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根源

社会经济根源（精选8篇）

1.社会经济根源 篇一

社会腐败窥其根源之一角

摘要：纵观千古，历朝历代贪污腐败之现象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乃少时长者影响之过错，乃少时不辨优良而学之之过错，乃少时未有报国青莲做人之过错。为长者者近急功近利，美其名曰护家护子，爱家爱子，其不然其作为，为子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久而久之，少年视官场商场污垢为常事，少年之志仅仅为功名利禄，思想腐化，扼杀了人的真性情。将常人腐化为野兽，将有志之士腐化为行尸走兽，也将社会变成可怕的“黑洞“。

关键词：少年家长社会腐败教育

正文：在中国乃至世界贪污腐败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点都不陌生。他们假公济私、急功近利、谋财害命等等的行为，他们被拉到法院受审，被拉到刑场受刑，大家才张开大嘴批斗来批斗去的，而不想想自己有无此行为，不用此血淋淋的例子去教育子女，使之树雄心立壮志，好使之成为一个清廉之人。更有甚者呀!他们教育孩子在社会上要“聪明“一点,此“聪明”之意是什么?是腐败得更巧妙更高明更让人查觉不出来,这就是为人父母吗?刑场上、法庭上的贪污腐败之人想必也受过长者的“聪明”的指点，只不过是有点落伍了吧！

社会腐败归因于那些有不良目的的人，这些人也是受那些前辈的真传。也就是在其少年之时有不良的思想，受到社会、家长的传染，最终成为了腐败之人的一分子！

少年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没有少年不能称其为国家，没有少年不能称起有发展。所以少年于国于民都是不可缺少的，还有少年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真是惊人，面对好不了解，从未接触过的东西事物。他们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而且触类旁通。这就是成人所望尘莫及的。由于这样，少年会很容易就接受家长对他们不经意间的教育，若家长不注意，继续灌溉，腐败分子其实已经诞生了，只是等待等待机会去展示他们的“才能”了。

以前我接触一个人，他的家庭不是特别的富裕，一看就是相当的单纯，出世一定不深，可我不经意间的一个问题“你将来想干啥？”他的回答真是让我一惊，一惊“花钱买个官，之后弄点钱！”这就话就然说的很自然，我只有冷笑一下！

这就是当代大学生的头脑中的东西，不是壮志雄心，不是想保家卫国，而是„..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一下。中国少年怎么了？？？

少年游腐败思想究其根源就是其接受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家长、学校还是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解决腐败呢？说解决的确有很大的难度，可我们重视起来就没有有什么困难而言。大奸大恶腐败至极的人可能是不好回头了，那我们就用法律的手的手段。可是，对于少年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教育方式，让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将腐败的根源逐出头脑，这无不是个上策！

于家长，要思想积极向上，不要给孩子灌输“要好好学习，将来要高官厚禄，好享清福！”千万不要让孩子这样的进步，这样的进步是孩子更急功近利，心理变态志向扭曲，一个天使就这样变成了魔鬼。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固然正确，可是，一定要为他们的将来好好考虑，不要让他们只活在名、利、权中，让他们有自己的天空，去干出自己的事业。

于学校，学校乃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之地，其责任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学校之中应是没有污垢的，为师者经新授课传其建国心和报国志。可是学校真的是没有污垢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学校和中国教育的改革是迫在眉睫。

于社会，由于本人处世不深，对其不知、不解、不言！

总之，中国面对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系带我们解决，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的路途任重而道远。社会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少年获得了不良的思想，少年误入歧途，最后后悔莫及。少年的思想教育也是不可忽略的了。朱允曾说“倘若群臣罢朝，不究其他，专诛丞相！”罢朝之事轻松解决。现在，应是“社会腐败继续加深，不究少年，专讨家长、学校、社会之过。”希望社会腐败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少年游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

2.社会经济根源 篇二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三十年,GDP年均增幅达到9.7%。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经济能够得到如此长的高速增长?这种高速持续增长的势头是否可以延续?这些问题也被称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谜”,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众多的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

需要指出是,经济持续增长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增长,这里面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可忽视,各种投入因素不仅会产生当前效应,也会产生递延效应,各类制度和结构演变在经济短期增长和经济持续增长中扮演的作用可能并不相同。就中国而言,这种持续快速增长是在一个大国经济落后且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初始状态)下起步的,那么其后发优势在经济持续增长中承担怎样的作用?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在经济持续增长中又扮演什么角色?随着持续期延伸,他们的作用是否始终相同或者会发生怎样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因素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目前研究对这些问题关注不够。

近年来,以反映初始状态对经济增长影响为主要特征的Barro回归模型逐步被用于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利用这类模型进行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收入趋同研究,有关趋同性研究的综述见邹薇等人(2007)。本文将借助Barro回归模型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其动力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问答上述几个问题。

二、模型介绍

1. 模型回顾

最初Baumol(1986)构建模型检验期初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关系,发现经济体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经济体越落后,则增长速度越快(1);反之,经济体越发达,增长速度越慢(2)。后来Barro(1991)和Mankiw等人(1992)(简称MRW)将Solow模型中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简称Solow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来,构建解释经济增长的Barro回归模型。其中,MRW(1992)提出的基于CobbDouglas函数的模型很具代表性。

其中,Yt、Kt、Ht、At、Lt分别表示产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劳动力。

MRW发现在均衡状态下,有:

其中,yt表示t时刻人均产出,y0表示0时刻人均产出,δ、sk、sh、n、g分别表示折旧率、物质资本储蓄率、人力资本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β=(1-e-λt),λ=(n+g+δ)(1-α-γ)表示经济增长趋于均衡速度。

MRW(199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ln(n+g+δ)、lnsk和lnsh三者之间系数满足归零约束条件,即(1)也为:

但一些学者如Knight等人(1993)、Caselli等人(1996)实证研究发现此约束条件并不成立。后来许多研究又进一步拓展模型,将其他一些Solow模型中没有涉及的但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简称非Solow因素,如经济、社会、等政治制度因素)纳入到模型中来。

2. 选择模型

本文主要运用带约束条件的Barro回归模型(3)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后发优势(初始状态)、Solow因素,以及可能与经济持续增长有关的非Solow因素(如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消费升级等)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作用及其路径特征。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X中包含ln(n+g+δ)、ln(sk)和ln(sh)等因素,Z中包含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消费升级等因素。为了研究这些因素在经济持续增长中效用特征,文中持续期τ分别取1、2、3、4、5。之所以持续期只取5期,主要是因为考察的样本量有限。

作为参照,本文也给出了相应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该模型主要反映人均产出初始状态,以及Solow因素对经济持续增长影响。模型形式如下:

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模型对比分析,揭示各类因素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及其变化特征。

三、样本数据

文中使用了1978～2006年数据,数据主要来源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以《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准。

1. 人均产出(yt)

本文人均产业采用GDP除以就业人数。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各年GDP总量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4)。

2. Solow因素

劳动力增长率(nt)用就业人数增长率表示。目前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年就业人数,在1990年以前是将城镇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和农村就业人员三者统计数量相加,而从1990年以后采取的是利用人口调查资料推算,两个阶段的统计口径不一致,这直接导致了1989年和1990年的就业人口差距较大(5)。如果在模型中直接使用,将会产生奇异值。谭永生(2007)利用就业人数和总人数建立回归模型,对1990年以前的就业人数进行修整,本文采取了他的估计结果作为1990年以前全国的就业人数。模型中的g+δ,我们参照相关文章如MRW(1992),也取0.05(6)。

sk表示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GDP。这里,使用各年按照GDP支出法计算的投资率。sh表示高中以上学历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其中,1978～2004年数据来源谭永生(2007)的第100页,2005年和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 非Solow因素(7)

