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改革（共8篇）

1.高等教育改革 篇一

[摘要]本文通过对印度各级教育改革特点的分析，吸取其中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印度教育改革

一、印度的教育现状及改革措施

印度教育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多数邦已实行“十、二、三”新学制。但由于印度两极分化严重，广大人民生活贫困；由于宗教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率过高，愚昧落后的现象很普遍。因此，印度的教育存在着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教育浪费现象严重，文盲多，流生率高，印度独立后制定了不少扫盲计划，但收效不大，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人口剧增．原有文盲没扫除，新文盲又不断增加；课程偏重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脱节，忽视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实际操作课。一些活动、学习脱离就业的需要，学生离校后面临失业的危险；高等教育急剧扩大，盲目发展，超出国家经济水平的需要，造成大学毕业生过剩，人才外流等。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颇有一定的代表性。

2O世纪8O年代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年代。印度总理拉·甘地在1985年1月的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宣布。要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同年，印度政府发表了题为《教育的挑战——政策透视》的文件，并在全国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于1986年制定了新的教育政策，即“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为印度今后的教育改革制定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根据《政策》的要求，印度教育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初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普及和提高14岁以下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提高初等教育质量。改革措施要采取最好的方法激励学生入学；规定了小学的基本设施；提出了系统的非正规教育计划。

2．中等教育改革除了继续扩大儿童接受中等教育机会外，重点发展“标兵学校”。设立标兵学校是为了使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有机会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更快地成长，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全国各农业地区的天才儿童，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改善学校教育。“标兵学校”实行寄宿和免费制度。

3．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主要方面在于提高教育质量。包括大力发展自治学院，成立学术人员学院。成立鉴定委员会以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此外．印度还努力发展开放高等教育，以确保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积极帮助发展高等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经费的社会来源等。

独立至今，印度已颁布过三份关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文件。然而，政策的制定与颁布，只有在得到全面的、真正的贯彻时才会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这些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年复一年累积起来的入学、教育的质量、数量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二、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好的．但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与中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问题之一是教育经费缺乏，严重妨碍教育的发展。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全国性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教师待遇过低，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现有的教师队伍不稳定且素质不高，难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尽管中央制定了对教育投资的倾斜政策，一段时期内加大了教育投资的力度，但教育经费紧张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问题之二是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偏低。不少地方盲目追求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由于学历教育中把关不严，出现了办学过乱的情况，一些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与素质水平严重不符，对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造成潜在威胁。

问题之三是基础教育还没有从根本上转为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是整体教育的奠基工程，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环节。它不是单纯的升学教育，还要为各行各业培养人才打基础。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从“升学教育”到“提高民族素质教育”的转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仍然很普遍。

问题之四是教育体制仍需完善。从2O世纪8O年代到现在，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二十多年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制度改革中的指导原则定位存在偏差，教育改革追求社会效率和功利、忽视乃至回避了教育公正的问题，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教育体制。以大学体制的改革为例．概括地说，迄今为止，改革有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方面是高额的学费。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其子女缺乏学习的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再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还因此甚至走上了自杀之路。另一方面是大学生找工作困难，而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工人。教育应该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我国有基础研究成果，但很多还没有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明显。

三、印度教育改革给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我国与印度相似点极多，都是多民族的文明古国，独立时间相近，人口众多。印度教育虽然还没有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毕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要从印度教育改革发展中汲取经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教育改革，建立统一的学校制度，极力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尽量为所有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改革时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

我国教育的发展要避免印度教育发展的不足。印度虽然抓住了机遇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由于经费、人口等问题，教育政策收到的成效不大，教育失衡的现状仍然很严重．我们对印度教育发展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基础教育十分薄弱，高等教育发展过度，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

教育改革，谈来谈去，关键还是在于建立好的体制。教育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政府，毕竟教育资源掌握在官员手中。如果改革进行不下去．就需要有人推一把，让改革动起来。稳定为上，利益集团，个人业绩的考虑……造成很难改革的局势。逐步的改革很困难，会碰到相当大的阻力。一旦改革就必然伤害一些人的即得利益，触动一些教育体制的传统弊病，没有政府的配合改革也难以成功。就像ahouseofcards，一栋用扑克牌搭的房子，要想逐步地改造，抽掉任何一张扑克牌，整个屋子可能就会倒塌。整体的改革又不符合实际，可以用“试点”的方式来做比较合适。不影响已经存在的系统，但是如果做得成功，每个学校都会有压力和动力来改革，就像深圳的例子一样。从最有价值的科系做起，试点学校不能有过去的包袱，可以从新干起，可以作为某某大学的二级学院，也可以作为教育部隶属之外的学校(例如：香港的大学，美国名校)在中国的分校。

教育改革缺乏社会制度支撑。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革，而教育体制改革又必须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应是教育改革的基础。我国的教育改革目前仍是“带着脚镣跳舞”，体制问题成为教育改革中无法回避的结。如果不试图解开这个结，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将难以深入。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教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教育改革的初衷是解决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原有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却随之暴露出来。中国教育何去何从不仅是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普通民众所应关注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教育也应是全民的教育。我们相信，只要理性地思考，扎实地实践，中国教育就一定会走出困惑，步入新的天地。

2.高等教育改革 篇二

关键词：国际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改革,改革方向

1. 由只重教育质量到兼顾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在教育改革中都将这一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来处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对教育质量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尤其是进入到上世纪末期，世界各国对教育质量的内涵赋予新的内容，不再是简单强调教育质量如何提高，而是在对教育质量进行高度关注的同时，开始重视教育普及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

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和方法，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普遍在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师资管理、教学方法、“高考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各有特色，各不相同，但差距并不太大。而在对待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明确指出：“每一个儿童、青少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教育机会以满足其基本的学习需要。”世界各国在此问题上是持一致的态度，美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日本是“教育机会均等”，中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在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上完全一致，但应对方法则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对教育的公平追求主要表现在要不同种族、肤色和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国籍的人都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日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而我国的国情与日本和美国不同，决定了我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也有所不同，我国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

中央政治局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政府、教育有关部门和家长都希望通过避免儿童在入学起步阶段遭教育不公和避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两项工作的落实来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部为了应对教育不公问题已经明确了解决方案，比如针对择校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加快、加强薄弱校建设，校长及老师流动制度，让优秀的城镇教师志愿到农村学校去任教，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等等。

2. 教育权力“下放”

早在中国的孔子时代，西方的柏拉图时期和亚里士多德的岁月，教育都是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来实现的，可以说，世界各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从私学开始的。

就中国而言，从清末到民国，从未出现过以“国家”的名义来垄断教育的现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私立学校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仅私立高校数便“占高校总数的29.8%”。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全面介入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等教育。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将所有大学收为国有，私立高校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改为公立，所有的民办高校从此绝迹。而从教材的编写与发放来看，也有一个演变史，“从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发展到编审分离、多纲多本竞编选用的审定制，大陆教科书制度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由动荡到稳定与开放的变革历程，反映了国家教育由集中、计划、统一、单一的管理模式向多元化与多样化转变的轨迹。虽然国定制因其不能顾及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实际而被否定，但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做法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统一管理人才培养规格以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发挥了作用，并且也为后来的教材建设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审定制的确立正是国家正常发展中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必然结果，尽管它还存在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制度操作的规范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沿着多元化与多样化、标准化与规范化彼此结合的思路，审定制教科书制度的改革将不断开展下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中的“权力下放”均略占上风。而随着“权力下放”到省、到地方，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越来越显化。这两种改革潮流相互促进，便加速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由“单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在教育的权力上，也大同小异地走“中国式”的道路。比如在西班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是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7倍，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比例就变成了2比1，而到了上世纪末期，西班牙的教育地方分权化已经全部完成。而墨西哥教育部采取的方式是循序渐进式的“放权”，最后将初级教育的管理权全部转交地方政府。

总之，到了上世纪末期，教育“权力下放”已是全球性的，而且就目前的趋势看，将会进一步加速该权力“下放”的进程。

3. 由单元化到多元化

“权力下放”和教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加速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由“单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

在这方面，美国表现得比较明显，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突出的就是将公立学校变成“特许学校”，并且完全由私营教育管理公司自主经营，转瞬间这一改革变得到认可，到了九十年代末，有32个州的公立学校全面实施了这一改革。

美国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私有化”的教育改革，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在教育领域为选民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向选民宣示促使学校切实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心。这种教育改革背后的动力，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化”引入民间资本补充教育投资的动机有明显的不同。

