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故事传统理念

传统文化故事传统理念（精选8篇）

1.传统文化故事传统理念 篇一

[原创]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序）

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运用到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中，是我多年前就产生的一种想法。我就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产生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国际上被广泛地应用到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在经商办企业中，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他们的企业文化无不打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东方特有的文化，她即是中国的、亚洲的，更是世界的。分析世界一些知名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一些思想观念和行为做法，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和行为惊人地相同或相似。比如，美国通用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的“简单文化”，就与中国儒家的《易》文化相通；再如西方企业家讲的人本管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为重”也是如出一辙；更不要说诸如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等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观念了。对企业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有着一种共同的感受，有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企业文化必将成为

世界商业舞台的旗子。

我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谈论向西方学习（这当然是应当的和必要的），但是却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冷落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是手里拿着金饭碗，却向人家去要饭啊！因此，我就想，一定要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发扬光大，把她融入到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使企业文化本地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运用传统文化理念就是要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使企业既有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和手段，又有“厚德载物”的人文内涵。具体来讲，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企业自身特点的企业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例如，大庆油田的企业精神，就是由铁人王进喜的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而形成的新时代的“铁人精神”。王进喜的老铁人精神，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新铁人精神在继承和发扬老铁人精神的基础上，注入了现代的科学发展观，使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相结合的新内涵。再如，海尔集团的管理模式的公式：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公式中的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其实质也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而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其实质就是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因此，海尔文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管理文化”的一个范例。但是，在我国像大庆油田

和海尔这样的企业毕竟还不是很多，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如何才能实现呢？根据我多年研究企业文化和构建先进企业文化的经验，我感觉，主要应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挖掘。就是从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中，挖掘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企业文化因素，并将其发扬光大。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有识之士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我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反映了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应用中华传统文化，实施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我们国内也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用的图书。这些图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推动传统文化的运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本人在20多年的从事传统文化、企业文化研究和实

践的过程中，始终紧密结合企业文化建设的实际，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不断地注入企业文化之中。

二是推广。所谓推广，就是整理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企业的实际，有目的、有计划地将其纳入企业文化体系之中，为企业所用。在企业中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是，通过企业文化设计，为企业找出贯彻中华传统文化的切入点，从而为企业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奠定了基础。比如，我在为一家企业进行企业文化设计时，针对该企业改制重组的实际情况，为他们进行了企业文化设计，其中有一条 “企业善待员工，员工热爱企业” 的基本理念，受到了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欢迎。这条理念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善”和“爱”的观念。“善”是中国佛教的一条基本理念；“爱”是中国儒家的一条基本理念。这样做，既满足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需要，又达到了传统文化运用的目的。

三是教育。教育是继承与创新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在传统文化运用的过程中，教育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在企业中长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在员工的思想意识中扎根，形成遵循优秀传统文化行事的习惯。在这方面，除了坚持通过企业文化设计，向企业宣传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还坚持讲学，办培训班，向企业领导和员工推介传统文化思想，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华

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精华。

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围绕佛教的“空”观念进行，其中包括“无我”、“无常”、“涅槃”等主要观念；第二部分是围绕道家的“道”观念进行，其中包括“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大象无形”等主要观念；第三部分是围绕儒家的“仁”观念进行，其中包括“民为重”、“仁者爱人”、“诚实守信”

等观念进行。

2.传统文化故事传统理念 篇二

一、传统的对外理念———“夷夏之辨”理念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 在建制上为一统帝国而非民族国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天下的“共主”, “中国者, 聪明睿智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 贤圣之所教也, 仁义之所施也, 诗书之所以用也, 异敏技艺之所试也, 远方之所观赴也, 蛮夷之所以行也”[1]。正是这种典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化“天下观”, 使近代以前的中国有着极强的自我中心意识与优越感。在对外关系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理念———“夷夏之辨”。明“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 其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即地理与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论。

其一, 华夏地理中心论。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 世界知识缺乏, 加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 因此培养起中国人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已有“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2]450的记载。至明清时代, 华夏地理中心论发展到了更为完备的阶段。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人的这种地理中心观念更有深刻的认识, 他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 地是平而方的, 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3]13

其二, 华夏文化中心论。“向所与中国接触之民族, 绝少文化足与汉种相抗衡者”[4]787, 中国始终占据明显的文化优势, 并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 典章文物及生产技术不断吸引、同化着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适至清乾隆时期, 这种文化中心主义依然居于统治地位。以乾隆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 并将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称为“奇技淫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 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 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等, 但乾隆帝认为这些西洋上等物品“不过张大其词而已, 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 精巧高大者, 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 只觉视等平常耳”。[5]

由于这种“夷夏之辨”的对外理念, 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帝国的“封贡”、属国的“朝贡”, 二者合在一起一般称为“朝贡”关系。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从未超出过朝贡制度的范围, “中国认为朝贡制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处理对外关系的不二法门。”16世纪以后, 海道大开, 中西接触大增, 而在封建统治者眼里, 这些西方国家的地位与朝鲜、琉球或缅甸无殊, 中国把西方国家也纳入其朝贡系统之中。西方国家来华通商, 中国则视为来朝贡, 视其使节为贡使, 其礼物为方物。从康熙到嘉庆的历朝大清会典和礼部则例均将荷兰及“西洋诸国”列入朝贡国名单, 只是他们远涉重洋, 故“贡无定额, 无定期”。[5]119

二、传统的涉外机构

由于清代以前的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始终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中, 没有设置专职外交机构, 对外事宜均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

1. 礼部。

礼部并不是专管外交事务的机构, 其下属的主客清吏司、会同四译馆才是专门的外交机构。礼部下属主客清吏司的职能是:“掌宾礼, 凡四夷朝贡之仪, 封册之命, 馆饩赐予之数, 高下之等, 悉隶焉”[6]2169。会同四译馆为会同、四译二馆的合称。会同馆隶属于礼部, 负责接待各国贡使;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 负责提供译员, 翻译远方朝贡国文字。乾隆十三年 (1748年) , 因四译馆“闲冗无事”而并入礼部为会同四译馆。