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目前国内外研究对中国持续增长成因分析,本文主要选择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消费等因素作为非Solow因素的考察因素。其中,工业化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城镇化用城镇人口数量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国际化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对外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简单平均数;市场化采取的市场化指数,2004年以前来源谭永生(2007)的第152页。2005年和2006年的数据,根据非国有、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外推。消费(升级)因素采取的是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四、模型结果及其解释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采取最小二乘法(OLS),得到主要结果见表1。下面结合这些结果,对各类因素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情况进行说明(8)。

1. 初始状态(后发优势)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和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初始状态即后发明显大于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的参数。这些实证结论与相关多国模型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在引入更多增长因素后,初始状态的作用更大。这反映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产出)后发优势的作用不仅与发展初期的人均产出水平有关,也与发展初期的其他因素有关,相关因素的条件水平越低,这种后发优势就越大。

根据β=-(1-eλτ),计算在不同持续期下,人均产出期初状态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因子(λ)均呈现L型曲线(图1“初始值”数列反映扩展模型下的情优势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其作用是显著的;而在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只有在持续期等于1期和2期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随着持续期的延长,其作用并不显著。而且从参数的数值大小来看,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初始状态的参数绝对数值要况),即随着持续期的增长,λ呈快速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后发优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期作用大,到后期的作用会快速减弱,即后发优势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有限。

注:表中估计参数下面括号内数据为其t值。**表示10%内水平显著,*表示10%内水平不显著,其他表示5%内水平显著。

2. X各要素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X组成要素在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与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作用呈现较大差异。在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只有lnsh-ln(n+g+δ)的作用是显著的,但lnsk-ln(n+g+δ)作用是不显著的。在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中,只有lnsh-ln(n+g+δ)的作用是显著的,但lnsk-ln(n+g+δ)作用是不显著。

每个要素随着持续期的增加,其作用走势也有较大差异:

(1)lnsh-ln(n+g+δ)。在典型模型中的lnsk-ln(n+g+δ),其走势呈现负偏的倒U型曲线。这说明物质资本增长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是先期递增后期递减。

(2)lnsk-ln(n+g+δ)。在扩展模型中,lnsh-ln(n+g+δ)也呈现不太显现的倒U型曲线(图1“人力资本”数列反映扩展模型下的情况)。这说明人力资本增长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是先期递增后期递减,但下降幅度要比物质资本慢一些。

3. Z各要素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Z要素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分为三种(9):

第一种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持续有效。如工业化因素(图1“工业化”数列反映扩展模型下的情况)。在扩展模型中,工业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一直是显著,且随着持续期的增长,其作用也在增加,并呈现线性关系。

第二种是在持续增长初期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明显,而随着持续期增加,其作用逐渐不显著。如城镇化和市场化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当持续期为1、2时,城镇化和市场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当持续期为3时,城镇化作用还存在。

第三种是在持续增长初期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持续期的增加,到了一定阶段后,对经济持续增长开始起到作用,如城镇消费(升级)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城镇消费(升级)在持续期为4和5时,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

如果将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的R2定义为X因素对模型解释程度,将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的R2减去相应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的R2剩余的部分为Z因素对模型解释程度。总的来看,在增长前期是X因素作用大,其对典型Solow持续增长模型解释程度R2占扩展Solow持续增长模型的R2的比重达到60%左右,Z因素作用较小,只占40%左右;但到后期是Z因素大,占80%左右,X因素作用小,只占20%左右(见图2)。

五、结论

本文利用经济持续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实证分析发现:

第一,后发优势(λ)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实证发现λ随着持续期的增加呈现L型曲线,这表明后发优势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作用逐步减弱。

第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诸多投入要素组成的Solow因素部分对经济持续增长持续作用较弱,前期贡献较大,占总贡献的60%;到后期贡献下降,只占20%;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呈现倒U型曲线,由开始增强逐步转化为减弱。

第三,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城镇消费(升级)为主要内容代表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演变的非Solow因素部分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较强,前期贡献较小,占总贡献的40%;到后期贡献较大,占80%,其中,工业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呈现线性关系,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尤为突出。

通过实证研究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三十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起步总体水平较低有关,也与初始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经济结构有关;既与物质资本等增长要素持续投入有关,更与市场化等经济制度演变有关。总的来看,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演变起到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邹薇,等.经济趋同的计量分析与收入分布动态学研究[J]世界经济,2007,(6):81-96.

[2]Baumol.Productivity Growth,Convergence,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5):1072-1085.

[3]Barro,R.,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407-443.

[4]Mankiw,G.N;Romer,D.and Weil,D.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5]Knight,M.,N.Loayza,and D.Villaneuva,Testing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C].IMF Staff Papers,1993:40.

[6]Caselli,F.;Hoefler,A.,and Lefort,F.,Reopening the Con-vergence Debate;A New Look at Cross-country Growth Em-piric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3):363-389.

[7]李红艳,等.经济持续增长模型及中国经济实证研究[C].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working paper,2008.

3.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 篇三

面對道德說教的種種尷尬情況，有人在琢磨建立道德強制機制，把道德制度化。兩會期間，前總理李鵬之女，中電公司董事長，政協委員李小琳，正式提案，要求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讓每個人都要知恥。這個提案如果通過，必將涉及誰來建立道德檔案，誰來執行道德記錄，誰來進行道德審判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而能夠對公民道德進行制度化管理的祇能是國家公權力。對於這樣一個大膽的富有想像力的提案，網上有諸多評價，很多人從中聯想到中世紀的道德裁判所。在我看來，能夠提出這種提案的人，一定是一個對自己的道德狀態有信心的人，她至少不會擔心自己有什麼道德瑕疵而被記錄在案。在執政黨的道德譜系中，雷鋒同志艱苦樸素的作風是其中重要的一條，在他的紀念館中，至今還在展覽著他那些縫縫補補的襪子和褲子。現在這個提案人，身著世界頂級名牌服飾，盡顯奢侈生活風範，顯然並不符合雷鋒時代的道德尺度。我這麼說，並不是就此懷疑提案人的道德水平，一個不能離開路易威登、香奈兒或古奇產品的人，不一定是一個不道德的人，一個達官貴人也不見得不能對平民百姓進行道德示範。即使成立道德裁判所，如果全社會共享相同的道德資源，接受共同的道德約束，也未嘗不可。問題就在於，那些確立道德規範或掌握道德裁判權的機構和個人，往往並不以此約束自己，正人者不必正己，或許正是執政黨長時期推行道德化運動而毫無成效的原因所在。

稍微學過中國思想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奉行德治的國家，從周公制禮作樂開始算，有三千多年歷史了。期間經孔子奠基，創立儒學；到兩漢經學，儒學思想成為帝國的意識形態；魏晉以來，玄學橫流，佛學昌盛，儒學道統中斷；至宋代理學，儒學重新繁榮；經明代心性之學，一直到清末康有為倡導經今文學，儒學貫穿於中國歷史，對帝國的制度安排及其文化有著決定性影響。思想史家金觀濤用三句話來概括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本質，可作參考：

第一，道德是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正當性的基礎；

第二，儒家倫理的特質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等級秩序的道德化和社會化；

第三，以道德為終極關懷。

儒學強調德治，按現代法治尺度來看，顯然是人治的同義語，不足為訓。但思想史研究不能把現代的政治經驗作為評價傳統政治制度正當性的尺度，德治的歷史合理性是基於其內在價值，用金觀濤的話來說，道德的核心就是“善”，善就是好的普遍化，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己欲立而立人”。你自己喜歡的能做的事情，才能推廣給別人，這就是道德的普遍性和可欲性。對於孔子來說，從善的道德是對每一個人的要求，但他更傾向于把道德作為政治的基礎，作為統治者的行為準則，他講德治，講仁政，都是講給統治者聽的，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個道理古今一樣，執政者掌握權力，掌握資源，個人行為就是國家行為，個人的德行就是國家的德行。因此，儒學倡導的德治，著眼點就在於統治者的道德教化和道德約束。從孔子孟子到董仲舒，著書立說，都是為了勸化和教化統治者以道德為本，實行德治。宋明理學講心性問題，關注形而上的理論建構，最後落腳點還是規勸皇帝通過修身養心達乎仁政境界。

