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精选9篇）

1.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篇一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行动动机在道德评价和道德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为仁由己”，强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荣辱观上。今天重温传统荣辱观的有关思想，对于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卓有成效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以为上”的荣辱观

“荣”和“辱”本身是指道德行动主体内心的一种心理状态。“荣”是情感上的一种满足感，“辱”是道德行动主体的羞耻之心，它们构成行动主体的行动动机。中国传统哲学荣辱观（这里主要谈的是儒家的荣辱观）强调的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当荣之事为荣，以当辱（耻）之事为辱（耻）。在儒家看来，当荣之“荣”是指履行道德责任或义务所应有的满足感；当辱之“辱”则是指做了违反道义之事之后所应产生的羞恶感。这里所讲的“满足感”和“羞恶感”，实际上就是道德行动主体内心的某种道德动机或影响实际动机的动机。因此，儒家的荣辱观主要是关于道德动机的学说。

儒家的荣辱观强调“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其“义”不仅是指道德原则，更强调这些原则要转化为行动主体的道德动机，认为只要行动主体有了正确的道德动机，就会有正确的行为。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志于仁”就是以行动主体的意志来确立“仁”的动机，一旦有了这个动机，在具体的行为中就可以趋当荣之荣，避当辱之辱。所以，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有了恰当的道德动机，知荣辱，则很难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甚至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强调行动者的动机（即“惟义”），而不是行动后果，是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孟子集注》卷十三）因此，儒家的道德学说特别强调培养正确的道德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

荣辱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传统的荣辱观把修身主要看成是一种培养正确道德动机的过程。“修身”一方面要反省内求，反省内求首先要“知耻”。孔子认为有道德的人应“行己有耻”，即要有羞耻心。孟子认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陆九渊则认为“明耻”和“知荣”是相辅相成的，知荣才能明耻，只有知耻，才能自觉趋荣避辱。另一方面，“修身”需要践行，通过践行来巩固道德信念，包括正确的荣辱观念。荀子曰：“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荀子·修身》）荀子主张把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和日常修身处世原则结合起来，把知荣辱视为修身之本。在修身的过程中，儒家还强调道德行动主体的意志力在形成荣辱观乃至道德行为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儒家强调修身为本，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每个个体如果能够做到“行己有耻”，家庭就会和睦，天下就会太平。儒家强调道德动机的修炼，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往往过于强调道德行动主体的“为仁由己”，而忽视了社会体制和国家治理状况对人们道德观和荣辱观的影响。

正确荣辱观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儒家认为荣辱观，或者说道德观的产生来源于人之本性。人们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即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即指人人具有相近的本质（性），因而具有知荣明耻，实现理想人格的可能。但能否达到主要靠人们后天的习俗，不同的习俗会有不同的结果，即“习相远”之意。孟子进一步将孔子的“性相近”引申为“性本善”。他认为人之本性所以相近在于凡人均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人人具有，扩而充之便成四德，即仁义礼智，正确荣辱观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由此，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为尧舜”的著名命题。

但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把道德观、荣辱观建立在人性乃至“天命”的基础上，忽视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荣辱观的影响，虽然他们有时也看到了这种影响。如孔子主张，使民先富之，再教之。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看到了“恒心”（长久不变之意志或道德观念）和“恒产”（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但他又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如此，至少对真正的道德之士来说，“恒产”并非“恒心”之必要条件。因此，总体上，儒家更强调道德行动主体内部不依赖外部环境的意志力对形成道德动机的作用。所以，儒家强调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路之饿人耻受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法家主张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他们看来，荣辱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战国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把荣辱观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联系起来。这一命题突破了儒家的人性论和“天命观”，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荣辱观产生的前提问题。

传统荣辱观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荣辱观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培养了许多志士仁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的荣辱观，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或合理性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强调形成正确的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是西方学者极力想证明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论证的结果表明，无论对道德的合理性的证明如何充分，这种证明只对有基本道德感（即仁爱之心和正义感）或具有基本的道德动机的人起作用，能够使这些具有基本道德感的人形成实际行动的道德动机，即打动这些人；但对缺少起码的道德感，缺少起码的羞耻之心的人来说，这种论证就好比“对牛弹琴”，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毫无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道德不过是基本的道德感（如仁爱之心）的显现罢了。传统的荣辱观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建立在道德主体自觉愿望的基础上，出于外部的强制性因素而不得不为的行为，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所以，儒家有“慎独”之说。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强调培养良好动机的重要性。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正是要将那不善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传统哲学对善恶分辨的具体标准以及善恶观念产生的条件的论述是有缺陷或不充分的，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性重建，才能更加彰显其价值和意义。

重温传统荣辱观对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进行道德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当今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缺少正确的荣辱观，缺乏正确的道德动机，常常以耻为荣。因此，我们今天重温传统荣辱观，明义利、理欲之辨，贵德重义，对于端正我们的价值取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都有着积极意义。

2.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篇二

一、牡丹的观赏价值

牡丹的花、枝、叶和整棵植株都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能够给人带来美好享受。古往今来, 人们不惜用最美好的语言描绘牡丹, 以表达崇尚向往之情。从观赏牡丹的感受而言, 受社会经济及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 人们对牡丹的审美体验及相关文化意蕴也会有所不同。自唐代以来, 文人学士观赏牡丹, 情不自禁地创作出大量吟咏牡丹的诗词歌赋, 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牡丹的观赏价值及审美意蕴。

就基本的观赏价值来说, 牡丹花型大气, 花色娇艳, 花香馥郁, 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其花色有白色、红色、粉色、黄色、紫色、蓝色、绿色、黑色和复色九个色系;花型有单瓣型、荷花型、蔷薇型、楼子台阁型等十个类型, 一千多个品种[1]。例如, 奇特的“二乔”牡丹, 同一朵花上有紫红、粉色两种色彩, 好似兼有三国时美女姐妹“二乔”的风姿。其次, 牡丹是木本植物, 枝干色深质硬、顿挫有致, 与其他草本花卉相比, 颇为独特。有一种焦骨牡丹还被人们赋予傲骨铮铮的寓意。传说长安宫中曾有牡丹不听武则天连夜开放的命令, 遂被驱逐至洛阳邙山, 并放火烧掉。不想第二年牡丹于灰烬中傲然重生, 枝干像被火烧过一般, 于是被称为焦骨牡丹。另外, 牡丹叶子多数为二回三出羽状复叶, 叶形秀美婀娜, 颜色以绿色和黄绿色为主, 与娇艳的牡丹花相映衬, 别有情趣。中唐宰相、诗人舒元舆《牡丹赋》曾评价:“我按花品, 此花第一。脱落群类, 独当春日。其大盈尺, 其香满室。叶如翠羽, 拥抱栉比。蕊如金屑, 妆饰淑质。玫瑰羞死, 芍药自失。夭桃敛迹, 秾李惭出。”[2]

