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精选8篇）

1.中共党史资料 篇一

中共党史讲稿 2014年6月26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受区委党校的委派，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咱们友谊南里社区的各位同志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93周年，93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辉煌而又艰辛的历程。

在即将到来的建党93周年喜庆的日子里，我们重温党的历史，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对于我们从思想上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好的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93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提纲性地概括说一下它的历史过程。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三个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93年。

二、从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93年。

概括地说，93年中，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了三件大事。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三件大事划分为三个三十年。

第一个“30年”（1921～1949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中间经过了

（1919年9月至1923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的大革命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这样五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年年在打仗，也称夺取政权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其间经历了从大革命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在远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因此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正确地开展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我们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穷二白”，我们党为实现“国富民强”，开始了在中国探索建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30年”。

第二个“30年”（1949～1978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又经历了27年的历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党由一个革命的党转变成为执政的党，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做了两件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度，或者又叫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就是说1949年到56年其实是一个过度时期；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对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所以49年到78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刚刚我们讲了第一件大事。

第二个“30年“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首先，从政治上讲，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并且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这一切，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其次，通过连续四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国家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雄厚的科学文化和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我国在外交、国际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我国加入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赢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我们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增强了国防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在外交方面，1972年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并促成了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最令人激动的就是1971年在第三世界朋友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正是这些外交上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30年提供的有利国际条件，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最后，党进行了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但在新中国头30年探索中，也有很多不成功乃至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这27年的历程并不一帆风顺，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曲折。从1957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练钢铁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绵延了20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发生，导致中国社会长时间实际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但是，第二个三十年也为第三个三十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下面我们讲第三个三十年：

第三个“30年”（1978～2011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1月，是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界线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从1978年至1991年，是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的阶段，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内容有两大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确评价毛泽东，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任务到1982年完成了。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全面展开，这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从1978年至1984年，是经济调整和改革起步的阶段； 从1984年至1988年，是全面改革、经济飞跃的阶段； 从1988年至1991年，是治理整顿、保持稳定的阶段。

第二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第三个“30年”，第三件大事：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第一，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其中最显著的成就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不仅明显高于1952—1978年年均增长5.9%的速度，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6%的速度。

改革开放的30年，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了总体小康，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此外，我国还经受住了“非典”和汶川特大震灾的严峻考验，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我们可以看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很长一个时期中还很不健全和完善。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从根本上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成功探索并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新制度、新体制。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文化“两位一体”的布局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

后来又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

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把社会建设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作出了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部署，从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发展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清晰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发展演变的轨迹。这个新布局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这三件大事，贯穿了党的整个历史，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可以说这三件大事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二、从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关于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二是怎样去看待毛泽东当年所进行的各种探索？三是领悟我们党成立的第二个29年中所培育的时代精神和所得到的教训。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

为什么能打倒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原因很多；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些事能够说明问题，什么事情呢，大概是1940年前后著名的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从海外回来了，支持祖国的抗战。

他首先到了重庆，中国人的习性是来了客人请他吃个饭，所以蒋介石也很热情的请他个饭，吃的不错，花了800块钱，当年花800块钱吃个饭多少有点奢侈了。

后来陈嘉庚先生又到了延安，我们毛主席当然也请陈嘉庚吃饭了，不吃饭也不行呀！但是毛主席请陈嘉庚吃饭，就花了2毛钱，这2毛钱怎么吃成的呢？说那蔬菜是毛主席自己在院里面种的，当然也不是老是蔬菜，还是要吃点荤菜，毛主席杀了一只鸡，当时这只鸡是老百姓送的，那2毛钱就是买调味品花了2毛钱。

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2毛钱的共产党打败了800块的国民党。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共产党人当年是坚苦朴素的，这种作风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的发扬。

但是我们又说，这是我个人认为不能简单的把我们党的历史这样去看待，如果说仅仅是因为我们吃的差一点、吃的朴素一点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很有问题了，今天我们吃的很好，住的也很好，但是我们说，至少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党还能够牢固的掌握全国的政权，还能够执政下去。

应当说我们打败国民党原因很多的，过去我们也有种看法，说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呢？蒋介石这个家伙太笨了，国民党全是一帮饭桶，蒋介石是一个笨蛋，你看我们的毛主席好厉害的，只要和蒋介石一交手蒋介石老打败仗。

最后得出的结论，所有的人才都到了共产党里面，所有的笨蛋都到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去了。蒋介石是笨蛋吗？不是的，就是智商的话我想他和毛主席差不了多少，国民党里也有很多的人才，但为什么他失败了？

其实我觉得根本的还不在这个地方，还在于有没有民心。共产党能取得全国政权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民心，当然民心是通过多方面争取。

那么，我们党是怎么样取得民心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理论；一个由于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理论，叫做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革命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这一点很重要，今天我们有些同志可能忽视理论、看不起理论，说理论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那是虚的。理论固然是虚的，但理论来自于实践，一但成熟的理论形成了，它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当然这里我加了一个前题，叫做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为什么我加这么一个前题呢，因为我们民主革命的28年的这个历史非常有意思，前面14年、后面14年好像截然不同，说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这个共产党它老犯错误，有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土改所犯 “左”倾错误、后来还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王明路线统制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1931年到1935年。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呢，我们党应该说没有出现权制性的失误，革命的事业发展是非常顺利的，于是大家在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呀，最后我们说因为有了一个毛主席。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当然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是他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就在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文章我们好些同志可能都读过。

这个理论非常之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他成功的解决了中国这种特殊的国家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到底要怎么搞的问题。

因此，我们说这确实是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正因为有了这个理论，所以我们才制定了一系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

我们党取得民心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对我们夺取全国政权制关重要。那些政策呢？

第一个政策就是三三式政权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什么说它与我们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革命事业，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去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斗争。

但是，当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而是要各个革命阶级共同来掌握政权，也就是说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建立的政权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那么这个联合专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叫做三三式政权。

三三式政权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和各级参议会当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政界分子主要是开明绅士也占三分之一。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年我们就有好多同志想不通说：何必要这样干呢，江山是我们自己打的当然要我们自己去坐江山嘛。

毛主席对此做过解释，他说：为什么我要把决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呢？因为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处住、有书读，总之要各得其所。

