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024-10-24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14篇）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一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读后感

国际学院胡高升

1.内容摘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毛泽东和范文澜等同志合作完成的著作，最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并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著作共两章，第一章以“中国社会”为题，简述了中国古、近代社会的情况及性质；第二部分以“中国革命”为题，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问题。

2.感想：

通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著作之后，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部著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给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我将根据毛泽东同志对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将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明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而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以武装的形式去革命。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土的入侵是当前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指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统一的。

毛泽东认清：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主要包括中农和贫农）、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对游民等应积极改造和防范。

毛泽东强调：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已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整个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不断增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总之，中国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主要包括中农和贫农）、无产阶级为动力，用武装的方式去完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两大革命任务，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革命。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后，在宣传、教育、发动革命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再次发挥自己宣传能力方面的优势，用其超人的智慧、犀利的笔锋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论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后，又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任务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以后，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其中最凶恶的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之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动力则是工人和农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则是无产阶级。并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因而，这一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就要转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最终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以前总感觉毛泽东的时代离自己很遥远，总是为人们对他神一般的敬佩而不解。读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所有的不解一扫而散，特别欣赏他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心中对毛泽东的钦佩不禁油然而生。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二

关键词：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

本论文就“革命之歌”的创作与演出进分析,解决如何更好的进行舞蹈的创作与表演相关问题。

一、艺术框架结构的搭建

“革命之歌”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伟大而漫长的史诗般的真实故事。在艺术框架的搭建考虑了以下因素:复杂丰富的历史条件的取舍,历史阶段的过渡跨越,以及音乐舞蹈的分场、分段、跳跃、衔接,甚至独唱、特定情节、重大场面的场次段落,无产阶级的艺术形象及革命家的打造,等等因素的考虑,均在搭建结构框架的时候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为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和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分析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

(一)艺术创作时扬长避短,综合运用。音乐舞蹈具有抒情的功能,还能够展现诗意的画面,对于具体情景的体现, 如时间、地点等难以很具体展现,对此在《中国革命之歌》创作选择艺术的形式与方式均重考虑到其特性。建国以来, 发生的事情较多,也较为复杂,舞蹈难以诠释,此时就选择了气势宏伟的音乐《祖国颂》,并加之那个年代的电影镜头, 秀丽的山河、丽的原野,长江大桥,油田井架,甚至王铁人风雪中握刹把场景,火箭上天,百花盛开等等场景画面。用约7分钟展现建国后社会的兴旺与繁荣。

在《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过程中,为展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时的“四人帮”的可恶至极,国家惨重的损失及贫瘠,“四五运动”的爆发,对老一辈革命家无限哀思之情及对祸国殃民的贼子的愤怒之情。在反映这段历史的时候,主要从天安门前的景色着手,编排白花舞。编排的过程中利用群舞体现人们当时不幸遭遇,寄托哀愁与悲愤在白花上;并融入了独舞形式,展现一个党员被害的英雄形象,呼应群舞主题。此外,还安排了战士、儿童、青少年、工人、老红军等站在纪念碑前的白花中,或哀悼、或抗议、或宣誓等情景, 表现出当时人们坚持与“四人帮”抗争到底的决心。

如在五四运动时期并没有相应的优秀音乐创作,因此可以使用后来人们为纪念该运动创作的“五四青年进行曲”, 很符合当时的情景与感情。该进行曲使用当代人较容易接受的节奏进行改编,既保持其历史感也具有一点的时代感。再如在体现葛洲坝上工人的歌舞,对于工人道具服装、舞蹈动作、音乐的选择使用的是80年代工人的装束、刚健的舞蹈动作、欢快的音乐旋律,给人们以该历史时期工人的新面貌。此外,进行描述井冈山的会师这段历史时刻,从正面展示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会师时兴奋的心情及深厚的革命友谊。此时,就编写了杜鹃花舞蹈,让军民联欢及杜鹃花相呼应,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中国找到了出路,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1]。

(二)追求历史、时代、艺术的统一协调。此类协调统一主要是指政治内容与艺术形态的协调统一。历史虽已过去,但是“革命之歌”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现在,去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不仅仅是历史的呈现,更应该是时代的标志。

(三)对音乐舞蹈艺术发展规律进行探索。这场革命是在古老文明的中国开始的,该艺术形式需要充分应用到中国各民族特色,还原人们的所见所闻。对然歌舞艺术对民族特色的使用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融入多种舞蹈艺术形式,对民族化问题的要求进行重视,让整个歌舞剧显得丰富且协调,避免出现拼凑的不连续感。在进行歌舞演出时,可使用背景视频电影,让舞台增添历史性氛围,给以环境的衬托。

三、分析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

(一)创作队伍与演出队伍统一结合。对“革命之歌” 这样大规模的音乐舞蹈工程,没有优秀专业水平的创作团队、表演团队、舞台工作人员等队伍,是绝对完成不了的。该歌舞剧共有近1400名优秀且专业的艺术工作人员参与。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人员,都必须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及奉献精神,对舞台技术及艺术动作进行深刻的专研与探讨,为求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而不分昼夜,思想统一,目标一致。这样的团队一定是一支具有丰富经验且具有创新精神的队伍。

