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小川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浅谈周小川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精选3篇）

1.浅谈周小川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篇一

2013年3月周小川即将卸任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被称最难搞懂行长

他收获了诸多赞誉。作为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职的十年，是中国过去30年中通胀水平最低也最稳定的时期。从北美、亚洲到欧洲，多位官员和业界人士称赞他是一位世界级央行行长。

然而谤亦随之。他在任央行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负了“货币超发”的指责。

他将带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遗憾卸任，也许遗憾还有更多。生平抱负是否尽展，他人无从知晓。

“周小川是中国经济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远投向中国经济的逻辑深处。”有学者评价道。

“最难搞懂”的行长

身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常被国内媒体冠以“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周小川说话爱绕弯子，也被市场和媒体认为是这位央行行长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处——鉴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这也体现出周小川的谨慎作风和精深学识。

他的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关注。市场竭力挖掘、揣测他一字一句间可能蕴含的信息，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维。2012年两会期间，在央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人民币升值是否已经结束”这一问题，周小川回答了两段话。他总结说：“我想这个事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

这一表态却让国际两大顶尖财经报纸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猜测。发布会翌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题为《中国暗示人民币可能停止上涨》的文章。而《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是《北京暗示人民币的上涨还未结束》。

有记者评价，央行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的表现“像一位老师面对期末考试前来套题的学生，既严肃又狡猾。”

更多时候，“学生们”没有“套题”的机会。在两会新闻发布会这样的“规定动作”之外，他在公开场合极少主动提及货币政策。2008年12月，周小川在一个公开论坛上作了题为《扩大内需、升级换代、关注气候、支持减排》的演讲，阐述金融市场在碳配额定价中的作用。当他从全球变暖侃侃讲到二氧化碳捕获技术时，台下众人已经完全“石化”，习惯翻译金融领域的同声传译也磕磕巴巴，不知所云。

2010年3月4日下午，周小川在两会政协经济组驻地被记者围追堵截。他微笑着比了一个“六”的手势，意思是6日发布会上再回答问题。但几分钟后，网上就传出“周小川暗示6月加息”的消息，甚至股市在尾盘时也向下跳了一跳。这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但这些或许都不是让周小川最无奈的事情。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周小川在国际场合也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时媒体甚至官方发布的新闻令人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就在“钓鱼岛”事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时，在墨西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周小川与日本财务大臣城岛光力相遇。一转身城岛光力就向日本媒体高调宣布“与周小川在会议期间相遇并有谈话”，并宣称“能打一下招呼本身就有一定的含义”。城岛光力还进一步推断说，双方将“在可能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

周小川的“难搞懂”更多时候可能源于他的学识精深。

他年轻时在黑龙江852农场插队，这是一座紧邻俄罗斯的农场，他的师傅姓杨，是山东滨州人。杨师傅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周小川非常好学，经常捧着书苦读。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直至博士毕业。鲜为人知的是，2006年在852农场成立50周年之际，周小川以个人名义捐了一笔钱，回报这片自己曾洒下青春汗水的黑土地。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时阅读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献材料，在车上、在机场、在无聊的会议上，随时会掏出一篇英文论文来研读。据说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一些文件的批示中常常出现英文。那时证监会官员一有空就苦练英文，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周小川到央行之后，有一次正开着会，一位司长就匆匆跑出来。原来是周小川布置工作时用了一个颇专业的英文名词，这位司长不明白单词意思完全接不上话，又不好意思问，赶快跑出来找助手翻词典。

在一些会议上，外国官员或嘉宾用英文提问甚至“刁难”，他也能用英文从容“回敬”。2010年博鳌论坛上，主持人格林伍德突然抛出一个政治涵义很浓的问题，质问周小川“中国不太愿意担当全球领导的责任”，随即还有意转过头去问印度央行行长“印度是不是更愿意在海外事务中发挥效应”。周小川用英文引用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点，四两拨千斤地回应了咄咄逼人的提问，表达了中国坚持和尊重由多国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秩序。周小川的“高深莫测”再次派上用场。

“最时髦”的周主席

周小川在证监会的经历颇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证券市场至少有三件大事要追溯到周小川。一是QFII。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三是证监会放权。

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甫一到任，就提出众多改革思路。对于之前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前沿的思路很有挑战性，但也引起了“书生意气”的质疑。

十几年前，国家部委大批引入海归还比较少。但当时的证监会随便掰掰手指头就能数出高西庆、史美伦、汪建熙等一大批有海归背景的官员。

在他任内，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跨出一大步。证监会开始密集研究国际证券市场的经验，华尔街、芝加哥期交所频频看到中国证监系统人员的面孔。证券市场引进国际会计准则也是从那时开始。2003年，QFII正式进驻中国股市。鲜有人知，在此之前，整个团队已作了大量铺垫。