1940年以后我们抗战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最严重的困难，解放军吃不饱饭没有衣穿，财政状况很遭糕。有一年我们陕甘宁边区开政府会议，开着会突然下雨打雷了，结果一个雷劈下来把我们盐川县的一个代县长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老百姓说牢骚讲怪话，说：“这个老天爷怎么不长眼呢，把这个县长打死有什么用呢！怎么不打那个毛泽东给打死呢”。听到这个话我们陕甘宁边区的保卫部门，就把这个说怪话的妇女给抓起来了，毛主席了解之后说：不能抓人家，人家讲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老百姓的负担太重。

当时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大约有150万人口，而我们脱产的工作人员大约有15万，这就意为着老百姓有10个就负担着1个我们政府脱产的工作人员，负担实在太重。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大生产运动，我们把那些可以精减下去的政府工作人员、非战斗的部队人员精减下去。后来我们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进行了精兵简政。果然效果非常的明显，所以说这个政策实行下来应当说对于团结全国的特别是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各个阶层的参加抗日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第二个政策就体现在我们在解放区实施了泛的民主，使普通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同志们可能有一首歌多少还会唱一点，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有时候就感觉很的，那解放区的天就天天出太阳，国民党的天那就天天下雨？那也不是这样的，是重庆的雾是多一点，但重庆也有出太阳的时候，我们延安也有下雪的时候也有刮风的时候，自然环境未必比国民党那边好。

但为什么老百姓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呢，他是心情不一样、情绪不一样，感觉共产党来了以后变了一个世界，那是怎么变的呢，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共产党能让老百姓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或者说老百姓支持共产党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由于我们共产党人对民主问题的真诚认真态度，使我们根据地人民实行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就成为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重要力和源泉，历朝历代没有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行使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我们共产党来了以后，第一次让老百姓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使老百姓感到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了。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执政以后在一段时间里面，在怎么样让老百姓行使民主权力的问题上是有欠缺的，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改进这些不足。

第三个政策就是我们采取了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减租减息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推行的，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46年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时候，我们实行的土地政策叫做耕者有其田。要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也就是说要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

我们搞革命不是到那个地方，去一喊口号一贴标语老百姓就跟着我们来了，当年我们的共产党要动员老百姓搞革命，老百姓也是讲实惠的，你叫我去打仗凭什么？我们凭的就是把土地分给大家了。

我们党取得民心的第三个原因应当看到我们有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制定了

一系列的战略与策略。

前面是讲政策，有了政策还要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这个领导集体是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形成的。

毛主席是在1931年4月在6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他进了政治局常委，正式的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到了1936年12月的时候毛泽东担任了中央革命军委会的主席，简称为中革军委。

实际上当时的军事工作对于我们党来讲是第一位的，所以到了这时基本上毛主席就成为了党内的主要领导同志了。

到了1938年6届6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为什么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呢？就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专门指示中共，共产际指示中央要求我们全党要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周围，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1943年3月份中央机关做了调整，要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我们毛主席真正第一次名正言顺的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领导集体在43年的时候，我们机关改组的同时走向了新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有三个同志组成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

这些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形成的，被全党所公认的领袖，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领导才华和相互的亲密的团结合作，不断充分发挥出了集体的智慧而且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如今的网络已经全面沦为西方资本和舆论的传销营地，无数洗脑段子、吹捧欧洲以及美日的故事、无数被夸大成体制问题的个案，日渐灌满了人们的耳朵，让人们开始质疑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今天在网络上以及国际上受到的舆论围攻看似不关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事，但实际上这却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中国普通人和平凡老百姓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的大事。但是，同志们，请回顾历史审视现在，再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轻信谣言与荒谬，为什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放弃父辈堆砌起来的理想和斗志，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依然存在，等待着我们去打破。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天然的紧迫感，它来自于我们对生存现状的隐忧。这种民族紧迫感曾经拯救过我们，而今天它正在被网络舆论肢解。我相信在大量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当然，这个年龄段的网友太少了。）都不会恶毒攻击共产党。那些网络上的舆论明星民斗份子可能会告诉你说：“那是他们奴性，他们被洗脑。” 可是，亲，你们好好想想，这种话你信吗？你回家问问你们从30年代走过来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是从60年代生活过来的父母们，你在看看我们这些亲人们的眼睛，他们难道真的是被洗脑的呆子吗？

我们的亲人和我们一样，都不是傻瓜也不是呆子。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共产党是因为生活本身。我们的生活已经平静了太久，当然不会懂得为什么当年的留美华人比如钱学森等一定要放弃优越的生活回国造核弹，我们也不会懂得为什么当中国第一颗核弹在中国实验成功之后那么多前辈们会跪地痛哭，我们当然也不会懂得为什么当我们的潜艇下海，我们的卫星上天之后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的老人们会激动得彻夜难眠。公知和民主斗士会告诉你说：“他们这是傻，这是卑劣的民族主义基因，为不关自己的事而瞎操心穷乐呵。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三个月，570多名中国妇女不堪凌辱选择了集体上吊。《日本邮报》在刊发这起案件时，引用了弗兰克•布林克利的一段描述：“联军占领北京后，见人就杀，甚至以杀人取乐竞赛，法军将中国人追进死胡同，用机枪扫视十分钟，只到不留一个活口，英军中国人赶成一堆，然后用炮轰毙。德军遇到中国人，一律格杀勿论。枪杀，刺死，绞刑，烧死，棍击，勒死，奸杀无所不用其极，北京街头到处都是砍下的人头，一些房屋里悬有首级和被枝解的尸体。”

事实上，那570多名妇女选择上吊自杀是一种残忍的解脱，因为活着的人更为凄惨。西方联军讨伐队不仅在北京郊区血洗无数村镇，而且将男子一律虐杀，妇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无人能及。老人被洋兵当作刺杀活靶，开膛儿童的尸体随处可见，那一年是1900，那一年没有体制，那一年没有共产党。

在苦难中，中国国民党成立了，一些晚晴旧臣选择了自杀殉朝。这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嘲笑为傻瓜、白痴、封建、愚忠。

