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2024-10-17

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精选8篇)

1.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一

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

李 丽 赵安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 牢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深入把握“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继续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牢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

“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准确定位和形象比喻。“生命线”论断的最早提 出是在 1932 年 7 月 21 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 “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 年 2 月,在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首次全面系统地谈到

“生命线”问题,并从理论高度指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论断。这一科学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化、正规化的开端,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当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毛泽东于 1955 年 12 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新论断的提出对于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他指出: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就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落实和推进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上来,并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进行了更为科学严格的界定。由以上事实可知,“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依据。在新时期,为了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对此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正确的把握。具体来讲,“„生命线‟是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群众的正确引导,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保证、服务作用。其中引导、保证、服务三者是统一的。”只有正确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保证作用,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服务。同样,只有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服务,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保证作用。“生命线”是维持生命体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和条件,然而,“生命线”并不等于生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万能的,可以取代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作为物质基础的决定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上层建筑意识态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

二、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人民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在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人”作为生产力中的主导要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就必须抓住“人”这个关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

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同志则在“三个代表”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时期,为了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思想,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建立在“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基础之上,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地位,进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深入把握“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就是做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人们重视实际、崇尚现实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取决于教育者本身的形象。“身教重于言教”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以身作则”,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提高”。“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因为广大领导干部遵照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坚持了“身教重

于言教”的基本原则,发扬了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才完成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对象的不断变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方法、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不能丢弃,必须予以坚持。为了提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广大领导干部必须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发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优秀传统,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力与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崭新的局面。

四、继续完善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

理想信念教育既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的集中体现。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就会失去生命力,失去斗志。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凝聚力。1921 年,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在 28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战胜千难万险,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理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已经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已经成为关系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取向多元化并存。市场经济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部分人尤其是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中蔓延滋生。这些腐朽思想不仅阻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而且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五、加强党的领导是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27 年 9 月 29 日,面对秋收起义受挫的严峻形势,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主张,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至此,军队的内部广泛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开创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一贯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的重要性。需要肯定的是,这些年来,全党在这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例如: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高校、农村、企业,分别建立了校长负责制、村委会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等新的领导体制,与此同时,加强了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使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有了可靠保证。然而,也有一部分党员同志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优先原则的影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已经过时,或者仅仅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口号,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追求一己之利,把获得利润和享乐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不可否认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保证其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抓好“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仍然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战略任务。无数事实 表明,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思想政治工作既获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新时期客观环境的改变、形势任务的变化、工作对象的转变,为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方式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进而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下勇往直前。

[参 考 文 献]

[1]张蔚平: 《新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修订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 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8、106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 年版。

[4]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17 页。[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22 页。

2.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早期思想政治工作,当代启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农民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创造者和推动者之一。我党早期革命中积极联系农民群众, 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解放农民的思想, 引导农民走上革命, 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代改革新时期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我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对领导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和提高农民收入具有巨大指导意义。

一、我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1.切实发展农民运动争取农民解放

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特殊情况受到党的高度重视。中共二大以来集中讨论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 分析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 党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①毛泽东先后在广东、湖南韶山一带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夜校, 利用符合农民的文化学习形式向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 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促进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思想, 形成共产主义理想。另外一种途径是组建农民协会, 领导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先驱者澎湃开展了海陆丰农民运动, 身先士卒发动当地农民起来斗争, 使海陆丰运动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运动。当时参与农会的会员达10 余万人, 到1923 年底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到十几个县, 会员达几十万人, 使农民运动进入了有明确奋斗目标和斗争纲领的新阶段。②

2. 坚持群众路线, 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

我党自建党以来的农民运动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并逐渐成熟形成理论体系。1921年12月31日出版的《共产党》半月刊上的《告中国的农民》是最早专门讨论农民的刊物。其后, 中共二大《土地问题提纲》《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等丰富完善了党的农民观理论。但是, 我党早期的农民观理论并不是空洞的, 而是密切联系当时农民的实际, 凝练总结出适合农民的内容通俗易懂、方法灵活多样极具实用性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毛泽东所开设的讲习课通俗易懂, 让农民很容易地理解和思考。他在夜校查看时就指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 使农民容易接受, 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 这样农民一听就懂。”③让农民在浅显的教学中认识到自身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也将马克思主义自然灌输到农民的思想中, 使农民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主义者, 自主参与政治经济斗争。

二、我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1.坚定解放农民, 带领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党的早期的思想政治宣传普及乡村各个地方, “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 使得农民如同每一个都经过一次政治学习一样, 收效非常之广而速”。④农民的阶级觉悟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农民自发参加农会, 在党的带领下打土归田, 反抗封建地主几千年的剥削压迫, 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农民无情的压榨。党给农民带来了无产阶级伟大理想的新希望, 使农民一下子有了奋斗的目标。农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开展风风火火的革命运动, 使农村有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平等自由的新气象。不管贫农佃农或是富农, 都没有压迫与被压迫, 都是平等的人。党的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解放了农民的思想, 真正使农民翻了身。广大农民从此意识到自己的主人身份, 也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党的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获得农民的真心支持。党“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谋利益, 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④我党是这么做的, 群众也就真心爱护党。农民与工人组成的工农联盟围绕在党的周围, 乡村稳固的党和农民的鱼水情。农民坚定的相信党、依靠党、拥护党, 尽全力的支持党。

2.壮大无产阶级力量,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农民在党的带领下加入农会, 形成一个大的革命力量, 推翻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势力, 使农民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 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农民在自己仔细思考之后毅然选择了党, 选择了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为了能够保住辛苦从地主手里斗争过来的土地和自己的精神解放坚定的跟着党干革命, 壮大了我党的力量, 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农民由自由阶级变为自在阶级。中国农民在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指导下毅然参加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在党的旗帜下反抗封建主义压迫、帝国主义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 一直坚持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我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对当代三农工作的借鉴经验

1.经济上

重视三农建设, 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促进农民切实的物质利益提升相结合, 为农民办实事。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也是我国经济的短板所在。农民的经济收入相对于其他阶层差距还很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改善农民民生的中心工作。我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深刻关注农民实际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农民的切实利益相结合, 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毛泽东指出, 我们必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为农民办好事, 办实事。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也说过:“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 中国稳定不稳定, 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新时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为三农新常态发展保驾护航, 通过把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与保证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相结合, 是农民切实获得发展红利和党的真切关怀。这样农民群众会更加相信党, 拥护党, 坚定地跟随党奔向小康社会。

2.政治上

当前,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三农发展的成效直接决定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否能实现。我国三农建设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达到一定高度。但是我们不能放松下来, 党的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仍应坚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心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民的系列讲话精神, 围绕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中心。把农民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建设规划的中心位置, 重视好、落实好农民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充分借鉴我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 并结合当代三农发展的实际情况, 实事求是的总结三农问题和农民的思想实际, 密切联系农民开展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与时俱进地依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在理论上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下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坚实基础, 实现我们百年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3.文化上

发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工作模式, 全面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党的早期农民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群众路线, 密切联系农民实际情况进行农民思想改造运动, 取得巨大成效。进入21 世纪以来, 农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更需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探索出农民真实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矛盾,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切合农民思想, 开展农民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形成适合当代农民的思想工作模式。坚持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提高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 使农民在精神文明上达到全面小康要求, 并以此来指导三农建设, 最终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

注释

1 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 光思思.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与农民运动的初步结合[J].传承, 2011 (20) :8-9.