和儒生們的良苦用心相比，從漢以來的歷代統治者，對德治的政治理念能夠接受，但對加諸於自己的道德約束都不以為然，畢竟任何約束都是對人的心志身體欲望有所不為的限制。儒家倡導的“君君臣臣”，本來規定的是皇上和臣下互相制約的關係，臣下要對皇上履行忠誠盡職的義務，皇上也要有垂範天下的表現，這些道德上的要求對於大多數皇上來說，無異於枷鎖，必欲去之而後快。祇是儒者長期教化，德治已成文化，道德自律仍有效力，臣下規勸和諫言對皇上還是有著程度不同的約束力。極端為所欲為的那些統治者，在任何官修史書中均不會有什麼好名聲。王朝更替，新朝對舊朝的評價，一般都基於道德正義，斥舊朝失德而失天下，對舊朝昏君佞臣進行道德審判。所謂“殷鑒不遠”，依據的都是道德得失，無一例外。

晚清帝國崩潰，儒學道統終結，德治的正當性，在現代國家建設進程中為新的政治合法性資源所取代。在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觀照下，德治的制度弊端暴露無遺，通過道德教化和心性修養的方式來規約統治者行為，推動他們實行善治，進而達到社會普遍道德化狀態，被世界歷史證明已進入死胡同。最高執政者的權力依靠道德約束，是無法防止其走向專制和腐敗，惟有依靠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讓它在限定的範圍內運行。對於大多數現代政黨來說，在理論上對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應有共識，但在實踐中卻各有不同的做法，如何運用道德手段整合力量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方面做得尤其好，它以革命黨形象出現，以反帝反封建為任務，以武裝鬥爭為手段，反對舊文化舊道德，包括儒家德治仁政，通通打倒，以此賦予革命奪權的合法性。但它並不是像歷史上那些造反的草寇，無視道德，蔑視文化，而是充分意識到道德在人心整合和培養革命浩然正氣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目的是教育黨員做党的馴服工具，與黨同心同德。正是這種道德的整合作用，加上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讓共產黨形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鬥爭集團，煥發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從而能夠在武器裝備並不佔優的條件下最終戰勝國民黨，取得大陸治權。

毛的思想特質和精神稟賦對共產黨的政治倫理影響深遠，他崇奉鬥爭哲學，對敵鬥爭堅定不移，毫不手軟，絕不沽名學霸王，對窮寇窮追猛打，直至勝利；對黨內意見不合的同志，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打出黨的統一。為賦予鬥爭的正當性，毛的做法是首先佔據道德制高點，對外把國民黨斥為反動派，先行宣佈道德死刑，以此動員群眾進行武裝鬥爭。在黨內則是從兩個方面著手，對具有知識優勢的政治對手進行道德醜化，對知識分子進行人格羞辱，通過思想改造、整風運動、反對黨八股，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思想尊嚴，讓他們重新學習做人，做黨的人；另一方面，是樹立工農的道德形象，認為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但遠比知識分子乾淨。這一拉一抬，形成了黨內特有的政治倫理生態，有人評價為是毛的“反智主義”，也有人認為是毛繼承了王陽明的心學傳統，不必格物致知，凡人皆可成為堯舜。這些說法都有道理。從積極方面著眼，毛的確是通過價值觀的根本轉變，重整黨內思想和人倫關係，規制精英，解放底層，最後是人力資源大整合，上下齊心，形成強有力的精神力量，以弱勝強，克敵制勝。

戰爭年代的這些特殊做法，有戰爭情景賦予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兩軍相遇，勇者勝，智者勝。高華寫的那本紅太陽（指《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編者注），史界評價很高，我也如此認為，但我並不贊成完全從陰謀論這個角度來評價毛。從價值中立的立場來看，沒有毛的這些“不道德”做法，共產黨能否取得執政地位，可能還會有疑問。說到這些，是為了強調，毛的思想充滿著道德主義特質，高度追求精神力的作用，他相信道德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不僅在戰爭中是決定性的因素，在和平建設年代也是如此。建國以來，執政黨掀起過不少運動，學雷鋒，學大寨，學大慶，都是精神總動員，用毛的話來說，人是要有點精神的。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人口多，底子薄”，搞經濟建設沒有物質基礎，一窮二白，拿什麼來激勵人？祇有搞精神激勵機制，況且毛從內心相信精神在經濟建設中也能創造奇跡。尤其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百業凋敝，百廢待興，國庫底穿，可以調動的資源只有道德和精神。在這個時候，學習雷鋒好榜樣，對執政黨意義重大。其中包括多重價值導向，有做好事為人民服務，有做黨的螺絲釘，有狠鬥私心一閃念，有艱苦樸素無欲則剛，還有忠於人民忠於党，做毛主席好戰士。雷鋒精神所包括的這些內容，對於培養國民安於貧困現狀，艱苦奮鬥，全心全意跟党和毛主席走，無疑具有巨大的鼓動作用。所以要大張旗鼓的宣傳，要一個雷鋒倒下去，千萬個雷鋒站起來，形成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全國，深入人心。在學雷鋒運動之後，學大寨學大慶，也大致是按這個路子鋪開，用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話說：“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艱苦奮鬥，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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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執政黨開展的道德動員活動和樹立起來的道德英雄，全國人民在一個時期內是深信不疑的，相信其正當性，相信其在革命和建設中有著無可取代的作用。在那些幾乎毫無瑕疵的道德英雄面前，差不多每個人都充滿著原罪感，為自己內心無法抵擋那些私欲的誘惑而懺悔不已，自我批判，相互揭發，沒完沒了地改造世界觀，力爭做共產主義新人。但是，這樣的道德化美景最終還是被執政黨自己給毀掉了，在學雷鋒、學大寨、學大慶運動開展後不過幾年，文革爆發，全國動亂，執政黨內部危機迭出，最高潮是林彪出走，摔死在溫都爾汗。真相公佈後，人民在震驚之餘，不能不開始思索。列入黨章的接班人親密戰友，瞬間變成陰謀家叛國者，當面三呼萬歲永遠健康，背後陰謀詭計刀光劍影，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標誌著毛時代政治信用的徹底破產，原來的那些道德說教暴露出其騙人虛偽的本色，各類道德偶像也被打碎一地，不再具有神聖的光環。真是應了那句話：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於永遠，但是你不能欺騙所有人於永遠。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不斷市場化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一個世俗化和祛魅化的過程。所謂世俗化和祛魅化，一方面是破除政治迷信，撥亂反正，清除毛左思想遺產，擯棄鬥爭性政治倫理，把執政黨的工作重心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另一方面，是全社會自發掀起的去道德化，人性解放，為錢正名，按市場規律辦事，按法治原則建構社會秩序，明晰產權，以物質激勵機制推動社會進步。市場化和世俗化的過程，總體上是符合人性和社會發展規律，但這個過程需要建立起相應的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沒有這些約束，社會的發展就沒有正當性，沒有正義和公平。中國當前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威權化制度尚未轉型為憲政民主制度，法制建設尚未全面形成法治社會，高度政治化的道德失效尚未產生公民社會倫理，由於缺失制度、法律和道德的有效約束，中國社會正面臨著一個總體性危機，其典型症候是：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加劇，腐敗無法遏制，道德大幅滑坡。如何克服這個總體性危機，需要總體性方案，需要從中國總的制度安排上來認識危機的根本癥結，以總體性思維來思考中國的道德現狀和道德前景。為此，我談三個原則性意見。

