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共10篇）
1.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篇一
20世纪50～80年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两国的关系从五六十年代的敌视对抗，走到七八十年代的缓和合作，九十年代再次跌入低谷。台湾问题成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是中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未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根本症结所在。
（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底，美国极不情愿地看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已成强弩之末，国民党溃退台湾已成定局。为了据有台湾，在战略上掣肘新中国，美国政府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美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四套方案：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迁台；二是在台湾培植亲美代蒋势力；三是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四是制造“联合国托管”案。但是，这些方案都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而落空。中美两国遂形成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落到实处，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美国对此极为关注。12月29日，艾奇逊在白宫召开军政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中苏问题，认为当前最大问题是拉拢中国，以分裂中苏关系。至于台湾问题，由于蒋介石集团已腐败得不可救药，台湾陷落是早晚的事，美国不能因为援台而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引起中国对苏联的进一步靠
①拢，美国若这样作太不划算了。出于这一想法，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美国始终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ZZ2〗现在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ZZ2〗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咨询。”②
为了及时揭穿美国以台湾问题为诱饵来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1月19日毛泽东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谢谢上帝，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③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挫败了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中美两国关系也随之更加恶化。
5月，以亲蒋反共著称的杜勒斯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来一项“激动人心”的转变，也就是说，要由原先“不干涉”立场转为所谓“中立化”立场，即“不允许福摩萨(即台湾)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允许它被用作对大陆作战的基地。”④“中立化”显然是欲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难关。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即宣布介入朝鲜内战。27日，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鉴于“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⑤
至此，杜勒斯的所谓“中立化”建议得到实施。这就意味着在6月27日以后，解放台湾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美国武装力量之间的较量了，国民党残匪反而退到了背后。所谓中立化，就是说不准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活动。在所谓中立化幌子下，美国于7月22日通知台湾，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不适用于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一旦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除台湾和澎湖列岛外，美国不参与保护国民党控制下的其他岛屿的行动⑥。美国此举极为险恶，即必要时可以放弃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以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将台湾分裂出去，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8月31日，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在苏联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于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派代表参加该案讨论⑦。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发表长篇演说，驳斥了美国政府所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欲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恼羞成怒，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对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实行冻结并管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28日，中国亦针锋相对地宣布，对美国在华的公私财产进行管制，公私存款一律冻结，随后，中国进而收管了美国在华的一切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至此，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完全对立之中。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继续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其“中立化”，恢复台湾军队对大陆的行动自由，美国完全转向台湾蒋介石一边，台美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时期。美国除了给台湾大量的物资和贷款外，还以每年大约1亿美元的速度不断向台湾提供“经援”，这等于给“垂危病人注射了强心剂”，“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⑧。由此台湾增强了与大陆的抗衡能力，再加上抗美援朝，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已由东南转向东北，以及美国第七舰队对台湾海峡进一步封锁等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推迟了下来。
1954年8、9月份，中国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美台为了“保卫台湾”，双方于12月2日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应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该“条约”无限期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第六条说：“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⑨。应当指出，这是继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声明后，美国又以“公开条约”的形式强调了其防守区不包括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这充分说明，美国制造台独或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是由来已久并精心策划过的。12月8日，周恩来严正声明，蒋介石集团没有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⑩。为了打击美蒋联盟，1954年9月，我福建前线炮兵，奉中央军委命令炮击金门，严惩了美蒋军队。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又一举攻克浙东沿海江山岛，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空前尖锐对立时期。