(二)对各类艺术展现方式的特点充分运用。“革命之歌”这样的史诗般的歌舞剧,主要以音乐与舞蹈的方式表现, 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他艺术的融入。对于各类艺术形式与方式的特点进行充分运用,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对于该歌舞剧的内容剧情的深度及部分细节的处理上,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2]。

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三

文化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认为，“‘产食革命’对人类社会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这个‘革命’不是由一个民族以及单一的地区开始的，它是由许多民族、不同的地区在相近的时间内所平行发展出来的。”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这些地区至少包括了7个重要的植物种植中心，它们是：

小亚细亚南部，有大麦、小麦；

黄河流域，有小米、黄米、小麦、大豆；

长江流域及南部，有稻米、芋头；

东非与北非，有高粱、珍珠稗（小米的一种）；

秘鲁，有甘薯、树薯；

墨西哥南部、中美洲北部，有玉米、南瓜、豆类；

密西西比河流域，有向日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今日西方文明发源地欧洲，并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产食中心，相反，被视为今日没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如秘鲁、东非洲，在一万多年前却是人类重要的产食中心。因此，从整体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是由所有民族的经验汇聚累积而成的，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声称比其他人的贡献更多。换句话说，今日人类的文明，是所有民族集体创造的成就。

稻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据1985年的统计，约占世界稻谷总产量的37%。大米在除了大豆之外的主要谷物总产量中约占48%。学术界曾认为，稻的原产地在印度，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也是原产地之一。

考古证明，在浙江省河姆渡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稻谷，至今已有7 000多年历史。在广东曲江石峡时代遗址中发现炭化的籼稻和粳稻的谷粒，至今已有4 500年历史。目前，我国栽培稻的历史已可追溯到7 000余年前，也许还可再向前追溯。文献证明，中国在公元前编纂的一部著作《周礼》中，就提到了五谷，最早出现了稻的名称。书中还提到了“舂人”，那是专门管理大米的官职。大量的农书、食文化书证明，自殷周至今，大米在国人心目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在《诗经》、《说文》等古籍中所见的“稌”字，即为稻。“禾”字既可以是谷物的总称，也可特指稻。现代汉语统一为“稻”，去壳的稻称为大米。“米”字除用来表达大米之意，还广泛用于表达去掉壳或皮的谷物名称，如小米、玉米、薏米和花生米等。

中国的栽培稻分为粳种和籼种（印度型）。粳稻黏性大，膨性小，脱粒难。籼稻黏性小，膨性大，耐热、耐湿性强，脱粒容易。中国历史上最早栽培的是粳种。籼种是北宋时代从越南传入，逐渐扩散到整个淮河以南地区的。此外，泰国和缅甸也有别的水稻品种传入，因此，现在我国籼稻的种类已经很多。

麦据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小麦原产于土耳其、伊拉克一带，证据是曾在公元前5 000余年的遗址中发掘到炭化的小麦种子。但是有证据证明，中国在公元前7 000年时的河南陕县关庙底沟遗址中已发现有小麦的痕迹。在公元前3 000年时的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炭化的普通小麦。殷朝的甲骨文中已有麦的象形文字。因此，无论从考古学还是从文献学上都可以判明，小麦在殷朝就已经是一种非常普及的重要作物了。

小麦在中国是仅次于稻谷的重要谷物，约占整个谷物产量的24%，大约是稻谷产量的一半。小麦的产量虽然不及稻谷，但是在丰富和充实日常饮食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是大米所不及的。

大米主要是用于煮饭、作酿造糕点，以及米粉原料。而小麦作为食品的最大特征是其中含有丰富黏性的麸质。利用麸质的膨胀特性可以制作包子、饺子、面条、油条、各种饼类和面包等食品。除了上述用途，麦粉还可掺入其他谷物粉中，用于改善这些谷物粉的食味和成型性能。此外，用小麦蛋白质做成的面筋，是中国菜肴中的重要原料，因此，无论从产量还是用途来看，小麦与大米都堪称中国的两大主食谷物。

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吃我们国产的小麦关乎着民族感情、下一代的身体健康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笔者在多次著文和讲演中曾反复强调过：我们吃饺子、包子和西方人吃面包，这是中西餐两种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的差异，本来是无可厚非，谈不上孰优孰劣的。但是，外国人培训中国人制作面包，以及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永远吃面包，其目的是出售他们产的小麦。因为我国所产的小麦主要是中筋小麦，不适于做面包，只适于做适合于中国人肠胃、烹法合理、营养丰富、主副食合一的包子、饺子等蒸煮食品。一旦我们的下一代吃惯了面包，那只好花大钱去进口人家的小麦了。

小麦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国民经济发展如此重要，但是我们在食麦历史上却走过一段弯路。至于为什么，我们且按下不表。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盘点”一下。在我国最早栽培的谷物中，稻、麦可说是主角，除了它们之外还有高粱。

高粱学界曾认为，高粱原产于非洲。但是考古发现，在距今5 000多年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中曾出土过大量类似高粱的谷物。同时，成书于战国末期的《世本》就已经有了关于高粱的记载。可见高粱也是我国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

作为主食的谷物，自古以来备受重视。公元前的《周礼》、《礼记》等书籍中，就已有五谷、六谷、九谷之说。但书中对五谷、六谷和九谷的具体所指，说法不尽相同。以下仅举其中的一种说法为例。

