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2024-10-25

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精选3篇)

1.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篇一

在税收征管活动中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本文探讨了这种不对称信息产生的原因以及对税收成本的影响,指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不对称信息税收成本

一、我国税收成本相关研究的现状

任何经济活动都有成本问题,税收活动也不例外。如何降低税收成本是税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专家学者和税收工作者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观点。纵观这些文章,基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从当前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性(Incompleteness of the TaxSystem)着手,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税收制度;从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Administrative Cost)出发,旨在提高税务机关工作效率;考虑纳税人纳税成本(Compliance Cost),希望提高纳税的可操作性。本文试图从税收征管活动中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不对称信息入手,探讨了这种不对称信息对税收成本的影响。

二、税收征管活动中的存在的不对称信息

1.不对称信息的引入

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的提法可追溯到G?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旧车市场的“柠檬”理论,它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商业活动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的情形。这种不对称信息的存在通常会使市场中出现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Hazard),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2.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存在的不对称信息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指的是在市场交易的双方之间存在的信息差别的情形。在税收征管活动中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他们之间虽然不是交易双方的关系,但从信息占有量出发,也存在着不对称的情况,它使得税务机关面临一个在不完全信息情况的税收工作决策的问题。

所谓税收管理中的不对称信息就是指税务机关掌握的经济税源信息和纳税人自身所掌握的经济税源信息存在差异:纳税人掌握有比税务机关更多、更真实的信息。如果税务部门掌握的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同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即完全信息情况下,则税收征管工作就会变得非常简单。而事实上,从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出发,除非一些例外情况,纳税人对自己的一部分信息会秘而不宣,税务部门与纳税人对纳税有关情况的了解存在差距,形成信息不对称,即税务信息不对称。于是,税收管理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税务机关为了消除这种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会采取在纳税人自主申报材料的基础上,定期或不定期集中进行税务稽查的措施,以了解该企业与纳税相关的全部情况。此时,信息不对称情况可以暂时消除。但是只要企业处在持续的生产经营中,过了一段时间,不对称信息又将会再次出现。因此,税收征管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必定是一个常态,绝对和静止的信息对称是不存在的。

3.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信息不对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也是专业化发展的结果。

税收信息不对称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税收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纳税人纳税意识不高

当前我国纳税人普遍纳税意识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从1985年开始,全国每年查补的欠、偷税款在100亿元左右,而且逐年递增,为303亿,460亿元。纳税人有意隐藏税源信息,瞒报收入,使税务机关无法掌握真实的纳税人税务信息。

(2)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完善和纳税主体的复杂多样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经济时期,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经济法规不尽完善,这就给一部分纳税人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大量的资金转移、现金交易、多头开户、虚构业务等手段隐匿收入、多列支出,使得税务机关无法详实的掌握纳税人的所有经济税源信息。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纳税主体由原来几乎单一的国有、集体企业变为国有、私营、股份制企业等各种不同经济性质并存,纳税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非国有性质的纳税人迅猛增加,

出于经济主体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偷税漏税的现象日趋严重,手段也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复杂,税务机关搜集掌握经济税源信息的能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形势。面对数量众多的纳税人,高昂的调查成本使税务机关难以做到真正了解每个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情况和应纳税款。因此,虽然查账征收方式能够更准确地帮助税务机关掌握税源信息,但是不尽准确的估计性质的核定征收方式也有了存在的理由。

(3)税务机关征收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机关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税务机关也不例外。由于征收手段单一、征收技术落后、税务基础资料不完善以及税务人员业务素质低下等问题,更加剧了税务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三、不对称信息对税收成本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不对称信息对税收成本的影响

税收成本包括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导致税务部门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纳税成本的增加。

如果税务机关掌握了完全对称的税源信息,那么就可以根据纳税人诚信度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征管政策,有区别地组织税收稽查。对于诚实纳税的纳税人可相对简化征管程序,从而在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收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但实际工作中,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税务机关无法区分清楚诚实纳税和偷税漏税的纳税人。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只能在所有纳税人都有偷漏税的可能的假定条件下来进行征管工作,必须对所有的纳税人采取同样的趋于严格的管理方法。不得不设置多个环节来掌握纳税人的情况,这样不仅增加了纳税成本,也增大了征税成本。以一般纳税人办税为例,要经过税务登记、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发售,纳税申报、计算机稽核、一般纳税人年审、接受税务检查等环节。如此多的环节必然导致征收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升高。