唐代“世人皆爱牡丹”, 它雍容华贵的气质与盛唐气象不谋而合。但唐人偏爱紫色、浅红色及深红色的牡丹, 一般不大喜欢白牡丹。李白的“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诗句用红牡丹来比喻杨贵妃。白居易的《买花》诗就有“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的描述, 可见深色花是当时的潮流。卢纶的诗《裴给事宅白牡丹》说道:“长安豪贵惜春残, 争赏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 无人起就月中看。”描绘了紫牡丹受人追捧, 而白牡丹却遭到冷遇的情景。或许是因为在唐朝, 官职高的人穿紫色衣, 次之穿红色衣, 到了平民百姓便只能穿白色衣的缘故, 唐人认为深色牡丹更有富贵吉祥的寓意。

宋代牡丹园艺技术精湛, 牡丹新品迭出, 人们的牡丹审美要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牡丹唐以来只有单叶者, 本朝洛阳始出多叶千叶, 遂为花中第一”[3]。从文献记载的宋代牡丹品种看, 重瓣花最多, 半重瓣次之, 单瓣花最少, 似乎宋人赏花重型大于重色。同时, 宋人对于培育牡丹新品、名品有着执著的追求。欧阳修“洛阳地脉花最宜, 牡丹尤为天下奇”, “四十年间花百变, 最后最好潜溪绯”是他历年尽赏洛阳花的经验之谈;邵雍“四色变而成百色, 百般颜色百般香”;杨万里“涂改欧家记文著, 此花未出说姚黄”;陆游“常记彭州送牡丹, 祥云径尺照金盘”, 这些诗词均透露出宋代人更关注牡丹名品, 期望获得更深刻的审美体验, 其实这也是牡丹文化发展的反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宋代外敌入侵, 国运多舛, 宋室南渡之后, 人们常用中原牡丹来表达思念故国和收复失地的情怀, 即牡丹被赋予国家及家园的象征意义[4]。陈与义是两宋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牡丹》诗曰:“一自胡尘入汉关, 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 独立东风看牡丹。”大意是, 自从金兵占据了洛阳, 国破家亡, 逃亡江南十多年, 再也没回过故乡。我这个龙钟老人, 只能孤独地站在春风里, 望着青墩溪畔的牡丹花, 思念远方的故乡洛阳。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赏小园牡丹有感》:“洛阳牡丹面径尺, 鄜畤牡丹高丈余。世间尤物有如此, 恨我总角东吴居。”借北方故土洛阳、关中的牡丹, 倾诉了强烈的报国雪耻情感。南宋诗人刘克庄也在《昭君怨·牡丹》词中写道:“君莫说中州, 怕花愁。”借花愁表达了回归故土的真情。

二、牡丹的药用价值

长期以来, 人们关注的多是牡丹的观赏价值。实际上, 牡丹除了好看之外, 还具有药用及保健功能。牡丹最早便是因其药用价值而引人关注并被载于本草书中。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牡丹初不载文字, 惟以药载‘本草’。”[5]牡丹的主要入药部分是根皮, 被称为“丹皮”。除此之外, 牡丹花瓣、牡丹籽、牡丹花粉均可入药, 制成的酒、茶、籽油等产品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或保健功能。

有关牡丹的最早药物学记载是考古出土的一枚东汉医简, 上面有用牡丹治疗“血瘀病”的处方[6]。隋唐之前, 牡丹最重要的价值一直是药用。自隋唐开始, 牡丹被广泛栽培, 人们痴迷于牡丹的观赏, 但也没有忽视其药用功效。例如, 唐代“药王”孙思邈便曾记述:“牡丹皮汤治崩中血盛并服三剂即瘥。”[7]历代医药学家认为, 牡丹对于女性妇产保健有很好的疗效。“牡丹散治妇人月水不利, 脐腹疼痛, 不欲饮食”[8], “若产讫, 忽觉心中昏闷或眼花, 如在舟车中, 即是血晕, 急须服牡丹饮子黑神散”[9]。此外,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我们可以找到牡丹治疗多种疾病的药方。例如, 治疗伤损淤血, 用牡丹皮二两、虻虫二十一个 (熬过) , 一起捣碎, 每日晨间服一汤匙;治疗疝气, 则用牡丹皮、防风, 等分为粉末, 每服药二钱, 用温酒送下等。牡丹还可以用作植物香料的制作。《陈氏香谱》中记载一种“牡丹衣香”, 用“丁香、牡丹皮、甘松各一两, 龙脑麝香各一钱”制成, 贴身佩戴可以使身体香如牡丹[10]。再如梅花香, 用丁香、藿香、檀香、牡丹皮等香料制成粉末状, 因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而“尤宜佩带”。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 牡丹根皮的主要药用成分为牡丹酚, 具有抗菌作用, 通常用于清肝火和凉血散瘀[6]。我们熟知的六味地黄丸, 其中一味便是“丹皮”;除了丹皮之外, 以牡丹花瓣制成的牡丹酒、牡丹茶不仅赏心悦目, 更有促进血液循环, 美容养颜的功效;牡丹籽油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和黄酮, 对降低人体胆固醇含量有明显功效, 也可用于美容保健[1]。由于牡丹种子、花、根等部位都有较高重要的药用及食疗价值, 因此今天安徽铜陵、山东菏泽、重庆垫江等地已纷纷建立起药用牡丹栽培基地和研发中心, 以现代科技手段深入发掘牡丹的药用价值。