3 金充及.毛泽东传 (1893-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3.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三

1.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榜样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观念、道德习俗、行为模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黄继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都是这一时期先进榜样的代表,1950年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些典型“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倡导和践行的总体价值目标是集体主义。这些榜样在全社会范围树立起道德风向标。他们的道德行为主要反映了政治道德与职业道德,其品质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精神”。这样的品质与当时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一致,适应了为当时政治服务的需要。这个时期榜样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依靠强大的党政组织体系和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媒体,使得每一个榜样的出现都造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榜样所不能企及的,因此被称为榜样教育的“黄金时期”。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榜样教育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应的,榜样教育也陷入畸形发展的泥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塑造出了一大批先进榜样,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楷模邢燕子、金训华;艰苦奋斗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陈永贵等。文革前后,榜样教育陷入了是非不分的混沌状态。当时的“榜样”可以说主要都是政治产物,甚至为迎合政治的需要,随意塑造,譬如名声大噪的典型“大寨”,今天是艰苦奋斗的典型,明天又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典型。榜样的出现和树立绝大多数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些榜样中既有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传统道德精神、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又有迎合当时政治需要带有明显功利倾向的机会主义者。

3.改革开放中的榜样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一批先进榜样应运而生。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使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国人深受感染;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同时,张华、张海迪、徐洪刚、孔繁森等一大批道德楷模纷纷涌现。

在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榜样大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以他们顽强拼搏、奋斗不息的精神,成为广大群众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榜样教育也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特征,榜样教育的多元化趋势初露端倪。

4.新世纪以来的榜样教育

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到更加开放、多元、个性的发展阶段,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给社会生活带来多样变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以人为本”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快速向平民化时代过渡。随之,榜样形象也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甚至全球化:既有有关部门推出的时代先锋、道德模范,也有社会机构评出的感动人物、公益英雄。这一时期为大众所认同的既有洪战辉、文花枝、丛飞等道德典范,还有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英雄,也有姚明、刘翔、邰丽华等文体明星,更出现了网络创富传奇人物丁磊、张朝阳等新世纪人们追捧的成功人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崇拜英雄的氛围已经淡化,人们的价值追求与生活方式更加现实化,对于道德榜样的追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榜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道德价值观空前嬗变,榜样教育作为社会教化的模式与方法也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质疑。榜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正面引导原则最基本、最生动的体现。在新形势下进行榜样的宣传教育,就必须进行创新。但是创新并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建立在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继承与借鉴基础上。

1,榜样必须具有时代性,符合主流价值需要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时代性,榜样是时代的产物,其价值也在于符合时代的需要。战争年代邱少云、黄继光;和平时期雷锋;改革开放以来的孔繁森、李素丽;新世纪徐洪刚、文建明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但一经宣传都能很快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符合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榜样在道德上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精神,认为人的道德风范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前提,树立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成为国家政治的需要。

但是要注意榜样不能政治色彩过浓,因为榜样是教育人民的,是通过人们对榜样的学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养,激励人民积极上进。如果政治色彩过浓,榜样也就可能会成为政治家的棋子,这样的榜样甚至会引起群众的反感,其教育和引领作用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榜样必须具有自发性、鲜活性和群众性

榜样是被群众认可的先进人物及其先进事迹,他们在群众心目中应该是真实的、鲜活的而不应该是超凡脱俗、远离现实、可望不可及的虚构。

我国在榜样的树立和宣传中,一贯重视榜样的群众性,绝大多数榜样都产生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他们都是从火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自发涌现出来的,都是群众或一般干部。榜样的群众性,决定了榜样的可学性。作为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体现了高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精神,容易为群众接受,比较好地解决了理论、理想与群众结合的问题,群众愿学、能学。榜样作用的发挥也正在于此。

榜样人物一经宣传必然被给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他们虽是典型,但也是生活、工作、学习在现实中的平常人,同样也有自己的苦与乐、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因此,决不能一味地强调他们

去奉献,而是在要求他们发挥好榜样作用的同时,真诚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学习、生活甚至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创造条件。

3.样教育重在实事求是,贴近生活

榜样是现实生活中的榜样,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榜样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同。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学习榜样时指出:“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人生搬硬套。”对榜样的宣传、表彰,应该做到恰如其分,不能随意加入主观色彩,要真实,符合实际情况。作为榜样,他必定有值得别人学习和效仿的东西,但榜样如果是一个“高、大、全”的完人,必定是一个“假人”“虚人”。所以,在树立榜样的过程中要还榜样以真实的形象,要让人们体会到榜样也是普通人,他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事,同时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缺点,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都可取得与榜样一样甚至更大的成绩。所以在宣传榜样时不应该回避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不能把榜样无限拔高,甚至神圣化、万能化、终身化,更不能无中生有添加事迹。否则,人们会对身边的榜样产生反感,会从心理上加以否定。

4.榜样教育必须多元化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领域都应有自己的领军人物,才能使得各个社会成员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都可以找到自己参考、学习、模仿的对象。因此,榜样应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榜样是多样的,榜样的树立和宣传也应该多元化。

在宣传榜样时要注意采取正确的方法,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首先,充分发挥我国社会动员机制覆盖广、效率高的优势,通过传达通知、领导题词、发表社论以及有组织地举办英模报告会、巡回演讲团、先进事迹展览会等方式,重点在单位组织体系内进行榜样宣传;其次,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各种传媒工具,让英雄模范人物及其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传颂、家喻户晓;再次,充分发挥国民教育体系的功能,使青少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榜样精神的熏陶。

5.正确处理新老榜样的关系,力争使榜样具有更强的持久力

4.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四

经验启示论文

学院:理学院

专业班级:信息与计算科学xxxx班

姓名:

学号:

20115月13日 中国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及经验启示

学院:理学院 专业班级:信息与计算科学0902班 姓名:李振江 学号:200948490201 【摘要】:9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只是一个有着五十几名党员的小党,面对的是一个陷入苦难与屈辱深渊的旧中国。9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在全国执政60多年、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的大党,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今天回顾那不平凡的90年,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再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 90年光辉历程 经验启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2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中国成立62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大好局面。这些成就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大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下面让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来的历程及经验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在艰苦奋斗中曲折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地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地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初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基础。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目标遇到了重重困难,像人民饥荒、十年文革等,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不倒、目标不变,在艰难中前进,带领中国人民顽强不息。

二、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突出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突破 2 了传统的错误认识,要求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成为我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立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致力于推进深化各项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通道。如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进行。

三、饮水思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不断走向成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呢?

在大力学习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今天,我们抚今追昔,就不难发现,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能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这样说,过去的90年是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90年,是风雨洗礼、成就辉煌的90年,也是我们党积极探索和实践&;三个代表&;的光辉90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现实的重要指针,更是历史的重要结论。

(一)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光辉历程

九十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经过艰苦的探索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一结合,开辟新的道路,取得新的胜利。正是坚持这一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武装斗争,发展统一战线,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正是坚持这一结合,创造性地找到了壮大国营经济,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是坚持这一结合,创造性地迈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毛泽东思想成功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大飞跃。邓小平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理论,再次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又一次历史性的大飞跃。近二十年来,我们党先后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思想战略,也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也将不断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

为实现、发展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九十年来,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经过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正是由于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不懈地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团结各族人民。在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抗日时期,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革开放来,我们党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逐步完成祖国领土的统一。面对我国政党林立,民族众多的情况看,我们党仍然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重要机制,团结人民,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经验启示

新世纪刚刚掀开扉页,中国共产党就迎来90岁生日。回首中国共产党90年的风雨历程,回首中国社会9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和现实总是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在新形势下,只有继续把人民利益作为党的最高准则,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地发展进步。这就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谋人民群众之所需,千方百计地为人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搞改革、搞建设,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建设。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始终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是由当代中国先进分子组成的。我们党始终秉持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新中国的创立者,而且是建设和改革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重要性,也致使我们党更要坚持完善自身。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解决好&;参加革命究竟为什么&;的问题;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解决好&;现在当官干什么&;的问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解决好&;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要做到严以律己,洁身自好,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而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展现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和道德风貌,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增强党的凝聚力。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体制,切实保证人民军队、国家政权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各尽其责,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发展,致力于人民的幸福安康,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

5.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五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和金融风险的出现,中国的金融业开始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体制。然而,也就在这一期间,随着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世界发达国家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日益显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业对分业经营体制的反思和对金融综合经营的探索。为适应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标志着中国对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实践正式启动。