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首先实施了“独立学校计划”，在1993年又出台了“自治学校项目”，教育的改革结果也是将公立学校变为私立，但不同的是改为私立后政府还继续给予资助。

我国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教育上也同样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此间，相继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民办学校及民办公助学校，使过去的全部“国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尤其是近几年来，又相继出现由公立转私营的转制学校。

总之，教育改革后，由单元化变为多元化，在竞争中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便于求学者的选择。

4. 由民族化到国际化

艺术界有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指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艺术，才能在世界文化宝库里占据一席之地。而教育则不同，教育是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尤其是在如今的“地球村”的年代，全球为一家，教育的国际化势在必行。

早在九十年代，教育的国际化已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教育改革是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人才战略意味着什么，都希望通过教育服务获得更多的、更直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希望以此来吸引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更希望在国际上扩大自身的影响。教育的国际化绝对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是国家融入国际大家庭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美国及英国的教育国际化都做得相当出色，但是相比之下，从上个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在英语学习及高等教育范畴，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抓住了有利时机，在悄无声息间把可观的教育市场从美国手里夺了过去。近年来，英国的教育获得相当可观，每年逾100亿英镑，占英国GDP总量的1%。

澳大利亚在教育的国际化上也做足了文章，尤其是市场的开拓上做得相当出色，如今排名第三，仅次于美英。新西兰在这方面也很有成绩，从1990年起步的，到2000年止就有了3.9万国际学生在新西兰学习。2004年统计数据证实，新西兰仅教育出口的总税收就高达363万新西兰元。

由此可见，教育由民族化向国际化的转变不仅能培养更全面的人才，而且能为其国家创出很高的经济收益，更能扩大其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

目前看，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中国的教育国际化，尤其是国际教育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我们应该看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服务市场的市场优势，看到我们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汉语，中医药，中国历史、哲学，以及中国的戏曲等专业，甚至是中国法律、财经等都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另外，来我国高等学校读书成本比较低，这些都是我们将国际教育服务提升一个层次的优势。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国许多大学的学历和学位在国际上的认同度还比较低。

综上所述，我国的教育改革方向一定要跟上国际教育发展的步伐，多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还要兼顾教育的公平化，并努力使教育多元化，权力下放尺度再放大一些，并在教育国际化上做好文章，推出自己的品牌，展示本国的风采，为国家创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杨文俊.农村教育改革应采取的对策[N].甘肃日报, 2010-04-06.

[2]谈松花.体制创新:教育改革的关键[N].光明日报, 2009-02-11.

[3]张立勤.中国民办高校生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3.

3.教育券与高等教育改革 篇三

【关键词】教育券;竞争;地方保护主义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系于教育。无论是提高经济实力,国防实力,还是民族凝聚力,教育都基于基础性地位。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作用。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振兴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振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实力,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

1.现行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出了问题,本文重点讨论和提出建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竞争活力,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三是国家财政投入不足。

1.1 缺乏竞争活力

在市场竞争的大浪潮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似乎并没有像市场经济一样能激发出巨大的活力。究其根源,在于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几乎都是完全由国家控制的,一所大学无论其表现如何,其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一所大学,如果没有重大政策的调整,或其他因素的变化,其在全国中的排名也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招生的生源素质也会比较稳定。在中国,大学基本上是行政系统的延伸机构,政府集产权,办学,管理三权于一身,行政机构的运作观念和习惯也从多方面制约着大学。在这样的体制下,学校间缺乏竞争的动力,各学校也不会为了争夺资源而想尽一切办法,从而导致缺乏增强学校实力,提升学校名气的直接动力,导致学校行政官僚主义盛行,自由学术氛围日渐被市场经济所侵蚀,学校缺乏活力,大学生也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而日渐迷茫。

1.2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高等教育的学府不是哪个省单独办的,而是用全国所有合法纳税人的税金办起来的,所以必须公平公正地对各省进行招生,不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经济重在教育,科技创新离不开高素质人才,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没有人才作为支撑,又如何平衡地区经济的发展?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有了教育机会均等,有了教育过程的公平,社会弱势群体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社会各阶层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全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而不至于让社会弱势群体无路可走,乃至铤而走险。

大学要有大气度,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没有这种气度,我们又怎能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例如哈佛的招生原则——有才能则入,正是这种精神使哈佛一直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她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我们一定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创造一个公平的大学招生制度,培养一种真正公正的社会环境。

1.3 国家财政投入不足

中国高等教育从90年代的完全免费,发展到今天中国高校学费至少是5000元一学年的高收费,说明学生及其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在高速增长,高校收费中呈现出增长速度过快,收入标准太高,学费在高校经费来源中的比例偏大等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比重却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高等教育将以其特有的方式发挥社会服务功能,促进经济发展,并成为国家现代化和实践民主政治理想的工具,所以,国家是高等教育的直接的、最大受益者,高等教育仍将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即使是遵循市场经济“谁受益谁付款”的思想,政府也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和重要受益者,政府应在其受益范围内支付高等教育费用。所以,政府永远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而且无论高等教育如何采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政府也不可以减少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义务和责任。由此可见,国家在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教育券

2.1 教育券的起源

教育券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主张。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一篇文章中论述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提出了学券制(school vouchers),建议把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在“学券”的流动中实现优胜劣汰,医治公立学校的“集权过度症”,适当遏制教育官僚主义的滋长。1962年,该文被收入弗里德曼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此后,教育券概念得以广泛传播。

教育券是一种政府发给家长的票证,这些票证代表政府的教育经费,家长可使用票证和他们自愿增加的金额自由选择被批准的学校,学校则拿教育券换取教育经费。这种制度改变了以往教育经费由政府直接到学校的经费拨款模式,而是把家长和学生引入这一过程,从而使家长和学生在享受教育服务时有更多的权利,同时也会刺激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引发学校之间的竞争,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效率。

2.2 教育券的操作

我们可以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原理,设计教育券,以实现教育资源市场化,实现教育资源相对公平,具体操作如下:

(1)把国家对大学教育财政支出分为两部分,以三七分,国家掌控三成,七成用来设计教育券。

(2)在七成教育经费中,五成按各省考生比例平分到各省,两成按各省经济比例平分到各省,以广东为例,广东每年获得的教育经费拨款为:广东高考人数/全国高考人数×五成教育经费+广东GDP/全国GDP×两成教育经费。

(3)高考结束后,各省列出一本学生名数,各省按所获教育经费设置教育券。

(4)各省按分数设计教育券,一人一张教育券,一本分数为设计教育券的最低分数,每张教育券所代表的金额不同,一般来说,分数越高,教育券所代表的金额越大,一本分数线所代表的教育券金额最低。

(5)考生凭三个条件进入大学,一是分数,二是教育券,三是学费。

(6)学校凭教育券兑换国家教育资金。

2.3 教育券设计的最终目的

教育券的设计,是为了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改善政府出力方式,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让一个学校的财政,与其在社会中的声誉和实力挂钩,学校必定想尽各种办法提高自己的声誉和综合实力。高校之间为了争夺优秀生源,争取更高额的教育券,会相互竞争。教育券的设计意味着:学生(及家长)根本无须了解学校的“利润率”的高低,而是关注哪个学校的效率高,自己可以因此获得更加值得的学问。那些成本高的学校,必然被淘汰。最终受益者,必然是学生。也就因此省略了教育部出动庞大团队,劳民伤财、像模像样地调查“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行为。

2.4 教育券设计的分配比例

2.4.1 本质是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经费的另一种分配

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学者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理论。教育产业化,就是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鼓励社会办学,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育市场化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教育市场化易造成国有资产的转移,流失,同时,伴随着收费的提高,使贫穷子女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教育市场化容易成为政府放慢教育投入的借口。市场化后的教育浸润商业文化,易使教育失去它本身固有的价值,即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基本价值。教育产业化往往导致教育贵族化,有钱人就能买到优质教育,贫困者就无法享受优质教育,那么“八年大计,教育为本”无从体现。教育产业化,如果没有相关成熟的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机制的话,教育产业化就会畸形发展。

2.4.2 五成经费按人口比例划分为体现公平考虑

在中国,对高考制度中存在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和“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质疑,教育券的资金分配设计,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每个考生只要考上一本,就有权获得教育券。这样,每个大学在招生时,就不会只考虑以招本地考生为主,都会把招生名额尽可能的放到分数越高,教育券免面值越大的地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上海为例,如果复旦大学招生以上海考生为主,而不是综合考虑全国各地考生情况,其财政经费必然会少很多,处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学校会以考生教育券面额和高考考试成绩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综合考虑,全盘打算,这样,就有效地抑制了地方保护主义。