三、牡丹的食用价值

牡丹不仅在盛开时风姿绰约, 制作成花馔也依旧秀色可餐。牡丹的食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以牡丹花为原料制作的饭食, 古代称之为牡丹花馔。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记载:“牡丹新落瓣亦可煎食蜜浸。”[11]历史上已有以牡丹花为配料制作的食品, 而古今比较出名的当属牡丹饼和牡丹花茶。

牡丹饼。据《隋唐佳话录》载, 武则天曾令宫中以牡丹花等各种鲜花为原料, 和米捣碎, 蒸制成牡丹糕 (又称百花糕) , 赏赐群臣。南宋吴自枚的《梦粱录》介绍, 北宋南迁杭州后, 河洛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传至苏杭, “市食点心四时皆有”, 其中便有“金银炙焦牡丹饼”[12]。当时在苏杭地区百余种糕点中, 牡丹饼赫然排在第二位, 生动体现了牡丹花饼风靡一时的盛况[13]。现代的牡丹饼经过改良, 风味香醇美好。它以豆类为主料, 配以牡丹花瓣, 使豆香花香相融合, 风味浓郁醇厚。如今在洛阳, 牡丹饼不仅是一种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糕点, 而且是游客乐于购买的旅游美食。

牡丹花茶。古人很早已用牡丹花泡茶饮用。据明代薛凤翔《亳州牡丹史》记载, 亳州人喜用牡丹芽制作茗茶, “其春时剪芽虽多不弃沃, 以清泉驱苦气, 曝干渝茗, 清远特甚”[14]。需要说明的是, 牡丹花色品种不同, 牡丹花茶的风味及功效就有差别。红色系、粉红色系和白色系牡丹尤宜制作花茶, 冲泡的茶水色泽清透明亮;单瓣牡丹花茶在浸泡后, 花朵可完全展开, 观赏效果良好。除了视觉差异之外, 牡丹的品种、花色还影响花茶的保健功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总结:“牡丹惟取红白单瓣者入药, 其千叶异品皆人巧所致, 气味不纯不可用”, “赤花者利, 白花者补。”[15]现代科学实验也证实, 不同品种牡丹花水浸提液的黄酮、多酚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含量有较大差异, 因此保健功效会有所不同[16]。

其他牡丹食品。除了有传统意味的牡丹饼和牡丹花茶之外, 现代人还创造出牡丹的其他加工利用方式。如利用牡丹花瓣制作的牡丹花糕点, 牡丹花粉保健面条, 牡丹花汁饮料等;利用牡丹根皮即丹皮所研制的牡丹保健饮品、药膳等。牡丹制作的菜肴也出现在饭店餐桌上。在洛阳、菏泽等牡丹名城, 一些饭店甚至推出“牡丹宴”来迎合当地久负盛名的牡丹文化, 为游客在“赏牡丹”之外提供了“食牡丹”的文化体验。

四、牡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牡丹国色天香, 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早已超越一种花卉植物的存在, 形成了以人为本, 以牡丹为元素的文化体系[17]。传统牡丹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如牡丹文学, 牡丹园艺, 牡丹民俗民艺等, 是当今牡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然而牡丹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 它不能固封于静止的时空中, 反之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进行创新与重构, 以便适应新的社会需求[18]。因此, 利用牡丹元素及其精神内核, 发展相关文化创意产业,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牡丹文化传承的基础

流传至今的牡丹文学、牡丹园艺、牡丹民俗民艺等牡丹文化表现形式, 是我们传扬牡丹历史文化的基础。

牡丹文学。国人痴迷牡丹, 为表达其观赏感受, 创作了大量吟咏牡丹的诗词歌赋。例如在唐代, 《全唐诗》中有咏牡丹诗180余首, 唐代笔记小说也大量记载了与牡丹有关的轶事传说、民间风俗;到了宋代, 虽然文人更欣赏梅荷兰菊的品格, 不过在两万余首的《全宋词》中, 咏牡丹词占到了158首[19], 欧阳修、苏轼、陆游等大文学家都有赞美牡丹的诗歌, 而且欣赏很用心, 描绘更具体。这些牡丹诗文是我们了解古代牡丹文化及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素材。

牡丹园艺。人们在牡丹千余年的栽培过程中, 总结如分株移植、嫁接、种子繁殖等栽种方法和药物雍培、杀虫防冻、暖室薰花等养护技巧。园艺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花色品种的增多, 诸如姚黄、魏紫、欧家碧等优良品种流传至今。牡丹栽培的普及促生了众多牡丹名园, 如唐代皇家宫苑华清宫, 慈恩寺等寺庙园林;宋代天王院花园子, 归仁园等二十余处[20]。文人学士对牡丹品种、栽培经验、风俗等进行主动总结, 出现了如《洛阳牡丹记》、《天彭牡丹谱》、《亳州牡丹史》等多种牡丹专著谱录, 其中一些技术至今仍在牡丹花卉产业中被借鉴利用。

牡丹民俗民艺。如牡丹花鸟画、牡丹纹饰、牡丹雕刻、牡丹刺绣、牡丹节庆等, 也都是牡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时长安有“斗花”的习俗, “长安仕女, 春时斗花, 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21]。现在, 河南洛阳等地汉族依然有牡丹插花、佩花的传统[22]。其他地区习俗如甘肃临夏回族人的牡丹“花儿”会, 甘肃陇西浪山朝山观牡丹风俗, 安徽巢湖银屏山的朝山拜牡丹等。到了现代, 以河南洛阳、山东菏泽为代表的牡丹名城每年举办牡丹花会、牡丹旅游节, 全国各地很多牡丹文化习俗也开始受到重视。

(二) 牡丹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

作为当前文化发展的新潮流, 文化创意产业为现代牡丹文化的构建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在于产品文化内涵、艺术特色、功能等方面具有创造性, 能够唤起人们的心理情感。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深刻文化内涵, 恰恰为文创产业提供了创造所需的基础素材[18]。文化创意产业在牡丹文化创新领域已受到广泛关注, 如2014年的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便将创意产业科技博览会作为十项主体活动之一。