礼部所掌朝贡国的范围, 从地域上讲主管东边、东南边和南边的朝贡国, 以及东、南两方由海路来华的西方国家。据曾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称:“隶主客司者, 曰朝鲜, 曰越南, 曰南掌, 曰缅甸, 曰苏禄, 曰暹罗, 曰荷兰, 曰琉球, 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 一曰博尔都嘉利亚, 一曰意达里亚, 一曰博尔都噶尔, 一曰英吉利。”[5]119据记载, 早在顺治十三年 (1656年) , 荷兰巴达维亚总督遣使入京, 即接受礼部的款待, 并与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及吐鲁番等贡使同受礼部款宴。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 , 英使马戛尔尼入京也由礼部接待。直到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 , 英使阿美士德入京, 仍由礼部负责接待。由此可见, 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关系乃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涉外事务由主管朝贡业务的礼部兼管。

2. 理藩院。

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 但也担负着某些对外交涉的职能。由理藩院负责的属国位于西、北两方, 多由陆路通达。这些属国在《清朝通典》中有明确载述, “凡外藩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 布鲁特东、西部, 安集延, 玛尔噶朗, 霍罕, 那木干四城, 塔什罕, 拔达克山, 博罗尔, 爱乌罕齐, 奇齐玉斯, 谔尔根齐”。[6]2175清政府以理藩院处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 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政治组织形式等, 一般均和某些‘藩部’的情况有近似之处。”[715

在理藩院的对外职能中, 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是重要的一部分。俄国虽不是清政府的属国, 但是“在清政府的错觉中, 亦片面地以‘属国’相待, 仍一并置于理藩院的管理之下。”[7]32清朝以理藩院管理对俄事务,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协调两国的对外关系, 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 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迨至咸丰八年 (1858年) ,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 理藩院才逐渐结束管理对俄的交涉事宜。

三、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进入近代,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 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为抵制侵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延缓和推迟了东亚各国迅速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厄运。但17至18世纪, 正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的时期。这种以“理藩”为核心的传统对外关系日益显示出了它的落后性和封闭性, 其不仅不能抵制西方列强的入侵, 而且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 它阻碍了中国和外界特别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要的政治、经济联系和交往。1793年和1816年, 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 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 将其当作“英吉利贡使”来接待, 断然拒绝了建立外交关系及通商的要求。由于固守传统的对外理念, 中国失去了同西方进行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机会, 从而最终落伍于西方。

其次, 由于清王朝远离国际社会, 却又处于以“理藩”为核心的传统的对外关系中, 因此造成了中国昧于天下大势, 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局面。如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叶就来到中国, 并租借了我国的澳门, 但明、清时期的人们却长期不知道该国究竟在哪里。由于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最起码的情况———地理位置、国家概况都不了解, 因此对世界地理知识的了解就更为匮乏。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 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 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由于骄傲自大的封建统治者不屑于掌握世界知识, 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深入了解、研究西方, 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后, 清政府与其周边国家间的这种传统“宗藩”关系, 不仅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而加速了中国战败而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步伐。历史上, 属国对中国而言, 虽然有政治隶属及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 但在政治上, 中国并不干涉他们的内政, 在经济上, 多是厚往薄来, 在文化上, 是用夏变夷。属国对于中国而言, 更重要的是军事意义。光绪七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 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 伏之甚微, 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 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 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 龙沙雁海, 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 以高丽守东北, 以蒙古守西北, 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 与国同休戚者哉?”[8]47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 是替我们守门户的。在古代, 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 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攻打了广东、福建、浙江、苏州, 英法联军直接打进了北京, 所谓国防外线已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清政府还固守着与属国的藩属关系, 甚至为了强化这种“宗藩”关系而卷入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不仅因战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失去了对越南和朝鲜的宗主权, 而且中国近代国防事业严重受挫, 洋务运动最终破产, 最终加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摘要：近代以前, 中国与周边国家处于一种特殊的秩序体制——“宗藩”体制中, 这种体制是由几千年来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衍生而成, 但到了近代这种特殊的“宗藩”体制使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契机, 并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而走向崩溃。

关键词：夷夏之辨,礼部,理藩院

参考文献

[1]《孟子·滕文公传》

[2]王云五.诗经今注今译[M].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4]萧一山.清代通史[M].中华书局, 1986.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6]《清朝通典》[M].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7]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3.挑战传统的管理理念 篇三

两个主要的变革的方向已经足够明晰：

其一，培育人性化和富有创造力的组织。自1924年玛丽·福列特倡导员工参与的“共同管理”以来，已经有不少思想家和管理者在打造以人为本的组织这个课题上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探索，但是，它一直未能超越以效率为核心的科层制成为主导的管理理念。现在，互联网天然具备的开放、透明、向个体赋权等特征正在为人本理念提供新的、决定性的助力，时隔百年之后，福列特所倡导的理想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涌现。

其二，市场再次变成对话。互联网特有的民主精神正在让营销回归其应有之义：一个透明和互动的价值交换过程；同时，营销者也有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消费者，更好地与消费者互动的技术和工具。与过去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简单而美好”的传统营销相比，营销开始变得更聪明、更有意义。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组织适应未来发展趋势。质疑你的假设、放弃你的自负、反思你的法则、放远你的目光，并且激发其他人也这么做。

理念（ideology）这个词或许在你的公司没有得到过太多关注。在你们公司内部网站上搜索一下，我敢打赌，你不会找到任何关于理念的东西。问题就在于此！作为管理者，正是我们的教条信念，阻碍了我们管理的组织朝着更加灵活、更具创新力、更鼓舞人心和更加崇高的方向发展——管理理念限制了我们。

