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曲论文（共8篇）
1.中国古代戏曲论文 篇一
1． 中国戏曲和西方戏曲有何异同？
中国戏曲艺术，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戏剧的共同特征，又因其独特的表现手段和独有的审美特征，从而有别于其他戏剧形式。尤其是戏曲艺术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满着一种“似与不似”的写意性，将表现审美意境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属于一种表现性综合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在世界戏剧艺术中独树一帜。中国戏曲蕴涵有特别的古老东方文化意味。戏曲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有的戏剧形式。它是以唱、念、做、打为中心的综合演唱戏剧形式。“唱”指歌唱，戏曲唱腔一般有固定的曲牌以及板式，象京剧中的导板、慢板、快板等。“念”指说白，说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十分动人。“做”指表演，讲求身段、工架，象整冠、理髯、趟马等都有固定的程式。“打”指武打，有各种套路。总之，中国戏曲文武相杂，有说有唱，载歌载舞，和西方戏剧形成根本区别。
一、表现形态上不同。相对而言，西方戏剧在表演元素上比较单纯，而东方戏剧在表演元素上呈现多元化。因为戏剧艺术最早的形态是歌舞结合，戏剧原本是从祭祀性的舞蹈中产生出来的，但西方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已不再拥有歌舞结合的形态：或者是依靠台词的“话剧”；或者是只歌不舞的“歌剧”；还有专舞不歌的“芭蕾”。歌舞分家成为西方戏剧的某种特征。相比起来，东方戏剧则保留着古老的歌舞结合的传统。东方戏剧的典型代表类型——中国戏曲的各剧种，几乎无一例外包含有唱、念、做、打各要素。如果看过京剧《打渔杀家》、评剧 《花为媒》等剧目，闭上眼睛回味一下，就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特征。其实，从“戏曲”这一名称也可以看出，“戏”指舞蹈与动作，“曲”指歌唱部分。“载歌载舞”成为中国戏剧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同属东方的日本歌舞伎、印度梵剧等也是如此。
二、对于现实的审美把握不同。东方戏剧侧重“写意”，西方戏剧侧重“写实”。“写实”是指在舞台上从表演到布景，都要使看戏的人感觉到如同生活的真实形态，象《雷雨》等经典话剧的布景与音响都逼近生活形态。“写意”是东方文化的特征，它不追求形式的逼真性，而重在表现意境，这是戏曲的绝妙之处，在戏曲舞台上，拿一根马鞭舞动就意味着骑马奔驰；而跑一个圈就算走过了十里八里甚至千里万里；四个龙套就代表千军万马等。似乎有点像人们幼小时骑着竹竿就仿佛在高头大马上一样，是极富想象力的创造。这种不求生活再现，而用高度提炼、夸张、美化来达到神似的方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扩展了表现生活的领域，把观众带到五光十色的生活联想之中，让人获得高度的艺术享受。另外一个独特性是戏曲的程式性。所谓程式是指规程法式，就是无论唱、念、做、打都有程式。如何起身、怎样走路，对打有套路，甩袖子有讲究，而旦角的哭、小生的笑、花脸的怒打“哇呀呀”、丑角的念白等待都有讲究。演员正是在程式的规则中发挥各自的功底和才能。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粤剧、川剧、秦腔、评剧、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湘剧、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
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征，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1、以歌舞演故事
一般来说，古代各个民族在前艺术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各种艺术因素的萌芽是综合在一起的。到艺术阶段，欧洲各艺术种类趋于逐渐分化。譬如在古希腊时代的欧洲戏剧是有歌有舞的，后来经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改革，歌（舞）队渐渐失去作用，成为以对话、动作为手段的单纯戏剧。这种戏剧由诗的对话，演变为现在的完全模仿生活语言的对话，由诗剧转化为话剧。而歌、舞分化出去，以歌剧、舞剧的形式在整个戏剧领域各占一席之地。
中国戏曲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始终趋于综合，趋于歌、舞、剧三者的综合。从秦（前221－前206）汉（前206－220）俳优作为中国戏曲早期渊源起，中间经历汉代百戏，唐代（618－907）参军戏，直至宋代（960－1279）南戏、元代（1279－1368）杂剧，这是一门艺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把五光十色的人间生活都铺展于小小的舞台，也为了使平素过着单调枯燥日子的百姓能在观剧时感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精神刺激，它不断地吸收其它姐妹艺术，如诗歌、音乐、舞蹈、绘图、说唱、杂技、武术等诸多营养，逐渐成为一种包容广泛，花样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综合性艺术。换句话说，中国戏曲是在文学（民间说唱）、音乐、舞蹈各种艺术成份都充分发展、且又相互兼容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以对话、动作为表现特征的戏剧样式。
2、远离生活之法
中国戏曲的对话是音乐性的、动作是舞蹈性的，而歌和舞的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外在形式要远离生活、变异生活，使之具有节奏、韵律、整饬、和谐之美。中国戏曲艺术比一般的歌舞还要远离、变异生活。表演者的化妆服饰，动作语言颇有“矫情镇物，装腔作势”之感，而这样做是为了把普通的语言，日常的动作，平淡的感情强化、美化、艺术化。为此，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长期揣摩说白、咏歌、舞蹈（身段）、武打的表现技巧和功能，呕心沥血，乐此不疲。久而久之，他们创造、总结、积累了一系列具有夸饰性、表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动作。任何一个演员走上中国戏曲舞台，他要表演“笑”的话，就必须按照极具夸张、表现性和且又被规范固定了的“笑”的程序动作去做“笑”的表演。即使在今天，也仍如此。远离生活形态的戏曲，依旧是以生活为艺术源泉的。由于中国戏剧家对生活既勤于观察，又精于提炼，因此能精确又微妙地刻划出人物的外形和神韵，做到神形兼备。
脸谱、蟒袍、帽翅、翎子、水袖、长胡子，厚底靴、兰花手以及奇奇怪怪的兵器、道具，也无不是凝固为程式的东西。它们都以动人的装饰美、色彩美、造型美、韵律美，有效地增强了演出的艺术吸引力，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为什么中国戏曲艺术连一颦一笑都要远离自然形态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这门艺术的大众娱乐性、商业性和戏班（剧团）物质经济条件的薄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在古代中国，戏曲演出常在广场、寺庙、草台或院坝，而在乡镇农村，又多是剧场与市场的合一。成千上万的观众聚拢，如潮的人声夹着摊肆的嘈杂。处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下，艺人们为了不让戏剧淹没在喧嚣之中，不得不苦心孤诣地寻求突出自己存在和影响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个顽强地表现自我、扩张自我的出发点，使他们摸索以远离生活之法来表现生活的艺术规则：高亢悠扬的唱腔配以敲击有力的锣鼓，镶金绣银的戏衣衬着勾红抹绿的脸谱，火爆激烈的武打，如浪花翻滚的长髯„„。这一法则的实践结果，已不止是造成赏心悦目，勾魂摄魄的审美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舞蹈表演的程式规范化，音乐节奏的板式韵律化，舞台美术、人物化妆造型的图案装饰化，连同剧本文学的诗词格律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戏曲和谐严谨、气韵生动、富于高度美感的文化品格。
3、超脱的时空形态
既然承认戏就是戏，那么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逢场做戏”，十分鲜明地标举戏剧的假定性。而这与西方戏剧一贯采用的幻觉性舞台艺术处理原则，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
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这就是西方戏剧舞台的时空观，其理论依据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它的支撑点是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
在中国，戏剧家不依靠舞台技术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不问舞台空间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节时间和演出时间的大体一致。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基本不用布景装置的舞台。舞台环境的确立，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依归。即有人物的活动，才有一定的环境；没有人物的活动，舞台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形态，也不是相对固定。它极超脱、流动，或者说是很“弹性”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长与短，完全由内容的需要来决定。
中国戏曲这种极其超脱灵动的时空形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实很简单，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出舞台上所需的一切。剧本中提示的空间和时间，是随着演员的表演所创造的特定戏剧情景而产生，并取得观众的认可。
中国戏曲的超然时空形态，除了靠虚拟性的表现方法之外，还与连续性的上下场结构形式相关。演员由上场门出，从下场门下，这上下与出入，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西方戏剧以景分幕的舞台体制。演员的一个上、下场，角色在舞台上的进进出出，实现着戏剧环境的转换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比如在京剧《杨门女将》里，紧锣密鼓中，扎靠持枪的穆桂英从上场门英气勃发而来，舞台就是校兵场，她这时已是在校场操练兵马，然后再从下场门回到营房。中国戏曲这种上下场形式，结合着演员的唱念做打等技术手段，配以音乐伴奏，有效地表现舞台时间、空间的更替和气氛的变化，使舞台呈现出一幅流动着的画卷。在一场戏里，通过人物的活动，也可以从一个环境迅速而轻松地转入另一个环境。只要人物摇摇马鞭，说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中国观众立即就会明白他走了千里路途，从一个地方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4、虚拟手法
中国戏剧超然灵活的时空形态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的。那么，这种创造又是由何而来呢？我们说，是由于中国戏曲艺术有着一整套虚拟性的表现方法。这是最核心的成因。
一个戏曲演员在没有任何布景、道具的情况下，凭借着他（她）描摹客观景物形象的细致动作，能使观众了解他（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如淮剧《太阳花》燕坪报警一折里，运用鹞子翻身程式，使观众了解燕坪为报警的心中紧迫感，以及翻越崇山峻岭的内容，还能使观众了解他（她）真的在干些什么？再如淮剧《柜中缘》中的玉莲在缕线、挽绊、穿针、引线、刺绣，都能通过微妙的虚拟式，让观众一目了然知道她在想什么做什么。
——所以，这种表演的虚拟性，不单单是用自己的动作虚拟某种客观物象，而且还要借这种状物绘景，来表现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方法又起着把写景写情融为一体的积极作用。
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给剧作家和演员以极大的艺术表现自由，拓宽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在有限舞台上演员运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观众带入江流险峰，军营山寨，行舟坐轿，登楼探海等多种多样的生活联想中去，在观众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艺术创造的任务。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无所有的舞台上，中国戏曲得以再现五彩缤纷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的原因了。
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手法的确使一座死板的舞台变得来去自由，但这种自由决非不受任何制约，它还是有所制约。这就是要受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因此，舞台的虚拟性必须和表演的真实感结合起来才行。比如：在“趟马”（即一套骑马的虚拟动作）中“马”是虚的，但马鞭是实的。演员扬鞭、打马的动作必须准确且严谨，符合着生活的客观逻辑（如《蓝齐格格》中的趟马）。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极其追求摹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尤其是出色的演员在表演中往往能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流畅自然，让富于生活经验的观众，一看便懂。
