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平事迹（共11篇）
1.孔子的生平事迹 篇一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热衷于从政，但他的主要成就在教育方面。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孔子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
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春秋时期天子失去了权利、也没有了权力。各诸侯国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强自己的实力，互相征伐，人民失去了安全富庶的生活状态。所谓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提出“仁”的主张，即以“爱人”为核心，以“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为内容，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方法，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道德范畴，被后世儒者采用为核心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二十世纪，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他的思想学说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
孔子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
⑴ 在政治思想方面：孔子关心人民的疾苦，他提出“仁（包含一切美德）”的学说，主张“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反对暴政。⑵ 在教育方面：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创办私学，广收门徒，不分贵贱。开启了平民教育，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他提出一系列宝贵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温故知新”提倡启发式教学等等
〔3〕 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编成《春秋》一书，修订《诗》、《书》、《礼》《易》等经典文献。他的言论被收录在《论语》里。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局限性：但是，孔子轻视实际生产劳动，鼓吹求学为做官。
影响：孔子的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在思想和教育方面的成就有哪些？
思想上：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主张“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罚。
教育上：⑴、他创办私学，不问出身贵贱和家境贫富，广收门徒，先后培养的学生有三千人。
⑵、注意“因材施教”，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⑶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⑷、要求学生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
从清朝末年的慈禧开始，不再用儒学治世，而后民国乃是后来的共和国，都不再重视儒学。导致中国近代社会几百年的受列强欺凌的耻辱历史。今天的尊孔是从国际传回来的。
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所代表的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但对漫长的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并波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一直是亚洲最强盛的大国,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对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与巨大的影响力。如《论语》对日本、朝鲜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据统计，日本现存德川幕府时期的《论语》研究论著就将近九十种。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在从事实业的四十余年里，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
《论语》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孔子学说在国际上受到极大重视，联合国将世界最高教育奖命名为孔子奖。各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成立了300多家孔子学院。孔子被评为世界名人等各种世界级顶级荣誉称号。儒家学说将来必会被确认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形式。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当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以后，是经过改造后接受的。
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由于日本文化中“仁”的缺失，使得中日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每当中日关系又掀波澜，隐痛的现实与创伤的历史便狭路相逢。
孔子在东南亚
儒家思想早在秦汉时期便传入越南。历史上，越南出了不少大儒。在越南尊孔崇儒的中心是首都河内。河内孔庙也叫国子监，它兼祭祀与教育两项功能。庙内的大成殿、奎文阁、东西庑及进士题名碑与中国相同。越南社会科学院的阮才书教授、政治学院的阮鹏教授也都是五、六十年代到中国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留过学的老研究生，他俩与何步明被称为越南三大儒。越南人把汉字称作儒字，平时交往用越文，但对祭祀、求福等活动，必须用汉字写成祝文。越南民间许多人信奉儒家思想，称作儒教，或良教。意思是学习和奉行儒家思想后，人就会变好。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36%，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着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吉隆坡有座尊孔中学，就已建校九十多年。在印尼、菲律宾同样是这样。
孔子在西方的300年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孔子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
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在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报道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论水：水滋润万物，哺育众生，像君子一样无私仁厚；水和顺温柔，像君子温文尔雅恬淡的性情；水穿山岩、凿石壁，胸怀志向，像君子具有百折不挠的坚贞情操；水能荡涤污垢，还万物本真洁净的姿态，像教人求真求善求美的君子风范。
2.孔子的生平事迹 篇二
一、修身乃为政之本
在《孔子家语》的很多篇章中, 孔子都认为为政者当以修身为本, 但不限于“修己”, 还要推己及人, 成己成物, 把自身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同时又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归宿, 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修齐治平”的目的。
《王言解第三》通过孔子与弟子曾子的对话, 记述了孔子的王道言论。孔子认为“凡上者, 民之表也, 表正则何物不正?”要求君主首先应该做好表率引导作用。在论述中, 孔子“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 借助前代帝王事迹, 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面貌, 并将前代王者之道提炼为“内修七教, 外行三至”他认为“夫道者, 所以明德也, 德者, 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 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 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 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 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作为君王首先应该修身立己, 以德治国, 让自身的美德具有感化作用, 并结合适当的政治措施, 做到“爱人”、“知贤”、“官能”, 就可以达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 外行三至而财不费”的效果。孔子曾向向他询问为政之道的鲁哀公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他认为“夫政者, 犹蒲芦也, 待化以成, 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 修道以仁。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义者, 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所以生也。礼者, 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孔子分析了得人—修身—讲仁三者之间的关系, 强调国君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 并进一步地提出了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曰:修身也, 尊贤也, 亲亲也, 敬大臣也, 体群臣也, 子庶民也, 来百工也, 柔远人也, 怀诸侯也。夫修身则道立……”作为治理国家的九条常规, 修养自身被排在了首位。并且他还指出“斋洁盛服, 非礼不动, 所以修身也。”坚决不做不符合礼仪的事情。只有为政者自己首先克己修身, 才能为天下百姓做模范, 国君的高洁人格是为政的基石, 治理天下当以此为出发点,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对国君要求如此, 而臣子亦是如此。《入官》这一卷中, 子张向孔子请教为官之道, 孔子认为拥有“己有善勿专, 教不能勿怠, 已过勿发, 失言勿掎, 不善勿遂, 行事勿留”六者, 除去“忿怒、距谏、慢易、殆惰、奢侈、专独”六弊, 则为官便能“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而且一再强调“君子修身反道, 察里言而服之, 则身安誉至, 终始在焉。”“君子欲言之见信也, 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 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 莫善乎以道御之。”