1、執政黨內部大規模腐敗現象是國家和社會道德危機的總根源，國家公務人員的腐敗行為，既是觸犯法律，也是道德淪喪。權錢交易，伴隨的必然是腐化墮落，現在下馬的那些高級幹部，哪一個後面不是養著二奶小蜜，哪一個不是天天醉生夢死。更有甚者，嘴上大唱紅歌，滿口革命理想，教育百姓堅守延安，自己兒女卻在國外貴族學校盡享糜爛生活。還有那些看起來像是反美英雄，對帝國主義義憤填膺，勢不兩立，關鍵時刻卻跑到人家領館休假治療。凡此種種，在毛時代難以想像，在當今世界各國也實屬罕見，政治倫理已毫無正義可言，更無羞恥兩字。可以這麼說，執政黨的道德化狀態，要大大低於社會一般的道德水平，那些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比如，人要講真話，要誠實，要講信用，都做不到，做不好。一個缺失基本誠信的黨，一個沒有政治正義的黨，一個隻想正人而不想正己的黨，是絕無道德感召力，也絕無領導社會重整道德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2、政協委員李小琳建議為公民建立道德檔案，如果先從國家公務人員開始做起，不妨一試。但歷史的經驗證明，執政黨的道德化運動，從來都是著眼於對社會的整合，通過道德說教和道德模範，為民眾樹立榜樣，規約民眾行為，以期達到收拾人心、凝聚精神和鞏固秩序的效果；而對於執政黨自身，從來都是缺少約束，尤其是對於党的高級幹部，更是毫無效力。執政黨企圖通過道德化方式，對自身的非道德化狀態進行自我修復，如果沒有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做保證，必將一事無成。相反，社會具有道德自我修復的能力和內在機制。這些年來，社會的道德化狀態也處在惡化之中，道德失序比比皆是，但社會的道德底線還在，善惡的尺度還在，公平正義的良知還在。從“孫正剛事件”、“郭美美事件”、“小悅悅事件”中，廣大網民表現出了高度一致的正義感，在汶川地震等賑災救難的活動中，表現出了共同的道德責任。民營企業在慈善事業和各項捐助上，也表現出遠超於國有企業的更大熱情和人文關懷。社會需要教育，以進一步提高其道德水平，但執政黨的道德振興，除了自我教育之外，必須有制度創新。

3、道德約束失效，社會道德滑坡，執政黨政治倫理敗壞，根源在於沒有建立憲政的民主制度和法治國家。德治的治理機制及其道德主義，是集權專制制度在沒有憲政民主和法治條件下的一個制度安排，以善治為目標，至少讓統治者意識到民是國家之本，民眾的福祉是國家最大的善。但是，沒有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國家是否善治祇能系於統治者個人的教化和覺悟。遇到明君，人民三生有幸；遇到昏君，人民自認倒黴。德治就是人治，人治無法從根本上制約專制集權的諸種惡果，執政者的權力腐敗和道德衰退，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制度失衡現象。道德振興必須尋求新的制度安排，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政治倫理。執政者在有效的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下，自然會形成強有力的道德自律，從正己出發，以身作則，垂範社會，他不這樣做，就毫無政治合法性，祇能淪為被人民唾棄的對象。脫離制度創新的道德化運動，根本無助於擺脫中國目前的道德困境，中國的道德前景，在於中國能否向憲政民主和法治國家邁進。祇有民主的、法治的，才是道德的。

（未完待续）

4.社会经济根源 篇四

一、深挖问题根源，突破瓶颈谋发展

××村地处坝区和山区结合部，距县城9公里，有16个村民小组，670户，2621人。××村虽地处县城近郊，但长期未能改变落后面貌。2000年村级体制改革以来，××村两委班子不断深入认识村情，深挖阻碍发展的问题根源，研究解决发展瓶颈，聚合人力人心谋发展。

（一）、强化班子建设，打造团结实干的发展氛围

××村地缘优势突出，守着一方热土却难改变落后面貌，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问题当然首当其冲。2000年村改委后，经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认识与思考，班子问题最早被提出来，也得到了最及时的解决。

闲散现象突出是制约××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根源是守业思想严重。面对这累年积弊，村两委班子正视问题，查摆问题，努力打造团结过硬、实干过硬的村两委班子和党员群体，影响带动全村树新风谋发展。村两委班子在班子内查找到了个人自我意识过强等矛盾根源，求同存异，增进团结，带头改变了“散”的形象，促进了“八大员”和全体党员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化解误会，逐步影响广大村民，促成全村齐心聚力、和谐共进氛围；村两委班子带头改变“闲”的形象，扎扎实实地一件一件解决好群众呼声高的问题，以实干精神来赢得全村上下的拥护和支持，有效引导和带动全村上下，屏弃安逸闲适思想，积极配合做好全村重大项目建设，踏实地经营好家庭经济，闲人闲事不断减少，干事创业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村两委班子以实干兴村的具体举措带动了全村实干兴家，广大农户又以实干兴家的具体行动促进了实干兴村，全村真正成为了实干村。

（二）、强化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村呈丘陵地貌，相对山区来说，生产生活条件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晴通雨阻”的交通，“年年挖沟年年放水难”的水利，“寨头亮、寨脚黑”的供电，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使地缘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延缓了发展速度；“昨砌一墙砖、今和一池泥”的打工经济和“早种一墒菜、午卖一窝鸡”的家庭小副业，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好发展问题。

痛定思痛，××村集中精力，着力抓基础谋发展。经村两委班子积极争取，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通过“争取项目投一点、上级部门要一点、村中老板捐一点、村民集一点、投工投劳担一点”的方式，实施了：一是投资114万元，建成213国道至村委会3.24公里的村级柏油路，村组道路全部修通；二是投资118万元，建成全长8.4公里“三面光”沟渠，改善农田灌溉面积1400亩；三是投资133.55万元，改造了通向各自然村的10余公里电网，实现了户均一表，城乡同价；四是投资126万元，架通至各自然村的程控电话线路，全村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覆盖面均达100%；五是投资110余万元，种植和改造茶园1600亩。四项基础设施和一项基础产业的建设，解决了温泉村最想解决，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初步建成了有较好基础设施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的文明新村，打牢了××村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基础，增强了发展能力。

（三）、强化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村地处县城近郊，城区的一些不良思潮和行为，极易感染到这里，贪图享乐思想、游手好闲现象、喝酒闹事情况、小偷小摸问题等都较突出，村民各自为政，意见难统一，管理难实现，行为难约束。本来看好××地缘优势的一些投资者，往往会顾忌这里的综治环境和村民的精神状态，望而却步。

××村两委班子认识到，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是促进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全村把创建文明村活动与加快农村发展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抓落实。从建立领导责任制入手，促成了工作有人管、措施有人抓、问题有人解决的良好局面。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入手，坚持开展思想、文化、科技、卫生等寓教于乐的活动，促进了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制定实施《××村村规民约》入手，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脏乱差”等热点难点问题入手，整顿乱堆乱放，清理垃圾死角，大力整治村容村貌。从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入手，加强了综合整治力度，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歪风得到遏制。从民主选举村两委

班子入手，发扬基层民主，坚持和完善村务公开等制度，形成民主管理的浓厚氛围。从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入手，动员多方面力量参与全村经济和各项事业建设。责任人到位的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渲染出温泉文明村创建活动浓烈的氛围，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1年12月××村被评为省级文明村，发展环境逐年优化。

