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精选13篇）

1.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一

人名的时代风尚和文化意义-汉英命名比较

命名是一种文化活动,无疑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汉语和英语的`命名习惯和命名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命名都承载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变化,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时代风尚和文化意义.

作 者：高含菊 GAO Han-ju  作者单位：南京工程学院外语部,江苏,南京,211167 刊 名：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6 6(3) 分类号：G04 关键词：命名   文化   时代风尚   文化意义  

2.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二

(一) 公共场合礼仪存在的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中, 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与人见面时, 通常用握手来表示问候。另外握手还适用于向人们表示祝贺、感谢及慰问等场合。握手是中国人的基本礼仪, 因此通常也会用握手来做到对公共场合出现矛盾的化解, 从而能够起到社会和谐的作用。然而在日本文化中, 人们在公共场合见面时, 向人问候最基本的礼节是鞠躬。日本人的鞠躬, 具有一定的讲究, 首先低地位的人要主动鞠躬, 其次鞠躬的程度越深, 时间越久, 所表现出来敬意、感谢、尊敬及道歉的程度就越深。

(二) 交换名片存在的文化差异

日本人在公共场合对陌生人初次见面交换名片的环节格外重视, 若是日本人初次见面不交换名片, 则被看作是一种失敬与不友好。日本人在交换名片时, 首先需要鞠躬行礼, 然后由地位低的人先向地位高的人递交名片。而中国人在交换名片上较为随意。

(三) 登门拜访存在的文化

对于日本人来说, 登门拜访是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 因此客人在请求会面与拜访前, 一般都会在2个星期之前就开始约定。像一些文化招待类的活动, 一般都会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约定。因此在日本, 有时人们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将自己的行程计划排满。另外日本人不允许在活动开始前发出邀请函, 不然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日本人在约定成功之后, 日期等安排就不能随便的进行调整, 不然就会被认为失信于人。在进入日本人家中之前, 需要按门铃进行通告, 在进门之后, 需要主动脱去鞋帽, 并将带来的礼物给转交给主人。日本人一般不喜欢客人参观自己的房间, 因此客人不能随意的观看。日本人特别在意男人进入厨房, 即使是上厕所, 也需要经过主人的同意。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一般预约的时间并没有多大的要求, 客人在登门拜访的时候, 一般主人都会提前出来迎接, 对于许久不来的客人, 主人在招待的时候, 一般会领客人参观一下自己的房间, 以给客人一种宾主如归的感觉。

(四) 送礼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在送礼物的时候, 一般讲究好事成双的说法, 因此一般都会选择双数为单位。而日本人习惯在送礼时选择单数, 并且日本人对数字9与4比较忌讳。日本人在送礼时, 必须要在私下来进行, 很少会在公共场合及人多的地方送礼, 另外日本人送礼时忌讳绿色, 一般不会选择荷花、手帕等作为礼品。

(五) 着装文化的差异

在着装方面, 虽然中国人也注重礼仪规范, 需要在公共场合做到干净、整洁, 但是一般来说, 并没有太过严格的着装要求。而对日本人通常较为重视着装要求, 需要在不同场合穿着不同类型的服装。日本人在参加婚礼及葬礼的时候, 男性都会要求穿一身黑西装, 为了能够分别两种场合的不同, 日本人会用领带的颜色来进行区分, 一般日本人在参加葬礼时, 会选择黑色的领带, 在参加婚礼时, 一般会选择其它较为鲜艳的领带。

(六) 与陌生人交流存在的文化差异

很多中国人出门在外, 在等车、乘车的过程中, 人们都会选择与身边的陌生人来进行交流与问候, 并且这些陌生人在聊天的过程中, 并不忌讳谈论自己工作与生活方面存在的隐私问题, 因此中国人的社交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而对于日本人来说, 不论是乘车还是在一起等待的时间, 日本人几乎不会与身边陌生人问候与谈论, 因此日本人从来不会向陌生人谈论自己生活与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中日酒席文化差异的比较与研究

(一) 吸烟与饮酒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的餐桌文化中, 通常少不了烟与就, 并且主人会向客人进行劝酒劝烟。但是在日本, 是没有在餐桌放烟的习惯, 日本人在20岁之前, 吸烟是受到法律制约的。另外中国人在饮酒的时候, 一般讲究先干为敬, 这样才能够表示对人的礼貌。而在日本, 在饮酒时, 会讲究对酒香的品尝与感受口感, 日本人虽然不喜欢干杯, 但是日本人习惯给别人斟酒, 而不是自己给自己斟酒。

(二) 餐桌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在用餐的时候, 习惯很多人围在一起来吃大盘菜, 并且能够适用人员变动而带来的调配问题。但是在日本用餐的时候, 一般都会选择西餐与料理, 并在用餐前都会统计好人数的多少。日本人用餐时会为每个人都准备好盘子, 因此如果出现人数变更的情况, 就会给对方造成较多的麻烦, 因此日本人在用餐前都先要确定好人数, 在人数出现变更时, 需要提前通知。

(三) 请客文化的差异

在日本, 被请客时, 需要向主人说多谢款待, 并且需要在与主人再一次见面的时候表示感谢, 这种礼节是日本人的常识性问题。而在中国, 客人只需要向主人表示一次感谢即可, 若是客人重复表示感谢的话, 就会被主人认为想再一次接受宴请。日本人在饭店请客的时候, 服务员会将账单扣过来放在主人的面前, 以便让客人的个人隐私能够得到保护, 从而是其它客人得不到具体的账单数目。而在中国, 一般来说, 主人并不避讳在客人面前结账买单。另外日本人在餐厅用餐时, 还喜欢采取AA制的付账模式。

三、中日生活文化的差异比较与研究

(一) 饮食文化的差异

日本料理的理念是将食物原材料本身味道充分的发挥出来, 因此日本人喜欢采用生吃的食用方式。而中国人并不喜欢生食, 中国人在选取食物的时候, 会将食材经过很多种烹饪方法加工之后才能够食用。中国人利用不同的火候, 将食材的味道做到充分的提升, 从而达到更加可口的感觉。千百年以来, 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已经得到了不断的创新与发扬, 并形成了今天的八大菜系, 这一道道菜里面, 都蕴含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中国饮食文化是对火候的充分利用, 是一种火候文化, 而日本饮食是对食材的创新文化, 是一种刀工文化。因此中日饮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 大学文化的差异

对比来看, 中日大学文化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 在中国, 大学生离家都比较远, 因此学生几乎都住在校内提供的学生宿舍。但是在日本, 很少会有大学生在校内住宿。其次, 在上大学之后, 日本大学生几乎都会选择区打工, 而中国大学生打工的比例要远远低于日本。第三, 本大学生在运动活动与文化活动中花费的时间较多。

(三) 面子文化的差异

面子文化在中国的氛围很浓, 对于中国人来说, 面子是很多人最看重的东西, 觉得人生最大的侮辱便是丢面子, 当一个中国人当众被一个人说出缺点的时候, 就会认为受到较大的侮辱, 从而在内心对别人产生较大的建议。而在日本文化中, 并不会对面子的问题看得这么浓, 日本人在遭受别人批评的时候, 只会在当时会产生尴尬的情绪, 并不会计较在心, 从而产生受了侮辱的感受。

总结

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的形成, 使得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 从而造成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 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精髓, 因此在文化传承过程中, 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而做到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发扬光大。我们在对中日文化存在差异进行研究中, 不仅能够对日本做到了解, 还能够做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更好传承, 另外将两国文化差异进行比较, 还能够方面两国之间的交流, 从而做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参考文献

[1]王海.中日颜色词“黄”文化内涵之异同[J].文化视野, 2013 (05) .

[2]杨雨欣.居酒屋文化探究[J].青年文学家, 2011 (02) .

[3]李小俞.从礼物看日本文化[J].襄樊学院学报, 2009 (03) .

3.浅析中日饮食文化的比较 篇三

关键词：中日；饮食文化；特点

一

中国对日本饮食文化有重大影响。食用的稻米，饮用的茶叶，喜食是寿司、酱以及日常使用的筷子，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的确与中国有很多渊源。

然而中日两国的菜系却迥然不同，中国以深度加工五味调和的热菜为主。中餐虽有冷盘，但一般是副菜，不是主菜，而且食物大都是煮熟后再冷的，真正的生冷食物很少。

日本菜却是以清淡生冷为主。日本菜肴的特色是生冷海鲜，制作过程中尽量不加工或少加工。生吃海鲜可以保持食物中的维生素，易于消化，有利健康。鱼脂中有丰富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大脑和视网膜活动，预防動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生鱼片是日本宴请规格的标志，也是考核餐馆水准的尺度。寿司是日本人常用的主食，用不冷不热的米饭，捏成船形饭团，外包紫菜，中夹鱼贝、蔬菜和调料。在用味方面，中国菜偏咸，而日本菜清淡偏甜。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是温带大陆性气候，空气干燥，出汗较多，需要盐分补充，而日本却是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出汗几率少。

中日菜肴之所以不同，主要是与地理环境有关。中国虽然也濒临大海，但毕竟内陆面积占绝大多数，多数地区离海较远，海味不易保鲜，想吃生鲜，但条件不允许。为让更多内陆地区的人能品尝上海鲜，从海中捕获的海鲜，只好晒干。食用时用水泡发使其恢复原状，但其鲜度则大大逊色。要使其恢复鲜度，使人感到好吃，则需要放各种香料、调味品，让食物过油，使其香酥、有滋有味，并通过复杂而花时间的加工，如调和鼎鼐、煎炒烹炸等满足人们味觉和健康上的需求。这样，便产生了各种烹调技术，这也是中国菜的最大特点。