受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潮流的推动和国内金融分业经营政策松动的影响,中国保险业对综合经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中国再保险、中华联合和阳光保险等保险公司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创新,相继组建成立了保险控股(或集团)公司,推广综合经营战略。许多中小型保险公司也在跃跃欲试,积极准备跨入保险集团的行列。研究表明④,2006年在中国的保险公司中,保险集团的资产规模、保费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16 936.79、4 418.76和730.58亿元,占比分别为87.24%、83.01%、71.96%;保险集团的利润总额为81.58亿元,为保险业利润总额的2.65倍。综合经营已经成为中国保险市场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显然,综合经营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必将成为中国保险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市场环境与制度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冷静客观地看待金融综合经营的利弊和保险公司集团化经营的优劣,正确地选择适合各保险公司自身的发展模式,明智地确定自身的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地避免盲目随波逐流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加剧和效率降低,而且关系到每个保险公司乃至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综合经营制度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总结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历史及其典型模式的形成原因、特点和影响,将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中国保险公司发展模式的选择带来有益的启示。中国虽然在金融综合经营的道路上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金融经营制度的发展却有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十分不同的特点,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保险公司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大环境和发展趋势,以便于明智地根据自身具备的内在条件来选择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金融综合经营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为探讨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国际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金融综合经营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起来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营模式,并逐渐显现出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影响。

(一)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典型模式

世界各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在动因、路径和影响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和区别。从发展路径和演进模式看,大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可归纳为四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的从混业经营制度发展成为分业经营制度最终又进入综合经营制度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轨迹中,按照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监管模式的不同,可以将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模式分为政府推动型模式、严格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和宽松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另一种是建立于19世纪中叶,且一直发展至今的全能银行模式,主要存在于德国、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中。

1.宽松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

宽松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是指由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度比较低,金融市场内部创

新比较活跃,市场创新推动了金融综合经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推动了金融监管机构为适应市场需要和控制市场风险而进行制度变革。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综合经营浪潮就源自于英国。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一贯推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崇尚行业自律。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金融监管并不十分严格。在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下,英国的金融创新活动非常活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业务的不断展开,不同金融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外国金融机构大量涌入英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导致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以“道义”为主的监管关系被打破,分业经营已成为阻碍金融创新和发展的桎梏。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制度。

2.严格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

严格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是指由于严格的金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金融企业只得通过不断利用监管漏洞开发市场资源而实现金融创新,当市场中规避监管的行为已经形成一种合力时,监管机构方才被迫为适应市场需要而进行改革。美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美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经历了明显的从混业转变为分业,再从分业发展为综合经营过程。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心,美国在金融分业经营时期,实行的金融监管比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要严格许多。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企业实力的逐步增强,金融市场日益完善,金融创新活动越来越活跃。同时,受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推行金融综合经营制度的影响,美国金融企业突破分业经营的内在动力越来越强烈。因此,尽管监管严格,但是规避分业监管的金融创新活动越来越多。为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要,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对金融分业经营的限制,金融综合经营得以发展。

3.政府推动型模式

政府推动型模式指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为了实现赶超或者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而进行的。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政府为战时融资的需要,鼓励金融机构形成大财阀为战时经济服务,形成了金融混业经营时期;二战后,为了遏制代表军国主义的大财阀的再次形成,则移植了美国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金融体系发展举步维艰。为了摆脱困境,并适应国际上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日本政府决心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并于1992年到1998年间修改了一系列法案,在政府的推动下,金融业走向了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的大融合。

4.全能银行模式

全能银行模式指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遵循特有的以全能银行制度为主导的制度沿袭型的发展路径。德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是一种业务广泛的综合经营模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银行业遭到严重破坏,曾被迫实施美国式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战后西德地区经济的强劲复苏,在20世纪50年代,那些曾经被拆分的金融企业又重新合并成全能银行,继续着金融综合经营的道路。

5.模式比较

上述四种模式不仅表现在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路径不同,而且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首先,不同模式下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种类不同。在严格监管市场推动型模式下,由于长期采取分业经营体制和严格的监管体系,使得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数据,在1995年世界l 000家大银行的排名中,美国上榜163家,欧盟上榜339家,日本上榜121家。尽管美国银行总资产在20世纪的90年代仅次于日本,但是由于其拥有数目较多的商业银行,其银行的平均资产仅为德国商业银行平均资产的10%,为英国的0.2%。①然而,美国在1999年实行金融综合经营后,随着银行可经营范围的扩大,规模和盈利能力大幅度上升。到2005年,世界l 000家大银行的排名中,美国上榜197家,欧盟上榜286家,日本上榜101家②。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金融综合经营后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及并购等商业手段使得银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其平均资产规模仍然低于欧盟和日本银行的水平。从金融机构的种类看,采用市场推动型模式国家金融机构种类多于其他模式。例如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除了银行外,还有大量包括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信用社、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与灾害保险公司、退休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超级市场”单位信托公司等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而政府推动型模式和全能银行制度的国家非银行机构的种类就相对比较少。

其次,不同模式的金融创新能力不同。在市场推动型模式下,由于金融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实力和规模较大,因此,金融综合经营的推动力主要源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许多新的金融组织都是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形成的;政府推动型模式由于政府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市场创新能力的发挥;而全能银行制度模式则由于过高的垄断地位使得其金融创新能力比较低。

最后,不同模式下的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不同。政府推动型模式下的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相比较其他模式而言较低,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比较低,这是由于长期的政府管制和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如日本的银行业由于受政府的过度保护和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银行业垄断严重,经营绩效不佳。

(二)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历史的经验

总结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史,对比各种演进模式,以下经验值得借鉴:

1.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综合经营的直接动力

首先,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模糊了传统金融部门间的界限。不同金融部门之间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具有不同金融部门性质的产品也不断被创新出来,从而产生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内在要求。其次,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制度的变革。现代金融控股公司就是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的产物,而“统一监管”、“功能监管”等新的监管机制则是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

2.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模式决定了金融综合经营中主流的企业组织形式

全能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企业实行综合经营所采取两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全能银行是一个金融集团(法人)可以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综合经营程度非常高,它是德国、法国等“制度沿袭”型金融综合经营演进模式中的主流企业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则是以一个金融企业为控股母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参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以实现多元化经营的金融集团,它是市场推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演进模式中的主流企业组织形式。这是因为,市场推动型和政府推动型金融综合经营演进模式都经历了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过渡的发展“路径”,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适合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过渡的公司组织形式。在金融控股公司中,一方面,具有独立经营法人地位的不同的各个子公司之间容易建立金融防火墙机制,另一方面,虽然金融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是金融综合经营,但就各个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而言,仍然是单业经营,因而能够适应金融分业监管经营时期的监管。

3.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必然带来监管体制的变革

随着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当“分业监管”、“专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变化需要的时候,不同综合经营演进模式的国家都适时地转变了监管方式,金融功能型监管和统一监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如美国在1999年后选择了功能监管的金融监管方式,英国于1997年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对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

二、中国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经验

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体制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模式:银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也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证券业则完全空白。1979年至1983年期间,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金融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主的金融系统。在随后短短的25年时间里,也经历了从混业经营转变为分业经营,然后又发展综合经营的过程。

(一)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程

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4年到1992年,是金融混业经营阶段。此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刚建立不久,市场化水平低,金融市场竞争不足,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因此建立金融市场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的理论界提出,需要在专业化的银行中实行业务交叉,同时扩大银行的信用种类和方式。这些政策建议为我国金融业进行混业经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综合性银行相继成立。同时,银行开始经营证券业务。逐渐形成了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1998年,是金融分业经营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速的通货膨胀,对我国的经济平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理论界开始反省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并在“我国金融体系需要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这一切都促使政府下决心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199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金融分业经营的方针。1995年,又相继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金融分业经营的格局。随后,证监会和保监会相继成立,分业监管格局也正式成立。

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是金融综合经营的探索阶段。1999年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两大历史事件,开启了理论界对金融综合经营的讨论。在实践中,为了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中国政府和各级监管机构也对分业经营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当前,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已经展开,不同金融部门的业务合作逐步扩大,同时,一批有实力的金融控股公司也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二)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特点和经验

从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出,相对于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历史而言,虽然中国目前的金融综合经营还处于探索的起步阶段,但却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教训。

1.顺应国际趋势、借鉴成功经验缩短了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程

快速变革和发展是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一大突出特点。中国之所以能够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美、英等发达国家近100年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能够立足国内,放眼世界,顺应国际趋势,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从而充分地发挥了后发优势。例如,中国在从金融混业经营体制发展为分业经营体制的阶段中,就充分吸取了当时美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经验,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比较快地建立了相对成熟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和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2.政府推动和理论引导的作用至关重要