二、狠抓产业支撑，树强支柱求发展

××村从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认识到，靠劳务输出和家庭小副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好奔小康的问题。2000年以来，全村以树强茶叶和生猪生产主业为目标，加强招商引资，强化农村综合管理、综合服务，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资源的利用能力，加快发展。2005年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达590.34万元，比2000年367.75万元增长60.53%，农民人均纯收入1434元，比2000年的886元增长61.85%。

（一）、提高产业关联度，延伸链条增效益

面对着不断夯实的发展基础，××村打起了细算盘。全村以沼气建设为核心，连接发展好以茶叶为主的种植业和以生猪为主养殖业，树强支柱，促进产业关联，实现循环发展、高效发展。

××村是××市能源建设示范村，目前已建成沼气250口，覆盖面在40%左右，沼气建设促进了农村种养殖业的清洁生产，带动了农村改圈、改厕、改灶，改善了村容村貌。以沼气为中心枢纽，××村初步串起了“生猪养殖+生猪贩卖+屠宰经营”、“茶叶种植+茶叶加工+茶叶营销”、“生猪养殖+沼气+茶叶种植”、“生猪养殖+沼气+青饲料、蔬菜种植”等几个简单的产业循环发展链条，提高了各产业的关联度，提高了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提高了产业的增加值。2005年，全村肉猪出栏3340头，户均5头，仔猪出栏13564头，户均20头，有年出栏2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户40户，生猪屠宰和贩卖经营户30余户；全村471户农户种茶，建成茶园3075亩，人均1.2亩，有20亩以上的茶叶规模种植户5户，5亩以上的种植户360余户，茶叶加工厂6个，茶叶营销户6户。2005年全村茶叶总产值达168.75万元、以生猪生产为主的畜牧业总产值110.11万元，分别占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8.59%、18.65%，两项合计占47.24%，支柱产业真正地被树强。2006年，全村计划实现沼气建设100%覆盖（除五保户），计划新植茶园500亩，××村种养殖业清洁生产、循环发展、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建设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提高招商引资水平，广纳资金技术提速度

缺少资金，是阻碍农村发展的通病。近年来，××村以环境吸引发展资金，以资源撬动发展资金，以效益留住发展资金，成功引进个体投资者10人、公司1家，引资近500万元进行产业建设，加快了发展速度。

引进个体老板××，投资上百万元，改造提升碎石厂的生产能力，为全村带来近20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引进××××等9位茶叶老板，开发种植茶叶2340余亩（其中乌龙茶280亩），此前××村多年发展，也仅建成600亩左右的茶园，而且低产老茶园居多，招商引资使全村茶园面积在较短时间内增长了5倍，优质高产茶园的比例也大幅提高。在冬季农业开发中，引进了××有限公司，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发展优质反季节蔬菜，2005年完成了62亩20余个品种的试种，取得了初步的经济效益，在选定适宜品种和推广种植技术等方面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此次试开发中，公司支出农民工的工资近4万元，十余名打工农民平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群众积极性很高。2006年公司计划发展200亩×××，并计划在××村发展多种形式的长期合作，除了发展冬季反季节蔬菜外，还准备在其他季节，发展市场缺档的高效益蔬菜，不断扩大优质蔬菜的生产和外销。招商引资加速了××村支柱产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业科技推广和市场经济知识普及，全村的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三）、提高农村综合管理、服务能力，激发积极因素促健康

“人少事多”是农村管理服务工作的普遍现象，如何提高农村综合管理、服务能力，集中精力搞好产业建设，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村坚持用制度来管理，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调动各方面积极力量参与管理，提高了管理的效率，赢得了搞好综合服务的时间和精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村党支部在深入村情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党支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落实了党员民主议事制度、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民情恳谈和联系制度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村规民约等制度，推进了村两委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了管理效率。××村积极发展茶叶和肉猪养殖两个产业协会，以“支部+协会”的形式，加强了对主要产业发展的管理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提升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好了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问题，为树强两大支柱产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群众组织活跃在产业建设、矛盾调解、村容保洁、文体活动等各个方面工作中，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省级优秀妇女之家”和“省级巾帼科技致富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各项制度的落实，各种管理服务的完善，有效激发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上进心，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形成了“人人求发展、事事为发展”的良好氛围，在全村的“三个文明”建设中，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能积极主动地发挥一己之力、一己之长，有利于全村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得到了较充分的涌动。

三、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快发展

××村近几年的良性发展，发端于基础建设，发展于不断解放思想、深化认识、更新思路、团结实干，这些成功的举措和取得的实际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广泛的智力支持。

（一）、解决好思想问题，其他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村的发展困顿，首先就困在思想上，地缘优势带来的满足感,优越的农村政策带来的依赖感，淡化了村民干事创业的思想，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想都不去想上。××村两委班子以干出来的实际变化，来影响带动广大村民逐步破除“靠、闲、散”思想，强化了村民主动发展的诉求；发展就意味着要改变生产生活习惯，安逸闲适的状况改变了，就容易产生“难、怕、厌”思想，××村以党员干部带头干、致富能手带路干，来破解这一心理障碍，强化了村民主动发展的信心；要发展就要面对新环境、新挑战，就要有新能力，××村以加强培训指导、加强示范推广，来破解“老、旧、陈”思想，强化了村民主动发展的能力。从村两委班子到普通群众，解放了思想，提高了素质，想干，敢干，会干，最终干出了发展的新天地。

（二）、解决好班子问题，发展就有坚强的组织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人，关键在农村党支部，关键在有一个围绕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的两委班子，关键在有一批带头创业、带民创业的党员干部。××村从守业到创业的深刻变化，源于两委班子以农村“三学”为契机，以创建党员示范户等为手段，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团结干事，以好作风创造了新业绩，从而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各项思路和举措，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促成了“班子团结带动全村团结，班子实干带动全村实干，班子发展带动全村发展”的生动局面。

（三）、解决好环境问题，发展就会有不竭的动力

5.社会经济根源 篇五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根源主要有三点,基于此,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问题,二是市场经济的.方向问题.文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试图据此寻找出走出我国当前价值冲突困境的途径.

作 者：姜锡润 王曼 JIANG Xi-run WANG Man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刊 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8(2) 分类号：B018 关键词：社会转型   价值冲突   价值观重建  

6.恶性食品问题根源 篇六

2008年三鹿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对食品安全的一些调侃：

1、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而三鹿事件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2、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3、日本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一干涉案人员最后被依法严惩，田文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生产、销售 “蛋白粉”（掺含三聚氰胺）的被告人高俊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透过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了各种承诺和表态。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仅2011年以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河南瘦肉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10年间瘦肉精屡禁不绝；随后重庆“毒花椒”事件、广东中山墨汁粉条事件、湖北宜昌“毒生姜”事件、辽宁沈阳毒豆芽事件、江苏丹阳西瓜膨大剂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以及最近席卷全国的地沟油事件……

风起云涌的食品安全事件，像一双双粗重的钢琴手，一次次肆虐地撩拨人们敏感的神经，更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22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末尾，谈及食品安全，朱镕基尖锐地说了句：“食品工业，现在什么敢吃啊？吃什么都有致命的添加剂。”胡锦涛总书记4月底在天津考察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时谆谆叮嘱大家：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你们是食品安全的守卫者，一定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法，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温家宝总理则斥责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以上表态均已显示政府高层已经真正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已是一种国家乱象，食品治理与维稳相关，刻不容缓。