西明代末年后，训练男童成为旦角的过程，一直是中国戏曲的大宗。男旦需要从很小就开始训练。相对于自然成长的生理过程，男旦的训练非常艰苦，风险也很高。青春期前，童音清亮，能扮演精致的女性唱腔，以假乱真。一旦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声腔、喉带开始变厚变宽，发音共鸣腔部位下降，这时的很多旦角“倒嗓子”没有调理好，逐渐不能控制发声部位，声音变得浑厚，就只能沦为次要角色，之前的训练化为乌有。
西方也有类似传统。18世纪以来，西方训练歌剧女高音时，也常在男童中寻找资质可造就的演唱者。但一旦他们到了十三四岁，师傅们要发愁了，训练了几年，眼看着声音越来越难听，如何继续扮演女生呢？他们就把这些男童阉割了，这样一来，声音因为生理上的变化，就维持在原来声腔窄而薄的偏近于女性发声的声音，这是西方音乐史上的惨烈事实。相形之下，中国的男旦如梅兰芳、程砚秋最后都子孙满堂。但是，对这些童伶来说，面临的事业上的考验一样艰难。
这些美声“阉伶”是无性的、第三性的话，中国的男旦却是正常男人，在表演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必须不断游移在两种性别之间，舞台上是风华绝代的杨贵妃，实际生活中却是七尺昂扬的须眉汉子。如何悠游在男性与女性、社会与伦理的界限之间？这里产生的矛盾性，是鲁迅关怀的焦点。
2． 中国戏曲的民族性体现在何处？
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
如果问“乐”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音乐。而实际上，中华古“乐”是包括音乐、舞蹈、杂技等在内的中国古代各类表演技艺的总称。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乐志”，“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而关于中国“乐”文化的理论研究目前却不多见。本书试图通过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的方法，就“乐”与中国古典戏剧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定义中国古典戏剧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方戏剧观念。中国古典戏剧是众“乐”汇集的结果，其本身也是一种“乐”，它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乐”文化的高级形态。“乐”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文化根源。
3． 关于中国戏曲起源的几种说话中你比较赞同哪一说？
1、王国维说：“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曲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2]他确立了戏曲的四大要素：歌、舞、演（即代言体）、故事。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王国维的观点是：“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3]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起源的时间在北齐，而举当时的《兰陵王入阵曲》和《踏摇娘》为代表：“《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为此舞以效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教坊记》云：《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时人弄之„„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
2、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也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吴梅说：“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大率假仙佛里巷任侠男女之词，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气„„今日流传之古剧，其最古者出于金元之间，而其结构，合唐代之参军、代面、宋之官剧、大曲而成„„若合诸曲以成全书，备记一人之始末，则诸宫调词，实为元明以来杂剧传奇之鼻祖”[5]因此吴梅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金元之间的诸宫调词，而谈到具体作品时，他说：“此本为海阳黄嘉惠刻，定为《董西厢》余谓此书体格固属诸宫调，实为北曲之开山”[6]因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即吴梅所认定的中国戏曲的起源之作。
3、“在20世纪的中国戏曲史家中，周贻白是用心最勤的一位”[7]周贻白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中说：“乐曲，是随歌唱而来。既有歌曲，当然有乐曲。此时的制作，则多属诗歌或典章之类的东西。虽然一样地入乐，其形固无特异之处，而且不叙故事，离开戏剧是很遥远的”[8]乐曲和歌舞虽然在上古祭祀和典章等制度形式中早已结合，但都未与故事性相结合，即“不叙故事”，周贻白特别看重戏曲中的“故事”因素，他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戏曲的起源。
4、许地山是公认的戏曲起源“外国输入说”的首倡者。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戏曲即隋唐之时由印度传入的梵剧。他从南戏、传奇的各个形式内容方面与印度梵剧相比较，从而得出中国戏曲起源的“外来说”。
5、俞为民的《宋元南戏考论续编》认为“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第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9]而《永乐大典》中所收录的《张协状元》是现存南戏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并考证《张协状元》产生的年代在北宋末年，因此他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北宋末年的，《张协状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戏曲作品。
6、另外，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有人持“求偶说”，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中阐明了此观点，而常任侠等人则接受了西方学者的“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戏剧的起源，与武舞关系甚大，是带着战斗的意义与生俱来的。照戏剧两个字的原形上，便可推测出武舞拟兽舞的形式„„角力与战斗，是戏剧起源的原始形式。”[10]许金榜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中还提到了中国戏曲起源的不同观点：“明人胡应麟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春秋时代的俳优，所谓“优孟衣冠”（《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优孟扮为孙叔敖与楚王问答）是中国戏曲的开端”“清代的纳兰性德则认为中国戏曲滥觞于梁代的宫廷歌舞，其《渌水亭杂识记》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一书则认为中国戏曲系模仿傀儡戏而来。”[11]
二、评析中国戏曲起源诸说形成的原因
（一）“中国戏曲起源”问题本身思考
1、“中国戏曲起源”这个问题本身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戏曲”“起源”，而可能产生分歧的就只有“戏曲”和“起源”两部分。所以上述中国戏曲起源诸说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围绕“戏曲”“起源”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不同观点。
2、关于戏曲的概念，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也是当今戏曲学界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观点，即戏曲包括歌、舞、演、故事四个部分。然而在对戏曲这四个要素的理解上又产生了分歧。对于歌、舞、演的理解大同小异，而对于“故事”的理解却又各自的观点：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说：“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故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可见，在对“故事”的理解上，王国维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表述是又偏差的，由“顾其事至简”我们可知王国维的本意是“故事”当是具有完整故事情节且达到一定长度的。周贻白把《东海黄公》看做中国戏曲的起源之作，他对故事性的理解应当是歌舞戏中具有了故事情节和故事性成分，歌舞和故事已经实现了有机结合。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中国戏曲起源的论述是曲本位的，而把“演”和“故事”置于次要地位，他所认定的中国戏曲的起源之作《董西厢》其实并非代言体，而仍然是叙事体，对于其“故事”完整性，吴梅的理解应当是比周贻白更进一步但仍不及王国维。
3、对于“起源”的理解，其实““起源”问题是一个具有科学性质的问题，但是，历史的悠远使得历史时间上的最早源头无法找到”“艺术起源问题成了一个解释学哲学的问题。B·克罗齐说：起源往往指艺术事实的本质或性格”[12]由此我们不难把到目前为止的戏曲起源研究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把戏曲起源问题分解为戏曲各个要素的起源问题来研究，另一派是按克罗齐所说的把戏曲起源问题看作戏曲的本质的起源来研究，即把戏曲看做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探讨其本质特征所产生的时间。
（二）“戏曲起源”与“戏曲成熟”
之所以产生中国戏曲起源诸说，还由于学者们在“戏曲起源”和“戏曲成熟”问题上的分歧。关于“戏曲起源”，前面已经提及，纵观中国戏曲起源的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学者其实并未对“戏曲起源”和“戏曲成熟”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立足于成熟的中国戏曲——元杂剧向前追溯中国戏曲起源的。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为社会关注和认可，并作为一种传统而接受之时，才是它进入文化史视野的开端，我们才能够进而考察这种文化史所认可的艺术形式的源自„„所谓进入文化史视野，还包涵着这样一层意义：戏曲作为文化史意义上的戏曲而形成，也就是戏曲从众多的民间伎艺中脱颖而出的时刻”[14]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国维的此种学术研究虽然比较严谨、科学，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有严格考证，但是这必然难以区分“起源”与“成熟”。因为中国戏曲是孕育于百戏之中的他在《宋元戏曲史·馀论》中说：“由此书所研究者观之，知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于是我国始既有纯粹之戏曲，然其与百戏及滑稽戏之关系，亦非全绝”[15]所以完全有可能在历史上某一时间段内，中国戏曲的各个要素都已具备，即戏曲已经“起源”，但由于它并未“进入文化史视野”即未与百戏、滑稽戏相分离，所以很难追溯。
（三）文献资料及考古对戏曲研究的限制 由于是追溯“起源”，所以我们在现有基础上大胆猜想的同时必须以文献资料或相关的实物资料为根本依据，因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地下实物的发掘对戏曲研究者的研究也会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戏曲”“真戏剧”时，王国维说：“然宋金演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16]王国维的“而其本则无一存”被1920年叶恭绰在伦敦购得的中国外流文献《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所推翻，而死于1927年的王国维却未能见到《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这三种戏文，实为戏曲研究史之一大憾事，否则作于北宋末年的《张协状元》必将先生的戏曲史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作为孕育于百戏环境之中不登大雅的通俗艺术形式，戏曲在元明以前的正史中未能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再民间的传播又很难以文本的形式流传后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们研究古代戏曲的难度。