人类历史是一部理念相冲突的编年史：多神论与一神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集权主义和民主主义、社群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时候，一种理念打败了它的对手，通常是因为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比如，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比自给自足更能促进经济繁荣，并且这种论断有丰富的经验数据支撑。还有一些争论却从未尘埃落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争论过于哲学化（因此，必须证明某种意见和其他意见相比，具有什么特殊功用），也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对立的理念起到了补充作用，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例如，在基督教理念中，仁慈和公平的观点相互对立而又互为补充。任何一种理念都不能单独存在。没有仁慈的公平是复仇；没有公平的仁慈是放纵。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有多种理念相互竞争。十九世纪英国牧师查理.西缅（Charles Simeon）谈到公平和仁慈时说：“真理不在中间，也不在某一端；它同时存在于两端。”

说回管理理念，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什么是管理理念，它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其次，管理理念的对手是什么，管理中的“阴”和“阳”分别是什么？第三，我们创建组织的时候，如何做到阴之胜利不以阳为代价，即，有真正有意义的对抗，而不是敷衍了事或一边倒？

管理的理念

迄今为止，在大部分语种的字典里，“管理”的首要同义词是“控制”。管理和控制紧密结合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程师和会计师是效率的改革家。对他们来说，浪费非常讨厌，因此，他们采用劳动分工、标准化、工作流程优化、绩效监控和效能提升计划对付浪费行为，这些都是实现控制的武器。在抗击效率低下的过程中，管理者是强制执行者。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规则得到遵守、差异降到最低、任务指标完成、惩罚偷懒的人。今天依然如此。员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管理者负责控制员工。

当然，我们可以从更大的角度看一下管理。从宏观上来说，管理是一门有关人类成就的技术。管理包含一些工具和方法，为了实现高效生产，我们利用这些工具和方法调动、管理资源。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管理能力——协调、分配、评估、激励等，为其所能取得的成就设立了界限。这使得管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技术”。不过，现实中，管理是更为平凡的东西，它的核心只是使工作程序化。

如果你的车库里有一两辆汽车，你的房子里堆满了科技创造的奇迹，你的衣柜里装满了世界各地制造的衣服，那么，你得好好感谢发明高效、批量生产的人。如果人类在科技上取得的成就没有与管理科学上取得的惊人成就结合起来，它对人类生活品质的作用就不会那么大了。在过去的100年，很多管理创新致力于使人变得尽可能像机器般可靠，而完成这项挑战需要新的、系统的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就叫做层级（bureaucracy）。20世纪早期德国的伟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大力颂扬了层级制这种彻底的新型公司管理模式。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而言，层级制能够实现最大的效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层级制是人类所知的对其自身进行必要控制的最合理方法。就其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密性和可靠性而言，层级制比其他任何模式都准确。因此，对于组织的领导者和相关执行者而言，有把握估算结果变成一种可能。

在这段简短的话中，韦伯总结出了管理的理念——控制主义；100年后，它仍是几乎所有大规模人类组织的哲学基础。

注意韦伯所赞美的层级制的优点：精确、稳定、纪律和可靠性。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美好的东西，但是在今天的大部分行业，它们只不过是赌桌上的赌注。它们是对等竞争的前提条件，但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优势。今天，我们的组织面临着新的挑战：社会快速变化、竞争加剧、知识商品化和社会责任需求增加。这些挑战迫在眉睫，不是靠控制就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饱含热情、具有创新精神和适应力强的组织。问题是，这些特征的强度和层级控制成反比关系。

奇怪的是，人类的众多品质，我们的组织都缺乏。人类有很强的适应力，而且独具创意。对于每天互联网上的大量创意，我都感到惊奇。人类生来就要创造，无法阻挡。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正确的工具和其他创新者的一丝鼓励。我们对别人充满了兴趣——真人秀节目受到普遍欢迎，就是因为如此；我们非常享受一边在室外咖啡馆品尝着拿铁咖啡，一边看着跌倒的行人，也是因为如此。你、我，还有隔壁房间的人，我们都有故事可以讲，这些故事能给人娱乐、给人启发、给人激励。那么，我们的组织为什么会不如我们具有适应力、具有创意、具有启发性呢？因为组织被一种不人性的理念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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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层级制大溢赞美之词，但是，层级制也会使人丧失人性，韦伯对此很警惕。

韦伯意识到，在程序化的工作中，人也有可能变得程序化。这确实不可避免，因为层级制的目的就是剔除人为因素，将人变成有血有肉的机器。不难相信，100年之后，我们会比早期的管理先锋更加进步。毕竟，我们现在不称呼下属为“员工”，而称他们为“同伴”（associates）和“团队成员”（team members）。作为领导者，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确实很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们很在意个人的成长、多样化、指导意见、授权许可、透明度，以及几十个与人性化相关的问题。但事实还是没有改变：世界上近80%的员工对他们的工作不够投入。他们每天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但是将大部分人性留在了家里。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试图让我们的组织更加人性化。52年前，麻省理工大学的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教授出版了里程碑式的书籍《企业的人性面》，其中阐述了“X理论”和“Y理论”的区别。

“X理论”认为，员工懒惰无比、缺乏管教。他们只有受到上级人员监管、得到金钱等外部奖励或惩罚威胁时，才会勤劳工作。在一个“X理论”组织中，控制来源于外部，而非内部。“Y理论”则认为员工本身具有自我激励能力。他们非常渴望将工作做好，如果得到机会，他们也非常乐意这么做。根据这种理论，激励来自于自我成就感，而不是大棒加胡萝卜。在一个高度信任的组织中，员工也会表现出高度的自我控制。

今天，大部分“积极的”管理实践都根植于“Y理论”。不过，令人伤心的是，这些用意良好的政策未能成功地使我们的组织去官僚化。很难相信，我们的组织在本质上仍然属于“X理论”型。虽然听到过太多关于“Y理论”的美好，比如授权许可、积极投入、努力参与、信任和开明，但实际上，我们的组织在理念上仍然很不均衡。控制的教条统治了一切。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问问你自己：和10年或20年前相比，你的组织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按规矩办事了？一线员工是否觉得他们受到的管制变松了？他们的自由是否减少了？小齿轮是否不再沉迷于变成大齿轮？

