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精选8篇）

1.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 篇一

建设“数字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

--**市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典型案例

近年来，**省**市以“农业生产智能化、特色产业电商化、安全监管平台化、生活服务便捷化、农技推广信息化”为工作目标，转变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动了农村物流网建设、提升了农民数字化水平、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逐渐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数据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一、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助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

近年来，**市积极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活动，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深度融合，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一）推进信息化与农业生产深入融合。

**市刘猴镇作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单位，以新技术渗透为主导，深入推进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辖区内的**裕山菌业有限公司通过襄阳电信提供的通讯模块，将技术链接到平台，种植农户只需在手机上进行数据设置，即可一键操作，实时监控查看香菇、木耳等农产品的状态；**宏全农牧有限公司智能大棚实现了水帘降温除湿、风机换气，遮阳温控等一键操作。新技术的应用，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证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二）推进信息化与农业创新深度融合。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化应用能力方面培训力度，鼓励支持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积极运用互联网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流通方式、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发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截止到2019年底，全市建成县级电商运营中心1个，县级仓储配送中心1个、镇级电商服务站11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228个，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带动就业12000余人，全市电商交易额突破15亿元，同比增长15.38%。

（三）推进信息化与农业服务深度融合。

深入开展信息进村入户综合服务试点工作，建成了1个市级信息进村入户平台运营中心，11个镇（办）益农信息社标准服务站点和50个村级信息网点。以“互联网+12316”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载体，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破解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难题，将农业信息服务延伸到乡镇，辐射到村组。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培训、农业灾害预警预报、农产品市场行情、农产品销售推介等综合信息服务。

二、大力发展信息化建设，助推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分级管理、网络互联、信息共享”的原则，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基础数据平台为支撑、以综合治理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打造了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保护群众的智慧平台。

（一）加快新时代农村党建信息化建设。

依托基层网格化服务，利用党员远程教育平台、QQ、微信群等方式，加强对农村在职党员、流动党员的教育，详细掌握在职、流动党员的喜好、特点、工作技能，详细党握党员需要什么，想干什么，拉近了党员和党组织的距离，使流动党员由“被动”变为“主动”。疫情期间全市3941名党员干部职工闻令而动、挺身而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第一时间下沉到疫情防控一线，利用居民微信群，使用统计助手APP，开展测量体温、物资代购、心理服务等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障群众生活。相关职能部门也及时推出“网上办”，方便群众办理各项业务，提供医疗救助、政策咨询、外出务工等暖心服务。

（二）加快新时代农村治安信息化建设。

以市、镇、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发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监看视频监控，筑牢治安防控的“篱笆”，按照每个行政村在公共区域建成5个以上高清视频监控探头，2019年底，实现了行政村覆盖率达100%，建成了村级视频监控系统950个，并与全市频监控共享平台实现联网对接，构建“多维感知、情报主导、立体防控”的综合信息管理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加快新时代农村信息化服务建设。

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规范化的政务服务大厅，设置村级便民室，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理”，逐步扩大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范围。方便群众办事，使群众不出镇、村（社区）就可办理日常生活中的高频事项；推出“宜医通”APP，实现医院之间信息共享，连接起包括镇、村在内的300多家医药机构，实现了全市就医一网通，患者在就医时四卡合一（就诊卡、医保卡、社保卡、银联卡四卡合一）的功能。

三、大力发展网络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利用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形态特有的优势，以新理念、新载体、新内容、新方法实现线上线下文化惠民的跨界融合，共享文化信息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拓展服务范围，满足农村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一）提升乡村网络文化设施水平。

目前已完成85个行政村的宽带光纤化升级改造，对3个未通宽带行政村进行了光纤接入，新增光纤宽带端口共28820个，破解了城乡网络信息的不对的瓶颈；大力实施“农村智能广播系统”建设，覆盖全市11个镇（办），投放音柱1696个，利用市融媒体播控平台及无线覆盖的方式，每天用1.5个小时进行广播新闻类节目。特别是疫情期间，通过无线广播播放疫情信息，及时的把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在老百姓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进行了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提升乡村网络文化丰富内涵。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任务要求，通过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将生动鲜活的文艺表演、通俗易懂的宣讲、解难济困的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网络展现给广大农村群众，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到寻常乡村百姓的生活；大力推进中国电信“幸福新农村”高清ITV互动电视平台的应用，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全新的电视信息界面，实现“一村一电视台”，为农村用户提供丰富的网络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我市在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信息化硬件设施能力相对不足，信息化软件应用水平不高；

二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农村信息化人才；三是县级以下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投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试点工作为契机，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协调沟通，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快试点工作进度，尽早取得成效。

2.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 篇二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长期指导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的核心国策。其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内涵导向对转型时期我国的城乡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特别是2011年以来,随着我国总体城市化水平突破50%,突显出广大乡村地区发展的资源稀缺性和人地关系矛盾。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政策不断驱动学术界总结指导乡村合理保护与多元化发展的若干路径与模式。

近年来,国内规划学者主要聚焦于两种乡村类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类是基于城乡区位关系差异的城郊型、边缘型乡村、都市乡村;另一类是基于主导产业特色差异的山地型乡村、景区型乡村、旅游型乡村。而遗址型乡村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典型乡村类型,学术界则涉足尚浅,基于系统性思维的研究文献鲜见。一般认为,遗址型乡村即以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遗址或遗址群为特征的,具有与遗址类型相符的独特景观风貌、文化底蕴和空间组织肌理的单个村庄或村庄集合。实际上,建立在我国数千年文明积淀上的遗址型乡村不仅数量庞大,且具备物质空间、社会文化、人文精神等多重内涵,还在其新时期城镇化建设的动力、路径和模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对其发展矛盾及动力因素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梳理出新时期保护与建设遗址型乡村的规划手段,并对新型城镇化下我国乡村差异化建设提供建议。

“大运河”是近十年来我国最受瞩目的特大型遗址群,于2006年12月启动申报世界遗产,继而于2012年4月确立132个运河遗产点和43段河段的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柳孜村即属于依托隋唐大运河河道、柳孜码头和柳孜村聚落等遗址的典型遗址型乡村(见图1、表1)。

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矛盾问题

2.1 传统遗址保护与村庄开发建设矛盾

现阶段,我国遗址型乡村广泛存在保护与开发相互矛盾的问题,并因此涉及村庄拆迁与选址而出现矛盾激化的趋势。其中村庄布点规划往往忽略以保护为目的,实现居住空间和文物保护区和遗址展示区的绝对隔离。

以柳孜村实际情况为例,百善镇村庄布点规划提出拆除柳孜原村姚乡并入新建柳孜集镇,刘道口、种道口等并入道口村新村,黄新庄、三里井等并入黄新庄新村。新建柳孜集镇在现有柳孜村北部,与原有的柳孜村基本脱离,仅靠一条道路联系。这种做法固然可以较好地保护遗址本体,实现居住空间和文物保护区及遗址展示区的绝对隔离。然而这种绝对隔离,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村庄建设和遗址保护进一步的脱节。

此外,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实施,柳孜村村庄拆迁与村庄新址的选择已迫在眉睫,拆迁过程中村民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也已经开始显露。由于遗址本体——运河河道主要沿着现303省道,进一步的遗址发掘与交通干线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穿越型交通不仅对村庄的空间整合、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产生不良的影响,也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遗址发掘。

2.2 固有文化价值与群体认知缺失矛盾

遗址型乡村往往具备其固有的文化价值,然而这种文化价值与生活在其上的当代居民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对于历史保护学者而言,遗址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可能远远大于其给周边居民带来的经济利益,甚至大于其所在土地的物质价值。然而对于居住其上的村民乃至地方政府而言,土地是其经济效益的重要甚至唯一来源。一方面,村庄自上而下的群体认知缺失是导致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脱节的关键。另一方面,面对短时间内由土地经济带来的地方效益,无论是政府或是村民都无法接受这种“近期投资,远期收益”的“买卖”而选择放弃。

遗址区居民对遗址的认同感直接决定着其破坏行为的心理基础。在柳孜村考古发掘之初,就有很多当地村民私存文物残片的现象。而1999年发掘后,遗址坑范围内进行了简单的保护展示,之后常年封闭,又进一步封闭了文化价值的传播。

柳孜码头遗址是隋唐运河重点发掘遗址,出土石砌体构筑物、木桩、沉船若干及隋、唐、宋时期众多窑口的瓷器。柳孜码头遗址是隋唐运河沿线一处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可观赏性较强。然而现状虽然简单设立了基本展示设施和遗址露天展示,但并未系统地设置陈列馆、库房、管理用房等必要设施,也未完全对公众开放。自上而下的针对柳孜村的展示方案更是未提上日程,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

2.3 遗址挖掘开发与景观风貌维护矛盾

遗址型乡村不可避免地将遇到遗址挖掘与风貌维护的矛盾。遗址挖掘与风貌维护的本质均为保护行为,但由于其保护对象不同及保护重点模糊不清,导致顾此失彼的事件时有发生,值得警惕。作为遗址背景的柳孜村,也面临此类难题。随着考古发掘,柳孜村村落的肌理格局持续受到影响,主要表现为:老303省道的商业界面的破坏,以及街巷系统连续性的破坏。原有村落呈现典型的北方村落的格局,空间体系由院落—农田—建筑—街巷组成。随着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可能对村落的空间格局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不可预见的破坏。

2.4 旅游产业拓展与遗址本体保护的矛盾

旅游开发往往是遗址重要的价值外延途径,其潜在的经济利益使得相关村庄、村庄集群均以之为开发对象,可能导致各地大量的建设,可能带来遗址的过度利用甚至破坏。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产业蜕变,一方面可以为村民生活改善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能牺牲了遗址遗产的公共物品属性,增加了区域统筹的边际成本。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动力因素