二、重民教民的民本思想
忠君尊王一向是孔子政治主张中的突出内容, 但是他并非一味盲目推崇君权, 而是要求握有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应重视人民在治国安邦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的政治思想处处闪现民本政治的光芒, 而这些理念也贯穿在《孔子家语》一书的政治思想中。
孔子教授子张为官治民之人必须了解民情, 顺应民情。“君子莅民,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 又习其情, 然后民乃从命矣。……故君子莅民, 不临以高, 不导以远, 不责民之所不为, 不强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 不因其情, 则民严而不迎;笃之以累年之业, 不因其力, 则民引而不从。若责民所不为, 强民所不能, 则民疾, 疾则僻矣。”必须了解百姓的习性, 通晓民众的实情, 不肆意使唤百姓做他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 强迫和责罚只会导致人民的憎恨和邪僻。除此之外, 孔子还强调必须待民以宽, 以宽宏的态度来容纳百姓, “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 慈爱优柔之, 而民自得。”只有以宽容之心来体谅百姓, 百姓也才能自得其乐。对于犯了罪行的百姓, 必须如同古代圣王一样, “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优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不能以严酷的态度来摧残他们, “民有小过, 必求其善, 以赦其过;民有大罪, 必原其故, 以仁辅化;如有死罪, 其使之生, 则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 道化流而不蕴。”尽量待民以宽, 为政不宽和, 百姓就不会听从教导, 不贯彻政令。所以君王一定要明白这个关键的问题, 爱护百姓则君位稳定, 必须“贵而不骄, 富而能供, 有本而能图末, 修事而能建业, 久居而不滞, 情近而畅于远, 察一物而贯乎者多, 治一物而万物不能乱者, 以身本者也。”只有克己修身, 兢兢业业, 才能坐享尊位。
三、尊贤重才, 选贤任能
孔子也一再强调举贤选能在维护统治上的重要作用。鲁哀公曾经询问孔子, “当今之君, 孰为最贤?”孔子认为是卫灵公, 鲁哀公大惑不解, 认为卫灵公内庭有乱伦行为, 为什么称他为贤君?孔子答道他是以朝廷上的行为处事来判定而不是家庭内部之事。哀公进一步询问卫灵公朝政之事, 孔子认为卫灵公贤能的原因有四:一是任用了弟弟公子渠牟, 这是一个既富有理政智慧又具有诚信的贤人;二是尊重推荐贤人的林国;三是喜欢并尊重庆足这个人, 因为他当“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 国无事则退而容贤”;四是史鰌这个贤人“以道去卫”, 卫灵公“郊舍三日, 琴瑟不御, 必待史鰌之入而后敢入”孔子认为, 卫灵公算是懂得尊贤重才了, 所以把他尊为贤君。齐景公也曾经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 他请教孔子秦穆公国小处僻而霸的原因, 孔子认为秦穆公“首拔五羖, 爵之大夫, 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这是他称霸的原因之一, 其实就是向齐景公点明, 秦穆公是一个尊贤重才, 选贤举能的人。对于国君的要求如此, 臣子亦如此。子贡问于孔子曰:“今之人臣, 孰为贤?”孔子回答不知道, 只知道以前齐国有鲍叔, 郑国有子皮, 他们都是贤能的人。子贡困惑为什么不是齐国的管仲和郑国子产, 孔子反诘子贡:“赐, 汝徒知其一, 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 进贤为贤乎?”子贡答道是“进贤贤哉!”孔子肯定了举荐贤人的人比做事贤能的人来得更为贤能, 因为鲍叔举荐了管仲, 子皮举荐了子产, 而没有听说过管仲子产举荐过比自己更贤能的人了, 所以他认可的昔日贤臣是齐国鲍叔和郑国子皮, 而不是管仲和子产。
四、崇德循礼, 辅之以刑
孔子把德和礼法看成治国的根本, 闵子骞做费宰的时候曾向孔子讨教为政之道, 他开门见山说:“以德以法”即要以德、以礼法为根本。并且把治国比做驾马执辔, 把德法看作统御人民的工具, 认为擅于治国的人, “以德法为衔勒, 以百官为辔, 以刑罚为策, 以万民为马”不用高举马鞭 (刑罚) 就可以驾驭天下数百年而不失, 而“不能御民者, 弃其德法, 专用刑辟, 譬犹御马, 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 其不制也, 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 马必伤, 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 民必流, 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 则民无修, 民无修则迷惑失道。”
《五刑解》一卷记载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谈论有关五刑的问题, 他们围绕着三皇、五帝“制五刑而不用”的“至治”是如何做到的而展开讨论。孔子认为刑罚的设置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混乱, 圣人制定刑罚, 却是以无人作乱为最高境界。而乱则是来源于不晓礼序, 无礼生乱, “刑罚之所以生, 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 而辄绳之以刑, 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刑罚之源, 生于嗜欲不节。”刑罚的产生各有其根源, 孔子认为必须先堵塞致乱的源头, 主张“礼以坊民”, 首先应该设立制度, 饰以礼仪, 使民知礼守序。“夫礼度者, 所以御民之嗜欲, 而明好恶, 顺天之道。礼度既陈, 五教毕修, 而民犹或未化, 尚必明其法典, 以申固之。”如果仍有顽固不化者, 才对其施行刑罚, 以此来巩固礼度。孔子以为, “圣人治化, 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 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 以刑禁之, 刑不刑也。化之弗变, 导之弗从, 伤义以败俗, 于是乎用刑焉。”刑罚之用以德为前提, 刑罚只适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而“为政以德”是政治的根本, 刑罚则是德政的补充。
春秋末年, 礼崩乐坏, “天下无道”,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 孔子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的思想, 他认为为政者当以修身为本, 必须爱民保民, 在行德政的前提下以适当刑罚进行辅助, 《家语》中的这些记载都是他“仁政德治”政治思想的体现, 这与其他典籍中所体现的孔子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这些思想至今依然闪现着特有的光芒, 也说明了《家语》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 出土文献的发现令学者重新认识了《孔子家语》一书的价值, 本文以《孔子家语》为基础, 探讨孔子的政治思想。《家语》一书体现了孔子对为政者修身的要求;重民教民;选贤任能;崇德循礼, 辅之以刑等诸多治国思想。
关键词：《孔子家语》修身,民本,德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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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子家语.入官》
[3]《孔子家语.执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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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子的生平事迹 篇三
一、孔子形象的精神缺失
《孔子》一片不乏精彩的情节和生动的画面，孔子的形象也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孔子智救逃奴膝思弓的仁者和雄辩家形象，“堕三都”、抑三桓中的杜私门、强公室的政治家形象，“武子台之战”中诱敌深入、击鼓指挥作战的军事家形象，和季孙氏比试射艺时的精湛武艺，以及“子见南子”中的人性化倾向……都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闭目深思，又觉得影片似乎少了些内在的深度，难以给人以心灵的启示和灵魂的震撼。银幕上的孔子形象似乎失去了精神内核，和人们心灵深处的孔子形象差距太大，令人难以接受。
孔子的核心精神是儒家的济世情怀，是要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拯救世道人心，是让人们内心都充满阳光的仁爱思想，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是用仁政、德治、礼乐教化民众，是让世界实现大同的宏伟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救世理想，不管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还是困厄贫穷、不为人理解，都难以动摇孔子坚如磐石的信念，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正是孔子精神的核心内容。然而，我们从影片《孔子》中却很难看到孔子的博大胸怀和精神世界，只能看到由几个颇具故事情节的故事片断连缀起来的画面所展示的肤浅的表层现象。
