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主题研究综述

余华小说主题研究综述（精选6篇）

1.余华小说主题研究综述 篇一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 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是相信 礼教。当作宝贝”。【3】这也足以说明为何余华前期作品中避而不谈人性之善，一味去展示人 性之恶。余华正是因为把“善”当作宝贝，而看透了现实社会中善的虚伪与不真实，因而就用一种异态的眼光去看世界，用一种异态的方式去反映现实。其实，细读余华前期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余华那双焦灼的企盼善良人性的眼睛。《十八岁出门远行》写“我”被欺骗与抛弃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遭到遗弃的孤独无助的“我”多么地需要一份关爱，一份温暖，一份帮助„„现实不是如此吗？

在《活着》中。作者把人性善良表现得那么充分与突出。福贵年轻时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用他的话来说是“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但其后却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善良人性回归于他的身上。他的女人家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善良美丽，女儿虽又聋又哑，但心地却很好，偏头女婿二喜更是忠厚老实，有情有义„„富贵经历的所有死亡事件，几乎都是善良人性的一次次夭折，令人心生同情。但也正是由于善的毁灭，更强化了人性善的弥足珍贵。读来虽令人心酸，但却又能感到丝丝温馨，而富贵之所以面对种种灾难而顽强的活下来，也许正式因为他周围洋溢着善良的人性。《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几乎都是为了别人，一个普通的人为了维持正常的生存状态只有靠卖血，尤为感人的是他为给儿子治病在去南京的路上卖血是痛苦的历程，这都表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再担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直到她的丈夫被村长殴打后，她便一级级上告讨个公道，跋扈的村长始终给她以屈辱，直到她生孩子村长帮了大忙，她才与村长化解了冤仇。正当村长在一片欢乐的气氛纵喝秋菊的满月酒的时候，秋菊的不断上告起了作用，法律降临了，村长被警察带走了。发人深省的是最后秋菊又走在打官司的路途上，不过这次是为了放村长回来。结局很感人，一种温情的感动，正如村长冒着大雪与其他人一起将告他的秋菊送进医院的温情一样，都是人与人之间在苦难之时的善的散发。也正是那人性善所产生的温情化解了秋菊往日的屈辱。余华往往通过一些特殊的事情将人性善揭示出来。而记述这类事件时，他通常保持冷漠的叙述态度，成为一名平静的叙说者。

三、平静的叙说者

为与死亡、暴力的叙事相呼应，余华还采取了冷漠低调的叙述态度，并常常使用非常人的视角，如《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前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经历把暴力用原生态式展示，把历史的残酷性呈现出来，而后者却用死者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常有感情，这种方式更强化了故事残酷荒诞的意味。余华说自己是“愤怒而冷漠”的叙述者，作者个体的情感高度抽空，“我”只作为叙述的需要而存在。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的语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一种已有的统一的语调之中，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任何一个表示评价的语调体系，即使在小说语言不事模拟讽刺，不表讥笑的情况下，它也宁愿 完全不带任何情绪，只是冷静地叙述。”【4】

无论是展示鲜血淋漓的残酷世界还是叙写小人物的凄凉处境，余华的叙说都是平静甚至是冷漠的，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听到一个个人物自己的声音，这是余华一贯于全部作品之中的叙述风格。

《现实一种》是余华描写血腥与暴力的极致之作，无论是自残还是兄弟间的相残，他都是把残暴近于原生态地展示出来，而不作任何的主题道德评价与判定，甚至叙述的口吻带又一种冷漠，他这种对于死亡及血腥场面不动声色的叙述使许多评论家都指出他的创作具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

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他的这种叙述丰富而仍然是如一的。《活着》中的福贵一生可谓是命运多舛。而余华只是以一种平实的笔调和口吻去讲述着福贵一生中一个又一个凄凉的悲剧故事，以至于让人感觉到他的叙说几乎是小心翼翼地、谨慎地使用每一个词语，尽量避免和控制自我感情的暴露。《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的痛苦经历，也被余华原生态地展示出来。

余华的这种叙述方式与他创作态度和目的又直接关系，他的小说创作，想为人们展示一个本真的世界，是一个剥离了层层掩盖完全裸露的世界。为了加强这种逼真感，他就要极力减少主观干预，甚至隐藏叙述者。正如现代小说修辞学的理论开拓者布斯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直接向读者说话，避免写任何提醒他是在读小说的语句”。【5】 余华的小说叙述正在努力地实现这一原则，因为他正努力地使自己的作品接近世界的本真，平静甚至有点冷漠的叙说就成了他前后期作品中统一的叙述风格。

其实，无论是血腥场面的展现还是凄凉命运的诉说，在余华平静抑或冷漠的口吻中都隐藏着一种悲天怜人的情怀，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人的命运，探究焦虑着人生苦难的生存状态

四、苦难意识的表达

苦难意识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所极力表现的。他们认为，苦难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且是永远不可逾越的生存状态。如艾略特就将现代文明看成是一片精神荒原，人类在其中忍受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苦难历程；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永远是那么孤独与绝望，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一些光明与幸福。深受西方现代派特别是卡夫卡影响的余华，他的创作中苦难意识几乎贯穿了所有的作品。“余华的小说明显在展示苦海无边，无可逃避的图景”。【6】

余华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不同还在于对苦难的不同态度。在中短篇中，苦难是无 边丑恶和黑暗，人只能咬牙切齿地诅咒和揭露；在长篇中，苦难是人必须生存的环境，人活着必须忍受苦难。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写道：“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这句话宣布了余华对苦难的不同态度，“人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别的东西活着”。余华在作品中赞美人忍受苦难的韧性和对世界的乐观——苦难成了人被赞美的必要条件。