2.4.3 两成经费以各地GDP比例按比重发放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地区,其教育也就越发达,考生素质也就越高,北京上海考生的素质,在高考相同的排名下,总的来说的确比经济落后的考生要高,若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考生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待遇的话,对经济发达的考生是不公平的。如果只按人口比例发放教育经费而忽视各地考生素质的差别,这样又是另一种不公平。高考成绩中在上海排第500名,其素质也往往比在某些欠发达省份排第500名的素质要高。按各地经济比重发放教育经费,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获得的教育经费也就越多,其考生在相同排名的情况下他们的教育券的面值也就越大。这样就有力的保障了经济发达地区考生的利益。一个省考生获得教育机会优与劣,与当地经济挂钩,也督促各省要大力发展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考生获得更优越的教育资源,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社会各组织的压力下,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2.4.4 国家掌控三成教育经费

凡是市场竞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国家所掌控的三成教育经费,可以弥补市场竞争的缺陷,发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竞争,必然意味着有些高校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获得的教育经费会不够维持正常的学校运转。对于那些在竞争中失利获得很少教育资源的高校,为维持其学校运转,适当补充一定的经费。此外,国家掌控三成教育经费,有利于发挥党对高校的领导,始终发挥党在新时期中国教育的先锋作用。

2.5 教育券设计的目的

设计教育券的目的在于激发各高校竞争的积极性,教育券使得学校的教育经费与学生的分数挂钩,这样也就使教育券与学校领导与广大教职工的工资挂钩。学校为了招收优秀学生,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2.5.1 学校的声誉要比其他学校好

学校的财政收入终究靠高素质的学生获得,学校为了吸引那些分数较高的学生,一定会努力提升学校名气提高学校各专业及综合实力在全国的排名,以吸引考生的眼球。学生是学校产品的载体,学生终有一天会带着所学知识技能进入社会,但他们与学校的这种连带关系却是永远都存在着的,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体现出的能力素质代表着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因此学校声誉提升需要依赖学生这个群体,教育塑造好学生对学校自身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学校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品质,树立学生自立的生活习惯,激发他们求知的兴趣和欲望,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5.2 改善学校风气

学生是学校声誉的载体,学校如果能改善学校学术氛围,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冗员冗政,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民主管理体制,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效率,确实以人为本,从学生利益角度出发,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爱校情怀,使一个学生对其所在学校满意的话,那么学生一定会回到家乡进行宣传。尤其是山区农村地区,大学生作为该地区为数不多的精英人才,他们的认同必定会在该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学校能够像公司一样注重长期顾客的培养。

2.5.3 提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自身就业和创业能力

建立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如果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与社会相适应就是该学校的失败,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声誉。其实现在的考生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学生并不是考虑哪所大学适宜搞学术研究,而是哪所大学毕业后更容易找工作,拿更高的薪水,取得更高的地位。如果一个学校能确实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其毕业生能确实拥有其他学校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那么该学校也不会被所谓的综合排名之类的评价束缚太多,学校也就能招收更优质的生源,一个良好的社会评价会成为学校发展的长期动力。如果学校在就业率问题上造假,一旦被媒体等组织曝光宣传,必损毁学校声誉,造成学校直接的财政损失,而且是很常一段时间的财政损失。

在以上三点的共同作用下,高等院校将会更加专注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培养各种高素质拔尖人才,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利于培养世界级的大师。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学校不会做一切有损其名誉和实力的事。

3.关于教育券制度辅助制度

教育券制度本身也是有缺陷的,也存在一些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设置相应的辅助制度,确保教育券制度发挥最大的效力。那教育券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3.1 只对一本考生发放教育券

二本以下的大学,其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拨给的,教育券的设计是以国家教育经费为基础的。当然,一本大学也存在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这就要求国家要收归地方政府投入一本大学的教育经费,这样由国家统一设计的教育券才有意义,才能保证各高校平等竞争。有的地方由于高校云集,很多一本大学,比如北京,这些高校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有的地方高校相对较少,但经济又发达,比如广东,这些高校除了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外还获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不收归地方对一本大学教育投入的那些经费的话,只是以现有的国家教育经费去分配的话,对北京等地又是不公平的。一本以下的大学仍由地方财政支持,如果一本以下的大学也能争取到一本分数线以上的学生,并获得这些学生的教育券的话,这些大学并不可以向国家兑现教育经费。如果一本以下的大学争取一本分数线以上的学生超过一定数量的话,那么可以申请成为一本大学。反之,如果一本大学连续几年(例如,可规定为三年)都没能争取到一定数量的一本分数线以上的考生的话,那么这样的大学也应该自动地降为二本大学。二本大学升为一本大学后,就能自由竞争教育券,并凭教育券自由兑换教育经费,但不能再获得地方政府教育经费的支持,如果一本大学降为二本大学,那么该大学就不能兑换教育券了,但能获得地方财政的支持。那些二本大学招收的一本分数线以上的学生,由于不能向国家兑付教育经费,那么在七成的制作教育券的经费中,会有一部分剩余,这一部分由国家控制,作为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竞争的缺陷。正因为二本大学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升为一本大学,一本大学不努力改善自己会将为二本大学,在这种激励和惩罚性机制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高校积极竞争的活力。

3.2 教育券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怎样发挥功能

目前,中国外向型企业主要面临外需不足,企业亏损严重的情况,政府为保证经济平稳过渡,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下滑过快,提出要以拉动内需来拉动经济的要求。政府在努力地解决目前人民面临的医疗、住房、教育三大压力,力图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激发人们的消费需求。

在设计教育券的过程中,可以让每一张教育券抵一定的学费,以减轻学生们的学费压力。比如,可以规定按高考排名分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可以抵的教育费用不同。比如。领第一等级教育券的学生其教育券可抵消3000元学费,领第二等级教育券的学生其教育券可抵2500元学费,领第三等级教育券的学生其教育券可抵2000元学费,领第四等级教育券的其教育券学生可抵1500学费,领第五等级教育券的学生其教育券可抵1000学费。这样,就能有效地缓解家长们学费压力,即体现了责任政府的职能,又有效地解放了人们的消费需求。用教育券抵学费的方案,在国家再次配置资源中,更加注重了公平原则,实现国家公共资源由富裕流向贫困。当然,这也需要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教育投入方面与国际接轨。

在教育券抵学费的设计中,最好,而且应该要有等级差别。如果不同分数的考生领的教育券抵相同的学费而没有差别对待的话,那么对分数较高的学生又是一种不公平,教育券就没能最大限度地起到激励作用。教育券存在的等级差别,可以激发学生在高中时代发奋读书的动力。在贫困生中,读书就能直接改变命运。这种设计方案,可以把考生高考与考生的直接利益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人们对短期直接利益的渴求比长期间接利益要高,这种短期直接利益更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同时,在设置教育券中还要规定,二本大学招收的一本分数线以上的学生也能抵消教育券相对应的学费。在这一方面,不应该区别对待。每个考上一本分数线的考生是凭实力考上取得的,教育券抵的那一部分学费是对考生实力的认证。而且在出于拉动内需的考虑,也应该这样做。

3.3 区别对待理工科专业和其他专业

一般来说,理工科专业由于其特殊的专业要求,其所需要的经费会比其他专业要多得多。理工科专业往往需要许多成本昂贵的大型的设备,而文科专业却没这方面的需要。如果对不同专业同等对待的话,那么对那些理工科专业就显得不公平。所以我们在设计教育券的时候要规定,凡是理工科专业学生的教育券,该学校可以向国家兑付双倍的教育经费,这样就能更好地照顾理工科专业学生的利益,也对国家在设计教育券的时候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虽然这种设计不尽合理,因为不同专业所需要的成本不尽相同,不可能文科和理工科的成本比例就是1:2,这也需要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

3.4 严厉禁止收买教育券的现象发生

一些生源质量差的学校会不会用钱去购买或以优厚条件吸引高分学生?首先,高分学生的教育券比低分学生的教育券有一个面额差,如果学校用钱去购买高分学生一般不会超出这个差值,其次,高分学生在进行选择时也会做考虑,如果自己的分数与想招收自己的学校的名气实力严重不相符的话,或者学校出资远未满足自己的要求的话,学生也不会去干傻事的。综上两点,学生被收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则上要反对这种扰乱市场竞争的行为,通过完善立法,严厉禁止收买现象的发生。在立法的过程中,可以由各高校相互监督,如果一学校发现另一学校有用钱收买高分学生的现象,有权揭发或起诉,如果被证实情况属实,那么该学校有权获得被揭发或起诉的学校招收该学生的教育券面值的双倍金额,作为鼓励。