也是在其任内，国有股减持的思路第一次开始付诸实践，尽管由于环境条件不成熟被搁置，但为之后轰轰烈烈的股权分置改革打下了基础。

周小川有一句名言：“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他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整肃市场秩序。在他任内，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在2002年12月5日的一个论坛上，即将离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做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我们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这是他对主政证监会思路的一次总结。

证监会主席向来是坐在“火山口”上。尽管他的努力奠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几块基石，但也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流通股东反对这两次“滑铁卢”，引来“改革脱离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承受能力”、“股市杀手”等批评和质疑。

也有人说，作为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运气”不太好。赶上股指冲高下行，市场趋冷。还有一个遗憾是，早在他任内，深交所已经开始筹备创业板，从2000年8月到12月忙活了5个月，却因种种原因未成行。创业板就此搁置近十年。

尽管如此，美国《商业周刊》在2001年却将他评为“决策者之星”，理由是“他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韦加斯。”

“最灵活”的行长

作为一个思想者，周小川市场化理念最淋漓尽致的发挥还是在央行任期内。英国《金融时报》评价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周小川刚出任央行行长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即正式启动，周小川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十年时间，国有大行走出了“技术性破产”的困局，中国金融体系得以重生。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成为周小川行长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水落石出。令业内人士大吃一惊的是，注资动用了国家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所谓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用外汇储备注资在当时不乏质疑声。

“财政没钱，或者是财政不愿掏钱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有市场人士评价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开启汇改，并一次性升值2%，人民币汇率从此“浮”起来。当时也不乏反对之声，甚至有专家当面对他提出批评。尤其是外部对中国施加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奥巴马前顾问萨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场网球双打赛。据传，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说中美之间的汇率将由胜者决定。结果萨默斯输了。

2012年11月，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曾总结汇改，无疑，他对汇改成果总体是满意的。

但是，作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更多时候是无奈。最近十年是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最“灵活”的时期，可这并非有意为之。

2008年以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国的信贷和投资都进入高速扩张期，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快速上升。面对高通[微博]胀，又无法贸然加息，央行的货币政策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要体会灵活二字，央行其实早就说了，存准率没有天花板。”市场人士解读说。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学一次演讲中，抛出了“池子关热钱”的提法。他说：“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它需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说起来，“池子说”的面世颇为挣扎：当时会议主办方北京大学严禁记者报道，但周小川演讲结束后，在场几位记者商议认为这一提法意义重大，在北大教室过道上一起“拍板”决定令其见诸报端。

直到2011年，大家终于明白周行长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准备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其核心是抛出疑问——到底是谁在累积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天人们终于可以领会他八年前提出这一概念时，其内心所蕴含的深深的忧虑。

2010年以来，周小川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信息，要为地方公共投资的融资机制“开前门而关后门”。其实是希望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找一个对冲安排，不能全压在国有银行的身上，否则，在软预算约束的框架下，最终可能全部由中央银行“埋单”。

“对他的话，听者当时往往很难领会其意思，但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关人士如是说。

“最难追”的行长

周小川大概是中国内地部长中被媒体围追堵截最多的一位，无论何时何地现身都尾随着庞大的记者队伍。由于长年周旋于记者包围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长，惯于打网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动迅速，被记者们公认为“最难追的部长”。

2009年两会上，周小川的满头银发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一名台湾女记者很关切地问，是否因为应对金融危机工作太辛苦，以致头发都灰白了。周小川回答说，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每天得到的信息较此前增加几倍，而且很难用过去经验、分析框架来对待今次问题，挑战很大，“因此，可以说央行的工作还是蛮操劳的”。

香港《文汇报》刊出了题为“行长解困忙操劳添白发”的文章。香港《经济日报》的标题是“行长黑发变白成压力指标”。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对次贷危机认识不足”的质疑声中，周小川确实饱受压力。

周小川虽然和蔼，但面对媒体提问是有“门槛”的。有时候他会反问媒体：“这个问题„„你再想想？”意思是记者提的问题不够专业，等记者琢磨他的话时，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摆脱包围圈。有一次记者追着他问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是否会调整，他笑着说：“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

当然也有例外。2012年两会，周小川如往常一样被记者追着，记者们抛出一大堆市场关心的问题，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道“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是否应进一步加大”时，他停下脚步说：“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

会后不久，央行便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他的精力充沛惊人，行程总是满满的。例如，他经常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抵达国外某城市参加数小时的国际会议，随后不停歇地再飞十几小时赶回北京。落地在北京的清晨，周小川会随即赶往办公室开始办公，往往迎接他的是一场会议、一次外事活动或者还有一个演讲。