1953年至1954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台湾当局在美国政府的输血打气下，不断地向金门、马祖增兵。为了惩罚国民党军骚扰破坏，同时打击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强调对中国的“警告”，并先后从美国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向台湾海峡大量增兵，同时派驱逐舰加强对台湾海峡的巡逻。针对美国的行动，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措施，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一周，以便让国民党驻岛部队进行补给，但条件是美国军队不为国民党军队护航。10月13日，国防部又宣布停止炮击两周。由于美国仍坚持其顽固立场，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护航，我军于杜勒斯访台的当天，即10月20日，恢复了对金门的炮击。从10月25日起，我前线部队执行“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和船只”的命令，只对守岛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观察所、雷达站等目标进行炮击。10月31日，我前线部队又奉命双日不进行炮击，采取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二次台海危机告一段落。
60年代初期，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又利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机，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从海上和空中窜犯大陆，挑起了第三次台海危机。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正告美国政府：“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还击，击退了蒋军对大陆的窜扰和美国空军对我国的军事入侵，从而彻底地打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迷梦。第三次台海危机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最低谷”。
（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给敌对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成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契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其杰出外交家敏锐的眼光捕捉住这一契机，亲手导演了一出“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当这一信息传到美国后，美国人立即加入到了“乒乓外交”的合奏中来。1971年3月，美国取消使用美护照到中国旅行的所有限制。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总统访华铺路搭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在举世瞩目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政府也在联合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对中国政府的声明表示基本赞同。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台湾问题逐步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根据其新亚洲政策和中美《上海公报》精神，开始调整对台关系。政治上逐步拉开与台的关系，军事上逐步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的军事人员及装备。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向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他没有在中国一章中谈台湾问题，只在亚洲一章中提到“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华民国”。这样，美中关系又靠近了一步。尽管如此，但因受美国内舆论和反华势力的束缚，尼克松始终没有决心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建交的障碍。
1977年，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高涨呼声，卡特政府采取了在尽可能多的保持美台联系的条件下，接受中国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以尽快同中国建交的方针。1978年12月6日，中美双方在经过多轮双边会谈后，发表了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和声明。美国声明在1979年元旦结束美台外交关系，按公报规定终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余留美军人员。至此，卡特政府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中美建交公报》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台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全部解决。美国仍然坚持它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采取措施来保证他们所关心的台湾的“安全”。为了使这种特殊的美台关系符合美国的法律，卡特政府于1974年4月10日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称，鉴于美国已于1979年1月1日结束了与“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的政府关系，国会认为有必要制订本法，以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并重申美国的政策是：继续与台湾保持密切的商务、文化关系；限定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为排除武力，“将通过和平方式”；向台湾继续提供武器装备；除“共同防御条约”外，与台湾的其他一大批“协定”、“条约”继续有效，等等。可以看出，《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也是日后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与纠纷的主要根源。
1981年里根上台，此届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左右摇摆。一方面里根对中国政府表明要继续努力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又宣称要全面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包括在政府机关接待台湾在美机构的“官方来访者”和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出了一连串的批评和警告。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美国于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与中国一道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即“8.17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武器“无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并保证“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8.17公报”消除了因美向台出售武器所具有的爆炸性，中美之间一度终止的战略对话和军事关系也重新得到了恢复。
1984年4月和1986年9月，邓小平两次向里根当局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解决台湾问题，并希望美国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均遭到里根当局的拒绝。这样，中美关系在80年代经过前进、摩擦、危机、僵持后，步入到了90年代。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4卷，1975年版，第456～467页。
② 《新华月报》1958年2月号第57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第247页。
④⑥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33～335、349～351；391、395页注①；387页。
⑤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⑦ 《当代中国外交》第69～70页。
⑧ 《建国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1页。
⑨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051～2053页。
⑩ 《新华月报》1955年1月号，第56～60页。(完)
2.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篇二
1 护患关系存在的问题
1.1 社会、医院方面
由于个别媒体对医疗纠纷缺乏公正客观的报道, 使矛盾激化加大, 产生负面效应, 忽视医护人员付出的辛勤, 产生医疗纠纷。近几年医院暴力事件和医疗事故呈上升趋势, 闫俊辉等[2]调查结果显示, 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总体发生率为64.3%。严重威胁着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增大了护士工作压力, 护患关系显得紧张。