自主性和热情成正比。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曾经对别人让你做的事情比自己想做的事情还热心？真正阻碍自主的不是偶然的控制欲，而是根深蒂固的控制结构，它剥夺了员工的自由裁量权。更糟的是，我们认为这种结构理所当然。而当你后退一步时，它们就会显得很荒谬。譬如，为什么一个消费者能独自决定购买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汽车，而为了购买一把新的办公椅，他却需要得到授权？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热情和动力不是控制欲的唯一受害者，还有适应力和创新力。大部分公司的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是集权管理的，这个事实严重削弱了公司的适应能力。

当制定战略的职责集中在上层的时候，很多管理者都会阻止变革发生，而不会认为他们那贬值的智慧资本毫无用处。想一下微软公司。多年来，比尔.盖茨作为公司的“首席软件工程师”一直备受关注。由于他的角色所致，任何新的重大软件计划都要得到他的批准。不幸的是，盖茨只透过一个棱镜看世界，他关注的是个人电脑和产品，目标定位于微软传统的客户。当行业模式朝着网络、开源和云计算发展的时候，正是正统战略和集权使微软落在了其他公司后面。微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家极其出色的公司，这个事实只能表明集权不那么奏效了。

以控制为导向、自上而下的结构对创新同样不利。当几个关键的企业高管控制了资源分配时，创新，特别是极具破坏性的创新，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经验表明，他们通常会过度投资现有业务（这些业务是他们所理解和领导的），会让新的人才和投资计划流产。当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获得适当资源去把握适当的机遇时，等级结构几乎总是犯错。确实，正是这个事实使得风险投资人占据上风。

我认为，权力自上而下流动、大领导任命小领导、一小撮领导者做出重要决定、高层对员工不够负责的组织，不可能有适应力和创新精神。简而言之，你的公司如果在理念和结构上使少数人而非大多数人拥有权力，就无法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控制本身没有异议。没有严格的纪律，任何公司都不能获得长足发展。不过，我也相信，大部分公司受到了过度控制，也受到了不恰当的控制。过度控制是指管理人员试图牢牢控制太多的事情；不恰当控制是指控制大多来源于主管和规定，而不是来源于同伴和榜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工作场所，个人没有自主权做出明智、即时的决定。

既然控制理念有如此多的不利，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哲学方法对抗传统的层级制呢？为什么“Y理论”几乎还是一种理论？为什么在麦格雷戈的时代过去50年之后，管理专业的教授还在写关于授权许可的书籍？或许是因为控制理念抢占了先机，深深隐藏于管理制度和流程中。或许是因为层级制虽然有缺陷，但非常有效。熟悉的魔鬼总比陌生的魔鬼好。而且，大部分管理者还没有找到一个看似可行的方法代替层级制，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提供必要控制的方法，使人类繁荣发展。大部分公司善于遵守标准模板。管理人员层级众多、头衔明确、职责明晰。上级确定工作优先顺序、评估绩效，而员工向上级汇报。重大决策通常由头衔级别高、薪资与能力相当的人做出。员工非常渴望得到升职，晋升竞争异常激烈。公司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

事实上，很多东西，比如第一代iPhone手机、J. K. 罗琳的魔法世界、Lady Gaga的奇装异服，在出现之前，我们很难想象。但是现在，所有这些事情都出现了。什么？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不是真的？有人幻想出了这些东西。那么，是什么阻止我们想象有一天组织能够完全根除层级控制，而不只是修剪？到目前为止，对层级制的大部分攻击是小打小闹，并没有触及本质，就像在肩上友好地戳一下（360度检查）而不是对着大脑来一记左勾拳（拆除这座金字塔）一样。

控制VS自由

了解了管理理念之后，让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控制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吗？当然有，自由。能够自由选择个人兴趣和效忠对象、能够自由承诺的人，才能长足发展。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允许这样做的公司。一个公司只有完全人性化，才有竞争力。当然，问题是如何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一种彻底、有效的理念来解放员工、废除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取得坚实的运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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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找到更巧妙的方法缓解控制和自由之间的紧张气氛？能。对于沉迷于控制的管理结构，我们是否可以克服系统性失灵？是的。一些在管理上勇于尝试创新的企业已经做出了示范，例如戈尔公司和晨星公司，它们的管理体系建立在自主的理念上。这两家公司不是乱糟糟的新公司，也不是脆弱的试验品。它们是大型加工密集型企业，是行业领导者。在这两家公司中，你不会发现等级制度，不会发现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也不会看到像农奴一样的员工。你会发现阴和阳、自由和纪律、责任和自主之间的动态和谐。

与层级制作斗争容易吗？不容易。你不能靠瓦解少数人的权力，使大部分人获得权力，因为少数人可能不喜欢这样。确实，这就是层级制模式如此棘手的原因之一：层级制为组织的等级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原则。像其他人一样，首席执行官、副总裁、部门经理唯恐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宁可相信，没有等级制度，就无法管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作为管理者，我们一直在边缘徘徊。我们精减层级，但是从来没有根除。我们赞颂授权，但是却不愿意放弃做决策的权力。我们鼓励员工大胆发言，但是从来不让他们自己选择领导者。我们谴责层级制度，却没有将它废除。但是，最后，我们必须这样做。从与层级制作斗争的进步公司（例如，总部在印度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HCL技术）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未来10年，我们的组织会发展得越来越平衡，因为它们必须这样。自由和控制每天每时在每件事上都会进行决斗。控制会获胜，不是因为某个管理者觉得有必要进行控制或滥用职权，而是因为在特殊时刻、在特定事情上，它理所应当获胜。那一刻，选择何种决策不会由远在千里之外、“家长式”的执行官决定，因为他只知道引用数据却不了解情况。决策必须由掌握丰富信息的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这个人对公司的目标充满热情，他有自由做正确的事情。

层级制作为各种公司主要的运作系统已经100多年了，我觉得是时候终止了。要创建新的组织，我们需要大胆地专注于管理创新。

志存高远

作为管理者，我们太容易满足。如果不那么容易满足，我们会更加努力工作，致力于对抗控制理念。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对公司的运作方式不完全满意，但也不至于义愤填膺。我们还不至于被恶毒的政治活动、白白浪费的创造性、软弱的愤世嫉俗、不光彩的价值观、道德捷径、执行官的极端利己以及影响公司发展的短浅战略搞得七窍生烟。或者说，这些东西还不足以气得我们大嚷大叫 “够了！”，还不足以让我们发誓要创造出更好的东西。