然而社会公众却认为：在历次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听到了道歉，但没看到更多人受严惩；我们听到了表态，但没看到具体的解决措施；我们感受到了沉痛和反思，但没看到这些转化成更强大的改革推动力。于是公众从生气到愤怒、再到无奈和漠然，人们在反复遭遇打击时，通常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大众心态正经历从愤怒到无奈的微妙过渡，更多人面对这些新闻的反应却是见怪不怪、无奈调侃。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层出不穷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的背后，暴露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如此以来，我们应当回头审视，我们曾经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以前经济条件不好“没得吃”，现在生活富裕了反而“不敢吃”，我们苦苦追问：还有什么食品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又应该吃什么呢？在达到温饱之后能否解决吃得好、吃得安全的要求？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针对“你最担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新浪网调查结果显示，30.7%受调查者认为是食品安全，位居第一。据记者走访发现，当前食品安全存在“四宗罪”，最令消费者感到担忧。

一宗罪：“药你命”。蔬菜、水果残留农药超标，部分食品中非法使用、滥用添加剂，危害消费者健康。

二宗罪：“黑心肠”。每年有大量食品从“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流向市场，环境脏乱差，生产不规范，质量不达标。

三宗罪：“假面具”。部分食品生产、销售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变着花样对食品弄虚作假，令消费者难辨真伪，上当受骗。

四宗罪：“玩概念”。各种贴着高科技标签的转基因食品、纳米技术食品、有机食品等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模糊标注、不规范产品，往往使普通消费者不明就里花钱，稀里糊涂消费。

谈及如何根治“四宗罪”，受访消费者有“三盼”：一盼杜绝“软监管”。二盼食品行业重建诚信体系。三盼自身提高监督和维权意识。（以上信息来源自2011年9月9日现代快报）

就食品安全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问题食品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干货类、奶制品、炒货食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三是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入”、手法越来越隐蔽，从食品外部的走向内部的、从物理的走向化学的。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难以想象，已到了“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地步。

（二）产生原因

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有关部门共检查各类食用农产品、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3552万户次，查处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缔和停产违规企业单位10万余家（来源新华社2011年5月5日电）。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介绍，去年9月以来，最高检共对76件重大影响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渎职犯罪者39人（来源自2011年5月23日法制晚报）。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的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有毒食品的“生命力”并没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

有毒食品层出不穷，完全无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这其中既有制度缺失、执法不严、官员政绩等因素，更有道德因素。经过分析比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没有行业准入门槛，生产经营者良莠难分，特别是原来食品免检制度的存在，放任企业胡作非为，留下了诸多监管空白。加上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较轻，不痛不痒的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现在我们是“拔鸡毛给猴子看”，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这使得许多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2、多头监管，执行不力。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一种“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模式，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出现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不同，人、财、物的主管部门各有其主，因此，“机构云集”增加了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难度。多个部门监管一个方面的事务往往需要政府协调，提高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分分合合的历史表明，国家建立独立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思路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这不仅影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力，更造成了问责不明确的弊病。

3、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与国际标准不能接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结构设计不够合理，对标准的深人研究不够，部分标准的实施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等。如7月修改出台的《乳业行业标准》就被专家评价为“倒退了25年，堪称全球最差”，并称中国被“个别大企业绑架，是全球最差标准”。

4、政府监管食品安全需要运用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目前政策法规不健全，无法做到法规化，制度化，缺乏长效机制。面对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往往采取“救火”式的治理，哪里发生问题治哪里，事情过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而导致制假售假屡治不绝，屡禁不止，甚全有愈演愈烈之势。

5、财政投入不足，检测机构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不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引发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急需的部分检测项目能力不足。如食品中不明有毒有害物质的鉴定技术、违禁物品、激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二恶英、疯牛病的检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等，监督检验能力与国际水平差距逐渐加大，制约了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利益驱动导致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如有的执法机构偏重于有经济利益的执法行为，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监督执法工作时紧时松，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甚至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三是基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设置和技术人员配备不能适应监督工作开展的需要。

6、食品生产和经营者诚信缺失，道德观扭曲。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眼睛盯着的只有钱，丧失道德底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顾法律禁令，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屡禁不止。目前，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消费者掌握企业食品卫生质量的信用状况难度很大，很难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鼓励守信者、打击遏制失信者、追溯责任、形成诚信经营氛围的作用。

白岩松在微博上发表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夹杂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每个人都在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二、消费者个体维权的困境

尽管监管部门一再呼吁市民要对食品问题主动举报，但由于对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存在不信任情绪，加上这些部门往往奉行“谁投诉、谁举证”的原则，导致普通市民往往无能力或不愿花费精力物力在举证方面，没有相关民间组织为依托，普通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效果非常有限。

1、繁琐的民事诉讼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二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其现实问题。不仅因为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还因为我国集体诉讼制度是一个立法空白。集体诉讼制度设计出现的空白，也给我国消费者维权方式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繁琐的诉讼程序、漫长的诉讼时间和高额的诉讼成本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需要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及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问题损害的一般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2、消费者维权面临技术障碍

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难以独立地与生产经营者通过和解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谈判过程中更加被动。即使有一些消费者联合起来与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协商，生产经营者出于声誉考虑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也很难说是公允的，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仍然存在，生产经营者与潜在的消费者之间的食品安全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3、消费者维权组织的作用尚待加强

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性组织，难以有效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消费者协会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社会性组织，只是为纠纷解决提供一个平台，并不掌握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因而难以消除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经济实力和信息占有量的差距。消费者协会的调查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但是并不具有强制力。这样，寄希望于消费者协会来平衡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力量以更加公平地解决纠纷的预期也很难得到实现。另外，调解程序的启动需要有当事人的合意才能进行，而且民间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使得纠纷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国外经验借鉴：全程监控

外加巨额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像德国在2010年年底相继在鸡蛋、猪肉和鸡肉等食品内发现致癌的二恶英；截止2011年10月4日美国“毒香瓜”疫情蔓延19州，致死17人，84人染病。相比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但食品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可见根治食品安全问题任重道远，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招数是值得借鉴的。第一招：严把源头关——监管触角伸向产地

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会挂有识别标签，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第二招：重视流通环节——为每份食品“建档案”

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相关部门收集这些信息整理成数据库并开设网页，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农产品有了“身份证”后，可追溯管理模式就变得易于操作。

在德国，食品的食物链原则和可追溯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鸡蛋为例，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的数字。比如说：2-DE-0356352，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2”表示是圈养母鸡生产；DE表示出产国是德国；第三部分的数字则代表着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含或鸡笼的编号。消费者可以根据红色数字传递的信息视情况选购。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危机，也可以根据编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恶英，引起德国上下的极大关注。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有关机构顺藤摸瓜将焦点快速锁定在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施泰因州的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身上。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才导致了其下游产业产品二恶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第三招：食品造假要出狠招重罚

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各国为此都加大了惩罚力度，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今年1月6日，德国警方即调查位于石荷州的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7日，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

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

韩国：造毒食品10年内禁营业，还附以高额罚款。法国:卖过期食品立刻关门 第四招：食品召回构筑最后屏障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

对于不合格食品召回，德国食品安全局和联邦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食品召回委员会”，专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2004年，在“食品召回委员会”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威胁消费者尤其是婴儿健康。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以最快速度召回了产品，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了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第五招：完善食品安全法 用法律来保障

美国于2009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美国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奥巴马政府的这次改革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美国食品安全体系进行的一次调整。10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英国和德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和发展。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标准署成立于2000年。此前，英国在1990年颁布《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和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又是在1984年的《食品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再往前追溯，还可以找到一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而德国食品法的历史则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迄今，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所有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源远流长，而且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在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和完善。

五、对整治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构想和建议

我们要确立“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康”和“谨慎义务”的执政理念，真正把消费者作为上帝来对待。保护消费者健康，仅允许提供安全的食品；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严格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向消费者提供实事求是的信息。具体构想和建议如下：