1.2 护士方面
有研究表明, 临床上由于护士因素导致护患关系紧张引发的护理纠纷占45%~58%[3]。
1.2.1 沟通不良
据上海医科大学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82份问卷结果显示, 医患关系紧张的占29.72%, 由于护患沟通不良而引发的关系紧张占56.35%[4]。有的护士责任心不强,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欠缺, 对患者“冷、硬、推、顶”, 对患者因疾病所致的痛苦表现出冷漠或麻木。在护理工作中, 机械地执行护理操作, 对患者提出的疑问缺乏耐心, 人文素养不高, 不能换位思考。现在护士独生子女多, 自我心理调节能力相对较弱, 交流沟通中易产生矛盾, 导致护患关系紧张。
1.2.2 医院护士配置不合理
整体护理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 医院在编护士达不到要求[5], 医院护士配置不足, 护患比例失调, 新老搭配欠合理性。但医学模式的转变却对护士提出了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导致护士的心身压力增大。护士工作杂、细、多、量大, 工作时间紧张, 少有时间与患者讨论式交谈, 患者的各种需求、关心很难满足, 从而导致各种护患矛盾。
1.2.3 专业技术水平不高
护理人员欠缺扎实的专业知识与精湛娴熟的操作技能, 对患者的病情不了解, 对患者疾病的相关知识与健康教育等解释与宣教不充分, 使患者不满。在实施护理过程中, 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如有的护士在对患者行静脉穿刺时不能一次成功, 造成患者痛苦, 进而导致护患关系紧张。
1.2.4 法律意识差
有的护士缺乏临床经验与法律意识, 慎独精神差, 病情变化报告与处理不及时, 护理病案书写不规范, 导致在医疗事故、纠纷发生时院方与护士自身处于被动, 使护患矛盾加深。
1.3 患者方面
1.3.1 患者心理
患者由于疾病折磨, 角色转变, 加之当今医疗费用普遍偏高等因素常出现负性情绪, 如激惹、抱怨、愤怒等。一些低收入家庭患者因疾病反复发作, 经济压力加大等因素而情绪不稳, 反应敏感, 当治疗效果未到达预期效果时, 部分患者有意将矛盾转向医院。而患者在医院接触最密切、最多的是护士, 所以护士最易成为患者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 影响了护患关系, 加大护患沟通难度。
1.3.2 患者维权意识增强
社会舆论要求极力扩大患者就医权、选择权, 患者开始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健康权益。在维权中, 很多患者没有足够正确的法律知识, 对医学知识与护理工作的了解一般通过亲戚、朋友、自己的住院经历, 及网络、媒体等途径, 存在一定的偏差, 不正当维权、过度和过激维权现象常有发生。
1.3.3 对医疗和护理期望值过高
部分患者因文化与价值观差异, 尽管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但又不完全了解医学本身的特殊性和人与人间个体差异, 对在治疗、护理过程中的一些副作用不理解;对经积极救治、精心护理的疑难或急危重病例出现的治疗效果与自己期望不符时不能正视, 认定是医务人员水平差、责任心差造成的。有的患者产生不良动机, 有意将矛盾转向医院, 对护理工作存在偏见, 不配合护理工作, 甚至无端指责,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护患矛盾发生概率。
2 改进对策
目前, 医疗环境严峻, 常有暴力袭医事件发生, 医护行业遭受空前信任危机, 医患、护患关系敏感。医院一方面应加强内部管理, 建立有效的医疗风险防范机制, 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应优化外部环境, 多常向媒体宣传医院工作性质, 让人们能理解和尊重医务工作者。
2.1 医院完善管理制度
2.1.1 编制保证
调整医院编制比例, 提高护士配置数量;应给予护士在学习教育、工资待遇等方面更多的机会与更优厚条件[6], 提高护士在社会中地位, 减少护理人员流失。及时解决患者的反馈投诉和纠纷, 定期对医护人员开展有关制度、政策方面的培训, 维护医护人员合法权利。
2.1.2 重视护士培训, 提高护士综合素质
在我国, 护理队伍整体素质不高[5], 医疗机构应改变“重医疗, 轻护理”的现象, 注重对护士的培养。牛红艳等[7]建议采取集中培训、分层培训等方式和案例分析、护理查房、多媒体网络等形式进行继续护理教育, 构建以和谐护患关系为导向的继续护理教育体系。通过培训, 提高护士整体素质。
2.1.3 充分发挥护理管理者水平
医院应提高护理管理者水平, 规范其管理效能, 对护理管理者应进行定期学习培训, 可采取送出去培训、请专家进来讲解等多种措施。护理管理者应结合实际, 完善护理流程、规章制度, 让护士能在工作中做到有据可查、有章可依, 培养护士质量持续改进意识, 加强护理不良事件管理, 加强护理风险防范, 落实患者安全指标, 保障患者安全。在护理工作中, 按照能力、学历、工作强度的不同, 合理安排人员, 为护士创造一个人文的、和谐的、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 让护士以良好心态去面对患者。定期召开患者座谈会, 征求患者与陪侍的意见, 及时分析解决患者反映情况, 总结经验, 进行改进, 不断改进医院工作, 将隐患消灭在萌芽时期。
2.2 护理人员加强护士人文知识学习
护理是一门源于心理及行为、生物、社会等方面科学知识的专业, 尼春萍等[8]调查显示, 93.22%的护士认为护理继续教育有必要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因此护理人员在加强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外, 也要加强情绪控制、认知与行为等心理学知识, 及移情、教育等知识的学习与培训, 这种学习应贯穿整个护理生涯, 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 正确理解护患关系实质, 提高对患者群体的认知,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赢得患者的肯定。李敏等[9]研究显示,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后, 不良事件上报率由79.31%提高到95.24%。
2.3 加强护患有效交流沟通
沟通可以调整或改变他人的认识、观念、情绪和心态, 使患者积极主动地配合诊疗与护理[10]。良好的护患沟通能减少法律纠纷, 提高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 但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与维持, 需要护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2.3.1 平等待人, 维护患者知情权和同意权
护理人员要有爱护生命的淳朴情怀, 善于控制自己的各种不良情绪, 对所有患者应做到一视同仁, 让患者感到被尊重和理解, 才能在交流中缩短距离。在需要暴露患者身体隐私部位操作时, 用屏风等遮挡。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行治疗、护理时, 向患者解释操作的目的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让患者对治疗、护理有明确了解, 赢得患者理解与配合。
2.3.2 灵活运用沟通技巧, 营造良好交流氛围
有效的交流沟通是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基础。在沟通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的沟通技巧, 尤其注重非语言沟通的运用, 以准确获得患者的信息, 全面了解患者身心需要。与患者第一次见面时, 尽量建立良好的“首因效应”, 沟通中少用医学术语, 尽量将专业术语进行通俗的解释, 增强其理解。根据患者的年龄、文化层次、信仰、对疾病治疗的需求等, 选择适宜的沟通方式和语言, 进行个体化健康宣传。同时在与患者沟通中, 让患者能够认识到当前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发展状况, 认知医护人员的工作, 从而增强双方的理解互动作用, 构建良性护患关系。
2.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 医保的患者治疗受病种及药物的限制。医患关系涉及因素多, 要构筑新的良好的医患关系, 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医疗体制的改革[6]。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减低人们自付费用比重, 提高政府投入水平, 解决人们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医患纠纷的处理, 需要各项法律的执行。政府应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特别是立法机关应完善处理护患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 探索第三方仲裁机制, 形成第三方调解机制, 减少护患纠纷[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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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侣珍, 付京, 毛文.非暴力沟通模式在处理护患关系中的应用[J].护理研究, 2014, 28 (5) :1636-1637.
3.危机管理与问题管理关系分析 篇三
摘要：尽管做出许多尝试去对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进行区分，但是通过定义和线性生命周期模型不能说明两种方法之间的全部关系。文章提出一个非线性的模型结构，充分考虑了在不同阶段必须相互依存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问题管理与危机管理，这包括问题管理在危机前和危机后的角色。模型陈述了线性方法的限制，帮助分析活动之间的重叠关系和产生的结果，来优化战略策略，增强危机管理效力。