我们好像也不喜欢梦想。我们大部分人似乎尚未对公司进行美好的想象，公司应该充满激情、由精英管理、开放、活力无限、欢乐、使人精力充沛，而且应该充满乐趣！就这点而言，我们缺乏想象力。就像出生在动物园的狮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笼子，我们想象不出公司这片大草原拥有鲜美的草地和湛蓝的天空，人类在这样的地方应该能够自由发展。

如果这听上去像控告，那么好极了——我就是想让它听上去像控告，但是，我要首先坦白我的过失。35年来，我一直是一名管理者，也是一所商学院的教授。在这段时间，我观察过、也经历过公司生活，但我没有做到应有的愤愤不平和心怀希望。这很可惜，因为最终，通常是不满者和理想主义者改造了我们的世界。

我是在跑步机上得出这样平凡、卑贱的结论的。当时我在锻炼的间隙，有些惊奇地发现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出现在《人物》杂志上。原因是因为尼克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孩子配备电脑做出的开创性努力。尼克的非营利性项目“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于2005年开创，目标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孩子生产简单、能上网的电脑，只需花费100美元就可以购得。在一段艰苦努力之后，2007年末，“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第一个手提电脑模型——“XO”，开始装运。尽管100美元的价格还没有实现（目前每台电脑售价200美元），XO电脑已经销到30多个国家。比如，乌拉圭为每个小学生配备了一台XO电脑。

当我看到尼克的大胆计划时，我不禁问自己，我的追求是什么呢？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不同的是，我不是一名数字专家，也不是一名社会企业家，大部分时间，我也没有雄心壮志。我是一名管理学教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商人谈论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改善规划流程？如何加强团队协作？如何使商品更快销往市场？或许这些问题也是你所担心的。但是，假设我们把目标定得更高，会怎样呢？假使我们梦想更远大的目标，会怎样呢？

管理是一门关于人类成就的技术。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或者更加谦虚地说，创造极具人性化的公司，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突破；还需要新的规划、组织、合作、分配、激励方式。对了，还有控制。

作为管理人员，我们是务实的实干家，不是爱幻想的梦想家。不过，作为人类，我们最终是由我们服务的事业和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定义的。虽然大问题并不总是会产生巨大的改善，但小问题更是绝无可能。

2008年5月，正是这个想法将36名管理专家聚集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半月湾。我们的任务是：梳理出相当于“月球探测器”的管理领域的大胆计划清单，以激励和指引企业的创新。毕竟，不满现状的人和梦想家也需要一份日程，关注他们的失望和追求。最后，我们沿着六个主题方向讨论出25个“登月探测器”，这六个主题是：（1）修补灵魂；（2）释放潜能；（3）促进革新；（4）分配权力；（5）寻求和谐；（6）重塑思想。

挑战看起来很吓人，鼓起勇气吧。那些早期的管理先锋不得不将原本自由思考、桀骜不驯的人变成顺从的员工，他们逆着人类天性而行。我们现在应当顺应人类的天性拨乱反正。我们的目标是使公司变得更加人性化。麦卡伦、泰勒、福特以及早期的管理先锋会嫉妒我们拥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不需要忍受违背道德、不灵活、非人性化的公司。我们可以建立高尚的公司，它们推崇每个创新想法，它们能产生振奋人心的改变，它们不受层级制的影响。这么做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从上面的论述中得到足够的激励和指引，以便你开始着手改变。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质疑你的假设、放弃你的自负、反思你的法则、放远你的目光，并且激发其他人也这么做。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组织适应未来发展趋势。唯一的问题是，“谁将是领导者，谁将是追随者？”你的答案最重要。

（节选自作者的新著What Matters Now，中文版书名为《终极竞争：占领赢得未来的制高点》，即将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4.济宁传统文化故事 篇四

济宁人杰地灵，是“两昊”遗墟、皇帝诞生地、先哲圣人之故里。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始祖文化、邹鲁文化、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是济宁古代文化积淀的精华，熠熠生辉的济宁古代文明史被我们当地人引以为豪。

济宁始祖文化

济宁曾是富庶地区，是古代农业的发达地区，也是三皇五帝角逐的地区。这些传说中的人物，是当时的部落集团首领，他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氏族集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史籍中有关“三皇五帝”的资料较为丰富，但说法不一。学术界一般认为：三皇是指青帝伏羲（太昊）、黄帝轩辕、炎帝神农，五帝是指：少昊、颛顼、、虞舜。这些始祖，除了喾和尧外，都与济宁文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济宁古代历史上的闪光点。

人祖伏羲，被我们济宁人当做直系祖先加以崇拜，因为济宁夏商之际的任国，即是伏羲的后裔建立的国家。据记载他始定父权人道，“画八卦以治下”；

炎帝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从而区分出宜农植物及中医药物，奠定了农业的基础；据史书记载，炎帝曾“都陈，徙曲阜”（曾经在河南‘陈’定都，后来迁到济宁曲阜）。

少昊，“因执太昊之法，故称少昊”，他也被我们济宁人当做直系祖先加以崇拜，他死后被葬在曲阜，斤济宁曲阜城东即有少昊陵，因其外形与埃及金字塔类似，故有东方小金子塔之称。

颛顼也是东夷部落的著名首领，为五帝之一。他所处的时代在少昊之后，山东龙山文化当是颛顼、虞舜等东夷族团的物质文化遗存。帝颛顼，为高阳氏，其部落活动范围与少昊相同，其中心地在鲁南，是济宁人的先祖之一。先秦邾国(邹国)就是颛顼后裔曹侠建立的诸侯国，其国都地、先在济宁城南，春秋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迁至峄山之阳。