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作品中每个人在命运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力，他们在命运中安排下走向了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结局，这就是人的悲剧与软弱，人永远地在痛苦与不幸这个怪圈中挣扎，幸福对于人生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通话，即使偶尔出现，也是稍纵即逝。而之后则要面临更大的灾难与不幸，“我于黄昏时分独行，正感到孤独无助之时，有幸搭乘上一辆汽车。在得到短暂的温馨之后，我重新又被遍体鳞伤地抛弃。”这是《十八岁出门远行》里18岁的主人公初次出门远行时感受到外面世界。而后期的《活着》中的富贵一生就生活在灾难与不幸之中，这个贫困而温馨的家庭每次都会有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灾难降临。《活着》中的苦难给人的感受不只是愤慨，而更多的是无奈和心酸。尤其是富贵的乐观，所有亲人被他一个一个亲手埋葬之后，他乐观地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人们不能不在泪光中为他和他所忍受过的苦难祝福，因为他的苦难好多人都经受过，只不过他的苦难更多些而已。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为了生存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卖血，这无尽的肉体痛苦伴随着他的一生。作者写到许三观去上海的路上卖血的情景：“在这一天下午，许三观在百里的医院卖了血以后„„他双手抱住自己，在街道中间抖成一团，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枝一样，剧烈地抖着，然后枯枝折断似的，他的两条腿一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为了生存，人必须得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苦痛与灾难，这就是余华为我们提供的现实生存状态，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作品，余华都在传达着一种苦难的人生。“他以冷漠的叙述令人惊骇地提供了苦难生存的标本，从而抹去了幸福生活的表象，展示了灰色人生的苦难真 实”。【7】这是沉淀在余华所有作品中的人生意识，也是余华对现实世界人的生存状态的独特 感悟，只不过在前期作品中，这种苦难的叙述让人感到恐惧与压抑，而后期作品则是以“轻 松的风格加深了他一直保持的某种苦难意识”。【8】总之余华笔下的人物存在下去。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也不例外。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记住：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战胜苦难。余华笔下的苦难意识大多数产生于一些小人物身上，这就体现出他创作平民化的倾向

五、创作观念的平民化倾向

余华作品中的小人物代表了占人口的大多数的一类人。余华在赞美他们的生存韧性之外并未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赞美之外更多的是泪光中的同情，我很赞同作家的这种对小人物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们也可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

余华笔下的平民，处于社会的下层，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不停地劳作，劳作的基本目的大多是跟上一般物质生活水平或更好一些，做到此点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还要负担起传宗接代的任务——不断劳动以获得足够的物质以抚养子孙成人和准备稍长远的嫁娶：富贵先要养活儿子，然后又要养活孙子：许三观是在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也要卖血来讨好一个村长，以让儿子有一个较好的出路。他们一年到头大多数时间便只有淹没在劳作之中了。一旦苦难来临，他们便更要拼命地劳作，在精神上也显示了他们品质中的伟大之处。苦难来临之时，那种被不断描述的温情最能体现余华对小人物们顽强地忍受苦难的赞赏。在拼命挣扎也只能顽强维持生存的年月，福贵的儿子死了，福贵怕病中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不告诉她，自己却每天偷跑到儿子的坟前去哭。那种困境中相扶持的夫妻感情总让人感动万分。许三观也会在不知是否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的一乐生重病的时候，不顾生命地卖血换钱。正是苦难年月使这些小人物生活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的、由善生发的温情尤其使我们感动。

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的小人物此时可以无比善良，另一时刻也可以卑鄙无耻，这些小人物们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的十几次卖血多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非常时期的阶级压迫、政治压迫造成的苦难之外，其他便是正常的天灾人祸和他们自己无事生非招来的麻烦，再就是众多小人物的恶本性，他们的恶都是不加掩饰的人性中的本恶。此本恶最基本的发泄就是小人物之间的内耗。许三观又一次卖血是为了通奸，并非为了苦难，演出一场龌龊的闹剧。在家里稍稍有了剩余的精力便骂许玉兰让他做“乌龟”，许玉兰便要例行公事般坐到门槛上去哭，直闹得四邻皆知。再又《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所以他们为了子孙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而是为了老态龙钟之时有个照应。

余华笔下的人物都是些被动地面对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存在只是生物性存在。也许我们可以说：许三观在丝厂工作，许玉兰卖油条，福贵种庄家已经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了。这些小人物的积极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惊人而伟大的忍耐力。

总而言之，余华作为一名小说家，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无论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体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明显的特色，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得他成为先锋作家中的佼佼者

2.论余华小说主题的转变 篇二

关键词:余华 死亡 活着 主题 转变

一、余华及先锋小说

余华于1960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后随父母移居海盐县。由于父母从医的关系,初中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在县文化管和嘉兴文联找到了文学发展的平台,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余华开始发表小说,与早期先锋派小说家叶兆言,苏童,残雪等齐名。他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了颇多的震撼和广泛关注。成为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短篇小说《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爱情故事》,《鲜血梅花》等。中篇小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难逃窃数》。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余华的写作主题分两个时期,前期的作品主要描述一种冷漠和残酷,通过对人的质疑,对历史的拷问,对常识的反对及文本的颠覆实现了对理性世界的反叛。而后期的作品,不再仅仅展现残酷血腥现实生活,而是不论善恶,他都保持一种理解之后的超然,并由之产生一种悲悯心,也确定了绝对的信仰和终极价值,回归真情,回归到理性世界中。其《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小说主题也突破往常的苦难意识转而追求一种引发读者共鸣的心灵震撼之美。

先锋小说是8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是指脱出“五四”以来文学传统,摆脱“五四”以来小说创作常规的作品。“先锋”顾名思义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先锋精神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而出生于50,60年代于1985年后崛起于文坛全面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经验进行创作的为中国新文学别辟异境的新锐作家成为了先锋小说家。