关键词：危机；问题；危机管理；问题管理
一、导言
关于危机管理学科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危机管理：必然的规划》于1986正式出版。Fink在书中把危机定义为“在确定的变化逼近时。事件的不确定性或状态”。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组织的危机指影响组织生存能力的一种低概率，高影响的事件”，它具有后果严重、发生概率低、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反应时间有限、对组织声誉具有潜在的致命影响等特点。
近几年，问题管理在我国异军突起，似乎成为能够替代危机管理，有效处理企业各种危机的一剂良药。认为危机管理总是被动地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与问题，危机一旦形成，即使已经采取了很好的危机管理，也会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企业危机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由于一系列问题没能及时妥善解决而引发的。为了防范危机的形成，必须导入问题管理，并将问题管理与科学管理、人本管理和目标管理并称为四大管理模式。
本文从定义和生命周期模型人手，探讨它们对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之间关系存在的误解和缺陷，深入分析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的非线性特点。提出一个非线性模型结构，明确两者在非线性结构中的关系，
二、对二者关系探讨的角度和存在的问题
1基于定义的探讨。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对什么是危机、什么是问题的观点相同，但对危机管理的定义只达到少数一致，而对问题管理的定义则基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问题管理的实践最早出现在美国石油工业中。此后，许多企业为了对环境的突变性所造成的冲击加以某种控制，都非常重视这项职能，问题管理开始迅速发展。目前，我国问题管理的研究和应用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条是沿着“危机管理”路线升级演变而来，一条是沿着“约束管理”路线扩充延伸而来，还有一条是沿着IT服务中“事故管理”路线推广发展而来。正是由于问题管理来源途径的多样化，对问题管理的定义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关于危机管理与问题管理之间关系的探索也主要集中在第一条路径。
罗伯特·希斯认为危机管理是问题管理的一部分或一个功能。他的观点代表了一个普遍的误解：问题管理主要着眼于未来。去识别可能影响组织的潜在的趋势和事件：而危机管理集中于危机爆发后，对情境作出反映的一种方法。当危机被定义为失去控制的情形的时候，只有在把危机管理作为战术方法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而问题管理力求尽早确认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或萌芽中的各种问题，然后动员并协调该企业的一切资源。对企业现有问题、潜在问题采取必要的行动，从战略上来影响这些问题的发展。随着学术界对危机管理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加深，Mitroff、Pauchant等呼吁企业应该从战略管理的角度从事危机管理工作。在战略层面，危机管理不应被视为仅当危机爆发时采取的一种战术反映，而是作为提前行动以对付预期问题的方法。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通过定义本身来正确理解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相互关系是不充分的。
2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探讨。除了试图通过定义来区分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Zyglidopoulos等通过引入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不同管理要素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而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生命周期模型依赖两个共同命题，一个是如果把一些难题留下来不解决，那么它们会变得日趋严重，带来更大的风险。另一个是问题存在时间越长，处理问题的选择越少，干预和解决的成本就越大。生命周期模型说明了从难题、问题、到危机和解决这样的移动顺序。Stephen Hil—gartner在自然历史模型的情况下探究了问题生命周期理论，但是Lamertz对他们所谓的非常程式化的自然历史模型不满，主要原因是进化结构表明，问题通常不是沿预测的路线发展，而且经常偏离线性的和连续的路径，
生命周期模型的主要缺点是从开始到解决办法的产生是线性的，并按照某种顺序发生。这意味着相同的问题一次只能处理一个。实际上。问题管理本质上不是一个直线过程，它不一定遵循直线的，连续的路径。它所遵循的路径，应该是能够反映引起问题的相关人利益的大小和差异，以及各种相互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复杂性。
三、危机管理的发展
在过去的20年里，危机管理的概念不断发展变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Littlejohn的六步危机模型、Fink的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Burnett危机管理五力模型、R0bertHeath的危机管理壳层结构模型和危机管理4R模式。在危机管理模型发展的同时，对危机分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Meyers的9种类型的商业危机、Lerbin~er的4种危机分类、Burnett的16级危机分类矩阵方法、Coombs的4种危机情境和5危机响应策略。
上述危机管理理论模型和实践中危机响应策略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大量矛盾，而且这些方法都没有充分了解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对构成要素之间非线性作用的重视，促使Priscilla Murphy和Matthew Seeger将混沌理论应用到危机管理中来。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系统及其演化的一门新兴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着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思想。混沌理论揭示了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有助于辩识出危机复杂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为研究危机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混沌理论强调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和预测的缺乏，并建立的下列两个观点基础上：无论多复杂的系统都遵循潜在的规则：在这样的系统中，非常小的变化和事件都会引起复杂的行为和结果。在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应该将危机管理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方法，将危机前和危机后的行动合并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的部分。
四、非线性系统中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的关系
由于危机管理与问题管理的非线性特点，传统的在定义或线性模型基础上对两者关系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在非线性原理基础上，将危机前和危机后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全面危机管理。
全面危机管理包含危机准备(编制计划、制度和指南、训练和模拟)、危机预防(预警和检查、问题和风险管理、紧急响应)、危机事件管理(危机识别、系统启动响应、危机管理)和危机后管理(恢复和业务重建、危机后问题影响、评估和修改)四个部分。其中危机准备和危机预防属于危机前管理，当危机发生时，作为整个新模式中的战术措施。危机事件管理和危机后管理属于危机管理，能够通过对危机
后问题的影响和评估，为未来作准备。
全面危机管理的非线性结构强调要素应该被视为“组群”，而不是按一定顺序形式采取的“步骤”。当上述危机前管理和危机管理具有明显的时空关系的时候，单个要素可能会出现重叠或同时进行。此外，不仅一些相邻要素之间有重叠。而且在一些不相邻的要素之间也有实质的重叠或共同之处。比如预警和检查与危机识别之间。
在全面危机管理情况下，问题管理的全部范围定位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后管理。目前，多数学者认可危机预防是全面危机管理中的一个步骤，但不能说明这个步骤的特点。大多数发生的危机，如金融崩溃、产品故障、致命事故等，通常都会引起死因调查、破产调查等。但是在对这些不同形式的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结论不是管理方法落后。就是工作流程不够好而导致。而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如人为失误、计划有缺陷、材料缺乏、不道德或不诚实的行为、反应迟钝、领导无方，或者培训不足等在传统危机预防的情况下是看不到的。危机预防的目的是对问题进行早期识别和通过管理降低问题转变为危机的可能性。很明显，问题管理和风险管理在战略层面上是单独的方法，明显超出对危机预防的预警。危机后管理阶段，对声誉等的长期影响可能来自于危机后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并可能影响整个行业。危机处理失败会引发旷日持久的公众问题，这种影响远远超出问题本身。