三、中国戏曲起源之我见 关于“起源”，我觉得有的学者的表述较为科学：“最早体现事物的根本特征的雏形”。[18]因此歌舞说、巫觋说、俳优说等戏曲起源的说法都有其片面性，都只是就戏曲的某一个或几个要素探索起源并以此作为中国戏曲起源。其实歌舞、巫觋不仅是戏曲要素的起源，“中国古典文艺基本上都起源于原始的歌或舞或歌舞”[19]《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说“戏剧的本质不在于演故事，而在于虚拟真实”[20]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就可以排除“演故事”这一因素。因为“虚拟真实”是从抽象概念方面来探讨戏曲的本质，而这种抽象的本质恰恰必须通过“演故事”来表现。鉴于戏曲艺术起源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我们在追溯戏曲起源时，必须是综合性论证，多角度探索，必须把“戏曲”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从完整性意义上来看。“合歌舞以演一故事者，始于北齐”，那么中国戏曲起源于北齐，《兰陵王入阵曲》和《踏摇娘》当为戏曲起源的代表性作品。当然，许地山等人的“外国输入说”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从起源的意义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戏曲、元曲出自异域；但是从直接渊源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戏曲、元曲的艺术体制的形成受到异域文化的重要影响”[21]虽然他没有从综合性角度考证中国戏曲的起源，但毕竟是从中外戏剧影响关系的角度解释中国戏曲起源的一种尝试。
总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确立了现代戏曲研究的史述范式，他所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也成为后世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中国戏曲起源”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与哲学性这两重性质，使得至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但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分歧，所以我们相信，学者们在中国戏曲起源问题上的研究必将全面推进中国现代戏曲学走向未来。
4． 戏剧和戏曲的区别何在？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表演形式,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比较流行的有：越剧、京剧、昆曲、豫剧、湘剧、粤剧„„而戏剧包括：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等舞台艺术，范围其实比戏曲大一些，而且具有较多的现代艺术气息。广义上讲戏剧包括话剧、中国戏曲、歌剧、舞剧。话剧在欧美各国通常就被称为戏剧。戏剧与戏曲在表现与再现、时空建构、表演方式、戏剧结构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戏曲重写意，戏剧重写形；（虚拟性与写实性）戏曲抒情性程式化表演与戏剧表演的表演理论、体验理论；戏曲丰富的表现手段与戏剧的时空限制、戏剧性冲突、戏剧动作。
具体讲：（1）话剧注重再现生活，舞台大多是写实和具象的，包括布景、化妆、灯光、效果、道具等都力求真实，创造出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的舞台气氛，在舞台上形象地展现出社会生活环境；戏曲则注重表现生活，戏曲的舞台美术基本上是写意和抽象的，戏曲的布景和道具都很简单，全凭演员的虚拟表演来表现，演员手中的一根马鞭，可以让观众想象到剧中人物正扬鞭策马，疾飞如奔，演员手中的一只船桨，仿佛使观众看到了大江中一叶扁舟正破浪前行。
（2）话剧注重写实，戏曲注重写意。话剧艺术是一种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舞台表演艺术，演员对于角色必须有深切的体验，不管是本色表演还是性格化表演，话剧演员都必须从客观现实生活中找到创造角色的依据、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戏曲艺术作为一种表现性艺术，它是将生活中的动作加以变形和夸张，形成戏曲表演艺术特有的唱、念、做、打的程式和手、眼、身、步的身段来表现。
（3）话剧的戏剧性冲突在特定的场景中表现，而且是用对话来表现行动，戏曲则要凭借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表现自己的感情和内心世界。戏剧动作带有更强的外在实体性，而戏曲在完成内心动作向外部动作转化的过程中，则更多地流连徘徊于内心活动之中，侧重于内在情感的尽情抒发，戏剧冲突多在内心活动中展开，并不过多地强调外在的面对面地进行，很多戏都在内心冲突最激烈的场合、情感抒发最浓烈的地方形成高潮。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戏曲常用一些动物神态丰富人物形象，借助动物形态、神态、取其精神加以提炼并融入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如，采用虎型步，以显示体形的魁梧和性格的勇猛；吸取鼠的动作特点，表现人物动作上的迅速滑脱，性格上的狡黠多疑；取孔雀伫立时的姿态表现旦角的文静庄娴；取蝴蝶展翅形态表现人物体形轻盈飘逸等等。这方面，戏剧则更多地是展示舞台人物形象自身所应具有的美，并用人物在特定场合下所应有的动作来刻画人物，再现人物。
2.中国古代戏曲论文 篇二
现代的学者对负心婚变的社会原因的探析已经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绩。但是,书生负心原因的探析还有值得探讨之处。笔者在重新阅读了现代学者的专著和相关的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深入地探究了“书生负心”的心理方面的原因。
一.科举制度下男女恋爱的精神满足心理违背了政治联姻的标准。
古代戏曲小说中,科举制度下文人命运的变迁,书生希望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恋爱对象,他所追求的爱情大多是兴趣相投,郎才女貌,追求彼此心灵上的沟通和感情融洽。只要能在精神上得到愉快和满足,书生在坠入爱河时,并没有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门第高低等方面,这种建立在精神上的爱情当然是很高尚的,但违背了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标准,几乎不可能得到社会和书生家长的认可。这些书生在社会压力和家长的指责之下,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负心的行为。
《霍小玉传》中李益出生门第清高华贵,本人才华出众,当世无双,前辈尊长,全都推祟佩服。他也常凭借其风流才情,希望得到佳偶。霍小玉本是霍王之小女,在其父死后,因其母亲出自贱庶而被赶出王府,沦入娼门。霍小玉虽是烟花妓女,但姿质艳美,情趣高雅,音乐诗书,无不精通,这正是李益梦寐以求的终生伴侣,所以李益按照个人的标准选中了霍小玉,并欲与之偕老。霍小玉所具有的高贵的气质和她卑贱的境地促使她尽快跳出火坑的愿望非常强烈,她不追求财物,只爱慕风流人物,李益的名字,她仰慕已久,还经常喜欢吟咏李益的诗。霍小玉虽然知道自己是娼妓人家,与李益无法匹配。只是因为姿色和才艺而受到李益的爱恋,也深知以李益的才学和名声,足以令许多名门闺秀仰慕,愿意和李益结婚的世家大族非常多。还考虑到李益堂上有严厉的双觐,一定会迫使李益与名门贵族的小姐缔结美满的姻缘,自己被李益抛弃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她不死心,她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哪怕李益能给她八年的欢爱时间,她已经心理很满足了。但是这种追求精神满足的选择恋爱对象的心理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标准,也违背了唐代的法律。唐代婚律明文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1]李益和霍小玉共同生活了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向他的母亲提及自己已经有了霍小玉这样的妻子,所以他的母亲太夫人依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替他和名门望族表妹卢氏议亲,婚约都已定好。李益基于太夫人一向严厉固执,踌躇不敢推托。而中国传统社会很看重家族的利益,不容许官员与妓女之间有真挚恋情。基于此种原因,李益不可能做到为了爱情而断绝亲情和整个家族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他注定要抛弃霍小玉。
二.女性及其家长攀比和从众的心理导致书生负心。
某些女性及其家长天生存在虚荣和攀比心理。在选择婚姻时,出身卑贱的女性家长仰仗着自己的钱财,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有前途的书生,而书生品质、经济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列。如果书生比较贫穷或者正在落难,女性家长可以给予无条件的资助,他们资助这些穷书生的目的只是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穷书生,让贫穷书生发愤苦读,以参加科举改变身份,进入上层社会,从而实现“夫荣妻贵”、光宗耀祖的理想。他们只看到了贫穷书生的升值空间,看到了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贫穷书生发迹后是否会负心。而穷书生有时因为家庭贫困或者遇到了麻烦,得到了女性或者家长的资助,他们当时虽也考虑了门户问题,但迫于生计,违心的答应了婚事。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金玉奴虽然富贵,但出身不好,是乞丐头的女儿。金老大一心要将女儿嫁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而金玉奴对父亲一心给自己找读书人的心情非常理解,也非常赞成。所以她不惜拖大年龄也要嫁个读书人。不管是金老大还是金玉奴在择偶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从众心理,希望找书生以改变自己的地位。所以在邻家的一个老头对金老大提及莫稽这个穷秀才时,金老大非常高兴。而莫稽也由于自己家贫,无力婚娶,才被迫答应的这门婚事。结婚后,金玉奴为了丈夫的前程,也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劝丈夫刻苦读书,她不惜财力物力,到处为丈夫购买书籍,供他学习,以尽快帮助他进入上层社会。可见无论是金老大还是金玉奴都有一心要加入社会上层的攀比和从众心理,这种心理促使他们不惜以全部家当去倒贴一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他们一不图人,二不图财,图的是社会地位。这种急功近利,不考虑对方品行的择偶心态也最终使金玉奴险些命丧黄泉。
《张协状元》中的贫女不也是看中了张协的书生身份,才在李大公夫妻的撮合下嫁给了张协吗?其实贫女在和张协的相处中,对于张协的人品她是有所了解,她嫁给张协的目的不也是想以后能进入上层社会成为上等人的攀比心理在起作用吗?嫁给张协后的贫女的命运其实比金玉奴更加悲惨,张协只是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利用贫女想嫁给一个好夫君而摆脱贫困的心里,以引诱贫女嫁给他,让贫女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来帮助他得以继续上京应试,且在与贫女成亲时,便已经作好了抛弃贫女的打算,他自称:“张协本意无心娶你,在穷途身自不由己,况天寒举目又无亲,乱与伊家相娶。”可见他对贫女没有任何的感情,婚后的贫女不但遭受了来自张协的家庭暴力,而且还要更加辛苦的挣钱来支撑这个家,为了张协能上京赶考,她剪发卖发以助其成名,但成名后的张协不但负心将贫女抛弃,而且后来还剑劈贫女。
女性如此攀比、从众的择偶心态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若不是因为他们碰上好的官员,收为义女,他们怎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最终又和负心人破镜重圆呢?而破镜重圆后的感情又将怎样呢?所以女性在择偶方面应该怎样取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过于注重良好形象的面子心理导致悲剧发生
中国人是非常注重面子的,面子与人的身份、地位相联系,不同等级即不同身份,各有自己的面子。一般说来地位越高的人越要面子,爱面子,最怕在人前丢掉“面子”,他们最怕听到耻辱等字眼,最注意在他人面前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有些书生一旦发迹就想方设法负心,原因是自己地位提高了,要以自己的脸面维护家族的荣誉并为之争光,万万不能给先人、给家族“丢脸”,而前妻的地位低贱使自己觉得颜面无存,在其他官员面前失去了尊严,不能给家族带来丝毫的荣誉。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书生莫稽由于家贫,娶了杭城团头之女金玉奴为妻。但玉奴的门第始终成为莫稽心中的阴影,因为莫稽是知识分子,地位高贵,而金玉奴是乞丐,地位卑俗。莫稽初婚时,其朋友,晓得他贫苦,都能体谅他,也没有人去取笑他。满月时,莫稽请同学们饮酒,金家族人金癞子的一通大闹,着实使莫稽在同学面前丧失了脸面。中了进士后的莫稽,乌帽官袍,到丈人家里,街坊上一群小儿的童言使莫稽感觉不是滋味,想到将来的儿女要被人笑话,就有些后悔当初娶亲之事。在任途中,莫稽想起团头之事,越想越感觉是奇耻大辱,为了以后不再受终身之耻,遂心生恶念,将玉奴推入江中,成了忘恩负义的负心郎、薄幸贼。莫稽之负心主要是因为金老大家卑贱的地位使莫稽丢尽了颜面。
《琵琶记》中的牛丞相在给女儿择婿时,声称女儿非状元不嫁。蔡伯喈中了状元后,当朝的天子也夸他是好人物,好才学,劝牛相招赘,并愿意为媒。以圣上为媒、“汉朝中惟我独贵”的身份,奉旨招婿,自以为手到擒来,却偏偏被穷秀才给拒绝了,使牛臣相的面子大大折损,“怕被人传,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够嫁状元”。为了得到状元,保全自己的面子,不顾女儿的反对,硬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有妇之夫。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书生负心现象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心理方面的问题,高尔基曾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合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论及书生的负心,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62.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5.