日本四面环海，由几千个岛屿组成，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有得天独厚的新鲜海产，丰饶的海产资源是日本人爱吃海鲜的地理背景。加之日本平原少，牲畜难于饲养，所以明治以前牛、羊、猪肉在日本菜中出现不多。直到二战后，由于得知猪牛肉的营养价值，才逐渐兴起吃猪、牛肉。另一方面，日本因为是岛国，资源贫乏，这一自然环境使其危机意识浓重。日本有句谚语为“油断大敌”，认为要惜油、省油，以求平安度日，加之，日本植物油产量少，有节约食用油的习惯，导致日本人尽量不用或少用油烹制佳肴，久而久之发展为以清淡新鲜为日本菜的主流。

二

中日两国饮食文化都讲色、香、味。中国人主张“君子为腹不为目”，中国菜色香味的落脚点在味。中国人介绍菜肴时，重点是“味道如何”。中国由于地大物博，南北温差大，地形多样，这样可以获得不同层次和种类的食材。加之中国历史悠久，在长期实际生活的经验中，积累了大量的烹饪方法，使中国的菜系丰富多样，美味可口。日本菜的落脚点在“色”，重“形”。日本菜重刀工轻火候，主张美食在注重保持“原味”的基础上令人赏心悦目。日本菜像插花，把菜肴摆成自然界的花朵一样，用以点缀人们的生活，吸引食客的眼球，日本餐具也尽可能地依照蔬菜瓜果形状增添美感。所以，有人评论“日本人是用眼睛吃饭的”。在食物用量上，日本不讲过度，与我国食必大方，超量供应有很大区别。分食制和岛国环境下的节俭传统是食物适量供应的背景。

中日两国在“吃”这个词上也可以看出有相当大的不同。中国的“吃”字有五种用法：一是表示饮食进口的一种行为，如吃饭；二是以“吃”字表示遭遇，如“吃败仗”；三是用“吃”字转变宾语的原义，如“吃香”；四是用“吃”表示事物的程度，如“吃不消”；五是构成俗语、成语，如“吃一堑长一智”、“吃喝玩乐”。然而，翻开日文词典，“吃”这个动词，只有两个意思，一是把饮食送入腹中的行为，二是“吃”字加上“饭”字，表示生计、生活。由此可见，从“吃”这个字可知中日两国对“吃”的观念不同。

中国人重视吃，还表现在能以假乱真，即用一般材料去设法烹饪出高档菜肴。这种弄虚作假虽然不好，但用普通材料能做出与名贵材料一样的味道，说明烹饪技术高超。你若不说是假材料而制，食用者一般品味不出来，酷似货真价实，如假燕菜、假鲍鱼羹、素烧鸡等。而在日本菜中就少见以假乱真者，也可以说日本菜讲究货真价实，一是一、二是二。因为，日本菜的一大特点就是尽量少加工，保持其原材料的味道。中国菜是以加工取胜，通过加工改变原来味道，给其以特别的、令人爱吃的味道。

三

中日两国相较，中国人比日本人更讲究饮食。大凡家中来客，或出门走亲访友，中国人总是把一起吃顿饭作为一种礼遇和交流的友善方式。主人如果连顿饭也未请吃，会使别人说三道四。甚至在中国农村，把“认识”一词理解为一起吃过饭。由此可见，饮食的重要。饮食是中国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语一般是“你吃过饭了吗？”表明关心对方，吃饭是人至关重要的事项。正因为如此，古训中才有“夫礼之初始于饮食”之说。

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变得比较重视吃，认为能吃美味佳肴是一种福气，视吃为一种享乐，为此肯在吃上下功夫。与中国相比，日本人在饮食观念方面，远远赶不上中国“先进”。日本的统治阶级在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对饮食发表过什么评论及看法。到了1970年代，日本才开始重视饮食，着手从营养、健康长寿的角度去考虑饮食，大胆提及饮食，并对某些食品的成分及营养价值进行分析与研究。

中日饮食文化是根据民族的需要而发展的，从两国的饮食文化特点，我们可悟出两个国家、民族的需求、特点、习俗等。

参考文献：

[1]（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2]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中日企业文化之比较 篇四

中日企业文化之比较

比较中国企业文化与日本企业文化,人们会发现,他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如果我国能够在实践中吸取和借鉴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那么,对我国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将具有促进作用.

作 者：金雄 JIN Xiong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学生处,吉林,延吉,133002刊 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8(1)分类号：G04关键词：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文化 中国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

5.中日独立审计准则比较研究 篇五

中文摘要：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由政府审计部门或会计职业团体制定的，用以规定审计人员应有的素质和专业资格，规范和指导审计人员职业行为，衡量和评价审计工作质量的权威性标准。按照规范对象的不同，审计准则可分为独立审计准则、政府审计准则和内部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准则的目的是为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业务建立相应的标准和服务的指南。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的迅速发展，促进审计实务的不断创新和水平的,独立审计准则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基本性质、制定机构、制定目标、基本框架、法律效力、适用范围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具体比较，在分析中日独立审计准则的前提下，按照以上五个方面对中日独立审计准则进行比较,从中找出中日独立审计准则的差距,希望能够为尽快完善中国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做出一定贡献。

关键词：中日独立审计准则；比较；建议

一、中日独立审计准则简介

1.1 中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具体概况

为了在经济发展当中有效适应注册会计师业务多元化的需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和国际趋同的具体要求和需要，国家已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体系”改进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包括鉴证业务准则、相关服务准则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鉴证业务准则由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统领，按照鉴证业务提供的保证程度和鉴证对象的不同，分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其中，审计准则是整个执业准则体系的核心。相关服务准则用以规范注册会计师代编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提供管理咨询等其他服务。在提供相关服务时，注册会计师不提供任何程度的保证。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用以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各类业务时应当遵守的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是对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提出的制度要求。

1995年12月，我国第一批独立审计准正式颁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到2002年3月止，中国先后制定了五批独立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及三个相关基本准则（即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质量控制基本准则和后续教育基本准则）、27项具体准则、10项实务公告和4个职业规范指南，累计46个项目，中国已从很大程度上，初步建立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使得审计工作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1.2日本独立审计准则

1947年10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了《审计准则的试点说明——审计准则的一般公认要点及范围》的报告，1948年9月得以正式通过。此时的一般公认审计准则共有3个部分9条标准。1954年修订时，在9条标准之后又增补了1条标准。1988年发布的《审计准则说明书》第55号和第58号又修订了其中的第5条和第8条。这10条一般公认审计准则一直沿用至今。内容包括：一般准则(3条)、外勤工作准则(3条)、报告准则(4条)。各条准则间相互联系，重要性和风险概念对所有准则的应用都有影响，特别是对外勤工作准则和报告准则，其影响更大。为了便于执行和落实一般公认审计准则，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颁布了一系列《审计准则说明书》。一般公认审计准则和《审计准则说明书》是两个重要的权威文献，要求所有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都必须遵守。一般公认审计准则除美国注册会计师须遵循外，对民间审计领域以外的其他审计以及其他国家审计准则乃至国际审计准则的建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独立审计准则是1964年日本经济安定部以美国会计师协会1947年10月版的《审计准则草案》为蓝本制定的，被称为《一般公认审计准则》，该准则几经修订，已成为日本职业会计师从事审计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审计准则、审计实施准则和审计报告准则三部分，分别对公认会计士任职能力、职业行为、基本审计程序及审计报告进行了规范。

二、中日独立审计准则的比较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中日两国同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两国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由于两国间各方面交流历史悠久，所以，两国在审计准则方面存有许多共性特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日本一般公认审计准则相比，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在更加适应了中国社会国情的基础和前提下，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并有效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既推动了中国CPA制度迈向国际社会，又着眼于解决国内审计在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实用性等多方面综合性特点，所以二者在很多层面上，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中日独立审计准则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2.1 制定结构和基本性质的比较

日本的民间审计准则是由日本大藏省所属的企业会计审议会制定和发布，属于政府部门规章的范畴，从而使日本的审计准则具有官方制定的特点。日本的企业会计审议会是大藏省下属证券局的一个机构，也是负责制定会计准则的惟一机构，其前身是企业会计制度对策调1

221王淑珍，王新利.独立审计准则之中日比较[J].经济问题，2004（8）.查会，其成员包括公认会计师、企业家、证券交易所的代表、学者和政府官员。1953年该调查会移交大藏省，改名为“企业会计基准审议会”，后又改名为“企业会计审议会”，它是一个权威性很高的机构，因此其负责制定的审计准则权威性高、约束力强。

我国独立审计准则是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的独立审计准则组负责制定的，独立审计准则组的成员由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科研院校方面的专家组成。在审计准则制定方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要依法接受财政部和审计署的监督和指导，因此我国独立审计准则较多的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同时由于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机构是财政部，从而又使其具有政府规范的性质，这无疑赋予了审计准则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强的约束力。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出，在基本性质方面，中日独立审计准则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现行的《一般公认审计准则报告书》是由大藏省下属企业会计审计会制定并公布的，所以它属于一种政府部门规章，而中国的审计准则是有注册会计师歇会拟定，财务部批准后开始实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独立审计准则具有部门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工作规范的双重性质，是权威性和自律性相结合的规章制度，有利于在行业的管理下个人工作的自我管理。

2.2制定目标的比较

日本审计准则的制定属于国家管理主导型，其审计准则的制定目标主要是在满足政府税务部门和其他财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更有效地规范审计职业行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质量；并从制度方面帮助审计事物人员有效分清责任，维护审计人员的在工作上的正当权益。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目标首先是确立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业务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从制度方面规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能力和工作，促使注册会计师恪守独立、客观、公正、公平的基本工作原则，有效发挥服务社会、服务政府、服务企业的具体作用；并按照统一的职业标准执行独立审计业务，帮助和促使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在统一的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的指导和规范下，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业务素质和职业水平，规范职业能力；此外，我国独立审计准则明确了注册会计师的职权责任，充分维护公共利益，保护投资者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和蓬勃发展，并通过建立与国际审计准则接轨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准则，使中国注册会计师按照国际通用的注册会计师职业标准执行独立审计业务，更好地促进