不对称信息还会导致道德风险,对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最早始于保险市场中投保人行为分析。

在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税收征管和缴纳关系之后,由于税源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的普遍存在,税务机关不可能掌握所有纳税人关于纳税的真实情况,具有信息优势的纳税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就有可能产生偷税漏税的动机,采取不诚实纳税的行为。这种状况广泛出现在各种税种、各种经济成分的纳税主体之间,其中尤为突出的存在于个体私营经济和一部分高收入个人之中。税收征管中纳税人的道德风险的存在直接导致税收监管成本的提高。

2.如何降低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

如前所述,不对称信息在税收征管活动中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消除。但是在了解了不对称信息产生的原因后,我们可以分析可能的措施降低这种不对称信息的影响,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的目的。

(1)信息甄别(Screening)

当存在不对称信息的时候,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通过信号显示向信息劣势一方发出自己质量“好”的信号,但是质量“差”的一方也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发出虚假的信号显示,此时就会出现“信号失灵”的情况。这就需要税务机关进行信息甄别。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分析、到纳税人企业进行税务检查等方式进行信息甄别。此外,还可以通过纳税人有无既往违反征管记录的情况来区分区分诚实纳税和偷税漏税的纳税人。

(2)信号显示

信号传递(Signalling),是指信息不对称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表明自己质量“好”而向另一方发出“我的产品质量好”的信号。税源信息不对称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是纳税人,诚实纳税的纳税人可以通过自觉纳税申报、按时缴纳税款、主动接受税务检查等方式积极主动配合税务人员工作,向税务机关发出“诚实纳税”的信号显示,从而达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目的。

(3)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关键

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是解决不对称信息的根本办法。社会文明程度高低、公民依法纳税意识的强调直接影响着税收征管工作的成效。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税收成本较低,与其公民有较强的纳税意识密切相关。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能意识到纳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并能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税收征管的难度和税收成本就会大为降低。

要解决我国经济税源信息不对称问题,单靠税务机关的积极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依靠包括银行、司法和社会各界组成协税护税网来实现。目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由于客观情况的制约,我国的协税保税网络依然十分脆弱,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2.企业并购的非对称信息博弈 篇二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企业并购可谓是风起云涌,发生的范围广、数量多、资产规模大。相对于内部积累式的成长,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实现迅速规模扩张的重要战略选择。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即将结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借助并购手段使并购更好地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取得战略性收益的目的,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培育民族产业的强大优势也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并购指一个企业以现金、证券或其它资产购买另一个正在营运中企业的资产或股权,以获得对该企业的控制权,从而使其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将该企业纳入其集团之下的产权交易行为。企业并购既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实质上也是一个包括并购企业、被并购企业双方的股东和债权人以及政府、中介公司等多个局中人参与的博弈行为。因此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企业并购行为非常必要,这对于提高企业并购的理性,改善并购环境,引导并规范并购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

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Game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最早是由豪尔绍尼提出来的。豪尔绍尼运用贝叶斯理性主义方法,把被考察的异常复杂的局势转化为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贝叶斯理性主义是指人们能够充分运用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掌握的不完备信息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该模型假设:1.强调个人理性, 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 能够充分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局势, 即他必须且能够充分考虑到对方博弈者的行为及其可能影响, 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2.每个局中人不能完全知道其对手的行动、行为目标及策略选择等,但是知道自己的真实类型以及其它局中人真实类型的先验概率;(3)博弈者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 能够选择使其效益最大化的策略。

二、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

假设在并购中不存在政府、股东、债权人和中介公司等的参与,仅存在两个交易主体,即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并且双方都是理性的,笔者分别称他们为局中人A(并购企业)和局中人B(被并企业)。这里用单位级别来综合表示参与交易的局中人——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市场前景等信息。由于对对方的不信任和自己的不诚实,或者由于信息流通不畅等原因,一方局中人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到另一方局中人的真实情况。因此代表单位级别的某些信息就成为彼此的私人信息,即一方局中人知道自己的优劣势和发展前景,在市场上是否属于优秀企业;而另一方局中人并不知道其真实情况, 只能根据经验和所搜集到的公开信息,得到对方企业的平均等级及其分布。

