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精选4篇）

1.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篇一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我对哲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对哲学史更是从没有过涉猎。冯友兰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是我第一次阅读这方面的书籍。

全书的篇幅并不算太长，作者也尽量选用了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像我这样的读者读来也还不至于感到吃力，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度。限于学识和作业篇幅，我仅对全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有关儒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内容谈谈我的一点想法。先说说理学，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有这样的表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摘自《中国哲学简史》）读这几句话，我的第一印象是，朱熹所说的“理”似乎和现代人对科学的看法有些相似。既然万事万物有理，为什么中国智慧的古人没有去探求，去发现，建立现在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呢？书中提到关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一则故事。王阳明年少时听说了“格物致知”之学，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古代读书人的迂阔实在让人觉得好笑。虽然明白“万物皆有其理”，但却将“格物致知”寄托于个人的思考（在我看来是空想），以期最终达到某种“顿悟”的境界，缺乏科学理性。

说到王阳明，就自然要提到新儒学的另一派：心学。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相比之前说的理学，心学对我而言就更难以理解了。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冯友兰先生这样解释“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格物致知，明万物之理。不论是心学还是理学，似乎都有这样的要求。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对万事万物的思考，并不缺少探求真理的精神。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被赞颂和令后世自豪的。可对世界的深入思考并没有为古代王朝带来先进的科学观念，没有能够带来一次科学革命以推动技术进步，以致这个最强大的帝国逐渐被西方拉开了差距，这无疑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我个人非常推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强调的那种理性，真是那种对理性的追求将人类社会带入了全新的纪元。反观中国哲人，尽管明白“理”的重要，也不乏一种探求“理”的精神，却忽视了理性的光辉。我不知道这是仅仅是一件遗憾的事还是说数千年来中国的哲学发展就注定了中国的先哲们缺少这种西方社会所强调的理性。

2.《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篇二

昨天是冯友兰先生逝世26周年的纪念日，恰巧最近终于读完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鉴于自己的才学甚浅，亦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便摘录了书中自己认为有感触的字句段落，留以自己时常学习，也放在这里方便有兴趣的人翻看。

自序：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

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我所说的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兼得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

“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为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中国哲学的背景

《老子》：“反者道之动”。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这个思想为中华民需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

《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指社会。

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照孔子的话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中国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说西方侵略东方，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

必须进行逻辑分析，以便在哲学的历史中区别哪是不变的，哪是可变的、每个哲学各有不变的东西，一切哲学都有些共同的东西。为什么各个哲学虽不相同，却能相互比较，彼此翻译。原因就在于此。

孔子：第一位教师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们的行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些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确实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墨子发展了侠的职业道德，那是非常强调团体内的服从和纪律的。它无疑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得许多人向往一个中央集极的政权，哪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

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一翼。

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

名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

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

公孙龙以这些知识论的、形上学的辩论，确立了他的命题：坚、白分离。在中国古代这是个著名命题，以“离坚白之辩”闻名于世。

道家第二阶段：老子

中国哲学常用的话说，道是无名之名。

老子说，在能够使任何物之前，必须先是“有”。“道”是“无名”，是“无”，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所以在是“有”之前必须是“无”，由“无”生“有”。这里所说的属于本体论，不属于宇宙发生论。

老子警告我们：“不知常，妄作，凶。”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

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

道家第三阶段：庄子

人利用理解的作用，可以削弱感情。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他们受苦。”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以理化情”。

《齐物论》的开始是描写风。风吹起来，有种种不同声音，各有特点。《齐物论》把这些声音称为“地籁”。此外还有些声音名为“人籁”。地籁与人籁合为“天籁”。

“无知”与“不知”不同。“无知”状态是原始的无知状态。“不知”是先经过有知的阶段之后才达到的。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精神的创造。这个不同，道家人用“忘”字表达其方法的诀窍。圣人并不是保持原始的无知状态的人，他们有一个时期具有丰富的知识，能作出各种区别，只是后来忘记了它们。

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

知道的，希望的，二者不同。知识是重要的，可是也不能光靠知识生活，还需要情感的满足。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不能不考虑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是把它当做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作假的来说。

荀子：“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荀子的两个学生，有两个最著名：李斯，韩非。

韩非和法家

西周封建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刑则不然，它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平民。这就是《礼记》中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

儒家的形上学

《易》、《老子》、《庄子》合成“三玄”。

《系辞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在《中庸》里，诚和明是联在一起的。《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名矣，明则诚矣。”

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

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目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

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关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

十七、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

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曾说：“我们若将‘天’既解为自然之天，有理解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时而强调这个解释，时而强调另一个解释，这样我们也许就接近了这个中国名词的几分真话。”