二、“死亡”主题

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问世于1987年1月,是余华真正写作的开始,这篇小说充满悲凉和冷漠色调。余华早期的作品为我们呈现的通常是一个情绪化,个性化了的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他追求作品的真实都是源出于一种与现实的那样一层紧张关系。他用内心写作表达了与之相处的现实,直面冷对和诉说一切丑恶和阴险。《现实一种》余华用冷静的笔调叙述着一个家庭内的连环式的报复情节,一个家庭内部悲剧情节让我们看得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在这个中篇中,余华将他对生命之苦之惨推向顶峰。把人性中的残忍和暴力因素描写到了极致。《古典爱情》中,饥荒之年即使是娇贵的富家小姐也同样被人家无情的抛弃,读这篇小说犹如走进一个血淋淋的屠宰市场,看到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生存世相。《河边的错误》中疯子用一把柴刀大开杀戒,让人毛骨束然。《难逃窃数》更显出凶杀,情欲的变态相。《在细雨中呼喊》整篇氛围沉闷而压抑。“死亡”在余华的小说中频频出现,我们无法忽略死亡的存在,在余华笔下混乱,无序的世界里人性是可怕、可憎的。

死亡主题是余华充分展示自己阴暗的激情和想象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人们日常生活被掩盖和削弱的对死亡的恐惧,在余华的笔下发出令人颤抖的光芒。对于余华来说,他观察死亡的地方是人的欲望,愚蠢和微不足道的荣耀。在《死亡叙述》中,把亲情作为不祥的引子,亲情的诱惑使得主人公沦为死亡的阶下囚,着无不令人毛骨悚然。 《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里,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上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偶然事件》,《再劫难逃》中漂浮着一种阴郁的宿命感,人物以步步走向深渊,走向劫数。余华常通过一种平静,客观的描述,向人们展示现实世界的逻辑:荒诞是世界的本质,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整体确是虚幻和荒诞的。如:《世事如烟》在讲述看上了十分怪异,神秘的鬼怪故事过程中传达了现代人的生存感受,《命中注定》又说明了死亡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是命中注定的分离。余华的死亡主题还体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家庭苦难的悲剧。与当前的短中篇小说相比,作者已把人物的悲剧放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把死亡当道了更为深广的历史和人物时空中来考察。

尽管死亡,荒谬,暴力都难以避免,但我们更多是要面对现实世界的平等生活,努力去寻找一种美好和温情。纵观余华的前期作品,无论是写“暴力”“凶杀”“苦难”等“死亡”是其最终的结局。余华以自己冷峻的目光审视着这世界野蛮残酷的一面,几乎每一部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血腥和死亡的场景。然而,余华的创作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化,余华的思想及世界观人生观都随之发生了转变。1992,1995年发表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引领读者进入了别样的天空,余华不再像先锋作品中总是那些泛滥的暴力,习以为常的死亡,盲目的冲动和荒诞的命运。作品中充满着爱,道德和崇高。《活着》转变了他原有的写作风格,他让人世界的荒谬,冷漠从作品中引退,取而代之以同情和宽容。《活着》正是作者用这种目光看到了小人物的生命本真,被这种微不足道的生命做感动。

三、“活着”主题

《活着》是以富贵身边的亲人不断死亡的事件来构造全文。讲述了主人公一生不幸的悲惨遭遇。富贵的一生是一部灾难与苦难的历史,他命运多变,经历了种种世事变迁,心中伤痕历历在目。但外在的死亡体验不断重复并没有把他击垮,没有就此否定生活,仍然持一种坚韧平和的心态注视人生,去化解苦痛。他是一个命运的承受者,在承受中走向了达观和超然。并领悟出了人世无常的宿命。他的一生过的平平常常,也是极端落魄的但他都能勇敢的活下来,因为活着不容易,活着就要承受起生活给予你的一切。《活着》点明了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并不在是生命之外的“身外之物”而恰恰在于生命过程本身。死亡在此不再是暴力及人性恶的助手和帮凶,也不是荒谬的生存空间中人们的一条逃路,而是转向与平淡生活中的那种日常气息。余华转向于对现实社会对生存的思考,关心日常伦理和道德观念,这一转变还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主人公许三观一生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卖血来应付窘迫。他一生前后七次卖血,用卖血来缓解苦难对现实人生的一次次侵袭,真诚的袒露了一个平凡人在苦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所做出的牺牲和所贡献的爱。在许三观眼里卖血成了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他只有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资本来承受苦难的袭击,而在卖血行动背后,是他对世界,对生命,对家人的爱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牺牲精神。这里依然讲述的是关于“活着”的主题: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人生的苦难史,他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活,走上了不断卖血求生之路,而年龄的限制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抽取,当生命变衰老卖血站拒绝他的年长时,“他的脸上充满了悲伤”,无不感到人生最大悲哀莫过于此。余华把个人的命运放在大背景之下,以卖血折射出了那个时代普通人惨痛的生存境况,也是对普通人生存困苦的最深刻的揭示。在这部作品中,余华没有像前期作品那样过分渲染死亡的恐惧,卖血的重复发生积累了悲剧气氛和振人灵魂的效果,在读者心中积累了深厚的情感和意义。

富贵和许三观用坚毅和善良来回答生命苦旅中无助的境遇,柔韧而坚强的抵抗着苦难的侵压,主人公不再寂寞空虚的死去,而是坚定执着的活着,理想,正义与爱重回文学审美的中心位置。在这我们从这两篇小说中看到了与前期小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主题,使得作者创作发生了转变,由先锋回归到了传统的写作中来,更贴近真实的现实生活,贴近读者的心。“活着”的信念深入读者之心。

因此,作者由“死亡”向“活着”主题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了余华对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充分叙述。从活着主题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人生存状况,活着与死亡只有一条模糊的界限,活着虽是意味着死亡,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走向死亡的开始。但“活着”是人类坚定的信念,不管生活怎样单调无聊,不管生存条件如何艰苦,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我们唯有活着,坚韧的活着。因为活着就是希望,只要心中信念的灯永不灭,绝望与困苦都形同虚无。因为只有经历磨难的洗礼,人才会成长,才会懂得珍惜,去珍爱生命,去感受生活。在“活着”与“死亡”的双向选择中,余华给了我们最好的生存理念,因此,他“活着”主题的生存意义对当代人有着深远影响,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2]陈晓明.关于九十年代先锋派变迁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6.