前已述及, 牡丹拥有极高的观赏、医药、食用价值, 在当代主要被用于牡丹旅游节庆的开展、牡丹研发深加工等领域。例如洛阳, 自宋代起便奠定了“牡丹甲天下”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从1983年开始举办牡丹花会, 延续了数千年春时赏花的习俗, 打造了旅游品牌和城市名片, 并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牡丹深加工领域, 菏泽、重庆等地均成立牡丹研究所, 牡丹花粉、花瓣、牡丹籽油被应用于酒类、焙烤食品、饮料和保健品的研发中。这些牡丹历史文化的创新利用, 不仅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而且实现了传统牡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牡丹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 需要充分挖掘地域传统文化。全球化时代, 地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具有极强的吸引力[23]。以洛阳为例, 地域文化历史悠久, 包含河洛文化、牡丹文化、石窟文化、三彩文化等。将这些地域文化融入文创设计, 牡丹瓷便是其中翘楚。洛阳工艺美术大师李学武经过多年研究, 巧妙贯通牡丹文化与三彩瓷器文化, 以瓷器为介质做出牡丹的形态[24]。花叶薄如蝉翼, 轻薄而透亮, 既体现了牡丹的华贵典雅, 又兼备瓷器的古朴温润。2013年底, 牡丹瓷还被外交部选定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

除了继承传统地域文化的内核外, 牡丹文创产品还要具有现代性的特点, 符合当代社会的功能需求。例如, 全球顶级时尚品牌阿玛尼推出了以牡丹为灵感的香水“苏州?牡丹Pivoine Suzhou”, 可谓是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之典范。一方面, 它将中国牡丹、苏州古典园林的文化意象吸收概括, 另一方面, 切合了现代人对于奢侈品香水的需求, 既雅致独特, 又具有实用功效。由此, 苏州牡丹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关注, 牡丹文化进一步得到了传承与创新。

总之, 文化创意产业为牡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当代牡丹文化重构的过程中, 以牡丹文化为素材, 以创意产品为形式, 可以继承传统文化的内核, 并注入现代化的功能范式, 进一步实现牡丹传统价值与文化的融合与升华。

五、结语

3.诚信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篇三

[关键词] 文化；诚信；演变；价值

“诚信”一词，古时原为两个单音节词“诚”和“信”。“信”与“仁、义、礼、智”并称为“五常”，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信”的本义是指人说话要诚实可信，许慎《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1]（P52） “信”的含义包括诚实、言行一致，以及信用、信誉、信任等内涵。“信”与“诚”虽为两个单音节词，然二者可以互训，本义相通。《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1]（P52）随着语言的发展，后来“信”与“诚”组成了一个双音节词“诚信”，其核心思想是“诚实守信”，其基本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真诚信实、践诺守信、恪尽职守。“诚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自古就受到先民的重视。千百年来，诚信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被视为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且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深层道德意识，成为中国人立身兴邦之本。

一、《周易》说“诚信”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标准，在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周易》中就有过较为全面的阐述。

《周易》六十四卦中设有“中孚”卦，《杂卦》云：“中孚，信也”，[2]（P211）孔颖达注疏：“信发于中谓之中孚”，是阐述诚信的专卦；“孚”字在《易经》中凡四十余见，一般均作“心怀诚信”解[3] （P496）。《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2]（159）说的是祭祀神灵要心诚。《比》卦初六云：“有孚比之，无咎。”[2]（P149）交朋友要讲诚信。《小畜》卦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2]（P150）诚信既可富己又可富人。《家人》卦上九：“有孚威如，终吉。”[2]（P173）治家不可缺少诚信与威严。《睽》卦九四：“交孚，厉无咎。”[2]（P173）互相讲诚信即可转危为安。《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2]（P150）诚信可以免灾。《随》卦九五：“孚于嘉，吉。”

[2]（P157）诚信可获嘉美之吉。凡此等等，充分反映了《周易》的诚信观。

诚信，是《周易》的重要人文观之一。《中孚》九五爻辞：“有孚挛如，无咎”，[2]（P192）说明如果人有诚信，并且连续不断地讲求诚信，就没有灾祸。诚信在《周易》的义理中既是做人的底线，又是做人的极高境界，它可分为递进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行险而不失其信”，[2]（P166）这是做人的最底线，人可以行险，可以稍稍偏离人的轨道，但是不能失去诚信。第二个层次为“有其信者必行之”，[2]（P210）做人必须遵守诺言，讲求信用，有诺必践。第三个层次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2]（P211）将诚信作为“进德”、“修业”的基础，赋予诚信以崇高的道德意义。第四个层次，即诚信的最高层次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默然中成就一切，不用言语而致诚信，使之依存于德行之中，这里已把诚信与道德融一体。[2]（P200）

二、诸子论“诚信”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时期，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尽管诸子百家观点各异，但在“信”的看法上基本是一致的。诸子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信”的重要性，都把它视作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同时，把“诚”看作“信”的基础，把“信”看作“诚”的表现，进而把是否“诚信”看作评价人、区分人的重要标准。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诚信”，把它作为自己教育学生的四个科目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4]（P104）他认为“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P61）在《论语》中他多次强调“主忠信”，他认为“诚信”是成就君子的必要条件。“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所以，他主张选拔举荐人才时，首先要把“诚信”作为条件之一。[4]（P178）同时，孔子还认为，“诚信”乃为政三大法宝之一，子贡问政，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4]（P144）这里，孔子将取信于民看作政治最重要的前提，他甚至认为，如果实在要去掉两种的话，则宁可去掉前两者，而保留“信”。

儒家亚圣孟子也十分重视“诚信”，他特别强调其道德内涵。他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4]（P393）。将自身拥有善称为“诚信”。孟子进而认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思诚者，人之道也。”[4]（P300）同时，孟子将人言为信、以言语取信于人上升到诚身明善，只有以诚待人，才能取信于人。荀子则认为诚信是君子修养心性的前提：“君子养心，莫善于诚。”[5]（P46）心怀诚意，则万物不能侵害：“致诚则无它事矣！”[5]（P46）反之，如果心无诚意，言而无信，则任凭你是天王老子也将寸步难行：“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5]（P48） 所以，荀子认为，诚信是立身兴邦之根本：“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5]（P48）