3.1 人文内生力:文化基因驱动内生保护与价值传播

文化情感因素是影响遗址型乡村保护与建设的内生人文推力,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正面的大众文化及情感因素可能促进遗址及文化保护与文化价值传播;另一方面,消极的文化情感因素有可能带来保护与开发的利益冲突,并可能将地方文化的朴素性置换为商人文化与资本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护的意义。

3.2 经济外在力:特色产业驱动资本积累与就业保障

特色产业因素是实质性推进遗址型乡村保护与建设的外在经济拉力,建设是根本,保护受到建设反哺。产业的类型、选址与规模对遗址型乡村意义重大,主产业及其附属产业定位不清晰或产业规模过大均不能起到协调乡村遗产保护与财富积累的目的。不过,第三产业的适度发展将有可能解决村民的就地就业问题,倒也不失为一条农村城镇化的新路。

3.3 环境基础力:地域环境驱动空间格局与组织模式

地域空间因素是影响遗产型乡村保护与建设的基础环境动力,不同地域空间类型对于遗产型乡村的保护与发展影响很大。如以山区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遗产型乡村开发难度一般大于保护难度;又如临近都市区或大城市边缘地区的遗产型乡村则更容易受到开发建设的影响,保护意识较弱。此外,遗产型村庄与其周边乡镇,特别是临近乡村的区域关系(道路交通系统、公共服务体系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开发或保护的主要方式,如集团开发或区域整体保护与开发等。

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的规划策略

4.1 保护为首,文化促转型的可持续循环发展策略

保护是遗址型乡村建设的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遗址型乡村这一概念。对于遗址型乡村,保护既包括遗址本身,也包括所在村落的空间肌理、文化底蕴、生活方式、景观风貌、山水格局等等。因此应以保护规划为保护依据,严格遵守保护规划对于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控制要求。

文化转型是遗址型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支撑是文化转型的基础。以柳孜村为例,其隋唐大运河安徽淮北段成为串联多个运河遗址点,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文化展示线路。借助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适度地通过开辟网络化、特色化的文化游线可以完善柳孜码头整体的展示结构及展陈方式,并在远期形成隋唐运河展示体系,使柳孜码头遗址成为隋唐运河上最重要、可读性最强的遗址地之一。

4.2 链式统筹,构建线性大遗址的区域空间协同策略

快速城镇化,大城市区域化及农村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致使遗址型乡村面临开发、建设与更新等多重威胁。更为严重的是,遗址型乡村往往并非依附某个村庄,而是某一地域范围的众多村庄集合,即“遗址型村庄群”。单一且独立的规划手段无法适应,必须建立区域协调思维,线性文化遗产理论对乡村区域空间协调策略有所启发。

线性文化遗产,由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衍生而来,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而线性大遗址根据区位大遗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位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建成区(郊区);第二类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第三类分布在远离人类经济活动的偏远地区。以大运河为代表的线性文化遗址中大量遗址点均位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由此,笔者认为:采用链式统筹、线性组织的规划手段有助于整体提升乡村区域的发展水平,一方面集多个村庄、乡镇之力,共同保护与开发,降低维护与建设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规避村庄间重复建设、盲目开发等不良竞争现象。

以柳孜为例,应对运河设施遗址实施相应的文物保护工程,逐步搬迁运河沿线占用单位;近期对聚落遗址进行环境整治、市政设施改造、历史遗迹修缮等。在远期形成隋唐运河展示体系,使隋唐大运河安徽淮北段串联多个运河遗址点,形成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文化展示线路(见图2)。

通过线性的隋唐运河故道将沿线城镇乡村串联起来,形成古今映衬、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观系列。柳孜村通过将南北轴线(包括临涣古城—柳孜古镇—百善镇—煤矿塌陷区—濉溪古镇—淮北城)和东西轴线(沿隋唐运河故道包括百善镇—柳孜古镇—铁佛镇),以纵横水网、道路交通编织为大遗址的文化网络,并通过塌陷湖形成的自然绿心打造区域共同的生态湿地以期整体改善。

在遗址公园范围内部,沿隋唐河道向两侧各扩150m,以柳孜码头遗址旅游服务中心、百善综合旅游服务中心为两心,通过三条线路联系——遗址公园带(沿303省道),隋堤沟水上游线,新的区域交通干线,旧矿运专线改造的铁路旅游专线。遗址带南部的农业观光片区,北侧塌陷区改造的湿地公园绿心为遗址公园的拓展地带(见图3)。

4.3 情感认同,公众参与的合作性规划协调策略

协作性规划,又称合作性规划,是1990年以来广泛应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划手段。其核心即以协调参与为基本前提,通过对规划所涉及的各类可表达利益群体、弱势群体、不可表达群体意见或建议的综合协商,在各方利益非最大化满足的前提下,实现最优而非最佳的解决办法。

将协作性规划融入遗址型乡村的保护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基于前述各类矛盾的基本情况,有必要通过统一协商的方式进行多方沟通;另一方面,协作的过程也有助于加深彼此认知,加深公众对于遗址型乡村的整体情感认同,最终推动整体保护与建设的有效进行。以柳孜村为例,基于协作的基本思想,通过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保留了村庄的现状空间格局,并延续街巷系统,插建建筑符合村庄肌理。

4.4 情境还原,视角与慢行引导的历史模拟策略

文史资料较少、考古基础不足往往是遗址型乡村的客观现实,此类乡村的规划建设应借鉴情景规划的理念,通过设定情境应对未来发展的多种不确定性。以柳孜村为例,一方面,可通过地形改造模拟古人视角,结合线性的运河河道,将遗址核心区进行地形改造使主要地平低于现在地平3m。实现从步行廊架的现代标高和遗址本体的唐宋标高两个视角观赏遗产;另一方面,可通过交通改线,形成步行化的遗址公园,解决交通干线与遗址保护和展示的矛盾,可将原303省道到遗址公园范围内变为步行廊道,打造遗址公园的核心区为梭形,外围为生活性的联系交通,实现遗址保护区、遗址展示区和村民生活区的空间隔离。

4.5 肌理重塑,景观修复的多维时空整合策略

对于单个遗址型乡村而言,体现其遗址文化及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肌理的重塑和景观的修复。肌理重塑不仅要求乡村建设坚持与城镇空间组织不同的设计思路,更要求乡村空间与遗址空间相互协调,避免出现“乡村是乡村,遗址是遗址”的割裂情况,尤其对于遗址位于乡村建设空间之中的情况。而景观修复则并非要求村庄一味追求古代风貌,切忌大面积、无理由仿造及过度商业化,应保证乡村风貌与建筑的原真性。无论是空间肌理,还是整体景观格局,应注重时间和空间的历时可读,即多维属性,应做到连续而不仿造、求新而不突兀。

柳孜村作为运河遗产(安徽·淮北段)的一部分,受到“大运河遗产(安徽·淮北段)保护规划”的评价与指导。应通过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展示利用体系,利用博物馆、运河重要遗址遗迹保护片区及线性文化遗产线路及标识体系进行大运河遗产全面的展示。空间肌理重塑上,柳孜村可通过呈现斑块的形态的居住建筑与村庄周边的农田相互穿插,从而形成街巷—居住—农田相互渗透的关系(见图4)。新建的居住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在原有的村落背景下对建筑质量较差和风貌差异较大的建筑进行拆除后在原址的插建;另一类则为在村庄原有建设区范围内集中建设的新村,但新村要与遗址公园、旧村形成多种复合的联系。景观修复层面应通过绿色覆顶的方式将遗址、建筑乃至周边农田联系起来,形成带状与面状相结合的复合绿色空间,可以更大程度地展示村庄的特色风貌。

新村的建设应该基于时间维度,同时也要有建设的灵活性。每户住宅规划控制占地面积180m2,院落空间65~85m2,为村民农具贮藏、饲养、农用车停放与花果种植的辅助庭院空间,村民可根据需求不同,在院内组织建设安排自己的院落结构。由一种单元类型可进行变化组合,从而形成富有变化的新村景观和空间肌理。根据实际的考古情况,新村范围可逐步扩张。

5 结论与展望

文章以大运河沿线的典型遗址型乡村——柳孜村为例,对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矛盾问题、动力因素及规划策略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现状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存在四大矛盾:传统遗址保护与村庄开发建设的矛盾、固有文化价值与群体认知缺失的矛盾、遗址挖掘开发与景观风貌维护的矛盾和旅游产业拓展与遗址本体保护的矛盾。(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遗址型乡村保护与建设具备三大动力因素,分别为:人文内在力、经济外在力、环境基础力。(3)新时期遗址型乡村保护与建设可采用五大规划策略:保护为首,文化促转型的可持续循环发展策略;链式统筹,线性大遗址的区域空间协同策略;情感认同,公众参与的合作性规划协调策略;情境还原,视角与慢行引导的历史模拟策略;肌理重塑,景观修复的多维时空整合策略。本文研究期望可以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乡村历史保护与规划研究及实践提供新的可借鉴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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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 篇三

关键词：乡村城镇化建设人的现代化

乡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强调：“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现代化不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的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变为现代化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因此，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对乡村的城镇化建设及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林村的故事》是美国学者黄树民教授在“林村”的实地调查研究，书中内容通过村民口述呈现出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变迁。该书虽然对一些社会事实有所加工，但是基本反映了林村的实际。九十年代后期，林村在城镇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发展，村民的物质文明有所提高，但是精神文明依旧匮乏，人的现代化发展明显落后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本文以林村为例，分析了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试图探析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途径。

一、人的现代化对实现乡村城镇化有重要意义

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准，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它不仅要完成空间上移居城市、生产上改变传统耕作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人的现代化，包括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道德素质等方面的转变，这样才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完全的现代化。