2.3 规范的基本框架比较

中日两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都实在美国公认审计准则影响下所产生的审计准则，深受美国公认审计准则的影响。在审计基本主责方面，都是采取三段式的原则。日本审计准则分为一般准则、实施准则和报告准则三部分。我国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包括一般准则、外勤准则

与报告准则三部分。然后，两国审计准则体系都呈现明显的层次性。日本的民间审计准则体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审计准则》；二是《审计实施准则》和《审计报告准则》，其中审计准则是关键与核心，而《审计实施准则》和《审计报告准则》则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实施要点，明确了审计人员的任务、工作范围、审计程序和对审计报告的具体要求，对审计准则作了更深层次的规范。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由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独立审计具体准则与独立审计实务报告、职业规范指南三个层次组成。其中基本准则是基础和总纲，是对CPA的资格条件和职业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制定独立审计具体准则和独立审计实务公告及职业规范指南的基本依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和独立审计实务公告分别是对CPA执行各项独立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和执行各项特殊目的、特殊行业、特殊性质审计业务的具体规范；职业规范指南则对前两个层次进行解释和补充说明，为CPA执行各项审计业务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各层次之间互相配合、相互依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基本框架。

2.4效用之间比较

日本大藏省授权企业会计审议会制定审计准则，所以审计准则实质上是由大藏省负责的，这就赋予了审计准则很强的法律效力。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通过发布“审计准则说明”来对审计准则进行解释，而是考虑到本国审计惯例还未充分建立，另外制定了《审计实施准则》和《审计报告准则》，作为对十条准则更深层次的规范，它们和《审计准则》具有同样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在审计工作中这三部分都必须严格执行。

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即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独立审计具体准则和实务报告，它是由财政部颁布实施的，从权威性上讲，属于法定要求，只要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对外出具审计报告，就必须遵照执行；而职业规范指南是依据第一、第二层次的准则制定的，是对前两个层次的解释和说明，为注册会计师执行各项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提供可操作的指导性意见，它是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实施的，突出的是可操作性，因而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注册会计师应当参照执行。

2.5适用范围的比较

日本的审计准则只适用于依据《证券交易法》进行的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公认会计士根据《商法》进行的审计业务不受该准则的制约；而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首先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业务的全过程，《独立审计准则》都能够适用，而且无论被审计单位是否以获得利润为目的，也不论其机构规模大小和法定组织形式是怎样，只要注册会计师进行的是以发表审计意见为目的的审计，都应当执行《独立审计准则》并以其为总纲。

三、启示及建议

3.1独立审计准则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监理和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它仅仅对某些内容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未能更加深入的分析国外的相关情况，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实际工作和执业时，更多地需要根据经验或者其他理论基础，进行相应的职业判断。所以，在很大情况下，许多会计师对于独立审计准则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比如说，有的注册会计师认为，如果能够对审计所产生的风险、重要性差距等问题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使会计师能够更加细化的了解问题，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的在具体的实用功能和可操作性等方面会有显著的提高。而且，这种观点不仅仅存在于我国，更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会计师行业当中，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应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把某些职业判断转为定量指标。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进行相应调查并加强量化分析工作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提高独立审计准则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变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往往采取了发行行业出版物的方法来提高独立审计准则的可操作性，比如在美国所采取的是制定审计指南，出版行业出版物等具体方法；但是在我国，由于独立审计准则是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拟订、经财政部批准发布施行，属于政府性规章制度，具有很高的法定地位。由于这个原因，其内容应当在简明扼要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可操作性审计指南等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3.2关于独立审计准则的贯彻实施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美国的安然、施乐公司和我国的银广夏公司等进行财务欺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但注册会计师未能严格执行审计准则，对出具的虚假财务报告也负有审计责任，难逃其咎。这些事件暴露出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一个大问题：独立审计准则如果不被实质性地遵循，会导致审计失败，不仅注册会计师自身要受到处罚，而且也会损害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形象。这也给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一些新课题：独立审计准则如何做到前瞻性和现实性相结合、导向性和操作性相结合、国际化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等。根据当前形势，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充分认识到实施独立审计准则的必要性，从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以确保注册会计师能够在执业过程中实质性地贯彻执行独立审计准则。

3.3 独立审计准则的国际化准则

随着各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剧，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都需要在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都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化准则，才能真正适应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的发展，五、结语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审计实务的不断创新，我们一定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深入研究、补充、修订、细化我国现有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使其尽快完善 参考文献：

6.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六

摘要：16至19世纪，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思想界关于统治秩序和统治体制变革诸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时间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对幕藩体制提出质疑，并围绕“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而同时期的中国其“政体改革”声音则较微弱，两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在体制变革路向的问题上，日本的“政体变易”思想并非简单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其实质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制的转变。而同时期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则启动较晚，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不同趋向的演进，对中日两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不同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统治体制；变革；比较研究

19世纪下半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基于对自身传统的把握及对西方挑战性质的理解，做出了各具特色的回应。在这些回应措施中，最具核心意义的应是两国政治思想精英对本国“统治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从时间上看，如果将1853年柏利来航的“黑船事件”作为西方大规模侵略日本的开端，那么统治日本长达260年的德川幕府则在此后短短的15年时间里便宣告崩溃。面对来自外部世界强大的“外压”，日本迅速地完成了“国家政治统治体制”的转换。笔者认为，这种迅捷的政体“转换意识”正是日本得以摆脱民族危机，成功地率先完成现代化的深层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这种“体制转换”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并完成的。但如果我们打开视界，将时段拉长，便会发现：早在明治维新前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日本思想界已就“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探讨，直接为19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倒幕维新的体制转换政治实践提供了思想准备。而同时期的清王朝虽然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迅速走向衰败，但因其对西人东来后世界变局缺乏足够的理解认识，故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思想界才出现了微弱的“政体改革”的声音。甲午惨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早期维新思想才转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改革运动。相比之下，两国的政治体制转换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

中日两国不仅在“统治体制”转换的时间上存在不同，而且在体制变革的路向上亦存在巨大差异。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迅捷的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其“政体变易”思想并没有直接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为目标，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将自身的生存放在第一位。“日本领导人还没有想要创建一种民主制度的任何愿望。不同于20世纪的所谓‘现代化’国家，他们并不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吸引人的思想，也不认为有必要试图创建一种民主制度。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能够对付西方军事和经济威胁的、中央集权制的日本”。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列岛上最为盛行的思想不是“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尊王攘夷论。当时日本的社会精英虽然已模糊地意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合理性，但却没有人以此为蓝本对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进行改造，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而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虽然启动较晚，但一旦发生，却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了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两国前现代和现代早期思想精英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的比较研究，进一步理解两国19世纪下半叶政治制度变革的深层逻辑，对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做出进一步的解说。

一、寻求“秩序”：17世纪中日思想界对“统治体制”的反思

17世纪上半叶，是东亚历史上王朝剧烈更迭的时代。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打败丰臣氏，掌握全国大权，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40多年后，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的统治。以王朝更迭为背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思想精英围绕着“政治统治”形式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出现了以强化政治统治秩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潮。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儒法并用”，试图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而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面对明亡的教训和清初封建君主专制极端化的倾向，开始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发起了空前激烈的抨击和总清算，成为东亚世界步入近代前夜思想界最值得关注的重大思想现象。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列岛，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之后，则在深刻反思战国时代“下克上”风气的基础上，大力推崇朱子学，试图以朱子学的“自然秩序”原理，营造新的统治秩序。

(一)明清之际中国的“统治秩序论”

在追求“秩序”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者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传统的统治经验，“儒法兼用”，试图迅速结束动荡，重建秩序。而明清之际，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思想精英，则愤于明亡，在对明代弊政及秦以来专制统治展开总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展开了其体制批判思想。

在中外政治思想史上，政治改革思想往往是与政治批判思想杂糅在一起。而且，政治批判思想往往都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先导的身份而出现。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非君思想”和“反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思潮。如果我们将这种“非君论”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体察，就会发现这种否定君主专制的极端思想往往出现于中国历史上黑暗动荡的岁月。而若从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分析观察，也会发现，儒家思想体系在为君主专制提供合理性论证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君权限制和否定的倾向。虽然这种“否定”十分隐蔽，而且是非限制性的。

与此前中国封建社会的“非君思想”相比较，明清之际勃兴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潮更为系统、彻底，其影响也更加深远，其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批判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明亡所引发的对君主专制思想的批判反思。在顾、黄、王的思想主张中，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思想最为丰富，他们从制度上探索明亡的原因。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角度出发，对明季之科举、兵制、官制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反思，提出了宰相理政，“公其是非于学校”等激进主张。其中，对明季废宰相之举尤为激烈。认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以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在黄宗羲看来，君主传子必须以宰相制度作为补救，才能保障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但明朝废置宰相，使得君主失去了制约和限制。宦官乘机取而代之，即所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

其二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对君主权力过度集中展开批判反思。这以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论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应将封建制的某些优点注

入郡县制，即如果让县令终身任职，并由其子孙继承，他就会把“百里之县”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倾力治理，由此天下便可达到大治。从表面上看，顾氏的言论似乎是在重复炒作中国古代“封建”、“郡县”之争，但实际上，他敏锐地发现君主专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此种办法难以付诸实施，但这并未消减其思想意义，它仍然构成了明清之际思想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内容。

关于上述这些“非君”思想的性质及其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政治批判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经济、政治、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的体现，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来临。本文则认为上述这些“非君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足以替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新的政治制度。他们或是将理想的政治制度托诸理想的乌托邦；或是将克服君主专制政体弊端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的身上。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视为近代社会到来的思想标志。而应注意分析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一，批判者话语系统的陈旧。比较观之，我们发现，18世纪政治批判思想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是陈旧的。仍然在“封建”与“郡县”、“君权”与“相权”、“开言路”等传统的概念体系范围内来研讨问题，没有提出新的政治构想。其二，批判者动机的“非近代性”。故就其本质属性而言，黄宗羲等人激进的政治批判思想实际上是针对明亡所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作出的一种回应，“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和自我调整”。

(二)幕藩体制下朱子学的“秩序构建”