[3]余华,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5,(5).

[5]陈琳.反叛与回归.江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郭剑敏.余华小说的先锋意义及其精神内涵.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

3.余华小说中的“父子景观” 篇三

关键词父子冲突父位缺席种的退化反英雄反父权

一、 父子冲突

父子世界中的一个永恒话题是父子冲突。父子冲突又可称作代际冲突，是如同“母爱”一样写之不尽的文学主题。代际冲突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即使处于同一文化背景，拥有相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代与代之间不同的心理结构、情感差异、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都使得这种冲突不可避免。而在余华小说中，这种父子冲突更以近乎夸张的非理性的方式出现，父子之间呈现紧张和冷漠对峙的特异关系。

在余华最初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便出现了让儿子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的理性父亲。随后的《一九八六年》出现父女相遇成路人的冷漠场景，作为“疯子”的父亲与女儿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而在《死亡叙述》中，作为司机的“我”总觉得那个“当初被我撞到水库里去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整日恍恍惚惚，父子之间存在潜在敌对。在《一个地主的死中》，父子之间的冷漠对峙加深了，强壮的父亲与无精打采的儿子形成寓意深刻的对比，儿子在父亲眼里永远是“孽子”，而父亲的行为在儿子眼里也同样不堪。而在《世事如烟》中，父子冲突得到最外显的表现，“算命先生”这一形象不仅是垂老而不死的历史的象征，同时也是剥夺儿子生存权利的权力的象征。

在余华小说中，父子冲突表现最为真切同时也是作家用力最多的一部作品是《在细雨中呼喊》，它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样，是用童年视角来表现的。它反复写的是一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和内心体验，可以说是一个绝望儿童的心理自传。小说中弥散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绝望感。在这个孩子眼里，父亲孙广才只是一个“越加卖力地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对待自己的父亲以及儿子，就像对待毫无用处的绊脚石，随时准备踢开。他在妻子生前就已和别人同居，不顾一家人死活，可在妻子死后，在死亡逐渐靠近的时候，他不断地被黑夜指引到亡妻的坟前，不断地为之哭泣，最后葬身于最肮脏的地方。小说中有这样精彩描写的部分：虚荣的孙光平为父亲的“无赖”感到羞耻，这羞耻使得“在那阳光灿烂的时刻，孙光平扯住孙广才的左耳朵，用斧子像裁剪一块布一样割下了父亲的耳朵”，从此使他父亲胆战心惊。在这里余华用他一贯的零度叙事把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暴力举动描写得稀松平常，却把父子关系推向了冲突的极端，仿佛父子之间一丝丝感情都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仇人般赤裸裸的憎恨。

二、 父亲的缺席

有学者对第五代电影导演及其同代人做过一个寓言式的概括——“无父的一代”，余华应当列属其中。确实，“无父”既是这一代人的心理现实，又是他们意识形态处境的隐喻。当人们从十年浩劫的迷梦中醒来，当刘心武、张洁、李国文等许多作家用曾被砸烂的文化价值残片拼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乌托邦的时候，在这场浩劫中长大成人、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却“无家可归”，他们被裸露在一片意识形态的荒野之上，所有的依附都已经倒下，现实成了无根的生存，而“父亲”那本该给他们带来理想人格、唤醒认同欲望、成为生命中重要他人的“名字”或“形象”，却成为意识盲点，在表达中缺席，并伴随话语的历史、文化的根、情感的家园一同消失于视野之外。

余华小说的又一“父子景观“就是父亲的缺席。小说《鲜血梅花》写孩子幼年丧父长大后立志为父报仇的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主题具有古典意味，是对武侠小说的戏说或戏拟。缺席父亲的英雄气息，即使在十五年之后，依然笼罩弥漫在儿子身旁，但“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作尘土，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因此，少年阮海阔在母亲自焚而死之后，只好将没有父亲的恐慌变成毫无目的、自欺欺人的寻找和一系列错位的行走。这一“为父报仇”的举动既是补充自己缺乏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是与父亲对话的唯一方式。然而找不到仇人（仇人早已死于非命），也就无法为父报仇，结果也就彻底丧失了与父亲对话的可能性。这是又一次寓言式的书写，对“父亲”的忧伤记忆以及无父的恐慌代替“为父报仇”的目的，因此“寻仇”的举动其实也就是“寻父”，寻找自己的精神归依。一旦寻找不到，所有因此而生的宏大意义纷纷消解，主人公不是陷入焦灼就是陷入彷徨，再一次无父可依、无家可归。

被家庭成员尤其是父亲排斥出家庭生活亦可理解为父亲的缺席。《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光林就是这样一个被父亲排斥出家庭生活的孩子。作为故事叙述者，孙光林向人们展示了他奇异而丰富的内心感受，那些平常的生活事件无一不在童稚奇妙目光的注视下暴露出它们的特殊含义。被排斥的孤独感过早吞噬了纯粹天真的儿童思维，强烈渴望同情的心理与被无情驱逐的现实构成冲突，使“我”的生存陷入一系列的徒劳无益与绝望挣扎之中，而“呼喊”则是生活含义的全部概括或最高隐喻：“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这一代“无父之子”令人震惊的内心直白和精神写照。