首先，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前提。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实际操作者。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先进科技手段的掌握和应用都要靠村民来具体承担并实现。农民的素质和心理狀况决定了农村实现现代化的状态，从而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大发展。其次，乡村成镇化发展是需要由人来推动和实现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内现代人的数量日渐增加，则其社会改革的脚步也将日渐加快，当现代化的内涵被植入大部分国民的意识个性内的时候，现代的态度、行为、舆论就将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这将是国家实现全局发展不可或缺的根本因子。同理，当乡村中的大部分村民成为现代人，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充分的科学文化素养，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就会使村民自己来改造乡村社会的发展，村民现代的态度和行为就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最后，人的现代化也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其主要目的就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只有以人的现代化作为实现乡村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农村才可实现不以遏制人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方式，在不断满足村民的物质方面的需求同时，为人的素质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英克尔斯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想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致力于使人民的心理、行为、态度等均同步于所有现代化形式的经济发展，并且互相合作。

二、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现实问题

林村的城镇化建设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从“大跃进”、“文革”时期的大起大落，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稳步增长。这个过程虽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到九十年代后期，在国家整体进入城镇化战略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林村的城镇化程度实现了飞跃式地发展，变化是“富于戏剧性”的。虽然村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村民的现代化问题已经凸现，并逐渐成为阻碍发展的一大原因。

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使农民在接受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上更落后。这一方面约束着农民参与市场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等方面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其发展经济的创造力和因之而来的城镇化进程。林村的村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受过良好教育的村民，占全村人口的1.5%，这是很小的比例，而且这些相比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村民，大多是接受的高职或高中水平的教育。村中经济条件好的村民一般送适龄的子女去一些职业学校，学习专门的技术，而“没想参加高考”。毕业后只需从村政府以较便宜的价格租赁场地，并装备成一个简陋的金属板结构的厂房，对于农民来说，就可以创造远高于成本的收益。其他更多的村民依靠收租或做办公勤杂等工作，这些工作较简单且不具有创造力。村中的发展主要依靠几个有远见的村干部带头，村民普遍的不具有民主、重法治、效率的现代化的观念。林村的致富很大程度依赖改革的整体趋势、政府的帮助还有地理优势等，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无法带给林村持续的发展。村民的文化素质迫切需要提高，这才是林村城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林村的社会发展已经由传统走向了现代，但是村民的思想观念存在滞后性，与迅速发展的经济并不和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能统一，不良的价值观和行为就会制约着乡村的城镇化发展脚步。

三、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的实现途径

乡村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它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人的现代程度。“离开了人自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在其本质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全面促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可以从多方面着手。

教育对人的现代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提高人的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因此，为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教育水平。农村教育要加快发展，急需解决经费问题。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的力度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政府的行政力来筹措教育经费。帮助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建学校、培训教师、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其次，培养现代意识，促进村民思想的解放。相对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观念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使乡村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同时，需要通过培养农民的现代意识，促进村民的思想解放，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科学的理论和现代知识。促进广大农民破除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树立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第二，以贴近农民生活的方式，传播现代化的思想和文化。大众传媒是可以渗透到村民生活，使村民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是一种可以有效利用的促进人的现代性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3][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M].曹中德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47-50.

4.乡村振兴建设年度工作计划 篇四

一、仙坝村基本情况

麻江县杏山镇仙坝村所在地距县城15公里，距下司风景名胜区18公里，距320国道2公里。仙坝村总面积20平方公里，于_年由原仙鹅村和坝寨村合并而成，现有6个村民大组，20个自然村寨，总户数743户3336人，畲族人口占98%，其中贫困人口323户1143人，低保人口302户536人，五保户24户36人;全村耕地面积2876亩，其中：田1624亩、土1252亩、森林覆盖率达43%，产业以水稻、玉米、油菜为主，经济作物有烤烟、葡萄、生姜等，养殖有养猪、养牛、养羊、养鸡、养鸭等。

仙坝村现有党员60名，其中女党员6名，预备党员3名，入党积极分子3人，60岁以上老党员28人，占党员总数的46.67%。

二、20__年工作计划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对党的精神的学习和宣传，不断提升自身政治理论水平。

(二)积极配合实施坝寨片区人饮工程项目建设，解决村民饮水困难问题等民生工程。

抓好项目实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力争20__年7月底前竣工投入使用。同时，配合村两委扎实抓好计生、农低保、新农保等各项民生民利工作。

(三)抓好农村卫生环境整治，科学合理落实垃圾池的建设分布。

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目标，大力整治村寨乱扔乱倒垃圾现象，特别是公路沿线两旁的卫生清理和保洁工作，科学合理选定修建焚烧式垃圾池位置，并向有关部门积极争取资金实施，计划投入2万元修建焚烧式垃圾池10个。

(四)积极争取实施村级农民健身工程，为广大村民群众提供优美的文化娱乐场所。

积极与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协调沟通，争取今年下半年实施启动仙坝村级农民健身项目工程建设，并与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解决项目场地所需建设、征地各项费用。

(五)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进一步完善村级各项管理制度。注重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后备干部培养。加强村民自治能力建设，强化联防工作机制，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六)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发挥法律服务员的应有功能。

充分发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法律服务员排查化解矛盾工作职能，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

(七)抓好产业布局，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以整顿村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管理为突破口，抓好葡萄、生姜、蔬菜产业的合理分布，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行，实现产业强村目标，带动人民群众发展致富，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活力。

(八)抓好“两个文化”宣传工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5.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 篇五

在xx县乡村振兴建设现场推进会议上的讲话

（2020年月日）

同志们：

我们利用半天时间，实地观摩了xx、xx、xx、xx、xx5个乡镇9个观摩点，观摩内容涉及农村老旧房屋拆除、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造林绿化等工作，同步还就xxx、xxxx、xxx、北郊湿地恢复治理、xx牧业奶牛养殖和乳产品生产加工、xx3万头肉牛智慧牧场等重点项目听取了有关同志的简介汇报，可以说囊括了乡村振兴建设的方方面面。总体来看，这次观摩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今天观摩的几个点来看，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区委、区政府对大家的工作是认可的、满意的。

这次现场推进会议，既是为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对比查找不足、互相借鉴经验搭建的平台，也是对当前乡村振兴建设工作的一次再安排、再部署、再推进。刚才，我们书面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xx在xx调研时的指示精神，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省委、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精神，省、市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实施意见精神，以及省、市有关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下去之后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同时，我们签订了2020脱贫攻坚目标责任书，研究讨论了《xx县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2019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刚才，我们还随机点名部分乡镇作了大会表态发言，其他乡镇提交了书面发言材料，农业农村、林草、住建、交通运输、水务、自然资源6个部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作了会议发言，大家讲得都很好，信心十足、措施有力，会后一定要言必行、行必果，全力以赴把工作往前推。参加会议的几位领导谈了很好地意见建议，我都同意，大家一定要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践中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下面，我就抓好全县乡村振兴建设工作强调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围绕全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由典型示范向整体提升转变。近年来，我们围绕“x带x区x线”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但实质上只突出抓好了“x带”建设，“x区x线”还没有全面涉及、有效打造。省委林铎书记来xx调研时指出，xx要在乡村振兴上走在前、做示范。这就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上不能再止步于“两带”建设，必须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各出各的优势牌，各打各的主动战，全面推进、整体提升，形成竞位赶超、齐头并进、遍地开花的良好发展态势。一要精准定位科学规划。各乡镇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通过去年冬天到现在的调研、谋划，应当说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家也都已经行动了起来，但在行动上还有差距、还不平衡，有的至今还停留在蓝图勾画上，每次汇报都是照图说话，行动迟缓；有的拆房子速度很快，但谋划不够深远，急功近利，只顾当前、忽视长远，规划层次水平不高。乡村振兴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村庄规划包括道路交通、房屋建设、产业发展、绿化美化、污水垃圾处理等方方面面，各乡镇决不能“拍脑袋决策，想到啥是啥”，更不能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脱离实际，一定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注重先导性、前瞻性，高起点、高标准编制概念性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具体到色彩搭配、户型设计、材料选用等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一户一房、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要精心设计、精挑细选、精雕细琢，于细微之处体现风格、特色、品质，防止千篇一律、雷同复制，让规划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二要严格标准规范建设。严格执行、落地生根是规划实施的硬道理。执行力不到位，再好的规划也是纸上谈兵。当前，我们一些乡镇、村社在建设过程中，对规划的实施管理不到位，有些村庄规划制定出来就被束之高阁，得不到有效执行；有些乡镇在建设过程中，不严格执行规划，随意更改规划内容，致使建设变了味、走了样，影响了乡村振兴建设的整体效果。各部门单位要强化规划意识，充分发挥好规划的牵头、先导作用，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开发建设中严格执行批准的各类规划，决不能随意更改规划设计内容和降低建设标准，确保规划不折不扣落实到位。我们的住建局全称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中不能只抓城市、不管农村，要切实承担起乡村建设的审核把关监督职责，对每个乡镇实施的建设项目，从整体风貌、户型设计、结构布局、材料选择、设施配套、建设质量等各方面严格把关、细致审核，加强农房建设技术服务指导，做到无规划不建设、未审核不开工，坚决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优质资源的低层次开发。今天的观摩中，住建局为大家提供了xx套不同的户型院落设计图集供建设参考，下去大家要结合实际科学选择、借鉴运用。三要统筹推进“五个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框架内容，也是具体路径。五个振兴”互促互进、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是一个内在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少了任何一个内容、一个环节，乡村振兴都会大打折扣，更谈不上乡村全面振兴，因此绝不能搞剑走偏锋、单兵突进，必须系统理解、整体把握，统筹兼顾、融合推进。具体到实践中，我们要立足实际、选准路径，确定“五个振兴”中的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作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最终实现整体推进、全面振兴。比如，xx乡生态优势明显，适合以生态振兴为突破口；xx镇产业基础条件好，适合以产业振兴为突破口；龙渠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适合以文化振兴为突破口，等等。总之，每个乡镇有每个乡镇的特色优势和不同情况，一定要找准路径、突出重点，发挥好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逐个推动，逐步延伸，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让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享受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秀美乡村。大美中国，先美农村，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农业发展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绿起来，让农村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一要集中攻坚，全速推进老旧房屋拆除。今年，全县计划拆除老旧房屋xx户，目前拆除xx户、仅占总数的8.4%，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各乡镇要紧盯目标任务，抢时间赶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成立专班、分片负责，耐心细致宣传老旧房屋拆除政策，不厌其烦上门做思想工作，以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理解支持，不断加快拆除进度。具体工作中，要注重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老旧房屋拆除后老人居住的问题，现在不少年轻人住楼房，老人住旧房甚至是住牛圈照管牲畜，要大力弘扬孝老爱亲文明新风尚，教育引导年轻人接老人同住，坚决刹住年轻人享福、老人受苦这股歪风邪气，确保老旧房屋拆除后老人有去处、有得住；要解决好老旧房屋拆除后农资农机具存放的问题，在严格落实“一户一宅”规定的前提下，老旧房屋拆除后，确需修建存储间的，要集中统一修建，合理确定好存储间结构和大小，做到经济实用；要解决好老旧房屋拆除后畜禽养殖的问题，一些群众不愿意拆除老旧房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旧房屋拆除后畜禽没地方养殖，这样会减少经济收入，要根据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建设养殖小区，实行人畜分离、村外建圈、集中养殖。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群众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能够安心拆除、放心拆除。还有，在房屋拆除补助资金的发放上，坚决不能按户平分、搞户户平等，县上把补助资金整体打入乡镇账户，乡镇要根据每户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分配使用。二要常抓不懈，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市上部署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县上最近将专门下发文件进行安排，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要聚焦“三清理、三整治、两推进、一美化”攻坚任务（清理农村“三堆”、农业废弃物、废弃房屋和残垣断壁，整治乱搭乱建、乱挤乱占、农户后院，推进“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美化村庄环境），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十二条措施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以创建全省全域无垃圾示范县为目标，扎实推进“三大革命”“六大行动”和“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全面清理农村垃圾堆、柴草堆、粪土堆，依法拆除闲置破旧房屋、残垣断壁和废弃遗弃的场圈、农业大棚等建筑物，坚决整治私拉乱接、私搭乱建等现象，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彻底消除农村“脏、乱、差”现象。在农村改厕工作上，今年要新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xx座，所有乡镇、建制村实现卫生公厕全覆盖，65%以上的村庄建成“清洁村庄”，但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改厕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符合当地实际的改厕模式，不能强行要求全部改成水冲厕所。要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大垃圾秸秆焚烧日常巡查力度，规范运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持续开展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不断提高制种玉米可降解地膜使用率，加快实施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示范县等项目，减少污染存量，全力提升环境承载能力。要以实施水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黑河xx段综合治理与开发、旅游大通道三大工程为契机，同步推进沿线及周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整体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三要造管并举，大幅提升乡村整体绿化水平。绿色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开展造林绿化工作,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要聚焦“x带x区x线”和“x园x带”重点区域地段，突出抓好黑河滩2000亩生态修复胡杨林营造、xx公路绿化工程续建、xxx公园提升改造、北郊湿地恢复治理、xxxx2万亩高原生态林基地等重点造林绿化工程，加快推进道路林网、水系林网、农田林网、环村防护林及特色经济林基地建设，扎实搞好村旁、宅旁、渠旁、路旁“四旁”绿化，因地制宜开展乡村片林、村庄绿地、庭院绿化、休憩公园建设，打造一批园林乡村、绿色小镇。要遵循适地适树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宜树则树、宜花则花、乔灌草结合、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结合，同步规划建设塘坝等水系，着力打造点上成景、线上成荫、面上成片的多元化生态景观。要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林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采取承包、租赁、流转土地造林等多种运营模式，参与乡村重点造林工程和特色林果产业基地建设，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造林成活率和林木保存率。四要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有利于提高畜禽粪污和秸秆尾菜综合利用率，从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要积极创建全省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全力实施好xx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配套推广水肥一体化应用技术，有效提高水肥资源利用效益，推动农业节本增效。要以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等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为主导模式，充分发挥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三生源尾菜处理中心、xx节能大型沼气工程、绿洲奶牛专业合作社沼气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xx30万吨有机肥生产线、xx年产10万吨有机生物肥项目建设，通过财政奖补、粪污秸秆兑换有机肥、固体燃料等方式，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化利用进程。