纵观中国金融经营演进的历史进程,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总是理论探讨先行,政府政策随后,共同推动着金融制度的变革。例如,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关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用经济办法指导金融业发展的理论大讨论以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奠定了当年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基础;而近年来理论界对于金融综合经营的研究和政府关于稳步推进金融业综

合经营试点政策的出台,则有力地推动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对综合经营的实践。

3.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导致金融资源浪费

虽然不可否认在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中政府力量的推动作用,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在此过程中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往往导致金融综合经营演进过程中“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造成了本就稀缺的金融资源的浪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混业经营中,由于缺乏对金融混业经营的有效引导和监督,银行、保险资金广泛投入各种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等领域,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最终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如今实行的以“分业监管”为基础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由于各监管机构利益不一致而容易产生的“本位主义”,加大了金融企业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阻碍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

4.盲目效仿影响金融企业正确选择自身发展战略

在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中,由于金融企业对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定位不明确,普遍存在着盲目“效仿”、“跟风”的现象。在混业经营阶段,几乎所有的金融企业无一例外地都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国债和信托,最终都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如今发展金融综合经营,“跟政策风”、“跟市场风”又导致“集团化”、“多元化”一时间成为许多金融企业的发展战略。

三、金融综合经营历史经验对保险综合经营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

从历史纵深的视角考察并总结国际、国内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历程和经验,无疑将对于目前纷纷选择综合经营战略和集团化经营模式的保险公司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金融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保险企业应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契机以赢得发展机遇当前发达国家的金融综合经营已经逐渐步入高潮阶段,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引入、国内金融监管法律及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金融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化经营水平的逐渐提高也为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预见,金融综合经营必成趋势。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史表明,顺应历史趋势,把握机遇能够缩短发展历程,实现快速发展。因此,已经开展或确实具备条件开展综合经营的保险公司应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适当的综合经营形式和战略步骤,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二)根据自身特点确定综合经营的发展目标和模式,杜绝盲目跟风是保险综合经营成功的关键

金融综合经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风险分散效应,也可能产生规模不经济、范围不经济和风险传递效应,最终将产生哪一种效应则取决于从事综合经营的企业自身的条件。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国家,在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任何阶段,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所有的企业都采取同一经营模式的现象。即使在综合经营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中,也仍然会有十分成功的始终坚持专业化经营的金融企业,也仍然会有具有不同规模、不同经营范围和不同经营模式的各种形式的综合经营企业。因此,保险公司在综合经营的未来发展中应该明确认识保险综合经营的根本目标是寻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要冷静地他析自身的突出优势和内在条件的基础上,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准则来选择是否综合经营以及综合经营的规模和范围,抑制盲目跟风的冲动。

(三)保险控股公司是适合中国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

对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模式的考察表明,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适宜于从金融分业经营向金融综合经营转变的演进路径。目前,中国平安集团、中信控股等一些公司基本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风险管控体系的现代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为未来保险综合经营提供范本。

(四)尊重现实、鼓励创新并适时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是保险监管的明智之举。

中国保险业金融综合经营的探索已经正式启动,对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的保险监管仍然建立在分业经营制度基础之上,事后监管、整顿性监管还是主要的工作方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尚未纳入法律轨道,缺乏与银行监管等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这些问题都大大地增加了保险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钦定综合经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结果,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维持金融握手秩序的稳定,但绝不应该成为制约金融体系创新活力的桎梏。只有尊重金融发展的实践,适时调整监管理念和方式,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综合经营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金融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避免金融资源的浪费。

(五)寻求政策支持是保险综合经营突破制度障碍、谋求发展的重要保障

6.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六

汤光伟

[摘要]我国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政府重视,法制护航,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保障;树立终身教育观念,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服务全体社会成员,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推动校企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经验 职业教育 发展 启示

[作者简介] 汤光伟(1976-),男,湖北孝感人,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部教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发展及考试理论研究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我国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技术工人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数据表明,国内劳动市场大量缺乏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水平的技工,我国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世界各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美国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振兴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1991年,美国实施《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州政府和地方职业培训计划投资16亿美元,其中9.4亿用于贫困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融合法案”,倡导“以工作求自立”的理念,注重就业和失业人员的再培训工作。目前,每年用于就业培训的政府拨款达60亿美元,支持220万人免费参加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支持职教发展:政府对职业高中的财政拨款和奖励多于普通高中;鼓励、提高高中阶段职校学生的比例,职高学费较普高低,职高学生奖学金额高于普高;职高学生报考同专业、同学科专门大学(相当于我国高职院校),可优先录取;优秀学生可免试入学;优先推荐职高毕业生就业,就业后即获熟练工人证书。为协调教育与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2001年1月,韩国将教育部改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并由一位副总理统管,推动了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

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新加坡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政府机构,不断完善和改进职业教育的行政领导,如1965成立了成人教育促进局,1972年设立国家生产力局,1973年设立工业训练局,主要负责职业专科学校和26个技能发展委员会。1979年成立工艺与训练局,下设15个训练学院,27所培训中心,并领导各行业、社团举办的培训中心。1992年,建立工艺教育学院,管理10所工艺教育学院。至此,职业院校完成了一元化领导的改革,大学和高职统一归教育部管理,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加强法制建设,为职业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颁布了历史上的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案——《莫雷尔赠地法案》,首次认可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并使之正式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又通过了《史密斯休士法》、《乔治——埃尔法)、《国防职业教育法案》、《职业教育法》、《职业前途教育)(生计教育)等。1982年联邦政府又制订颁布了《职业培训合作法》。这一系列法规、法令对职业教育的体制、经费、地位、形式都作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使得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德国在1869年颁布了《强迫职业补习教育法》,1889年又颁布了《工业法典》,以法律的条文规定企业学徒培训必须与职业学校教育结合。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确定下来。1981年制订了《职业教育促进法》,对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了进一步修订,以提高职业教育立法的适应性。

挪威于2003年5月通过并于当年秋季生效的关于高中后非高等教育的《高级职业学校法》,为短期(5个月至2年)、专门性强并具有职业或行业特殊性的职业教育颁发国家承认的培训证书;允许参加培训的学生申请国家贷款;所有国有或私人教育机构均可根据实际在校生数申请国家教育经费资助。该法有利于建立对职业教育及其机构的国家认可体系,提高其声誉和吸引力。

(三)摆脱终结性色彩,明确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建立在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终身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办学重点是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形成了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良好机制。其职业教育教学完全按照行业规范来进行,贴近实际,并且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紧跟经济发展步伐,参加培训的人员、地点、学习方式、学习内容都很灵活,从而造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终身教育体系。

日本政府于1978年5月颁布的《部分修改职业训练法的法律》,明确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后来又制定了《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生涯学习振兴法》。目前,日本已组建了包括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中心、职业设计指导中心以及地方职业能力开发综合中心在内的,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

1971年,美国联邦教育总署署长P.Marland的积极倡导在全美范围内推行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旨在对全体学生进行生计意识、生计探索、生计准备和生计定向等内容的持续性教育,目的是帮助人们从幼儿园到成年获得全部生涯的谋生技能,并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生计教育是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

(四)降低入学门槛,使职业教育与培训面向社会所有成员。美国职业院校实行开放性招生,招生对象是最大范围的适龄公民,招生方式是口试、笔试、推荐并举,招生内容强调能力、兴趣、个性。其社区学院录取所有居住在学院所在地区的持有中学毕业证书的学生,或中学未毕业,但通过了州中学最低水平测验的学生,以及年龄在18岁以上的本地区的任何公民。