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些人的自尽是一种残忍的解脱，因为活着的人更为凄惨。国民党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始终在35岁以下徘徊，饥荒和战乱一轮又一轮地袭击着这片土地，活下来的中国人被当做牲畜一般任人宰割。在731试验场日本人不仅是为了获取人体医学数据，而且有很多更令人发指的事纯粹是为了取乐。比如说在手术摘除中国受害者的胃和小肠，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比如砍下中国受害者的手和脚，然后用手术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脚接在手臂上，比如不进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国受害者绑在手术台上就活体解剖，中国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挣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还比如把中国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躯里注入马的血液，史料称由此引起的剧烈的抽搐和痉挛“连几个壮汉也压制不住”。还有很多比这更悲催的案例。那一年是1931，那一年没有体制，只有“民主”政府国民党，那一年共产党饱受国民党污蔑和攻击。

40年代的上海滩周边架着高高的铁丝网和机枪，几十万流离失所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排外在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挤进去活一条，哪怕只能进去捡垃圾吃也是幸福。而在上海滩内，每天收尸队都会从街头收走大量饿殍倒地的尸体。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些饿殍的人是一种残忍的解脱，因为活着的人更为凄惨。那年河南发生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逃难，在逃难者中无数人因为饥饿吞食尸体甚至易子而食，但他们所承受的苦难远不止如此，不仅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沿途前行的难民队伍不断遭到各省其他军阀的驱赶、扫射，或者是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两截，肠肚满地，哀嚎响彻云天，大量的人在饿得只剩一张皮包骨后挣扎着死去，或者是在伤口感染生蛆灌脓之后撒手人寰。那时我们的祖辈，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被各省军阀驱来赶去。

那一年是1942，那一年没有体制，那一年共产党还在被国民政府围剿。那一年之前我们刚刚经历了九一

八、南京大屠杀，那一年之后我们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国家。

1949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宪政和体制。那一年，中国几乎找不到完整的一砖一瓦，没有医生、科学家、没有像样的武器、没有汽车、石油和化肥。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38岁。

1959年，我们自己的宪政和体制走过了十年。那一年，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石油炼化厂，没有自己的化肥厂，没有自己的武器工厂，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世界上没有白来的援助，接受援助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把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送给苏联还债。每个人都知道，在那一年，苏联给了一些筛网，能漏下去的小苹果才是留中国人吃的，漏不下去的大个苹果，都得给苏联人吃。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44岁。

1969年，我们自己的宪政和体制走过了二十年。那一年，我们模仿和学习苏联的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引起了苏联的不满。教会徒弟就要饿死师傅，苏联人深知这一点。于是中苏开始交恶，边境陈兵百万，数十万苏联坦克随时准备碾过我们父辈的身躯，把刚刚掌握核技术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51岁。

1979年，我们自己的宪政和体制走过了三十年。那一年，我们能够自产军舰和坦克，我们能够发射初级的导弹和氢弹了，那一年我们有了大庆油田，有了属于自己的化肥厂，有了自己的炼化设备，虽然很原始很简陋，但我们有了拥抱世界的信心。那一年，我们改革开放。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57岁。

1989年，我们自己的宪政和体制走过了四十年。那一年，我们虽然完成了改革开放，但一直拒绝放弃自己的主权，拒绝美国人重提“七块化中国”的论调，因为我们不想回到1942年！那一年我们第一次被骂成“独裁”，那一年美国军舰开始封锁岛链，力图让我们的父辈屈服。美国人同样不愿意中国崛起，因为教会了徒弟就会饿死师傅，这个道理美国人也懂。那一年，我们改革开放。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63岁。

1999年，我们自己的宪政和体制走过了五十年。那一年，美国撕裂中国的决心到达顶峰，中国必须回到1942年，否则美国人寝食难安。那一年，我们的大使馆被导弹轰炸，数名同胞粉身碎骨，那一年我们的商船被公海拦截，7

断水断粮，但没有人屈服。那一年之后不久，英雄王伟驾机撞向了来犯的美国侦察机，化作蓝天下的一缕忠魂……但是我们咬牙坚持读过了那最艰难的岁月。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68岁。

2009年，我们自己的宪政和体制走过了六十年。那一年，我们的北斗上天，我们的卫星遍布，我们的J20起飞，我们的航母初露峥嵘。虽然比起美国的七大舰队我们还差得太远，但这却是我们的父辈用百年沧桑、屈辱、磨难、牺牲、不屈、桀骜与血性换来的荣耀辉煌。除了我们自己犯傻之外，再没有人能将我们摧毁。那一年中国人人均寿命75岁。如果不出意外，我相信到2049年之时，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中国人民离重回汉唐盛世的梦想会越来越近。——因为百年的沧桑和历史已经证明了我党我军以及我国体制、文化以及人民的优秀。但是，由于我们在幸福生活中沉寂得太久，所以我们时常会忘了自己梦想出发的地方，我们会忘记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我们会忘记为什么我们能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我们会忘记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的代价与教训，我们甚至在吃饱喝足之余怀疑中国人到底应该不应该活得越来越好，我们甚至会以为1942年比现在幸福，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体制和这个政府。

走到今天2014，回望历史这一个个惊魂动魄的历史瞬间，我们不由得发自内心地为感谢我们的父辈。我不知道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和信仰支撑才使得他们在如此悲怆的绝境毅然中选择了向西方奋起抗争而不是放弃，但我想那种信仰和力量即便用再华丽的辞藻去形容都丝毫不会过分。

美国用石油美元、海洋运输军事霸权、世界贸易话语权垄断等方式残酷地剥削着我们的劳动果实，所以就算我们不忠于父辈的理想，我们起码要忠于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今天选择了自我麻痹，甚至自我毁灭，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退回到1942。苏联解体后老百姓的存款一夜之间贬值了一万倍，人均寿命倒退回56岁；南联盟的化工厂炼钢厂被炸毁之后，东欧的女子一夜之间整体沦为妓女；此外还有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断上演的砍头和虐杀惨剧在警醒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大家不妨想想南京大屠杀、想想刚刚我们提到的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想想那些被美国用船运去帮他们免费修铁路的华工。他们把我们中国华工称做猪仔，即便是黑奴在当时都有权结婚和生育，但华人没有这些基本人权。他们被铁链锁住拼命干活，一直到被打死或者活活累死。有侥幸活下来的，最后都默默地孤苦伶仃地死去，死在美国的国土上。他们没有劳保，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这些任何一个去过美国的人，都可以在他们的档案馆不起眼的一角里查到。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主失去自己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之后他的人民所要遭受的灾难。那就是无休止的白白苦干，被砍头，被活活剥皮。而这些在今天的利比亚和伊拉克也正在无休止地上演着。