当然，影片也想塑造孔子教育家、思想家的形象，也涉及到了孔子的仁政、德治、礼乐教化，如影片开始就出现了孔子弟子的读书身影、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大树下讲学、孔子教育学生的人生格言、孔子在晚年删诗书编订《春秋》的文化事业，甚至在卫国时，当卫灵公要求孔子帮助卫国训练军队，孔子还推辞说兵戎不是自己擅长之事，表达要用礼乐教化民众的愿望……但这些因素都没有被作者深入挖掘，只是涉及之后就匆匆离开，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影片的主体，而只是在孔子的政治活动中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对塑造孔子的完人、圣人形象帮助不大。
影片结尾部分用字幕对孔子的一生作出总结：“孔子最早把教育普及于平民，弟子遍天下，故有万世师表之称，他为后世留下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句话概括了孔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说出了他的儒家思想对后世人文精神的影响，也道出了孔子的精神核心，应该作为影片的中心思想。可惜的是，《孔子》一片虽然涉及了孔子的精神内核，但影片中的孔子形象却缺乏孔子精神的价值核心，没有表现出孔子的精神境界。
二、孔子形象精神缺失的原因
电影《孔子》中孔子形象精神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第一、电影作者对史料进行选择时的失误和理解史料的偏差。电影《孔子》中的原始材料基本上来自《史记》和《论语》，但作者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时，没有把握住材料的精神实质，往往把孔子生平中的次要因素放大夸张成孔子的主要事迹，而把孔子生平中的主要事迹放到了次要地位，只注意到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忽视了孔子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变形。
如“夹谷之会”一场戏，在《史记》中虽然记载了孔子的话：“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1](p1915)但孔子最终取得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靠的是礼仪。而在电影中，孔子的礼仪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主要依靠的是军事谋略，用空城计吓唬住了齐景公，迫使齐景公在慌乱中退还了汶上三城。这一改变，在观赏性上确实增色不少，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夹谷之会的性质。在《史记》中强调的是孔子以德治国的成功和道义的力量以及礼仪的强大，而在电影中，虽然显示了孔子的智慧，彰显的却是军事的力量，这和儒家的精神信念是背道而驰的，背离了孔子的精神实质。
再如“武子台之战”，《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1](1916)只是简单记述了战争事件，并没有战争详细经过的记叙，而在电影中，孔子在武子台上镇静自若、击鼓进军的形象虽有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画面效果，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事家孔子形象，却大肆渲染战争，充满了血腥气味，孔子把叛军引入埋伏圈，用黑油烧杀，让人联想到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惨象。我们承认，孔子有军事才能，但只是他多方面才能的一个方面，却不是孔子的内在本质，这样的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只是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和矛盾冲突，而对表现孔子的主导性格特征毫无帮助。孔子对军事是重视的，但以礼治军，是孔子军事思想的根本之点，《礼记•仲尼燕居》记有孔子的言论：“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若无礼……军旅武功失其制”[3](p742)。《论语•八佾》中还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p33)《武》是颂扬周武王以武制胜的音乐，孔子不赞成以力服人，所以说《武》未达到善的境界。
又如“子见南子”，《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卫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日：‘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1](p1920)《论语》的记述更为简单：“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2](p64)《史记》和《论语》的记载说明孔子是经过再三推辞、没有办法才去见南子的。而在电影中，孔子却是因为南子是卫国的实际掌权人而主动去接近南子的，这就使孔子变成了一个趋炎附势的人。电影作者又对“子见南子”的经过大事渲染，尽力为其涂上一层桃色新闻的色彩，而且还让南子对孔子进行挑逗：“听说你常讲‘仁者爱人’，你那个人字里包不包括象我这种名声不好的女人？”一番暧昧的对话之后南子又对孔子说：“世人也许很容易了解夫子的痛苦，但未必能体会夫子在痛苦中领悟的境界。”南子临死时眼前浮现的是孔子的音容笑貌，孔子从卫国走后想到的也是南子的话，南子仿佛成了孔子的红颜知己。在《史记》和《论语》中，“子见南子”显示了一个出污泥而不染、圣洁光明、心胸磊落坦荡的孔子形象，而电影则似乎有意渲染孔子和南子的暧昧关系，似乎不这样写就不足以彰显孔子的正常人性。
人物的言行决定人物的性格特征，决定人物的形象塑造，由于电影《孔子》的编剧对孔子这一历史人物的理解偏差，他们在从《史记》、《论语》等典籍中选择材料时，对这些历史材料的历史精神把握不当，理解失误，处理失真，抛弃了能够反映孔子精神境界的原始材料，最终导致了孔子整体形象的失真和偏差，从而使孔子形象缺失了精神，流于肤浅化和概念化，使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失败的流亡者的形象。
第二、选择演员的失误。银幕孔子形象精神缺失的第二个原因是演员选择的失误。在选择演员时，导演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演员的精神气质是否和作品的主人公的精神气质相配，其次是演员的身材相貌这些外在的因素是否和作品的主人公的外在形貌相称。史书记载孔子是一个身形高大、骨骼饱满的人，又是一个具有救世情怀、人格崇高、饱学好礼的儒家代表人物。导演胡玫显然考虑到了孔子的外在形貌，所以她选择身材高大的周润发来饰演孔子，周润发圆润饱满的面庞、五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无疑也使胡导非常满意，但她却忽略了演员的精神气质和内在修为。周润发早年以江湖英雄的潇洒自由而又狂放的形象赢得了广大影迷的喜爱，但以有江湖老大气质的演员来塑造千古师圣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所塑造的圣人形象全然失去了那种可以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当然，孔子形象的失神也不全是周润发的个人原因，还与剧本的材料选择、情节安排有关，但演员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
第三、孔子弟子形象的苍白。影片中主角和配角的戏分是不能平均的，但好的配角可以对主角起烘云托月的效果，使整部戏因为配角的参与而生色添彩。但纵观整部《孔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没有一个有出色的表现，不管是子路还是子贡，都给人以肤浅的印象，没有震撼人心的言行，在影片中作出冰窟救书这一惊人之举的颜回又有虚假之嫌，离史实太远，编造痕迹太重。总之，影片中的孔子弟子们对于塑造孔子这一圣人形象没有起到应有的衬托作用，这应该是孔子形象精神塑造不到位的原因之一。
三、结语
电影《孔子》的作者用电影语言来塑造孔子形象时，由于过分追求情节的生动性、故事的紧张感、画面的优美度，却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内在张力、思想意蕴、心理内含，从而导致电影人物形象缺乏思想深度，没有恢弘的大气和心灵的坚韧，使孔子这一千古圣人的形象流于肤浅化。电影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对孔子进行塑造，可以按当代人的理解进行当代阐释，但应该注意是否符合孔子的精神内涵，特别在塑造孔子这一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道德楷模、文化符号、精神象征的人物形象时，应该把握住孔子的内在意蕴和人文价值，真正体现出这一万世师表的国学地位和对今天重建价值体系的当代意义。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孔子的教学观 篇四
一、启发诱导
在教学中, 孔子善于运用启发诱导的原则和方法, 循序渐进地教给学生以知识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他强调学生要多进行思考, 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说, “不曰‘如之何, 如之何’者,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论语·卫灵公》)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启发思维就是教师启发学生思维活动处于积极状态, 教师给以适当难度, 学生又能理解的新知识, 使学生跳一跳摘桃子。但教师也不能消极等待, 要循序渐进的诱导, 使学生产生愤和悱的状态, 教师不失时机地由浅入深地提高学生。
孔子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尤其是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学生不仅要理解所学, 还要触类旁通, 融会贯通。孔子肯定他的学生子贡能够闻一知二, 称赞颜回能够闻一知十。孔子向学生提出问题, 进行诱导, 以引起学生求知欲, 然后针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再给予启发, 如他告诉樊迟说:“孟孙问孝于我, 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孔子不但启发学生, 而且从学生那里得到启发, 这包含了教学相长的意思。
孔子的学生对他的学问的高深和他运用启发诱导使学生循序渐进的高度艺术, 深表钦佩。颜渊把孔子的教学艺术归结为循循善诱。“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 未由也已。’” (《论语·子罕》) 颜回的话说明了他的学习离不开孔子的启发诱导。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就是不用一个标准要求学生。孔子承认人在遗传上的差异, 而且按照学生个性差异进行教学, 依人之所长而诱导之, 视人之所短而补救之。