主张无为而治、逍遥物外的道家学派对“诚信”也有诸多论说。老子认为社会上诚信不足，所以才有不讲信用的：“信不足，有不信焉！”[6]（P67）而轻易承诺别人的，就必然少有讲信用的：“轻诺必寡信。”[6]（P243）庄子则认为：“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 [7]（P454-455）

法家代表韩非子则强调诚信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8]（P304）另一位法家人物商鞅则认为诚信是治国方略之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9]（P110）墨家代表墨子则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10]（P10）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主张不同，观点各异，在诸多问题上流派之间相互攻讦，互相诘难，却在“诚信”这一问题上异口同声，观点一致，这也充分说明了古人对诚信的重视。

三、诚信文化的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文化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孟子的“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上“信”，将之称为“五常”，从此“信”成为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

唐代的魏征对“诚信”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上疏李世民，较为详细地阐发了他关于“诚信”的思想：“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11]（P2555）魏征奏疏的核心是认为诚信是维系国家生存的关键，他的思想对李世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世民不仅接受了魏征等思想家的诚信观，更重要的是，他能把诚信思想落实到治理国家的诸多方面，对初唐时期形成和谐诚信的人际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对现在依然有借鉴意义。唐太宗李世民“以大信行于天下”的故事，曾被《资治通鉴》等历史文本记载。

宋明理学非常重视“诚信”的道德观念。周敦颐把“诚信”提到相当的高度加以阐述，他认为：“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12]（P32）程颐、程颢则对“忠信”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圣人言忠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13]（P61）理学大家朱熹也说：“信则，言之实也。”他还强调：“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14]（P503）

近代社会，国家积贫积弱，多灾多难，传统文化遭到了诸多质疑甚至摒弃，但“诚信”依然受到很多思想家的肯定，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比如，资产阶级思想家陈天华，提出资产阶级在商业活动中要“诚实无欺，人人信得过”。孙中山赋予传统道德新的内涵，提出新的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谈到“信”，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15]（P54）他的言语间，体现出对“诚信”的肯定与赞美。

“诚信”在当代则进一步赋予“信仰”的含义，这是“诚信”的最高层次。革命年代，无数先烈为了人民解放、国家独立、祖国富强的崇高信仰，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献身，以“大信”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篇章。而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下，“诚信”被作为市场的“通行证”和“基石”，没有诚信的市场绝对支撑不起繁荣的经济。

四、诚信文化的当代价值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华儿女精神品格的锻造，已融汇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之一，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今社会，弘扬诚信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诚信是强国之基。放眼全局，真诚交往，诚信外交，就会得道多助，反之则会失道寡助，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当代国家领导人深得其中三昧。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并非把目光仅仅放在我们本国利益上，而是为了带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实现共赢，因而受到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也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如潮。对于政府而言，则要真心实意地对待百姓，体恤民情，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实事。政府守信、公信，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否则，就会民怨载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城管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诚信之重要性，所以我国各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建设“诚信政府”的“组合拳”，如浙江省率先推出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等。随着“诚信政府”建设力度的加大，政府公信力在逐步提升，执政基础不断巩固。

对于行业、企业来说，诚信是兴业之根。只有真正树立消费者是上帝的观念，严把产品的质量关，做到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永葆企业行业长盛不衰。否则，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以次充好，假冒、坑蒙、欺诈无所不用，到头来害人害己，不仅断送了企业，而且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众所周知的“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等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近年来，针对经济领域“失信”现象日趋严重的状况，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对失信企业通过黑名单、曝光台等措施予以了严惩。总体看，市场的信用“秩序”在逐步架构，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日益成为市场主体自觉。

对于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只有对国家忠诚，对别人真诚，有诺必践，言而有信，做到诚实做人，诚信办事，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堪委以大任。否则，信口雌黄，自欺欺人，瞒天过海，乃至恬不知耻，炫富炫官，招摇撞骗，必将受到人们的唾弃。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继承并弘扬中华诚信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到政府取信于民，企业诚信经营，人人坚守诚信，就能扭转诚信缺失的社会颓势，建立一个诚信和谐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陈戍国.《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91.

[3]李光地.《周易折中》，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4]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5]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6]辛战军.《老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孙贻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14]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孙中山.《三民主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论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篇四

摘要:儒家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庞大的体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有透彻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道德思想是不可缺席的,它将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危机的缓解及新道德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机;当代价值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岀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

1·关于人与自我的道德内容

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

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

作为儒家经典的精髓《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最好的说明。

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

认为一个人,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的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

虽然说儒家这种主体的道德修养,最终是为了使个人服从社会的需要,但儒家这种注重人的自我观照,自我修养、自我实践的道德原则,没准会成为治疗现代人精神与道德迷失的一剂良药。

2·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内容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家族社会所孕育出来,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派别。该派思想家们一开始就跳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对立思考,而把群体的和谐作为他们理论的目标和出发点。他们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

不难看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轻自己而重他人,轻个人而重群体,反分离而重和谐的,表现出很明显的利他性、群体性和和谐型,这种对群体与和谐的强调甚至要求牺牲个人利益,这也是儒家道德思想近代以来屡遭诟病的原因。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视其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

3·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旧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孔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这便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

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二、现代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遑论这种看法够不够科学,但至少也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冒伪劣商品出产地。每次官民冲突、每座楼房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而且,整个社会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群xx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要为这种道德亏空付出代价的时期,如果继续忽视道德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正在为道德与信仰的沦丧埋单。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环境与能源问题、跨境有毒物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局部武装冲突等,都在观照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折射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如今其缺陷越来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中国,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们又急于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尽管短期之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问题等等,无不促使我们对现代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一些学者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也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

三、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启发

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道德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积极思考儒家文化的价值。我们已不能再简单的认为现代性的就是西方的,虽然说儒家道德思想中有些因素障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是值得我们吸收进现代道德建设之中的,也可以为解决现代性的道德难题提供一些思路。