3.古代戏曲文学剧本阅读“三步走” 篇三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古典戏曲剧本的一般体制。从剧本的容量来看，元杂剧一般都是四折一楔子，如《窦娥冤》《单刀会》《赵氏孤儿》都是如此。元杂剧剧本当中只有《西厢记》是一个例外，由于《西厢记》的故事容量大，情节也比较复杂，王实甫把它分为了五本，每本也是四折一楔子。而南戏和明清传奇的每个戏剧场次不称“折”，而称为“齣”（现在简写为“出”）。一般每个剧本都有五十出左右。如《牡丹亭》是五十二出，《琵琶记》是四十二出，《桃花扇》则是四十出。元杂剧往往由一个主角一唱到底，由旦角一唱到底的叫“旦本戏”，由末角一唱到底的叫“末本戏”。像这样的剧本，在阅读的过程中，唱词由哪个角色唱，宾白由哪一个角色说，还比较好确定。南戏和明清传奇往往可以由一个角色独唱，也可以由两个角色对唱，甚至于由几个角色联唱。因此我们在阅读剧本的时候，要根据每出戏开场的有关舞台说明，首先确定剧本中的有关角色究竟扮演剧中的什么身份的人物。元杂剧由于上场人物比较少，情节也比较简单，一般在上场时或通过上场诗，或通过舞台说明交代了人物的身份，如《窦娥冤》的开头就有舞台说明“卜儿蔡婆上”，后文中凡属点明“卜儿”的地方就都是指“蔡婆”，剧本中的人物语言（戏曲剧本中包括“唱”和“白”）和行动（戏曲中叫“科”或“介”）都与蔡婆有关。后来的明清传奇由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在每出戏的开头都要对人物进行介绍。如《桃花扇》的〔却奁〕一出的开头的舞台说明就有“杂扮保儿掇马上”，直接点名了人物的身份和行动；有时还通过“自报家门”的方式交代人物，如侯方域在第一出〔听稗〕中出场，先使用了一首上场诗，然后自我介绍：“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归德人也。”在第五出〔访翠〕中。侯方域一上场，又做自我介绍：“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阅读时确定了人物的身份和扮演的角色，才不至于产生误解和弄不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或人物与唱词、宾白之间关系的问题。
其次，我们要了解戏曲文学剧本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最早的戏曲，如“诸宫调”属于讲唱文学的范畴，它产生于民间，活跃在市井乡村，因此它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当地的民间口语。但是语言总是发展变化的，古代的白话与我们当今的普通话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况且各个地方，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正如著名戏曲研究学者王季思先生所指出的，戏曲语言具有三个特点，那就是群众性、口头性和流动性。戏曲语言是通过演员的口传达出来的，它要面对观众，而观众的文化层次是参差不齐的，审美经验也是有层次的不同的。这些语言必须让妇孺能懂，因此戏曲剧本的语言必须具有群众性的特点。剧作家写作剧本不是纯粹把它当做阅读的“案头之曲”，而是要把它搬演到舞台之上，成为真正的“场上之曲”。为了让演员演出时能够上口，也为了让观众容易入耳，戏曲文学剧本的语言应该是口语化的。真正优秀的文学剧本的语言应该是既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具有朗朗上口的口语特色。在戏曲盛行的时期，演出团体由此地到彼地演出，或者说某个剧本由这个团体或者那个团体演出，往往所使用的语言也是有差别的，更不用说不同剧种的演出了。这就是所谓戏曲语言的流动性。由于戏曲语言的这些特征，我们在阅读戏曲文学剧本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口语、方言，或者某个时代流行的特定的语言，这就给我们阅读剧本带来了不少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挑一些有学者注解的本子阅读，一般来说剧本中比较生僻难解的地方，注释者都有比较详尽的解释。在这个基础上再循序渐进，借助一些工具书如《诗词曲语辞汇释》《金元戏曲方言考》《元剧俗语方言例释》等，弄懂弄通这些疑难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次，我们可以用文学的眼光来阅读戏曲文学剧本。我们初读剧本的时候，不妨先把它们当做叙事性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古代的戏曲文学剧本表现的是一个或者若干个故事，这些故事就搭起了剧本的基本框架，这个特点与中国古典小说是一模一样的。通过了解故事情节，我们了解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气质风貌，为进一步阅读剧本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不妨将剧本中的每支曲子当做一首首精美的诗歌来阅读和欣赏。这些曲辞有韵律，有感情，有意象，有意境，是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歌。像《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这些优美的曲辞与李白、杜甫的优秀诗歌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重视入乎其内，钻研剧本中的字词句篇、语法修辞，其实我们更应该出乎其外，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作家和作品产生的时代；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戏曲文学放在中国文化这个系统中来加以考察，或者通过和西方的戏剧的比较来了解我国古代戏曲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这样更利于我们建立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广阔的阅读视野。当然这个要求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似乎太高了，但是如果把这个要求作为努力的目标，也未尝不可。
在阅读戏曲文学剧本的时候，还要多读读作者的题跋，当时人和后代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对作品的分析评价，有条件的还可以读读有关专家的最新的研究文章。因为这个过程是阅读任何文学作品的时候都应该做到并且可以做到的，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4.6古代戏曲小说 篇四
一、填空题
1、《南村辍耕录》的作者是陶宗仪，《宋元戏曲史》作者是王国维。《录鬼簿》的作者是钟嗣成。
2、关汉卿的《单刀会》、《望江亭》。《教坊记》作者是唐代的崔令钦。《梧桐雨》作者是白朴，《汉宫秋》作者是马志远。《太和正音谱》作者是朱权。
3、《赵氏孤儿》的作者是纪君祥。《李逵负荆》的作者是康进之。《琵琶记》的作者是高明。
4、汤显祖是临川派的代表人物。《曲律》的作者是王骥德。
5、李玉的作品《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战花魁》最为著名，被称为“一人永占”。《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风筝误》作者是李渔。
6、《桃花扇》的主题：借候、李离合之情，写南明兴亡的历史。
7、四大奇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8、《北宋志传》的作者是熊达木。《西游补》的作者是董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许仲琳。
9、《新齐谐》作者是袁枚。《略微草堂笔记》的作者是纪昀。
10、《水浒后传》的作者是明代遗民陈忱。《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是西周生辑注。
11、《绿野仙踪》的作者是李百川。《镜花缘》的作者是李汝珍。
二、名词解释
1、代言体是与叙事体相对而言的，叙事体是叙事人站在本故事之外讲述故事，代言体则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模拟、表演故事。
2、汉代百戏：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期，曾从民间征集了一批杂戏到首都进行汇演，其中多为杂技、杂耍一类的节目，如同后世的魔术、摔跤、举重、武术格斗、气功表演、舞龙舞狮之类。当时叫做“角抵”，后来又叫“百戏”。
3、参军戏：是由两个演员合演的滑稽小戏，内容以调笑为主，被调笑者叫“参军”，调笑者叫“苍鹘”。
4、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与马志远、白朴、郑德辉（一说郑霆玉）被并成为元曲四大家。
5、科范：元杂剧的表演“唱念做打”俱全。科范就是做与打的做工表演，一般简称“科”，在南戏中则称做“介”，或统称科介。
6、题目正名：元杂剧结尾有题目正名，用两句或四句对偶句总结全剧内容，交待剧名。一般取末句作为全剧的剧名，取末句中最能代表戏剧内容的几个字作为剧的简名。
7、《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收录戏文33种，计27卷。今存最后一卷，为《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们子弟错立身》3种，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8、“荆刘拜杀”或“四大南戏”：在《琵琶记》前后产生的南戏作品中，负有盛名的还有《荆钗记》、《白兔记》（也叫《刘知远》）、《拜望亭》与《杀狗记》，合称“荆刘拜杀”或“四大南戏”。
9、四大声腔：明传奇的繁荣与辉煌，与南曲声腔的繁兴与改良有直接关系。宋元南戏原用温州地方腔歌唱，在流传到江南各地之后，即与当地的曲乐与方言结合，于元末明初之际逐渐形成种类繁多的地方性声腔系统。其中最为流行的有“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戈阳腔、昆山腔。
10、联曲体：由多支曲子连缀起来说唱故事，称为联曲体。
11、《四声猿》：徐渭的代表作是《四声猿》，包括《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狂鼓史》四本杂剧。郦道元《水经注》引渔歌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徐氏名其剧为《四声猿》，盖出于此，意谓猿鸣四声更属断肠之歌。
12、明中叶三大传奇：明传奇的成熟与振兴是以嘉隆年间问世的三部名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合称明中叶三大传奇。
13、临川四梦：汤显祖的剧作主要有《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因剧中都有梦境描写，故合称临川四梦。
14、花部、雅部：清代兴起的地方戏主要包括四大声腔，即戈阳腔、梆子腔、皮黄腔和弦索腔。这些声腔剧种多是在民间小调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曲调粗犷，不受宫调曲牌限制，语言朴素自然，带有浓厚的乡村朴野气息，故封建正统文人称之为“花部”，而将昆山腔称为“雅部”。
15、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编辑创作的三本拟话体小说集，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每集40篇，三集共120篇，均刊刻于天启年间。
16、二拍：明代凌蒙初所编著的两本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合成“二拍”。
17、“三灯丛话”：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最出名的有所谓的“三灯丛话”，即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与邵景瞻的《觅灯因话》。
18、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指晚清的四部讽刺小说，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跣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三、简答题
1、简答：元杂剧的体制有什么特点？
答：元杂剧的体制十分精严，一般由四折一楔子构成一本，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折，首先是剧本情节的一个自然段落，可以是一场（一个固定场景）戏，也可以包括多个场次。楔子，只唱一二只曲子，篇幅比折短小，位置也不固定。一般放在剧本开头，对人物、故事进行简要的介绍或交待，其作用相当于引子或序幕。一本戏限定由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一人歌唱，其他配角一般都只能道白不能歌唱。
2、问答：南戏的体制有什么特点？ 答：（1）首先是剧本的结构体例，南戏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2）其次是南戏的角色比较复杂，除了静、末与北剧相同，生与丑则是南戏独有的。在歌唱规制上，与北剧正旦或正末的一角独唱达不相同，南戏每本都有生旦两主角，不仅主角主唱，而且其他角色均可歌唱。歌唱形式也很丰富，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形式十分灵活。（3）还有“副末开场”的形式，即第一场戏照例由副末首先登场，通过歌唱词曲以及与后台演员互相问答，概括介绍剧情和交待创作意图。