假定在并购中分别存在两种类型的局中人A和B ,优秀企业与非优秀企业。并购企业是优秀企业的先验概率为p,非优秀企业的先验概率为1-p;被并购企业是优秀企业的先验概率为q,非优秀企业的先验概率为1-q 。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根据所收集到的信息可以推断先验概率p和q的值分别为50%。

一般而言, 博弈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优秀企业与非优秀企业以低价达成并购协议,在后期整合过程中,优秀企业可以通过向非优秀企业注入优质资产或派遣优秀的领导层来盘活非优秀企业,从而实现把并购后企业做大做强的目的;另一种是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以高价达成并购协议,这样两个优秀企业通过顺利整合可以把并购后的企业做大做强。这是两种理想的博弈结果,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大不一样。

假设对于并购企业,对优秀的被并企业愿意支付5亿元,而对非优秀的被并企业支付2亿元;对于被并企业,优秀企业期望获得4亿元的支付,非优秀企业期望获得1亿元的支付。如果信息完全,并购企业和被并企业都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并购交易将会顺利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并购过程中信息是不完全的,根据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并购企业对被并企业愿意支付的金额为3.5亿元( 5×1/2+2×1/2)。如果并购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他实际支付的金额不会超过3.5亿元。那么,被并企业是否乐意接受这样的交易?对于被并企业来说,假如他是非优秀企业,他当然乐意接受,因为他自身的期望值仅为1亿元;假如他是个优秀企业,并购企业开出的价格低于自己的期望值0.5亿元(4 -3.5),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接受的,优秀的被并企业将选择退出此次博弈。

这样一来,并购过程中就只剩下非优秀企业。而并购企业支付3.5亿元,得到的却是非优秀企业,他就会损失1.5亿元(3.5-2),除非他愿意接受损失,否则他就会选择退出此次博弈。因此,博弈的结果就是,优秀企业与非优秀企业之间或者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之间很难达成并购协议。但是现实中为什么又有如此多的并购案例发生呢?究其原因,是中介机构或政府等第三方干预的结果,这样做是违背市场交易规律的,不利于并购后企业的健康成长。

三、结论和建议

企业并购实质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竞争加剧、技术进步加快而带来的结构调整和重组浪潮,并购的主流是好的,是不断进步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并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了使并购能够顺利进行,使并购后的企业真正能够做大做强,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尽快建立起一个公平化、有序化、规范化、透明化的并购市场环境

并购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构建信息交流平台,使私人信息通过信息传递转变为共同信息。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资产重组等并购业务的监管和规范,完善法制,严惩信息误导、信息操纵、信息诈骗等虚假信息披露行为,严厉打击内幕交易。

(二)当政府以不适当的方式介入经济生活时,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行为、经济行为就会因两者在动机和评估体制上的不同而发生扭曲,如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拉郎配”。这种非市场化并购活动违背了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人为规定了资源的流向,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企业要擦亮眼睛,慎重从事,慎选买家与卖家

3.非对称信息理论成本论 篇三

摘要: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来看,就业信息如何在社会、学校与学生,即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之间的不对称,并试图建立就业信息对就业观影响的机制:从大学一年级始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开始择业观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就业信息的重要性;重视社会实践,培养大学生面对现实,适应社会的择业能力。

关键词:就业信息;信息不对称;就业观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由此三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程度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一方,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一方,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现象表现为两种结果:一是信息占优方面利用信息优势常常会做出“败德行为”;二是信息处于劣势方面要承担风险,从而使自己在面临交易中做出“逆向选择”。由于“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信息不对称市场缺乏效率。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并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面总结了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时指出,在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20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并强调指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60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然而,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人数众多,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却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出现了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与学校提供的大量毕业生之间存在匹配差异。因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高校毕业生,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下大气力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进行分析,提供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学生毕业生拥有更多信息,另一种是用人单位拥有更多信息。其结果是:当大学生毕业生拥有更多信息,其表现是大学毕业生不知道哪些企业用工,以及用工要求如何;对企业的真实情况、承诺的可信度、工资发放情况、工作环境如何以及劳动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等信息不能全面掌握。当用人单位拥有更多信息时,企业不知道所需人才在哪里,即使有可选择的大学毕业生,但在招聘大学毕业生时,对大学毕业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文化素质不能全面了解,出现企业招工难现象。两种情况的最终结果是大学生资源不能得到有序的整合和合理的配置。