五谷：麻、黍、稷、麦、豆。

六谷：稌、黍、稷、粱、麦、菰。

九谷：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

大豆食用豆类是一个大家族，中国的食用豆类品种有好几百种，但把大豆习惯列入食用谷物类。大豆系黄豆、黑豆和青豆的总称。黄豆是大豆最常用的别名。

大豆起源于中国。在由日本专家编撰的《中国食物事典》中认为：“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豆的象征文字。到了周代，豆的甲骨文演变为‘菽’字。”笔者认为，此种提法有误。实际上，甲骨文中的‘豆’指的是一种浅如盘，圈足，下有把，后演变为深腹有盖的用来盛肉酱之类的盛具，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商周直至战国。甲骨文中象形之“豆”乃为彼豆，不是今天我们吃的豆。今天吃的豆在古代称‘菽’，本义是豆类的统称。直到郑玄（公元127-200年）为《周礼》所作的注释中有大小豆的文字，才是最早出现“大豆”一词的书籍，此处的豆为假借义，不是“豆”字的本义。郭璞（公元276~324年）的《尔雅》中不再把大小豆混在一起，指出“大豆为菽，小豆为答”。

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平均为35%），含有大量氨基酸，素有“植物肉”之称，脂肪平均高达16%，尤其是在发明豆腐之后，大豆成为我国人民摄取优质植物蛋白的主要食源。近年来，人们动物性食品的摄入过多，营养上对大豆的依赖减少。但国人已认识到过量摄入动物性脂肪的不利之处，对大豆价值的认识有所回升。

说到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读者会问：众所周知，在我国最古老栽培的谷物中应该有粟（小米）、黍、稷（小米或黄米）。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的物质支持是“小米加步枪”，连解放初期公务人员的薪金都要以小米来计。如此重要的谷物，你如何能忽略不讲呢？

且慢。关于小米、黄米，笔者不但要说，而且还要重点说，因为主要是由于它们，把我们引上了一条粒食的歧路，导致了主副食分家，出现了味的学问。后来又由麦挂帅拉回来一支主副食复合而一的面食队伍——包子、饺子和面条，此为后话，只好下回分解了。

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四

中国近代史纲要学期论文

题目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贡献

所在学院艺术学院

专业产品造型设计2班姓名

李国健学号 201030151113 指导教师李韬日期 2011年4月

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摸索，在曲折中前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回顾党对于革命的探索历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哲学思考和启示。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仅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中共“二大”的召开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提出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并且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新道路探索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是要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这三者具有以下方面的联系：第一，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第二，只有建立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第三，只有建设、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可靠的基础，武装斗争有可靠的依托。

三、在新道路探索中曲折前进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只是照搬书本，而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还加强自身建设，发动了整风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共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全面内战的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第三，加强共产党资深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我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并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同时把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为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指导贡献。可是之后得反右倾运动扩大化及大跃进又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走了弯路。这些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曲折中前进，不断发现问题，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在摸索中前进。

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五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六

也许是我阅读的书籍不多，又或者研究和撰写此方面的书籍不多。总感觉写孙中山早期活动的书籍较少，大多数是写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的事迹。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多少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空白。

这本自出版就被大多数中外学者赞誉有加的著作，对我的影响还是不少。除了基本的史实了解、历史知识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读完一本书，能使人思考和启发，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此书令我有两点收获：第一，要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看问题，孙中山是一个人，而不是神；第二，不能持政治立场和观点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看待历史问题。不少描写孙中山的书籍，对其事迹和贡献一味的歌功颂德，把他对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功劳扩大化。把人“神化”，未免太绝对。这虽不及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严重，但也是不科学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孙中山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孙中山走上革命反抗推翻清政府统治这条“不归路”，是经历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的。这个过程在很多写孙中山的书籍中都省去或者一笔带过，这就有可能使读者不了解或误认为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是比较容易的或者早就计划好的。其实不是，在2000多年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并达到顶峰的清王朝，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很冒险，也不容易令老百姓接受的。在孙中山青年留学国外时，看到外国和中国的区别。他虽已经对自己的民族担忧，但选择学医表明他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想法。“他还不知道怎样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悟协调起来。在这个过渡阶段，职业上的雄心和政治上的抱负一直变化不定”。（第17页）也许是孙中山知道革命的危险性，也许是他考虑到自己力量的单薄，又或者是对持改良观点的满清贵族存在幻想。“从他的学生时代起，医学和和政治的冲突就开始了，甚至当医学对他已经证明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很快决定搞政治这条路。有迹象进一步表明，在下决心从事革命活动之前，孙中山对于同改良主义的权贵结盟一事，曾做了最后的一次尝试。”（第29、30页）这个尝试就是上书李鸿章，但李鸿章拒绝了见面。想想也是，就算李鸿章再赞同改良也好，他始终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孙中山在李鸿章眼里什么都不是。“他始终只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持有外国学校毕业文凭的人”（第34页）在遭到中国社会的最上层拒绝后，孙中山才转向下层，转向下层，即会党和华侨。由上面种种可看出，孙中山选择革命这条道路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人是社会中的人，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去。显然，史扶邻教授注重这一点。把人物传记与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相结合，写的随时人物传记，读者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时代。了解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各阶层......而这些反过来又是为人物传记的撰写服务。当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各阶层等多方面的情况后，我们就更容易把握人物，更容易理解主人公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因。对于孙中山先生，亦是如此。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史扶邻先生用两个章节（第九章《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第十章《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来描写当时聚集在东京和上海知识分子的状况及他们思想的变化。而对于孙中山本人的活动，在这两个章节中几乎没提到。但是，这非但不影响读者对孙中山的认识，反而能使读者更客观地看待和评价孙中山。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看待孙中山，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遭遇苦难，四处碰壁。在伦敦被困大使馆，差点被押回国（第五章《伦敦蒙难》）“他从未筹集到足够他的军事冒险实际所需的经费”（第88页）经费问题一直是困扰着革命党人的大问题。“在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旅途中，孙中山经常停下来，他走了许多地方，但皈依者却寥寥无几”（第90页）从这些事例中，我们看出孙中山并不是神，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和参与，革命最后未必能成功。所以人物传记与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相结合，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好的历史书籍应该具备的，也是我们以后写文章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不能持政治立场和观点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之前在课堂讨论上学到的，总感觉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很多人评价人和事，都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尤其是评价当下中国和外国的时政问题。史扶邻教授在撰写《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时，显然不是这样。章开沅教授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前言