在余华的前期小说中，多数没有家庭成员沟通尤其是父子沟通的画面，父与子就好似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彼此维持着一种简单的生存关系、伦理关系。父亲的所作所为，儿子或者不耻，或者不屑，或者不愿过问。而儿子的思想，更使父亲捉摸不透。父与子之间已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彼此筑起麻木的心墙。正如《河边的错误》中所写，一个孩子的真话无论如何不被大人相信。反之，一个父亲的话语也常常被孩子质疑甚至无视，父与子的日渐疏离与隔膜最终必将导致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缺席。

三、 父子的温情

余华是一位不断克服自我的作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叙述常是从局外人角度进行的，他很冷漠、很平静地写残酷的暴力，写亲情的反叛，写不可捉摸的荒谬的命运。但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很有些不同，不再是无关的旁观者叙述，而是叙述人讲述自己以及与他自己有关的人的故事，因此小说中就出现一些温情的东西。余华在小说《活着》的前言中自我吐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在此后他的几部长篇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叙述依然是冷静、简峻，极有控制力的，但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他开始试图透过现实的混乱、险恶与丑陋，从普通人类灾难般的不幸经历和纠结内心中，发现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因此小说中很少出现以前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父子之间虽然仍少交流，仍无理解，却有一种宽容、出自血缘的简单的爱流淌其间，而这爱因为和苦难、时代、命运等重大主题相结合，又显得格外令人心动。endprint

《活着》用自然主义的笔法写一个叫福贵的父亲因赌败光了所有家产后浪子收心，用愧疚的目光看着一儿一女在苦难中成长的故事。小说描写福贵在失去儿子有庆之后的刻骨伤痛：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这部小说里的父子关系非常寻常，但寻常中有苦难的爱与人性的温暖。

《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表现父子关系的一部重要作品，描写了小人物的悲欢情感。许三观虽然认为一乐不是自己的儿子，对待一乐有时像个泼皮无赖，但当一乐病重后，许三观却毫不犹豫地显出一个忍辱负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父亲本色，不惜生命连续卖血。小说中描写许三观为卖血强喝凉水，为能多喝水而强吃盐，真是让人感动至极的文字。“许三观先把盐倒在手掌上，然后手掌往张开的嘴里一拍，把盐全拍进嘴里，他的嘴巴一动一动的，嘴里吃咸了，他就滔起一碗水，一口喝下去，紧急又滔起一碗水，也是一口喝干净。他连喝了两碗河水以后，放下碗，又把盐倒在手掌上，然后拍进嘴里。就这样，许三观吃一次盐，喝两碗水，中间都没有哆嗦一下，也不去抹掉挂在嘴边的水珠。”小说并没有多少父子之间的关爱之辞，但相对于余华此前的小说，许三观父子的内心在苦难动荡的生活中已不再隔膜，而有了相当的坦露与沟通。

曾有人批评余华在先锋小说实验上似乎走过了头，“神话寓言性质和过分符号式的迷宫般的叙述，使他的小说有一种远离生命的抽象感觉，成了一种棋盘上的游戏。过分的理智，过分的冷漠使他丧失艺术最有力的因素——情感”。但我们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平静叙述中，却感觉到其背后巨大的情感力量，感受到一个现实父亲的喜怒哀乐，他的朴实、简单、粗俗，甚而小心眼。像一锅表面已经冷却的油，当你伸手进去，却不由烫疼了心。余华以冷笔写热心，以拙笔写深层的父子之爱，细读来惊心动魄。

四、 父子关系的思考

现当代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或描写父亲形象，或涉及父子关系，但从各种意义上讲，父亲都不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形象。这里有对父亲的恐惧（洪峰的《奔丧》）、反感（方方的《风景》）、羡慕（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蔑视（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就是没有爱与沟通。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这样直白表述：“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男人的父亲的恐怖与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父权的一代男人。”可见父子（女）间感情隔膜、难以沟通的生存境况是很多当代作家所关注的，这既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生存体验和伦理思考。

但余华显然思考得更多，他是一位有着很强悲剧意识的作家，他将他的悲剧意识与苦难意识隐藏于客观、冷静的叙述之中，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悯来观照他笔下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

余华对父子关系的思考首先体现在种的退化上。余华没有企图重建一种理想的父子关系，也不试图让笔下的人物带上俄狄浦斯式的杀父情结，而是在血缘之外，切断父子之间一切精神与气质上的相连，使得父子关系呈现一种独特的氛围。于是小说中反复出现强壮的父亲和孱弱的儿子这一形象：算命先生与他的四个子女《世事如烟》）、地主王子清与儿子王香火《一个地主的死》），老中医和女婿东山（《难逃劫数》）、一代武林英雄阮进武和儿子阮海阔（《鲜血梅花》）。在这几组形象中，父亲都战胜了儿子，上一代胜过下一代，下一代只能被称作不肖子孙。如果把儿子看成是父亲的另一个自我或者说是父亲血脉的延续，从种的传承发展看，则父亲战胜儿子是一种失败，一种倒退、一种自我摧毁，一种具有荒诞意味的对种的反讽，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杀子文化的漫延。余华清醒地看到这种荒诞关系之中的悲剧本质，深刻地指出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逆向发展和可悲结局，这无疑是对种的警示，对生命的警示。

余华对父子关系的又一思考是对反英雄、反父权的思考。与世界的非理性化相对应，余华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趋于瓦解，无力把握现实，充当现实生活的英雄，相反，却被现实生活所支配。有人把余华的小说比作“一个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疯子理应无所畏惧，抛却世俗牵挂，超脱常理，但与鲁迅小说中的疯子相比，余华小说中与现实处于紧张对立状态的人物已不见了五四先驱者那样理想主义的痛苦和英雄主义的孤独，而表现出反英雄化的倾向。小说中的父亲不再有高大威武的形象和理想的人格，有的相当阴险，有的相当无耻，有的相当卑劣，唯一的英雄父亲是《鲜血梅花》中的阮进武，可是他已死去多年，“飘荡在武林中的威风如其妻子的俏丽一样荡然无存”， 徒令人空中摹画，连自己儿子也无一点真切的感受。“父亲”在摆脱了传统中的高大伟岸形象之后，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无论怎样争斗，父子关系都呈现出透明与简单。只有当宏大的语言意义消解后，人性才呈现简单的一面。