1、完善立法和食品安全标准。按照《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打造一种无缝监督与管理体制，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的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为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和补偿食品安全问题受害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尽快完善标准体系，全面清理整合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食品质量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快解决标准缺失、重复和矛盾问题。一时难以出台国家标准的，要先行制定地方标准或产品安全、生产工艺、检验方法的规范性要求，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防止出现监管空白。

2、加强行政管理，通过对监管制度的整合，既要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资源，又要防止出现职能交叉，相互掣肘，更好地发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效能。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克服地方保护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干扰。须把食品安全作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支持监管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求各监管部门恪尽职守，密切配合，责任到位，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监管链和责任追究体系。食品行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监管力量分散，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我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为什么？这在经济学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尴尬。食品的监管部门众多，每个监管环节都会认为，我这里没管住，自然会有别人来管；反过来，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问题反让其他部门“搭便车”，破除这种职权交叉的体制势在必行。

3、延长和完善监管产业链。食品质量监督要覆盖整个产业链。实施“全产业链”，“从田野到餐桌盘”的食品质量及制造食品的原料进行检验和监督。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明确追究责任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跨部门的食品监督机构，统一协调管理各个流程的食品安全，以杜绝机构间的相互扯皮推诿的困境。尤其需要对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进行明确界定，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贷。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一旦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最高到卫生部长，最低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为此负责而引咎辞职。

4、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社会力量介入食品问题治理，应该受政府的欢迎和提倡，并做相关的制度设计。

面对一波波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冲击而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学者认为，由于食品问题涉及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主体，单一地突击哪一方都不能有效解决，而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治理”观念，即在社会利益和主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只有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运用法律、市场、协商、行政等手段，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因此，食品问题的治理，不仅急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立法跟进，更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相比之下，后者更急需发展。

就食品安全领域来说，要重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以及规范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和独立性，但目前行业协会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的职能，媒体可以和高校食品安全研究机构合作，适时发布来自权威研究机构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从而对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压力。

5、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成本

必须坚持重典治乱，提高违法的成本，增加违法者的痛感。生产者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在于其铤而走险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正是这种经济利益让生产者在诱惑面前放弃了道德理性。因此，食品安全法也应该通过惩罚性的赔偿，来增加生产假冒伪劣食品者的成本，以经济杠杆促使生产者由经济人向道德人转变。具体而言，可以提高赔偿的额度和处罚的力度。现有的 10 倍赔偿显然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额度，因为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维权的成本就可能超过了 10 倍赔偿的数额，而一次 10 倍赔偿的数额也可能伤不了故意生产者的筋骨。

6、建立企业诚信制度

赚钱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面向广大人民的，不能因一己私欲，而生产损害人民群众生民健康的产品。而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塑造一个诚信的企业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食品安全的产生。诚信建设，说到底就是法制建设，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是传统美德的法律化。今后应当把企业或经营者的诚信建设当做一项基础的，常规的工程，建立量化考核体系，坚持不懈，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只有这样，企业，商人才会把消费者当做真正的上帝，食品安全才会有保证。

7、按照查获情况重奖举报者，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不良分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

7.社会经济根源 篇七

一、概念的界定

社会心理学家已从不同角度对偏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和界定。布恩(E.Bourne)认为,偏见是一种态度,因而也是感情、看法和行为倾向的组合,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奥尔波特认为,偏见是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阿伦森认为,偏见是人们依据错误的和不全面的信息概括而来的、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敌对的或负向的态度。我们认为,偏见是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形成的,偏向于某一方面的、妨碍人们对社会心理信息进行正确表征和加工的一种负性态度。从本质上看,偏见是“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预先判断”、“是一种负面的评价和态度”、它“可能根源于情绪性的联想,根源于行为辩解的需要,或者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的负性信念”,常常表现出“先入为主”、“以偏概全”、“不顾事实”、“不易改变”等特点。因此,片面的、错误的社会认知或带有某些负性情绪体验的认知就容易形成偏见心理。

二、社会偏见产生的原因

1、社会认知偏差

首因效应、刻板印象等是最主要的社会认知偏差效应。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首因效应注重人们第一次接触时所获得的信息,这种信息往往是表面的非本质特征方面的信息,仅以这种信息来评价他人,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偏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根据首因效应来对他人作出判断和评价,如“以貌取人”就必然会导致“失之于人”的消极后果;刻板印象最初来自父母、同伴媒体、个体经历好人其他来源,一旦形成个体加工就受到影响,刻板印象就更容易被证实。在面对特定对象时,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受到关注,不确定的实践容易被解释为与刻板印象一致,而且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中激活。这样即使刻板印象是错误的他们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的强烈起来,从而导致进一步偏见的产生。

2、社会化的历程

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吸收并内化作为文化传统一部分的偏见,如男尊女卑的女性偏见等。研究发现,同其他态度一样偏见是可以习得的。伯德等人(Bird,Monachesi&Burdick,1995)早期追踪研究发现,当时白人家庭中几乎一般家庭规定,他们的孩子不准和黑人的孩子玩,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们从同伴那里得知黑人是另类群体,如果被看到与黑人玩就会被赶出同伴群体,他们的父母也关注黑人如何参与非法行为的报道,这里每一个事实都在教导孩子对黑人产生偏见。父母塑造了偏见的态度,并且父母和同伴都惩罚和黑人交往的行为,最终,孩子在成长中学会了憎恨。

3、动机因素

偏见可能源于知觉者的紧张情绪、恐惧和潜在需要。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结构差异引起的经常性挫折,可能会导致存在偏见和歧视的个体和群体之间出现各种形式的直接或替代性攻击发泄对偏见和歧视对象的压抑情绪。当群体处于竞争时,会强化对手群体的同质效应,结果就造成了负性的刻板印象和大范围的敌意和歧视。

4、社会分层

分层是社会学家借鉴的地质学名词,用以描述社会地位造成的差别和不平等现象。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中,也存在着高低有序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了社会分层。社会分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中的人们,在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各方面都比较相似,属于一个群体,对于这个群体的人而言其他阶层就是外群体。由于各阶层成员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甚至价值观各方面都不同,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存在着认知偏差,如果处理不好,会形成社会偏见。

三、消除社会偏见的对策

社会偏见不仅有损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而且还是引发社会歧视和社会冲突的心理根源。因此,只有消除社会偏见的消极影响,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营造一种健康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

1、消除社会认知偏差效应的影响

偏见是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负性社会态度,具有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种成分。首因效应和刻板印象等社会认知偏差效应代表的是社会偏见的认知成分。之所以会出现首因效应,是因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未能全面掌握和认识交往对象的所有信息,只根据与其第一次交往时所获得的较为表面的信息来认识和评价交往对象,因而难免会对其产生偏见。要消除这种社会认知偏差效应的影响,就必须加强交流深度,善于通过表面现象获取深层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对其作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判断和评价。之所以会出现刻板印象,是因为尽管刻板印象是一种对于目标群体的比较笼统和固定的看法,但人们在评价具体对象时,往往还受到成员身份、群体接触历史、群际关系等刻板印象内容的影响,因而难免会产生认知偏差。要消除这种社会认知偏差效应的影响,就需要我们在认识特定对象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他们的独特性,这样就能降低印象形成过程中的刻板印象效应,对其作出更精确的基于事实信息的判断。

2、增加平等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增进相互了解

社会偏见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缺少平等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因此,增加平等而深入的接触和交往的机会有助于加深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减少偏见的发生。之所以强调平等的接触,是因为不平等的接触往往会限制双方的深入了解,甚至产生先入为主、刻板化的判断,这种判断对社会地位较低者或弱势群体是极为不利的。

3、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保障体系

创造一种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减少社会偏见的一个重要举措。长期以来,由于新闻媒体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对某一社会群体的某些成员的大量负面报道,导致人们往往根据这些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形成对这些成员所属群体的认知偏差和社会偏见。由于新闻媒体代表的是社会盛行的文化态度,是一种社会心态和政治权势的反映,因此,为了减少社会偏见,就必须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大量正面的客观报道和宣传,增加人们对受偏见群体的全面认识。

总之,社会偏见是由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所引发的一种刻板观念和错误认知倾向。它既不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无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制止偏见的产生,共同构建和谐友爱的社会。

摘要：社会偏见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偏见大多数时候作为一种负面的态度倾向,给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因而找到社会偏见的社会和心理根源和化解的心理策略对构建和谐社会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社会偏见,心理根源,心理策略

参考文献

[1]布恩·埃克斯特兰德.心理学原理和应用[M].韩进之,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2]ALLPORTGW.The Nature of Prejudice[M].Cambridge,MA:Addison-Wesley,1954.