3.5 教育券的技术要求和实施教育券的阻力

教育券实施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各省获得教育经费后如何设置教育券的问题,也就是各省高考后不同分数对应的教育券的金额是多少。这需要教育部专业人士解决。这里,我提出一个建议,不同分数所代表的教育券面额要有一个合理差距。这个面额差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就不能调动各高校竞争的积极性,面额差也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会造成各高校财政收入差距太大,导致另一种不公平。

教育券计划,实质上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既然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就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教育券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但地方保护主义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阻力。虽然设置了两成的经费按各地经济比重分配,但对某些地区来说,其损失的利益仍然是很大的。

该计划的第二个阻力来自各高校,尤其是享受国家财政资源较多的高校,比如“211”和“985”工程的大学。实行教育券制度,架空了“211”和“985”工程。国家不存在重点支持对象,所有学校一律平等。教育券的实行使得国家重点支持改为学生重点支持,谁能争取更多的面值更大的教育券,这些学校就有更多的资金搞学术研究。但现在实行教育券制度后这些高校居然要和一般的大学相互之间进行竞争,各既得利益高校的校长们也不愿意像公司老板一样折腾,对他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其实教育券的最大好处之一也就是一个高校如果努力竞争,财政便能获得很大的收入,在争夺利益面前,各高校是不会让步的。

4.改革强军教育：改革强军新突破 篇四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既“强大脑”又“壮筋骨”，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９月上旬，一则“„暴风雨‟对决„草原狼‟”的消息，拉开“跨越—２０１７·朱日和”基地化演练红蓝对抗的战幕。

新机构、新编成，新形象、新战力。作为练兵备战大潮奔涌中的一朵浪花，这场陆军重塑重组后首次组织的合成旅基地化训练，充分展示了改革强军焕发出的磅礴力量。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不改革不行，改慢了也不行；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一个瑞雪初霁的冬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主席发出动员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一年后的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至３日，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优化兵力规模构成，打造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常备军。

短短不到两年时间，人民军队在看似波澜不惊中迎来伟大跨越——

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调整组建１５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划设５大战区，完成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部队机关整编工作，实施联勤保障体制改革，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初步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抓建设、谋打仗的“大脑”更加强大。

优化军兵种比例，大幅精减非战斗机构人员，在总员额减少３０万的同时，作战部队员额不降反增，战略预警、远程打击、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充实加强，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能打仗、打胜仗的“筋骨”愈发强健。

在东部战区参与组织的联合立体登陆演习中，海空军力量运用明显加重，新型作战力量渐成主角；中部战区筹划演习，一支老牌精锐部队罕见未受重用，反倒是新转隶的航空兵某部担任主力，发起远程突击……

锐意面向未来，再造精兵劲旅。变革中的人民军队，必将勇立时代潮头，向新的更大胜利挥师疾进。

既“除痼疾”又“增活力”，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闽西古田，人民军队铸魂定型的地方，时隔８５年再次见证了这支军队的涅槃重生。

２０１４年金秋时节，习主席亲率４００余名高级干部走进古田，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辟概括“１１个坚持”的优良传统，尖锐指出１０个方面突出问题，鲜明强调“四个牢固立起来”“五个着力抓好”……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主席深刻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鲜明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时代主题。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人民军队从古田重整行装再出发。

从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到深入开展组织清理、思想清理；从大力纠治发生在士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到突出整治重点领域行业风气……人民军队的政治生态焕然一新，一系列治根本、管长远的改革举措同步密集推出，落地见效。

组建新的军委纪委、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全部实行派驻审计，巡视和审计监督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铲除腐败问题和不良风气滋生的土壤；出台《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等法规制度，治官治权、管钱管物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越编越密；成立全军干部考评委员会，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权威性，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化解……革除沉疴流弊，万千营盘正气充盈。

组织修订《军官法》，推进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论证推进军衔主导军官等级制度试点；修订文职人员条例，推进兵役制度、士官制度改革，深化军费管理、军人工资、住房制度、医疗保障等改革；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首次组织评授“八一勋章”……激活发展动力，全军将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破立并举、标本兼治，全军新风正气持续上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环境更好了，机会更多了，舞台更大了，动力更足了。

既“补短板”又“强优势”，锻造面向未来的胜战之师

今年国庆节前，国防部发布消息：歼—２０飞机已列装部队，试验试飞工作正按计划顺利推进。

中国创造，大国重器。以歼—２０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成为改革大潮中人民军队的闪亮名片。

这轮改革中，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全新亮相，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军民融合发展指导、协调和推进工作，以重塑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牵引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自主创新、前瞻谋划成为人民军队加速向现代化奔跑的新助力。

——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应运而生。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指明方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军队要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

——高新武器装备竞相涌现。以作战需求为牵引，紧跟世界科技发展方向，超前规划布局、加速发展步伐，不断完善和优化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武器装备体系。在陆战沙场，新一代武装直升机、新型陆战装备加速列装；在广阔空天，空军主力战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进歼—２０、运—２０领衔的“２０”时代；在万里海疆，海军主力战舰以“下饺子”的速度更新换代；在深山密林，中国东风系列战略导弹惊艳全球。

——军民融合凝聚强大合力。军地双方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逐步构建系统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环顾全国，一座座军民融合产业园拔地而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空气动力等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累累硕果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域同步大放异彩。

短板不断补齐，优势持续加强。曾经只能靠“小米加步枪”打击“武装到牙齿”敌人的人民军队，今天凭借改革创新培育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战斗力增长点。

既“转身子”又“换脑子”，三军将士矢志改革强军勠力岗位建功

缘于改革，年过半百的空军特级飞行员李浩从飞战斗机改飞无人机，开始了一段崭新的航程。“没有作战体系的重塑，我就没有机会进入这个新质战斗力团队，这是最幸运的事。”他说。

同样缘于改革，年轻的飞行员汤海宁飞上了最先进的歼—２０战机。“改革换装让我和战友走上了未来空战的最前沿，这是最幸福的事。”他说。

放眼全军和武警部队，像李浩、汤海宁一样热切拥抱改革、坚定投身改革，奋力实现转型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轮改革，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１０００多个，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少３０％；几十支部队移防部署，三天之内开拔；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接到命令当天即去报到……

既要“转身子”，更要“换脑子”。步入“新体制时间”，广大官兵主动开展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开始了改革征程上的“二次创新”。

新体制催生新观念。全军团以上机关开展“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大讨论，切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军委机关各部门加紧厘清权责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各战区从“形联”走向“神联”，联合作战值班、联合作战推演成为常态……

新体制呼唤新担当。各部队坚持以开展实战化训练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际行动支持改革，涌现出海军某潜艇基地、火箭军某导弹旅等先进单位和“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抗洪勇士刘景泰、维和烈士申亮亮、李磊、杨树朋等一批为国为民慷慨捐躯的英雄，彰显了当代革命军人的血性与担当。

新体制展现新形象。随着对外军事交流合作和涉外军事行动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出现在国际视野中。他们纵横在中外联演联训联赛舞台，冲锋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现场，战斗在护航、撤侨、维和一线，展现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5.高等教育改革 篇五

宁夏医科大学

作为宁夏唯一高等医学院校的宁夏医科大学，学校始终把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学校永恒的主题。多年来，学校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医学教育规律，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着力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大力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注重全科医生培养，充分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教育功能，为推动宁夏地区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和提升宁夏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一、实施创新性人文医学素质模块教育教学改革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学校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对医学人才的需求及学生实际，积极探索具有医学人文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兼优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构建了“一个目标、两条主线、四维教育”的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即以培养服务于西部地区的知识、技能、职业态度、行为和价值观俱佳的精品医学人才为目标，以“重人文、强实践”为医学人才培养主线，融合“医学专业知识”、“实践创新能力”、“医学人文精神”和“回族文化精髓”的四维教育体系，将“医学知识、民族文化、人文素质、实践能力”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实现了“医学、民族、人文、实践”的有机结合。2009年，该项改革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校创建了“人文医学”品牌校园文化系列活动，如“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这些活动为学生科技创新提供了“走出去、开眼界、广交流、深研究”的有效平台和有利条件，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自主性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优异的成绩。

