“特约摄影记者”。1927年《时报》设照相室，并刊出署名“ 时报唐僧摄影”的照片，1928 年又聘请郎静山、蔡仁抱为“摄影记者”。例如《新华日报》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不时刊登新闻照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闻摄影有较大发展。许多报刊开始重视新闻照片的作用，画报以新闻照片为重要内容，报社也纷纷征聘摄影记者。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中国),北京《晨报》、《世界日报》先后出版图画周刊、特刊。《良友》、《时代画报》等大型画报都大量刊用新闻照片。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1919年五四运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等，各报都刊有大量新闻照片，起了唤起民众、鼓动革命的作用。当时, 拍摄这些新闻照片的，除各报社少数摄影记者外，还有许多是各地同情革命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和照相馆人员。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新闻摄影非常活跃，报刊上出现许多摄自抗日前线的反映抗战情景的新闻照片。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北京、上海各报也刊出许多有关这一运动的摄影报道，有些新闻照片还被一些刊物用作封面照。同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限于条件，只有很少的新闻照片记录实地情况。直到1936年美国记者E.斯诺进入陕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才通过新闻照片得到反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新闻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1937年 8月至11月间，上海先后有20种画报以新闻摄影反映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生动情景。许多画报刊载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前线，深入敌后，胜利作战的新闻照片,极大地鼓舞了民心。1938年,武汉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用缴获敌人的 140余幅照片出版16开本《日寇暴行录》，揭露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1938年1 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也刊登了不少鼓舞抗战的新闻照片。1942年 9月，美国新闻处出资在重庆创办《联合画报》周刊, 结合中国战场特点，用新闻摄影、文字与漫画, 宣传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介绍中国军队的抗战情况。

到全国解放时，中国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的摄影事业建立了一支近四百人的摄影战士队伍，这些摄影战士拍摄的照片时效性强，现场性强，主题突出，讲究构图和用光。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摄影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摸索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为建国后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二、建国后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新闻摄影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建国后中国新闻摄影相较于解放前有七大显著变化。

1.摄影记者队伍发展壮大: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办的一些画报，只有屈指可数的随军摄影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筹备建立新闻摄影局。1950年3月25日，新闻摄影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负责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机构，也是第一个肩负对内对外发稿的新闻摄影机构，编制有新闻摄影处、记者室、制作科、通联科、资料科，并编辑出版《人民画报》。1952年，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新闻宣传的需要，中央决定撤消新闻摄影局，把《人民画报》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把新闻摄影处、记者室等部门划归新华社，担任对内对外的发稿。1952年4月1日，新华社正式成立了新华社摄影部，仅摄影记者就有170人之多，分布在总社和全国、全世界的各个分社。新华社摄影部及全国各个分社的建立促进了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许多报刊社也相继从无到有地配置了摄影部（组、科）、图片组，在编采人员中增加了摄影记者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报刊业大发展，据1998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全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共出版报纸2053种，其中全国性报纸有211种，省级报纸824种，地市级报纸858种，县级报纸160种，全国发行期刊7999种。全国总共大约有摄影记者10200多人。正在发展壮大中的摄影记者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闻宣传中的一支生力军。

2.摄影装备今非昔比：战争年代，随军摄影记者使用的照相机很简陋，有一些是通过在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购买的，有一些是从敌方缴获的。正是这些简陋的摄影器材，为我们摄下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镜头。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以画报社随军摄影记者为主组成的开国大典摄影报道组，又用这些简陋的照相机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篇章。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量少而简陋的摄影器材早已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中报纸宣传的步伐。于是，老报社、新报社、画报社和新华社摄影部在增加摄影记者的同时，逐步添加摄影器材。开始时，有的是经过香港转口的德国造“蔡司”单镜头折合式相机、“禄莱”120相机和“徕卡”135相机，也有的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进口的“卓尔基”135相机。后来，有一些报社从日本进口了“卡侬”，就是现在的“佳能”。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又有一些报社和画报社从德国、日本进口了“哈苏”、“林哈夫”、“玛米亚”、“尼康”等相机。这时，我国照相机业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许多报刊社从上海、江西、北京等照相机厂购买了“海鸥”、“凤凰”、“东风”、“红旗”等国产相机。绝大多数报刊社、包括新华社、中新社已经更新了摄影器材，照相机从单纯的机械结构转向机械加电子装置，从手动操作发展到自动程序。现在，有许多摄影记者已经用上了数码相机，摄影装备的数字化时代正在向我们大步走来。数字化摄影装备极大地解放了摄影记者后期制作的繁重劳动，大大提高了新闻摄影报道的时效。

3.新闻摄影报道篇幅大大增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报纸很少使用新闻照片。翻开那时的《人民日报》，除重大节日外，平时很少见到新闻照片。到了50年代中后期，报纸上新闻照片才逐步多起来。《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月才刊登125幅照片，平均每块版刊登0.69幅，没有照片的版面有134块版，占总版面的74.4%。而5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张报纸，月刊登量已达到518幅，比1949年增长414.4%；平均每块版刊登1.73幅，比1949年增长250.7%；没有照片的版面比1949年下降了62.4%，没有照片的一版已经不存在了。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上刊登照片的常见尺寸是一栏、一栏半宽，而两栏、两栏半宽的照片就算是大照片了，并且在125幅照片中，还有许多是一英寸大小。可是现在，两栏半的照片还是小字辈，常见尺寸大多为三栏、四栏、五栏。从《人民日报》看全国，报纸在刊登新闻照片的量和尺寸上，变化是非常巨大的。4.初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新闻摄影理论：建国初期，由于对战争年代随军摄影记者深入生活、深入新闻现场，在观察中发现、选择、抓拍的优良传统没有及时进行总结，加上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刚刚起步，采访拍摄的实践尚处在摸索阶段，没有系统的新闻摄影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以落实，新闻界开始了改革。1981年，首都新闻学会组建了新闻摄影学术组。1983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学会的有识之士切实感悟到“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的重要意义。