几乎与明清之际中国围绕“统治秩序论”展开反思与争论的同时，我们在日本列岛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取得了全国的霸权地位。后又乘胜追击，于元和元年(1615)消灭了丰臣氏的残余势力，确立了德川氏的统治。德川氏深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古训的真义，试图通过讲求君臣上下等级秩序的朱子学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

从历史上看，朱子学是从镰仓时代随禅宗传至日本的。最初仅在佛教僧侣和京都公卿中传播，包含在佛教中，处于依附从属地位。后经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师徒二人的努力，朱子学实现了“脱佛入儒”的过程。德川幕府建立后，朱子学因受政治权力的青睐而被立为官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朱子学之所以能在江户时代前期异军突起，独执思想界之牛耳，与其政治思想主张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产生于两宋时期的理学，实质上是一种将君主制度的社会规范绝对化的政治控制思想。朱子学的最高范畴是理，是将本体、规律、伦理合为一体，从而把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加以绝对化，将封建伦理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林罗山作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完全继承了中国朱子学的这一“思想精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贵下贱，循此上下而可知自然之理有序。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者也。”可见，这种以“自然秩序”来说明“社会等级秩序”的思想，正是幕府维持统治所需要的。

从德川幕府的主观动机看，是想通过“朱子学”来为其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消灭战国时代日本社会上极为盛行的“下克上”的倾向。从当时的情况看，朱子学也确实起到了上述作用，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子学“大义名分”论的确立，有强化幕府统治秩序的一面，但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尊王思想，从而取消了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削弱了幕府的统治，这是德川氏大兴朱子学时所没有想到的。早在享保年间，荻生徂徕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政谈》中说：“天下的诸大名虽为将军阁下的家臣，但他们的官位均由京都的诏书和任命状下达，所以在大名当中，不能说没有心里认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君主的人。他们之所以服从幕府，主要因为暂时还畏惧幕府的权势。”对幕府衰亡颇有研究的福地源一郎也认为：“家康公奖励之文学(汉学)，成为反对家康公政略之学派”，“岂有他日不因此学而遭政体破灭之祸哉!”上所述，可知17世纪中日两国思想界围绕着“统治秩序”所进行的“批判”和“构建”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两国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发，是两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西学东渐”浪潮并无直接的内在联系。

二、单一的政治批判论与多元的体制变革论：

19世纪中叶前中日统治体制变易思想的不同发展路向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从其内容看，所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但比较观之，这两股经世思潮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笔者认为，清中叶后勃兴的经世思潮主要是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时策，其主张和对策尚不具有近代意义。而同时期日本的经世思潮则是在兰学有了一定的发展，朱子学开始崩解的背景下兴起的，这遂使此时期的政体变革论带有新时代的气息。同时，从“政体变易论”的主张和流派看，日本也远比同时期的中国丰富。

(一)清中叶“自改革论”

清朝中叶，伴随着封建统治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世实学思潮勃然而兴，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内部出现了一股“自改革”思潮，主要以龚自珍和魏源的政治批判思想为代表。

鸦片战争前夜，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龚自珍对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痼疾均展开深刻而激烈的批判。龚自珍的政治批判思想所关注的仍是一些传统话题：

其一是对封建社会衰象的批判。“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问年岁?”“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其二是力倡通过王朝“自改革”来起衰振竭，挽救王朝危机。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氏敏锐地意识到，造成世道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君主的极端专制集权。他主张将“主奴式”的君臣关系变为“主客式”的君臣关系。在他看来：“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的臣子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为人所应有的廉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君臣关系，才能廓清官场贪鄙之风，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魏源的政治改革论的核心主张则主要表现在其经世致用思想中。在他编写的《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淮北票盐志》等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经世致用论。

但从历史上看，龚、魏二人的政治批判思想却不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意识”。这主要因为：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方之间的文明落差已经非常明显，但发起“自改革思潮”的思想家们却没有觉察到一个空前剧烈变动时代的到来。其思想批判触角从未触及“中国中心论”的天下观，也没有突破华夷观念的藩篱，相反却在文章中大大地强化这种“我朝中心论”。他说：“我朝藩服，……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之国。”在他看来，无论清王朝面临着怎样的危机，但中华帝国仍然处在华尊夷卑的“天朝体系”之中。

其次，就龚自珍、魏源等同时代思想家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而言，鸦片战争爆发前，仍停留在传统

之先的封建士大夫率先突破了“坚船利炮”的认识范围，由“制洋器”转向“采西学”，在“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口号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表现在“船炮器物”，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政治制度”层面，来探寻西方强盛之本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冯桂芬。冯氏对中西现状展开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还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变革表示肯定，他用设问的笔法追问道：“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在他看来，向来被士大夫视为落后野蛮的“夷狄之国”，之所以能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决非仅仅依靠手中的“坚船利炮”，在“利炮坚船”的背后还有“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由此，冯氏开辟了从“政治制度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可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尚未提出系统的政体变易思想，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认识尚停留在传播介绍阶段，而没有进入“行”的阶段。在与明治维新大体平行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所奉行的信条仍然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他们看来，只要将西洋的火器学到手，就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思想界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想方才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转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进入了政治变革的实践阶段。

而同时期的日本在严峻的危机形势下，也开始注意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认识西洋的渠道多于中国，除了直接通过洋学翻译外，还有汉籍和出洋实地考察等渠道。不过，日本人关于西方近代国家制度还是存在很多错误认识。如弘化三年(1846)，箕作省吾在《坤宇图识补》中将西方的上院、下院看作是一种衙门。1851年箕作阮甫也把国会称作“政廷”，议员称作官员。后随着对外接触的增多，逐渐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有了一定的理解，庆应元年(1865)，奉命出使欧洲的冈田在《航西小记》中记载到：“议事堂分为二院，一日上院，一日下院。上院由宰相等重臣相聚议事。出席其议事之人为国民之代表，议事时来此堂。”这一点应该说是正确的。可见，比较观之，两国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理解都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思想界在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儒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思想家都以儒学思想中的“仁”和“公”等基本概念，来理解西方政治制度。如幕末的维新思想家横井小楠不懂英文，但却对欧美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这主要源于他对儒学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那是因为有可能用‘尧舜孔子之道’理解‘西洋器械之术’。所以，即使听说西欧社会废除封建制度，正在施行郡县制度和公议公论体制，在小楠看来，也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如果按‘尧舜孔子之道’来衡量，德川是一家之私利，把政治体制私有化，才是背离仁政的。反过来说，西洋的议会政治与‘尧舜孔子之道’倒是吻合的。因此，对小楠来说，西方的制度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那只不过是极普通的事而已”。1860年，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对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全国大统领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持公共和平”的作法表示肯定。对英国议会制度大加赞赏，“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可见，在评价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时，横井小楠所使用的仍是“仁风高扬”、“以生民为本”等儒家思想中固有的概念范畴，认为西方政治亦符合“三代治教”。在这里，儒学反倒成了日本人接受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原料。

(二)“政体变革”运动的“时间差”与不同发展路向

在中国，19世纪中叶肇始的传播介绍西洋现代国家制度的思想，并没有迅速引发出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虽然到80年代前后，随着早期维新思想的勃兴，以西洋政治制度为蓝本改革封建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变革封建政体的重要性，认为：“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之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而其政治变革的蓝本则直接取自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很显然，这种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新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但这些倡议者多为从统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成员，其身份或为驻外公使，或为幕僚、买办和一般官僚士大夫，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体系中多位居“边缘”，其思想主张的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同时，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所阐发的维新思想尚不构成完整的体系。他们的“思想”只是在书信、上书和一些著作中有所表达，其传播范围也非常有限。这直接导致这股思潮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只是到甲午战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以公车上书为标志，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才得以演化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而到20世纪初，当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在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革命风潮应运而起，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由“专制”到“共和”的转变。

而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起，面对严重的内外危机，统治阶级已经不能按着旧有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了。日本列岛上变革政治体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开始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进入了“践行”的阶段。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变革思潮有：“公武合体论”、“尊皇倒幕论”、“公议政体论”和以幕府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论”。

所谓“公武合体论”，主要是指通过“公”(天皇)和“武”(幕府将军)的合作，来建立统一国家的运动。它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是一种借助皇朝神威来保护幕府统治安定的思想。到幕末，日本面临内外危机时，一部分主张统一日本国内各派力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主张建立幕府和天皇的联合政权，这实际上是在利用天皇的权威来修补幕藩体制。如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即是典型的“公武合体论”者，他认为：“天下之政道，悉奉圣敕，继之与大小诸侯谋议，全国一致，则必无幕府一己之私政，吾意此乃国是之第一。”后来，“公武合体运动”成为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的一种极具影响的政治思潮。

所谓“公议政体论”，是在1867年前后，在幕府统治极度危机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试图借助西方民主“公议”政体制度以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土佐下级武士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主要内容包括：应设立上下议政局，万机宜决于公议；应备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为顾问，赐官爵，宜除历来有名无实之官；应与外国交际，广采众议等。这实际上是借助西方“公议”政体来克服幕藩体制的分裂性，建立统一国家政权的设想大纲。后来，成为大政奉还建议书。也为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后，明治政府所颁布的《五条誓文》提供了蓝本。

事实上，几乎在同时，幕府也意识到原有的统治方式难以维持下去了，需要作出新的政治整合，以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这从庆应三年(1867)2月法国公使列翁?罗休直接向德川庆喜条陈的对策即可看出。其对策包括“第一，消除诸侯的权力而实行中央集权。首先必须由幕府完全地掌握外交权，直辖海陆军。诸侯则不论是萨摩也好，佐贺也好，长州也好，土佐也好，一概撤废海陆军，而令其向幕