在此基础上，于2011年开始实施“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人文医学素质创新模块教育教学改革，紧密结合区域和回族民族特点，把“医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模块化教学体系。第一课堂模块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般人文课程、医学人文交叉课程和人文技能课程、专业课程五个子模块构成，创新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应用体验式教学、情景教学、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采取撰写论文、调研报告、开卷考试等灵活考试方式。同时强化全员育人理念，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中。为此，对全校教师进行培训，编制《宁夏医科大学人文医学素质教育教师必读》；第二课堂模块由文化教育活动、体育及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社会实践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读书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五个子模块活动体系构成，以党、团、学生会活动为辐射，并与学分制有效结合。拓展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领域，激发了学生学习人文医学课程和参加校园文化活动的兴趣，使教育教学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学校除了加强对校内学生人文医学教育外，还积极探索将人文教育引入继续医学教育中，为宁夏基层卫生工作者编写了《大学人文教程》、《医学心理学》等教材，长年面向全区卫生工作者开展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辅导与咨询、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处理、医学技术新进展等知识的传授，使全区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医学科学水平与人文精神得到了普遍的提升。2011年4月，我校成为“中国医师人文医学职业技能培训（宁夏）基地”，进一步完善了宁夏医师执业技能培训体系，为宁夏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和我校医学生人文素养和执业技能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

二、积极推进质量工程建设

学校按照“统筹规划，分类指导；优化结构，内涵发展；凝练特色，重点抚育；提高质量，服务社会”的原则，根据教育部质量工程确定的总体发展目标、学校办学定位以及自身发展方向，明确了重点建设项目和建设目标，制定了《宁夏医科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以校级质量工程项目为基础，以自治区级项目为骨干，以国家级项目为重点的学校、自治区和国家3级“质量工程”建设体系。重点加强质量工程的过程管理，加大对建设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建立了项目建设评价标准，定期组织召开宁夏医科大学精品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等以“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为主题的经验交流会议；委托香港大学举办PBL教学师资培训班、天津医科大学举办双语教学教师培训班，定期选派相关人员参加国家精品课程等专题培训，推动学校各类“质量工程”项目卓有成效的开展。为激励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工作，学校在职称评定、评优选先、进修培训中给予优先政策支持，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全校教师参与教学建设、参与“质量工程”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已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5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支；自治区级精品课程29门，自治区级教学名师7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3支；自治区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3个，自治区级双语课程4门等一批质量工程建设项目。通过质量工程建设，推动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完善以“学分制管理、模块化课程、个性化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了课程建设与改革，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开展并深入实施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临床前综合实验课改革、后期临床教学改革、预防医学专业改革、检验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人文社科和大学英语等公共课程教学改革；全面推广使用现代教学方法，推进PBL、SP病人、启发式教学，研究性教学等教学方法改革；促进了实验实践教学建设与改革，强化了学生基本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形成了由基础实验课程教学链、专业后期实践教学链、第二课堂链和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所构成的、纵向上相互贯通、横向上相互关联的又各具特色的“三链一环节”实践教学体系；以教学团队建设、名师建设和人才引进为手段、以集中培训和个人进修为途径，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了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完善了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起一套积极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质量工程的实施最终使我校教育教学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评价在良好率以上为87%，毕业生思想素质良好率以上占91.3%，认为毕业生专业知识扎实、业务能力良好的占82.6%。普遍认为毕业生人际交往能力强，综合素质良好，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在职业能力方面，90%以上的用人单位认为宁医毕业生有良好的团队精神、沟通协调能力及适应能力。在科研能力和发展潜能方面，83%的单位认为宁医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科研能力较强，有继续学习的潜能、潜质和潜力。有力地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率，被评为“2009-2010年度全国50所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三、创新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厚基础，强实践、擅应用”的思路，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作为临床医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基础与临床的结合，改革实践教学模式，形成了“二阶段、三层次基础医学实验+双螺旋式见、实习临床轮转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阶段、三层次基础医学实验主要面向一-三年级临床医学生，整合实验内容，加强课程间的交叉融合及基础与临床的衔接，第一阶段包括生命基础实验、机能学实验、形态学实验及解剖组胚学科群的实验课程，突出病案式教学，强化培训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第二阶段构建了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课程，以重要系统及主要器官的典型疾病为引导、以问题为中心，把分散在基础医学各学科中的医学知识连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知识体系，促进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融会贯通，加强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早期衔接。在此基础上基础医学实验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双螺旋式见、实习临床轮转教学主要面向四、五年级临床医学生，突出了以团队学习的方式，以组为单位在内科、外科、妇科和儿科等科室进行二轮见习、实习轮转。见习阶段以PBL教学为主，重点训练了学生沟通、采集病例、查阅分析资料、答辩等方面的能力，改变了教师一言堂和学生走马观花进病房观摩的现状，同时避免了因见习产生的医患矛盾。实习阶段主要采取大组课、讲座、病例讨论课、床旁教学等方式，引导学生体验、领会临床医学知识到强化实际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过程，学生的临床技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第三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中获得西南、西北区第三名。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基础医学实验和临床医学实验有机地结合为整体，有效提高五年制临床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临床实践技能，2009年荣获宁夏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四、大力加强全科医学人才培养

我校开展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已有20年的历史，采取“专科、本科”，“长期、短期”，“脱产、半脱产”等多种培养模式。成立了由校长担任培训中心主任的“全科医师培训中心”；制定了《宁夏全科医学培训中心管理办法》、《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学员管理制度》、《学员考勤制度》等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组织选拔了具有丰富的教学和临床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作为全科医学培训中心的教师队伍，并对相关教学人员了培训，取得了全科医学培训教师资格；根据卫生部制定的社区卫生人员岗位培训大纲，结合宁夏的实际情况，编制了教学计划、临床技能培训、临床实习和社区实践计划与实施方案；组织了21位教师，编写了《全科医师临床技能培训教程》，参编了《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学》和《全科医学概论》等教材。

自1992年开始，学校通过与地方政府沟通，实施了“来源于农村和服务于农村”的双挂钩机制，专门为宁夏南部山区培养专科层次的免费订单式社区卫生人才60人。多年来，按照“一乡一人”的原则，通过5届毕业生实践，为全区乡村培养乡村医生和社区医学人才719人。在此基础上，学校创新全科医学专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具有先进性、适宜性、操作简单、疗效好和费用低廉的“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并在后期临床教学中设计了 “双循环强化式”教学模式，并先后获得教育部高职高专医学类专业教学研究课题1项、卫生部科学研究基金1项。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和美国福特项目各1项，自治区级项目6项，获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卫生教育专业委员会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获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卫生教育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一等奖3篇。此外，学校还坚持开展全科医师短期培训，截止2011年，共承担了各级各类培训项目20期，共培训从事全科医学人员约1200人。

为适应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宁夏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及教育部《关于做好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和招生工作的通知》精神，我校从2010年起，承担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2010、2011年录取的100考生平均分高出宁夏高考二本线30余分。按照国家对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的基本要求，结合宁夏本地区的实际需求，邀请了国内知名医学院校的教授、专家及自治区卫生厅、疾控中心和相关领导来我校对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工作进行评估、论证。完善了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的培养方案，增加了预防、保健、康复、急救、健康教育、全科医学概论等课程，增加了社区预防医学实习的时间。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内容，注重基本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的知识，重点培养学生对常见病与多发病的治疗及鉴别诊断和健康教育管理能。加强全科医学实习基地的建设，在原有12个社区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又增设了5所乡镇中心卫生院作为全科医学的实习基地。在此基础上全科医学获得自治区教学改革项目立项，被确定为自治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相关工作在教育部和全科医学教指委经验交流会上受到教育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认可。

6.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论文 篇六

西南石油大学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和百年名校，提出“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加快发展、提升质量”的总体要求。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实现这十六字方针是各二级院系迫切需要思考和积极探索的现实问题。稳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是实现十六字方针的根本保障。

二、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内涵

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好，也就搞清楚了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内涵。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由原来的依靠牺牲环境、劳动力密集、各种工业投资的高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向以消费、技术密集、环境友好、国际化的市场机制为主要特征的高附加值的经济形态转变，继续按照传统的人才培养要求来培养学生，得到的结果肯定是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新型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直接体现出来的就是学生就业压力空前，三大石油公司受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的影响招聘人数急剧下降，地方企业受经济转型影响效益下滑，一般工作人员需求急剧下降，同期就业人数与去年相比下降10%左右，这种就业形势能否快速扭转与全国经济形势密切关联。因此，高校必须要研究经济转型后呈现出的新特征，预判经济转型后经济的主体构成、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来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以适应转型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抓住了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基本内涵。