三、坚定决战决胜信心，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现在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倒计时，中央和省委、市委高度重视，即使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形势下，也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发出了保证脱贫攻坚如期收官的冲锋动员令。今天，我们同步套开xx脱贫攻坚推进大会，目的就是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再鼓干劲，再加压力，切实做到不停顿、不大意、不放松，以较真碰硬的态度整改各类问题，以背水一战的魄力攻克贫困堡垒，奋力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一要加快补齐各项短板弱项。根据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止201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大类50项监测指标中，我区实现程度达到100%的有35项，尚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有15项（人均gdp、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预期寿命、基本社会保险参保率、每千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单位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率、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位gdp建设用地占用面积、草原植被覆盖度、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履行责任，对照监测指标逐一进行自查分析，逐月分析调度，逐项攻坚突破，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处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期我们起草制定了《关于加快xx乡村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本目的就是加快推进xx、xx等5个经济薄弱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全区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这个文件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具有重要意义，文件最近就要下发，希望涉及到的5个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严格按照实施意见要求抓好落实，确保不折不扣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二要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要落实落细挂牌督战责任，围绕全区1户3人“脱贫监测户”、x户x人“边缘户”、“三保障”方面尚存在问题隐患或短板弱项的xx户xx人以及2019脱贫退出的x户x人，逐一摸清挂牌督战对象的基本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跟踪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及时解决存在问题。要持续抓好“3+1”冲刺清零后续行动，毫不放松地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监测和巩固提升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设施设备配备，切实加强危房动态监测，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确保“3+1”任务全面达标、不出问题。要扎实推进4项专项提升行动，动员引导贫困户通过发展“五小”产业和短平快增收项目，鼓励支持贫困户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全面完成交通扶贫行动剩余道路安防工程、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建设任务，对特殊困难群体做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要全面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口早掌握、早预警，一旦出现返贫致贫现象能够及时精准帮扶，确保脱贫成果稳定、贫困增量可控。三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清零。对照省、市《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2019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县上梳理查找了8个方面的28个问题，刚才已审议通过了整改方案，经修改完善后将尽快下发。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要把这次整改作为最后的机会，对县上方案中的问题逐一研究、抓好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在6月10日前取得明显成效、6月底前全面整改到位。同时，要认真细致做好专项巡视准备工作，从4月上旬至5月底，省委将对xx个市州、xx个摘帽县和xx个未摘帽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这次巡视，既是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指出问题的全面整改，也是对我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成效的一次重要检验，时间紧、任务重。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要在专项巡视前认真开展一次自查自纠，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找准找实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短板，提前做好查漏补缺、固强补弱工作，确保专项巡视中不出纰漏、万无一失。四要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要紧盯xx户xx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围绕“三精准”“三落实”“三保障”问题，进行一次“过筛子”式的大起底、大排查、大冲刺，切实做到问题见底、整改见效。各帮扶单位、帮扶干部和驻村帮扶工作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和差不多、过得去的心态，严格按照不漏村、不漏户、不漏人、不漏项的工作要求，扎实细致开展工作，全面掌握真实情况，从严整改存在问题，有效保障工作质量。特别是要从最不托底的领域、最不放心的环节、最不起眼的角落抓起，迅速对农户院墙破败、家庭卫生脏乱差等“视觉贫困”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力争应拆尽拆、能改全改。要同所有脱贫户深入对接，算细算准收入账，做到真实准确，防止出现问题。