二、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表现

1.宏观层面上的表现

(1)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培养人才的目标已由精英教育转变到大众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转变。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马丁·特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大众化教育理论,认为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英才(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为大众化教育阶段;在50%以上,为普及教育阶段。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在9.8%左右,增至22%,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因此,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相对多数人的权利。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2)从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方向发展,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毕业生不再是社会精英、“天之骄子”,而是社会普通劳动者。从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19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扩招比例高达47%,达到160万。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629万人,几乎达到年招生人数的6倍。大学扩招,全国从最初5%的毛入学率一跃到目前的27%,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短短10年中,“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事实上,在中国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目标,实现了精英到社会普通劳动者身份的转变。

(3)就业方式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统分向自主择业、双向选择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溃乏,大学生一向被视为“天之骄子”,光彩夺目,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稳定,收入不菲,素有“铁饭碗”之美谈。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进一步扩招,就业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以前的“统包统分”转变为“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所有的毕业生均需进入人才市场双向选择。毕业人数增长了,就业机会在同比增长的同时,却相对减少;就业期望提高了,就业岗位质量却相对下降了,因此,双向转变(就业政策转变、就业环境转变)促使大学生务实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回炉”现象雄辩地证明了就业理念与行为日趋理性。

(4)社会的需求状况发生了变化,企业用人不再是唯学历、唯文凭,而是创造社会效益、个人能力转变。用人单位用人观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学历论”转为“能力论”。用人单位开始抛弃过去那种“学历论”的人才观,如海尔集团在对待人才方面不是通过“相马”的形式,而是通过“赛马”的方式选聘合适的人才。20世纪90年代,许多用人单位招聘方式只看学历,以学历论能力,对大专以下的专门人才不屑一顾,事实证明,以“学历论”作为选聘人才的方式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构成的,文化知识仅是其中一项而已。专业壁垒限制逐步淡化,招聘职位需求,不再专门为科班出身的毕业生提供,用人单位在招聘职位时明确表示,专业不限、有从业资格证、工作经历即可。反映了用人单位在用人观方面发生了改变,从实际岗位出发选聘适合岗位的人才。

2.中观层面上的表现

(1)培养人才的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学校是培养与输送合格人才的阵地,是联结用人单位与学生的纽带。事实上,学校不能为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架设宽方通道,一方面,学校不了解当地经济状况,用人单位的用人情况,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同样,用人单位对高校培养怎样的人才,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合乎他们的要求,不甚了解,没有很好的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较弱,学校无力应付信息时代每日“爆炸性”信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如个别用人单位习惯于政府举办的供需见面会,还是人才市场的招聘会、如何让用人单位对学校学生的分布情况和专业水平有充分认识等等。

(2)教学计划重理论,轻实践,培养目标过于宽泛、不明确,不能适用社会需要。一般而论,高等院校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责任,目标过于宽泛、不明确,没有合理的`市场定位,以致学生学习理论时间过长、理论过多,知识面太宽泛,而专业技能相对不足,到手实际操作的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毕业生,学校没有一个具体、详尽的定位,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必然不会被市场接受,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必然的现象。 课程设置内容陈旧,实践性差。“应试教育、偏重理论”大学课程大部分是原理性教育,而不是案例性学习,更不是实操训练。学完一门课程绝大部分的学生只掌握到“理解”的层次,缺乏将理论转化成自身——大量的项目实践,学生求职时别人问“你会做什么”,他只能答“我学过什么”。学校制定出的教学计划仍然强调理论教学,结果是学生的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损失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实践性课程开设较少,且少数实践性课程也变成讲技术的课程,缺乏足够的实践训练,培养的学生与社会需求脱节。

(3)部分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方式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专业理论教学方面来看,教学方法单一、死板,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较差,在教学过程中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绝大多数的学生能很好地完成教材中的各种例题、习题,没有和具体项目需求相结合,不能够对课程内容作深入的理解。对于学生其他素质、能力方面知之甚少,对个人特长与潜质没有完整、清晰的了解。