三、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体系的构建

1、全力保障本科教学质量，牢固树立教学中心地位。当前国内高校扩招人数已逐渐达到巅峰时期，今后几年全国本科招生人数基本维持平衡，总体规模还会略有增加，而部分省市高考人数开始逐渐减少，由此高校教育将逐渐走向大众化教育。高校的规模扩大并逐渐稳定后，其发展必然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逐渐实现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目前国内高校部分教学内容落后，教学方法陈旧呆板，教学质量保障不力，素质教育没有落到实处，培养的人才和企业的需求差距大，这些问题对高等教育影响较大，没有完全达到家长和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期望，培养的部分学生工作适应能力不强，对社会发展的助推力得不到体现。

同时由于目前高校在职称晋升、考核和聘任等事关教职工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片面的追求科研项目和高级别论文，导致花费大量精力从事本科教学的教师发展受到限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出现学生的高度评价不如一篇文章的作用大的现象，给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造成一定的困惑，因此真正愿意扎根于教学一线的老师数量明显不足，部分教师只是完成基本教学要求即可，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工作中。高职称教师主要通过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完成科研项目即可达到工作考核要求，科研没有很好的促进教学，提升学生培养质量和水平，冲击了教学的中心地位。高级职称的教师承担本科生课程教学的比例偏低，大量的课程教学压在青年讲师身上，而青年讲师在学科积淀上又与高职称教师有一定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教学的质量。

因此，本科教学中心地位主要受到现有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过程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影响。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一是必须先解决如何保障本科教学质量，真正树立教学中心地位的问题。首先是完善现有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教师教学水平、教学投入、教学工作量，以此为教师考评、职称晋升的基础，让教师在教学上的投入能得到相应的体现，让教学水平高、工作量大、全心投入教学、学生认可度高的老师也能够活的精彩。同时开通有教学特长老师在职称晋升、考核和聘任方面的各条通道，鼓励愿意从事教学的老师深入研究教学，革新教育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践教育改革成果。其次必须强化教学过程监督机制，不让各种制度流于形式。

2、全力打造复合型师资，与国际先进水平和行业需求接轨。大学培养的不是单一的专业人才，而是培养复合型通用人才，必然要求构建一支与国际先进水平和行业需求接轨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一是培养一支具有一年以上出国学习经历的师资队伍，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比例达到50%以上。

二是构建一支来自不同优势学科、学缘结构多元化、以中青年为主的教师队伍，避免学缘结构单一带来的发展潜力受限问题。

三是引进一批具有深厚工程背景的双师型教师，既有十年以上在企业从事研究、生产、管理的经历，又能够胜任高校教学、研究的高级工程师，多角度多层次的解决理论和实践的融会贯通问题，比例达到15%左右。

四是培养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硕士学历以上的实验教师队伍，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同时又能熟练操作现代实验、教学、研究和检测设备，保障实践教学的优质高效，提升实验教学的质量，改变传统实验教师配置的观念，比例达到20%左右。

五是培养一批培训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队伍，培训学生行业资格证书，让学生取得学位的同时能够取得1~2个行业资质证书，与行业需求接轨，毕业后能立即上岗，比例达到15%左右。

六是培养一支年富力强的学生工作队伍，指导好学生的职业规划，锻炼学生的人际交往、社会适应、人文交流等综合素质，保证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做学生成才的领路人;七是培养一支高效、务实、忠诚可靠、具有开拓精神的管理队伍，在他们的带领下使教师队伍高效的运转起来，全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

3、搞好特色教育改革工作、突出有显示度的可量化成果。

(1)抢占行业发展的.制高点，引领突破新专业建设。材料学院在敏锐的看到了全国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出台的大力扶持政策，积极的申报了全国战略性新兴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首批获准设立此专业的学校之一，一举进入全国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专业建设的前列。因此在教育改革与创新中要善于抓住这类机会，实现专业建设的突破，进入新兴行业。如果在教育改革与创新中选择老路，进入传统行业，那面临的问题是可以预见的。

(2)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一方面培养基础扎实的创新研究型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师，走出原来没有竞争力和特色的普通模式。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获批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获批创新班，逐步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3)积极探索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的科研动手和思维能力。通过设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科技活动月、开放实验室大精设备等措施，让有能力的学生得到有效的科研基本能力锻炼，逐步产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为进一步深造夯实基础，同时也拓宽了本校研究生、博士生的考生来源和提高了生源质量。年材料学院多名学生获得国家级、四川省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四川省科技创新苗子工程等项目，发表SCI学术论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等。

(4)大力推进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夺取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各类大奖，为学校争得荣誉，提高学校知名度，增强个人综合竞争力。二级学院必须要有组织、有计划的鼓励一批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和条件保障，不能仅依靠个别学生、个别老师这种自发参赛的模式。材料学院学生在中国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蔡司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生金相大赛等获得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二十余项，2014年承办和参与各类学科竞赛7项，20承担学科竞赛8项。

(5)探索本科生双证式培养，加强行业资格证书培训，拓宽与各类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的深度合作，与行业需求接轨。材料学院近年来先后开设了无损检测、焊工培、国际焊接工程师和热处理工程师培训班，近两百名学生取得了国际、国内和行业资格证书，提高了学生就业数量，保障了学生就业质量，进一步加大了学院在行业协会中的影响力。

(6)加强各类教学改革研究，探索和应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为申报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贮备支撑材料。近三年来，材料学院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各类教学研究项目，先后获得省级教改项目资助、校级重点教改项目资助、校级一般教改项目资助和青年教师教学研究项目等十余项，成功申报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

(7)借助“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课堂教学质量奖”等各类教学比赛和教学研讨活动等培养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搞好成熟教师和新进教师之间的传帮带，在全国高校中提升学校知名度。

四、结语

7.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 篇七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体制,制度创新

“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主题, 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搭档”出现频率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关键词。可以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始终与改革过程相伴而行,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 我国推进改革的方式和主题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或者说,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及其“惯性”的影响, 任何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而只能采用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方式, 因此我国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注重试点先行, 逐步积累经验, 然后再逐步推广。从“经济特区”建设和企业改革试点, 到近年来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等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都体现了以试点推进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借鉴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 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高等教育改革也注重采取试点先行的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高校获得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 由政府主导或高校自主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越来越多地成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近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面临着深刻变革, 国际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加剧, 但与此同时,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却相对滞后, 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 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因此, 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已经成为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本文试图揭示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方式、范围和层次以及改革试点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进而探讨引导和规范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 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精英到大众、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从注重数量到开始注重全面提高质量的发展历程。与此相适应,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高等教育改革主题也随高等教育发展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核心任务在于先行先试、摸索经验, 承担启动和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责任。

(一)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有学者把高等教育比喻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 这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 另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改革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制度环境约束。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需求, 又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与现成模式。从高等教育改革时序上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高等教育发展“以改革为主题”, 目的是要通过改革建立有特色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在这种制度环境下, 不改革, 发展就无从谈起, 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运行机制, 被压抑和束缚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被释放出来。因此,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就是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世纪之交,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主题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突出标志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 由此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调整为“以发展为主题”, 发展是首要任务,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关系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历史性转换, 主要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初步建立, 传统的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得到了根本性调整, 高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和办学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但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需求日益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这一矛盾只有通过规模发展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从前一个时期的“不改革就无法发展”转向“不发展就难以深化改革”的阶段。因此,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主题就是如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撑。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趋于平稳发展态势, 但经济社会发展对多类型、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与高等教育质量不够理想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正在朝第二次主题转换, 即又一次进入到了“以改革为主题”的新阶段, 不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只能是空谈。

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不同, 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就有所不同, 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就是这些改革任务中的难点所在, 同时这些难点又是制约高等教育改革整体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从改革历程来看, 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体制和目标模式是清晰的, 但对于这些目标模式具体包含哪些制度和构成要素还不清晰, 更不清楚如何实现这种目标模式。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使命就在于先行先试, 在国家改革政策框架内进行率先探索, 以规避较大改革风险或制度摩擦成本。可行的办法是选择若干“试点”首先获得突破, 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予以推广。很显然,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这种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过程, 而试点改革的主题往往就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首先是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改革政府对高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此后直到90年代中期, 围绕高等教育“五大体制”, 即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与毕业生就业体制、校内管理体制全面展开改革探索, 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也是围绕这些内容确定的。其后,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扩张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 人才培养及其质量保障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 创业教育、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教学工作评估等成为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主题。近年来, 围绕卓越工程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学生创新性试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主题,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颁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 (以下简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 中确定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等三类高等教育专项改革试点项目, 选择三个省份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与以往相比, 这是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广泛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计划。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都是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和难点的体现, 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直指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而是为发展而改革, 改革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途径。从内涵来看, 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实现数量的增长, 更要实现结构的优化、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破除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从实践层面而言, 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既包括宏观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又包括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变革。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正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 促进高等教育数量、质量、结构与效益协调发展的过程。在此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主要是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内容, 并以其制度创新的绩效示范全国, 进而推进高等教育全面综合改革和纵深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主题来看, 有些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 有些是较为系统的综合改革, 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招生就业制度、后勤社会化、教师与职员队伍建设等不同类型, 以及高职高专、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改革主题。从深度上看, 每一次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或主题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围绕影响或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来确定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涉及到现代大学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也涉及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省级政府统筹的综合改革。虽然,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总体而言, 改革成效不足, 尤其是仍然没有解决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问题。[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中明确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 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 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当前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就是要破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着力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2]