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没有产业的发展,乡村振兴就会失去经济支撑。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xx书记来我县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始终抓住产业发展这个关键，发挥农业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打造绿色蔬菜、优质肉牛“两个百亿级产业体系”，为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做出示范。一要推动蔬菜产业扩量提质。今年县委一号文件下发后，全县发展设施农业的积极性非常高，目前已确定7个乡镇29个村要新建新型高标准日光温室3000多座、4000多亩，大家在上午观摩中也看到了，xx镇xx村连片600座、750亩的高标准日光温室已开工建设。这种势头很好，我们要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坚决将玉米制种面积压缩在50万亩以内，为发展蔬菜产业腾出空间。要大力推广xx村成立设施农业片区党委引领产业发展模式，突出抓好10万亩有机蔬菜基地建设，做大做强供港澳、供京沪蔬菜生产基地，培育壮大xx等蔬菜产业化龙头企业，在xx镇建立xx丝路寒旱蔬菜产业发展研究院，不断推进蔬菜产业扩量提质，今年要稳步发展优质蔬菜种植基地38万亩以上。要加快推进xx城区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河西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中心，为扩大蔬菜外销提供必要条件。要完善蔬菜生产、营销和服务网络，不断提升广西凭祥口岸、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办事处服务水平，鼓励企业开展网上销售和在省外设立销售窗口，提高蔬菜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全力推进蔬菜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作、品牌化发展。二要支持牛产业全产业链发展。今年，县上制定下发了加快牛产业发展的意见，配套了一系列扶持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含金量高、覆盖面广。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全县可新建奶肉牛养殖小区、养殖场28个，增加奶肉牛养殖5万多头，形势喜人。下一步，我们要严格落实加快牛产业发展的意见，重点抓好xx镇3万头肉牛智慧牧场、德联牧业万头奶牛养殖基地、深圳润泰肉牛养殖、光明乳业乳产品加工等项目建设，加大对牛产业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力度，加快推进祁连牧歌开展牛肉熟食精深加工和骨、血、皮毛等副产品开发，全面构建饲草种植、品种改良、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为一体的牛产业全产业链体系，集中力量打造“甘牛”金字招牌和靓丽名片，推动牛产业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园区化发展。三要加快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林果产业既能美化环境，又能为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多得。我们要找准改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依托林业重点工程、山水林田湖草、“x园x带”等重大生态修复项目，着力打造交通主干道、旅游大通道、黑河沿岸特色林果产业带，积极引导种植文冠果、优质梨、枸杞、葡萄等优势特色品种，加快推进旅游大通道两侧各200米、xx和xx2万亩、xx6600亩特色林果基地等项目，对符合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条件的新建特色林果基地给予优先扶持，着力打造黑河流域、旅游大通道特色林果产业带和沿山冷凉区特色林果产业片区，今年全县发展特色林果5万亩以上，通过发展特色林果为群众带来绿色财富，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四要着力提升乡村旅游发展层次。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分支，既融合三产，又紧密连结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我们要借助xx“最美中国旅游城市”对游客的吸引力，加快推进沙漠体育公园、屋兰古镇4a级景区创建步伐，配套完善平山湖大峡谷、喀尔喀小镇等乡村旅游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大力开发一批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内容的民俗风情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项目，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不断丰富休闲采摘、户外运动、文创开发、农家餐饮、特色民宿、红色旅游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切实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优化旅游环境，真正使旅游景区景点可进入、可停留、可欣赏、可回味，使旅游活动可参与、可互动、可感受、可享受，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同时，要深度挖掘“独一份”“特别特”“好中优”“错峰头”的资源优势，持续做强做大小杂粮、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做精做优生态鸡、虫子蛋、特色养殖等地方特色小品种，着力打造优势明显、布局合理、配套完备的特色产业集群，全面提升我县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五、坚持多元联动协同，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水平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农民切身利益。一要加快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发挥自治的核心作用，构建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村级治理体系，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要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加快推进乡、村两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和矛盾纠纷化解力度，确保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发挥德治的基础作用，深入宣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典型事迹，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二要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扎实开展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十大创建行动”，广泛开展“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恋新风”、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及各项文化惠民活动，积极开展“好媳妇”“好婆婆”“五星文明户”等评选表彰活动，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要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及新乡贤作用，坚决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高额彩礼、焚烧秸秆等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推动农村移风易俗，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三要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加快完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和危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破坏农业生产、侵害农民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大力整治乱修乱建、霸地开荒、侵占公共资源、黄赌毒、封建迷信、邪教等社会乱象和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最近，有些乡镇出现了非法开荒行为，自然资源局和所在乡镇要加强管理、从严处理，决不能纵容姑息。要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持续开展农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农村警务、消防、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推进农村“雪亮工程”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功能和运行机制，探索以网格化管理和“十户联防”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治理路径，推动实现基层服务管理精细化、精准化。四要建强农村基层组织。巩固提升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成果，拓展“四抓两整治”工作成效，聚力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分类别具体指导，分领域统筹推进，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选优配强村党支部“领头雁”，注重将高校毕业生、农村致富带头人、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返乡创业人员吸纳到村干部队伍中，进一步提升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各级党组织要聚焦发展大局，把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进一步做好结合文章、找到具体抓手，真正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6.乡贤文化与乡村振兴探索研究 篇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给予了更加具体的指导。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振兴，既需要大量的政策和物质资源的支持，同样需要大量具备各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然而，长期以来，城市由于能够提供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导致农村建设缺乏人才，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瓶颈。由此，乡贤的力量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呼唤乡贤文化回归也成为重振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扮演着“桥梁”“智库”“楷模”等角色，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研究。一方面，部分学者对新乡贤的定义、内涵进行探讨，以期能尽量集聚力量和利用乡贤资源。学者胡鹏辉等指出：“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材、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和功用进行探索，以提高乡村振兴的效率和效果。

学者黄海指出：“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应该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学者杨军指出：“新乡贤参与乡村协同治理时能发挥其突破体制约束、完善资源及配置机制、弥补乡村治理人才短缺等方面优势。”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已经进行的新乡贤实践活动进行了经验总结。综上，虽然学者们对新乡贤文化在多个层面作了一些探索，然而，新乡贤作为当前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文化力量的构成、对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以及自我演变和发展等新乡贤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不断面临一些困境和新问题，学界对此方面的探讨犹显不足。为进一步探讨新乡贤文化建设与当前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有效结合的可行路径，本文针对新乡贤文化的时代背景和意义、发展现状和特征以及新乡贤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提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策略和措施。

01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在农耕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治理国家的贤臣智士都来自于乡村，他们告老还乡之后，凭借德高望重、富有才学、人脉资源丰广等优势，承担起基层的管理职能，时称为“乡绅”，也就是所谓的“乡贤”。在封建社会，乡贤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引领社会发展、治理封建农村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乡贤的内涵发生变化，主要是指那些生于农村，成功于都市，品德、才学、成就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他们曾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资源、资金、信息、才智等方面优势，又极具乡土情怀，退休后回归故里。现阶段，所谓“乡贤”，主要指现当代社会中的贤达人士，包括那些有文化、有才识、有贤德、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所谓“乡贤文化”，既包括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等物质文化，更指的是热爱乡土、心系乡村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塑造乡村文化的优良传

统和精神文化。在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人大代表钱念孙提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这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和资源集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由于时代、环境、任务的变化，不能照搬传统的乡贤文化，因而一种有别于传统乡贤文化的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成为了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与传统意义上仅仅利用告老还乡的乡贤自发进行乡村管理的旧乡贤文化不同，乡村振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和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国家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期盼和强烈要求，体现了社会的共识。因而，在新形势下探索新乡贤文化，目的在于针对新乡贤在引进和使用上的困境，解决农村经济建设的资源和人才问题，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复兴的伟大目标。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新乡贤文化的核心是文明进步，是一种凝聚力，而这不是靠几个“少小离

家老大回”的成功人士就能促成的。“培育新乡贤文化，最关键还在人。”长期在都市生活工作，许多少小离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早已融入都市，如何让他们自愿回到乡村参与建设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怎么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考取大学之后，能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也是个问题。

02

新乡贤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指出，新乡贤文化就是要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那么什么是新乡贤文化的时代内涵呢？学者胡鹏辉等指出，新乡贤之所以“新”，是因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产生的环境新，产生于快速流动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二是权威来源新，主要依靠其道德水平与政治、经济地位的结合而获得权威；三是治理空间与机制新，新乡贤治理的背景是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新乡贤文化的制度背景、结构组成、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功能不同。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新乡贤文化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乡贤文化在发展状况和本质属性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作为一种应新环境、新需求而生的新事物，新乡贤文化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

作为国家顶层设计，新乡贤文化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有些地方政府已快速出台了相关文件，对新乡贤文化的建设进行具体的导引和规范，以促进其快速发展。随之，在学界，大量的新乡贤文化研究论著不断涌现。部分学者致力于探讨新乡贤文化的渊源、内涵、范围、发展及其与传统乡贤文化的区别；部分学者则致力于探讨新乡贤文化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途径、新乡贤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等；部分学者则试图总结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得失与成败之处。

第二，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实践上初见成效。

新乡贤文化的实践最初属于乡村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后面逐步成为了一项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经历了从自发到有意识发展的过程。最初，乡贤的主要成分是由于各种原因回归乡

村的城市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乡贤或因相对成功的人生经历，或因某方面的专业特长，时常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在乡村政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往往成为当地人敬仰和咨询的对象。随着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农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回归，毕业后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近年来，由于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和取得的业绩，其作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新乡贤文化的建设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

以大学生村官为例，其发展就经历了由自发到有意识有计划实施的过程。2008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主要目的是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据统计，2017年全国共有21个省区市新选聘1.4万名大学生村官。截至2017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共6.6万人。全国共有3943名大学生村官创业，其中，独立创业的1316人，合作创业的2627人，共创办创业项目3071个，领办或合办专业合作社777个，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49211个。随着大学生村官队伍的不断扩大，人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延续和深化。

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以乡村为空间，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人文性、亲善性，被视为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力量。现阶段，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乡贤文化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从身份属性看，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建设层面的具体实践者，更是体现个人层面价值观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相连接的纽带；从行为属性看，新乡贤长期关心家乡发展，主要以投资创办实业或是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回报家乡，同时能

够自觉担负起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的责任；从价值属性看，新乡贤能充分调动一定层面的社会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同时还能协助乡村走出社会精英流失、精神信仰缺失等困境。由此，与传统乡贤文化相比，新乡贤文化更能满足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需要，也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

03

新乡贤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推动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发展的目的正是在于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对新乡贤的积极的、正面的、统一的认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但文化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乡贤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转变社会观念、政府行为、个体行动等多方面入手，解决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一，传统乡贤认识观念与新乡贤文化建设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中国的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

一方面，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令乡人敬仰，但由于他们长期

远离故土，与故土的很多关系例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他们回归乡村，如无特别情况，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其参与是缺位的。而从村民视角看，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客体”，虽有敬仰之心，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村民与乡贤之间疏离的关系若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将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如期完成。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些目标实现难度大，不仅仅是资源问题，也是人才的问题，需要新乡贤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更多地为乡村事务建言献策，甚至包括乡贤回乡自主创业，在发展乡村经济中起到带头作用，等等。可见，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囿于自发性，已不能很好

地服务于新型乡贤文化建设的需求。

第二，传统乡贤服务方式与新乡贤文化服务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长期以来，传统乡贤在服务于乡村的形式上虽然不断变化，但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成就为村民树立精神典范，影响村民的道德水准，激励村民努力

上进，从精神引领上为乡村服务；二是通过提建议、做参谋的方式为乡村建设服务。这两种方式虽然曾对乡村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乡贤的主观能动性，更没有尽其才、展其能。乡贤的传统服务渠道单一，很多时候服务渠道并不畅通。服务平台缺乏、服务方式僵化单一的状况，禁锢了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优势的积极性，无法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调动利用一切力量的要求。

第三，传统乡贤激励机制与新乡贤文化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传统乡贤回归故里多是告老还乡，都有退隐的心理，加上又有稳定的收入，因而更希望自由自在，并不愿意过多地承担乡村具体事务。即便是他们愿意对乡村建设作出贡献，也仅仅是出于乡情。由于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而根据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都有获得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心理需要，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见，传统的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不能有效地激励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潜能。这与让新乡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引领乡村建设等目标相距甚远，不符合现代乡贤文化发展的要求。