如果说一部好的作品是一棵树的话，那么余华正植起一片森林。随着他不断创作，他笔下的“父子景观“也将不断丰富，留待更多人评说。

参考文献：

[1]余华.余华经典文集[M].内蒙古：内蒙古出版社，1999

[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尹国均.先锋实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王彬彬.在唯美与功利之间[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余华小说独特生存意识探究 篇四

关键词：余华；《活着》；生存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46-02

余华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否决传统创作文化，故意违背约定俗成的写作原则和文学欣赏习惯，具有相当的独创性、反叛性和不可重复性。在余华的所有作品中，人物角色都是以活着为终极目标，在艰难困苦中顽强的生存着。余华透过他的作品向读者传达了他的独特的生存意识，即人存在的真相就是艰难，而苦难就是存在最强有力的印证方式。

生存意识是由本能的生存意识和精神的追求意识所组成。本能的生存意识是指人类在其生存的过程中，對他自己所处的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指向的是生命存活目的；而精神的追求意识比本能生存意识则更为进步一些，精神的追求就是在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下个人精神内容的不断丰富，它超越了个体生命单纯存活的维度，主要指向了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确证，这其中有对自我的超越，有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人从被掷进世界中的那一瞬起，在他接下来的生存发展中就一定会遭遇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甜蜜忧愁，同样包括引起其喜怒哀乐的人、事、物，正因此，人对生存世界也必定会产生或隐或现的看法，并通过挣扎反抗再试图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各人物角色的命运都是一种常态下的非理性安排，主人公福贵的生存意识包括自然世界的本能生存意识和社会精神层面的生存意识。作者余华就是借两种非理性情绪的撞击来体现其作品所要表现的独特生存意识。

《活着》中福贵的家庭是中国成千上万家庭中最普通的落败地主家庭。它随着历史变迁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在时代前进中最为正常不过的。然而，这个普通家庭所具有的文学性悲剧色彩却是异常浓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步入死亡的故事。福贵由开始的富家子弟到输得一无所有，继而承受失去一切亲人的地狱般经历。这个过程所反映的正是人在极度痛苦的体验中所产生的近乎窒息绝望的感受，并激起对生存的渴望和动力。余华就曾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视，他们谁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1}

余华在《活着》中用平稳的情节安排、平静的叙事语调向读者讲述了福贵一生的坎坷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福贵在经历一系列向死而生的遭际后，余华对福贵生存状态改变进行了心理处理，还有对和福贵相关联的家人各自的命运安排处理，都是表现出了他自己的一种冷漠残酷但独立坚强的生存意识。这种独特的生存意识，正是对于生存中苦难的正视和超越。

余华之所以对生命有这样独特的认识，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一、家庭环境的影响（生命存在的独立和冷漠）

现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浙江一个医生家庭，与许多著名作家的家庭环境或许不同，他并没有爱好文学的父母，他的家庭也不是那么富有文化气息。相反，他的父亲是部队转业的，在防疫大队工作，而后完成浙江医科大学的专科学习，成为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父亲的部队生涯使父亲养成了较为严肃甚至刻板的性格，而成为外科医生又不得不面对的繁忙的工作，因而在对待余华的态度上无疑是很严厉的。他转业后由于工作繁忙，留给陪同余华的时间很少，温情的缺失给余华的童年增加了许多寂寥的色彩。他的母亲，原本可以用母爱来弥补余华因父爱缺少而形成的心灵空白，却偏偏是一名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同样因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孤独的余华。可以说，余华成长在一个缺少关怀的环境，这是一个童年时代本不应该面对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使作者过早地成熟起来。

余华在回忆他的幼儿园生活时说：“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2}我们就不难发现，余华的童年是孤独的，因而其性格是孤僻的。这种孤僻是孩子畸形的成熟，让他的心智过早地呈现出一种成人化倾向，这种成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生存的认知。幸好他有哥哥，哥哥所带给余华的，是他认知中唯一纠缠不清的一种温情。这种说不明白道不清楚的温暖让他困惑，让他纠结，在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可见一斑。不过更多的还是，由于父母的职业，他对医院格外熟悉：“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一直到吃饭。”{3}“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4}“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5}从余华自己的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医院这个充斥着生命最原始状态的地方，里面生命的降临和逝去，剥落了文艺外表以后的残忍状态，给这个年仅几岁的孩子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种不容抹去的恐惧。等恐惧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成了麻木和冷漠，而这种麻木和冷漠在余华的生存认知里就是真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父母的工作、家庭的环境带给他性格和对于生命存在意识的影响就是：独立的，并且是残忍冷漠的独立。

二、人生经历的影响（生命存在的本能和坦然）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余华个人的成长经历。除了家庭环境对他独特生存意识形成的影响，再者就是他个人发展和个人家庭的组建经历带给他对于生存意识的影响。余华在高考落榜以后，父母给他安排了牙医的工作，对此他感到失意，他并不中意这份工作。他开始狂热地追求文学，几乎令他废寝忘食，这期间是艰辛的，虽然他没感到艰辛。在他自己的文学成长的道路上，他的情感也在一路波折中成长。他与潘银春的结合和破裂，是他婚姻上的一次失败。他重新找到的合适的她，后来的妻子陈虹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他最后也迎来了自己生命美好的延续，小儿子余海果。我们看到，在后续的人生经历中，余华在不断地探索前进，面临着许多抉择，这种抉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原本踏实却平庸的工作、虽然狂热却艰辛的爱好、尽管不合适却或许可以让步的婚姻，他都在做取舍。这些取舍，并不是说喝咖啡还是喝茶的小事，而是在人生要面临的巨大艰辛的取舍，是常人不一定去纠结面临的东西，他却去做了。也正是这种取舍，让他的生存意识从原始的任性择优发展到前卫进步状态。这种生存意识是尊重生命本能的选择、尊重生命狂热的激情、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们不能说是什么样的余华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也不能说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什么样的余华。这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使得余华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突破了现实和伦理常规，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凝结了一种原始的冲劲儿，对自己人生的考验，能够从容和坦然面对，从而让自己的生存意识显得清楚、鲜明。

注 释：

①张声怡.从平面文本到立体文本——活着的人之悲剧及诠释[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10）：32.