府缴纳海陆军费。诸侯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地作独立的封建君主，改为幕府的地方长官，每次各调三分之一到江户改任幕府的议政官。……中央政府的组织为海军、陆军、外国、会计、全国部内(即内务)、直截断曲(即司法)六局制，上置总裁。另一方面，此中央政权必须大大地施行殖产兴业。因而首先振兴贸易，扶植商社、开采矿山，建立工厂等”。如果将罗修的上述对策与明治维新期间所颁布的措施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与明治政府的措施一模一样。这实际上说明，当时无论是幕府，还是倒幕派，都意识到变革政体的必要性，而且所拟定的变革方案也是大体相同的，均受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当时，一些日本洋学家还是希望采取加强幕藩体制的办法来进行体制改革。1862年，福泽谕吉在赴欧途中谈及日本时局时曾对同行者说：“不管幕府如何，它要单独执政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把各路大名集在一起采取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形式，你们看怎么样?”“我希望每年净领二百包大米，去做将军的老师，而按照自己所想的向将军灌输文明开港的道理，以指导他进行一次大的变革。”可见，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兴起的政治统治体制的转换变革思潮，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点，而且还与当时的维新变革运动结合起来，讲求操作性，具有“力行”色彩。

在政治统治体制发展变革路向的问题上，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中国以西洋立宪民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为目标，日趋激进不同，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在确立政治体制转换变革原则时，各种政治变革思潮和方案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但这些方案都只是在实现统一国家这一范围内来接受欧美的制度，而没有真正理解人民民主参政等民主公议制度的真义。当时“欧美的制度当时主要是作为通过诸侯会盟来建立统一国家的手段而引进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日本思想精英深刻地意识到，与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相比，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秩序的维系。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对日本与西方社会文化结构根本不同的基础之上的：

欧洲的宪法政治自萌芽以来已逾千年，不仅人民对此已非常熟练，而且还有宗教作为其机轴，已深入人心，所以人心皆归于此。但在我国宗教其势微弱，无一能成为国家机轴。佛教曾一时隆盛，维系上下人心，但如今已倾于衰微。神道虽以祖宗遗训为祖迷，但作为宗教却无力使人心归向。……在我国可以作为机轴的，惟有皇室。因此在此宪法草案中要致力于这一点，尊重君权，尽量不使其受到束缚。……即决定此草案以君权为机轴，使其不受毁损，因而不须参照欧洲那种主权分立的精神。

由此，我们会发现，19世纪60年代在日本列岛发生的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政治精英将那些与天皇相关的制度和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用古老传统之名建构国民的同一性，实现国民国家的统一，这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质之一”。而且，日本政治精英并没有简单地模仿欧美，相反却强调公议体制的本土性，认为“设置议事院，看似模拟欧美各国之风，实非如此，我皇国采纳公论始于神代。须令之速查议事体制，上报规划方案，从而速设议事院”。

在政治统治转换的过程中，日本之所以比中国更为快捷，其原因极其复杂，大致有以下两点：其一，幕藩体制下日本“二元制”的政权结构为政体变易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土壤。这种政治批判思想与现实政治运动相结合，直接引发了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

其二，民族矛盾对政治统治体制变革的特殊制约。晚清中国实现政治体制转换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中国精英在完成“建立共和”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要完成以“驱除鞑虏”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幕末的日本“不是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把中国清末的革命运动和幕末时期的讨幕运动相比较就会发现当时日本所处的条件是多么的优越。……幕末时期的讨幕运动者们为了避免国家分裂而与幕府中的开明派联手，将军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了天皇，倘若幕府是由外来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一点恐怕根本就无法实现。……联想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说，日本是非常幸运的”。

而就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潮及运动的历史影响而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通过保守的“王政复古”形式完成的统治体制变革，日本率先完成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使其在应对西方列强“挑战”和“外压”的过程中保持了内部高度的“一体性”和“一致性”。这诚如伊藤博文所言：“对于海外的强大势力，如欲表明国民联合之抵抗力，结成强固坚实之一体，以维持国家的存在，则必须在强大之中央政府下，统一国家。然而，同时消灭拥有自治权之封建诸侯地方分权势力，当然是达到此目的之必要手段。此等思想之自然结果，终成王政复古，使天皇政权拥有一如往昔之实际权力，以此为万机之中心，成帝国联合势力之目标。如此则与王政复古之同时，天皇必与被统治者全体国民建立直接之关系。”可见，明治维新的本质在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日本要想成立具备近代国家体系的国家，必须克服三百诸侯的分立，而这项任务的完成是日本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使近代化获得成功的原因。

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异常艰难，不仅在时间上滞后，同时还面临权威失落后长时间的无序状态。1898年，当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被扼杀后，继之而起的是激进的革命运动。1912年，当中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推翻清廷，模仿欧美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时，中国社会的权威秩序已荡然无存，出现了长时间的外患频仍和武人专政局面。直到1949年，这一乱局方告结束。

当然，日本这种保守的体制变革之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1938年，胡适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写道：“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严重危险。”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也陈述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距今100年甚或更短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局限性很大的‘王政复古’的某些性质可以看做是导致日本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我们在比较分析19世纪下半叶中日体制变革思想时所不能忽略的关键问题。

7.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 几百年来,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 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化全局的标准来看待两国文化, 就不难发现, 中日文化就像两把标尺, 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不尽相同。追根溯源而言, 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可以说, 日本文化几乎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 纵观当今日本文化, 我们不禁发现, 日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文化的藩篱, 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道路。究其原因,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阐释。

二、日本文化的创新和起源

纵观历史, 我们不得不承认, 日本受中国的影响很深, 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而有人甚至将这种影响形容为“深入骨髓”。远在唐代, 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据史料记载, 日本十分推崇唐朝文化, 因而派出大量遣唐使、留学生和高僧去中国学习政治、文学和艺术, 并将所学知识带回日本, 应用于实际。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超越的, 只要是先进的东西, 他们就愿意学, 甚至想尽一切办法学。同时, 日本人更注重创新, 从而将所学的外来文化转化为自身的文化。例如, 日本高僧将中国的茶种和茶道带回日本, 茶道在日本得到了系统化的普及, 千利修将“一期一会”的精神融入茶道, 从而使其进一步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 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而是有选择性的吸纳, 并结合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进行创新, 发展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日本人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其狭小的国土和匮乏的资源,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繁荣, 他们需要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资源发掘无限的潜能。所以, 日本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在海上建城的国家, 为了扩大领土, 他们只能不断发展高科技, “围海造田”。而与日本相比, 中国的创新能力就逊色了许多。须知, 文化反应的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往往通过文化反应, 文化强大的背后必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中国要想迈入世界大国行列, 必然需要在文化创新上下大工夫。

三、日本文化的变形和发展

自明朝以来, 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倭寇入侵到甲午战争, 再到侵华战争, 日本人在中国人心中逐渐成了一个充满征服欲和占有欲的代表。那么, 是什么改变了日本民族呢?从文化角度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就是日本主导文化发生了变形, 从而导致了价值观的变迁。从幕府时代开始, 武士阶层开始执掌政权, 他们崇尚武力, 武士文化进而取代人文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导。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所注重的“忠孝”, 但“百善孝为先”不同,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忠”为核心, 又忽略了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 形成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善恶的模糊。武士道文化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其在近百年来的种种劣行。

二战之后的日本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的大举入侵, 但是, 当时正值百废待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侵略中失去自我, 相反地,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重新站了起来。日本利用文化大清洗迅速地兼容并蓄了资本主义文化, 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日本相比, 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 丰富的资源, 深厚的文化底蕴, 5000年的历史沉淀, 然而, 这一切并没有让中国人拥有如日本人般的勤奋、认真和严谨。当今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 其在科技领域的发达程度, 以及日本人工作时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的团队精神等等无不令我们汗颜。可以说, 如今的日本文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有太多与我们不同, 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地方。

四、结语

民族的崛起依赖于文化的强大, 面对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国唯有坚持文化发展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我们看到, 只有学习吸收他国文化之长, 兼容并蓄于本国文化之中, 并于此过程中坚持发展创新, 发展自己的特色, 才能使中国走上文化强国之路。

摘要：近百年来,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日本文化经历了巨大的蜕变发展过程, 从而使如今的日本文化有了很多不同于中国文化并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部分,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也是本文所要探讨之处。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文化

参考文献

8.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八

一、中日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日本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

21世纪以来，日本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UNCTAD STAT的统计数据显示（详见表1），2002～2010年间，日本的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额呈逐渐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155.88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230.52亿美元，年均增长5.4%；其中，出口额呈波动上升之势，从2002年的38.3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58.28亿美元，年均增长达7.7%，但只有2004、2005、2007、2008和2010年实现增长，且增幅较大，分别为14.5%、40.9%、37.0%、8.6%和11.6%；进口额呈现平稳增长之势，从2002年的117.54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72.25亿美元，年均增长为5.1%。从贸易差额上看，日本的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持续呈现逆差状态，2002年逆差额为79.19亿美元，到2006达到历史最高点位120.82亿美元，此后开始逐渐下降，2010年逆差额仍达113.97亿美元。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则呈高速发展之势。根据UNCTAD STAT的统计数据显示（详见表2），2002～2010年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额持续高速增长，从2002年的349.87亿美元猛增至2010年的1053.46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年均增长15.3%；其中，出口额从2002年的323.23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977.54亿美元，年均增长达15.4%，是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进口额从2002年的26.63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75.92亿美元，年均增长14.4%。从贸易差额上看，相对日本的持续逆差状态，中国则是长期顺差状态，且呈逐渐放大之势。2002年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差额为296.60亿美元，到2010年增长至901.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

二、中日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差距分析

（一）文化创意产业国家发展战略滞后

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起步较早，1995年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2001年建立了“知识产权立国”战略，2003年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2004年制定了“新产业创造战略”，2006年又制定了“新经济成长战略”。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正是基于此，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成为21世纪日本重振经济的新经济引擎，也使得日本成为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则起步较晚，200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才将文化创意产业正式列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之中，2003年设立了广东和浙江2个省以及北京、上海、重庆、沈阳、西安、深圳和丽江7个市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基地，2007年“十七大”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但直到2009年在中共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才真正给予文化创意产业以关注，国务院批复了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对象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二）文化创意产品创造性和艺术性弱