04

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途径选择

乡村是我国最广大的区域，农民是我国的主要人口，乡村问题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建设和发展乡村，对于提升国家经济、建设美丽和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

和受益

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

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面对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新乡贤文化培育已被确定为“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重要途径，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可谓刻不容缓。

第一，转变观念，培育新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

乡贤作为流动的人力资源，出生于农村，成功于都市，要想吸引他们回归故土，首先要转变消极等待的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需要丰富工作形式，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他们的思想，触动他们的乡情，激发乡贤的乡村认同感，让他们产生回乡服务的意愿；另一方面要着力营建能吸引乡贤的软硬环境，让乡贤愿意服务于乡村建设、安心服务于乡村建设。其次，要扭转乡贤的“客体”观念，充分发挥其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形成乡贤与乡民的共生融合。

此外，在社会中进一步形成尊重乡贤、重视乡贤、爱护乡贤、信任乡贤的文化氛围，培育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以利于乡贤的回归，以及乡贤安心地、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建设。

第二，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广开渠道接纳四方乡贤回归。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面广、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的战略行动，需要社会群策群力。

因而，要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扩大对乡贤资源的认知，只要是对乡村振兴有利的人才，都应当将其纳入新乡贤的认定范围。具体措施如下：一方面，要成立专门的乡贤引进机构，收集乡贤的信息，建立沟通渠道，形成长效机制，为乡贤回归多搭桥铺路；另一方面，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为乡贤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环境，以留住乡贤。要更多地给予乡贤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让他们自愿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之中。

第三，探索新乡贤服务乡村新方式，革新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内容。

长期以来，乡贤作为回归乡村的特别群体，通常以客居的身份参与乡村事务，更多的是以自身过去成就和道德风貌起精神引导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服务方式。因而，要探索乡贤服务乡村的新方式，搭建乡贤服务的新平台。一方面，可以在原有的乡村治理机构的基础上，附设专门的乡贤组织机构，直接吸纳乡贤进入该机构参与决策，以自身的专业特长指导农村建设。当然，也可以为乡贤搭建创业的平台，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带动群众致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探索“不在场”的乡贤服务方式。对于许多仍然在城市各行各业工作的乡贤，可通过各种渠道让他们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信息、物质、资金、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乡贤们通常对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沟通渠道畅通，这些人即使没有回到农村、没有退休，也能为故乡提供各种帮助。

第四，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丰富新乡贤文化的内涵。

由于传统乡贤服

务激励机制缺失，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完善激励机制理应成为重要内容，以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论是马斯洛的“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实现，都与社会的认可密切相关。乡贤在过去作为一种几近闲置的资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其自愿参与乡村建设工作，完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对于贡献巨大的乡贤宜予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树立乡贤服务的典范，这对于吸引更多乡贤回归家乡，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建设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创新乡贤精神文化宣传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弘扬新乡贤时代精神。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高效迅捷的宣传载体大力宣传新乡贤精神文化。

通过大力宣传身边的新乡贤典型事迹，用新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另一方面，要用群众喜欢的语言形式，针对特定的人群使用特定的传播方式和形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群众的信息接收，使传播的效果最大化。例如在传播的形式上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使用现代传媒也使用张贴标语等传统方式；而在内容的编辑上，则使用群众语

言，图文并茂，以生动的形式打动人，使新乡贤文化的宣传深入人心。

7.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 篇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文化传承,保护策略,苏南乡村

0 引言

梁思成曾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 在建筑上, 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 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因为这事实明显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衰落。”3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南方与北方的城市没有显著差别, 东部与西部的城市也几乎千城一面。这意味着在东西方文化博弈中,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 在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方面无创新, 相反被异化、甚至被遏制抹杀, 保护并弘扬中国民居风貌与本土文化迫在眉睫。[1]

古村落风貌与民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在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条件下, 加强对乡村的风貌文化研究, 对解决广大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有着重大的意义, 有助于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社会目标, 对于建设各地富有特色的美丽乡镇风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 理论研究

1.1 国内城镇化进展

中国地域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多种社会因素影响着城镇化进程。近十年来, 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 全国城镇化率为44.94%。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一个百分点, 至2011年首次超过50%。

2000年在全国“十五计划”中首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十一五规划”继续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 强调“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提出, 要“统筹城乡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将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予以高度重视。而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 “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2013年,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推进确定了总体基调。国家的重大决策无不表明城镇化的重要性, 城镇化发展将是我国近年来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1.2 国外城镇化发展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其中英、法、德、意、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进城镇化的国家, 目前城镇化水平超过90%, 在英国城镇化进程中, 各种社会问题出现, 导致英国政府颁布多部相关法规, 政府引导城镇化的发展。历经百年的实践, 英国乡村的历史风貌得到合理的保护, 构建起欧洲乃至世界最完善的乡村景观法规体系。

由于二战之后日本经济不断复苏, 导致农业劳动的人口迅速减少, 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加大, 严重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政府为此特别颁布了《农业基本法》。从20世纪后10年开始, 日本先后颁布针对农业的法律法规, 其中加大了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并鼓励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给予山区困难的农民生产粮食的财政补贴;拨付专项的经费支持富有地方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产业大力发展;鼓励发展非农产业。日本政府为此还特别制定了鼓励工商业向农村延伸的政策, 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就有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职业。这些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日本的农村发生巨大变化, 减少城乡之间大幅度的人口流动, 推进日本城镇化的健康发展。[2]

通过总结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应坚持从实际出发, 结合我国城镇化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 建设符合不同区域发展状况的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3 借鉴经验, 对应解决问题

世界各个国家一直高度关注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的发展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国外许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远远走在中国前面, 我们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汲取教训, 借鉴其中的经验、规避城镇化引发的各类“城镇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城镇化模式, 结合我国本土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 制定适合的方针政策。据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以及各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来看, 我国城镇化发展任务仍旧十分艰巨,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误解需引起充分的重视, 针对各个特定阶段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整, 正确应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

2 对苏南地区调研结果

通过2013年10月份对苏南地区村落的实地调研, 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同时结合调研, 我们与进行乡村历史风貌保护研究的专家进行专题访谈, 对古村落历史风貌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时完成了相关古村落的课题设计———古村落购物中心设计, 加深了我们对古村落特有的自然肌理进行探索的情怀。

通过对苏南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乡村、集镇等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杨湾村、太平村、明月湾和东蔡村进行调查问卷、走访以及拍照等方式进行实地调研, 对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 对当前城镇化中历史缺失的危机有了一定的认识, 了解了地域文化对于当地居民的重要性, 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1 苏南地区居民调查问卷

通过调研, 得出以下结果: (1) 对于分散式居住的建筑该如何处理:14%的村民选择全部拆迁, 40%的村民选择全部保留, 54%的村民选择拆迁部分建筑 (图1) 。 (2) 如果合村并镇:33%的村民选择向中心靠拢, 71%的村民选择留在原地, 只有3%的村民选择了村子迁移 (图2) 。 (3) 对建筑风格的选择倾向:23%的村民选择现代风格, 40%的村民选择了中西结合, 43%的村民选择了保留中式建筑风格, 3%的村民选择西式风格 (图3) 。

2.2 保存较好的古村落现状

古村落是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文化、人文精粹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慢慢累积的, 所以保存较好的古村落可以储存其经过漫长积累的痕迹。

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写意, 擅长写意。宏观上古村落就像一副优美的山水画。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小庭院种着主人喜好的植物, 更多的时候是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把一些有一定树龄的树木预留出来。走进古村落不难发现超过百岁的古树。这种自然景观肌理虽是人工的却又胜似自然。在古村落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僵硬的几何线条, 更多的是自然弯曲延伸的肌理。

2.3 现代城市的基本问题

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无节制扩大, 导致城市人口密集、土地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便利的交通, 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健全的公共设施等高质量的生活吸引着非城市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使得城市的消费和劳动力增加,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但随之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因素。

人口增加导致用地紧张, 使城市建筑日趋升高、交通拥堵、垃圾剧增、环境变差等状况不断发生。流入城市的人口大多是打工者, 因此文化素质不高;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使地域间的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 而本土的民俗文化也受到了威胁。城市中富裕阶层、白领阶层由于城市环境质量不断变差源源不断地从城市中心向郊区及农村迁徙。从人们对田园乡野向往的心理和行为看出, 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在提高人的生存条件和舒适度的同时, 也带来了水土、大气等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因此, 人们在反观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居住环境的诸多问题时, 关于城市发展目标和方向的初始定位, 开始“旧事重提”。[3]

2.4 已往快速城镇化的乡村分析

2.4.1 存在的弊端

2.4.1. 1 重新轻旧的现象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农村的家庭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作为人类重要居住地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更新, 与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 满足人类的现代生活方式, 改变传统乡村空间肌理的封闭式现状。但在新旧并存现象出现时, 一般的处理方式是弃旧建新、拆旧建新、拓路建楼, 老村日益衰败被新村取代, 并且人们过于追求新型建筑材料, 忽略地方特色建筑材料, 追求过于现代化的建筑, 同时人们认为传统建筑乡土气, 加剧重新轻旧现象的发生。归根到底是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迫切渴望表达自己对现代生活的追求, 于是一味的追求国外与大城市的建筑特点与生活模式。另外, 是因为人们对具有传统特色的乡村空间肌理与乡土建筑所传达的历史传统文化不够重视。通过整理调查问卷, 我们发现61.1%的村民倾向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允许添加现代元素, 只有0.27%的村民支持纯西式建筑风格。

2.4.1. 2“趋同化”现象

传统乡村的肌理形态是自然形成的, 但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的街巷肌理普遍采用一一行列式的整齐布局的肌理形态, 虽然施工方便、节约用地, 但街巷肌理过于单调且机械。单一的线型空间取代了弯曲的街巷、错落的房屋、自然的景观等传统乡村具有的元素。公共活动中心统一集中传统乡村中街头房前各种大小不同的公共空间, 导致传统的邻里网络结构变得松散。房屋建筑是乡村肌理演变中最主要的元素, 但是新农村建设中, 房屋面积、结构大小统一, 呈现大同、单一的发展趋势, 且部分地区乡村改造没有根据地域性来规划, 使人难以区分东南西北区域, 忽略当地的传统历史文化。