②③④⑤余华.灵魂饭[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2.

参考文献：

〔1〕郝荣兰.论卡夫卡生存意识[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2〕刘卫玲.沙汀前期小说的生存意识研究[D].西北大学，2009.

〔3〕谢成梓.论余华小说风格的转变[D].山东师范大学，2009.

〔4〕唐棣.屠刀上的一抹转淡的红：论余华小说生命观之演变[D].湖南大学，2009.

〔5〕张声怡.从平面文本到立体文本——活着的人之悲剧及诠释[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10）.

〔6〕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7〕严海英.余华小说的悲剧性意蕴[D].河北师范大学，2009.

〔8〕陈芳.论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局限性[D].华中师范大学，2008.

5.余华小说主题研究综述 篇五

关键词：余华小说 父亲情结 成因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中经常会建立一种“双线”父亲的写作模式：主人公同时具有生父和继父（养父）两种父亲形象。如《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都有这种“双线”父亲形象的存在，余华让残暴冷血的生父与充满温情的继父（养父）在鲜明的对比中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张力。

一、生父形象：父性的塌陷

心理学家认为：“父亲对于妊娠、分娩、育儿及亲子关系的态度，对为人父母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以及成为父母后对自身及配偶的评价及情感体验等称为父性意识。”[1]父亲在子女的成长中更多的是以一种保护者、关爱者的形象出现。但在余华有些作品中，生父很多时候是冷酷、蛮横的，父子之间缺少亲情，父子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以一种近乎冷漠地态度回忆着自己与父亲的过往。“我”回到家门口就对着生父喊：“我要找孙广才。”[2]在“我”眼中，生父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无赖。他对体弱多病的祖父时常冷眼相待甚至拳脚相加，没有尽过一点孝心。生父是一个不分时间、场合都要发泄自己欲望的好色之徒，不仅在妻子生病时与寡妇往来，还对自己的儿媳动手动脚。《兄弟》也是以李光头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他没见过面的生父是一个去女厕所偷看女人屁股的无耻之辈。《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何小勇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立场冷静地审视着一个个丑陋不堪的生父，冷漠地欣赏着这群小丑般的父亲的登台又落幕，没有一点同情和挽留，更没有一句赞美之词，在他们的短暂的出场中，竭尽所能地让他们丑态百出。但也恰恰是这些亲生父亲的失职，让余华重构理想父亲形象成为了可能。

二、继父（养父）形象：父性的重构

王安忆曾说过：“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不管是生活里，还是写作，父和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3]余华在经历了审父与弑父的纠缠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审父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弑父而是寻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精神之父，并踏上了寻找理想父亲的漫漫征途。于是，其小说中出现了王立强、许三观、宋凡平等一系列温情继父的形象，他们不仅给子女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更主要的是成为了子女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依靠，表达着对父性意识回归的渴盼。

《兄弟》中李光头的继父宋凡平，把李光头视如己出，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这个从小生活在阴影里的孩子，给李光头的灰暗童年带来了一道曙光。文革期间，遭受了无情的批斗的他，每天都会高高兴兴地进家门。当红卫兵将家里洗劫一空，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时，他找来树枝并告诉他们这是古人用的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他，用善意的谎言为李光头和宋钢构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维护了他们快乐的童年生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会了他们坚强与乐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父爱如山”。继父与子女之间虽没有血缘的牵绊，但那爱却是全心全意、不求回报的。这种以平等的身份相处的和谐融洽的继父子关系与冷漠敌对的亲生父子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在对比中让继父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大。

三、“双线”父亲情结的成因

（一）作家自身生活体验的影响

余华童年刻骨铭心的经历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在自传性的随笔中回忆说，父母亲很忙，常将他和哥哥锁在屋里，就算在医院看到父亲，也是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后血迹斑斑的模样。每次余华犯了错，父亲总是把他打得好几天坐不了凳子。他没有享受到父亲太多的呵护，父亲给他感受更多是惧怕。但幼小的余华还是对父亲充满依赖，渴望能得到父亲的关注和爱。父亲会在惩罚他之后背他去镇上吃包子或饺子。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同样的情节，如许三观背着离家出走的一乐去胜利饭店吃面条，王立强背着赌气绝食的孙光林去吃三鲜面等。正是这种对父亲的多面记忆，让余华在塑造父亲形象时不自觉地将他们投射到不同的父亲形象上。

十年“文革”这段独特的经历对余华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深处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国家统治者往往扮演着人民的精神之父的角色。但“文革”期间，作为精神之父的领导人却犹如一个专治的父亲，利用自己的特权，以暴力的手段禁锢了“子女”的思想。于是，余华开始进行审父的书写。随着“文革”阴霾逐渐散去，余华所受到的心灵创伤渐渐愈合。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余华开始感受到了无父世界的迷茫。深刻认识到没有“父亲”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是不行的，于是，余华又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寻找伟大父亲之路，让父亲形象重新回归到现实中来。因此，在余华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生父与继父对立的模式。