孟子与董仲舒的不同，就这样归结为两个用语“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

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新道家：主理派

“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思。《老子》第一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玄学”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

新道家：主情派

清淡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嘴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

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

新道家主理派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主情派以杨朱等为代表。

中国佛学的建立

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

“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哲学中只有“心”，没有“宇宙的心”。道家的“道”，虽然老子所说，是“玄之又玄”，可是还不是“宇宙的心”。

神宗：静默的哲学

“禅”或“禅那”，原意是沉思、静虑。

神秀和慧能分裂禅宗，确实历史事实。北宗与南宗的创始人不同，代表性宗月空宗的不同。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三条思想路线：一，儒家本身。二，佛家。三，道教。这三条路线是异质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学家要把他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真正系统，这当然血药时间。因此，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十一世纪才明确形成。

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戟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程颢讲的精神修养方法：“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3.《中国哲学简史》读书报告 篇三

——小议名家思想与影响

在中国早期诸家实用性思想中，充斥着成人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然而此间我们却惊喜的发现有一家的言论独辟蹊径，卓尔不同。他们热衷于解析名实，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世界，却不思议进入了哲学的中心。他们是擅辩的辩者，他们是留名的名家。

从名家又称为“辩者”，我们就能推敲出，这是一群擅玩文字游戏，耍弄嘴皮子功夫的人。他们往往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在与人辩论中，常对别人否定的加以肯定，而对别人肯定的又加以否定，以此而著名。他们会在不同条件下对法律条文做不同解释，使人无以辩驳，故有“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扰乱了当时的统治秩序，也因此为名家招致了包括道家、墨家在内的不少非议与批判。其实名家对于文字的解释本没有错，而他们的思想恰好为过于实用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补充了理性逻辑的一面。

关于名家思想核心的“名”“实”问题，名家两个代表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惠施主张“实”的相对性，强调事物不断运动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连环可解”就是分别从树木和桌子的角度分析，将“破坏”和“建设”这一对矛盾体联系起来。公孙龙主张“名”的绝对性，同柏拉图的理念论产生了惊人的契合，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实际上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在“白马非马”的论述中，他分别从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加以论证，这种逻辑的缜密性即使在当今社会也不容小觑。

名家未能保存自己的学派而发展下去，在后人看来似乎影响力远不如道家墨家等那么大，实际上，名家在当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他们的核心主张“名”“实”渗透进了道、墨两家的思想之中。《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实际是在以自己的理解论证名家思想，从区别“有名”和“无名”开始，提出了“道”这一形而上的理念，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名家关于“名”“实”的论述实际上跳出了现实世界，大大提升了哲学的思考范围。惠施的相对性思想也对老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种最原始的相对性讨论经老子的发展形成了“反者道之动”学说，然后逐渐演化为“物极必反”这一通俗而智慧的道理，从此深深印在国人头脑中，以至于现在提起我国的朴素辩证思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老子而非施惠。所以名家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是由道家发扬光大了。而“施惠十事”中另一个言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成为后期墨家的一个理论来源，尽管墨家对此做了批判，他实际上也借此发展了自己的“兼爱”说。名家对在其之后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讨论的主题，然后其它各家在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中不自觉的创新了自己的主张，那么可以说名家对其之后的中国哲学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同样决定于中国哲学环境的现实适用性，名家未能长远发展下去。他们论述的是形象之外的世界，因此无法直接应用于现实，也未能获得任何一国国君的赏识与支持。然而站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长河边上看，名家的思想在道家、墨家以及荀子时期的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批判性发展。名家将其他哲学家的关注点引向逻辑和形而上的世界，这也使得先秦后期的各家学派与前期相比明显呈现出缜密的思维性和逻辑感。

4.中国哲学简史读书心得体会 篇四

在书中，冯友兰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有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要对思想进行思想。”这句话我认为是哲学的根本。人要能认清自己，认清自己能够思考什么，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范畴，在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进行不断地思考，深层次的思考也就能变成反思；自己思考，反思自己，这也许就是哲学的本质吧。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与冯友兰先生所说是相通的，一切的哲学都是建立在“认识你自己”之上的。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哲学才能使我们提升心灵的境界，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哲学，即智慧之学，人的智慧来自于人的思考。无论多么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他们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他们那善于思考的大脑，从思考中得到真理，真理的诞生也就是哲学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哲学，无处不在。

“就我而言，哲学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了。”这段话依然来自《中国哲学简史》，它足够验证“哲学是始于思考”的。“反思”无非就是思想的思想，即深层次的思考，而“系统的反思”是聚反思、总结于一体，就像优秀的学者、哲学家，他们不但善于思考，还善于总结，总结的产物就是“真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真理的诞生”，它就是关于思考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