2.4.1. 3 民俗文化渐渐缺失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乡村普遍存在的是老人与留守儿童, 年轻的劳动力不断涌现大城市。大城市里农民工越来越多, 而乡村的教育问题、家庭矛盾升级, 民俗文化被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打乱、消隐甚至绝迹, 传统的“宗族、邻里、乡情”被现代居住单元、高楼广厦所切割、隔离;孤独的单元生活模式与快节奏的现代“文明”环境, 忽略了本土曾经拥有的民俗与乡土风情。如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 在造福一方、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下, 为了进一步吸引游客, 建造了缩微的悉尼歌剧院、法国凯旋门、美国国会大厦等建筑, 虽然丰富了文明的内容, 却忽略了对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富裕的物质生活、先进的城镇文明环境却带来了本土文化的贫乏。

2.4.2 风貌和历史文化的价值

在丰富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互动关系的影响下造就了古村落自然的空间肌理, 独特的空间肌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建筑为主体与道路、田野、活动广场等自然景观所构成的元素形成了乡村的整体空间肌理形态, 形成了一定的空间秩序, 空间结构、山水环境、街巷系统、公共活动中心、宅院建筑等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

经过独特的环境元素、历史岁月的长期浸润与沉淀, 造就了每个乡村独一无二的空间肌理。乡村肌理是每个乡村独一无二的标志, 且与乡村的发展休戚相关, 是乡村历史见证与发展的活化石。

2.5 大城市和新型城镇化的矛盾

2.5.1 城市人口爆炸, 乡村留守“空壳”

改革开放后,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断涌现, 还出现了以上海、北京、广州等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在我国, 超大城市就是人口超过200万, 而上海2013年统计的人口数字则是2500万, 超过超大城市标准的10倍不止, 其中有1000多万是外来常驻人口。不难发现如今城市生活已和我们憧憬中的生活产生了矛盾。

乡村已逐渐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空壳”, 年轻劳动力大多都流向了城市。我们对苏州地区乡村的走访证实了这个问题, 一户人家往往只有老人和小孩, 当我们问其子女时大多的回答都是进城务工, 可见人口单向流动的严重性。

2.5.2 城市环境恶化, 新型城镇化还处于探索期

绿地面积、公园湿地、河流等自然的景观减少, 建筑扬尘、生活垃圾、汽车尾气等污染不断加重, 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市中的上层阶级开始关注环境优美且历史文化丰富的乡村。

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还在探索阶段。村落青壮年人口外流, 导致“空心村、留守村”不断增加, 累积的垃圾污染了村落原有的优美。而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农村则普遍缺少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文化, 导致形象千城一面, 风貌千篇一律的现象。公共设施长年失修, 生活环境质量严重下降。 (如图4)

2.5.3 城市在发展中不断地辐射乡村, 乡村的历史风貌需要传承

城市快速发展需要土地资源, 于是慢慢地吞噬附近的乡村。苏州在古时是被围墙围起来的, 只有四个进出的大门。而在围墙的外围统一称为乡村, 现如今苏州的面积则是古时的上百倍之多, 满城的高楼大厦特别是园区的出现很好地证实了城市在不断地吞噬乡村。

“千城一面”等问题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去考虑新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历史文化的众多问题。

3 风貌保护与文化传承策略

3.1 整体传承与单体地标性保护

我国地域面积广阔, 传统乡村占大多数面积, 以往的乡村保护都集中在典型历史文化古村落。因此, 抓住传统乡村保护的历史文化谱系本质是我们的保护重点, 而不是单一局部的机械保留, 我们应注重强化整体乡村空间组织的文脉延续, 加强不同历史时期街区、人居以及整体空间肌理的延续与保护, 维持原有的地貌, 来更好地保存不同时期乡村的历史风貌和经济社会空间结构。 (如图5)

3.2 小村落“变轨”组成中心镇

新型城镇化中普遍“做大”, 虽然在土地的利用上比较合理但是导致“千城一面”的局势, 乡村历史风貌逐渐消失。苏南地区的乡村大多都是几个小村组合在一起分布在各地, 小村组成大村的时候在自然肌理、邻里关系、历史风貌等相对好处理。这样的模式下小村落的关系依然如旧只是在一个大的形式下一起生活, 也增加了相邻文化的碰撞为以后乡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不是所有的文化被人工规划成一面。

3.3 传统肌理上的自然和谐延续

对于传统乡村空间肌理的保护不是原封不动的, 而是要强调对整体乡村特色文化的关注与延续, 更新、改善是在保护基础上进行的恢复、复原、改善, 以整合、优化生存空间环境, 使乡村空间肌理结构的历史文化与生态结构等系统得以延续与发展, 由传统到现代发展的过程上保持和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特色。[4]

3.3.1 完善更新乡村肌理

人类的居住环境一直在不断地、自发地进行生长、变化, 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乡村是一个有机整体, 宅院建筑是整体最主要的细胞, 而街巷便是主要的脉络。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建设更新过程中, 应在原有的空间肌理上进行完善更新, 最大限度保持原有肌理的特色, 而不是一味地采用大拆大建的简单方式。调查问卷显示, 几乎没有村民在乡村建设中认可拆建的方式, 大部分村民比较认可续建、插入新建的方式。

如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石屋、砖屋、石街可以在巩固的基础上用维修的方式来改造, 一些乡村老街自然弯曲、尺度宜人、建筑错落有致, 完全可以保留, 另外再开辟新路以适应发展需求, 而不是采取拆房拓宽取直的方法, 使具有多年历史文化的乡村风貌被快速抹去。

3.3.2 突出乡村历史文化底蕴与地域特色

乡村历史风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体现, 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是人类最接近大自然的居住地, 这种独特的乡土性形成了可识别的村落生活环境, 因此造就了独特的乡村空间肌理, 传统的空间肌理形态自然生动,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建筑与风貌的共生, 产生了最丰富的民俗文化, 所体现的特征与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在新农村建设中,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基础上, 更新完善原有的街巷肌理, 在尊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建筑的基础上, 合理地改善传统建筑布局, 采用地方建筑材料, 继承和发展地域特色, 为乡村提供更加符合现代生活的公共设施。

3.3.3 注重乡村传统空间肌理与现代肌理结合

乡村肌理在更新的同时应尊重原有空间肌理, 强化传统空间肌理与现代肌理之间的关联、和谐、共生, 强化自然肌理的更新过程, 注重乡村传统历史风貌与现代社会需求之间进行完美的接轨。在传统乡村空间肌理中, 有很多重要节点使乡村肌理变得丰富而细腻。如乡村的主要出入口、公共活动场地、池塘等。这些节点在公共交往、生产生活场所等日常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更新完善建设中, 应在原有的传统节点体系上, 建立新的节点来适应现在生活的节奏。同时, 也应强化对原有的较完整的节点进行保护与更新, 可以通过植物配置、小品等手段营造空间景观氛围的手法来丰富乡村肌理的内涵, 既突出了地方应有的文化特色, 又展现了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新农村现代化的景象。在建筑的肌理上, 空间组合方面突出自然活泼的特点, 应避免采用行列式布置方式。同时新建建筑应采用地方建筑材料表现, 注重体现地域特色建筑风格和延续地域特色文化, 使原乡村建筑风貌整体协调统一。

在乡村更新完善建设中, 重视保护和利用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现有乡村建筑进行质量评价, 确定应保护、整饰、拆除的部分建筑, 注意保护原有乡村公共交往部分和空间整体格局。完善不影响整体布局、建筑质量较好的已建建筑, 而不是一味地大拆大建;整治或改造建筑质量尚好, 但建筑外观或材料与乡村整体环境有不适应的建筑;拆除质量较差或对乡村整体风貌有较大影响的建筑, 提高乡村整体居住环境质量。据调查问卷显示, 57.4%村民在心目中理想乡村形象中选择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现代发展理念, 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历史风貌乡村。[5]

3.4 乡村肌理保护和更新的实例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的新春村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乡村, 民居建筑分布肌理为典型的散点式, 布局自然、尺度亲切, 生态和谐, 乡土韵味浓郁。但经济落后, 住房功能不全、环境卫生条件差, 缺乏给水、排污以及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修整, 在新城镇化建设中, 新春村规划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 充分考虑当地地形地貌及经济的发展条件, 兼顾当地的风俗传统, 切实重视和保护乡村原有的特色, 创建特色新面貌家园。基于对乡村肌理的整体保护, 规划建设中着重保持其整体肌理发展模式, 保持地域的环境特色与乡土风貌。更新主要是对于新春村现代生活需求中公共设施、道路系统、绿化系统等方面出发, 切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同时加深对新春村空间肌理中重要节点的详细设计, 其中规划主要选择了对乡村主要出入口、公共活动中心、小游园进行重点详细设计。

新春村规划建设中始终坚持有机更新、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对建筑现状质量评价的基础上, 针对乡村建筑肌理的更新提出合理方案, 对乡村发展阶段的生命周期制定近远期主要目标, 对于乡村设施建设注重实效, 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的原则, 不搞大拆大建;同时当地管理部门要坚持民主协商、以人为本, 在乡村建设中充分尊重当地农民意愿, 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对于当地的生活环境与条件的改善, 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

4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空间形态飞速发展,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种种文化与文明的冲突问题不断上升。人们对生活的理想越来越高, 穿梭于车水马龙的大都市, 慢慢发觉躯体的速度早已把灵魂远远抛在身后, 回头才发现传统的文化印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快节奏生活中, 谁不想在享受物质文明带给我们方便的同时, 还能守护着自己一片精神田园, 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 就让我们寻回精神文明世界里的文化, 不让物质文明将其淹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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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祥林.农村城镇化:国外实践与我国新型城乡形态发展设想[J].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0 (10) .