五、结论
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是密切相关的活动，在全面危机管理情况下，将危机管理和问题管理看作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一部分，着眼于更有效地预防和管理危机，旨在解决过去理论模型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纯粹的定义或线性方法的局限性。问题管理的全部范围定位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后管理。全面危机管理的运转经历了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转换，这有时是一种战略，但更多的是战术。目的是促进对两种方法关系的理解，在应用层面，帮助避免犯低级错误，如认为当争论逐渐停止的时候危机就会结束。同时帮助减少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低风险和不利事件的影响。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基金(2 008021 7102 3)；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GZ08D2 02)。
作者简介：傅毓维，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希波，管理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4.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作文 篇四
在祖国的东海有一座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岛上盛产大米、水果、庶糖等，住着汉族、高山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风光秀美，四季如春，是典型的海洋型气候。它与大陆由台湾海峡相隔，两岸同望一轮明月，两岸同胞同是炎黄子孙，同信仰马祖，是情如手足的一家人。
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可就在这近四百年来曾两次被外国侵略者强占。第一次是1642年，荷兰侵略者侵入台湾，使台湾成为荷兰人的殖民地，后来，郑成功率领部队打败了荷兰入侵者，收复了台湾。第二次是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强占了台湾，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45年，中国人民一同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又回归了祖国。可是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败退台湾，到现在台湾一直与祖国大陆分离。
台湾人的饮食和文化与祖国大陆相连。桌上最常见的面条、小笼包、米饭、豆浆、豆腐等，还有吃饭时也常用筷子。台湾人也过春节、端午节、元宵节等，不论是春节舞龙舞狮，还是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都洋溢着浓浓的中国文化。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上，都能看到熟悉的汉字，听到熟悉的汉语。台湾也有孔子庙，庙里奉祀我国古代的圣贤。这更加说明两岸同胞文化同根，血脉相连，生活同宗，是任何力量也分割不了的一家人。
5.船舶挂靠的法律关系与相关问题 篇五
1、船舶挂靠
船舶挂靠，是指公民、合伙或法人购买船舶后，出于营运资质、税费缴纳、交易信用等方面的考虑，将船舶所有权登记于有相关水上运输经营资格的企业名下，向其缴纳管理费并以该水上运输企业的名义独立经营运输活动的一种经营方式。
挂靠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往往通过签订《船舶挂靠管理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通常为：被挂靠人同意将挂靠人实际所有的船舶以被挂靠人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并由被挂靠人办理与经营有关的手续，挂靠人向被挂靠人缴纳管理费；挂靠期间，被挂靠人不直接参与船舶营运，船舶由挂靠人实际掌管和经营并支付相关费用，并由挂靠人自行承担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法律责任，被挂靠人对于挂靠船舶产生的债务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尽管被挂靠人是法律上的船舶所有人，但实际上其对船舶享有的所有权是受到船舶挂靠协议限制的。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被挂靠人皆无权行使。
2、国家对船舶挂靠的态度
政府对船舶挂靠经营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船舶挂靠会造成产权不清、责任混乱。2008年颁布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现已被2014年《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废止）第4条明确写明：“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企业和个人，应当依照本规定达到并保持相应的经营资质条件，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不得转让或者变相转让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第35条：“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定义：(一)不得转让或者变相转让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是指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他人以其名义从事或者变相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经营活动。”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出租、出借、倒卖本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的，由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但由于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对船舶挂靠界定并进行明文规定，所以有待立法进一步明确。
3、法院关于挂靠协议的态度
从对相关案件的处理来看，各级法院普遍认定船舶挂靠关系客观存在，相关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依法成立并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司法实践与行政法规的冲突?船舶挂靠协议触犯了若干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此类协议不应一概归于无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有学者主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范。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为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若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规范。触犯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合同必然无效，只有违反了行政法规中的效力规范的合同，才能认定为无效。在船舶挂靠法律关系中，被挂靠人将自己享有的经营业务航线和经营范围授予挂靠船舶的行为属于《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下的“变相转让水路运输经营资质”和《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下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本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本文认为可以这样认定，关于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被挂靠人履行挂靠协议后成为挂靠船舶法律意义上的所有人，需对外承担船舶所有人的义务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已鲜明地解释了立法意图，同时也表明了尽量使己依法成立的合同归于有效的立场。所以，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对船舶挂靠经营的承认是合理的。至于协议的履行是否违反《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行政性法规的规定，而应负行政法律责任，应由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处理，法院通常不予审查，且被挂靠人的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规的非效力规范，并不影响民事协议的效力。
本文下属两个案例中，法院也没有否认船舶挂靠协议的效力。