（二）中，有这样一段话：史扶邻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他不像有些西方作者囿于传统的“价值观念”，把殖民主义辩护的那一套“西方影响=近代化”的简单模式强加于中国近代历史。他倒是力图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既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曾经起过的进步影响，又认真剖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有过多地强调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落后因素，而是认真说明这些斗争是殖民主义各种形式压迫所引起的强烈反抗。（前面第11页）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有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以这样的观点看问题，才尽可能客观。我想这不单止对于历史，对于生活亦是如此。

孙中山是一个伟人，但不是神。导言中说：回顾过去，中华民族主义所受的挫折，在他身上得到了其中的体现。每一个与中国的软弱和落后互为表里的人都出卖他：文人学士、官僚、军阀，特备是列强。他的信念、执着、追求、奋斗......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和铭记。

7.中国近代三大革命阶级分析篇七

我国近代社会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农民仍是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从生产过程来看, 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只要有微薄的土地、简单的工具就可独立地完成整个的生产过程, 基本上不需要分工协作和与外界交流。从产品的分配方式上看, 近代农民, 由于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沉重的封建剥削, 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都所剩不多, 绝大多数的家庭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 这就决定了农民只有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虽然说平等和平均在当时是比较革命的思想因素, 但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平均观念仍然是“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经济观念, 是宁愿集体贫穷而不愿部分人富足的消极的平均主义。从生活的价值追求来看, 农民阶级千百年来最大的愿望是得到并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亩土地一条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就是农民的最高理想, 既没有求富的冲动, 又没有扩张的愿望, 所以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是农民阶级较为普遍的心态。从生存状态上来看, 近代由于中国的工业落后, 城市化进程缓慢, 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离开土地而生存, 农民就像庄稼长在土地上一样对土地有着严重的依赖, 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农民阶级既有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优良品质, 又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如自私狭隘、自我封闭、自由散漫、因循守旧、安土重迁等等。这使得农民阶级既缺乏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 又缺乏合作精神与进取精神。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农民阶级在近代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重大失误和不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必然性, 也说明中国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鸦片战争后, 当中国社会自身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 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 (买办) 就应运而生, 充当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投资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开始了向资产阶级的蜕化历程, 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但由于特殊的国情, 自身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都未能有较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身二任的特点, 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的革命性和生产发展依赖于压迫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 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但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政治上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妥协性。这种局限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中国革命期待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八

关键词：瞿秋白中国革命道路社会性质探索

1立足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

国情是一定时期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基本情况的总称，认清社会性质则是了解国情的核心。国情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瞿秋白对近代中国国情进行了认真、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从而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1首先重视对国情的分析瞿秋白很早就认识到了解近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从在旅俄期间，他早就开始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近代中国的国情。他说：“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他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1923年，瞿秋白在担任《新青年》杂志主编时，也明确指出《新青年》的研究方向：“《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所以瞿秋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来探讨、研究中国国情，形成了对中国国情的较全面的、深入的认识。

1.2 分析国情来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瞿秋白认为，分析国情的目的在于确定社会的性质。对于国情和社会性质有了深入了解之后，革命才有了入手点。所以在瞿秋白对近代国情的研究中，他把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确定放在了首要位置。而要明确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就必须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

2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探索，实始于瞿秋白，成于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以何种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领导中国革命面临着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首要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中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基本内容。

2.1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的思想中国早期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引起了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思考和探索。面对异常强的大革命敌人，我党该采取怎样的一种革命方式?多次的工人运动的失败及历次的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使革命运动在曲折中发展，使瞿秋白转向了对武装斗争的探索。从1926年起，瞿秋白已经认识到并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革命战争”为主要形式开始，他撰写了多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我党最早全面论述武装斗争的第一篇重要论著，是1926年4月发表于五月份的《新青年》第4号上，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瞿秋白在该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以为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Form)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时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2.2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的思想在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中，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中的三大基本内容之一。瞿秋白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蕴含的土地革命思想的赞同和支持，更表现为他把土地革命上升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刊登了前半部分，未能刊完。瞿秋白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便将全文交中共中央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并为该书写了序言。他在1927年4月写的《<湖南农民革命)序》中指出：“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瞿秋自在1927年5月写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所以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劣绅在农村中的政权。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瞿秋白深刻地认识到了进行土地革命的极其必要性。而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何在?瞿秋白认为：“所以农民很明白的提出没收大地主田地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反动军阀及蒋介石的经济；只有这样，农民参加革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领导农民去彻底发展这种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瞿秋白上述的这些论述反映出他已深刻认识到了土地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随之，党所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及后来的实践证明，瞿秋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瞿秋白早在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就提出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这也是具有理论性的开拓性意义的。