所谓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产品中蕴含着的较高的创造性和较强的文化艺术性。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完备详细的战略指导下，注重向高创造性和建立完整产业链体系方向发展。如比较成熟的动漫产业、服装时尚设计业与高技术的发展相结合，传统的旅游业向休闲产业转化等，并构建了以动漫为核心，以时尚设计、旅游休闲会展为平台的各具特色的价值链体系。而在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中，出口的产品绝大多数是简单、初级加工的产品，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文化创意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导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生产和经营，而对中端、高端环节的开发、生产和经营涉及较少，从而不能形成完整的价值链体系，也就不能产生较高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中，有近70%的出口产品来自于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有近70%的出口产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各种低创造性、低创作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占80%以上，而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产品出口不足15%，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艺术性也是比较弱的。在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中由于创造性和艺术性都不高，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很难形成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和影响力，从长期来看将导致中国逐渐退出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或者长期处于低层次的产品加工地位。

（三）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价值创造力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文化创意产品分为7个大类，分别是手工艺品（包括地毯、庆典用品、纸制工艺品、柳条工艺品、纱线工艺品、其它）、视听制品（包括电影）、设计制品（包括建筑设计、时尚设计、玻璃制品、室内装潢设计、珠宝、玩具制品）、新媒体制品（包括记录媒体、视频游戏）、音乐制品（包括印刷乐谱、唱片）、出版物（包括书籍、报刊、其它）、视觉艺术品（包括古董、绘画、摄影、雕塑、其它）。

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价值创造能力较低是中国与日本相比的一个主要差距，它体现在两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上的不同。如表3所示，在所有7个大类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中，中国有75%以上来自设计制品，其他6个大类合计比重不足25%，而设计制品产品的附加值是所有文化创意产品中相对较低的，尤其是时尚设计、室内装潢设计和玩具制品等产品的附加值都是较低的，而中国的出口恰恰集中在这些产品上。反观日本，虽然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中也以设计制品为主，但其比重刚刚超过50%，其他各类文化创意产品也都占有相当比重，特别是在高附加值的创意产品上占有一定比重，如新媒体制品（17.10%）和出版物（占12.55%）。在所有7个大类的文化创意产品进口贸易中，中国是以设计制品、新媒体制品、手工艺品和出版物为主，其中设计制品占40%，新媒体制品和出版物合占40%以上；而日本在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口贸易中则体现出了较高集中度，设计制品占70%以上。由此可见，在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中，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较低，出口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进口以高附加值、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而日本则处在较高层次上，出口以高附加值、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进口则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

三、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策

（一）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制定

近些年来，全球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迅猛，近9%的年均增长率使之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也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都认为其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引擎，不仅可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而争先发展这一新兴的产业领域。日本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先行者，在战略规划上有着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成功经验，如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的层级战略规划，首先确立国家指导战略，然后规划产业发展战略，再制定核心企业引领战略，最后制定服务平台的完善战略，使得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领先地位。中国也应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结合国情，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规划，完善政策体系，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效发展，推动其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对外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的艺术创新性

文化创意产品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表现形式必须带有创造性和文化艺术性，才能符合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吸引住消费者，随着消费者精神文化需求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创意产品也要不断加强其自身的创造性和文化艺术性。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不断提高而发展起来的，依靠着对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创新和将先进的科技成果与文化艺术相结合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各种历史遗迹，长城、颐和园、兵马俑等；如各种文物珍宝，古代字画、金银饰品、陶瓷玉器等；如各种民族风情文化，56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戏曲文化等，还有风景秀丽、雄伟壮丽的自然风景，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资源禀赋优势，需要文化创意企业和管理人才们做的就是给这些资源注入灵魂——创新，赋予它们生命力。目前，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较低，一方面应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模式，即将文化创意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相结合，按照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将现代的先进科技与传统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创新文化，并将其植入或转化到产品之中，从而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

（三）扶持文化以及文化创意产品推销

日本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依靠外交手段在海外市场强势推销其文化以及文化创意产品。战后，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其向外推销民族文化的意识也在快速膨胀，并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加以实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首相时，就推出了“文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此外，日本政府为了推动其文化创意产品走进世界市场，并形成较强竞争力，在其产业发展和海外营销上注入了大量资金。如日本文部省与经济产业省联合建立了“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并给该机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让其在海外市场上开展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活动，以及相关维权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动漫外交”战略，既通过外交手段向海外市场推广其动漫产品。近些年以来，日本的各种官方机构不断通过主持或开展各种海外文化交流活动实现其文化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的推销，如邀请或派遣学者参观访问，开展大型文化博览会等等，日本的茶文化、花文化能够世界闻名，与日本政府对文化的大力宣传不无关系，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也从中受益匪浅。鉴于此，中国政府也应借鉴日本的做法，为中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文化进行大力宣传和国际推销。一方面，应利用政府的外交手段，与主要国家（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向外宣传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全球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华人华侨优势，向外传播中华文化。当文化被国际接受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就能被国际市场接受了，那些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产品才能大量出口，才能真正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结构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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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曲如晓，韩丽丽.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11）：19-31.

[5]胡飞，葛秋颖.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12）：81-85.

[6]徐庆峰，吴国蔚.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策略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05，（12）：45-48.

9.人名中的信仰文化及其衍变探析 篇九

人名中的信仰文化及其衍变探析

人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语言符号,蕴涵着各个社会时代多方面的思想文化,包括观念、道德、情感、信仰等.其中,人名中的信仰文化表现为人名灵物信仰、人名神力信仰、及其它信仰,如动植物信仰、自然力信仰、祖灵信仰等.由于这些信仰存在一定的`衍生关系,就依次称之为人名的原生态信仰、人名的次生态信仰和人名的再生态信仰.至现在,这些信仰积淀在人名文化中并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遗留着,影响着人名文化的发展.

作 者：石裕勤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OT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6(5) 分类号：G0 关键词：人名文化   人名灵物信仰   人名神力信仰  

10.中日汉字词比较研究 篇十

关键词：中国；日本；汉字词；比较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07-02

所谓汉字，原本是中国的文字，在日本又被称为汉语词的词。现代日语使用的汉字约2000个，其中，1100多个与汉语的形相同或相近。日语虽然将汉字作为表意符号，但多用于表达抽象的概念、人类社会活动或者专业术语等，并且具有语气比较生硬、多用于正式场合或者文章中的特点。而且汉字传入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有一部分汉字在日本写法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简单地引用汉字，完全按照汉语的含义来理解日本的汉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使用汉字词，对中日两国的汉字词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地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汉字词的定义

汉字词，或称为“汉源词”是指位于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存在的、从古汉语中派生出的词汇。它可以由几个汉字组成，也可以由一个汉字组成。汉语中所有的词都是汉字词。从词源上看，汉语中的汉字词绝大多数是汉族语言的词，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非汉族语言的外来词。如葡萄、罗汉、马拉松、迪斯科等是音译外来词。在日语中，汉语词在广义上是指源自汉语的词汇，从标记上看一般使用汉字书写，而且如「消息」「縁」「美麗」等。有些汉语词如「喧嘩」「綺麗」等大多采用假名标记，日常使用频率很高，一般人已不把它们当作汉语词了。另外，像「ギョウザ（餃子）」「チャ－ハン（炒飯）」这样的词虽然也是来自近代汉语，但不视为汉语词，而视为音译外来词。日本的政府公文和报纸刊物大量使用汉字，近代开始，一部分和制汉语又向中国回流，并为现代中文所采用。

二、汉字词的分类

汉语中的汉字词，从构词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日语中的汉字词大致上与日本人所说的“汉语”相当；不过“汉语”一般指音读汉字词，而我们所说的汉字词则不论音读、训读，只要是用汉字组成的就行。在日本学界，也有人主张“汉语”不限於音读汉字词的，如柏谷嘉弘著《日本漢語の系譜》在第二章《漢語の範圍》中认为“汉语”应该包括下列六种类型的词﹕（1）汉语词﹕仁、义、天命、明月、王昭君、一进一退。（2）汉语外来词﹕袈裟、狮子。（3）和汉混种词﹕爱す，及第す，老（おい）法师、故殿（との）。（4）汉欧混种词﹕ドイツ语、フランス革命。（5）和制“汉语”﹕大根、火事、返事、出来。（6）西欧译词﹕哲学、心理、手术、原子、酸素。这种分法是从汉字词的来源分的，如果从语音类型来分，则可以大致分为音读汉字词、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

三、汉字词在日语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全部日语词汇中，汉字词的比例要占到半数以上。

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昭和三十一年的九十种杂志所作的统计调查，“汉语”在全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是47.5%，而前面说过，日本人所说的“汉语”是指音读汉字词，汉字词则还要包括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所以说，汉字词在日语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要占到50%以上。另外，国立国语研究所还对昭和四十九年以及昭和五十年的理科和社会科的高中教科书中的词汇作了统计调查，其中“汉语”所占的比例是58.77%，还不包括人名（10.22%）和地名（9.57%）。我们所讨论的汉字词也包括人名和地名，把这两项也加进去，总的比例就达到78.56%，如果再加上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总的比例就要超过80%。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汉字词在日语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汉字源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从内容形式、方法内涵上丰富了日语语言的表达，对日语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字方面，汉字的输入，不仅使日本产生了音标文字“假名”，日本人还根据汉字的特点，用“六书”造字法，造出了日本“国字”。汉字不仅是日本文字的母体，而且也是日本文字主要的构成部分；在音韵方面，汉字传到日本，其发音逐渐被纳入、整合到日语的语音体系之中，“キャ、キュ、キョ、シャ、シュ、ショ”等拗音拍的产生是由于吸收了汉语的缘故，拨音、促音、长音的产生也是受到汉语的间接影响。另外，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语言特别是词汇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在引进欧美文化的同时，伴随着新概念、新事物的产生，创造了大量由汉字语素构成的新词，这也是受到汉语的间接影响，但在语法方面最不明显，仍产生了一些接续词，诸如“すべからず”“せざるべからず”“するやも計りがたし”等语法形式，这些是受到汉语的间接影响，来自于对汉语文章的训读。