4、挂靠协议及经营活动中各当事方的法律关系
在船舶挂靠经营中，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实施经营活动，所以挂靠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中所记载的合同当事人为被挂靠人与第三人，挂靠人并未作为当事人出现在合同之中。也就是说，挂靠人就该合同而言反而成为第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挂靠协议仅对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产生效力，被挂靠人不能根据合同约定拒绝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亦采取这种观点。
在挂靠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第三人会依据合同要求被挂靠人承担违约责任，被挂靠人不得以合同由挂靠人签订而拒绝承担违约责任。在承担违约责任后，被挂靠人有权依据船舶挂靠经营协议向挂靠人追偿；在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挂靠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要求第三人补偿其因违约所遭受的损失，必须依据被挂靠人的授权以被挂靠人的名义或由被挂靠人亲自主张违约责任。
5、具体案例 1）案例一
在广州海事法院2003年审理的“邓存有诉广东南油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中，“南船128”的修理人向该船登记所有人起诉要求支付修理费用，登记所有人认为其只是被挂靠人，修理费用应当向该船实际所有人及经营者主张，并出示了挂靠人预备挂靠人的《船舶挂靠合同》予以证明（该船在该起诉之前已经被法院裁定拍卖，故改诉属于确权之诉），但该挂靠合同效力未得到认可。
法院认为，“南船128”轮在原告制作的修理费结算单上加盖船章，证明原告确实对“南船128”轮进行了修理，且该轮对修理费用亦进行了确认。被告主张该轮与其是挂靠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且即使该轮与被告存在挂靠关系，因被告没有举证证明本案船舶修理是由所谓挂靠经营人或其他人委托，或者原告当时知道该轮与被告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因此，不能证明原告与他人成立了本案船舶修理合同关系。被告是“南船128”轮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该轮的船章上亦载有被告的名称，因此，在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实际成立了“南船128”轮的修理合同关系。法院还认为，该轮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只是决定被告承担本案债务后能否通过挂靠合同关系另行追偿，对被告应支付本案船舶修理费的义务并无影响。也就是说即使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也不能否认被挂靠人与原告作为修理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2）案例二
在宁波海事法院2013年审理的“余某某、孙某某、练某某、王某某诉杭州某某某海运有限公司船舶所有权纠纷一案”中，四原告（挂靠人）与被告（被挂靠人）先后签订了《投资协议》和《运输船舶委托挂靠管理协议》，明确了将“能达洲7”轮挂靠在被告名下，原告实际拥有上述油船100%的股权，凡涉及与该船船舶产权相关的一切债权债务、经济纠纷均由原告享有、承担，与被告无涉，原告自主经营并支付船舶有关费用。
四原告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四原告为“能达洲7”轮的实际所有权人。因为法院已经因为被告（被挂靠人）与第三人的债务纠纷，查封了登记在被告名下的“能达洲7”轮，四原告提起确权之诉，避免将来涉案油轮被强制执行。
本院认为：四原告合伙建造“能达洲7”轮后，为办理该船的营运手续，将船舶所有权登记为被告所有，但原、被告双方确认该油轮是四原告的自有船舶。法院对四原告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即认为四原告是船舶实际所有权人。
但法院同时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九条的规定，四原告对该船所有权在依法登记前不得对抗第三人。
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法院承认挂靠协议的民事效力，且均确认在挂靠协议真实有效的情况下，挂靠人可以被认定为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但至于船舶在营运中以被挂靠人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应当对被挂靠人产生效力，挂靠协议仅仅约束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该挂靠协议的除外（根据案例一中的观点）。
至于案例二中的对抗效力问题，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九条的规定，实际所有人（挂靠人）在依法登记前不得以挂靠协议对抗第三人。
6、关于挂靠协议的性质
6.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篇六
课程背景：
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动争议的纠纷高居不下，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企业的守法意识还没有立即转变过来，一直持有违法成本低于维权成本的意识，一直踩在法律的底线上与国家的法律相抗衡。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的难题，如何让社会保障进行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劳动关系的和谐也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
课程大纲：
一、当前劳动争议的现状与特点；
二、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区别于联系；
三、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与我国劳动关系的比较；
四、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当前的争议；
五、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理解；
六、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与约定条款的解析；
七、无效劳动合同的解析；
八、企业可以立即员工的情形；
九、企业经济性裁员需要注意的问题；
十、劳务派遣当前的趋势与风险防范；
十一、我国当前社会保障的状况；
十二、发达国家与我国社会保障的比较；
十三、我国社会保险法中关于退休的新特点；
十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7.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问题与对策 篇七
一、成长背景差异
高校有别于高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校的学生生源打破了地域限制和经受了不同的教育背景, 这导致女生宿舍内会出现交流不畅, 产生误解的现象, 进而影响宿舍关系。一是方言的差异。由于普通话推广的差异性, 宿舍成员之间有时不得不用不标准的普通话甚至方言进行交流, 而不同成员对方言理解的偏差会导致女大学生之间交流不畅, 甚至误解或者偏见。二是受教育环境的差异。女大学生来自不同的生源地, 接受教育的条件、教育方式不同, 使得女学生在宿舍内表现出对教育的理解差异, 这种差异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三是经济基础的差异。家庭经济基础好的女大学生往往在生活学习上投入较多, 甚至出手大方。相比之下, 经济基础差的学生往往会很节俭。这个现状, 容易让前者产生心理上的优越感, 让后者产生自卑心理, 宿舍内也容易引发矛盾。四是住宿经历的差异。在现有的女大学生中, 有一大部分在高中是住校的, 有过集体宿舍经历;另外一部分则相反, 上学期间不住集体宿舍, 没有集体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上的差别也是宿舍关系问题的一个根源。
二、个性化差异
女大学生个性化差异是宿舍关系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 每个宿舍成员都有各自的性格、兴趣爱好、特长、生活习惯、忌讳等个人特征, 或者可以称为狭义的“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个人需求需要宿舍其他成员的理解和尊重。有的女大学生个性较强, 会出现强行要求其他成员认同她个人想法或者对其他成员的个性有偏见甚至歧视的情况。我们还发现, 随着女大学生中独生子女比例的提高, 由于学生个人喜好不同而产生的宿舍矛盾比例也在上升。
三、宿舍内的小团体
在大学期间, 女生宿舍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小团体。这种小团体的表现就是几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明显比其他成员的关系密切, 形成小团体, 甚至会将其他的成员孤立起来, 形成对立关系。产生的原因, 一是小团体成员兴趣爱好、性格、生活习惯相似, 二是大学学习习惯和学习目标相似, 三是可以刻意针对宿舍内的某个成员。女生宿舍小团体现象普遍存在。小团体内部往往比较团结, 会形成集体合力, 但同时在宿舍内琐事的处理上会表现得比较霸道, 以多欺少, 甚至对某个成员进行孤立或集体排斥。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 容易产生宿舍矛盾, 而且很难解决。
那么, 如何解决女大学生宿舍关系问题呢?