2.3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和依托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前，没有人做过同样的表述，这当然也包括瞿秋白。从他在这个时期文献中也的确找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字眼，但在他的思想中却已具有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雏形。1926年4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指出：“武装暴动在城市里反抗军警比较不能时常进行，必须要等待相当的时机：在乡村里反对土豪军阀，却可以自筑堡垒，以逸待劳。”瞿秋白以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实际上从地域方面探索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从对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的分析中，也许更能明确说明瞿秋白是确实具有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九

一、社会性质的变化。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社会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1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十

概论》期末终结考试大作业

试述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是什么？

答：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基本内容，是马克思注意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其中，毛泽东对这一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内容包括：

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

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1.成功地解决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人民武装随之扩大，并由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从而解决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正规战发展的问题。

2.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3.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阐明了中国必须走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同道路。

4.1930年5月，毛泽东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并把它建立在剑是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5.从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根据以实践斗争的经验，从新的角度，再次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6.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

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继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后，毛泽东于当年

9月l

1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五千余人。经转战和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这支不足千人的部队于

10月下旬进入了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

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毛泽东率部接应下，两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红军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在南方和陕甘地区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19个大型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东北根据地，发展了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广大解放区。这些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逐步扩大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对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这条革命道路，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史上仅有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长期坚持、坚决按照这条革命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根据地和革命战争，开展各种革命运动，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

11.数据革命嵌入中国？篇十一

如今，各种“科学分析数据”，如总量多少、人均多少、同比增减多少、环比增减多少，充斥于各种报道。它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引发很多解构与嘲笑以及不信任。最新的一例是有人建立了“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并计算出当今指数为62%。可见，科学与数据这一类词汇，在中国的形象有点古怪，相应的公众认知与感受有点复杂。

作为教师，我会向参加培训课程的公务员推荐《大数据》中的这一段：

2006年，通过把二十多年的犯罪数据和交通事故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并映射到同一张地图之后，警务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也正是犯罪活动的高发地带，甚至交通事故的高发时间段，也是犯罪活动的高发时间段。（《大数据》第81-2页）

大家可以注意，这是一个数据积累、整合、分析的科学过程，它产生了新的知识：交通事故与犯罪活动，两者的高发时段与高发地段是重合的。

依据上述新发现，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与国家司法援助局两个机构实施跨部门联合，成立了名为“数据驱动的新方法：犯罪和交通安全”的工作组。在此之下，将交通警察与治安警察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根据数据指引，专门治理“黑点”，将交通事故率和犯罪率同时压了下来。

这就是一个以大数据分析為基础而进行的政府机构部门的改革，有科学依据，目标是公共管理，效果可公开检验。

中国政府也开展过多次机构改革。多年来，从机构精简到大部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与《大数据》中的美国案例相比，立刻可以知道差异所在，就是缺乏大数据分析。至少从公开报道中人们看不出来，机构扩张、裁撤或合并，是否有一套针对治理的数据分析作为基础。

这才是《大数据》值得一读的理由。领导干部再博闻强记、再聪明过人，她/他个人不可能生产出大数据知识和创新。而只有以科学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发现为基础，政府机构改革才能超越旧有的权力分配格局，真正具有功能、意义和价值。

《大数据》值得一读，理由还在于它必定触及规范层面上的争论，实际上也已经引发了争论。这里我只举几个要点：规范涵义、社会涵义以及认识论涵义。

在规范涵义这个层面上，一个争论焦点是：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是应该强调规范与价值解决优先呢，还是可以将它们化解为科学方法问题，并依赖于越来越技术化的分析方法？

在社会涵义上，问题在于，大数据分析会强化政府的严苛监管吗？会使个人隐私更加暴露，整个社会变成福柯所讲的“全视监狱”吗？美国学者德波拉?斯通在《政策悖论：政治决定的艺术》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计算某些东西，本质上是“创建一个社群”。我们这样来理解，统计尘肺病人数量并相应建立一个数据库，本质上是建立了一个“受害者群体”。不同的指标分析，会建立不同的群体，因此会揭示出社会冲突。显然，怎样建立数据，怎样使用数据，怎样言说数据，背后有社会动力机制，还有价值选择。

在认识论涵义上，我们要问，大数据分析改变了人类认识模式吗？比如，会严重冲击人们对于因果联系的普遍认知吗？如果是，那么检验真假的标准在哪里？它会导致专家统治，或者软件统治吗？

无人能对这些问题轻易给出答案。

涂子沛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7

《平成电影的日本女优》

舒明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昭和64年（1989）1月7日，日本昭和天皇驾崩，翌日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元平成。本书介绍了134部平成影片与120位日本女演员。老牌杂志《文艺春秋》2009年通过读者投票评选出日本最美最有魅力的十大女演员，分别是：吉永小百合、原节子、高峰秀子、夏木雅子、岸惠子、岩下志麻、宫泽理惠、若尾文子、松隆子和松坂庆子。该刊于平成元年（1989）出版的《日本映画Best150》一书中列出的20位最佳女优前5名则是：原节子、吉永小百合、高峰秀子、田中娟代和岩下志麻。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8