虞舜，又名重华，是夏代之前虞氏部族最有名统治者，故称虞舜。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舜是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诸冯在今济宁东邻平邑县境，靠近泗水县历山乡，诸冯村尚在；负夏在今兖州城西北40里的新驿镇顿村，秦之后这里是瑕丘县县城。《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意思是说，舜曾在历山耕地，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工具及工艺品，在负夏作买卖。以上五个古代地名均在济宁境内，历山在今泗水县历山乡；雷泽即历山脚下的洼地，老百姓至今仍称“雷夏泽”；河滨即今泗水县柘沟，自古就是制陶中心；寿丘在曲阜城东，今名旧县村；负夏即上文提到的今兖州城西北顿村。因此，舜年轻时活动的范围在今济宁地区，成年后，入主中原，取代了尧的地位，成为海内各部族推举的“盟主”，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另外，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除“三皇五帝”之外的另一位始祖蚩尤也与济宁史前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蚩尤是东夷族一位著名的部落酋长，他在世的时间与炎、黄二帝基本同时，其部落活动的范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逸周书·尝麦解》记有“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其文表明，蚩尤建设宫室的地方就是少昊之地。史学家王献唐先生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为：“蚩尤之名，亦出邾娄，蚩—邾，尤—娄，音近，以其言邾娄，呼之曰蚩尤”，是说蚩尤是邾娄之地的人，其人名与地名音近，有蚩尤，故称邾娄。邾娄即邾国的前身，后演变为邹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81人，并兽身人语”。今人认为，蚩尤部落有81个氏族，是一个强悍好斗的部落，炎帝与其作战“弗能征”，败走中原。《本纪》记载，蚩尤部族研制了兵器，有戈、矛、戟、酋矛、夷矛，称为“五兵”。黄帝之时，“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皇览》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阚乡城即今汶上县南旺镇村西。蚩尤是济宁人的先祖，近年来，曾有部分南韩客人前往汶上蚩尤冢祭扫认祖。

邹鲁文化

邹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儒学发源地，以鲁产孔子、邹产孟子而著称。邹鲁文化是东夷文化和邾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融汇了东夷文化、殷商文化和周文化，博大而精深。

古人之所以常说“邹鲁之士”或“邹鲁文化”，从来没有说“鲁“鲁邹”的，究其原因：邾为东夷古国，文化悠远深厚，鲁为东迁新国。“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鲁为娄转”是一个重要因素。另据传说，鲁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邹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凫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女娲、伏羲庙（俗称“爷娘庙”）遗址。从立国时间上看，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而邹则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从古文化遗存来看，野店遗址出土的带有彩绘图案的红陶鼎，磨制纤细带有穿线微孔的骨针，精美的玉铲、玉环，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纹„„充分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诞生于邹，定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删《诗》、定《书》、著《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仲尼之教独尊于千古。因此，邹遂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仲长统、王叔和、唐彬、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由此可知，“邹鲁”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且“邹”与“鲁”齐驱并驾，密不可分。

邹鲁，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东省南部偏西地区。主要有邾（包括小邾。邾，战国时改为“邹”）、鲁、滕几个诸侯国。其中邾鲁毗邻，两国“击拆之声相闻”。以上除“滕”外，其余地点均在济宁境内，由此可见济宁乃邹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济宁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后人称这里问圣贤之乡，“儒家五圣”均在济宁。

孔子(前551-前479)儒家思想创始人，列为 “儒家五圣”之首，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其与孔府、孔庙并称“三孔”，于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亚圣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 孟子，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复圣颜子（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名回，字子渊，亦颜渊，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雍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宗圣曾子（前505～前432），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汲（子思子）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营养。

述圣子思子，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生于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

运河文化

承载了千万智慧与汗水的运河，绵绵延延了两千八百多年，她的精髓流进了沿岸数十个城市，她的品质流进了运河人的心中。尤其是作为沿河重镇的济宁，在运河千百年的熏

陶下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运河文化。济宁也被称为“运河之都”。

济宁位于京航大运河的中点，是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又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处，故有“河脊”之称。堪与都江堰工程媲美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济宁之所以被誉为“运河之都”的重要砝码。早在元代，仅济宁一个码头就转运30万担皇粮，占全国北调南粮的三分之一。每日里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官船商舟，画舫游艇，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船工摇浆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河两岸百物堆山，商贾云集，南船北马，人烟拥簇，酒楼歌馆，笙歌喧嚷，一片热闹繁荣景象。济宁由此成为鲁西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号称“江北小苏州”。当时总管运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河道总督衙门”就设在济宁。

今天，漕运当然早已废止，济宁以北也常常断航，不过盛产煤炭的济宁仍靠这条运河北煤南运，其中的60%运往苏州、浙江、上海。

水浒文化 造化垂青于济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了高山仰止的儒学思想，又孕育了忠义豪放的水浒文化。东文西武，相得益彰，构成独具特色的济宁文化。水浒文化渊远流长，内涵丰富，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闪耀着不尽的光辉。

水浒文化是济宁最靓丽的文化瑰宝之一。梁山作为水浒故事的发祥地，积淀了豪迈奔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这里是众多的水浒英雄的诞生地，是气势恢弘的古战场，拥有众多的水浒遗迹。

一次起义造就出无数英雄，一部奇书树立了一座丰碑。战火与硝烟随着时空的转换已经散去，文化与精神却在历史的积淀中丰富发展起来。八百年的沧桑，八百年洗炼，水浒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恢宏的气势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浒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内容，而且更具有自己的特征：正义诚信，豪迈直爽，乐善好施的忠义精神；不畏权势，爱憎分明，奋起抗争的造反精神；勇敢向上，一往无前，不怕艰险的进取精神；胆肝相照，荣辱与共，协作配合的团队精神。

5.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篇五

司马光的哥哥，字伯康，名旦，兄弟两人的感情特别地好。当司马光退居在洛阳的时候，每次返乡探亲，总会探望兄长，他对哥哥既敬重又倍极关怀。

当时伯康已八十岁了，而司马光也年事不小，但侍奉兄长就如同事奉父亲一样地尽心尽力。尤其老人家体质羸弱，消化不佳，为保康健常需少量多餐，故照顾颇为费神。所以每当吃完饭不久，温公总会亲切地问候哥哥：「您饿了吗?要不要再吃点东西?」几乎是时时刻刻地关注，就如同照顾婴儿般地无微不至。

当季节的交替，气候极其不稳，老人最怕的是着凉。所以天气稍稍转凉，司马光就常常轻抚着兄长的背，并关切地问道：「衣服会不会太薄?会不会冷?」随时都注意到哥哥的衣服是不是足够保暖。日日嘘寒问暖，兄弟间的情怀自然地流露，这是何等地温馨感人!