3、简答：《长生殿》的主题。
答：把整治主题和爱情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抒发作者国家兴亡之感。作品是借歌颂帝妃之间的真挚爱情，寄寓作者的崇高爱情理想。
4、简答：《金瓶梅》对当时及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答：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一是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2）二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来描绘世态炎凉的，如：《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等。（3）三是猥亵小说。猥亵小说又称艳情或淫秽小说，如《浪史》、《闲情别传》等。
5、简答：《金瓶梅》对当时及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答：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一是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2）二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来描绘世态炎凉的，如：《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等。（3）三是猥亵小说。猥亵小说又称艳情或淫秽小说，如《浪史》、《闲情别传》等。
6、简述《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答：（1）对封建吏治的批判与揭露，赞扬被压迫者的反抗。重要作品有：借阴间影射阳世的，如《席方平》；借历史针砭现实的，如《促织》；借梦境揭露官吏的，如，《梦狼》。（2）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抨击与讽刺。考场黑暗，贿赂公行：如《考弊司》。考官昏聩，贤愚不辨：如《司文郎》。考试荒唐，黜佳进庸：如《贾奉稚》。考生心态，神魂颠倒：如《王子安》。（3）
抨击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歌颂纯真爱情。如：《婴宁》、《海霞》等。（4）还有一些作品通过对一些生活现象的描写，揭示出令人深思乃至警觉的哲理。还有一些作品属于杂记，致使一些生活现象的纪录，不足称小说。
7、《聊斋志异》与《略微草堂笔记》有何不同？ 答：不同于蒲松龄借《聊斋志异》六朝志怪“孤愤”，纪昀撰作《略微草堂笔记》则是唐宋传奇“欲使人之所劝惩”，故此书虽记孤鬼之奇闻异事，却多是以之宣扬礼教伦理、证明果报不虚。
8、简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点。答：（1）“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作者把司空见惯的可笑可鄙之事，加以艺术集中和概括，使其具有典型性。（2）讽刺以真实为基础，但并不排斥适度的夸张。作品常以冷静的白描和任务瞬间行为的适度夸张结合起来，让读者在会心的微笑之后去领略隐于这一夸张情节之后的文化内涵。（3）通过人物自我悖谬以获得讽刺效果，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又一特色。（4）《儒林外史》的讽刺又能“秉持公心”，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的讽刺。
四、论述题
1、论述：《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答：
（一）情节结构线索清晰，波澜横生。《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老妇人为一方，同以崔、张、红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守旧势力与青年叛逆者之间的对立冲突，构成贯穿全剧的主线。另一条线索是由崔、张、红之间的矛盾构成。两条线时分时和，交错展开，既互相制约又互相生发，曲折跌宕，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作者善用突转的手法制造波澜，往往因为剧中的人物的一个举动、一句话，就造成剧情出人意料的突然转折。
（二）利用相反相成的原则塑造人物。剧中的人物性格都有对立的两面的因素构成。如莺莺的性格就表现出真假两面。她明明真挚的爱着张生，表面却装出相反的样子，所以红娘说她有许多假处。在莺莺身上，“真”是主，“假”是宾，通过外在的假，更深刻的透视出内在的真。总起看来，人物性格两面性的和谐统一，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三）对杂剧体制的突破创新。《西厢记》5本20折，突破了元杂剧1本4折或2本8折眼熟一个故事的体例，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谨，前无古人。
（四）以华美清丽为主的语言风格。王实甫是元曲问才派的代表，朱权把他的曲词风格比作“花间美人”，极言其华美清丽。把传统诗词骈文的语汇、语法及其表达手法熔炼入曲，优美工细，是《西厢记》曲词的突出特征。《西厢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后世言情小说和戏曲多受其影响。
2、论述：《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特点。答：（1）从故事到情节的成功转换。《三国志平话》曾将三国故事装在一个因果报应的框架里，显示的是民间的心理与民间的文学特点。罗贯中舍弃了这一框架，但却吸收了它重因果关系的经验。在叙述每次战役时，先写出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随后再使其一一在战役结果中起到作用，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同时，前此战役之果又往往是后次战役之因。这就使全书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艺术整体。（2）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叙事原则。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虽然是在叙三国百年之事，而且其主要内容也大都由战争事件所构成，但作者叙事时又主要是紧紧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形成的。作者突出人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采取戏剧化的手法，突出主要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从而达到突出个体的目的。可以说史学著作只写了人物做什么，而本书则写了人物怎么做。（3）叙事节奏的把握。本书的整体格调是豪迈雄壮的，但作者在这整体格调里，又往往间以优美细腻的笔调。这种叙事节奏的把握，不仅仅使读者在心理上得以调整，而且增加了美感的容量。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尽管在《三国演义》中还存在着一些为照顾历史而附着的闲散文字，使其叙事没有达到真正的春节明净，但从上述各点作者对叙事的掌握来看，它的确已经成为较为高级的叙事艺术。
3、简论《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有什么特点？ 答：（1）首先是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三国演义》塑造的大多是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水浒传》也基本上以草莽英雄为主，它写鲁达倒拔柳树的超人，写武松徒手打虎的壮举，写石秀跳楼救人的气概，写花容箭无虚发的神气等，都给人以传奇的色彩。但作者在写这些时，又都不给人以虚假之感，都充满了个性的特色。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将这些传奇置于真实的基础之上。（2）其次，在对个性的追求当中，同时也就注意到了性格的矛盾与发展变化。而且这种发展变化又是紧紧与人物所处的环境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林冲在作品出现时主要表现为忍气吞声的软弱，便是与他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地位与家有娇妻的环境分不开的，它为了保住这些，所以才对高俅的陷害采取忍让的态度，火烧草料场后，希望破灭才不得不杀仇人上梁山。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在这变化的性格里，林冲也并非面目全非，而是原有性格的合理延伸。（3）再次，由于对人物个性的重视，同时也带来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水浒传》引为来源于说话中的“小说”门类，从而使其语言更贴近日常用语，便于写出人物的不同语言特点。《水浒传》的语言不仅在对话中已取得很高的个性化成就，其叙述语言也是成熟的白话文学语言。
五、赏析题
1、赏析：分析窦娥人物形象与性格特点。答：窦娥是元杂剧中塑造的最成功的悲剧形象。构成她悲剧性格的内容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
（一）首先是命苦。她3岁丧母，7岁被卖，新婚不久却丧夫守寡，最终由被统治者以法律得名义推上了断头台。剧本通过不同人物之口，反复诉说窦娥的不幸遭遇，极力把她写成苦难的化身，旨在激发人们的深刻的同情怜悯之心，制造出强烈的悲剧审美效应。
（二）第二个层次是善良柔弱与刚强不屈的结合。作者极力想把窦娥塑造成一个贞孝妇女的形象。她在公堂上被贪官打得死去活来决不招供，而当贪官转而要对婆母动刑时，却主动承担了毒死公公的罪名；在赴刑场的路上，她向刽子手提出不走前街而绕后街，是担心婆母遇见，使老人精神难以承受；即使做了鬼魂，在她平反冤案之后也没忘记嘱托父母代为抚养婆婆。强调出了窦娥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善良品质，旨在说明，一个像窦娥这样的对生活只知奉献而无所索求的好人竟被社会现实无辜吞食了，这个社会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另外还应看到，窦娥之孝不同于传统孝道观提倡的逆来顺受、惟命是从的愚孝。窦娥的孝而不顺是从“一妇不更二夫”的传统贞节观出发的。善良刚直、刚强不阿正是窦娥后来与贪官污吏“争到头，竟到底”的性格基础。
（三）第三个层次是由“认命”走向“抗争”。窦娥面对人间苦难，咀嚼着生活的]艰辛，开始也曾产生过焦虑和抗争，但只能默认命运的安排，决意为夫守节、侍养婆婆，用今生的苦修来世的福。当张驴儿以害死公公罪相要挟，要窦娥在公了和私了之间进行抉择时，她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说明她对官府仍报有幻想，坚信封建法律的公正与公平。是贪官污吏的严刑拷打和昏聩判决才使她一步步的认清了残酷的现实。由否定蜀州太守到否定所有官府，进而对代表现存秩序的天地鬼神提出抗议与怀疑，显示出了女主人公性格变化的轨迹。窦娥性格的升华集中体现在了她赴刑场时所唱的[滚绣球]一曲。这支曲子指天骂地，对社会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血泪控诉。女主人公终于走向与命运独立抗争的道路，发誓要“争到头，竟到底”，决不妥协。从此，她不再认命由天，而是坚信正义在我，公理在我，并指令天地为我作证。窦娥在临死前，面对苍天大地从容发出三桩大愿，并一一实现，这些情节把她反抗命运的性格推向顶端。剧本结尾的鬼魂上诉报仇，则象征着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生死不渝，是窦娥上述性格层面的逻辑延展。
2、赏析：试分析明传奇《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
答：杜丽娘。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特色的典型。她对爱情执着地追求和对礼教地彻底反对，在古代文学史上叛逆女性的画廊中是最前列的。特别是生而死，死而生的独特经历，也是非常罕见的。作者赋于了这个形象什么特征，以下将要分析。