加拿大建立了学院制度,每个学院划分一个区域招生,学生就近入学。招生采用申请入学的方法,一年三个学期三次招生。凡是区域内的公民都有资格申请入学。韩国举办的初级职业学院实行“低门槛”招生,所有具有高中学历的青年、通过国家资格认证的技师以及符合国家规定工作年限的工人,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我国台湾职业院校在入学方案上做到了多元化,除原有的四技二专联考外,积极推行像学校推荐、申请入学、行业推荐甄试等多元入学方式,使公民有随时返校进修学习的机会。为了方便在职人员入学,依据其职业证照及毕业后工作年限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加分优待。如丙级证照在专业科目总分的基础上加上总分的5%,乙级证照加10%,甲级证照加15%;就毕业后工作年限的长短而言,毕业两年以内的不加分,毕业三年,在总分的基础上加分3%,毕业四年加4%,以此类推,毕业年限最高加分无上限,为在职人员入学打通了“绿色通道”。

(五)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强调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德国职业教育采取“双元制”模式。“双元制”是一种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制度。“一元”是指职业学校,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一元”是指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教学模式针对性强,注重促进学生专业理论与职业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的技能培养。

奥地利职业教育对于技术性专业,主要采取了“双元制”模式,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可以在工厂、车间实习,能够迅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对于商业经贸专业,主要采取了“模拟公司”模式,即在虚拟的市场环境下,让学生在模拟的商务公司——“模拟公司”内参与商务活动,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锻炼和提高能力的实习环境,通过实践来实现教育教学原理,培养学生的能力。

新加坡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工厂”的新教学模式,把教学和工厂紧 密结合起来,把学校按工厂模式办,把工厂按学校模式办,给学生一个工厂的生产环境,让学生通过生产,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教学工厂”的教学计划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强调实用性。

(六)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等相互衔接与沟通,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澳大利亚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与培训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证书、文凭与学位框架、与工作岗位相对应的教育和培训证书体系,各类证书文凭之间可实现“等值换算”:证书Ⅰ——半技术工人,证书Ⅱ——高级操作员/服务性工人,证书Ⅲ——技术工人,证书 Ⅳ——高级技术工人/监工;普通文凭——专业辅助人员/技术员,高级文凭——专业辅助人员/管理人员;第一学位——专业人员/经理;高级学位——高级专业人员/经理,而且,低一级与高一级证书(文凭、学位)之间建有衔接关系:学生在取得证书Ⅰ之后,再学习几个模块,即可取得证书Ⅱ;余者类推。这种统一的证书制度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相沟通,使就业前教育与就业后教育相联系,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

新加坡建立了立交桥式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上下衔接,也可左右沟通:中学后直接学习技术员文凭课程并获得技术员或技师文凭者可向上通往本科大学接受二或三年的大学教育,最后获取大学文凭或学位;职业教育的较低层次可以通向较高层次,即技术工人获得文凭后可以进入高一层次的学校组织继续攻读技术员或技师文凭,还可以此为“桥”进入本科大学;普通高中教育毕业者除主要向上直接进入本科大学外,也可以横向进入中学后职教机构接受技术员教育与培训,并可以此为“桥”进入大学,还可以进入非本科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接受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获取文凭。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三级技工证书、一年或二年的职业训练证书、汇智课程毕业证书都相当于初中毕业证书;获得国家二级技工证书、工人技术师证书的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获得一级技工证书的相当于大学毕业水平”,各证书之间可以互相衔接,有效地促进了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奥地利建立了职教与普教的等值机制,1997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从1998年起,凡是接受正规的企业职业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和职教机构培训的学生,在通过一种新的考试以后,可获得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资格证书,正式承认职业教育授予的知识、技能与学校教育授 予的具有平等的地位。

(七)进门难,要求严,待遇高,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资的规范化,对其任职资格有严格要求,例如,美国几个州明文规定,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取得学士学位并有相关领域1-2年实际工作经验的优秀者,才能颁发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德国要求职业教育教师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有5年以上工龄,掌握教育和心理科学,且经过国家的专门考试取得合格证书。瑞士规定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有4年的学徒经历,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毕业,3年以上工程师实践经验,再到职业教育学院进修为期一年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通过者方可任教。

为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一般有着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与比较丰厚的待遇,如日本,教师的报酬比一般的公务员高15%,工资原则上一年提升一级;德国的职业学校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其工资为中级教师最高级,每两年增加一次。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学院师资采用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方式,专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1/3,兼职教师占2/3。兼职教师来源于企业生产、服务行业第一线,有利于将企业的最新技术和技能及时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将最新的技术或技能学到手,以保证知识和技能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职业学院的教师全部从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招聘,一般至少有 3-5年行业专业工作的经验。应聘教师同时也是专业协会的成员,参加专业协会的活动,接受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信息,成为既能教授理论课,又能指导学生实训的双师型教师。

(八)推进职业学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使校企互相支援,共同受益。

韩国于1967年颁布《职业训练法》,1976年公布《职业训练基本法》,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提倡社会兴办职教,实行民间兴办、财团自办、政府扶持的多元办学体制。政府还规定企业必须进行职业教育,凡员工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都要负责进行员工的在职培训,1000人以下须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0.75%向国家交雇用保险金。同时,政府大力推动职业学校与企业密切联系,把产学合作作为职教发展的战略措施之一,将“产学合作”写入《产业教育振兴法》,使之法制化。这项法令规定,产业要积极协助学生现场实习,职业学校学生现场实习要义务化。成立由学校、产业界、地方自治团体、民间代表参加的“产学合作教育协议 会”,计划指导和协调该地区“产学合作”。为加强职业学校与企业的联系,1994年韩国职业学校实施了“2+1制”,即学生前两年在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第三年则在企业接受为期一年的现场实习培训。

在德国,政府出面干预,使产学合作制度化,使学校和企业相互支援、共同受益。一方面,企业要按给予学校的财力支援比例来分享教育成果;另一方面,学校要通过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来接受企业的资金援助。同时,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对企业和学校双方进行控制和监督,对与学校合作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偿。对不依靠大学培养人才的企业则增加一定的税金,并公开因教育水平低而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的学校名单,减少或停止对其的财政支持,以此来促进企业与学校间的相互合作。

奥地利企业界为保证职工素质与技术发展的同步,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企业派遣高级技术人员参与职业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指导,以保证企业中最新应用的前沿技术能及时与学校沟通;企业承担“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费用;企业派学生到各高级职业学校进修,也可以通过这种业余进修获得学历。

二、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重视,法制护航,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普遍存在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倾向,与普通教育文凭证书相比,职业教育文凭证书显得缺乏“含金量”,职业教育有低人一等之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应从政策上向职业教育倾斜,采取多种措施扶持职业教育:加大经费投入,职业院校免收或少收学费,给职校学生专项补贴;明确规定中、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职业院校招生比例不低于50%;强化劳动准入制度,使“先培训,后就业,未经培训不得就业”成为一种制度;成立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评审机构,规范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并通过立法保证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

(二)树立终身教育观念,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地位相差悬殊,普通教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沟通渠道,又进一步加剧了普教职教的不平衡发展。在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未能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我们应该努力让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衔接,以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程度,这种衔接一是指学习途径的衔接,应该在普通院校与职业院校之间建立“立交桥”,让普通院校的学生有途径进入职业院校学习,职业院校的学生也有到普通院校深造的机会。二是指文凭证书的衔接,要建立职业教育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等值”“换算”的渠道,让职业教育证书可对应享有普通教育证书的同等效力。如,法律可明文规定,技术工人享受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中、高级职业技能证书等同于中、高级专业技术证书,具有大专、本科毕业证书同等效力;优秀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国家职业技能大赛获奖者等可免试到相关高校学习深造;高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享有与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相同的效力,在考研、考公务员、评职称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等。

(三)服务全体社会成员,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现代职业教育的新理念认为,职业教育是面向全民的教育 让所有的人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准备就业,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上可以实行初中毕业生就近申请入学,社会在职人员随时报名参加培训的办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资源目前还比较有限,暂时还不能普遍实行免试申请入学的方式,必须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合格人才进入高等职业学校,考试应该坚持“职业技能考查为主,文化基础考试为辅”的原则,同时为社会在职人员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深造开辟“绿色通道”,社会在职人员只要具备相当水平的职业技能,就可以申请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如具备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者是工作10年以上、参加中职职业培训且表现突出,或者是在县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等,入学资格可以多元化,学习方式也可多种多样,高职院校不得无故拒绝符合条件的社会在职人员入学。