首先,儒家德育思想中有丰富的修身养性内容,如果引入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将对在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孤独和无意义感的泛滥起到改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逆转,人的价值立足点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的“自然天性”。没有了固定、永恒、神圣的东西,剩下的只有眼前、当下、瞬间。人的生命表现出炫丽而孤独,匆忙而无意义的状态。儒家德育思想提倡的对超越型人格的追求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内容。正好可以促使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审视自我,修养性情,寻求人生真正意义与价值。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具有重他人、重群体的特性。若能发挥得当,将可能为纠正极端个人主义的偏颇,成就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个人主义”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现代性的反省中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因为“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个人’只是社会的产品,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

当然,现代性也不得不承认个人的一些关系,尤其是与其父母的关系的重要性。但她只把这些关系当作例外看待。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应当说,个人主义的兴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却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再顾忌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仅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而且也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紧张。而儒家以“仁”为中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体系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若能贯彻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去,则对于弥补个人主义的缺陷即使不是全面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引入到当前的德育思想中去。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被我们当做绊脚石丢掉。人们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越来越迷失,越来越重利益而轻价值,重利润而轻诚信。“毒奶粉”、“假疫苗”、“楼歪歪”,暴力拆迁等,无不折射出人们价值理想的失落和诚信的缺失。

面对这种状况,积极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显得尤其必要。

结论

儒家道德思想对于当前道德建设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贯彻。

在未遭遇现实的情况之下,理论总是完美的。但一些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再加上现实条件的消极作用,我们很难短期内把人们的功利思想、实用思想等撇清,然后再把“仁”、“义”、“礼”、“智”、“信”等一股脑植入到人的思维中。

5.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篇五

试论儒家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道德修养理论具有以人性论的观点为其思想基础,以“慎独”为其基本的修养方法,以达到德性与德行一致的中庸的处世态度为最高的人生境界等方面的独特风格.儒家修养理论在当代对于人们律己修身,培养个人的道德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引导人们追求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确立崇高的理想人格和价值目标等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当代价值.

作 者：丁晓艳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1刊 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414(4)分类号：B20关键词：儒家 修养理论 慎独 当代价值

6.论儒家的爱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篇六

论儒家的爱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它哺育了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支撑了人类科技、经济、社会事业一步又一步的发展.人类理应善良地回报地球的`博大恩泽.然而,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从贪婪中醒悟过来.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从西欧北美一隅向全球范围扩展,现今在全新的资讯系统基础上取得长足发展.

作 者：郑淑芬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刊 名：江南论坛英文刊名：JIANGNAN FORUM年，卷(期)：2002“”(7)分类号：B2关键词：

7.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篇七

关键词：论语,孝,思想内涵,当代价值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书中详细记录儒家所提倡的传统道德观点, 全书围绕“仁”的思想展开, 涉及到政治、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可称为“诸经之慧眼”。在《论语》一书所涉及的儒家思想中, “孝”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谓这种中华传统美德最确切最丰富的诠释, 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论语》之“孝”的内涵

《论语》一书中, 有关“孝”的内容一共出现了26处, 分布于“学而”等11个篇章中, 其中有14处直接出现“孝”字, 其余12处是未见“孝”字而与“孝”有关, 下以表格示之:

由表格可以看出, 有关“孝”的内容在《论语》中占有一定的篇幅。经笔者分析, 《论语》之“孝”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关于“孝”的词汇意义,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孝, 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从子, 子承老也”[1]。这就告诉我们, “孝”在伦理方面的一般意义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奉养, 而别无他意[2]。而在《论语》中, “孝”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既是成己之方, 对个人行为有一定的要求, 涉及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奉养, 同时对于君主来说又是为政之道和治国之策, 表现出一种由个人到天下的道德修养进程。笔者现将《论语》中有关“孝”的内容分为两组, 以此为《论语》中“孝”之思想内涵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这两组中, 一组内容有关个人修养与行为19处, 另一组则有关为政治国之策7处。 (具体附录于文后)

《论语》之“孝”更注重个人的修养与行为这一方面, 而涉及为政治国之策这一方面较少。当然两组也有重合之处, 意义并不是彻底分离的, 如“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3]中的“慎终追远”既有关个人修养行为又有关为政治国之策, 君主与一般的士人一样, 也是个体, 也要注重有关“孝”的个人行为修养, 进而才可以推之天下。

我们且来分析两组内容之要义。首先, 在与“孝”有关的个人修养与行为的内容中, 将“孝”看作是个人的道德标准之一, 并且提及了不少与“孝”相关的具体行为准则, 从理论到实践要求个人注重“孝”这一重要美德。从这一部分的内容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论语》之“孝”对于个人修养与行为的要求:

一是理论上理解何为“孝”及“孝”对于个人良好道德修养形成的重要性。这一方面, 点出了“孝”与“仁”的关系, 言“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篇第2页) 而“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这样就彰显了“孝”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性, 正如另一部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中所言:“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4]

二是行为上要求敬爱奉养父母。具体如物质奉养, 这是孝道的基本, 但也是最浅的一层, 故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为政篇第14页) 又曰:“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 先生馔, 曾是以为孝乎?” (为政篇第15页) ;又如情感慰藉, 这是高于物质层面的行孝之道, 是在精神方面给父母以关怀, 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修养, 有言“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里仁篇第40页) “父母唯其疾之忧” (为政篇第14页) ;再如怀念父母之恩, 奉之以礼, 如书中所言“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为政篇第13页)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 (里仁篇第40页) “士见危致命, 见得思义, 祭思敬, 丧思哀, 其可已矣。” (子张篇第199页) 礼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 儒家还有一本专门阐释“礼”的经典———《礼记》, 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经过礼, 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 而“孝”作为“仁”之本, 自然要受到礼的规范, “礼”是行孝的准则和方式, 在日常生活、父母之生日及丧祭时都要注意, 严守礼节, 则达于“仁”可期也;再如无改父道, 言“父在, 观其志;父没, 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学而篇第7页) , 但从义不从父, 父母有错时, 要及时纠正之, 但不能使其怨怒, 也不能对其怨怒, 故曰:“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 (里仁篇第40页) 。