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我们搞一人一票的制度，究竟是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年的中国就是一人一票，而且是在美国的亲手指导下制定立法建立的。一些敌对分子今天会告诉你说：“选票保障了你的权力。”但选票实际上什么也保障不了。因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他掌握了实权，最后他必然不肯下台，比如袁世凯。第二：他没掌握实权，只不过是傀儡，比如曹锟。混乱的中央导致了中国各地军阀纷纷独立，中国从此走向四分五裂，沦为美国、欧洲的免费劳工和炮灰的来源地。不仅中国人被当做猪仔输送到美国去白白干活，活活累死。还被当作免费炮灰被输送到欧洲战场去抗炮弹，排雷，背伤员最后在战场上活活炸成烂泥。

一些敌对分子，反华势力可能会告诉你说：“当年共产党就是靠忽悠人去打天下的，共产党无耻。”但亲，你们真心实地的想一想。打仗啊，那是。子弹真的在飞，炮弹真的在炸。那不是CS，不是穿越火线游戏。是每天都可能粉身碎骨，每天都可能脑浆流出来的日子啊。不倒万不得已，不是这真的被逼到走投无路谁会去干这种事呢？你会去吗？

人之所以会选择不怕死地去拼命，就是因为忍够了。真的忍够了，今天欧洲来抓走几十万中国人去战场为他们送死，明天美国来抓走几十万中国人去美洲为他们修路，后天国力衰弱民不聊生还被日本人冲进家门男的杀，女的奸。一直到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核弹，我们才算有了可以一张勉强保命的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后来谁也不敢来我们的国家抓我们的男人去当炮灰，抓我们的女人去当慰安妇的日子。我们才有机会喘息片刻去建设自己的家园。所以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获得了抵御外族欺凌的时候，我们当中真正经历过这些的前辈们才会因此而哭。

今天，美国人又来了。虽然我们有了核弹，可是美国人有制服过有核国家的经验，那就是苏联。苏联人被美国人肢解之后，苏联人的钱一夜之间贬值了一万多倍。也就是你现在有十万，到时候你就只有10块，你有一百万，到时候你就只有100块了啊，同志们。美国人制服一个有核国家的招数无非就是通过资本慢慢控制网络和媒体来挑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培植一些理想信念容易动摇的人，把他们打造成偶像，大面积散播似是而非的言论，让我们自己和自己从互吵到互打最后到互杀。之后就可以轻易地收拾掉那个国家，再把那个国家给彻底抢光。

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有媒体爆出某某官员包了情妇，然后就被抓了，被判了。然后敌对份子就会从网络上告诉你说：“你看共产党不行了，败坏了。”有时候又有某某官员抽了天价烟的帖子到处疯传，敌对分子又鼓动你说：“快看，共产党官员无耻，烂了，臭了，快去造反。”然而不久等外国媒体也报道出法国总统顿顿吃饭都要花1.5万欧元，根据财政预算显示仅去年一年法国总统一人的饭钱就高达9600万欧元的时候，当报道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全家聚餐一顿就花了400万美元、一个手机就值2700万美金的时候，民斗们又会纷纷对你说：“哎呀，我们连中国政府自己都没管好，哪里有功夫管人家的事，真是垃圾、败类。还不赶紧向人家学习”……

这个世界的网络上，有人会告诉你：“反党不是反国家”，有人会告诉你：“党不代表国家。”但同志们，这能分得开吗？就好像有人说，摘了你的心，但不代表会杀了你。反对你的脑袋，但不反对你这个人一样。他们打利比亚说只反对卡扎菲，但是事实却是几十万名无辜的群众被打死了，尸体泡在海里腐烂生蛆，炮弹炸烂的是全体利比亚人民的房子和全部的工厂。他们说卡扎菲政权有钱腐败，但最后这些钱全部落入了美国的账户，利比亚人民手里的货币因此逐步沦为废纸。美国说只反萨达姆不反伊拉克，结果历年伊拉克战争留下了100多万伊拉克寡妇，100多万伊拉克人死于战争，无数老百姓躲在地下防空洞里却被钻地导弹直接高温气化，烫在墙壁上形成了一个个人形的灰烬，更有上千人挤在洞里被炸弹加热成开水的泄漏自来水活活烫死，这些人里50%都是妇女和儿童。伊拉克货币贬值6600倍，伊拉克的房子70%被毁，剩余的陷入了无休止的停电和断水中……这就是他们想要在中国复制的“模式”。他们欺骗你说是党和国家可以分开，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共产党有腐败，要纠正，要监督；社会有不公平，要铲除要遏制。这些年你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正是共产党选择纠错透明的自我进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选择傻乎乎的开始内斗。接受美国推销来的制度圈套只能让美国人得逞。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过的那就不是现在的这种生活了，而是全中国百姓的存款被抢光，全中国人再度沦为猪仔的生活。一如过去的历史，一如今天的伊拉克或利比亚。

2.中共党史资料 篇二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 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 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 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 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 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 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1991年, 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后来, 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 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 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 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 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 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 为社会服务。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 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 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还有的学者提出, 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

党史学界还探讨了党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 主要有:

第一, 历史比较法。新时期, 党史研究中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逐步开展起来。运用历史比较法, 应遵循合理的原则:一是可比性原则, 即必须搞清楚被比较的对象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若没有可比较的对象, 不能牵强附会;二是要在充分利用和研究被比较各方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死板硬套凭历史哲学理论, 要慎重地下结论;三是应当重视被比较对象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 在洞识事物本质的基础上作比较, 防止肤浅的历史对比。

第二, 逆向考察法。从作为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结果的现实出发来回顾历史的方法称为逆向考察法。逆向考察法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主要取决于中共党史与现实政治的联系紧密以及中共党史对当前实践的借鉴作用具有更直接的特点。

第三, 系统方法。不少人撰文指出,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 有重要意义:第一, 系统论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原则, 要求在党史研究中改变传统的“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 而采取“综合—分析—综合”的新思维方式。第二, 系统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则, 可以改变片面强调因果联系的传统历史研究法, 而将研究对象作为复杂的网络联系, 从因果、反馈、控制、顺序、线形和网络等多角度加以探讨。第三, 系统论提供了党史研究数量化的中介环节, 便于做出严格的逻辑证明, 同时能够促进国家对党史学规划管理的科学化。