同时,要大力深化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职业院校应该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课程学习应实行职业实践、动手操作为主,基础理论课为辅,要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鼓励、引导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

(四)推动校企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离开企业的参与,要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下,建立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与评估的渠道,让企业与职业院校形成“互动”,实现“双赢”。应以企业的需要为主导制定新型的职业资格标准,有效地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与就业方式的变化,督促职业院校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企业对高质量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需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职业院校应该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职业院校可实行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新型教师培养机制:一是“引进来”,面向企业聘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学校兼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二是“走出去”,建立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熟悉企业生产实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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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七

关键词:美国;师德建设;历史进程;评价标准;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104)01-0011-05

唐爱民,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方蕾蕾,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研究生。山东济宁,273165。

众所周知,美国既是一个经济强国,亦是一个教育强国,其经济发展、文明进程多受教育发展的裨益。而其教育的稳步发展及其公认的教育成效,与其一贯重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息息相关。美国的师德建设有何特色、有何历史规定性,其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对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有何借鉴价值,这些问题值得人们予以认真关注。

一、师德建设的内在意蕴及价值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及民众对素质教育的广泛诉求,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职业素养不断受到人们的问询与批评,而教师职业道德更成为人们指责教育无力的主要焦点所在。这既与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不力之时代征候相关,也与教师自身职业道德意识的淡化、虚化密不可分。无论是社会层面、政府管理层面、学校目标诉求层面,还是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层面,师德建设都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软肋”。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技能,而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则以简单的形式化的倡导、行政性的规约或干脆采取自行其是、自我觉悟的方略,致使师德建设进展不卓,教师的师德素养未能有较大提高,出现了“经师不易得,人师更难求”[1]的现象。教师这一职业承载着不同寻常的使命与意义,有着自身职业所特有的德性要求,对学生的成长乃至一生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他人”的作用。师德水平往往决定着班级学生的思想水平、学校的教学环境乃至整个社区的文化氛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所谓职业道德,是指“从业者在职业生活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必须具备的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2]。需要强调的是,职业道德“除了反映社会宏观发展及其要求之外,主要反映社会对于职业的要求以及职业本身的特殊利益和要求”[3],这就说明职业道德是一个双向的、多方共同促成的职业品质、职业追求。与其他职业不同,师德的内在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其内涵因地域、文化风俗、文明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教师的规模不断扩张,教师职位因其工作岗位与收入的稳定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成为人们就业选择的“香饽饽”,谋取一份教师编制成为诸多大学生梦寐以求的选择。然而,教师职业准入制度的低门槛、教师职业的终身性、教师行业的潜规则等一系列现实因素,造成教师职业风气不正、职业道德良莠不齐、教师队伍鱼目混珠的现象,不仅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也严重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师德建设既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准、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之,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强化教师师德修养,是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基本保证。师德建设的有效、有序推进,既需要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转型期教育发展的师资需求,又需要放眼世界,吸取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与做法。美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特色、经验,就是我们的重要参照之一。

二、美国师德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明确制定并推行师德规范的国家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当代对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伦理的探索,美国渐次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效显著、成熟规范的师德建设体系。可以说,美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规定性。根据其历史发展的线条,可以将美国的师德建设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正是通过不同发展阶段的积累、改革,其师德建设才逐步走向系统、完善。

(一)师德建设的萌芽阶段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对教师的任职资格、从业素质有明确的规定。牧师虽是教师的主要人群,但由“政府审核教学人员和发给任职许可证”[4],却是教师准入的基本条件。教师负责传播教义及文化知识,且必须熟读《圣经》及教义问答,有专人对其进行监督、管理、评价和惩罚。随着各州的逐步建立,对教师的要求也渐趋严格。以最早兴起公立教育的马萨诸塞州为例,该州当局于1642年颁布法律,规定了教师教学(当时的教学多为学徒制)所授的主要内容,包括上帝信仰、读写技能、刑法知识等,对违反此规定者则予以罚金直至开除等处罚。此后,殖民地时期也一直注重对教师的职业品质、道德品行的硬性约束与要求,一些学校在聘请教师时,“不仅重视学识造诣,教师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品质尤受重视”[5]。1654年,马萨诸塞州法院专门颁发条文,强调“不要聘用信仰不笃、行为不检和违反教规的人来承担学院教师职务和教导青少年的任务,遇有不适合上述要求的教学人员,应予解聘”[6]。其他各州也都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作出了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一时期可视为美国师德建设的萌芽期,为以后的师德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师德建设的探索阶段

18世纪后期,美国的教师发展步入了职业发展的快速轨道,教师的社会需求、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大,教师的专业水平也随之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日趋兴盛。不少综合性大学和学院纷纷成立了教师教育学院和教师培训学校,注重培养教师的职业技能、专业水平和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理论素养。教师培训被初步纳入系统的学校制度中,基本的教师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建立了“教育部—州—校”分级自治的教师发展模式。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师德建设正式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就,其标志就是《教育专业伦理规范》的制定与实行。1875年,美国在费城成立了全国教师协会,此后,又把1870年成立的美国师范学校协会及全国学校督导协会合并为全国教育协会,[7]旨在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1896年,美国乔治亚州教师协会颁布了具有法令性质的《教师专业伦理规范》,这可视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并实施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乔治亚州教师协会颁行《教师专业伦理规范》之后,其他各州也纷纷效仿,出台了相关的师德规范。在各州推行师德建设的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着手为全美教师制定统一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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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德建设的完善阶段

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对教师专业品质的系统研究与实践开发,许多成果纷纷问世。其中,关于教师应具备的人格品质方面的成果最为显著,如卡他斯和韦伯斯共同研发的“教师应具备的25项品质”[8]成果引发了人们对教师职业伦理的广泛讨论与思考。1929年,美国专业伦理委员会颁布了历经四年研究而得出的成果——《全国教育协会伦理规范》,详略有序地规定了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的职业道德,强调了教师伦理、人格、品行之于教师职业的不可或缺性,引发了全美各界的普遍关注。随后,关于教师职业生涯中的各项利益关系及伦理道德的专门研究在美国各州展开,一批学术性、专业性、科学性较强的研究成果纷纷发表,为全美师德建设的推进提供了理论基础。1941年,《教育专业伦理规范》更名为《教学专业伦理规范》,进一步强调了对教师具体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1948年,全美教师协会推出了《我们时代的教师》宣言,其中明确列举了教师应遵循的13项职业道德;1952年,又对《教学专业伦理规范》进行了二次修订,细化了师德规范的具体要求,以求目标明晰,切实可行;1963年,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全美教育协会再次对该规范进行修订,师德规范的语言描述由“禁令”形式改为“约束”形式,师德规范变得更为具体、可行,获得了美国各界的一致认可,美国全国范围的师德规范正式得以确立。1968年,美国教育协会颁布了《教育职业伦理准则》(即NEA准则),该准则从“对学生的态度、对社会的一般态度”两个维度,详细厘定了教师日常生活、教育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师德规范,获得了基层教师、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赞同和认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师教育协会明确提出教师应该掌握关于教育专业方面的知识要求。”[9]1986年,《教育职业伦理准则》又得到全面修订,突出强调了教师恪守职业伦理以及承担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与价值引导的责任与义务。

至此,历经殖民地时期、独立探索时期、改革完善时期,全美范围内教师职业道德体系得以建立。从美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历史变迁轨迹中,可以发现其师德建设的几个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抑或称之为美国师德建设的经验。

首先,美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已经从模糊、粗放的要求转变为明确、具体、专业性较强的伦理与道德规定,如把教师劳动的个性化、工作的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心等品质上升到师德规范的层次;其次,许多教师行会、学术团体或组织立足专业优势推出了更为细致、可操作、符合不同层次教师需求的职业道德标准,师德建设开始发展为教师群体的自觉、自律行为;第三,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终身性、持续性观念得以确立,教师职前、职中、职后职业道德教育的体系渐趋成熟、完善;第四,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专业化、组织化、制度化不断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价等措施到位,成效显著。