人的一生，和兄弟姐妹相处的时间，往往超过父母，故应该彼此相互提携照顾，正所谓是「同气连枝，骨肉相连」。又谚云：「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因而，兄弟间真挚的友爱，是多么地弥足珍贵，我们应当更加地珍重爱惜。

温公和兄长间的手足情怀一直是古今的美谈。故李文耕说道，司马温公是「一代完人」，他的品德、学识、涵养都无懈可击，他的孝顺、友爱、忠诚都出自于天性，是我们后人的表率。

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也就是说，孩子在孩提时代懂得敬爱父母，稍微长大之后懂得友爱兄弟，这些都不用学习就能知道的，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的天性，是人人本具的良知良能，正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

温公虽然高官显贵，但照料兄长从不委由仆人代劳，巨细靡遗，都亲自操持，这种至情至亲的手足之爱，与下人照顾是全然不同的。我们想想，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那是何等感人的画面!

对于兄长伯康，温公是恭敬到了极处，也爱护到了极处，所谓「友爱至极，无以复加」，

礼记》云：「听于无声，视于无形。」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的确，天底下很少有人能拥有这般幸福的手足之情，毕竟人懂得珍惜的时候短，往往都是在失去之后才知后悔，为什么过去不对他好一点?所以珍惜亲情的可贵，是何其重要!

温公的儿子司马康，也继承父亲之志，自幼就聪颖过人、勤奋好学，不仅学识渊博，更通晓经史，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参与了父亲《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侍奉父母极其孝顺的他，在母亲去世之后，悲痛至极，三天三夜都滴水不进，哀痛逾恒，完全看到温公的风范。

司马康为人恭敬谨慎，不苟言笑。在路上，人们见到他温文的举止和脱俗的内涵，即使不认识他，也知道他一定是司马光的儿子。因为深厚的学识与严谨的家风，熏陶了他非凡的气宇。他能如此优秀，都与父亲的教诲息息相关。

6.我与传统文化的故事 篇六

悠悠华夏，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谆谆教导；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寄寓到民贵君轻的治国良方；从唐诗宋词的争奇斗艳，到程朱理学如火如荼的发展„„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正如中华世纪坛序中写的那样，“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这份豪迈，大概只有炎黄子孙才能了然于胸。我的成长，是一直有传统文化为伴的。所以今天，让我讲我与传统文化的故给你听。

我与传统文化，绝对不是一见钟情。儿时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并没有多美好。那时候，国学还没有红透大江南北，对国学的了解，只浅尝辄止在从小到大的课本间。小小的我像古代人一样咿咿呀呀读着那些并不明白的句子，看着课文背后印着的“并背诵全文”，只觉得触目惊心。想不通究竟什么是“几年离索”，也不明白什么是“欲语泪先流”。不过虽然不懂，好在读起来朗朗上口，背起来倒也挺有乐趣。也多亏了那时候的勤奋，以至于到今天，像《长恨歌》一类的长诗，我仍能流利的背出来；偶尔谈起传统文化，倒有几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意味。

随着长大，我与传统文化似乎更合拍了。犹记得初中时我有一个牛皮纸封皮的本子，上边密密麻麻的誊写着我喜欢的诗词歌赋，偶尔还写几笔自己的感触，配着一两幅插画。读得多了，看得多了，我也渐渐承袭了诗人的多愁善感，变得更加细腻，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有了更多的观察，好多诗词也终于有了自己的领悟。我年少时懵懵懂懂的情感，大多是用诗词承载的。偶尔低吟一句“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感叹一声“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黄昏细雨时想到“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伤心落泪时的“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这些诗词是我情感的启蒙。那些平平仄仄的诗词曲赋，丝丝缕缕的离愁别绪，都让我感同身受。不过那时候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仅止步于此，至于其他浩如烟海的文史古籍，只觉得枯燥无味，也懒得去理。

高中时，课业变得繁重起来。不过这并没减少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而且随着阅读的增加，也终于知道自己当时的理解是多么幼稚浅薄。那些看似描写男女情爱的诗词，竟并非其原意，就好像“画眉深浅入时无”并不是在问自己的妆究竟好不好看一般，那些看似软软糯糯的词句，其中竟蕴含着那样深的家仇国恨，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我记得自己当时一边觉得羞愧难当，感叹自己学业不精，眼界短浅；一边对传统文化更生敬仰，更想要去了解，去体味。怀着这样的情感，曾经觉得枯燥无味的老子庄子，静静读下来，倒觉得醍醐灌顶，齿颊留香。那些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怪诞离奇的想法中，充斥着对自由的向往；那些看似无稽的舌战，却藏着哲学思辨的味道。曾经我以为长得读不完的《水浒传》，竟也在我每日藏在被子里偷偷打着手电的时光中悄悄刻在了我的脑海。我认识了冷静正统的司马迁，遇见了美好无争的桃花源，会晤了以鬼写人的蒲松龄，体味了理学心学的个中趣味，甚至连李贽那《焚书》中零零星星进步思想的影子，都让我为之雀跃。