孔子首先对学生要有深切地了解。他考察学生的办法是“听其言观其行”。 (《论语·公治长》) 他采用谈话的方法, 看他结交的朋友, 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的做法, 了解他的心情是安于什么, 来试探学生志向和意趣。他和学生有良好的师生关系, 平时无话不谈。因此, 孔子对他的学生的性格特征、志趣、智力、才能、和特长都是非常了解的。他说, “师也过, 商也不及。”“柴也愚, 参也鲁, 师也辟, 由也喭。” (《论语·先进》) “由也果, 赐也达, 求也艺。” (《论语·雍也》)
孔子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 进行灵活地讲述、提问和解答。如学生同样的问题, “问仁”、“问政”、“问行”、“问孝”、“问君子”、“问士”, 他的回答却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绝不雷同, 有的甚至含义相反, 以便学生发扬优点, 克服缺点, 增长才智。
孔子还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他的学生有的长于德行, 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有的长于语言, 如宰我、子贡;有的长于政事, 如冉由、季路;有的长于文学, 如子游、子夏。这些学生在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上, 他们各有所长。这既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因, 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结果。
三、温故而知新
孔子并不笼统反对博学强记, 因为人类的知识中的很多内容都是需要认真记忆、不断巩固的, 并且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再接受新知识。孔子根据他的学习观提出,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 温习已经学过的知识, 而获得新的体会,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知识, 这样的人是可以做老师了。学生通过复习, 对已经学过的知识加深理解, 从中获得新的体会。教师在学生复习的基础上, 根据学生掌握的情况, 向学生传授新知识, 或者展现新技能, 这是符合教学规律的。他的学生子夏说, “日知其所亡, 月无忘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已矣。” (《论语·子张》) 经常巩固所获的知识技能, 天天学习新东西, 子夏把孔子的温故而知新的原则又发展了。这一教学方法在今天也是有其适用性的。
四、学不厌, 诲不倦
孔子说, “默而知之,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 孔子认为教诲学生要尽心尽力, 恪尽职守, 不知疲倦, 不畏清苦和艰辛。既要教学生, 又要向学生学习, 才有可能实现教与学的统一。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 坚持实事求是的虚心态度。他说“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无论教师还是学生, 只有通过学习和应用才知道自己的知识的贫乏, 而且“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论语·为政》) 绝不能不懂装懂, 凭空揣度, 妄下结论, 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而且要虚怀若谷, 以能者为师, 有每事问的态度, 甚至不耻下问, 拜善人为师。他常说, “当仁不让于师”。他认为在学术上要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对老师也不能退让。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他提倡师生之间进行平等的讨论、辩论和争鸣。不仅如此, 孔子和学生情同手足,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他不是把自己凌驾在学生之上, 而是出现在学生之中, 或与学生结伴而行, 或与学生席地而坐, 或谈志向抱负, 或述个人情怀, 从而形成胸怀坦荡、心心相印的宽松民主的氛围。
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向度之一, 也是人类得以步入文明, 并不断提升自身文明的基本方式。21世纪, 信息时代的到来,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教育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在教育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 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加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 积极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 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但在与世界接轨、吸收、借鉴外国教育经验的同时, 我们必须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 科学地予以认识和整理,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孔子一生献身教育事业, 孜孜不倦地培养人才。由于他有“学不厌, 诲不倦”的精神, 他丰富的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系统的理论, 他具有高超的教育和教学艺术,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对今天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回顾孔子的教学观, 有很多是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相符合的。他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对今天的主体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仍不失为理想指南针;他因材施教的原则与今天以人为本, 主张在注重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注重个性特长的发挥不谋而合;他温故而知新的教学要求是符合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规律, 与创新教育的实施有一定渊源;他学不厌, 诲不倦的精神仍然是后人的楷模。孔子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 继承和创新并举。
参考文献
5.孔子的“树缘” 篇五
西周时期，一切文化资源都被官府垄断，由专门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吏世袭保管，而这些官吏同时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师，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
伴随着春秋时代急剧的政治动荡、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官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逐渐被打破，“文化下移”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以知识为生的士阶层应运而生，孔子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孔子在转益多师、博闻强记、增加个人知识积累的同时，自觉担当起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和使命，大力兴办私学，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诸多富有开创意义的成功探索。
首先，孔子提出并忠实地实践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以前，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是沒有这种资格和权利的。孔子洞察到了教育在开启人的心灵、增益人的知识、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文明程度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于是把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兴办私学、教化学生当中。
孔子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忠实地实践了“有教无类”的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对前来求学的人，不作任何的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既不考虑其出身的贵贱，也不考虑其来自哪个国家、家境贫寒还是富裕、年龄是老还是少、智力是高还是低、性格是好还是坏，只要拜师求教，一律接纳。以出身和家境而论，孔子的学生中有高贵而富裕的贵族——孟懿子和南宫适都是鲁国大夫，但更多的还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贫寒之人：以国籍而论，孔子的学生不仅来自父母之邦的鲁国，来自齐、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诸侯国的也为数不少，以年龄而论，有的与孔子相差不多，有的则小孔子四五十岁，更有曾点、曾参父子共同师事孔子的例子，至于智力和性格，孔子所谓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的评价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他对学生的来者不拒。正是由于孔门中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所以曾经有人不解地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待，来者不拒，所以看上去很杂。这一个“杂”字，正是孔子办学“有教无类”的生动体现。