三、美国师德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各种基于教师生活状况的实证研究、师德规范的制定以及各种监督与评价体系的建立,美国师德建设逐步走向完善,其中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辩证分析美国师德建设的某些成果经验与做法,从中寻找借鉴与启示,使之洋为中用,当有利于我们加强和改进中国的师德建设,推动师德建设的科学化、常态化。

(一)革新师德建设的观念

一切改革与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观念的变革,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改革亦不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更多是内隐的、不言自明的要求,师德是教师天经地义的德性,是贯穿于教师教育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表现,无需借助外在的规约、监督,也不需要通过专门规定的约束与专题培训,需要的仅是教师的自我觉悟与自发生成,所谓“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10]。师生关系的此种表现,既是教师权威主义观念的自然流露,也反映了师德建设观念的狭隘、保守与落后。将教师德性发展简单地交付教师自身的自觉、自省、自为,而放弃了制度约束、舆论监督与实践生成,必然导致师德的平庸,其后果不堪设想。而美国十分注重教师教育的实践创新与动态生成,其师德建设的理念、认识、价值观随社会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因而确保了教师职业道德的良性发展。

加强教师的德性素养,提高师德建设的成效,必须改变传统师德建设的观念,通过各种途径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师观、师德观。首先,要使教师认识到,师德建设并非只是教师个体的闭门修炼,而是一项涵括制度约束、实践养成、专题研修及自我努力的综合活动。而且,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教师的师德要求、目标追求也不尽相同。应通过职前、职中、职后的教师教育或研修活动,使教师或即将进入教师职业的人员熟悉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并引导其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内化师德规范,逐步树立较高的职业道德理想。其次,师德建设的对象应面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而非仅针对德育学科教师;应对所有教师提出统一的师德要求,进行统一的规范管理,以增强学校生活、教育生活的道德氛围。第三,树立师德建设的多元主体观。有效的师德建设绝非教师群体独善其身、自为自足的结果,而是社会、政府、家庭、学校、教师及学生相互配合、合力而成的结果,社会的舆论导向、政府的制度约束、家庭的联动、学校的管理、学生的促动,都能促进教师职业道德的生成与优化。另外,优良的师德建设也不是自上而下单一线性模式的结果,而是上施下效与自下而上相互结合、综合运作的结果。第四,师德建设的领域应是多元的,教师的德性不仅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专业品质与实践精神”[11],也包含着教师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流溢出来的人文情怀及处理与学校、家长、同事、学生以及教育事业之间关系的能力。教师的德性发展是教师自觉地体悟教育的幸福感、创造性地践行教育理想的实践活动。第五,师德建设的内容应不断深化,既包括诸如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爱国守法、爱岗敬业等基础性德目,也应包括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内容。第六,师德建设不仅要关注教师的德性修养,也要关注教师基本权益的满足,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唯有将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合法权利的满足与师德建设结合起来,才能在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基础上增强师德建设的成效。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我完善”。当教师的生存境遇、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改善,教师职业的尊严得以基本保障时,其师德发展的动力才能得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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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完善的师德标准

美国师德建设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师德标准的建立,其标准历经多次修订,不仅条目、要求更为细致、明确,便于教师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操作执行,而且也为相关部门、群体的监督、评价提供了便利。师德标准的建构,不仅要体现社会对教师德性的基本要求,也应有利于教师对自身职业、角色的理解,其规定应当简单明了、具体可行。可以说,制定一种相对公允、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职业道德标准,是师德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教师德性修养活动的依据和目标。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生的网络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高,传统的师生关系受到极大冲击,教师自身的师德认识与行为也在发生着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因而,必须建立一套规范教师教学行为、评价行为、师生交往行为的师德标准,以保证师德建设的有序、有效推进。在我国,只有简约、抽象、倡导性的教师行为准则,缺乏具体、细致、明确、可行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师德建设的实效。在此方面,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优良的师德标准不仅对教师有约束作用,对学生的学习也具有某种激励作用。“教师的职业活动直接关系到学生精神世界的形成,师生关系所凝结的情感、态度将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道德面貌。”[12]教师的德性涵养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着重大影响,师德建设应当使教师的德行成为学生道德发展的正能量。

师德标准的制定要广泛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将教师的实践经验、不同地区的试点经验、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防止自上而下的硬性推行。此外,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教育差异明显的实际,防止一刀切、一张图、一言堂现象的发生。

(三)加强师德建设的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管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推进,既离不开教师的自我约束、自我修养与自我发展,也需要外在的制度约束与监督管理。教师的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管相得益彰。前者体现教师个体德性发展的动机与欲望,是教师自主维护师德规范、达成师德目标、获得精神愉悦、体现职业幸福感的内源动力;后者则是从外部对教师的德性发展进行监督、管理、评价,通过师德培训、社会舆论媒体、法律规范、管理机关、督导机构等途径对教师的德性状况予以外在规约。唯有建构教师德性发展的自律与他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方能实现师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首先,要对师德建设进行合理分层。教师职业劳动的长期性、复杂性、专业性决定了师德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它绝非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于教师终身职业生涯、丰富多彩的教育过程和生活过程中的。这就需要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予以合理的分层、分类。美国将师德专业伦理规范区分为师德规范、师德原则、师德理想三个层次,照顾到了不同教师群体及教师的不同发展阶段德性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师德体系的层次性、可行性与有效性。我国的师德建设也应合理划分不同的层次、阶段、序列,师德规范与标准的制定既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教师的教育实际,也要考虑到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德性需求,构建一个由基本要求到基本原则再到理想目标的规范体系。合理、分层的师德规范要求,能够有效地使教师在职前学习、职后研修及教育实践中明确不同的德性要求,从而成为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德性担保。分层的师德建设计划需要分门别类的师德培训体系。因此,需要构建师德培训与师德养成相统一的模式,将师德建设的场域拓宽到职前和职后,将师德培养的过程延伸到课堂与课外,以有助于教师在不脱离教育实践与教育生活的前提下,实现职业道德涵养与境界的提升。

其次,应对师德建设予以合理监管。美国十分注重师德的监督和管理,采用多管齐下的监管方式进行师德建设。不仅国家和教育部门设立了重重关卡和考核机制,而且很多教师职业行会及其分会也都制定了对教师不端行为的监督和处理办法,各学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师德激励、管理、处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相比而言,我国师德监管的制度、措施较为薄弱,柔性的措施多,刚性的制度少,存在较为普遍的执行乏力现象。因而,亟需建立一种高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改正“教师中的失范行为,主要诉诸管理,而这方面的管理又该以请诉本单位舆论监督辅以行政处置最为有效”[13]。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师德建设,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师德评价体系,以考核和约束教师的行为。对德性优良的教师予以褒奖,对德性败坏的教师则按规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最后,要引导教师加强职业道德的自律意识。职业自律是师德建设的关键。在美国,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不高,但教师普遍有一种较高的幸福感,这与美国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专业素养、德性修养密不可分。美国的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之所以较高,除了源于全国性的教师协会及各州的职业行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教师道德规范、师德标准以外,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教师自身道德自律意识较高。在美国,教师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准确、清晰,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水平较高,其职业道德通常与专业伦理密不可分。教师的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师德发展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只有教师正确理解了自身职业的性质与角色功能,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才能使自身的师德素养获得永不枯竭的动力和生命活力。而这恰恰是我国师德建设需要着力加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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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桂生."师德"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3):8-11.