再者, 与“孝”有关的为政治国之策的内容, 将“孝”由个人与家庭拓展到了国家天下, 往往将“孝”看做是道德风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道德标准并提, 是以仁德治国 (用现在的言语说即是精神文明) 的一部分, 同样体现出对“仁”和“礼”的重视, 因此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 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 则敬;孝慈, 则忠;举善而教不能, 则劝。’” (为政篇第20页) 《论语·尧曰》也提到:“所重:民、食、丧、祭。” (第202页) 将“孝”用于为政治国, 是将“孝”由个人推向天下的必经之路。

可见, 《论语》中有关“孝”的内容体现出一个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天下的系统, 显现出“孝”和“仁”、“礼”的密切关系, 指向“仁”的核心思想, 要求个人注重“孝”的修养, 要求君主以身作则, 善诱民众。

二.《论语》之“孝”的当代价值

众所周知, 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 然而他有言:“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篇第2页) 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将《论语》所有谈“孝”的内容归纳到一起, 我们会发现他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仁”是“孝”的指导思想, 而“礼”是行孝的准则, 一个涉及理论, 一个涉及实践, 而都指向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论语》之“孝”, 有的对于现今社会来说太过保守, 不切实际, 如严守礼节之“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 (阳货篇第188页) 等, 但其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仍是颇有启迪的, 具有较高的当代价值。

第一, 强调“孝”之美德的修养及“孝”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将“孝”作为其思想核心“仁”的根本点和出发点, 言“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篇第2页) 认为“孝”是最根本的美德修养, 只有具备“孝”之美德, 才能向着“仁”之目标前进。《论语》之“孝”注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亲”一面的孝道, 强调子女要善事父母, 认为其具有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作用, 而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 家庭的和睦是社会和睦的基础, 可见“孝”在社会人伦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张入世的孔子亦常将“孝”与“忠”联系在一起, 认为忠孝是士最根本的修养, 如言“出则事公卿, 入则事父兄, 丧事不敢不勉, 不为酒困, 何有于我哉?” (子罕篇第92页) 《孝经·广扬名章》中亦有言:“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於君。”[5]“孝”也是君主的行为准则之一, 如“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微子篇第198页) 意思是君主不要怠慢亲族, 不要被大臣抱怨没被信用[6]。这样看来, 在孔子眼中, 为人臣者只有孝才能忠, 为人君者只有孝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样的看法虽然具有封建思想的烙印, 但从历史上看也不无道理, 放于现今社会同样受用。子女孝敬父母而得家庭之和睦, 个人的修养也会有所提高, 更易闻达于世, 而能光宗耀祖, 是以尽孝;子女尽孝使家庭稳定和睦, 这样才能有社会的稳定和睦。

第二, 使“孝”的具体内容更为丰满。孔子在《论语》中指出, “孝”不仅要求子女怀念父母之恩, 从物质上奉养父母, 使之衣食无忧, 而且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愉悦, 以礼事之, 使之身心舒畅, 不让父母过多担忧自己, 还要求子女在父母死后也要尽孝, 重丧葬之礼, 为自己的后代做好表率。是故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 (为政篇第14页) 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为政篇第14页) 曰:“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里仁篇第40页) 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为政篇第13页) 《论语》之“孝”, 要求子女真心实意地对待父母, 更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 更吻合人的情感与理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了孝, 才有可能把它转化为一种品质, 才可以更稳固地实施下去。对于当代社会,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倡导的孝道仍然颇有启迪, 他时刻为我们敲着警钟, 告知我们, 不可弃生育自己的父母于不顾, 甚至打骂父母, 而且并非给予父母物质上的满足既是尽孝, 要常回家看看, 多陪陪父母, 使父母身心愉悦, 颐养天年。

第三, 将“孝”由个人、家庭推向了社会, 用于为政治国。《论语》之“孝”, 不局限于个人与家庭, 孔子及其弟子还将“孝”推向了社会, 使其具有政治内涵, 把其视为为政治国之策, 认为“孝”具有使天下归顺的作用, 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模式, 故子曰:“临之以庄, 则敬;孝慈, 则忠;举善而教不能, 则劝。” (为政篇第20页) 曾子亦曰:“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 (学而篇第6页) 历史上, 不少君主如汉文帝、清康熙帝等, 将“仁孝”作为其治国之一, 君主也做了很好的表率, 国家因而得以趋于安定, 民风得以趋于淳厚, “仁”则可期也, 应了孔子所言:“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 (学而篇第2页) 现今我国政府关注“中年空巢”, 倡导子女“常回家看看”, 并将“孝敬父母”纳入法律, 以此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手段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孝”这一美德的重视与提倡,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义, 也在某个侧面体现了孝的政治功用, 同时这也展现出了两千多年前孔子思想的魅力。

“羊羔跪乳, 乌鸦反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论语》之“孝”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及其独到之处, 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以至现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孝”之思想仍然闪耀着温情的光辉, 对当代社会颇有启迪。虽然《论语》之“孝”具有封建思想的烙印, 但无论如何, 其“孝”之思想确实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不可否定的重要意义, 值得我们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继承和发扬下去。

附录:

《论语》之“孝”两组内容一览:

1.个人修养与行为:

(1)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第2页)

(2) 子曰:“弟子, 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第4-5页)

(3)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第5页)

(4) 子曰:“父在, 观其志;父没, 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 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第7页)

(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 我对曰, 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第13页)

(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第14页)

(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第14页)

(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 先生馔, 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第15页)

(9) 子曰:“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第40页)

(10) 子曰:“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论语·里仁》第40页)

(11) 子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 可谓孝矣。” (《论语·里仁》第40页)

(12) 子曰:“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 (《论语·里仁》第40页)

(13) 子曰:“出则事公卿, 入则事父兄, 丧事不敢不勉, 不为酒困, 何有於我哉?” (《论语·子罕》第92页)

(14)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论语·先进》第111页)

(15)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第139页)

(16) 宰我问:“三年之丧, 期已久矣。……”……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后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第188页)

(17)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 见得思义, 祭思敬, 丧思哀, 其可已矣。” (《论语·子张》第199页)

(18)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亲丧乎!” (《论语·子张》第202页)

(19)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 是难能也。” (《论语·子张》第202页)

2.为政治国之策:

(1) 曾子曰:“慎终, 追远, 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第6页)

(2)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 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 则敬;孝慈, 则忠;举善而教不能, 则劝。” (《论语·为政》第20页)

(3)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第20-21页)

(4) 子曰:“禹, 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 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第84页)

(5)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 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 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 乡党称弟焉。” (《论语·子路》第140页)

(6)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 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 (《论语·微子》第198页)

(7) 所重:民、食、丧、祭。 (《论语·尧曰》第202页)

注释

1[1] (汉)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 1963.173.