其次，孔子设计并系统地推出了“四教”的教育内容。孔子秉承开门办学的理念，把受教育的大门向一切热爱学习的人敞开，与此同时，他注意结合社会和学生的客观需要，合理地设计和安排教学科目，使受教育者在知识、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都能够得到提高，从而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君子。孔子设坛授徒，在教学内容上既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具体说来，他在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和补充，形成了“文、行、忠、信”的“四教”范式。“四教”中的“文”，即《论语·先进》所说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主体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重在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四教”中的“行”，是指社会政治实践，大致相当于《先进》篇所说的“政事”，重在培养学生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四教”中的“忠”，泛指道德品行，与《先进》篇所说的“德行”基本相当，重在提升学生的内在修养；“四教”中的“信”，是古人所谓“言语主信”的“信”，与《先进》篇所说的“言语”相对应，重在强化学生待人接物时取信于人的交际能力。可见，孔子的“四教”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目的就在于提高学生的基本综合素质，使其成为知识、能力和品德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再次，孔子发明并很好地运用了“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教育方法。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论主张。他认为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因而必须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难易程度，体现出必要的层次性。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入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同时，孔子认为人的兴趣爱好也是干差万別的，故而因材施教的另一个要义便是必须找准其兴奋点，“投其所好”，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说法就反映了这一理念。总之，因材施教也就是根据智力状况、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实行因人而异的差异化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总结出的具体教学过程中的方法论心得，其字面的意思就是 不到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极力要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是好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启发”一词的源头就是孔子的这句话。孔子对学生注重实行启发式教育，这方面的例子在《论语》中俯拾即是，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过去，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极力宣扬说启发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苏格拉底小孔子82岁，孔子死后10年他才出生，显而易见，启发式教育的发明权无疑应当归于孔子。
6.孔子故里的婚礼 篇六
在婚嫁礼俗中，婚礼一般是在白天举行的，但在曲阜却有在子夜时举行“夜婚”的习俗。现在虽然不在子夜时分举行婚礼，但其婚俗礼仪中还能看到“夜婚”的痕迹。在凌晨三四点钟男方家里就开始准备了，迎亲的鞭炮放了一响又一响，喜庆的气息弥漫了整个村庄。据了解，直至今日，不但汉族有夜婚习俗，少数民族也有夜婚习俗(居住在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的瑶族即盛行)，国外(如俄罗斯)也有夜婚习俗。有专家认为，夜婚是掠夺婚的遗风(掠夺婚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抢婚)。等迎娶的队伍赶到新娘家，天已经蒙蒙发亮了。
新娘家热闹的气氛也是早已到了顶点。大家忙忙碌碌地为新娘更衣戴冠，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气。打扮一新的新郎一到，窄窄的农家小院顿时闹成一团，新郎由司仪引入内室，两位新人坐在床边共同吃着象征吉祥、美好的水饺。这时女家的亲人就赶快把嫁妆绑好，并在其上放上大葱、艾、盐、麸子，其意是祝福新人将来的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夫妻二人恩爱、和睦有福气。一切准备好了，就有人说：“路怪远，多喝几杯茶免得路上渴。”意思是催抬嫁妆的走。抬嫁妆在曲阜一带也是很有讲究，此事有两个忌讳，一个是所有的嫁妆不能用车拉只能用人去抬；另一个必须上午去抬。据说上午太阳徐徐上升，以后的日子有发的势头，下午太阳缓缓下落，日子不能上升，不论去多少人抬，总是要双不要单，并要把人员配好架，有一个人扛一件，有两个人抬一件，大件四个人抬一件。娶亲的人把嫁妆收拾完毕后，新娘携新郎与父母及至亲逐一拜别。新郎在前，新娘由其兄弟用圈椅抬出闺房，送入轿内，意思是脚不沾娘家的土，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似乎都有这种习俗，也许是认为“土能生金”，带走了土，也就是带走了娘家的好运气。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新娘入了轿，起轿之际，炮响三声、唢呐齐鸣。新郎走在前面，迎亲队伍紧随其后，一路人马浩浩荡荡，沿着不同于迎接新娘的路线往回走(往返路线不一致，意味着“不走回头路”)；在行进的过程中每到过桥、转弯处皆有娘家人张贴“青龙”，同时鸣炮。
花轿到了男家的村头，先是鸣锣吹号，男方接客的出村迎接。这时花轿在村中徐徐而行，抬轿者卖弄精神，稳稳地颤动着轿子，谓之压街、晃轿、踏街。粗细乐翻着花样地吹奏，看热闹的男女老少簇拥着花轿来到男家的大门口。迎亲的人首先对着花轿放一挂鞭炮，然后花轿面对喜神所在的方位落定。此时，男家的大门紧闭，要让花轿在门前停一会儿，谓之“憋性”，目的是使新娘的性格绵软，进门后服婆婆的管教。经过一番复杂的程序之后，新娘才最终进了新家门。
乡村婚礼虽然不像城市当下的婚礼那么洋派，那么奢华。但孔子故乡礼仪之邦的风俗积淀，加上现代时尚的张扬，古朴中揉杂着现代的婚礼过程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婚礼的第一项，居然是新郎新娘向媒人三鞠躬。看来当地婚俗把促成新人美好因缘的媒人看的比较重。其后才是列祖列宗，然后才是父母。当婚礼主持人宣布新郎新娘向父母公婆三鞠、谢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还没等鞠躬，从左右两旁忽然冲出几个壮汉，强行给母亲戴一副黑色眼镜，一个镜片还用粉色纸给糊上了。母亲挣扎不从，他们就连推带拥，到底给戴上了一会儿；这个场面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只知道有闹媳妇的，没听说闹公婆的。事后询问打听，才知道这是此地从古延续下来的特殊婚俗，有它的特殊含义。逼婆婆戴遮了一只镜片的眼镜，是提醒婆婆日后过日子时，对媳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挑媳妇的不是。
一番“繁文缛节”过后，最重要的拜堂仪式开始了。他们感谢养育之恩的三鞠躬，被人们苛刻地认为不够诚恳，只好一再重来，于是就有和新郎年纪大小差不多的小伙子，上来摁着新娘的脖子使劲往下鞠躬，在热闹、隆重、喜庆的气氛下，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一对新人许下了爱的誓言，结为连理。
7.孔子的教育信仰 篇七
孔子的教育信仰就是孔子对教育的崇尚和追求。孔子自述“学不厌, 教不倦”, 一生志学致道, 从教四十余载, 只为培养君子仁人, 实现教育救世。他把教育提升到了拯救世道沧桑的高度, 还赋予自己“拯救者”的使命和责任, 勇于担当、乐于担当。“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 “执德不弘, 信道不笃, 焉能为有, 焉能为无?” (《论语·子张》) 为了传道救世,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性相近, 习相远”之人性观是孔子整个教育思想的基点, 他正是看到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才做到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开创了平民教育之先河, 取得了教育上的伟大成就;“大同”“小康”之社会理想是孔子对教育价值认识从人到社会的延伸, “讲信修睦”“修道致和”, 教育不仅可以育人为善, 也可以协和社会, 谋天下大同。这是孔子对教育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也是他对教育意义高度认同的体现, 更是他对教育事业积极追求的一种目标和驱动;“君子”“仁人”是孔子的教育目标。孔子要培养的是具有完整人格、并能行仁致道、实现“大同”的君子。“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 礼是君子的道德规范, 义是君子的价值取向, 知是君子的智慧能力, 中庸是君子的处事原则;“修己”“立人”体现了孔子的师德修养。为了培养君子, 实现教育价值, 孔子先从自身的完善做起, 修己之德, 具备为师学养: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安贫乐道, 献身教育。同时他积极钻研立人之法, 确立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学思行结合。
二、孔子教育信仰的形成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通过孔子的一生年谱, 我们能够发现, 教育信仰在他心中的位置, 随着他的人生境界是逐步提升的。
1. 幼年习礼, 好古敏求———孔子教育信仰萌芽阶段
孔子出生鲁国, 西周文物典籍保存比较完好, 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他“志于学”和树立人生榜样提供了好条件;孔子幼年时就对“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孔子母亲也注重家庭教育;孔子的先世原是商代王室, 家族中多有救国名士, 这对孔子志学、致道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孔子三岁丧父, 幼年时的艰苦磨炼对他立志求学问道也有很大影响。
2. 十五志学, 学而不厌———孔子教育信仰初步形成阶段