3.微观层面上的表现

(1)主体意识增强。一方面表现为自身身份认同,大学生自我认识到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差异,即使降低自己的就业期望也不会放弃自我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意识、主体价值观及价值取向认同。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仍能获得社会普遍的积极评价。而大学生自身也是素以富有理想、抱负和社会责任感而著称。在今天就业形势不甚乐观的情况下,大学生也以对社会的责任感而积极地应对这一社会问题。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从自身出发,广泛联系用人单位,通过自荐、他荐的形式,甚至有的大学生通过“零工资”就业的形式,挖掘社会需求,解决社会整体就业形势难的局面。

(2)家庭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大多数毕业生生活于“人缘、地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简单;另一方面,经济还不能独立,加之有的家长管的太多了,使一些大学生缺乏独自生活的能力,到毕业时还摆脱不了家庭的影响;此外,农村或边远贫困地区的毕业生,家长不愿让孩子毕业后再回到家乡。城市父母的工作不好的,就不愿让子女继承父母之业;相反,父母工作好的,就千方百计让子女回到身边来。

(3)从大学生本人来讲,职业目标模糊、职业意识淡薄。高考目标是进入大学求学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入学后学习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如缺乏对社会需求、专业培养目标的了解及自身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倾向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报考学校的专业、报考学校的培养人才模式存在着不了解的状况,加之缺乏对自身的理解,容易受外界的干扰。有一小部分学生对所报考专业不感兴趣,个人特长与潜质不能正常挖掘与发挥。

三、就业信息对大学生就业观产生影响的机制

1.从大学一年级始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开始择业观教育,引导学生对就业信息的重要性正确认识

(1)从认识层面来看:社会整体就业的状况,学历已不是大学生就业的通用敲门砖,技术型应用人才倍受用人单位青睐。现在,用人单位对技术型的人才需求量大,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受到青睐。高级技工、技师占技术工人总量的3.5%左右,与发达国家占20%~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在人才市场随处可见中专生打败大专生,大专生打败大学生的事例。因此,就业政策与就业环境的变化,技术型应用人才受到普遍欢迎的现状。

(2)从情感层面来看: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与学生自主成才目标配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需要什么,给予什么,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差。随着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后,大学毕业生直接进人才市场,为大学生自主择业提供了灵活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人才市场竞争状况的加剧,也给高等院校培养人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才的培养的主攻方向不再以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精英的模式,而是应当转变到以培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应用型人才方向上来。因此,从市场需求出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既节约培养人才的社会成本,也节约了培养人才的时间成本。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既不以“精英化”培养方式,也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培养模式,而是切实地通过实际训练在短期内能适应工作岗位的技术型应用人才。

(3)从意志层面来看:创新观念,与时俱进,以实用的理念指导各项教学工作。大学生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大学生就业质量,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社会声誉。“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学校和毕业生就业的生命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应当从市场需求出发,改革专业培养方式,革新陈旧的课程和内容,鼓励教师改变呆板的授课方式,代以之实操的形式,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因材施教,培育集知识、能力、人际交往、创新意识、团队合作、实践能力于一身的适合市场需要的技术型应用人才。

2.重视社会实践,培养大学生面对现实,适应社会的择业能力

加强技能培训,课程与项目相结合,培养实际操作能手。以课程为先导,一个课程就是一个项目或几个项目,课程与实际项目紧密结合起来,以用人单位具体岗位目标为指南,有计划地安排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训练,通过三至四年的训练,学生的各项技能均会有所增长。据调查,从用人单位对各种能力的要求来看,依次为环境适应能力(65.9%),人际交往能力(56.8%),自我表达能力(54.5%)、专业能(47.7%)和外语能力(25%)。这就为加强技能培训与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通力合作,联合培训应用型人才。学校多到用人单位中走访调查,打破传统的“象牙塔”式的封闭教育风格,走出去、引进来,加强沟通与交流,把用人单位状况、用人标准等向学生宣传、讲解。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制定培养人才的方案,在用人单位技术、设备、作息时间等条件允许下,将教学活动直接迁移至办公现场,让学生亲身体验工作的愉悦。

坚持回访用人单位的制度,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反馈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全方位信息,建立高等院校、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之间有效的沟通。对用人单位反馈的宝贵建议,及时与教学单位沟通,共同找差距,添措施,使培养结果与培养目标更加符合;找准了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针对性地进行修正,达到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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