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 郭德宏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 如口述史学方法, 即时史学方法 (美国称为瞬时史学) , 心理史学方法 (又称心态史学方法) , 文化史学方法, 政治学研究方法, 领导学研究方法, 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 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 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 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

二、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特点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特点, 过去主要是强调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以及科学性等等, 曾提出要达到党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齐鹏飞提出:“从理论上讲, 主观性与客观性、科学性与社会性、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 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 亦即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特点, 郭德宏又从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统一的角度将中共党史学科的特点概括为“五性”, 即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所谓科学性, 是指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点, 中共党史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 存真求实;所谓政治性, 也就是指中共党史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 研究者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 要与政治紧密联系, 并受现实政治的制约;所谓理论性, 即它不仅要求史实的真实和准确, 还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加以分析, 在表述上更具有理论色彩, 并对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点加以研究;所谓现实性, 即中共党史学不同于历史学的其他内容, 大都已经成为过去, 而是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 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工作服务, 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张静如也指出中共党史学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理论性, 但是与郭德宏的解释不太一样。同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的。

参考文献

[1]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J].福建党史月刊, 1989 (11) .

[2]陈绪文.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0 (6) .

[3]张静如, 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J].中共党史研究, 1989 (1)

[4]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J].历史研究, 1991 (1) .

[5]张静如, 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J].北京党史, 1999 (2) .

[6]张静如, 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9 (3) .

[7]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J].北京党史研究, 2000 (6) .

[8]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J].福建党史月刊, 1990 (9) .

3.中共党史研究应如何规范 篇三

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规范；史料；信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08-010

中国有个成语叫“张冠李戴”，意思是把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的头上，比喻认错了对象，弄错了归属。笔者近来因为教学需要，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段出自张昆弟之口的话，竟被不少学者安在毛泽东的头上，而且用错的人众多。透过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养成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充分尊重资料，认真研读、辨析资料，正确解读和运用资料，是党史研究中必须遵守的重要学术规范，是党史成为信史的前提。

一、一段不难读懂的资料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1]

这段话摘自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它传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一起游泳，游泳后一起到居住在岳麓山的蔡和森家，当晚留宿在蔡家。（二）毛泽东和张昆弟在蔡家夜间长谈。（三）毛泽东的谈话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批评中国的国民性，希望中国能有像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出现。2.批评中国晚近文化，“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3.阐述自己的革命观，“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四）张昆弟赞成毛泽东的第一个观点，说“余甚然其言”，并回应毛泽东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二、令人诧异的误读率

如上所述，从“中国人沉郁固塞”到“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一段话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出自张昆弟之口，而不是毛泽东之口，是张昆弟回应毛泽东的话语。这段资料不难读懂，也就不应该弄错。但在众多学者的文章中，这一段话，特别是其中的“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一语，被当成了毛泽东或其他人的，并且还犯了一些其他错误。

笔者根据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文献，做了一个统计，从1979年到2013年，国内报纸杂志上引用张昆弟这段话或其中部分语句的论文共86篇，其中把这段资料错读成毛泽东之语的有67篇，错成杨昌济的有1篇，错误率在79%以上。详见表1。

我们把1979—2013年这34年分成1979—1990年、1991—2001年、2002—2013年三个阶段。（1）1979—1990年涉及这段文字的相关论文13篇，对资料使用错误的6篇；1991—2001年相关论文37篇，资料使用错误的30篇；2002—2013年相关论文36篇，资料使用错误的32篇。从整体上看，该段资料的正确使用率每况愈下。

期刊论文的情况不佳，硕、博士论文对这段资料的使用情况则更差。据笔者不完全检索，近几年来涉及这则资料的硕、博士论文7篇，无一使用正确。详见表2。

三、党史研究应该如何规范

一段并不难懂的资料，却被如此多的作者误用，原因何在？党史研究该如何规范？笔者拟结合一些党史资料，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严谨踏实，认真阅读资料。如前所说，张昆弟的这一段日记不难读懂，但众多学者却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真阅读资料。不少作者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自己所引资料的前后文，仅仅是看到别人使用了这则资料，然后找到相关的书籍，核对一下页码；有的甚至连这项工作也没有做，完全是照搬他人的资料和说法。结果别人用错了，自己也跟着错。1991年以后的73篇期刊文章中，仅有11篇解读、使用正确，这颇能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浮躁之风。这种风气一日不改，一日难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认真阅读是学术研究少犯错误的前提，而不认真阅读恰恰是犯错误、甚至犯张冠李戴这种低级错误的根源。

毛泽东曾经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不认真阅读，不仅导致了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张冠毛戴”的错误，还在毛泽东研究中制造过“杨冠毛戴”的笑话：

对于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杨（昌济）先生下了许多的功夫。譬如对儒家三纲之说的非难，他除推崇王船山“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的重个人独立精神以外，特别看重谭嗣同《仁学》对这方面的批判。他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即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因此在一个时候，研读《仁学》和船山学说，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endprint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杨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谈《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这段话，出自杨昌济的《论语类钞》[2]，这是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修身科的讲义（2）。无论是李锐还是陈晋的著作，都没有对这段引文加以注释。但仔细读这两段文字，不难发现，他们都没有说这段话出自毛泽东之口，而是根据毛泽东等人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杨昌济恰好给他们讲修身一科，讲《仁学》的相关思想，而推论毛泽东等学生的笔记和日记中应该“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这种推论虽然稍嫌大胆，但还在情理之中。

李锐、陈晋的这种推论，被一些学者不慎误读，在他们的著述中直接把这段话安在了毛泽东的头上。表3是“杨冠毛戴”的部分文章和书目。

认真阅读资料，还要认真分析资料，尊重资料的差异性，不能采取“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态度。

比如关于1922年8月的杭州西湖会议，因为缺乏直接的文献记录，所以研究这次会议只能根据当事人事后的一些回忆录。出席该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7人，对这次会议留有回忆的有陈独秀、蔡和森、马林、张国焘。依时间顺序，回忆的基本情况如下：

1.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3]169-170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23年6月）

2.第三，一九二二年九月西湖会议。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在此会议以前曾讨论过此问题，一九二二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

……西湖会议的经过，结果一方面两党联合，另一方面设法个人加入国民党，经过数月后才加入（和森、秀松）。

……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1）[小]组织问题；（2）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西湖会议上已经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守常亦在）。[3]485-49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