孔子自述说十五志于学, 这一志向的稳定建立, 是他对教育认同的首要体现。十六岁时, 同时代人物子产在郑国铸刑书, 以“礼”“法”救世, 是孔子学习的一个榜样;十七岁时发生的阳虎事件对他也有很大打击;二十岁左右他曾两次出仕, 但只是“会计当而已矣”, “牛羊茁壮而已矣” (《孟子·万章下》) , 他仍然以学习为主, 可见孔子是志于学而非志于仕。孔子一旦确立了志学之向, 便学而不厌。他学习首先是为完善自己, 修己而后安人。生命与学养并进, 同时以学会友, 共同长进, 乐在其中。
3. 三十而立, 诲人不倦———孔子教育信仰确立阶段
孔子自十五志学以来, 学无常师, 有闻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 到三十岁时卓然有立, 即三十已能达到知“礼”知“道”的程度, 能依“礼”而行以致其“道”。同时据记载他三十设教, 有教无类, 诲人不倦, 这是立人。三十立教, 投身教育, 未尝无诲, 这是他对教育高度认同的体现。他曾这样自谦:“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 诲人不倦, 则可谓云尔已矣。” (《论语·述而》) 所以说, 这一阶段孔子教育信仰确立。
4. 五十知命, 教育救世——孔子教育信仰淬炼阶段
三十五岁时, 孔子为避鲁国内乱而去齐国两年, 此后回来的十四年里就一直从事教育, 他对自己志学致道的价值观、教育救世的人生选择不再感到疑惑, 这十几年中, 孔子弟子弥众;到五十一岁时, 由于鲁国内乱四起, 孔子行仁致道, 见危授命, 在鲁出仕。然而孔子的礼乐之道在鲁国终究无法施行, 但他深信自己就是周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者, 于是他开始了在其他国家的游学活动, 坚持传道, 一路上遇有艰险也能以苦为乐, 被追杀流亡也能诲人不倦。用钱穆先生的话讲, 人当以行道为职, 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 而道有不行之时, 此亦是天命。经过这十四年周游列国的磨炼, 他对教育成就君子人格、实现社会大同的意义更加认同, 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实现天命的最好方式, 那就是教育。
5. 七十大成, 传承泽被——孔子教育信仰升华阶段
五十的知天命为孔子日后的人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纵使遇有斥、逐、困、厄, 他也能不违天命, 坚守仁道以教育救世,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六十而耳顺”。他一路上与很多隐者的对话就是体现。六十八岁, 鲁国面临吴国齐国的争霸战争, 孔子被请回鲁国。周游期间他在陈国、卫国就一直设坛教学, 这次回国之后就潜心教育, 不再出仕。晚年期间, 除了收徒设教, 他还做了很多保存、整理、传承古代文化的工作, 他对教育传道的信服已经由早期培养能完成救国治世使命的君子转变为培养承担传经教学、延续古圣文明的儒者。在这一阶段他已能随心所欲地从事自己的志业 (学与教) , 一生的所学、所思得以沉淀, 最终成为集大成者。
三、孔子教育信仰的启示
8.孔子的养生观探源 篇八
一、孔子养生观的逐步形成
孔子养生观的形成是具有一定时代背景的。远古时期, 人类自身的条件不及许多飞禽走兽:没有翅膀不能在天空飞翔;没有鳃不能在水中长时游动;奔跑速度、忍饥挨饿、耐寒耐热也不如许多动物。想要更好地生存, 只能改善加强自身体质来适应自然环境, 以求获得健康与长寿。为了改善加强自身的体质以求得健康长寿, 也就开始出现了寻求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起初, 先民们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资源而开始战争, 奴隶社会中便有制度规定, 官吏和普通民众都必须要接受军事训练,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许多原本属于军事训练的内容, 其健身作用越来越被凸显放大。自符号、文字出现之后, 许多强身健体的养生观念逐步被人们收集记录下来。
比如《周易》中的乾卦和坤卦, 一主阳动一主阴静, 深刻体现了动静平衡的关系, 并成了古代追求健康长寿方法中的两大原则。《黄帝内经》则提出了动静有常的观点, 认为“阳平阴秘, 精神乃治、阴阳离决, 精气乃决”, 强调“抱神以静, 形将自正, 神将守形”的主张, 提倡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养神, 以更加有利于追求健康长寿。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过清静为天下先, 这些观念与中医中的神补不谋而合。中医认为“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 认为稳定的精神情绪对人体的影响是良性的, 而喜怒无常思虑太过都会伤神, 应以自我调整七情, 摆脱情绪的无常来达到养神的目的。现在的研究表明, 这些主张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的确可以通过降低新陈代谢率来达到增加其寿命的目的。古代在强调神静的同时, 也认为“形体宜动”, 讲究“形神兼备”[1]3。凡此种种, 都对孔子养生观的逐步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孔子养生观的主要内容
首先, 孔子强调“动静自如, 张弛有度”的健身观念。他认为“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智者乐, 仁者寿”, 主张适当的山水运动可以使人精神愉快, 从而得到健康和长寿。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对于山水有着特别的热爱, 既有“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情, 也有“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的感慨。为了达到攀登山脉、游渡江河的健身目的, 孔子主张要多进行必要的行走与跑步运动。早在奴隶社会时期, 长跑就是古代步兵非常重视的训练项目, 在儒学大师孔子的养生思想影响下, 跑步运动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民间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健身方式之一, 通过长跑提高呼吸系统与心血管系统机能, 加快血液循环, 缓解压力, 带来充沛的精力与生命的张力。而今, 在山东泰山一座天门的石碑上, 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石碑上面刻有“孔子登临处”的字样, 这足以说明孔子是非常重视体育锻炼的。另外, 古籍中曾形容孔子是“趋进, 翼如也”, 也就是说当他走起路来, 就如同鸟儿长了翅膀一样, 稳健如飞。由此可以推知, 孔子伟岸的身躯和强健的体魄, 是与他极力倡导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分不开的。
其次, 除了对山水的热爱, 孔子还善于射箭和驾车, 并将射、御纳入六艺的范围。孔子曾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 而围观者如堵墙焉。孔子经常和学生一起从事骑马、射箭、习武和游泳等活动。实际上,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 与军事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箭作为古代军事中最实用也最具威力的远程武器, 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射箭运动早在奴隶社会便蔚然成风。射礼分四种, 大射、宾射、燕射、乡射, 并规定射不中靶的人要罚酒, 所以参加射礼的人平时都会刻苦练习。早期的射箭主要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饰之以孔子的儒家礼乐后, 便有了体育竞技的灵魂, 成为一种提高自身技能和德性的健身方式。此外, 驾车也要求驾车者精神高度集中, 强调身体的协调性, 作为一种健身活动, 可以锻炼良好的动作和敏捷的反应[2]42。
再者, 在对《周易》的深入研究之后, 孔子推崇中医在保障人们身体健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孔子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中庸》) 他还认为“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中庸》) , 着力提倡中庸 (中和) 的思想。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进行分析, 就能明白圣贤孔子的良苦用心。事实上, 中庸是一种个性修养上的平和状态, 是对个人情绪的高度控制, 是对生命本体的大彻大悟。孔子认为, 若能以中和养其身者, 其寿极命。而作为儒家极为重视的导引术, 即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动静结合的一种体育健身运动。而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这种强度适宜的健身运动不仅可以加强身体素质, 还对延长人类的寿命有着极其有益的作用。
三、孔子养生观的后续影响
孔子的养生观对中国古代的健身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在没有健身器材的古代, 劳动人民以其天然而独特的方式展开各种健身运动, 除了登山、游水、狩猎之外, 还有五禽戏、太极、蹴鞠、滑冰、踢毽子、马球等运动, 这些运动不仅是古代体育健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 而这些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孔子养生观的影响。
孔子山水游的观念影响深远。正是对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观点的推崇, 古代士人大多热爱游山玩水, 著名的诗人李白就曾独自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杜甫也曾“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望岳》) , 苏轼亲见大江东去的气魄, 陆游六十登山不用扶等等, 这种天然的健身方式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并留下无数情景交融、意境高远的佳作。