到了大学，大概是兴趣所在的缘故吧，我对国学的更是爱不释手。因为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充裕的时间，我可以真正平心静气的去钻研国学，体味其中蕴含的道理。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我和《红楼梦》的邂逅。我犹记得高中时第一次读完《红楼梦》，曾经说，那种让人想哭又哭不出来的压抑，让我真的不敢再去读它了。可是到了大学，当看到“《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这门选修课时，还是情不自禁的选择了它。我很感谢我选了这门课，因为它让我深入了解的，不只是一部《红楼梦》，更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称《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些曾经不明白，不理解的段落；那些被我不经意错过的作者精心布下的伏笔；那些频频出现的儒释道思想究竟有什么深意„点点滴滴，越是了解，越是喜欢，越是深入，越觉得有价值。就好像一杯陈年佳酿，香醇爽口，让人沉醉其中。不得不说，透过一本《红楼梦》，折射出的，是五千年历史堆积沉淀下来传统文化光彩，仍熠熠生辉，历久弥新。传统文化以它独特的魅力，召唤着更多的人去品味，去发扬，去传承。它是历史馈赠我们的礼物，是时光留给我们的宝藏。很庆幸，我的故事一直有传统文化为伴。很感恩，这优秀的文化正将我洗礼成一个更优秀的我。那些字里行间隐含的人生哲理，处世之道，就好像古代圣贤正引导着我一点点进步，让我铭刻于心。

这就是我与传统文化的故事。我相信，未来，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

人文经管学院

董坤

7.传统文化故事传统理念 篇七

一、人民主体理念的传统民本底蕴

政治本质是中外政治家和思想家探讨的重点, 民本思想是政治本质重要内容, 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文明史上,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商周时期已萌芽。西周时期, 周公旦提出“敬天保民”, 要统治者“知稼措之难, 闻小人之劳”, 已蕴含着“保民”的民本思想雏形。《尚书》中记载“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 把民众看做是国之根本, 治国安邦的基础。春秋时又有“国将兴, 听于民” (《左传·庄公三十年》) 的观点, 把民众的意见作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孔子家语·五仪解》记有:“夫君者舟也, 庄人者水也, 水所以载舟、所以覆舟。”孔子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 形象地说明了人民力量的伟大, 民众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孟子在继承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并告诫统治者要“听政于民”。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 并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王制篇》) , 其意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而不是君主, 君主是上天派来为民众服务的。管子认为:“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 本治则国固, 本乱则国危” (《诸子集成 (五) 管子·霸言》) , 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 深刻阐述了人民是国之根本。孙中山也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伟大:“革命事业, 由民众发起, 亦由民众成之”, “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 无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这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治国的民本理念。历史在发展,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被进一步融入到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中, 在现代政治中显示出积极意义, 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党的人民主体执政理念有着重要影响。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把民本思想统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提出了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是主人, 党员干部是公仆, 党只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只有依靠人民力量, 党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艰巨任务, 也才能无往而不胜, 无敌于天下。“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人民主体理念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全相信人民、彻底为了人民, 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以及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 归根到底说来,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表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也是改革的主体, 发展的主体。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努力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目标。

二、以德治国理念的传统德治底蕴

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早已认识到“德政”的重要性, 倡导政治统治遵循德治为本、威慑是辅原则, 坚持威德并重, 刑礼兼施。西周时已有“敬德保民, 明德慎罚”的思想, 强调了道德的重要作用, 要求统治者要宣扬道德伦理、谨慎使用刑罚, 这已蕴含了德治思想。此后, 孔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提出“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他认为, 如果统治者只以政策法令来约束管理, 用严刑峻法来整治束缚, 民众并不会自觉遵守法令, 只希望免于受罚, 并没有耻辱感;如果统治者能够用礼乐制度制约规范, 以道德品行教育引导, 就能使民众受到道德的感化, 产生羞耻之心, 认同顺从统治, 天下就可大治。荀子也强调了德治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威势有三, 而道德之威最重。可见, 统治阶级已认识到政治统治中德治的重要性, 在加强权力威慑的同时, 也把德治作为统治的重要手段, 形成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这为中国共产党德法并治的执政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执政理念, 就是在依法治国的同时, 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来治国。以德治国理念反映了我们党法治与德治并行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体系, 使之成为全民族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引领作用。以德治国, 首先是指党员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的道德。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因此, 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党, 要以共产主义道德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从政治思想和作风上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还要以德治政, 要把廉政建设放在首位, 加强反腐倡廉, 在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中形成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其次是指公民的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社会基础。新时期, 我们党在全民族相继树立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并加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公民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在公民中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从而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德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和谐社会理念的传统和谐底蕴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尚中贵和, 重视社会和人际关系和谐。倡导做事不走极端, 处理人际关系不偏不倚, 维护整体利益, 求大同存小异。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观点是“天人合一”, 即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其意是春夏秋冬四季按照规律运行, 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才生息不止, 因此, 人类应当尊重自然, 善待自然。和谐思想也提倡宽和仁慈, 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 “欲人之爱己也, 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 必先从人。无德於人, 而求用於人, 罪也” (《论语·礼志》) , 主张人与人交往要相互尊重, 平等对待。孔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意思是人与人之间要和平共处, 以礼相待。和谐思想更倡导和睦共处, 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 主张各国之间要平等相待, 睦邻友好, 互利互惠。“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此后, 历代王朝都把“协和万邦”的理想用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坚持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团结、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传统和谐理念闪烁着哲学智慧, 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维护社会稳定与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治国思想, 吸收其优秀成分与合理内核, 有利于创新党的执政理念, 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为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实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 包括传统的民本思想、法治思想、德治思想、群体意识与和谐思想等, 这些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 对维护和发展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 吸收和借鉴了古代传统政治思想,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 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形势下,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治国思想, 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尤其是对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执政理念,传统文化,政治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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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08.

8.传统文化故事传统理念 篇八

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它反映着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没有文化的不断传承与创新，就没有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我国的文化复兴总体上应体现在：我国现代公民对民族优秀文化有一定的理解，进而予以普遍认同；还要努力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尊重不同国家优秀文化的多样性，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用以补充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中华文化源与流相结合，具有深邃而又常新的生命力，它像一条巨流，奔腾不息，永不衰竭。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渊源。

观念文化是有系统的思想理论，它是各种文化形态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文化的灵魂。我国文化复兴的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加以结合，从而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来龙去脉，揭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