3.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3]521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

4.这时，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这是一九二二年初，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多半是湖南人的学生，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杭州会议上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看法。有一两个反对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围绕着国民党的价值问题，它变成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来自国民党领袖的可以预料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一条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问到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与陈独秀的有出入时，马林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在杭州会议后一个时期，这问题曾经有许多机会可以在莫斯科讨论。中国同志也可能与越飞一起提出这个问题，他是在同年稍后来华的。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周章。第二，这儿不会有什么“服从纪律”的问题。我一向深恶痛绝这类措施。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专门指示。我手上没有任何文件。[3]547-549

——伊罗生采访马林的记录（1935年8月）

5.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3）

——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

从研究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互有差异的回忆录呢？endprint

首先，人对亲历事件的记忆，是一个随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的过程。所以，通常情况下，所有回忆录都是离事件的发生时间越近，真实性越大，反之，可信度越小。也就是说，以上这些回忆的可靠程度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是：陈独秀（1923）、蔡和森（1926）、陈独秀（1929）、马林（1935）、张国焘（1971年版）（4），除非有日记等材料的帮助，否则，张国焘的回忆录最靠不住。

其次，要探究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回忆不同的原因。比如陈独秀1929年的回忆与1923年的回忆有明显的差别，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哪一年的更可靠呢？陈独秀的第一次回忆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三大”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3]182。当时陈独秀的身份是中共的最高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马林又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三大”，如果陈独秀和盘托出西湖会议的真相——中共中央集体反对国共合作，接受国共合作完全是因为尊重国际纪律——肯定会对正在召开的中共“三大”产生不良影响。陈独秀的第二次回忆是在1929年12月，此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已经彻底失败，陈独秀先是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接着在1929年11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再也用不着避讳遮掩了。所以，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第二次的回忆更可靠一些。

第三，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一些回忆中的错误和不实之处。比如马林的回忆，从时间上看，应该有可信度，但从他对与会人物的回忆看（5），显然他把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混在一起了。从《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和《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3]121-122可以看出，马林在回答伊罗生关于他与陈独秀的回忆相矛盾的话语有许多不实之处，也就是说，马林在回忆中撒了谎。马林之所以这样回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如果中共是在马林以“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的胁迫下，“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勉强同意加入国民党的，那么马林对大革命的失败就应该负重大责任，而这显然是他不愿意也不能接受的。

第四，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印证某人回忆的可靠性。比如蔡和森，根据各种资料印证，他参加了西湖会议，且1926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及了这次会议。1930年年底或1931年年初，他专门撰写长文《论陈独秀主义》，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却对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关西湖会议的叙述未置一词。1929年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张国焘在中共中央任要职，但当时他对陈独秀的相关叙述一言未发，他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陈独秀叙述的准确性和马林谈话的不可靠性。这些都可以作为陈独秀第二次回忆比较可靠的证据。

如上所言，在对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的几个回忆版本中，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的叙述最可靠，其可信度远远超过马林和张国焘的回忆，但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李大钊研究中，这则资料被极端忽视。不少学者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片言只语，称“在李大钊的劝解和疏导下，西湖会议终于通过了共产党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4]，“西湖会议的决定，成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5]。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说法很多，笔者不再多加列举，也不想谈论这些说法合理与否，但显然，它们对陈独秀的回忆都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党史就很难跳出纪念史学和谴责史学的泥淖，摆脱过去那种为革命伟人脸上贴金、向坏人头上浇粪的套路。党史研究如果不把学术化作为自己的正轨，党史就不可能成为信史。

（二）尊重史料，避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对于历史资料，我们要抱着尊重、尊敬的态度，不能随意割裂。党史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这种严肃不是指它的意识形态性，而是指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党史要成为信史，成为科学，就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屈从某一时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为地歪曲历史，断章取义地对待历史资料。换句话说，党史研究如果不能尊重史料、实事求是，党史也就不可能正确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新中国的前30年，“左”的错误不断，甚至酿成了“反右”和“文革”那样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过分政治化”，缺少相对独立性，是有一定关系的。“文化的独立或自主使得文化又成为影响社会甚至政治的重要力量，这是现代社会所共有的，也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共有的。只有获得自主，文化才可能与政治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只接受政治的影响。”[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界许多重大问题都有和过去不一样的说法，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颠覆。这种现象显然是和新中国的前30年党史研究在政治过分的干预下，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直接为意识形态作注释的工具联系着的。抚今追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事求是、尊重资料、尊重客观事实，是党史研究少犯、不犯错误的前提。

4.中共党史重要会议 篇四

2009 年 “党的力量””四位一体”中国政党制度 哲学 2008 年 民族党派 政府部门职能 党代会制度 十七大报告 安徽省情等 中共党史重要会议 中共一大 1921 年，上海，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中共二大 1922 年 上海制定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中共三大 1923 年 广州 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 中共四大 1925 年 上海 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作联盟问题 八七会议 1927 年 汉口 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遵义会议 1935 年 遵义 纠正王明左倾错误 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 瓦窑堡会议 1935 年 瓦窑堡 制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针 洛川会议 1937 年 洛川 制定全面抗战路线 中共七大 1945 年 延安 确定毛泽东的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通过

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 七届二中全会 1949 年 西柏坡 一个炮弹 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三个转变 工作重心 乡村→城市。总任务农业国→工业国 新民族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中国成立做了理论和路线 方针准备 新政协会议 1949 年 讨论新中国成立问题《共和纲领》国旗 国歌 首都 领导

5.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体会 篇五

一是领导带头组织好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我室领导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基础上，在充分明确了其重要性的前提下，切实组织好室内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此书，从而加深对建国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恢复重建工作上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探索新中国建设中所犯的错误和所走的弯路，从而更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二是具体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我室人员还紧密结合自身情况具体深入地学习此书，其中，把书中所述的历史时期具体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深入学习，分别为1949——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年探索时期，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76——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的学习，大家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流和沟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6.天津大学中共党史试题 篇六

一简答题

1红军长征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内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

4记不清了

5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经验教训

二论述题

1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四人中选三人评价他们的思想与一生 2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及意义

2012天大 毛中特考研真题回忆版

一简答题

1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3依靠力量的基本内容

4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5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继承表现在哪些方面