12.新型陶瓷漆中国涂料新革命篇十二

我厂研发成功用约98%的石粉, 加入几种化工原料经混溶复合改性, 瞬间变成新型陶瓷漆, 可广泛用于室内外墙面装饰。产品呈粉末状, 加水拌匀即可施工, 不用先刮腻子再刷乳胶漆, 而是打底做面一次完成, 效果如陶瓷般洁白, 光滑如镜, 不起皮, 不开裂, 具备超强的耐污性, 水洗万次无损伤, 每吨成本约600 元, 市售约4000 元, 绿色环保, 取得国家建材质检书。追求环保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市场热销的硅藻泥涂料每吨约2 万元, 但施工后表面凹凸不平, 吸水强, 不耐擦, 越擦越脏, 令人心烦, 抗甲醛涂料每吨售十几万元, 多数根本不具备甲醛净化性能, 畅销多年的以聚乙稀醇为基料生产的内外墙涂料腻子粉, 107 胶水涂料等因粘结力差, 易脱皮, 污染物超标, 最近被国家列入建材禁用黑名单, 陶瓷漆无毒无害, 光洁如瓷, 耐水洗, 整体效果好, 我厂面向全国提供全套设备技术。

1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篇十三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历史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半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变为半封建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社会形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虽然都相继失败了，但它们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资本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失败表明，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适合的出路。

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五十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最终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革命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1、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2、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发动农民的工作。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有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抵住作用。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又是在大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的提出者。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

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派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共政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中国革命进入探索新道路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掀开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新篇章，在曲折的摸索过程中，不断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总结经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南昌起义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然而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3次“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尤其是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了1935.1.15-17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7.7.7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华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件开始后的局部抗日战

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打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

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

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发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道路。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无数无谓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

各民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知识分子和华侨同胞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有效地克敌制胜的武器——三大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

14.中国十大革命圣地篇十四

（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长汀-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上海、嘉兴南湖、南昌、井冈山、长汀、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等10处中国革命圣地，在中国革命、共和国创建各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军队建立，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当之无愧应列为中国十大著名革命圣地。

中国十大著名革命圣地按发生事件时间先后顺次排序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早期所在地-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之后“一大”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

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有近60处红色旅游景点，其中“一大”会址纪念馆、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宋庆龄陵园等景点都属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5-2010年上海市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对上海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重新和统筹规划，划定五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推出四大系列红色旅游景点、三大系列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明确提出上海将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上海五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开天辟地”旅游区：以“一大”会址纪念馆和新天地为中心；（2）“英烈丰碑”旅游区：以龙华烈士陵园、龙华旅游城为中心；（3）“文化先驱”旅游区：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和多伦路一条街为中心；（4）“伟人风范”旅游区：以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东方绿舟、朱家角为中心；（5）“走向未来”旅游区：以宋庆龄陵园和虹桥开发区、古北新区为中心。

上海四大系列红色旅游景点-（1）红色纪念馆系列10个：“一大”会址纪念馆、“二大”会址纪念馆、“四大”会址纪念馆、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纪念馆、长宁革命文物陈列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红色的闸北”革命陈列室、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刘长胜故居）；（2）名人故居系列7个：毛泽东旧居、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张闻天故居、宋庆龄故居、鲁迅纪念馆、韬奋纪念馆、李白烈士故居；（3）烈士陵园系列14个：龙华烈士陵园、宋庆龄陵园、高桥烈士陵园、川沙烈士陵园、闵行烈士陵园、宝山烈士陵园、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松江区烈士陵园、青浦东乡革命烈士陵园、青浦西乡革命烈士陵园、南汇区烈士陵园、奉贤烈士陵园、崇明县烈士陵园、漕泾烈士陵园；（4）革命遗址遗迹系列9个：五卅惨案烈士流血处、三山会馆、地下少先队群雕、迎接上海解放纪念群雕、江苏省委机关旧址、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奉贤县委旧址、崇明县解放登陆纪念碑、《中国青年》编辑部。

上海三大系列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红色追忆系列；（2）红色成果系列；（3）红色连线系列。

上海把红色景点串联，按主题设计线路红色旅游和都市旅游相结合设计线路与相关省市共同开发的红色旅游线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嘉兴南湖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分别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

1921年8月初的一天上午，“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大”闭幕，使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南湖由此成为革命圣地。

嘉兴南湖和杭州西湖、绍兴爱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建成以革命摇篮为根本，以党的红色文化为纽带，以湖光绿色为基调，以旅游为向导的风景旅游区。茅盾的故乡-乌镇的老街和青石板路洋溢着水乡风情。

三、中国革命“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

南昌地处长江中下游，鄱阳湖西南岸，是唯一一个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洲相毗邻的省会城市，承东启西，纵贯南北, 京