[3]文剑钢, 文瀚梓.新型城镇化的基本问题探讨——以苏南城镇化与乡村风貌保护为例[J].2013, 06:09-19.

[4]周美玉, 朱淑贻, 仇永佳.整合乡村肌理和城市肌理坚守与积淀城市特征[J].商场现代化, 2010 (11) .

8.城镇化中的乡村治理之道 篇八

关键词：城镇化；社会结构；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中国城镇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也是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对农村的自然生态、文化传统及政治生活都将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城镇化过程导致的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也引起乡村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及服务方式的转变。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是我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转型，改革开放后的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是第二次转型，而城镇化则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第三次转型。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就有2.6亿人，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之一，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

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首先被改变的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大量的农村青壮年选择到城镇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和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6 261万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占66.4%，20～40岁的农民工占54.4%，初中文化以上占84.2%。总体来说，外出农民工表现为男性多，青壮年多，文化素质相对高。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加速了农村老龄化趋势，也使农村进一步空心化。

农村青壮年流动对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大都以青壮年为主，村庄精英流失严重，村委会的成员年龄普遍偏高，文化水平低下。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速，农村劳动力离乡外出的人数不断增多，村民户在人不在的情况更加普遍，人户分离和人员流动的情况前所未有。这也就导致在村委会选举中，大量外出农民工放弃村委会选举投票权，村委会选举投票率低，使得村委会的代表性不足[1]。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变化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城镇户口居民返乡居住人员的增加，以及随着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进入农村的一部分外来管理人员和农业工人。由于以集体土地产权作为村委会选举权的前提，这部分人被排除在村委会选举之外，因而也使得村委会代表性面临不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家庭数量在增加，户均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农村逐渐从传统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二是农村空巢和留守家庭增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留守老人将近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2]。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亲属照看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农村留守妇女也是值得关注的群体。很多农村家庭长年处于丈夫在外打工、妻子留守在家的“离散状态”。留守妇女长时间与丈夫天各一方，容易影响夫妻感情，也导致农村离婚增加。相对非留守家庭，留守妇女人身与财产更容易受到侵犯。农村留守妇女面临多重生活困境。

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民就业结构变动。从传统种植业转移出去的农民，在城市主要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农民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也是社会结构进一步变化的推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不强，从事现职累计不满1年的占22.7%，1～2年的占43.1%，3～5年的占20.9%，5年以上的占13.3%[3]。农民工从事行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也是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差的行业。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也为乡村治理带来冲突与危机。

农民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农民收入结构的改变。随着农村机械化率的提高，农村土地单位用工量减少，农业的边际收益减少，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对改善农民收入效果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2年的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年均收入27 480元，而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外出农民工年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务工收入。

二、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演绎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具有相对稳定的制度特征的机制，“对社会结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农村社会结构变动，对农村社会乃至中国城乡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农村现代性增强。随着大量农民工外出，农村经济结构出现的变化是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一方面是土地向农村有种植能力的大户集中，家庭承包几十亩、上百亩甚至千亩种粮大户出现，成为家庭农场的雏形，规模经营形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也使农业出现规模经济收益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工商资本利用土地流转进入农业种植领域。随着工商资本及其外来管理人员与农业工人进入农村，农村由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转变，从而进一步形塑乡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农村现代性的增强，也表现为人们精神文化的现代化。由于外出务工，也扩大了农民的认知，拓宽了农民的精神领域。农村婚姻圈有所扩大，婚姻缔结自由灵活，农村“盆地婚姻”形式有了较大改变。男女婚姻对象不再局限于本村和当地，外省媳妇或女婿增多，从而有利于农村优生优育。生育观念转变和家庭子女减少，农村婚姻关系发生了变化。正如孟德拉斯所指出的，“如果人们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只需要几年时间，那儿的精神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4]211。在农村，男婚女嫁是最主要的婚姻形式，中国传统农村有外嫁女儿（或入赘儿子）回娘家，存在夫妻不能同床的风俗，这一现象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有所改变。我们在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农村调查时发现，在农村娘家普遍为女儿女婿准备有单独的房间。在湖北部分农村有一种当地人称之为“双方过客”的婚姻形式，即男女双方家庭都不将婚姻视为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嫁娶。婚嫁习俗往往是农村文明、道德的一个集中展现，而农村婚嫁习俗的变化，反映出传统习俗和惯例逐渐在农村社会脱域，从过去习惯的场域中正逐步转移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道德观念和标准中去。

其次是家庭功能弱化。这表现在：第一，养老功能弱化。两千多年来，以敬老养老为代表的“孝道”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父母在，不远游”这种敬老养老的孝道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发挥着作用，是支撑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主要精神力量。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寻求经济高收入与对工作生活舒适性的追求，使得大量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或定居，冲淡了中国传统崇老观念和“孝道”文化，家庭养老的文化根基在城镇化进程中被消解。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不再是以赚钱回乡为目的，大多以定居城市为目标，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式的家庭养老已不能维系。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部分进城后农民的父母不得不留守农村，其面临养老困境。第二，家庭功能的弱化也表现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出现问题。很多留守儿童因为缺失父母的关爱，在人格与心理上有着各种障碍，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三，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减弱。由于夫或妻一方长年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或者两人都分别在外打工，双方长期分居，正常的家庭和夫妻生活很难保证，农民工临时夫妻日益成为社会的显性问题。

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留守儿童教育及农村离婚率增加，这些社会问题降低了经济改革的成效，加大了改革的社会成本。如何使农民工举家融入工作地，享有同等的市民保障和社会福利，对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社会稳定均有重要意义，也是城镇化需要重点协调解决的问题。

城镇化也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使得乡村自我治理能力减弱。农村留守妇女由于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因而很少或没有参加村干部选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外出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他们是最具潜力的农村精英群体，也是乡村政治参与的主力军。大批青壮年转移到城市导致村干部的选拔面偏窄，造成了村干部结构不尽合理，呈现出年龄结构偏老，文化程度偏低的局面。村干部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对基层政治与民主建设乃至农村政治文明的总体进程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重构乡村社会生活与秩序

乡村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结构变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我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对整个社会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5]31，如果社会结构功能的失调引起社会动乱，就会使现代化进程受挫。当社会变化及时地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不会成为混乱甚至革命的温床。因此，当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信仰及行为方式面临改变之际，需要创立一个适应变化的新体制。一个体制具有变化与适应能力时，暴乱便不再是现代化的孪生兄弟。换言之，治理机制“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当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对已有乡村治理机制形成冲击时，乡村治理需要转型。

乡村治理转型首先是需要重新界定乡村自治主体身份，通过制度化吸纳推动乡村治理的新政治体系生成。资本下乡使乡村治理主体增加，固着于土地的村民自治要转变成开放的治理机制，进而使居住于农村社区的所有居民得以参加社区自治，以满足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的自治功能，以社区自治实现资本对乡村治理的有序参与，化解乡村流动与分化产生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要培育推动乡村社会自组织的发展，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乡村组织建设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代表广大农民利益，最大限度地化解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性与市场风险。

其次，扩展乡村治理空间范围。因为现代通信和交通技术发展以及公共服务的国家提供为改变乡村社会治理规模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乡村治理空间范围可以从传统自然村落的1～5平方公里扩展到10～30平方公里，形成乡村社会新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地界和辖区。对于因人口流动而形成空心村予以村庄合并，改变以地缘、血缘和业缘形成的传统自然村落边界，以乡镇自治作为未来基层乡村治理组织是合理的选择。

再次，拓展村委会服务功能，增加其社会养老服务功能。城镇化和现代化导致的人口流动，使得农村家庭养老很难持续发挥全面的作用。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很难使农村老人随着儿女进城。在家庭养老缺失的背景下，加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农村福利院养老对象还主要集中于“三无”人员。因此，依托村委会等组织提供一定程度的养老保障是合理的途径。然而根据《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作为乡村政治经济组织的村委会，其职责是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家庭养老对于村委会来说，很显然是“私事”。拓展村委会公共服务功能，将农村养老纳入村委会职责，发挥村级组织的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作用，可以部分地弥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缺位。

最后，需要重建相扶相助的乡邻文化，增强社区合作意识及合作能力，构建农村社区自我整合机制。在市场化与现代化中，乡村社会处于原子化和离散化状态。建立农村社区自我粘合与自我整合机制，构建社区融合、认同和秩序，需要重建乡邻文化。传统的敦厚美善的乡邻关系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生活居住关系，而且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的乡邻关系一直承担着重要社会功能。自唐以降，以乡里为单位的邻里，在发生抢劫、侵犯等治安事件时，就负有互相救助的法律义务。乡邻相助不仅能提高因为缺少青壮年的农村安全需要，和睦的邻里关系也能满足精神需要，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患难相救、疾病相扶的乡邻关系对空巢老人精神、生活看护等方面也具有较大作用。“远亲不如近邻”也正是这种传统乡邻文化的集中展现。因此，重构互惠合作、相扶相助的乡邻文化，通过社区的自我粘合构建社区生活与社会秩序，也是实现乡村善治之道。

四、结语

伴随着城市化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文明的终结，仅是“小农的终结”——小农经营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衰败而已。有人担心大量农民外出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外出，将导致农村空心化与农村衰落，更担心以农村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衰落。其实，对于未来农村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充满乐观的想象与期待。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城乡生活差距消除，乡村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后，乡村社会生活会经历惊人复兴。正如孟德拉斯评述在经历了城镇化与市场化30年转轨之后的法国乡村社会那样，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了。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他们甚至会在乡下定居[4]472。如此，可以理解“小农的终结”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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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 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changes happen in the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family structure，employment structure， income structure，organization structure change，and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management and service mode.The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needs the national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ransformation， so the villager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must open to rural residents.Also the village committee needs to provide service for the aged.The rural community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integration mechanism，rebuilding of mutual neighbor culture，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