(三)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打破了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状态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对高校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 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更缺乏自主发展的责任和动力。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均衡发展”的“大锅饭”现象, 高校之间“千校一面”, 缺乏个性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这种均衡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均衡发展的状态, 建立非均衡的、特色化、和谐共生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非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给予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特殊的政策支持。国家或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实施方案, 赋予试点高校相对较多的改革权限, 鼓励高校因地因校地探索和实践;同时, 在国家规定政策框架内, 试点高校又对试点项目制定了配套实施政策, 以保障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二是试点高校获得了充足的资源投入。高等教育改革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投入, 这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投入, 又包括学校层面的投入。尤其是与人才培养相关的试点项目, 如果没有充足办学资源的倾斜性投入, 不仅难以调动试点单位或项目的积极性, 也难以保证试点改革的顺利进行。比如, 高职高专教学改革试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试点项目学校都获得了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支持;一些研究型大学为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计划, 竞相增加投入, 汇集相关学科优势办学资源。三是通过试点高校的遴选与建设, 进一步强化了试点高校的办学特色。政府对试点院校的选择除了考虑地域分布之外, 更多地要考虑试点院校的现有改革基础和办学优势。由于往往具有比较好的改革条件, 相对于非试点院校, 试点院校改革成果不仅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效应, 而且有助于强化和保持学校办学特色。

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

高等教育改革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其本质就是高等教育系统或高校组织内外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由于高等教育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复杂利益关系, 不可能采用“整体推进”和“休克式”疗法进行, 而只能是采用“小步走”或“试点先行”制度创新模式。从改革试点的制度创新的规模来看, 可分为单项制度创新、局部制度创新和整体制度创新。[3]单项制度创新可以是某一项制度的全面创新, 也可以是该项制度的某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的完善, 或者重塑一个全新的、以前没有的制度或环节。这种制度创新往往是微观制度的创新, 是在整体制度或者是该项制度所依托的宏观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前提下的制度创新, 既可以由政府主导、采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方式, 也可以在政府默许下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如高校职员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都应属于单项制度改革。单项制度改革速度可慢可快, 时间可长可短, 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控制能力, 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可以收放自如。局部制度创新是指某一领域或某一制度体系的创新, 相对于单项制度改革, 局部制度改革的目标多元、规模较大, 改革目标需要较长时间的设计和选择, 改革过程以及不同制度之间也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磨合与协调。20世纪90年代, 我国高等教育“五大体制”之间, 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如果没有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协同推进, 其改革成效就可能大打折扣。由于局部制度改革是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牵涉到许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 改革阻力和难度势必较大, 改革目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往往需要的时间较长。整体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所有制度体系的综合改革, 这种制度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制度, 因此需要较为成熟的宏观制度环境的支撑, 以及社会较为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如新近颁布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是对以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也是新形势下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教育制度的综合创新。由于整体制度改革涉及的制度数量较多, 制度之间、利益主体之间冲突较大, 往往需要大量制度设计和试点成本, 政府和高校决策者必须具有较强的对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局势的驾驭能力。

一般而言, “教育制度变迁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是一个新教育制度因素逐渐增加、旧教育制度因素逐渐减少的过程。”[4]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实际上就是选择这种较为和缓的渐进的改革模式, 因为在传统的制度较为稳固的背景下, 虽然现行制度安排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要求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宜, 但由于教育制度固有的“路径依赖”, 现行制度依然表现出很强的“惯性”, 如果采取较为激进的制度改革方式, 试图强力全面推进制度变革, 则可能欲速则不达。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单项制度改革, 还是局部和整体的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采用试点先行的方式。在实践中, 往往由政府主导引入资源市场竞争机制, 或为试点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 通过增量改革而不仅仅是改变资源存量分配结构, 这样可以减少利益再分配带来的各种改革阻力。[5]通过试点改革, 首先在局部范围内获得制度突破, 然后由制度的量变达到局部或整体的制度质变;试点高校内部制度变革, 也更多的不是采用突变性的制度改革的方式, 而往往是从高校内部的某些院系或项目的改革入手, 然后不断积累经验并逐渐推广到其他院系, 例如, 自主招生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以及拔尖创新人才改革等试点项目的实施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渐进改革的制度创新模式。

当然,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并不是政府或高校的“一厢情愿”或“突发奇想”, 而是有较为现实的制度创新需求, 既有来自政府、高校的需求, 也有来自社会的或学生的需求, 这些需求在不同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力量“配比”, 进而转化为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任务,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动力。由于不同时期改革试点的任务不同, 起主导作用的制度创新主体不同, 所以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制度创新模式也有所区别。从实践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和由高校主导的改革试点。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实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由政府通过政策、法律和命令强制推行。由于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角, 所以政府一旦下决心, 必定能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改革进程, 试点单位也由于有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风险。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大都是由政府主导, 政府通过制订教育改革政策, 以《通知》《意见》《办法》等形式发布改革指令, 高校群起响应, 在这种背景下, 高校与政府的改革目标的脱节或不一致现象时有发生。之所以如此, 一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近乎垄断了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变革的权力, 拥有充裕的处理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信息和专业知识;[6]二是因为高校习惯于听从政府指令, 缺乏自主办学的意识和能力, 也就不可能有自主制度创新的强烈需求。近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高校办学主体地位的确立, 高校自主制度创新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 为应对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高校自身发展, 尤其是人才培养过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高校逐渐成为推进试点改革或制度创新的主体或自觉发起者。这类改革试点以高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为主要目标诉求, 避免了政府强制推行的行政性特征, 改革成果也容易得到其他高校的效仿。值得指出的是, 随着高等教育在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彰显, 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角色, 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模式, “使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 同时, “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领域的竞争, 带来了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上的创新。”[7]

可见, 高等教育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催生了制度创新的多元主体。尽管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但都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以贯彻和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为契机,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及其制度创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模式开始形成。虽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还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政府指令性和政策性倾向, 但高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 形成了上下互动的制度创新模式。比如,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的试点地区、试点单位的遴选就经过教育部门、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组成的综合评审组与申报高校之间的“三上三下”, 按照“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协商论证、综合平衡、统一部署”的原则确定的。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方面, 其实不少大学很早就率先开展了探索实验, 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实验班”,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文理实验班、计算机共建班, 清华大学的数理基础科学班, 华南理工大学的联合班, 等等。随着近年来“钱学森之问”的深入人心, 这些大学改革经验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进而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上升为国家政策, 并将一批国内一流大学确定为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第二, 重视多元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除中央政府和高校两个制度创新的主体之外,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设计与实施中来。一是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 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逐渐增强, 从各省份发布的“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来看, 几乎所有省份都根据自身实际设定了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二是政府其他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积极配合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 就不可能达成预期效果。如“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计划”就涉及国务院多个有关部门、多个行业、多个省市政府、上百所大学、上万家大中型企业, 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需要完成制定培养标准、设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协调国家政策支持、推动地方实施“卓越计划”、高校全方位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艰巨任务, 而每一项任务都需要采取若干有力措施和相关部门协力推进。[8]

第三, 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例如,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旨在突破长期以来困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既设立了单项制度改革项目, 也设立了综合改革创新项目。在单项制度改革层面, 选择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革等三大类16个项目的改革试点。在试点单位的选择上, 综合考虑了现有改革基础、办学特色和区域分布状况;在综合改革试点层面, 选择了黑龙江、江苏、湖北三省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 旨在探索省级政府统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 推动高等教育体制从传统的“两级管理, 中央为主”向“两级管理, 地方为主”转变, [9]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三、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规制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走向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扮演着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改革就难免失败或失误, 也难免遭遇阻碍或消极因素的干扰。本质而言, 改革试点不是目的, 而只是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手段。那么, 如何合理规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规避高等教育改革风险和负面效应, 是决定改革试点成败以及在更大范围内顺利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一) 打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体制性约束”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发展理念的战略性转变和全方位注重教育质量的新阶段,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当前, 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的引导下, 各省市高等教育、高校的改革试点异常活跃, 形式各异。但值得指出的是, 在区域或地方以及各高校的改革试点中, 试点改革目标的体制合法性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方面, 《教育规划纲要》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预设了广阔空间, 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要受到现行的行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框架的约束, 不允许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外擅自行动。从各地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来看, 往往超出了现行体制框架的规定, 表现出某种无序甚至“非法”的特征,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改革理念与现实体制的冲突, 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遭遇到的现行体制制约的尴尬。[10]