九、浙赣、皖赣三条铁路交汇于此，是京九线上唯一的省会城市。

历史沿革-六千多年前，南昌就建有若干个原始居民点。至三千年前，南起青云谱北至艾溪湖，形成了古代南昌居民的聚集区。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颖阴侯灌婴驻守南昌一带。次年，灌婴率部在今南昌火车站东南约四公里的皇城（黄安）寺附近修建了一个方圆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的土城，时人称之为灌城，系南昌建城的开始。

南昌之名始于西汉，寓“昌大南疆”之意。南昌城池多次变迁兴废，城名数易，别名诸多，其中汉称“豫章”、隋唐称“洪洲”、宋称“隆兴”，明代定名为“南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开始设市。

英雄城市-南昌成为富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是从1927年8月1日开始的，当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从此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这一历史时刻被载入中国革命史，也成为解放军的建军节的由来；南昌市则是成为中国“军旗升起的地方”，并且荣列我国“英雄城市”之列。

在这里，完好地保留了一批形成于上世纪２０年代的革命旧址：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军官教育团旧址、朱德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等。遍及南昌市区的这些革命旧址见证并记录着一段光辉的历史。南昌文化-千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南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红色故土、绿色家园、古色风情、特色魅力、金色田野，成就了南昌“雄州雾列、俊彩星驰”。

春秋战国时期，孔圣人的弟子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中原文化开始传入。西汉至清代，这里孕育了西汉高士徐稚徐孺子，晋代治水专家许逊，五代南唐的丹青家董源，宋代词宗晏殊，元代散曲作家刘时中，航海家汪大渊，明代天文学家欧阳斌元，明末清初“四大画僧”之一的八大山人朱耷和“三大医家”之一的喻嘉言，清代《四库全书》编辑彭元瑞、裘曰修和曹秀先等杰出人物。历代许多名士文人，如澹台灭明、梅福、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韩愈、欧阳修、苏辙、朱熹、辛弃疾、陆游、杨万里、文天祥、唐寅、汤显祖、宋应星等，都在南昌留下了传诵千古的佳话轶事和不朽诗文。

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秋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这里群峰巍列，地势峻峭，四季景色迷人，具有雄、险、秀、奇、幽的风光特色。具有雄、险、秀、奇、幽的风光特色。

陆定一同志说：“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这是对井冈山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井冈山既具有辉煌的历史，又有绚丽的自然风光，革命的人文景观与优美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是一个集观光旅游、传统教育于一体的理想旅游避暑胜地.井冈山有迄今地球上同纬度保存最好的7000多公顷次原始森林，有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誉为全世界仅有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的覆盖率达到86%，空气质量远远超过国家一类标准，可以说井冈山就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

茨坪，是革命人文景观最集中的地方，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首先到达，随后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部到达。在这里，毛泽东等人一起领导井冈山军民建立了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茨坪就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中心，也是整个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的所在地。湘赣边界党的前敌委员会、特委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防务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军官教导队、军械处、新遂边陲特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都先后迁来这里，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里写下《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作。这里的革命遗址都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

茨坪是井冈山风景名胜区的中心景区，主要参观景点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斗争旧址群、挹翠湖公园、南山公园、五马朝天、兰花坪、天街小商品市场以及市区美丽的风貌等。

五、中央苏区源头“红色小上海”-长汀

长汀（又名汀州），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脉南麓，南与广东近邻，西与江西接壤，为闽粤赣三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号称福建西大门。

长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和国摇篮、中央苏区源头、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个出发地，是中国著名革命圣地，是名扬中外的世界客家圣地、客家首府、客家大本营，是海峡西岸经济区西部名城。

长汀是中国21个革命圣地之一，是共和国最不应该忘记的中国革命圣地。长汀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红军故乡、红色土地、红旗不倒的地方，对早期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发祥地，是早期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是中国革命第二个转折点，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区，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1927年9月6-8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八一”南昌起义军进驻汀州，第一次在长汀决定和实行“打土豪，筹军饷”的财政政策，揭开闽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篇章，并帮助建立中共长汀支部。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在长汀长岭寨首战告捷，攻占汀州，毛泽东在长汀创建闽西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闽西赣南第一支地方武装-长汀赤卫队，在长汀汀州辛耕别墅绘制中央苏区蓝图，红军在长汀起家和发家，红军自创建以来在长汀第一次发放军饷，红军在长汀第一次统一军装。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在长汀水口“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红四军前委会，正式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前工作是从长汀开始准备的。

1931年9月长汀城被批准设立汀州市，这是我党自建党以来首次创建的第一个设市城市，是中央苏区唯一的设市城市，是福建第一个设市城市。我党早期城市工作管理、工商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最先在汀州市实践和积累的。

长汀城根据上级指示选择当时设立汀州市绝非偶然，最先是为建立“红色国都”作准备的，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进驻瑞金前原定计划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10月3日苏区中央局电告上海临时中央才正式确定在瑞金召开，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同日汀州城西“一苏大”假会场吸引敌机前来轰炸。

1932年2-3月，第一个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先后在长汀成立，长汀成为福建革命运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福建苏区首府，被誉为“红色闽都”。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陈毅、任弼时、陈云、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罗荣恒、林彪、贺龙、叶挺、郭沫若、董必武、项英、陆定

一、萧克、邓颖超、康克清等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将帅在长汀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领导过伟大的革命斗争。