1、所处的封建社会环境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任何人性格的形成，都有三个要素。一是天生的秉赋，二是所处的社会，三是个人的经历。后两者指的都是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实际上都是杜丽娘性格的起点非常之低。这是由于她成长的环境决定的。她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家庭里充斥着浓重的封建礼教气氛。她的家庭是个封建官僚家庭，父母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关心备至。她的父亲杜宝是个儒生出身的太守，有着浓厚的正统思想，是传统道德的代表人物，为官忠于职守，为人坚持礼教。而她的母亲甄氏则是个夫唱妇随的贤妻良母式的女子。作者特别写了他们对杜丽娘的教育。杜丽娘因为春日昼长，白日犯困小憩，杜宝也要训斥她；而甄氏因为杜丽娘去了自家花园，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也大惊失色，生怕女儿因此而学坏。并且还给她安排了丫环和道学先生，前者监视她的行动。后者负责她的教育。因此，他们的爱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的护雏之情，而是带上了深深的社会功利色彩。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女儿培养成一个封建社会所要求的模范淑女。总之，要求她一举一动都要严格按照礼教行事。她所处的环境正是明代严酷礼教环境的反映，故她所处的环境较之崔莺莺更加可怕、冷酷、沉闷、封闭，令人窒息。封建礼教充斥在她身边，无所不在。这种或者耳提面命，或者潜移默化的教育，给杜丽娘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2、作者细腻地描写了她青春的觉醒和独特的走向家庭教育反面的过程，体现在她性格的发展变化上。这不仅表现在她追求美满婚姻上，而且特别表现在她对家庭，也就是社会为自己规定好的生活道路的反抗上，杜丽娘并非是为了美满的婚姻而去追求柳梦梅的，而纯属因为随着女性青春期的到来，因而青春觉醒，产生的对异性渴望的本能。这种生命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促使她在梦中与柳梦梅幽欢。反抗性格的形成分成三阶段，一是觉醒，二是追求，三是反抗。杜丽娘真正与环境和自己的封建礼教意识的冲突始于惊梦。她满怀对异性的憧憬而入梦。因此，自然出现了梦中幽会的场面。作者按照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在幻想中让杜丽娘发在梦中与柳梦梅结合不屈反抗是杜丽娘性格第三阶段的突出特征。这也是她性格完成的阶段。如果只有前两阶段，作品的主题就还不算完成。她还魂后，又回到现实中，但在现实中又失去了在幻想中已经获得的自由，重新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要求父亲承认她与柳梦梅的关系，但是不仅没有成功，父亲反而连她这个女儿都不承认，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死去，根本不会还魂。她由对父亲存在幻想，到坚决与父亲斗争，性格发展到高峰。宁愿不当杜家女，也不离开柳梦梅。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子的性格发展到这个高度，真是难能可贵了。最后皇帝做主，给他们的婚姻了合法性，并且迫使杜宝重认了女儿，承认了女婿。作者把现实中情无法战胜理的事实，在想象中翻了过来，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个阶段，她的虽说情与理表面上看来是取得了妥协，但这种妥协是以情的胜利作为前提的，而理是战败者，只是靠了这样一种陈腐的形式，才勉强维持住了脸面。
3、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之后，传统小说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答：（1）不同于以往小说中人物好坏分明的简单化描写，《红楼梦》则写出了人物的丰富性、多面性，换言之，《红楼梦》中的人物多具有立体感，达到了如西人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所提出的圆形人物的高度。如写林黛玉，既写起孤高自傲、敏感真纯，也写其尖酸刻薄、多病多疑，而这两者又极和谐的统一于她以人身上。（2）《红楼梦》还善于通过侧面烘托与正面渲染相结合来凸现人物的性格。如夸林黛玉的容貌恰如其分，博贾母的欢心而不露形迹，通过这种侧面烘托、正面渲染的描写，惟妙惟肖的呈现出来。（3）通过对比描写展现人物个性，是《红楼梦》人物描写的又一特色。《红楼梦》的对比思维是丰富而精微的，隐现浓淡恰到好处，显示了生活本身的立体感和鲜活感。它不仅比出了差异，而且比出了韵味。如姓名之比（甄士隐和真事隐）、连环性对比（探春与姐妹的对比，和凤姐的对比，凤姐和妯娌婶侄的对比等）。引镜睽影、变幻参差的种种对比，使《红楼梦》的人物描写五彩斑斓、绚
5.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一 篇五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一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2、《大雅堂乐府》：《大雅堂乐府》： 是明朝初期剧作家汪道昆所著的杂剧。全剧四折，每折演一个故事，各自独立，均以历史上文人乐道的故事为题材，传达一种文人的雅兴与情调。剧目为《高唐梦》、《洛水悲》、《五湖游》、《远山戏》。
二、简答题
1、元明杂剧创作主体有什么差别？这对杂剧的创作产生了怎样影响？ 提示：
元明杂剧的创作主体的不同：元杂剧作家主要是下层官吏、落拓文人和隐逸之士；明杂剧创作主体的地位明显上升。
创作主体的差异引起元明杂剧的差异：元杂剧常常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明杂剧更多表现对文人自身的关注，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2．西湖笑居士评价吕天成的《齐东绝倒》一剧曰“此剧几于谤毁圣贤”，谈谈你对此的理解。提示：
（1）《齐东绝倒》写帝舜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瞽叟逃脱制裁，颇能揭示封建王法的欺骗性质，也讽刺了帝王的徇私。
（2）吕天成用一种玩笑的态度写古之圣贤，表现出晚明文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精神上的无所顾忌和对传统的挑战。
三、论述题
1、为什么说关汉卿是一位当行的剧作家？
（1）在场面安排上紧凑、集中、富有典型性。一切和主题思想无大关系的描写都被略去了，而突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因此通过二三个主要人物，几个重要场面，就能展示出元代社会的重要侧面。
（2）在关目处理上，一方面从不同人物的处境出发，展开冲突，引向高潮，另一方面又移步换形，变化多端，使人不能预测它的发展。在剧情发展中还善于埋伏“悬念”以增强戏剧效果。（3）语言自然、真切、质朴，既切合剧情，又富于个性。
2、试析徐渭的《狂鼓史》。提示：
《狂鼓史》全称《狂鼓史渔阳三弄》，借阴间弥衡击鼓骂曹之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制者扼杀、摧残人才的罪恶，对滥杀无辜的强烈愤慨，及人间、天上幻想不同制度的向往；以他人之口舌，浇自家之块垒，并深沉的寄托了对惨遭奸相严嵩陷害致死的好友沈炼的无尽哀思及怀念。
曹操（155－220）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诸候割据的混乱中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但始终只是以丞相的名义进行统治，仍尊奉已经丧失了权力的傀儡皇帝，直到死后，被他夺取皇位的儿子追为皇帝。他这段特殊的身份一直被传统中国视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典范加以谴责。
“击鼓骂曹”的故事就是将曹操视为奸臣的经典描述，《后汉书》、《三国演义》及本杂剧跨度千年，三次将其搬演。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县（山东德州平昌县）人。善写文章，善于辩论。急躁、傲慢，常出言不逊。（从荆州游历到许昌；与孔融、杨修交往；拒绝拜见曹操；裸衣击鼓，捶杖骂曹；随荆州刘表；为黄祖所杀）
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明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溧阳县令、茌平县令。沈炼幼有大志，文武全才，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生性刚直，不附权贵，故任县令后一直未得升迁，过好长时间后才为锦衣卫。炼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曾上疏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国事、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妒贤嫉能、箝制谏官等十大罪状，遭迁杖五十，削官为民。后受严党诬陷，以与白莲教阎浩等谋乱，惨遭杀害。为我国古代杰出忠烈之士。有《青霞集》传世。
徐渭的剧本写祢衡死后阎王因其气慨超群，才华出众，待以上宾。上帝召请祢衡为修文郎，行前判官请他“权做旧日行径，把曹操也扮做旧日规模，演述那旧日骂座的光景”。祢衡应允，即将打鼓骂座事重演一番。剧中有女乐穿插，曹操稍一犯规即挨一百铁鞭，祢衡击鼓历数曹操罪恶，骂得痛快淋漓。
《狂鼓史》把剧情改为曹操死后，在阴司由祢衡对着他的亡魂重演当日骂座的情景，因此可以直骂到曹操临终时“分香卖履”之事，更为痛快淋漓。
“骂曹”的内容，看起来不外乎历史记载和故事传说中曹操的狠毒伪善、狡诈奸险、草菅人命等罪恶，但对徐渭来说，剧中的曹操实际象征着使他产生“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的社会实体。作者通过祢衡之口，宣泄由巨大的压迫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愤懑不平之气，表现出惊世骇俗、桀骜不驯的倔强个性。这一剧作在当时受到许多文人的喜爱和高度评价，也正是因为它并不是就历史而写历史，或借历史讽喻现实政治；它的感人之处，是那种恣狂的个性和烈火般的激情。
“他那里开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来挝，正好俺借槌来打落，又合着鸣鼓攻他。俺这骂一句句锋铓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仗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复习题二
一、名词解释
1、《小孙屠》
宋元南戏。收录于《永乐大典》，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三种戏文都较高地保留了宋元南戏的原始面目。《小孙屠》表现的 庭伦理、兄弟之情。这和元杂剧创作晚期对道德伦理的关注表现出一致性。
2、折子戏：相对于整本戏而言，指从全本中拆出的、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折（出）。折子戏演出的鼎盛时期在清代，但其源头却子戏 大多是戏曲中的精彩片断，是那部戏曲全剧的中心或灵魂，有很强的独立性，情节浓缩，人物个性鲜明，如《牡丹亭》中的《西厢记》中的《拷红》、《玉堂春》中的《苏三起解》、《白蛇传》中的《断桥》等。折子戏的风行，是清代曲坛的一个重要一个侧面显示着中国戏曲发展的又一度变迁：演员的场上之曲正日益成为曲坛的主流。
二、简答题
1．简述南戏与北杂剧的不同。提示：
（1）内容上，南戏叙事性强，抒情性弱，抒发的多是下层民众共有之情，作者个人主体意识不强烈；北剧故事情节较简单，抒情形象单薄，作家主体意识比较强。
（2）语言上，南戏俚俗无文采，北剧文学性较高。
（3）音乐曲律上，南戏没有严格的曲律，用韵混乱；北剧重视曲律，在宫调、用韵上有严格规范。
2、《拜月亭》的艺术成就？
《拜月亭》一方面是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第二是结构上两组线索的设置；三是曲辞的平易宛转、自然天成。
3、《宝剑记》在戏曲史上的价值
李开先《宝剑记》在题材上的开拓。李开先的《宝剑记》写的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这个故事超越了传统的南戏，以前南戏材——婚姻家庭，开始表现政治上的中间斗争，这里面显示出文人对政治的参与精神和他们的无耐。
4、沈璟的剧作有哪些特点？
（1）内容上注意表现市井生活。（2）注意世风，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3）重视剧作的舞台效果，结构上注意避免冗长、拖形式上表现出杂剧与传奇的融合。（5）语言通俗浅近，并追求诙谐。
三、论述题
1．《张协状元》、《荆钗记》、《琵琶记》都是反映士子的爱情与婚姻的作品，试分析其创作主旨的不同以及造成这种不同的原提示：
《张协状元》主要是谴责文人的负心；《荆钗记》则着重肯定文人科场得意后对爱情的忠贞，赞扬了他们的高尚情操；而《琵琶蔡伯喈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文人“婚”与“仕”的道德反思，表达了文人心中一种普遍的人生困惑。《张协状元》和《荆钗记》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宋代科举录取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松弛，使得大量的士子得到入仕机会，成为职场官员择婿的对象，这样，婚为了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而元代废科举，负心的题材不再受到注意，同时，元代剧本创作过程中有着大量的文人思想的灌注，包文人意识，肯定和赞扬文人对爱情的态度以及追求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琵琶记》的不同则在于作者高明的思想意识的左右。一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仅仅在伦常的层面讨论文人问题，他希望对世俗追求的功名利禄、对朝廷的威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作深入的思考，所以，他的主旨没有仅仅停留在文人负心的批判和忠贞爱情歌颂的层面。2．试分析《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时代意义。提示：