孔子倡导的室外狩猎、射箭、舞剑、武术等体育活动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朝一统天下后, 孔子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思想,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孔子的养生观。比如狩猎成为全国性的活动, 射箭也由军事战争活动逐渐向狩猎发展, 既有皇家狩猎时“千乘雷起, 万骑纷纭”, 也有平民百姓单骑逐射的狩猎。通过狩猎健身, 提高体质和意志品德。另外, 剑在古代是步战的主要兵器, 到了汉代末年便已经由原本的生死相搏演变成体育竞技娱乐项目的击剑, 在唐代时舞剑兴盛, 公孙大娘惊动天下的舞姿以善舞剑器闻名于世, 宋朝曾选勇士数百人, 教以舞剑, 技惊四座。这些高超的绝技, 对后世影响很大, 至今的武术套路中也有所见。武术作为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可追溯至原始社会, 是通过战斗逐渐积累的攻防格斗的技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在隋唐五代兴盛, 并在宋代出现了民间练武组织。由于武术寓技击于体育之中的特点, 可以通过功力与技巧上的较量, 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及攻防能力, 因而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在民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了这些源自于军事战争的健身运动, 一些非竞技的健身运动在古代民间也非常普及, 如秋千、风筝、踢毽子等等, 这些运动不仅是古代体育健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 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3]79。
孔子的养生观对后世的中医理论推演和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古代中医对健身运动颇有研究, 除了讲究药补不如食补, 中医还认为健身运动对预防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古人很早就知道模仿动物的动作可以舒筋活血, 西汉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模仿鸟兽的形态和姿势的动作。东汉名医华陀根据前人理论和经验, 模仿虎、鹿、熊、猿、鹤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了一套动静兼备、刚柔并济的五禽戏。可以活动全身, 使筋骨灵活, 血脉通畅, 并将肢体运动和呼吸调息结合起来, 调整身体的平衡, 达到“能中和者, 必久寿也”的目的。除五禽戏外, 中医还摸索创新出一套动静结合的健身气功功法八段锦, 体势动作连贯、高雅古朴、舒展优美。八段锦于12世纪形成, 在历代流传中经过不断发展与摸索, 形成了许多各具风格的流派。其中又分坐式的文八段和立式的武八段, 其原理是通过导引行气来达到防病治病的健身作用。而太极拳, 则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与武术完美结合在一起, 太极中的禹步为今天八卦步、太极圆环步的雏形。根据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思想, 讲究刚柔并济, 每个动作都圆柔连贯, 每一式都绵绵不绝, 动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现代研究表明, 太极拳可有效地锻炼人的大脑、内脏、关节肌肉三个部分的机能, 可强外固内, 疏通经络, 有相当明显的健身作用。
参考文献
[1]罗元翔, 张华.中西方体育养生思想之比较[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0 (3) .
[2]项红军.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4 (5) .
9.孔子定义的“儒商” 篇九
《论语?雍也》第六篇第二十八章: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誓,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一章的提问者是端木赐,我们现代所说的“儒商”的始祖。在这一章里,孔子确定了“儒商”的定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端木赐,字子贡,出生于公元前520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他是孔子学生中最富有的一位,与贫穷的颜回形成了两个极端。当然,端木赐的富有不是来自于父母的馈赠和遗产,是靠自己敏锐而老到的经商才能赚得的。孔门学说之所以能够传播得如此深远,在一定程度也都得益于端木赐的慷慨解囊,是他用自己的财力去支持并推广孔子学说。
孔子活着的时候,子贡非常尊重孔子。孔子死后,有学生逢迎子贡,说孔子的学问没有子贡高,并表示愿意跟着子贡学习。子贡很严肃地驳斥这些人,说,贬低孔子是无知,毁谤孔子如同毁谤日月一样不自量。孔子死后,子贡在孔子的陵墓前筑庐守墓三年,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为孔子守孝。
如何行“仁”
子贡能言善辩、口齿伶俐,有外交才能,而且深谙低买高卖的商业之道,所以有些自视清高。但他非常认同孔子的学说。所以,当他致富后,便想实现老师所说“仁”的境界。于是有了这段经典的对话。
子贡问孔子:“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广泛而无条件地救济民众,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算得上是您说的仁人了吗?”子贡在这里说的这个人,很可能是暗指自己,其含蓄的意思是问:“老师,如果我拿出钱来帮助大家,而且不要好处,那我是不是就具有了‘仁’的品德呢?”
“仁”是孔子学说的本源,是孔子所认为的君子人格的首要表现。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单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说,“仁”是一个“人”加上一个“二”,可以理解为是要处理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处理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家里有父母、夫妻、孩子之间的关系,单位里有同事、上级、下级之间的关系,社会上有同学、朋友之间的关系。所谓“做人”,就是要处理好上述种种关系。人做到位了,自然有人愿意帮助你,扶持你,提拔你,喜欢你,尊重你……
所以,“仁”的本质,就是做人。孔子把做人进行了可操作性的划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重在孝,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重在亲,夫妻的关系重在顺,兄弟之间的关系重在悌,和上级的关系重在忠,和下级的关系重在敬,等等。处理好这些关系的逻辑层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从自己做起,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修身;把自己管理好了,才可以齐家,用服众的方式,让家庭和和睦睦;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具备治国的能力,进而平天下。但是,做人的根本首先要明理,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仁”的德行,但“仁”的内涵又是极其丰富的,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所以,当颜渊、仲弓等弟子向孔子求问“仁”的时候,孔子的回答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
而子贡的这个问题,是从施与的角度求解“仁”的,话里话外有一种有钱人的高人一等的自我炫耀感,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孔子并没有打击子贡的这种显摆,反而幽了一默,说:“能做到这种地步,何止是达到了‘仁’!那一定是圣人了。我做不到!就连唐尧虞舜那样拥有绝对威望和权力的明君也做不到啊!”在不落痕迹地批评了子贡的想法之后,孔子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仁”者的标准:“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立于天地之间创一番事业,首先一定会帮助别人达到目标;要自己通达,首先要帮助别人通达。凡事能够从帮助身边的人和事做起,做到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仁的方向了。”
巧合的是,在佛教典籍《金刚经》中,释迦牟尼与其最年长的弟子须菩的对话录中也有类似问答。须菩提向释迦牟尼提问:“请问世尊,如果有人把非常非常多的最贵重的宝贝布施给大家,救济世界上所有的众生。这个人福报和善报应该很大吧?”释迦牟尼回答:“如果这个人从自己开始,多做好事和善事,多多帮助其他人,度化其他人,他所得的福报和善报要胜于单纯的捐钱捐物。”
看来,孔子和释迦牟尼虽然所处国度不同,但他们宣扬的理论是相通的,都是劝谕大家发自内心地帮助别人,而不是“作秀”式的捐钱捐物。
如何做“儒商”
近几年,中国的商界向西方淘来了一个新词汇——商业伦理。与此同时,“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被众大牌企业领导人频频挂在嘴边,好像不如此就是落伍。
子贡如果生活在今天,也应该是一位卓有见地的企业家,兴许也能进个什么百强的。相比子贡,我们今天的企业赶上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科技水平,但最大的遗憾是,缺少像孔子这样能够教他们做人做事的好老师。当子贡有了钱、成了富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包二奶、换豪车、办移民,也不是给自己的老师施舍一点钱财,让老师成为自己的应声虫,或为自己谋个红顶子或者教授头衔戴戴。子贡思考并追求的是,在自己拥有了社会财富后,如何去回报社会。
当然,老师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孔子并没有因为子贡富有而迁就于他,他以自己的师德和人品,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弟子们。我们从孔子给子贡的回复里,可以看到作为管理者应该具备的修养:如果你想做一番大事业,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你一定要建立一套企业文化和激励机制,让和你共同创业的伙伴们认同你的这个事业,让他们看到事业成功以后自己也能有所得;如果想按照自己设定的职业生涯一路顺畅地走下去,一定要帮助追随你的员工们做好他们的职业规划,并支持他们一路走下去。
作为企业家,要时刻铭记,这是你的事业,不是员工的事业。员工们没有义务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事业,你和员工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雇佣关系,员工出卖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换取一定的报酬。企业家只有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才不会牢骚满腹,不会痛斥员工没有感恩之心。实际上,不止和员工,你和供应商等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大抵也如此,就是赤裸裸的利用关系!