从改革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在“去行政化”步履维艰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那么,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 还是可以跳出现行体制规定, 予以逾越和超前?对于这样的困惑,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限定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 排除任何超出框架的改革措施, 实际上这只能是“零敲碎打式”的改革, 很难出现系统的制度创新;二是突破现行制度框架, 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实际上, 在这两种二元对立的路径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 就是开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特区”, 这一方面可以打破现行体制框架的束缚, 给予试点地区和试点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赋予“非法”改革以合法性, 另一方面政府仍然需要加强对改革试点的指导和监督, 并将试点改革纳入整体改革规划之中。可见, 如何突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体制性困境与悖论”, 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试点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二) 由高等教育“试点特色”走向高等教育的“整体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目的就是保持优势、形成特色,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隐含着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同质化”问题的担忧, 又寄托着对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的深切期待。从近期来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主要是靠优惠政策、集中投入、制度创新来推动的,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 单靠外力拉动和政策刺激的改革很难持久。同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 试点区域或高校的最初政策优势会逐渐消失。那么, 如何以“点”带“面”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进而形成高等教育的“整体特色”, 就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根本目标导向。

当前, 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特色发展、自主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 要建立必要的考核评价机制, 监督试点高校切实推进改革, 有新思路、新措施、新方法, 自觉提升改革的责任意识、自主意识, 切勿将责任变“荣誉”, [11]杜绝“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 及时总结、推广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 充分发挥试点的引领示范作用。实践中, 不仅试点高校的特色需要系统化, 还要提升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特色化水平, 着力把“特色试点”转化为“特色高校”, 然后再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当一所高校被确定为试点单位时, 首先考虑自己的原有优势是什么, 其次是促进特色发展的政策是什么, 再者是如何根据学校实际进一步发展特色、扩展特色。

(三)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超越单纯的自上而下单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模式, 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已经成为上下联动、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社会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高校和地方政府争取自身权益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同时不断推动政府主管部门放权, 要求给予高校或地方政府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社会或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开始自觉参与高等教育改革或人才培养过程;高校内部基层学术组织或广大师生也希望有更多的参与决策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在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同时, 建立必要的责任约束和利益驱动机制, 是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从改革试点的未来目标来看,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下放办学权利, 切实转变职能, 由“控制”和“管理”向“服务”和“协调”角色转变, 地方政府要切实发挥对所属区域高等教育改革的统筹管理与监管职能, 形成权责结合、分工明确的两级政府管理、监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同时, 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层面, 要建立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责任分担机制, 以便更有效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对社会或用人单位而言, 关键是要通过建立政策引导、激励约束机制, 调动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值得指出的是, 归根结底高校是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执行主体, 任何改革目标只有落实到学校层面才有可能达成。因此, 高校自身要切实增强改革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 真正进行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改革。

注释:

[1]王寰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成效不足[J].高等教育研究, 2011, (4) :30.

[2]教育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

[3]邓大才.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J].湖南社会科学, 2004, (1) :172.[4]李江源.论教育制度变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0, (11) :5.

[5]林毅夫, 蔡,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3.

[6]李江源, 姜园.官僚机构:教育制度变革的主体[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9, (7) :109.[7]张应强, 彭红玉.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 2009, (12) :1.

[8]唐景莉.形成高校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谈“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N].中国教育报, 2011-03-05.

[9]王寰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成效不足[J].高等教育研究, 2004, (4) :30.

[10]贺祖斌, 等.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EB/OL].http://www.hie.edu.cn/fzqs/news.asp?new=1642,

[11]熊丙奇.教育改革试点高校:勿将责任变“荣誉”[N].深圳特区报, 2010-12-08.

责任编辑:云蒙责任校对:云蒙

Theoretical Frontier理论前沿

P15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发展始终与高等教育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 高等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高等教育改革方式选择上, 以点带面、试点先行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典型特征。当前,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开始突破以往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模式, 呈现出上下互动、多主体参与、点面结合的制度创新趋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打破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体制性约束, 推动形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P24中国大学理念趋同的层次分析

中国大学的发展存在同质化或曰趋同现象, 其中, 大学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趋同。大学理念趋同是否合理, 不能一概而论, 可使用层次分析法, 从不同的层次意义上考察趋同的合理性问题。本体论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趋同是合理的, 国别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部分趋同也是合理的, 但个性化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趋同则是盲目的, 应该加以修正和完善, 彰显各自独特的大学理念。

关键词:大学理念;趋同;合理性;层次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 (2012) 02-0024-06

P30政府与高校契约型关系及体制构建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指出, 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而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关系可以看作是其中一种新型关系。目前政府与高校地位不平等、高校办学不自由、交换不公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种契约型关系的构建, 加快高等教育行政体制重构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政府与高校构建契约型关系。

关键词:政府;高校;契约;体制

8.中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比较 篇八

关键词：中国；日本；高等教育；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98-02

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共有现象，是社会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备条件，高等教育亦然。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脉络，探索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本文将从四个时间段来比较中日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一）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二）20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确立。日本近代高等教育与我国同样，发轫于19世纪末叶。1877年4月12日，日本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大学。日本教育史学者大久保利谦认为，东京大学的成立是日本“近代大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看作是最早出现的欧美型大学”。1886年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大学法令———《帝国大学令》颁布之后，东京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日本国立大学的正式产生，而且确立了以国立大学为主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对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1905年时已经有专门学校50所，从数量上讲，专门学校是20世纪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所以起步较晚，是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及其渊源文化密切相关的。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即实行文明开化运动，求知识于世界。日本第一次教育改革从187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确定了“富国强兵”的政策，把教育看成是每个公民应负的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跃而列于世界强国之林，与日本第一次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教育有密切關系。1917年内阁成立了“临时教育会议”，对各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进行审议。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

二、世界大战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1912-1927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另外，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在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以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为开端，日本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军事化，学校也不例外，因此，日本战败以后，被染上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学校必然成为改革的对象，打破旧的军国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民主的教育制度就成为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出发点。虽然同属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国，但在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中国高等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依旧保持稳步发展，而日本的高等教育却因为战争的影响没有受到重视。

三、战后高等教育恢复发展时期

（一）战后中国高等教育曲折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二）战后日本“新制大学”体制的形成。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一个美军占领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占领军通过日本政府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因而美国的民主思想、治国理念等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革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美国对战后日本大学改革之影响主要通过民间情报教育局和美国教育使节团这两个组织机构及其由它们提出的有关政策性建议与报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

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及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建议与指导而展开的战后日本教育改革是以法律制订为先导的。在战后成立的一系列教育法律中，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教育基本法》的制订实现了日本教育在指导思想及理念上的两个根本转变，即由战前的“敕令主义”转为战后的“法律主义”，由战前的臣民教育转为战后的国民教育。《学校教育法》对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它的要点在于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6·3·3·4”的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制订之后，战后日本大学制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战后日本大學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成立“新制大学”，即将战前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统一为一种类型的大学。

四、20世纪末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高教进入第二次大发展时期，高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高教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势头。1980年我国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这是中国高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标志着中国高教开始进入独立自主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教育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198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又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的专题报道，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我国高教事业发展和改革的依据。截止到1993年，中国共有国家教委认可高校1056所，其中本科院校625所，专科学校431所。

（二）高速经济成长期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战后的日本经济从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在政府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时期。1971年6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施策》的咨询报告，被称为第三次教育改革。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本对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教育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对战后以来执意追求实惠的价值观进行反思，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确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完美个性的人才，在时间系列上把教育扩展为终身教育的目标。同时，也在国内开展了基于宪法、教育基本法，争取充分发展民主教育而反对中教审路线的运动。经过战后几十年特别是高速经济成长期的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大国。199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162所，在校学生人数为263.2万，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6.3%。

五、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虽然日本高等教育几乎与中国同步发展，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高等教育远远优于我们，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日本经济发展做了强有力的后盾。

历史证明，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博纳其他国家的精华，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方惠坚等.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清华大学发展研究报告（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彤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