5.涌现出大批优秀新闻摄影作品:1949年10月1日陈正青的《开国大典》，11月30日时盘棋的《重庆解放》，1950年5月的《解放舟山群岛》，9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951年齐观山的《斗地主》，1952年高亚雄的《上甘岭战役》，1954年林志常的《修筑康藏公路的军工们风餐露宿》，1955年钱嗣杰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话》，1956年侯波的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1957年梅村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时盘棋的《画家古元下放农村》，1958年吕厚民的《志愿军回国》、韩荣志的《志愿军与阿妈妮难舍难离》，1959年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试喷成功》，1964年6月孟庆彪的《毛泽东、刘少奇等检阅军事训练》，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8月吕相友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孟昭瑞的国庆节上《毛泽东与李宗仁》，1968年李振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表忠心”》、1972年杜修贤的《周恩来机场迎接尼克松》等等。这些作品是共和国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的骄傲。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新闻摄影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层出不穷。6.新闻摄影报道成绩卓著:1949年8月，中宣部就委托全国政协会议筹委会新闻处成立新闻摄影科。《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在一版刊登毛泽东等7张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大照片，二版刊登50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小照片；10月2日一版刊登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总司令阅兵和升国旗3张照片，二版刊登4张照片，四版刊登6张照片；10月3日四版《人民画刊》刊登12张照片；4日一版刊登4张照片，四版《人民画刊》刊登17张照片，大规模地、形象地报道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与之相关的重要活动，给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当时的新闻摄影局派出曹兴华、钱嗣杰、葛力群、袁苓、杨溥涛等组成的战地记者组，赴朝鲜前线采访。后来又有部队和新华社的韩荣志、吕厚民等摄影记者到朝鲜前线采访。他们为国内报刊发回大量的战地实况新闻照片，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弘扬了我志愿军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新闻报道中，内地各报刊、新华社、中新社相继派出精兵强将，组成多个临时报道组、报道团，其中摄影记者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许多摄影记者还带去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以前所未有的传输速度，把回归时刻的世纪经典瞬间和庄严、隆重的场面，在第一时间从现场传回国内各媒体，并通过网络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张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时降下英国国旗的“政权交接”的照片，已成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永久写照。在1998年伟大的抗洪斗争中，全国各报刊陆续派出许多摄影记者奔赴长江沿线和东北、内蒙古抗洪前线，以顽强的抗洪精神采访拍摄战斗在第一线的抗洪军民。各报刊不惜篇幅地突出运用摄影报道，像《工人日报》连续在一版刊登5个整版照片，其它报纸也编辑画刊、开辟专栏，或者在一版、要闻版大篇幅刊登抗洪照片，运用新闻摄影告诉人民抗洪前线的真实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可以说，取得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新闻摄影报道也有一份功劳。在1999年关于科索沃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摄影更显示出它特有的魅力。从战争序幕起，新华社就批准了驻德国的年轻女摄影记者黄文的请求，进入南联盟采访，后来，他们又增派了胡海昕，同时将刘宇派到阿尔巴尼亚在外围摄影采访。《人民日报》驻贝尔格莱德文字记者吕岩松，在完成文字报道任务的同时，也拍了许多照片。特别是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炸死我3位新闻记者后，吕岩松和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把侵略者的野蛮暴行统统拍摄下来，并及时传回国内。全国报纸以空前的速度和篇幅，大量、详尽地报道了这一严重事件以及全国、全世界的反映，尤其是刊登的大量现场新闻照片，以及《目击暴行棗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战地新闻摄影展览》，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侵略者的真面貌有了清醒、深刻、彻底的认识，激发了人民奋发向上的爱国热情。7.展望未来，竞争是新闻摄影发展的推进器: 新闻摄影是在与报纸文字报道、电视图像报道的无数次碰撞、竞争中发展自己的。其中电视对新闻摄影的冲击最大。中国电视新闻自6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新闻摄影产生影响，70年代造成威胁，到了80年代中后期，电视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普及，电视新闻直接冲击着新闻摄影。全国新闻摄影界在感受到这种强大冲击的同时，扬长避短，知难而进，拍摄出大批的优秀新闻摄影作品，为新闻宣传增添了光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90年代以来出现的网络媒体，使全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研究人员在振奋的同时，也感到了不安。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网络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它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以及它的实时性、参与性、交互性等特点，对传统媒体造成新一轮的、更为强大的冲击。新世纪即将到来，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会愈演愈烈。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竞争是一种刺激，是一种机遇，是一种催化剂。面对这种强大的冲击和竞争，新闻摄影工作者应加紧学习，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的学养和综合素质，把激烈的竞争当做功率强大的推进器，在竞争中求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