(一) 做好女生大学入学宿舍生活教育
女大学生从高中到大学, 面对的是新的环境, 新的同学, 新的宿舍成员。我们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入学宿舍教育活动, 让女大学生了解宿舍集体生活, 引导她们尽快熟悉彼此, 学会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相互帮助, 相互关心, 为建立积极友善的宿舍关系打好基础。主要措施有:1.组织开展“宿舍姐妹见面会”;2.民主推荐宿舍舍长;3.组织开展“高年级优秀宿舍和一年级女生宿舍结对帮扶活动”;4.定期开展“宿舍姐妹谈心会”。通过这些活动, 让刚入大学校门的女学生认识到良好宿舍关系的重要性, 增进彼此的了解, 引导她们向优秀宿舍学习, 为她们大学四年的宿舍关系发展树立楷模, 确定方向。
(二) 指导开展女生宿舍文化建设
1.结合女大学生生理、心理特点, 组织开展女大学生专题教育活动, 比如心理健康讲座、恋爱和学习教育、挫折教育、人际交往教育以及女大学生职业规划等贴近女大学生生活的教育活动, 使她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安排自己的生活,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学会理解和宽容他人, 学会搞好宿舍关系, 化解宿舍矛盾。2.结合专业特色, 组织开展各种跟专业相关的宿舍集体活动, 进一步拉近宿舍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 形成勤于学习、积极向上、团结友善的宿舍关系。3.定期开展宿舍卫生、纪律、安全的评比活动, 使宿舍成员形成珍惜集体荣誉, 积极为宿舍荣誉而努力的良好宿舍风气。
(三) 积极关注问题宿舍, 及早发现问题, 及早解决
任何激烈的宿舍矛盾, 都是由小的误解慢慢积累起来形成的。所以, 班主任或辅导员要定期进入女生宿舍, 了解宿舍关系情况。同时要建立宿舍信息员制度, 使班主任或辅导员能够及时客观地了解女生宿舍产生的小矛盾, 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及早解决, 争取使宿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避免矛盾扩大。
女大学生宿舍是女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主要的生活、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 宿舍关系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积极友善的宿舍关系对于女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学生自己和学生工作管理者的共同努力, 才能构建和谐的宿舍关系, 使得女大学生在和谐快乐的宿舍氛围中顺利完成学业, 为将来步入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卢垚.女大学生宿舍关系实例解析[J].科教导刊, 2010年5月 (上) :137-138.
[2]秦红霞, 段素梅.大学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的调查研究[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09, 23 (2) :76-79.
8.浅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篇八
关键词：背景；法律与道德区别；法律与道德联系；两手抓
一、引发探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背景
一直以来，法律与道德的问题始终是法律专业学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社会实现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关系的重大问题。通过观察最近几年的社会热点，我们不难发现， “摔倒无人敢扶”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从众所周知的南京“彭宇案”到惨不忍睹的佛山“小悦悦事件”再到武汉的“八旬翁倒地无人赶扶”。面对这些负面报道，广大社会人士在抱不平的同时，更应当反思当今社会的道德滑坡与信任危机问题：在我们这个向来讲究尊老爱幼、诚信友善的社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还没有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与约束。从立法，执法，用法，守法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应该完善些什么。这些问题反映到理论层面，便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什么。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正如梁健惠老师所说，在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它们二者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一样。[1]在我们看到它们一致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二者的区别，以求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法律：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并由国家强制保证执行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保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阶级专政的工具。[2]而道德的基本概念是：道德可以是传统沿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也可以是社会伦理的标准或公共善的意识。[3]
分析二者的基本概念，对分析二者的区别有很大帮助。二者不同之处主要有：
1.二者产生条件不同
正如前文介绍概念得知，法律是由立法机关，按照立方程序制定出来的；而道德主要受人们内心信念，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产生的，而这些信念、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并非像法律那样，通过立法程序立刻产生，而是有历代的历史积累，最远可追至原始社会。例如，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这是通过拥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而道德方面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二者产生条件不同。
2.二者表现形式不同
依旧由上文概念得知，法律是通过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除了这种形式，还通过认可某种行为规范，使其具有明确内容，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制定判例、认可某种习惯等，是成文的。相比之下，道德规范的表现形式比较抽象，模糊，它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如道德规范要求我们不随便扔垃圾，维持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这并没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3.二者的调整范围不同
法律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道德的调整范围远大于法律。法律的调整范围有限，是从外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通过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形式。除此，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是一种自发行为，是从内部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这两种界限在一定范围内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4]比如王二生活极度拮据，因此想了歪招，想要偷隔壁老王的钱。如果王二，他只是在心里想，“我要偷老王的钱”，这种思想犯属于道德范畴，但是，如果王二确实进入老王家并成功盗走了一定数额的钱，满足了盗窃罪成立要件，那便进入了法律层面的调整范围，王二会因此承担法律责任，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4.二者的作用机制不同
正如上文提到，法律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传统力量，传统沿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及自律维持。
5.二者内容不同
这点比较好理解，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且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而道德，多强调义务。
二者的主要区别介绍完后，让我们再回到老人跌倒却无人搀扶的问题上来，这实际是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导致冲突的原因是法律与道德不同步：面对丰富的社会现象，法律具有滞后性，即我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立法方面没有及时更新。
总之 ，法律与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法律制度及体系是立足于我国民族伦理道德的基石，法律需要道德的支撑，同时，道德的实施也需要法律的保障。要想推行依法治国，必须要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如此才能更好更快更科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乔军，李桂荣.《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點思考》[D]《攀登：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0卷第F07期：187