中央红一军团在长汀南寨广场“汀州整编”诞生。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长汀英勇就义，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在长汀壮烈牺牲，2万多红军将士为革命牺牲于长汀。长汀钟屋村（今中复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个出发地，今日长汀中复村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1934年9月30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之日，中央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钟屋村观寿公祠起步实施战略转移，迈出红军万里长征第一步。

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汀有2万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有6700名长汀籍烈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了共和国开国将军13名。长汀这块红色的土地锻造出了近40位将军级、省部级领导，杨成武、傅连暲、黄亚光、何延

一、梁国斌、童小鹏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长汀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赐予了长汀许多彪炳史册的第一笔，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在长汀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址遗迹。长汀现有革命文物级别之高、数量之多、保存之好，居福建全省之冠。

中办、国办《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将长汀列入全国重点打造的12大红色旅游区之

一、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和全国重点打造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胡锦涛、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王兆国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访视察过革命圣地长汀。

六、白色恐怖下的红色之都-瑞金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因地产黄金,金为瑞，故名。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及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在瑞金北面叫做叶坪的这个小村子里，苏区政府于1931年11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瑞金地处武夷山脉中段，境内群山环抱，峰峦相望，河流纵横，构成了众多秀丽迷人的自然景观，其中以省级“八大自然风景名胜区”之一的罗汉岩为代表，这里以“奇山、邃谷、怪石、幽泉”为最，景色清幽，气候凉爽。

七、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本世纪30年代初，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巍巍峨峨。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是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上是当年开会时的原貌。会址大门临街，大门正中高悬巨匾，毛泽东1964年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

遵义会议否定了从第四次反围剿以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是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被称为“生物活化石”的国家级桫椤自然保护区，有被誉为“神州又一奇观”的赤水十丈洞瀑布等。

遵义是闻名遐迩的国酒之乡。以国酒茅台酒，董酒为代表，一大批名优酒饮誉海内外，使遵义赢得了“中国酒文化名城”的美称。

八、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东临黄河,与山西相临,西面与甘肃接壤,是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位置,现存革命旧居140多处,如：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稼坪；中共中央旧址凤凰山；以及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等地。宝塔山又称“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南,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登上塔顶,全城风貌可尽收眼底。此外山上还有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石刻岸面整齐,岸石完整,是难得的石刻艺术。

延安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轩辕黄帝陵、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子长钟山石窟等；在自然景观方面有延安黄河壶口瀑布、全国最大的野生牡丹群和花木兰故里万花山等。

九、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

西柏坡，这个光耀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河北省平山县境内的柏坡岭下。1947年5月，中央工委选定这个地方，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从此，西柏坡以其独特的贡献，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竖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是作家阎涛同志在其创作西柏坡纪实文学《东行漫记》时概括出的一句名言，并作为这部纪实文学的副题。

今日的西柏坡，前临碧波荡漾、山水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满坡翠柏、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形成了独居魅力的秀丽风光。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与首都-北京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与首都，是1949年开国大典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主要有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及中南海等红色景点。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来到北平，进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施展和谈花招，梦想达到“就地停战”、“划江而治”。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中国共产党仍然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4月1日至20日和谈期间，代表提出在战犯处理、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可以考虑国民党各方的意见，但是不能阻止解放军渡江。4月20日夜，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即于20日夜和21日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晚，南京解放。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统治的灭亡。住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带着凄惨的神情离开老家溪口，逃离大陆，前往台湾，蒋家王朝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成熟。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

早在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就已将城市部改组成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任部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筹备召开人民政协会议的具体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人。会议选出21人组成的筹委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为了回答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内外政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做出了明确阐释。他提出在中国的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该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立以后，要强化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毛泽东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一边，必须联合世界之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审议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参加一届政协的单位54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共计662人，包括了各革命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的代表人物，而且含有从国民党营垒里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行“全国人民的大宪章”。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采用公元纪年，是年为1949年；国旗为五星红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全国政协开幕的当天，中共中央从香山搬到中南海。

9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选出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下午6时，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典礼仪式。毛泽东宣读了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责令他们组成政府机关，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职能。

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庆典。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代表全国政协参会单位数的54门大炮，鸣礼炮28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此，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

人民的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革命圣地”通常指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28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叠展中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的地区，如中共中央或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地点，决定政策转向的会议地方，以及其他据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

中国“革命圣地”的提法出现于1949年之后，在197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大串联的目的地通常是大城市或各个革命圣地。1974年中国发行了革命圣地邮票。

今天“革命圣地”通常别使用于旅游业的推广活动，如“革命圣地游”、“红色旅游”，或在某位领导人前往某处前的“革命圣地”时见诸报端。

比如2002年12月7日新华社消息：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革命圣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前一种情况下，革命圣地又称“革命景区”、“革命景点”。

中国“革命圣地”列表：中国共产党“革命圣地”的具体范围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局的变化而时有增减。大部分中国“革命圣地”列表包括：

（1）湘潭：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湖南农民运动旧址；（2）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湖南第一师范、清水塘；（3）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4）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5）广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起义；

（6）南昌：南昌起义（诞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7）左权：麻田太行山八路军军部；（8）古田：上杭古田会议（改组军队）会址；（9）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首都；（10）遵义：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在此获得领导权）；（11）延安：1937年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

（12）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中共中央最后的一个农村所在地；

（13）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与首都。另外，有些地点和建筑有时也被列为“革命圣地”：（14）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秋收起义会师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