[3]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8.社会经济根源 篇八

关键词:

社会学;社会转型;试婚

收稿日期:2010-01-25

作者简介:王闯(1982-),男,湖北武汉人,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基础部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焦树国(1983-),男,河南焦作人,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基础部助教,研究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刚(1978-),男,河南光山人,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基础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

目前,在我国大城市中,“试婚”作为一种时尚,正在普遍而悄然的流行着。“试婚”,顾名思义,是进行一种尝试性的婚姻,“男女双方不受法律约束,带有一定试验性质的婚前同居行为”。[1]“试婚”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当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经历“性开放”的洗礼之后,婚前同居现象就非常普遍了。而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后二十年,这种现象才出现并日益成为时尚潮流,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由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综合作用在当代人的婚恋层面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离婚率的上升、恋爱的低龄化、性开放、未婚同居等现象。本文试图用社会学的视角,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交换利润最大化四个层面对“试婚”现象做解释研究。

一、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试婚”

(一)政治上的日益民主化、透明化促使思想上的日益民主化、平等化

在当今都市人特别是青年群体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被封建桎梏压迫了几千年的女性在今天已开始追求政治平等,经济独立,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她们眼中如同一堆草芥,不名一文。在婚恋问题上,他们也不再顾忌父母及社会的看法,把爱情婚姻完全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因此,“试婚”在他们观念里只是一种通过爱情达到婚姻的途径及生活方式罢了。

(二)整个社会多以历史优先的原则对“试婚”现象抱以宽容理解的态度

“以行为规范为准则,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道德价值观向以非道德的价值为中心,以功利行为为规则,具有不稳定性,相对性的道德观转化”。[1]在这一点上,沿海开放地区比内陆地区明显,城市社区比农村社区要明显。上海曾对十八所高校2063名大学生作过调查,对于“未婚同居”的看法,认为“只要是缘于爱情,可以理解宽容”和“不应当过问别人的私事”的两种人共占89.5%,而认为是“道德上的堕落”的仅占9.2%,以上资料表明上海地区的青年人已基本认可和接受了同居及“试婚”这种生活方式。另外,《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与有关机构合作,于1998年上半年对广州地区的100名婚前同居者的调查显示,只有28%和22%的同居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或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来自单位的压力仅有12%的人感受到,这表明了社会舆论环境已经相当“宽松”,这就提供了试婚行为良好发育的温床。

(三)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试婚”

“试婚”是法律中的一个盲点,大多数关于家庭、婚姻与性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在某种既有社会形态进入转型时期后,首当其冲地被怀疑,被批判。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婚姻法》,以后于1980年、2001年对其作了两次修改和补充。但这三部《婚姻法》中都没有对“同居”的处罚措施,更没有定罪量刑。另外,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组织层面日益呈现出科层化特征,其表现之一就是私人问题与公务相分离。组织只追求目标的实现及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组织成员的私人问题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态度,这样一来对组织成员的约束作用就弱化了。

二、生活方式多元化更加包容“试婚”行为

1.城市的异质性使城市具有匿名性和包容性,开放性。在农村社区,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由私人关系构成的社区基层结构,农村社区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区,社区讲究“礼治”,社区居民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农村社区不具备匿名性,人们生活于中有一种被严重束缚的感觉;而在城市社区,个体意识强烈,建立在业缘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冷漠,“个人自扫门前学,不管他人瓦上霜”,使得试婚者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心安理得的进行同居行为。同样,城市异质性强,使得城市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容纳各种行为和文化的存在,城市居民能够认同不同的观念,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受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居民更加开放,更加“前卫”,因而,即使城市居民没有身体力行这种“试婚”行为,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这种行为表示宽容和理解。

2.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发展,人们在享受城市的各种便利与舒适的同时,也同时吞噬着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压力和重负,城市生活节奏快,竞争异常激烈,人们生活压力大。这一切使得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功利性经济关系,而人情味和爱的缺失让现代的城市人感到异常的寂寞和孤单。生活的压力和人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求,共同促使人们,特别是其中的青年人通过试婚这样一种方式建立一个“准家庭”,以排解孤单,寂寞,无聊,紧张,恐惧,为自己在无助的城市空间寻找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

三、社会体制转型必然带来文化的变迁和世俗化

在性观念方面,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破除了中国人的“性神秘”,使人们日常在谈论相关话题时不用再遮遮掩掩,畏畏缩缩。性观念的开化对实现男女平等的性权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性道德观,性哲学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导致了“肉欲主义”的泛滥。在现代年轻人看来,爱情不仅是精神的,物质的,而且也是肉体的,“柏拉图”式的纯粹精神恋爱在他们眼里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性生活理应是爱情的一部分,性爱是促进爱情的积极因素。另外,他们也觉得试婚是理性的,男女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就可以在一起过性生活,通过一段时期的同居,如果双方感到满意,那么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结为夫妻;如果双方并不满意,那么就赶快“散伙”,这样可以保证今后的正式婚姻和家庭的稳定。

文化的世俗化改变了人们的家庭婚姻观念。现代人完全把同居当作一种个人选择,情感上的性关系无须经过正式婚姻登记证明为合法就可获得社会的承认,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婚恋的“传种接代”“养儿育女”的观念。“试婚”是文化世俗化的必然产物之一。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从事任何交往行为时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霍曼斯把一切社会活动都看成是交换行为,人们作为自由市场的理性单位,拥有获取所有必须信息的渠道,并权衡所有可行的选择,在这些考虑的基础之上,理性的选择那些将使物质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这种理性思考就是计算各种选择的代价,权衡代价的大小与物质利益的优劣,以确定哪一种选择将产生最大的报酬或利润而付出较小的代价。[2](P.254-255)试婚赞同者认为,婚姻伴侣的选择应该更加富有理性,而对理性的理解,专指男女双方在这一阶段中各自的交换代价或交换成本。进入一桩尝试婚姻是期待着报偿,是一个尽可能的寻求最好交易的过程,通过这种社会交换,进行试婚的男女大多期望得到的“社会报酬”或“社会利润”是找到一个自认为能与自己共创美好明天的终生伴侣,在尝试的过程中,男女双方要对对方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爱好、生活方式、为人处世方式及性能力进行综合的评价,最后才能确定是否把对方作为终生伴侣。尝试婚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男女双方就要对“社会代价”与“社会利润”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如果这个比值认为是不利的,伴侣双方就不可能承担起共同生活的法律责任,不可能走进婚姻的殿堂;如果伴侣双方都认为利润是令人满意的,他们就可以走进婚姻的礼堂,共同承担起婚姻生活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因此,“试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互动方式是一种“利润最大化”的交换行为。

总之,“试婚”现象在我国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应建立对“试婚”现象的理性认识,并在法律规定和道德约束上尽快制定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参考文献

[1]许传新,王平.试论“试婚”产生的社会机制[J].青年研究,2002,(4).

[2]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