责任编辑 徐向阳

8.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八

引言: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兴盛与衰亡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并将继续作为他国学习的榜样与示警的红灯影响更长远的时间。

苏联的建立与急速发展,为20世纪浴血追求独立的受压迫民族指明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强道路;实践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了马列思想的先进性与正确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壮举。

苏共的垮台与苏联的最终解体,是苏联社会各种问题总爆发的结果,也是苏共执政能力逐渐下降直至完全丧失政权的结果;苏联的解体,有许多外部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共的内部原因。

我国作为仅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面临全新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汲取苏联及苏共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显得必要且紧迫。

一、苏联兴盛的经验

1.国家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是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捷径

苏联成立之前,沙俄工业基础较之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经济薄弱,且科学技术远远落后美国。综合国力孱弱,虽有数百万陆军,但枪支都不能配发完全,一战及日俄战争的失败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革。也许正是这些惨败促使苏联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制度下,集中全国物力,使用国家力量,史无前例地大规模规划国家发展前景,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十年,就使苏联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工业基础。苏联初期的计划经济取得空前成功,与同期欧美自由经济的大萧条对比鲜明,使欧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甚至有美国记者回国后宣称在苏联看到了行得通的未来。

苏联的发展之路,是将国家力量充分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这种方法为我国所用,在建国初期完成了从没有重工业到初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建立起了日后改革开放依靠的工业基础。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国家力量监管、干预经济生活,使美国率先走出了席卷欧美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已经成了发达国家拯救危机的法宝了。近两年的经济危机,也正是美国金融市场缺乏国家监管、干预而爆发问题的结果;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干预金融市场、直接参与通用公司的运作。

2.政权的统一、思想的统一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激发高昂建设热情

苏共经过艰苦残酷的斗争,肃清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也镇压了所有的反对者。虽然我个人认为血腥的镇压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政治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镇压之后在苏联国内苏共的统治能力大大加强、思想高度统一,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凝聚在一起,爆发出了空前的建设热情。采煤工斯达汉洛夫作为一面旗帜被高调宣传之后,苏联工人阶级更是热情高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竟提高了82%。他们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之高,令前去考察取经的欧美人士惊异。

思想的统一,往往能使人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理想的指引下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苏共的政治政策,使苏联工人团结起来,用极大的热情参与这个新生国家的建设。这一点在我国也得到了验证。铁人王进喜就是一面为建设国家而不惧一切、不惜一切的旗帜。

3.领导阶层革命意志坚定、发展目标明确

苏联初期,因为战争的创伤加上自然灾害,国内经济极为困难。1918年出现了粮食危机,但是有权调拨千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从中可以看到列宁时期的苏共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的特权。这是苏共可以在艰苦条件下依旧得到工人阶级拥护支持的重要原因。而且坚定的革命意志使苏共干部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建设,没有想过花时间去享受特权,使政府的工作效率较高,让各种政策都得到了充分的执行,朝着预定目标步步前进。可以说,苏联的快速发展,部分源于革命意志坚定的苏共干部党员的无私奉献。

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认识到,虽然击退了欧洲国家联军的武装干涉,但苏俄落后的工业不足以完全地保卫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都将工业作为重点去发展,努力赶上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步伐。这无疑为苏联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这一方向在后来变得不再正确,但在立国之初是必要且迫切的。根据形势选择正确的方向,是每一个国家不被淘汰都必须做好的,尤其是新生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当今,虽然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但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做好自己的选择,朝着对自己民族有利的目标坚定前进。

二、苏联衰亡的教训

1.特权阶层贪污腐败致使苏共失去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

苏联的特权现象,经过建国初期的十来年后就渐渐显露,二战后形成了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时期,强调干部的稳定,“终身制”开始大行其道。这样的结果是形成“官僚氏族集团”,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些官僚氏族集团腐蚀了苏共的执政能力,使苏共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直至完全丧失民心,得不到人民支持,惨淡解散,政权旁落。更严重的是特权阶级的渎职,致使苏联国内问题不能反映到决

策层,使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尤其是经济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最后各种问题积重难返,落后欧美,使人民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倒向了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

纵观历史,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改朝换代不胜枚举,虽然苏联的建立不同于一般的政权更替,但他的命运依旧没逃过历史的碾压,最终被腐蚀了根基,一个超级大国轰然倒下,令世人震惊、深思。贪污腐败虽不能说要为苏联的解体负全责,但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况且除了强敌入侵、自然天灾,又有几个国家是因为单一的原因亡国的?都是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贪污腐败太常见罢了。

2.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体制僵化、农业失败造成国家崩溃

苏联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极度发达,其军力在70年代甚至超越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针锋相对。虽然苏联成立之后,俄罗斯人不再仅仅是依靠强大的武力而是倚靠雄厚国力称雄全球,但可能是骨子里的尚武精神使苏联人热衷于武力解决问题,大力发展军工,展开军备竞赛,致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失衡的结果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苏联国力的提升而同步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一直处在战时经济体制的紧缺状态下,引起了普通群众的普遍不满,致使部分人倒向了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也失去了吸引力。

苏联农业的失败,也是其最终解体的根源之一。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一切工业的基础,虽然工业化开始时不得不靠工农业的剪刀差去发展工业,但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到了后来,工业必须反哺农业。但苏联领导人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的一份子,把他们当做阶级敌人对待,一直剥削农民,以致农民们失去劳动积极性,苏联农业长时间萎靡不振,粮食产量不足,到后来竟要依靠进口粮食,不得不说苏联农业总体上讲是彻底失败的。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我们不得不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必须重视农业问题。

3.错误处理民族问题导致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最终苏联解体

众所周知,苏联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但苏俄土地大多是沙俄时期侵略扩张的战利品。沙俄征服了120多个民族,但也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祸根。列宁认为苏联采取联邦制度是向最终统一的过渡,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去完成民族融合,但继任者过于急于求成,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为加速民族融合进程,不顾及历史沿袭,以行政命令代替协商解决,造成民族关系紧张,且占总人口不足50%的俄罗斯人却拥有90%以上的政府要职,享有政治特权。苏联领导人忽视了实际情况,认为民族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的建成已经解决,错误估计形势,造成民族分离主义大肆传播,特别是90年代初加盟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顶峰,最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退出苏联,直至俄罗斯共和国退出,苏联解体。民族分离主义虽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但在解体过程中充当了主角,是苏联解体的推手。

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始终有着重要地位,虽然强大的主体民族可以暂时的压制少数民族,但压制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商解决才可能不出问题。压制的后果就是问题最终集中地爆发,爆发得彻底,爆发得无可挽回。

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加强廉政建设、反贪反腐,确保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

我国现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已经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也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借口。贪污腐败不仅腐蚀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导致政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支持,最终走向失败与灭亡。任何贪污腐败的政党,注定失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是前车之鉴了。现在“送红包”现象较为严重,也许就是上层部分人贪腐在基层的反应。或者说,贪污腐败也成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不是短时间可以杜绝的。所以,加强法制规范、法律监督、惩戒力度,从严从重处罚贪污腐败分子,在当今中国显得必要而且迫切,是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苏共的失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也许如新加坡那样高薪养廉、严厉罚贪是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较为可行的措施,让各层干部可以安心的工作,不用为物质问题分心进而贪腐。这是物质上采取的应对措施,但仅仅只有物质措施是绝对不够的,加强先进性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是必须同步采取的政策。

2.加强思想教育,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人社会主义信念丧失的结果,在美苏的竞争中,苏联并未表现出超越美国的优势,尤其是经济的崩溃使得广大人民失望不已,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纷纷转投资本主义的怀抱,社会主义阵营不攻自破。连赫鲁晓夫都对自己的弟弟说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只是拿来糊弄老百姓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全面冲击,我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思想教育不仅要面对群众,更要面对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员都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难想象普通群众还会相信共产主义。加强党员的思想就是要凝聚党员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确保社会主义的践行;同时,这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甚至比物质措施重要的多。

3.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改善经济结构

经济始终是国家民生的命脉,在经济生活中,国家力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历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概念深入人心,没有国家的强力监管,资本贪婪逐利的特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现今我国工业过度依赖出口贸易,致使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深受影响,这警示我们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外向型经济,提高国内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美国作为自由经济的代表,周期性的经历经济危机,虽然美国通过转嫁、美元等手段化解了多次危机,也在几次危机中通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生活顺利复苏,但这种危机能保证每次都被化解吗?我们要看到自由经济的弊端,在未发生危机时就用国家力量正确适度地干预经济生活,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危机。也许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就是另一次大战的祸根,或者说导致又一些国家分崩离析。

同时,在我国这种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半的国家,农业必定是立国的根本,我们不得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力水平,是当今中国农业的努力方向。13亿人的吃饭问题高于其他一切问题,13亿人的温饱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结束语:

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及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自行解体,不仅深深地震撼了世界,也留下长远的沉思。如普金所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是没有良心,但想恢复苏联是没有头脑。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追思苏联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是在苏联失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的更远。

参考资料

《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

《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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