那么,如何让员工和周围的朋友真心地来帮助你?
孔子给了我们答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你为员工们着想,员工们才会为你着想;你替朋友考虑,朋友才会替你考虑。你努力帮助对方成功,对方才会帮助你成功,这才是共赢。对方成功了,你自然就成功了。
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像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这样,嘴里喊着“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口号,实际上却拼命地盘剥消费者的钱袋,则很难长久而“立”。也许你居于垄断地位,消费者暂时得忍着,但一旦有更好的替代者时,消费者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这个世界,没有谁比谁傻,只有谁比谁聪明!
期待着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名副其实的儒商,像子贡这样思考,按孔子说的那样执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拿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你帮助大家,大家能看到;你欺骗大家,大家也能看到。人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让我们用孟子的话来告诫自己吧——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10.孔子的诗教育 篇十
在《论语》中, 孔子有十多次谈到诗, 经常用诗来教育他的学生。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谈诗?为什么用诗来作教材呢?诗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教育功能呢?对于这个问题, 在《礼记·经学解》中孔子说的很明确:“温柔敦厚, 诗教也。”这就是说, 通过诗教, 能够改变人的思想, 陶治人的性格, 使人的性情变得温和、柔善、敦实、忠厚。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这里, 孔子明确指出诗具有四大功能。
首先是“兴”, 这是诗的激励功能。这个“兴”字, 既有“兴致”、“兴趣”之义, 又有“振兴”、“兴起”、“兴发”之义。的确, 《诗经》里的好多诗篇意境高远, 襟怀开阔, 情感纯补, 语言优美。
其次是“观”的功能, 这是诗的认识功能。孔子认为读诗可以使人更广阔地认识生活, 了解世界, 可以提高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诗经》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反映了种种自然的社会现象, 而且, 显示出诗的第三种功能。用诗可以交流感情, 沟通思想, 加强联系, 达到更好的和睦相处的目的。这也就是曾子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的意思。这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更能显示出人情的美。
诗还有“怨”的功能, 即诗具有的抒情功能, 特殊的调节功能, 这是孔子说的诗的第四种功能。孔子说, 你们可以用诗排遣苦闷, 解除烦恼, 调节身心功能。因为每个人都有难言的苦闷、烦恼, 如果压抑在内心, 无处发泄, 那只能加重心理负担, 形成更大的心理障碍, 常言道“一吐为快”,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论语·泰伯篇》中, 孔子说:“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兴”当然包括一切情感的抒发, 而一切的情感里自然包括良性和恶性的东西。正因为如此, 孔子才紧接着指出“礼”的作用。当不良情绪产生时, 要用“礼”来化解、制约, 不仅如此, 最后还要达到“乐”———快乐、康乐、极乐的人生境界。
采诗作乐的目的就在于教化, 导正人心。因此不仅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深知其作用并大力提倡, 政治家同样懂得它的教育作用和优化功能而加以重视。正因为如此, 传统的诗教精神, 在孔子之后继续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响应和帝王将相的重视, 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1.孔子眼中的美眉 篇十一
其实，孔子身边没有女徒弟，这不是出自孔子个人的主观故意，要怪只能怪那个时代的大气候、大环境。当“习惯法”像一把大锁把女性都禁锢在了家中、使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时候，孔子充其量也只能是顺其自然，也就是说，他只能够被动地给那些可以走出来的好学者以教育。既然能够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的只有男性，那么孔子身边没有女徒弟，也就不足为怪了。
孔子没有女徒弟，这并不意味着他歧视女性。事实上，孔子对于女性尤其是有才有貌、秀外慧中的女性还是极其尊敬和不吝赞美的。我们从“阿谷处女”的故事中便可窥其一斑。
有一次，孔子带领弟子前往楚国，途中到了一个名叫阿谷的地方。他们走着走着，只见有位身上挂着玉佩的妙龄女子正在河边洗衣服。孔子定睛看了片刻，发现她动作娴熟而洒脱，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孔子感觉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子，于是转过头来对弟子子贡说：“我们走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了解一下当地的民风民俗。你看那位洗衣服的女子，从她那里是不是可以了解点什么?”子贡肯定地点了点头。孔子于是取出随身携带的酒杯，交给子贡，嘱咐他：“先去看看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子贡来到女子身边，对她说：“我们从北边过来，打算前往楚国。碰上这么个大热天，内心里像是着了火一样焦躁不安。希望能向姑娘借杯水喝，好让我的内心平静下来。”女子应声答道：“河水滔滔，奔流入海，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没人阻拦，为何偏要向我讨水喝呢?”话虽然这么说，但她还是随手接过酒杯，迎着水流的来向取水，盛满之后倒掉，然后重复前面的动作，把水再一次盛满酒杯后故意溢出一些，最后小心翼翼放到身旁的沙地上，平静地说：“按照礼节，我不能把水直接递给你。”子贡谢过女子之后回到孔子身边，一五一十作了汇报。孔子回了一句：“我知道了。”
孔子接着取出一把琴，抽下了调弦用的琴轸，然后把琴交给子贡，吩咐他说“再去和那位女子交流交流。”子贡再次来到女子身边，对她说：“刚才你的一番话语令我如沐春风，甭提多么顺畅了。现在我手里有一把琴，但它没有了琴轸，因此想麻烦你帮我调调音。”女子抱歉地回答：“我一个偏僻地方的小女子，没多少见识，五音六律一窍不通，哪里会调琴呢?”子贡谢过返回，如实禀报。孔子点了点头，取出五匹细葛布交给子贡，让他想个理由送给那位女子。
子贡第三次来到女子的跟前，对她说：“我们从北往南，一路跋涉，目的地是楚国。现有五匹细葛布，不敢递到你手上，权且放到岸边，请你收下。”女子严肃中略带嗔怒地说道：“唉呀!你一个行旅之人，在这儿两次三番唠叨了半天，又拿出自己的财物扔在这野外。我一个年轻的女子，怎会接受你的东西呢?你还是带上你的东西快些赶路去吧，再不早些离开，恐怕就会有人把你当成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