二辨析题

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2改革开放实现了目的和效率的高度统一

3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竞争的旗帜4、5记不起来了

三论述题

1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及重大意义

2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13年党史初试题

简答题简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及其意义。

2简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及其意义。

3简述建国初期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及其意义。

4简述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及其意义。

5简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内容及其意义。论述题

1、一大到七大的内容。

7.中共党史资料 篇七

1 收集的范围

从时间范围来讲, 就是收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内, 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有活动情况的资料。

1.1 文字史料, 包括四种类型

(1) 文献类资料。历史事件发生时或稍后所做的记录称为文件;以文件为主, 包括其他反映这一事件的原始文字资料汇集起来, 称为文献。这些文献包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二是共产党领导的文献;三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其它活动的文献。这些文献的特点是及时直接地反映了历史事件, 是基础性、权威性很强的党史资料。

(2) 档案类资料。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经过整理, 分门别类专门保管的史料。档案史料, 一般是原始史料, 也是能比较真实反映历史的史料。

(3) 报刊类资料。报纸和杂志期刊是为当时社会生活需要而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作为新闻媒体而直接传播消息;杂志期刊则有针对性刊载当时的时政要文或时政评论。凡历史上发生的重在事件, 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 报刊都会有不同的报道和反映。

(4) 图书类资料。图书浩如烟海, 种类繁多, 不是所有图书都有史料价值。作为史料图书主要三类:一是历史著作。即根据某一历史时期的历史记录、文件和其他材料综合而成的历史著作;二是文集、杂著。主要是指导与社会政治活动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文集和在历史中有过重要影响的政治性著作。它可以从一个侧面透露或反映出某些史实的痕迹;三是传记、年谱、大事记、年鉴、志书之类的图书。这些图书都从不同的角度或从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

1.2 实物史料

实物史料主要指文物、遗迹、遗址等。党史研究所涉及的实物史料包括三类:

一是革命文物。能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活动过程的文物。

二是革命遗迹、遗址。指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留下的历史痕迹。它的特点是能再现历史画面。

三是其他实物史料。主要有: (1) 文物资料:地形图、历史照片、录音带、图表、旗帜、会标、袖章、笔记 (日记) 本、名册、证章、证书、徽章、证件、奖状、牌匾等。 (2) 军械:各种枪支、自制刀具、火炮、车辆、电台、医疗器械、废旧弹片等。 (3) 各类用具:包括各类生产、生活用具, 商业用具, 交通用具等。

1.3 口碑资料

(1) 回忆录。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对某一历史事件所见所闻写的回忆录资料。 (2) 录音。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口述的录音制品。 (3) 调查访问记录、访谈录、座谈记录等。 (4) 反映这一阶段历史的文艺作品。 (5) 专有名词。如“三反五反”、“三支两军”、“一斗二批三改”等, 这些词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构成了特别含义, 是一种特殊的口碑史料。

2 收集的要求

对党史资料收集的基本要求即:准确、真实, 全面、完整, 典型、特色。首先, 由于党史资料收集工作的思想性、党性都很强, 这就要求收集的党史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可靠。真实是党史资料的生命, 是它存在的价值所在。准确、真实是党史资料的灵魂、核心和根本。只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收集党史资料, 客观实际地反映党的各种活动, 才能正确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 才能为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 全面、完整, 就是在收集党史资料时, 本地区中共党组织从建国初至1978年这段时间的所有重大史事都要收集。

3 收集的途径及原则

收集途径:一是要通过已有的成果和线索查找史料, 如已经编就的有关资料本;二是到档案馆查找;三是到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遗址、旧址查找和收集资料;四是请史事参与的主要领导和当事人讲述或回忆。通过查、问、访、忆等方式把资料收集上来。

党史资料收集过程主要遵循史料收集先后顺序的原则。先基本史料后特别史料。基本史料是直接反映历史基本线索的史料, 特别史料则是专门反映历史特别方面的史料。三是先主要史料后次要史料。主要史料是对史实有较强证实能力的史料, 它能比较完整的说明某一史事。次要史料是对史实有一定补充和证实能力的史料, 但它的证明能力较弱, 且不能完整的说明某一史实。四是先常见史料后罕见史料。常见史料就是广泛流传而经常容易见到的史料, 罕见史料是没有流传或很少流传鲜为人知的史料。

4 保管

在党史资料收集好后, 就要严加整理以便保管。要条分缕析地整理史料。整理要做到有条有理, 深入细致地进行剖析。这就要做到不仅是简单的分类, 还包括分析综合, 经过检验做出最后的结论。整理史料可分以下步骤:其一, 对已收集的史料初步分类, 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大概轮廓, 形成初步概念。这样的认识是一般的和笼统的。其二, 还须采用综合的方法。综合是按照史料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总体上把握史料, 把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在思维中再现的具体方法。只有经过综合的认识, 我们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掌握史料所反映的事物的全貌。其三、把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严格检验, 看哪个更合理, 更切合历史实际的情况, 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才算是完成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资料收集和保管工作。

5 收集和保管情况调查

近年来, 在党史资料的收集、保管方面突出的成绩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料, 其构成主要包括三大类, 第一类是反映和记载党中央活动的史料, 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与地区有计划地进行征集, 并且已取得一些成果;第二类是反映和记载各条战线活动的资料, 这主要是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中央军委所属部门的征集任务, 工作也有了收获;第三类是反映和记载党在各地活动的史料, 由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史有关部门抓紧征集, 也作出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尽管如此, 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保管仍然落后于党史研究的需要, 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首先, 收集不够全面。多年来我们编选党史资料内容集中而领域偏窄, 这种情况至今未完全改观。收集资料对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比较重视, 对白区斗争、文化斗争重视不够;对党内斗争比较重视;对党外重视不够;对党史正面人物和资料比较重视, 对党史反面人物和资料重视不够。

其次, 考证未能深入。有些资料性文章或资料汇编多资料辑录而少具体考察, 概念性的条条偏多, 具体的历史事实、人物记述偏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往往是由于资料编纂者未下工夫对史料进行考证和研究。

6 总结

综上所述, 要在做好党史资料收集工作的同时, 努力做好资料的保管工作。丰富、准确的党史资料是编写党史和进行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加强党史资料的收集和保管, 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才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王胤哲,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整理工作之我见[J].党史纵横, 1991, 05.[1]王胤哲,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整理工作之我见[J].党史纵横, 1991, 05.