四、日语中的特殊汉字词——人名和地名

日本的人名和地名绝大多数是用汉字来写的，它们也是汉字词。日本人的姓有用一个汉字的，也有用几个汉字的。例如：森、松本、佐々木、武者小路、勘解由小路。在古代甚至还有长达七个汉字的姓，如：大身狭屯仓田部。一般说来，现代日本人的姓氏以两个汉字的为最多，其次是三个汉字，再次是一个汉字，超过四个汉字的姓极少。日本人最常见的姓就是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等。日本人的名是由一个汉字或教个汉字组成。如，「犬养」毅、「森下」洋子、「酒井田」柿右卫门。现代日本人的名也是以两个汉字的为多，四五个汉字以上的名已近非常罕见。日本人的姓氏有很多是地名，这跟中国古代很相似。古代中国人的姓氏里，有一部分是跟地名相同的，如齐、鲁、赵、魏、宋、陈等。现在，中国人的姓氏就没有跟地名相同的了；日本则不一样，许多姓氏与地名完全相同。如：奈良、横滨、神户、福冈、名古屋、神奈川等，既是地名又是姓氏。

汉字具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中国人的祖先在五六千年以前创造了汉字，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曾经对汉字作过借用或改造，但是有的随着民族的消亡而绝迹，有的则因为文字的变革而废止。汉字是适应汉语语法和语言表达规律的一种文字。在现代汉语中被定性为“语素、音节”文字，而在日本一般被定性为表词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之后，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至今已完全蜕变为标记日语的一种成熟的文字，其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日语中的汉字词虽有相当一部分在字形上与汉语相同或相近，但在文体、语义轻重、褒贬色彩、词汇搭配、文化伴随意义等方面和汉语不尽相同，在发音和书写方式上也不统一，使得虽同为汉字词，但在汉日两种语言使用中有很大差异。对于学习和研究日语的中国人来说对中日汉字词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李莉.关于日语词汇中的汉语词[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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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力生.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谈规约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11.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 篇十一

一、行政制度的含义比较

行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方面, 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行政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地域, 行政制度的发展也在随着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形式。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所以, 行政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也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行政制度。

近些年来, 中国和日本的交流不断增加, 两国在行政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上,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在行政制度的含义上,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国, 关于行政制度的含义, 我们在不同的书中, 也可以找到不同的界定。

张立荣在其《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 把行政制度界定为:“行政制度是以一定的行政思想和观念指导的, 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产生、职权、组织机构、领导体制、活动规程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政府体制内各权利主体的关系形态。”[1]浦兴祖在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 把行政制度的含义界定为:“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2]

在内涵上, 日本与中国的行政制度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作用上, 却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制度, 在国家的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通过制度规定约束个人和组织的行为,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具有良好行政制度的社会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和谐社会。而行政制度成熟度理论通过对行政制度成长历程的分析, 为完善行政制度、建立成熟的行政制度指明了道路。通过不断完善成熟的行政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实现社会的独立和功能的完善。因此, 成熟的行政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行政制度成熟理论有力地推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中日地方行政制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日两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不同的。从中国政治制度史而言, 无论是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的并世而立还是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 无不体现了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发展。实际上, 此一具体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制度性与变通性的良性互动。所谓制度性主要是指部分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逐步固定下来而成为官方正式制度。此与传统政治制度的总体发展趋势颇相吻合。而变通性侧重于表明某一模式制度化后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依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做适当修改乃至废止以适合现实需要。二者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

日本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中国的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他们都是根据不同的条件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体制。根据宪法和地方自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地方自治是指对国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区团体, 按照居民的意愿并为了对居民负责实施地方的政治和行政。国家赋予地方公共团体 (即地方政府) 以广泛的地方自治权。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能主要包括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两个方面。地方公共团体在不违反国家法令的限度内, 可制定与其事务有关的自治立法的条例。即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进行依法行政。地方公共团体依据法律全面负责该地区行政事务的实施。如依法建立自己的机构, 负责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经营公营企业, 负责地区治安维护、保障居民的安全、健康等等。为保证公共服务的正常进行, 地方公共团体还负责确保行政活动必要的收入, 适当支出, 管理财产等工作。

根据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分担体制, 可以将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完全的中央集权型, 完全的地方分权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不同类型的体制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适合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情况。日本有限的地方分权显然是经济赶超时期日本官僚主导型体制的产物。这一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资源促进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进入成熟化阶段之后, 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合理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央政府的过度经济干预不仅抑制了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 而且导致了大量的资源闲置的低效率浪费现象。

从文化内涵角度出发, 从中日两国行政制度的含义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比较看两国行政制度的差异性, 是对两国行政制度进行了解和研究的一个方面, 我们能够从两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比较中, 来推进我国行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环境中, 求得更好的发展和更快的发展, 这对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立荣.中外行政制度比[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12.中日小学英语课程的比较研究 篇十二

一、中日两国小学英语课程的比较

1、在课程理念上, 强调发展性或生存性

我国教育部于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 实验稿) 中明确指出: 小学阶段英语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对继续学习英语有兴趣。能进行日常简单的交流, 图片帮助下读懂小故事等, 在学习中乐于参与、积极合作、主动请教, 初步形成对英语的感知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乐于了解外国文化和习俗。[1]从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学生应该通过英语学习活动等产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积累必要的知识并为下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主要强调知识技能的发展。相对而言, 日本教育历来强调生存能力的培养。对应急速全球化, 培养儿童的生存能力是日本的国家战略, 也是各科的教育理念。日本文部省在2008年发布的《教育促进基本计划》中, 提到发展公民和社会成员生活的基本能力。并且阐述了实现这一方向的一些具体措施: 如发展儿童坚实的学科能力, 如基本知识和技能, 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传达公正的判断, 清晰地表明自己以及学习动力等。[2]日本文部省于2013年6月发布了《第二次教育促进基本计划》。在这次计划中, 发展社会生存能力被作为第一个教育管理的基本政策方向。日本英语教育遵循了2003年文部科学省提出的学校教育应和国家战略结合的方针, 英语教育改变了以国际理解为中心的目标, 提高儿童交际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日本英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教育理念。[3]

2、在师资上, 教师总数、来源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差异较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 我们可以看到: 到2010年, 我国小学生人数总计99407043, 同年, 小学英i语教师总计333144人。[4]师生比达到298: 1。此外, 在熊国芳和马慧萍于2013年做的调查报告中, 小学英语教师通过电大、承认考试、业余自考、夜大、函授、教师进修等方式毕业的本、专科学历教师比重较大。[5]由此我们可以直接的看出我国小学英语教师质和量都存在问题。日本小学英语教师和我国情况类似, 也存在着质的问题。日本政府对于教师培训做大很大调整,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派送计划修改现行法令, 把那些已经在国外取得教师资格而且教学经验丰富的外国人聘为“兼职讲师”, 独自进行教学。[6]2, 加强国内在职教师培训。从2003年起, 政府计划用5年时间对全国约6万名初、高中英语教师进行全员培训, 由各都道府县教委负责组织在暑假集中研修, 文部科学省将负担一半费用, 培训目标是使这些教师的英语水平达到全国统一的“实用英语 技能测试 ”准一级, 或TOEIC 730分、TOEFL550分。[7]

二、中日两国小学英语课程比较的启示

1. 课程理念从应试到生存的转变

我国新课程标准提倡素质教育, 但是从英语教学实践来看, 目前我国英语教育的应试色彩还比较浓厚。从小学英语课程理念的比较我们看以看到, 日本所提倡的课程理念是生存教育, 各项教育应该为学生生存能力的提升服务。英语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一种语言, 快速全球化过程中, 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是我们获取国外信息的主要语言载体, 同时我们信息想要输出也同样要借助英语。21世纪, 英语应该上升到生存的角度, 而不简单的是为考试而学习。在生存理念的指导下, 各级英语教育应该重视教学的实践性和真实性, 让学生学习到活的知识, 灵活地运用知识。

2. 国家、地方政府应该加快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想办好英语教育,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前提。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在建设师资队伍的成功经验。我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加大师范院校小学英语教师培养力度, 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小学英语专业老师; 2, 系统推进新任1年小学英语教师在职教育, 帮助新任职老师适应教学, 提高实践能力; 3, 推行优秀小学英语教师海外研修、考察、合作等, 开阔教师视野, 借鉴母语国家教学经验, 4, 学校可以争取与高校外语专业合作, 优秀学生或教师作为志愿者来参加英语学习活动, 5, 发达地区可以借鉴“日本教学交流计划”, 招聘英美人士前来人教。

通过分析和比较中日小学英语课程, 可以发现我国和日本小学英语差异较大, 各有特色。我国小学英语课程的改革和实施应该扬长避短, 灵活地借鉴日本有益经验, 提升我国小学英语教育质量。

摘要：考虑到全球化的缘故, 很多亚洲国家在小学阶段已经开始了英语教学。中日两国也不例外。本文将比较研究中日小学英语的培养目标, 课程理念, 课程设置, 师资等4方面, 以期能够对我国小学英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日,小学英语课程,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稿) (2011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2]Government of Japan.The Basic Pla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 .20008.7.1.