作为爱情剧，《牡丹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子的苦闷，汤显祖写作《牡丹亭》，通过杜丽娘的故事，赞扬真情、至情，批人性的压抑。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不同，她并没有一个现实中的情人，她为追求梦中情人而死去，生。她不是在现实的感情中苦恼，而是为梦境而痛苦，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的渴望。在这里，汤显了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的困境：生活中受到重重束缚，行动也受到多方约束，对于爱情，仅仅只有渴望，而无法实现。同时，汤显娘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至情观：“情”可以超越现实的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真情是无法为常理所规定和约束的。名词解释
三言：“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编辑刊印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总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集中收录的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是明代成就最高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一，其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更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白话短篇二拍：明代凌蒙初编辑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二部短篇小说集，合称“二拍”，每集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2．脂评本
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这个版本系统共八十回，除正文外，大多附有各种形式的批注，批注者的署名以脂砚斋和畸本”。对批注者脂砚斋的身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其中的评论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以及小说的思想
二、简答题
1．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关于爱情婚姻的新思想、新观念？
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所反映的时代特色：即“情”与“理”的矛盾
这是杜十娘悲剧的真正社会根源。李甲贵族公子的身份使他必须遵守封建礼教，但他对杜十娘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感情。因此杜十娘的爱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最终在“情”与“理”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而背弃了杜十娘的爱情。而杜十娘与孙富的冲突富却是借助以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胜利。而杜十娘对李甲“发乎情，止乎礼”的控诉，正因此而显得深沉凝重，悲愤
3、应该怎样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
贡献在于根据前八十回的线索，完成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结局，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而且基本保持了前八十回的悲大致符合曹雪芹原意。缺点在于宝黛性格有与前八十回不符的地方；而贾府家道复初的结局也与曹雪芹构思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体见教材第263—266页）
4．试分析《聊斋志异》花妖狐魅形象的意义。
作者极力把花妖狐魅人格化，把冥府、龙宮、仙界等幻想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之恋、人狐之恋、鬼狐之恋、鬼鬼之恋，与中的冲突，同时，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幻想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特点，突出地表现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和生活境界，讴歌了纯净的结果，給恶人、坏人以应得的惩罚。（以小说中的故事为例）5．晚清谴责小说有哪些特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1）数量相当可观。（2）小说的主流，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揭露的主要内容。（举例略）
三、论述题（共2题，每题20分）
1．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时曾说：“戚而能谐”，试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讽刺的作法有多种，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就是相对地坦率刻薄的。而《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却不是剑拔驽张的“犀利”，调来叙述故事，描写人物。也就是人们说的“亦婉亦讽”。而具体说来，如下一些手法在小说中是很明显的：
第一，据实摩写，情伪毕现。就像第十七回，一群斗方名士辩论做官与做名士孰优孰劣，作者写来，无一贬词，却把当时文士们内第二，运用对照法，把人物前后相悖的语言行为相对照，在不经意中显现其真面目。如范进打算考举人时，胡屠户先是训斥范进的人”，“赖蛤蟆想天鹅屁吃”，后来范进中了举，则又称之为“贤婿老爷”，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第三，点破法。顺其所始，攻其所弊。如十二回，张铁臂虚设人头会，作者一方面写张在屋顶上“行步如飞”，另一方面又“忽了这个假侠客的真面目。
第四，合理的夸张。如周进的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而手隐隐作痛，弯不拢来，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强烈的讽刺效果。
2、谈谈你对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的认识。首先，宝黛悲剧的原因分析。
第一，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具有叛逆思想。宝玉鄙薄功名，“乖僻邪谬”；黛玉不随流俗，卓尔不群，个性独特。这是当时的社会第二，宝黛之间的爱情。宝黛之间产生爱情是荣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它要求有一个能治内，能理外，能束缚宝玉的媳妇。第三，贾府的衰败。它要求用婚姻的维系，来支撑贵族生活的必需，来巩固并壮大势力，以满足复兴贾府的愿望。所以，宝黛悲剧是必然的。其次，悲剧的社会意义。
6.中国古代戏曲论文 篇六
为了提高广大师生防火安全意识，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提高防火工作的 “四个能力”和学生自救逃生能力，我校于2015年4月20日举行了南校区全体住宿学生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为确保演练效果，学校成立了安全疏散演练活动领导小组，拟定演练方案，详细划分了疏散顺序和路线，并提前对各科科长、全体班主任和宿管人员进行了疏散工作培训，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了层层落实，责任明确。4月20日早晨8点05分，疏散演练正式开始。以哨音是为号，全体南校区住宿学生在班主任的组织下，迅速从各自宿舍有序撤离，集中疏散到空旷地带（操场）集合。
本次活动共有511名住宿学生参加，各科科长和班主任老师以及宿管人员认真负责，在活动前对学生进行了详细的安全培训和疏散布置，疏散过程高度紧张又井然有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这次疏散演练活动加强了疏散工作的指挥和组织能力，提高了广大师生综合性安全意识以及自救逃生和互救的能力。
升旗仪式后，张可来副校长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对继续加强出入校门工作的管理、遇突发事件的处理和人员疏散、学校禁烟、校园防火等相关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按照学校计划要点要求，本，学校将会进行多种形式防火等综合性安全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将安全培训工作和疏散演习活动常态化。
7.中国古代戏曲论文 篇七
一、燕南芝庵及其《唱论》
关于燕南芝庵其人, 包括《唱论》中所附刻的各种著作在内, 都没有有关他本人的文字介绍。现今流传下来比较著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及《元曲大辞典》中的“唱论”条和各种散曲史研究著述, 也都没有有关燕南芝庵的籍贯、生平事迹以及真实姓名的记载和解释。涉及燕南芝庵的, 一律以“不可考”作结。只有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有过“该种著作, 元人杨朝英编的散曲选集 (阳春白雪) 卷首是最初附刻, 他生活与元代至正以前, 是个戏曲家。既然他是别署中标有‘燕南’二字, 也就说明, 他的籍贯应该是在燕南”的论述。这种说法其实难免有点武断, 古人在别署标出地所, 并不是一定代表籍里, 在当时还可以和他的活动和居所有关。元代王挥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中提供了一些有关燕南芝庵的生平事迹的有用资料, 说燕南芝庵“博学能文, 才气英迈”, “历河南、燕南、山东副宪”。直到目前为止, 人们也没有发现《唱论》有单刻本, 流传下来的几乎都是附刻本, 这也给相关人员对其成书时间的考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元代杨朝英编辑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首, 在署首题有:“燕南芝庵先生撰”, 这是可考的最早附刻本, 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刻本。该刻本所刻时间在元至正元年 (1341) , 由此可以推断出, 《唱论》流传于世的时间最晚也在1341年。
杨朝英把《唱论》置于 (阳春白雪) 卷首的原因是什么, 现代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和追求, 但能够看出的是, 杨朝英对《唱论》相当重视, 并倚重《唱论》的规范和指导。在杨朝英之后的元代和明代, 很多戏曲理论家也都对《唱论》报以极高的推崇, 比如在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以及明减惫循《元曲选》等作品中对《唱论》都进行过全文的刊载, 直到清代中叶, 很多戏曲类的书籍中仍然对《唱论》中的观点有所引证。《唱论》整本书没有分卷, 只有二十七节, 每一节也都没有标明题目, 在现在看来论述也十分简单。内容主要围绕古代著名的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 以及对宋元两代演唱的理论情况进行总结, 对唱曲的要领进行论述。《唱论》中所保存的相关戏曲, 特别是对元曲演唱方面进行的总结, 给已经将元曲音乐与曲词作出分离的现在, 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因此, 虽然《唱论》整篇才二十七节, 看起来很短又简略, 被人认为, “意义比较晦涩”, “专门语汇, 宋元方言”掺杂, 但《唱论》在内容上的独特性, 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借鉴。所以, 虽然有议论, 但仍然被很多人引用。