2[2]程碧英.《论语》“孝”字的文化阐释[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03) :16—18.

3[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6.

4[4]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6.1.

5[5]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6.31.

8.论陈云民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篇八

关键词:民生思想;政治;国策;平衡;价值

民生就是国计民生。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期主管我国的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如何改善民生的问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民生思想。

一、从政治和国策的高度思考民生问题是陈云民生观的思维特征

陈云作为亲历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把民生问题看做政治问题和重要的国策,不是偶然的,这既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建立在长期以来他对人民群众关于党的事业关系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

把民生与政治相联系,认为要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是陈云民生观的重要内容,是典型的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他多次指出,民生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陈云针对猪肉等农副产品供应紧张、老百姓吃肉难的问题,发言指出,“我认为,现在猪肉供应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商品脱销问题,而是影响党和人民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矛盾会越来越尖锐。”[1] (P.14)陈云在这里说的重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就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20多年后,陈云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2] (P.304)可以看出,陈云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问题。同时,陈云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应成为重要的国策。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6] (P.210)为了落实这个国策,“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6] (P.210)陈云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出发,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把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到关系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和发展的高度,突出强调党不能忽略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

陈云的认识是正确的。把民生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和重要的国策,既如实反映了我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观念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又生动体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有了关于民生问题的正确认识,对于建国后主抓经济工作的陈云,更能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不仅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稳定了经济和巩固了我国的新生政权。

二、关注群众切身利益是陈云改善民生的着眼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孙中山先生将“民生”问题提到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样的高度,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并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 (P.283)在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问题上,陈云继承了孙中山的伟大“民生”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之加以改造,克服了孙中山“民生史观”中轻视人民群众和阶级斗争作用的唯心倾向,为“民生”思想注入了崭新的革命科学内容。他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4] (P.166)在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时候,陈云指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增加我们的力量。”[7] (P.120)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营养问题,提出争取给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以上,既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刻总结,也是他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反应,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光辉。

陈云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6] (P.29)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两次“小冒进”,当时,陈云科学地提出,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搞建设,并使两者兼顾与平衡。同时,他要求“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1982年,陈云又指出“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6] (P.309)当然,陈云同时强调,“先安排人民生活”并不意味着忽视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决定的。一方面,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搞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有了保障才会有生产积极性,真正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发动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在处理经济建设和民生问题两者兼顾与平衡时,陈云提出了“紧张平衡”的概念,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6] (P.29)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陈云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把解决民生问题与搞好经济建设相统一,辩证认识两者关系,即生活与建设必须兼顾和平衡,但这种兼顾和平衡,并非绝对平衡,而是首先解决人民的生活,在安排好人民生活基础上的平衡。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也充分地反映了他对改善人民生活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辩证认识,以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维方式和鲜明特征。

三、陈云民生思想的当代价值

陈云民生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是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的统一,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问题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陈云民生观坚持和丰富了党的人民利益思想。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性原则上也是十分突出的。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扣住民生。在主持经济工作中,陈云对许多大大小小的经济决策作出的贡献,无不显示出他对人民利益的关心。1951年物价稳定之后,他就把城乡交流摆在了财经工作要点的首位,动员全党的力量来抓这件事,用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村,并组织好运输把农民的土特产推销到城市,以解决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吃盐困难等问题,他认为:“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5] (P.128)1957年7月,陈云还就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将蔬菜和其他副食的供应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只重视工业建设而不注意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做法,要求每一个城市应有一位副市长来管蔬菜供应工作。总之,陈云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民生的重要思想观点,极大地丰富了党的人民利益思想,同时也为党的人民利益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

陈云民生思想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他的民生思想的价值目标,就是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二者在改善与服务民生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近30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革新,把发展观落实到人民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民生问题上,正在引领着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全新发展阶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执政党和政府从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入手,重视并努力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努力促进和实现社会公正,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的起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只有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不同的利益诉求,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篇九

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展开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着具有民族形态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其中儒家思想是核心。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应首先研究儒家。

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了儒家学派，提出了“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一整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战国时期，儒家分为八派，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学派和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学派是最主要的两派。至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而神学化，并由民间的一种学说变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取得了独尊的地位。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了玄学和佛教的挑战，一度衰落。但它的纲常伦理观念有利于封建统治，影响仍然很大。至唐代，孔颖达等人作《五经正义》，儒学再度被罩上了耀眼的光环。宋代，儒学吸收了佛、道思想，更加完善和哲理化，称为“理学”。后来理学发展为“心学”，成为明代的显学。清代，又出现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但至清末，儒家已逐渐消亡，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的《论语》等儒家著作是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儒家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当代，儒家思想更多地作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或哲学被大家所接受，人们从中学习为人处世的方法，学习思考问题的途径。有人说“儒家是入世哲学”，即为此意。也有人拿儒家同道家作对比：人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儒家使人纷扰，道家使人自在。

道家是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和终极关怀的一个文化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文化全面深入地渗透到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道家思想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超感觉的精神性东西，带有神秘的色彩，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虽然可以通向有神论，但它还是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

道家与儒家看似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学派，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二者又有其互相一致、互相借重、互相补充的一面。

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和道德型文化。儒家是要人们成为仁人、圣人。

老、庄则以道为本源，以道为总则，他们把人看成是宇宙自然中与其他事物平等的一员，人无需一种特殊的道德来规范自己。

数千年来，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主导着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及生活方式。佛家文化作为外来文化，是唯一由外国人传入而又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其影响十分深远，佛教对我国的语言、饮食、文学艺术都有影响。佛家文化在中国自成一体，适应了中国文化，融汇成中国佛教，形成禅宗。

今日佛教文化逐渐被世俗淡忘，仅在寺塔建筑，石窟艺术，小说文学等方面对当代人有较深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