[3]Government of Japan.The Second Basic Pla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 .2013.6.14.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5]钟晨音.日本21世纪英语教育的战略构想[J].外国中小学教育, 2003 (6)

13.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 篇十三

一、学校体育思想的比较

1.日本学校体育思想

日本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化和高龄化社会的迅速发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育运动已成为人们终身保持和增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日本是最早提出终身体育思想的国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就确立了学校体育为终身体育打基础的目标,在终身体育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充分挖掘个体价值,让每个个体服务于社会,注重学生与社会的联系,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提出了以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关心、意欲、态度为核心的新的体育学力观,把培养学生终身爱好运动和自主地运用知识技能进行运动的能力和态度作为核心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考力、表现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日本的快乐体育就是在新学力观指导下实施的。经过l0年的教学实验,在新学力观指导下的学校体育取得很大的成果,具体表现为学生主动参加体育学习,对体育的关心程度明显提高,自觉参加体育运动的欲望和态度增强[1]。

2.我国学校体育思想

我国的体育教学思想中则明确体现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特别强调运动技术的掌握,体育课表现严肃有余而活泼性不足,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差,不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教学还不够灵活多样,没有反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要求,缺乏对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把握和对人自身需要发展变化的掌握,学校体育教学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而是采用“满堂灌”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个性的发展认识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没有打破传统的以传授知识技能,增强体质为主的教学体系,还有如何根据学生需要和实际进行课外的体育锻炼的指导等,这些都不符合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

3.中日两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比较分析

中日两国都很重视学校体育的根本作用,即增强学生的体质,增进学生健康,掌握一定技能。但由于社会制度以及理论来源的不同,两国在学校体育思想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研究中发现,面对学生的体力、运动能力和健康状况下降趋势,日本也对新学力观指导下的快乐体育进行了反思,在新修订的学校体育指导要领中,把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体力提高运动能力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目标,并力图在新学力观和旧学力观之中取得平衡。日本学校体育的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应引以为鉴。

二、学校体育目标的比较

1.日本学校体育目标

日本在战后对体育的认识从“身体的教育”转向了“以运动为基础的教育”,强调学生的多方面发展,在愉快从事基本运动的同时,掌握相应的技能,提高体力。在培养协作和公正态度的同时,培养注意安全、健康和善始善终的态度。日本体育保健审议会根据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书的指导思想和2l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面向新世纪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为“通过学校、家庭和社区整个过程促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体育活动,提高学生的体力和运动能力使之能精力旺盛地生活和学习。培养学生终身爱好体育,保持增进健康并自主地进行体育活动的能力和态度,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从以上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可以看出,日本的学校体育是沿着以下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在终身体育思想指导下重视培养学生终身爱好体育,并自主地进行体育活动的能力和态度;二是重视身心一体,针对学生体力和运动能力普遍下降的现实,把提高学生的体力和运动能力放到学校体育的重要位置上[2]。

2.我国学校体育目标

近20年来,随着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与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广大学校在重视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的同时,开始重视追求学校体育的长远效益,即要为学生的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依据国际上普遍遵循的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接受性的原则,根据学生不同时期生长发育特点确定相应的具体目标,颁布了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其中对体育教育目标的叙述包括增强体质、培养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具有良好心理品质、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发扬体育精神等。

3.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目标的比较分析

学校体育目标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的概念体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征。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目标都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学生身体得到良好的发展;二是培养学生锻炼身体的习惯,传授锻炼的知识、技术、技能,使其终生受益;三是发挥学校体育的教育作用。当然,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目标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对选择的重点目标及对各项目标所寄予的希望也不尽相同。如日本注意体育的娱乐价值,让学生体验运动的快乐感受;学校体育目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都在研究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目标。而我国现行的学校体育目标还应充实和完善,如加强终身体育观、快乐体育观的培养。

三、体育教学大纲的比较

1.日本体育教学大纲

战后,日本体育从身体的教育转向以运动为基础的教育,其体育课程改革的目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78年,公布了高中教学大纲,学校体育进入了生涯体育时期。从1984年日本政府提出关于“适应社会变化,文化发展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本政策以来,日本的教改紧锣密鼓,力度很大。1985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教育改革审议会,这次审议会通过了基本方案,强调日本的教育要重视学生创造力、思维力、表现力的培养。次年4月召开了“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审议会”,1987年4月又召开了第三次审议会。第二、三次审议会通过的教改方案,以第一次方案为基础并增加了“终身教育”、“国际化教育”、“个性教育”等内容。强调日本教育要培养有个性、有丰富创造力、发达思维力、良好表现力的能适应变化的国际化人才。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日本的体育课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创造力、思维力和表现力等[3]。日本的大、中、小学的体育大纲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增进健康,提高体力,增强体质,培养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的态度和能力,过健康的生活。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精选基本内容,从小学就要掌握正确的运动方法,培养各种运动的基本能力。同时要使学生主动学好对于自身健康生活所需要的知识。

2.我国体育教学大纲

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在指导思想上,由重视国家和社会对学生的要求,逐步转变到重视学生的个体需要,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体育教学大纲的转变,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体育与国际的接轨,也反映出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以及对学校和教师教学自主权的认可。为了适应学生心理、生理特点和实现体育教学任务的需要,教材内容更加全面了,并加大了选用教材的比例。

3.中日两国体育教学大纲的比较分析

体育教学大纲是进行教学活动的依据,中日两国都非常重视制定完善的体育教学大纲,

以寻求统一性和灵活性的有机平衡,但价值取向有所不同。这种价值取向的不同与两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两国大纲教材内容在具有一定“统一性”的同时,都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弹性”。日本表现为小学教材“统一性”,中学教材则加大了“选择性”,实行的是选择性为基础的教学内容。我国在2000年新大纲教材的“弹性”和“选择性”方面,其必修内容初中阶段占50%、高中阶段占40%,选修内容初中阶段占50%、高中阶段占60%。两国在教材选择性和弹性上的差别,主要源于教学指导思想的不同,同时也受体育教学实际状况是否平衡等因素的影响[4]。

四、体育教学内容的比较

1.日本体育教学内容

日本现代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是以“生涯体育、集团学习”为主的。体育课的任务不仅要增强学生体力,更要全面影响学生身心,使学生掌握锻炼方法,提高对体育的兴趣。由于新修订的体育学习指导要领将每学年105学时体育课(每周3学时)削减为90学时(每周2.6学时),体育教学内容也相应进行精选。精选的原则是重视基础、基本的学习内容,削减重复的教学内容[5]。

2.我国体育教学内容

我国小学低年级体育课都是男女合班上课,到高年级和中学时大部分按性别分班,体育课的训练形式基本上有集中练习和分散练习,重视组织工作。教学中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主要靠传授掌握。三基”为主,重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教师设计、控制整个教学过程,使学生获得较全面系统的知识技能,在学习中少走弯路。但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个性的发展不利。

3.中日两国体育教学内容的比较分析

两国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同程度反映了终身体育目标的要求,不同程度关注学生终身体育能力、态度和习惯的养成。体育教学内容日渐融入大量的具有终身体育性质的项目。在教学中融入了体现民族传统性和本国重点项目的内容来讲授,如日本的柔道、剑道、空手道;中国的武术、太极拳等。这种方法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本国的传统体育项目,体现民族特点,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研究还发现,为了使学生充分认识体育锻炼对增进健康的重要性,中日两国还都相当重视体育与健康知识的教学,以提高学生对体育与健康的理性认识,形成积极的体育态度[6]。

五、课外体育活动的比较

1.日本课外体育活动

课外活动是体育课教学内容的补充和延伸,日本中、小学校提出每天让学生活动100分钟,其中包括体育课、课外俱乐部的训练、运动队的活动、课前活动、课间活动及假期活动等,以便使学生得到充分的户外活动,增强体质。日本的课外体育活动多以俱乐都的形式开展,学生凭兴趣选择自己喜爱的项目,参加该项目的课外俱乐部活动。课外体育活动由体育教师和有体育专长或爱好体育的其他科目教师担任指导,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参加活动的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50%左右[7]。由于课外活动是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愿参加,自主管理,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我国课外体育活动

我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校每个学生每天应有1小时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因此每周除上两节体育课外,还要求学生做早操、课间操。课外活动以班(组)为单位,还有些学校布置家庭体育作业。部分学校根据自身条件组织体育代表队,在课余时间训练。

3.中日两国课外体育活动的比较分析

中日两国都在中、小学校规定了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对大学没有作硬性规定。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日本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得较好,活动形式较丰富,学生积极性较高。而我国除少数大、中城市基本达到教育部要求外,大部分中、小学校还离要求相差甚远。

六、体育教学评价的比较

1.日本体育教学评价

日本在体育教学评价内容体系中,采用“4方面”、“3等级”标准评价体系。4个方面包括:关心、意欲、态度;思考、判断;技能、表现;知识、理解。3等级标准为:充分满足、大致满足和经过努力可以满足。在评价方法上,采用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以及进步度评价和达成度评价等。

2.我国体育教学评价

我国长期以来都把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和技术作为体育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而忽略了体育意识、体育态度、合作精神等情感和社会性发展这类非体力因素的评价。教学评价通常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学生基本上不参与评价的过程。这样,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缺少主体性的认识,对自己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与所取得的进步缺乏了解,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终身体育习惯与能力的培养。

3.中日两国体育教学评价的比较分析

国际体育教学评价正在由单一性的终结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并强调过程性评价。日本体育教学评价内容趋于多元化,方法也更加多样。我国体育教学评价应考虑个体差异,突出学生努力程度、进步幅度等因素,以个人的进步度来评价学生的体育学习应成为体育教学评价的重点[8]。为了使体育学习评价更加全面,还应把体现情感学习目标的有关内容纳入体育学习评价之中,改变以往体育学习评价内容单一,忽略情感学习目标的现象。总之,体育学习评价方法的改革应重视学生参与到评价的过程中,使教师评价、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肖焕禹,蒙彩娥.新世纪中日两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方向.体育科研,2001(2):10～11.

[2] 久保健.からだ育てと运动文化.大修馆书店.1997(5):12～20.

[3] 日本保健体育审议会报告.1998:15～30.

[4] 张勇.中外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争大纲的比较与分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3):385～386.

[5] 王健.中、澳初中体育课程方案比较.体育与科学,1999(4):42～45.1995(5):12～25.

[6] 久保健,肖焕禹,20世纪における中国の学校体育の步みと课题.宫城教育大学保健体育论集.

[7] 于勇.日中两国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3):124～125.

[8] 王子朴.中俄学校体育课程管理比较研究.体育科学,2002(5):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