（二）余华创作风格转变的影响

余华创作体现着从青春期到中年的心态变化。青年时期的他带着青春期特有的叛逆色彩，开始了先锋时期的写作，无所顾忌地描绘着自己所看到的黑暗与丑陋。父亲形象自然成了余华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们不是变态就是逝去了。而中年时期的余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创作心态也已日趋成熟。他对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已有了很大的包容力，创作时不再像青年时期那么锋芒毕露，他开始努力去发现生活中高尚的人性美。特别是90年代，余华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父亲的快乐与不易。他开始慢慢与现实握手言和，尽力去表现现实的美好，试图通过理想父亲的塑造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父子关系。于是，在转向现实的作品中，父亲形象才逐渐高大起来。

父亲形象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散发出独异的艺术魅力。余华自身和所处时代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余华“双线”父亲模式的形成，余华通过面目可憎的生父形象和充满温情的继父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他对父亲的态度，从整体上体现了余华的审父——弑父——寻父的思想历程。

（指导教师：邓家鲜教授）

注释：

[1]桑标：《父母意识——一个亲子关系的新话题》，父母必读，1998年，第1期。

[2]余华著：《在细雨中呼喊》，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96页。

[3]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书评周刊，199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张晓玉，何希凡.执拗的不原谅——从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说起[J].红河学院学报，2012，（1）.

6.余华小说作品中的暴力元素解读 篇六

关键词：余华；暴力元素；小说创作

作者简介：赵宇（1977-），男，江苏仪征人，汉族，教育学硕士，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1.引言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先锋派作家，余华（1960- ）从1983年发表小说《第一宿舍》以来，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战栗》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经典作品。纵览余华几十年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作品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暴力元素，他曾经自己做过统计，仅1986年，他写的小说里， 就有36人被杀或是自杀，[1]某程度上说“暴力情结”已经成为余华小说创作的一个标签，本文下面就从余华小说创作“暴力情结”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进行简要论述。

2.余华小说创作“暴力情结”的成因

2.1 童年经验。

人类每一性格特征或情感倾向的形成往往与其童年经验密不可分，余华小说创作对暴力的“钟爱”自然也不例外。“童年经验”主要指在童年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2]出生在医生家庭的余华不仅经常目睹鲜血和死亡，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到“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手术室的护士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3]而且很少得到父母的悉心关怀，父母经常把童年余华和哥哥锁在家里，而他总是受到调皮且不负责任哥哥的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余华的暴力情结。

2.2 社会环境

余华亲历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时期，他看到了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既有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语言谩骂和血腥暴力，也有不堪一击的亲情友情和愚昧无知的自保。这一切社会乱象使正值青春叛逆的余华对世界、对他人失去了信任感、亲切感，而且感受更多的是社会的冷酷与阴暗，[4]从而引发他对社会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产生深入思索。

3.3 前辈作家的影响

青年时期的余华也受到了文坛大家的深刻影响，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虽然余华一再说他从川端康成作品中感触最大的是其细节刻画，但实际上川端康成的暴力抒写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余华的震撼，使其对人类的粗暴与人性的邪恶有了别样认识。有了经典阅读意识的余华后来痴迷于卡夫卡的作品，进而彻底改变了写作意识和行文风格，无怪乎余华自己曾说“卡夫卡使我更像余华了”，[5]从此他对暴力的抒写开始显得“顺理成章”，尤其是形成了对暴力的“冷漠叙述”风格。

3.余华小说创作中的暴力元素解读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就通过暴力抒写来来揭示人性的丑恶一面。作品中瘦削单薄、孤身一人的“我”主动给司机让了一根烟以求搭便车，没想到换来一句“滚开”，而当气急败坏的“我”决定以暴制暴来与其“干一架”时，却换来了司机的微笑与接纳。此刻尚未真正实施的“暴力”行为足以说明司机的可恶，他的微笑绝不是出于“爱心”，而是出于对“暴力”的恐惧和对“吸‘我’一根香烟”的无奈。在汽车抛锚后的抢苹果事件中，“我”善良的阻挠与反抗换来了众人无情的群殴。作品中“我”的鲜血就像伤心的眼泪一样流淌在心底，他没有想到人们居然为了苹果就大打出手，根本不会考虑他们是否应当拥有这些苹果，更令人悲愤的是他们根本不理会甚至仇视别人善意正义的劝告，这已经充分揭示了社会道德的沦陷。

如果说“暴力”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还比较温和隐性的话，那么在《古典爱情》、《一九八六》等作品中暴力则是无比猛烈直观。这些作品中的暴力呈现的不仅仅是血腥与震撼，而是对特殊社会背景下人性异化的批判。作品《古典爱情》并没有如同名字一样给世人展现一幅唯美的爱情画面，而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展示了一个不忍目睹的人间惨剧。幼女胳膊被屠夫一刀砍掉后“咔嚓”的情形一方面描绘了饥荒年代人类易亲相食的真实状况，而一方面则极其敏锐地点出首当其冲的被食者是从未挣得“人”的地位的中国女性，展露了被忽略已久的食人文化。[6]《一九八六年》则可以看成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的自残表演。历史的车轮虽然已经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但是这位经历特殊的教师却自始至终难以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大街上利用古代中国的各种酷刑折磨着自己。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疯子在暴力自残，而是在思索他背后的社会因素。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悲剧，而是蕴含了太多复杂或难以言说的时代元素。对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反思，而且还要思索如何走出人类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1]朱艳婷.余华作品涉及的西方死亡叙事特点[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3）：40-42.

[2]王艳艳，高淮生.孤寂的童年与冷酷的写作——论童年经验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J].电影文学，2009，03：135-136.

[3]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36.

[4]任亚芳.余华“暴力”“死亡”叙事的原因探析[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0，17：82-83.

[5]王世诚.向死而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