[2]梁健惠.《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和作用的思考》[D]《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70
[3]张瑞.《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再认识》[B]《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220
[4]赵蓓.《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D]《资治文摘：管理版》，2010年第7期：49
作者简介：
9.浅谈朝核问题与中朝关系 篇九
一、中朝关系现状
一直以来中朝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自1949年10月1日建国起，中国就与许多国家建立起平等的外交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949年10月6日中朝建交，朝鲜成为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列主义政党执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战火烧至鸭绿江边境，中国人民面临战争威胁后，应朝方要求，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停战后，中国积极援助了朝战后经济恢复建设。1953年11月，双方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1961年7月11日，两国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此，中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在政治关系上，多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交流。在经济关系方面，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2009年，中朝双边贸易达26.81亿美元，同比增长4%。2010年1月至4月，中朝双边贸易
额为7.2亿美元，同期增长9.4%。此外，自1994年以来，为帮助朝鲜克服因严重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发生的困难，中国向朝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而在其他领域（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关系上，中朝两国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已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商航海协定、航空运输协定、领事协定等多项条约和协定，每年都签订教育、科技、体育等部门的交流计划。中国的辽宁、黑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分别同朝鲜的平安北道、咸镜北道、江原道、咸兴市等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
二、朝鲜发展核武的动机
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决非要威胁世界，而是为自身安全。其所受安全压力越大，其发展核武之决心也越坚定。朝鲜乃一小国，多年来面对美、日、韩三方巨大军事压力，军事技术又很落后。尤其美国近年来将其与伊拉克、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又出兵侵占伊拉克。朝鲜面对此空前巨大威胁，惟全力发展核武以图存求安，这是美国战争威胁政策逼出来的无奈之举。然而在当今全球一片谴责中却鲜见正义之声对朝核问题之根源――美国战争威胁的追究。国际政治这种弱肉强食，欺软怕硬的现状正是弱国决心发展核武原因所在。
美国的战争威胁是朝核问题的直接根源，而作为朝鲜盟国的中、俄两国由于不愿与美对抗，也未能给朝鲜可靠的安全保证。尤其中、俄配合美、日、韩对朝施压，更使金正日
感到中、俄靠不住。与其信赖靠不住的盟国，不如将实实在在的核武握在手里塌实。
三、中国的作用
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中国始终是六方会谈的主办方，中国一直在会谈中尽到地主之宜，同时积极地参与斡旋各方，中国尽到的是一个大国应有的义务，表现出的是一个大国的度量。韩国代表团团长宁昱淳称赞中国方面草拟的会谈文件充分反映了各方的立场。可见中方所做的是充分照顾各方的利益。核问题六方会谈要打破僵局，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摆正究竟是要处理和解决朝鲜问题还是朝核问题的关系。如果布什政府坚持认为不解决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那么，这样的看法和主张只能使得90年代以来美朝之间的安全对立继续深化，六方会谈即便复会，谈判本身仍将是冲突持续的过程。即便各方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这些方案背后相互排斥的安全利益冲突以及缺乏让步的政治决心，都无法真正带动谈判的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在六方会谈中完全否定朝鲜问题，将朝鲜发展核计划的责任完全归结于美国的敌视与孤立政策，也太过简单化。自90年代结束以来，防扩散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不可否认，朝鲜未能充分顺应和参与东亚地区安全的合作性进程，是造成当前“朝鲜问题”长期化的重要原因。朝核六方会谈的发展应该建立起解决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合而为一的机制：在技术层面上以朝核问题的进展
促进朝鲜安全关注的逐步解决，帮助朝鲜真正解决受制裁和经济长期贫困的状况；同时，以在朝鲜问题上的新姿态保障朝核问题的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真正能够早日成行。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重视和珍惜中朝友谊，也一贯尊重朝鲜党和人民所做出的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精力斡旋朝核危机，主持六方会谈，并力尽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就是希望半岛局势稳定，希望看到朝鲜繁荣和富强。但是，中国不能、也不会背离东亚地区安全架构整体性的合作与发展而采取任何行动，更不愿意看到朝鲜在背离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在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之后，朝鲜的任何合理要求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六方会谈来得到反映。朝鲜与美国之间的任何对立，更应该通过六方会谈来协调和化解。目前六方会谈需要解决的已不是单纯的朝核问题，同时也必须涉及解决朝鲜问题。只有真正摆正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关系，六方会谈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四、中朝关系展望
不论朝鲜内政如何，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中朝同盟巨大的战略价值是轻易改变不了的。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正是对此地缘政治作用于边疆安全战略的深刻总结。因此，中朝同盟关系是我国家安全战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瓦解中朝同盟也必定是美、日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朝鲜不畏强暴敢于与美、日抗争，正可作我抗
衡美、日霸权的有力臂膀。况朝鲜核武现已既成事实，难道还要（为了与我为敌的美国的利益）使一有核武之友变成有核武之敌？若美日阴谋得逞，中朝反目，不论朝鲜亡与不亡，都将使我安全形势出现重大逆转。
东北亚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盟友的，只有朝鲜。这是地缘政治决定的。中朝关系一旦破裂，对两国都是灾难。现在美国意图利用日、韩遏制中国；而俄国则既担心美国抑制自己，又希望美日韩牵制中国；在美国即将衰落的形势下，俄国对中国的戒心会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大国权谋中国千万不能看错，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因此，权衡利弊，中朝同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轻易受损。退一步说，若中朝同盟真与朝鲜非核目标冲突，中朝同盟无疑也应重于朝鲜非核。从东北亚安全角度讲，朝鲜核武对我利弊参半。而从国际防核扩散看，朝鲜核武虽对我弊大于利，但对美国更是莫大威胁。此美国自己制造的恶梦，犯不着由我牺牲巨大的安全利益自卖自身，自填其虎口。
当前正因中国对朝关系恶化（甚至有要和美国联手之说），才使美日韩有恃无恐，跃跃欲试，准备对朝鲜动武，而朝鲜一旦危险乃至崩溃，那才是中国真正的噩梦。难道统一了朝鲜而又对我怀有领土野心的韩国（其国土上又有驻韩美军）推进到中朝边境，我会比与其隔着一个强硬的朝鲜更安全吗？！如此原本良好的中朝关系和安全的东北边疆，恐 4
都将不复存在。和平发展将成一枕黄粱，再加上我严重内部问题，内忧外患将使我永无宁日。
10.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篇十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 ,1997年为4.6% ,1998年为
4.3%,1999年为3.8% , 2001)年为2.1% 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 ,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 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 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
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二)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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