二、《唱论》对我国古代戏曲声乐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1.《唱论》中对演唱技法的总结, 给后来的戏曲及演唱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戏曲的第一个大发展是在宋金到元代, 从《唱论》的出现就可见一斑。《唱论》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对中国古代戏曲声乐演唱的一种阶段性总结。元代的很多声乐著述, 大多可以看到《唱论》的影子, 甚至有些论著直接来源于《唱论》。比如在杨朝英和陶宗仪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与《南村辍耕录》中都编进了《唱论》, 对《唱论》的推介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明代的很多声乐理论著作, 也有不少对《唱论》体例有所沿袭的现象。比如朱权与王骥德的《词林须知》、《方诸馆曲律·论腔调》中都对《唱论》体例有借鉴, 并直接对《唱论》的原文进行过引用。其他的一些有关戏曲与演唱的著述, 虽然对《唱论》借鉴并不多, 但对《唱论》中提出的演唱技法都开始关注并探索, 而且对《唱论》中的一些观点加入新的内涵。魏良辅创作的《曲律》中, 对《唱论》的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发展。《唱论》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对声乐演唱进行系统阐述的理论专著, 虽然在《唱论》之前也有其他的声乐论著, 但都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唱论》在理论结构上比较全面, 对声乐演唱的概括到位, 这些不仅给之后的戏曲和演唱理论著述提供了参考摹本, 同时为之后戏曲与演唱理论发展带来了重要借鉴。《唱论》对很多演唱技法的阐释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其中的形态观念给之后的戏曲与演唱理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比如其中强调的“抑扬顿挫”, 被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界奉为经典。此外, 《唱论》对中国古代的演唱艺术的很多侧面都进行过阐释, 给中国古代戏曲声乐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是对中国古代声乐理论研究的必须参考。
2.《唱论》使传统的戏曲和演唱艺术在继承中有了很多创新手段。
《唱论》对诸如“起末, 过度, 揾簪, 攧落”等许多演唱技法的阐释, 是一直被戏曲和演唱艺术圈子进行沿袭的传统技巧。其中“声要圆熟”、“腔要彻满”等诸多演唱论点也一直是戏曲与演唱艺术长期以来在一直坚持着的理念, 包括的“歌之所”、“歌声变件”等内容在内, 都给我国的戏曲和演唱艺术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唱论》的运腔技法的影响下, 传统戏曲与演唱艺术在对其理论观念进行继承的过程中, 在继承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音乐处理方法。如装饰唱法“垫腔”, “滑腔”, “带腔”等。在《唱论》演唱格调等技法要求的影响下, 我国的传统戏曲与演唱艺术同样产生了很多新的腔调变化, 比如“顶针续麻”这种格调很明显是在《唱论》“顶叠垛换”中“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其中的“叠”, 也在后来成为我国声腔艺术极其重要演唱形式中的一种。“字真, 句笃, 依腔, 贴调”是《唱论》中广为人知的一种演唱理念, 古代戏曲与声乐演唱中的把“字正腔圆”、“吐字归韵”就是在《唱论》这种“字真, 句笃, 依腔, 贴调”理念影响下出现的。古代戏曲与声乐演唱之所以对气息的运用十分重视也是与《唱论》中关于气息技法要求的影响分不开。虽然《唱论》对我国古代戏曲声乐理论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但不得不看到的是, 《唱论》中的一些阐释, 使其对古代戏曲声乐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唱论》是对宋金元朝代演唱要义的总结,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唱论》明显缺乏科学的提炼和分析以及实证, 因此, 《唱论》对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影响上就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唱论》毕竟只是戏曲声乐刚刚兴起和繁荣时代的产物, 有些阐述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与世界其他地区, 甚至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国家, 在同一时期都没能出现像《唱论》这样的对声乐理论与演唱技法进行系统阐述的专著, 所以, 《唱论》在我国戏曲声乐史上的开山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其声乐价值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唱论》不管是对我国的戏曲音乐、说唱艺术, 还是曲艺音乐、民间歌舞、民歌等的演唱形式技巧及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 今天的民族声乐之所以发展到现在也是在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上传承下来的。《唱论》是我国古代戏曲声乐艺术理论的源头, 对《唱论》中所总结的声乐演唱技法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声乐演唱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特色的把握与明晰, 还是对今天民族声乐的理论研究及演唱实践和审美欣赏的丰富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唱论》的研究, 不仅能让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历史, 也能给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要：燕南芝庵出生于元代, 由他所创作的《唱论》是中国声乐著作中现存的最早作品。本文主要从燕南芝庵本人及其作品《唱论》入手, 对燕南芝庵及其《唱论》对我国古代戏曲声乐理论及实践的影响进行研究。
关键词：燕南芝庵,《唱论》,古代戏曲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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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部分读后 篇八
戏曲部分的条目应该说是相当齐备的。从大的学科说，首先有《中国戏曲》这样全面介绍本学科内容的概观性文章，下面又有“戏曲声腔剧种”、“戏曲文学”、“戏曲导演”、“戏曲表演”、“戏曲舞台美术”、“戏曲剧场”、“戏曲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性介绍，然后才是按剧种、作家、作品等等的分类条目。概观性文章和一些重点条目，如《中国戏曲》、《戏曲文学》、《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与杂剧》、《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洪》、《孔尚任》等等，都写得相当精彩，读后使人受益非浅。
不过，仍然有一些美中不足的感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基本宗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态度，概括和叙述所有的知识对象”。当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我们说某一学科中“所有的知识对象”，只是指该学科所有基本的、重要的知识对象。戏曲部分在编写中基本上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个人以为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作为戏曲这一门学科中的各个大的研究方向，如“戏曲声腔剧种”、“戏曲文学”、“戏曲导演”、“戏曲表演”、“戏曲舞台美术”、“戏曲剧场”、“戏曲艺术教育”等均有专条，对于某一方面的内容作了概括性的介绍，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却没有“戏曲研究”这一条目。我认为，自从戏曲产生，对于戏曲的研究可以说就开始了。当然，真正深入对象，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需要有一个过程。从《录鬼簿》、《青楼集》开始，到王骥德的《曲律》，到李渔的《闲情偶寄》，再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直至今天，中国的戏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备化、逐步系统化、逐步科学化的发展过程，戏曲理论方面的财富也相当丰富。之所以建议写“戏曲研究”这一条，就是希望这一条能够反映中国戏曲研究的这种发展过程。只在“戏曲研究家”的标题下面分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和理论家，而未作综合性的介绍，是不能充分反映我国戏曲研究的发展过程、全部面貌及其民族特色的。
另外从戏曲研究家及论著的细目来看，也有一些不该遗漏的比较重要的研究家未被列入。如姚华(一八七六——一九三○)，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漪室曲话》、《盲词考》等，另外在他的《弗堂类稿》中亦有一些戏曲研究的文章。又如卢前(一九○五——？)，著《明清戏曲史》、《中国戏剧概论》等书，并编辑《元人杂剧全集》一书。他对散曲亦有研究，著《中国散曲概论》，并搜集元明散曲编刻《饮虹所刻曲二十八种》。又如逝世不久的董每戡(一九○八——一九八○)，著《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戏剧的创作与欣赏》、《<琵琶记>简说》、《说剧》等。类似这些具有一定影响的戏剧研究家未能收入，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未提到，这对于一种以反映中国戏曲全貌为宗旨的大百科全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已经列入的戏曲研究家，在条目的介绍中也有一些可补充之处。如吴梅，说他“一生主要致力于声韵和格律的研究”。实际上，吴梅在戏曲研究中的影响决不限于声韵和格律的研究。他对戏曲文学也作了很多研究，这一点戏曲部分却没有论及。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的出版在青木正几《中国近世戏曲史》之前，却已基本上包括了在他之前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与在他之后的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所论述的范围。这本书虽然搜罗不能算很详备，对戏曲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的研究也还不够，但中国戏曲的主要作家、作品大体已包括其中，对于各个时期戏曲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对于中国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论断。特别因为吴梅本人是戏曲作家，所以他评论作家、作品，言簡意赅，每中肯綮，直到今天还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吴梅”条目对这些没有展开论述，令人遗憾。
为了反映各个剧种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影响，适当采取当时广大观众的某些概括性的评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戏曲部分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还嫌不够醒目，如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在京剧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但“四大名旦”一调仅见于“程砚秋”条。而“四小名旦”(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这样的说法没有得到反映。其中如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杨宝森、奚啸伯则连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中杨宝森在“杨宝忠”、“杭子和”条提到，但在内容索引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方面似乎也可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