8.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 篇八

一、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中的地位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总体界定。

要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与偏激。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中华民族千余年的历史虽然屡有波折,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上升通道。到了四方来仪的唐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以致于到了今天,西方华人聚居之处依然被称为唐人街。

从唐以后到末代皇帝,中华民族同样千余年的历史虽然时有亮点和反弹,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下降通道。到了鸦片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不用说什么强大与尊严,连民族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中华民族却继续滑落创出新低。这一历时千年的下降趋势,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始真正有了转机。

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努力,已经使得中华民族的颓势发生了根本的反转而不是反弹。虽然这几十年中依然出现反复和挫折,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只是迅速盘升中大大小小的震荡。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走在一条新的上升通道中,这一事实已经举世公认。眼前可以看到的高点就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出色地实现了当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正在不断创出新的奇迹。对中华民族的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当之无愧。

二、机遇终胜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客观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同时又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如何迅速有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心更有人退党。然而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就在国共合作后横扫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用相对还比较弱小的革命力量反抗人多势众的国民党反动派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落荒更有人叛变。然而短短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十多万红军和十余块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抗战开始后,如何用有限的三万部队在穷凶极恶的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进攻步伐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犹豫还有人怀疑,更有人断言中国共产党将难以生存。然而八年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拥有近二十块的抗日根据地,还拥有百万正规部队和二百万民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如何战胜数百万装备精良并获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忧有人害怕。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竟然在短短三年后就把蒋介石赶上了海岛。

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何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扬言共产党长于军事拙于经济。然而不过几年时间,社会主义制度就得以确立,经济也迅速发展。如果当时能够按照八大的决议集中精力搞建设,今天的中国又会有怎样的繁荣和强大!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际上幸灾乐祸者以为中国元气大伤、已经一蹶不振了。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年,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的发展刮目相看。

铁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总能化挑战为机遇,历史上所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否前进、能否创新的怀疑,结果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三、失误是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善于纠正失误的结果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得失的基本认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非常客观也非常辩证的评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前进的道路却是艰难的。换句话说,就是光明总出现在曲折之后。几乎每一次的成功都是纠正失误的结果。

土地革命的兴起正是对陈独秀错误的纠正。就此而言,陈独秀的错误在断送了大革命成果的同时,却为土地革命开辟了道路。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纠正。就此而言,王明的错误在迫使红军长征的同时,却为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真正的领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正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就此而言,“右”倾投降主义在干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却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高度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此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在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使全党更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可见,在前进的道路上,失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失误和挫折尽量犯得少一点和小一点,纠正得早一点和快一点。小灾难促进小进步,大灾难促进大进步。如果一味弱化失误强化成功,就会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苛求;而一味强化失误弱化成功,不仅颠倒了历史事实,更会误导思想认识,阻挡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

四、其始也简,将毕也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辉煌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走向的规律总结。

“其始也简,将毕也钜”是董必武在参观上海一大会址时留下的题词。他借用李大钊1916年9月5日发表在《晨钟报》上祝贺当日宪法会议开幕的文章内容。文章寄语宪法大会:“然而一事之兴,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不慎诸始,以贻后日之隐忧,祸已迫于眉睫,始皇皇焉谋补救之方,而国脉民生之牺牲于其间者,殆已不可量计。此不能不以慎审周祥之功,责望于诸公者矣。”董必武取其中短短八个字赋予了新的涵义,言简意赅,意义深远。确实,刚起步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简单,十几个志同道合者在上海的一间小客堂里开了个会,拟了个粗略的提纲。然而回首往事,小客堂里诞生的事业却已经惊天动地。中共党史的内容构建应该顺应事业的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出“钜”的过程和“钜”的艰辛,更深刻地衬托和体现新时期党的事业更是前所未有的“钜”,自然也更前所未有的艰辛。

如何把如此辉煌的历史转化成社会成员尤其是全体党员的精神营养,从而给新时期的新发展增添强大的动力,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完成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宗旨,使党的历史人性化而不是神圣化。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半信半疑敬而远之。如果能够妥善地化解这一难题,何愁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推广中不出“名嘴”、没有“粉丝”,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关注也必然会超越当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热热闹闹的历史演义而独树一帜。

其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寻求以情动人的路径,使党的历史充满革命激情而不是革命概念。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懂非懂望而生畏。要实现以情动人其实不难。从董必武饱含深沉与激情的题词来看,他当时肯定因思绪澎湃而动容,以致落笔后即现令人过目不忘的功力。如果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也能够因动容而下笔,何愁广大的读者无动于衷,又何愁中共党史没有“超级粉丝”。

再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立既要引导受众更要服务受众的理念,通过服务受众来实现引导受众。历史是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更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共党史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门记载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十多名赤手空拳、名不见经传的人们怎样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就拿下了中国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惊险,可谓举世罕见。因此,中共党史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为受众服务的理念,使受教育的过程同时成为精神享受的过程,才能达到入耳入脑的效果。唯有如此,中共党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读者和听众。

毫无疑问,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有走进党心、军心、民心,才能真正保持旺盛的活力,使生命之树长青。

五、箭必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本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进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最早回答这一问题的是毛泽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当年的“箭”是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那么毛泽东则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箭”,就必须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用“箭”与“的”来形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形式和内容最生动最形象的注释,更是他对自己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明确宣告。

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硬件,而是蕴藏在硬件中的软件。同样,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价值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硬件”——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他的“软件”——科学的思维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决不是毛泽东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硬件”的结果,而是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国情后,大胆设计和运行马克思主义的“软件”的结果。事实上,严格复制马克思主义“硬件”不走样,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屡遭重创的主要原因。唯有真正领悟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软件”,才使得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上了天安门。

科学的思维模式必定蕴育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共性,又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个性。因此,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代杰出领导人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并不深奥。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使受众能够深切体会和理解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精湛而简约,神奇而平凡,让受众因为掌握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模式而使生活和工作受益无穷。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她在实践中创造和运用的科学思维模式自然也能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财富。

漠视自身历史的民族很难具有长远的目标,漠视党的历史的党员很难具有坚定的信仰,漠视人民军队历史的战士很难懂得党指挥枪的重要。今天加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必将使这一宝贵的资源能够更好地体现并加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为弘扬科学发展观、加强军队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与管理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