2012年末一个普通的周末，周小川出席了三个论坛并发表了三场公开演讲。其中一场演讲的题目是《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他指出，由于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通胀过热的冲动始终多于通缩。”

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许是他的一大遗憾。对于利率决策的自由度从始至终都困扰着央行。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应该下调贷款利率的建议”时坦言，“我对这一块的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

尽管媒体认为他“很难追”，但身边的人评价他“心胸开阔，境界很高”，比起很多“难伺候”的官员，周小川对很多小事并不计较。有一次在国外开会，会后周小川与外国官员交谈几句，出来时接送的车已经走了，随行人员很紧张，他却说没事，乘其他车返回驻地。

央行某官员开了一个实名微博，粉丝很多。有一次周小川对他说，“听说你的粉丝有好几万。”这位官员很忐忑，担心被批评不务正业，但周小川转而和他讨论其他问题了。

刚过65岁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众多版本。爱好打网球的他，下一个“球”将挥向何处？

2.浅谈周小川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篇二

冯长根在致辞中指出, 中国流行色协会在第七届理事会的领导下,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紧密依靠和团结动员广大色彩科技工作者, 不断进取, 开拓创新, 为推动中国色彩科普事业、促进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流行色协会顺应形势, 紧抓机遇、转变观念、拓展空间, 逐步形成了以城市和环境色彩规划与应用、时尚产品色彩设计和开发、以及个人形象色彩应用的三大服务体系;承接了中国科协和国家政府部门的色彩搭配设计师职业标准、色彩检测与认证创新工程等项目;积极完成了中国科协交办的各项任务, 多次承办中国科协年会分会场, 并举办了“色彩中国”、“亚洲色彩论坛”、“中国时尚创意论坛”等具有影响力的专业活动和学术会议;与国内50多家优秀品牌企业和产业集群共同建设色彩研发基地和示范基地, 开展分行业、分产品的流行色趋势研究、预测和发布, 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与时尚竞争力。4年来, 协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科技社团发展规律, 在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改革方面取得了新成绩, 积累了新经验。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 协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明显提高。七届理事会期间协会获得了中国科协“全国先进学会”称号。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中国流行色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改章程报告以及财务报告等;表彰了32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先进工作者。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85名理事和理事单位代表组成的第八届理事会,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再次当选为中国流行色协会会长, 来自全国8名色彩和时尚领域的代表人物和22家著名企业负责人当选为新一届协会理事会领导。

在闭幕式上, 新当选的杜钰洲会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 当前我们的制造业正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包括硬实力、软实力在内的核心竞争力, 科技的贡献和品牌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 色彩涵盖了产业竞争力的各个环节, 对于产业升级与提升附加价值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他希望中国流行色协会将来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 重视产业上下游的整合, 产学研的整合以及相关产业、相关学科的交叉整合;要打开思路, 解放思想, 既看到差距, 也不迷信先进国家, 相信自己, 只要脚踏实地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落实工作, 中国的色彩事业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辉煌。

3.浅谈周小川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篇三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中午好。很高兴参加财新峰会。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记者们说我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讲过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他们希望验证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怎么样。我发现，记者们的理解力很强。首先，我确实在那里说过，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可能很多人马上理解成究竟是要快速治疗，还是要渐进治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首先肯定是最直接的，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含义。我想借这个机会略加解释。

一是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扩大内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内需扩大后，出口和内销的比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进口也会扩大，相应地国际收支顺差会减少。同时，劳动工资会向上调整，能源资源价格会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在环境成本方面，中国过去定价比较低，而随着环境成本的真实化，某些制造行业将会感受到社会经济综合成本的上升。在价格机制方面，包括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把握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一揽子政策有点类似中药配方的综合治疗。我们希望这个综合治疗是有效果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不单独强调某一味药特别有效或者单独就能起到足够作用的看法。这或许反映出，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可能有所不同。

二是中药治疗方法中包含一种做法，就是动态调整和试错。所谓动态调整，就是指中医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变化来调整药味。有一些药会取消，有些新的药会加进来；同时，各药味剂量也会作调整，有些剂量会加大一些，有些剂量会减少一些。总体来说，是根据病人的反馈进行调整，反馈也就是观察病人身体状况的改进情况。可见，这是一种动态调整，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动态调整。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有些方面要凭经验。而经验是建立在试验和统计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其逻辑是可以进行调整，没有用的药或者副作用大的药会被取消，或者被减量，这就是试错。我想这也是一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例如，我们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过程中，曾较多地倚重出口退税的调整。但是，后来发现出口退税的调整可能也有不少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平等竞争的原则不一致。之后，使用这种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就发生了动态调整，这反映了不断演进和进步的过程。

总之，我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

二是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题目。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专家在谈，我个人尽量不要说太多，也不发表评论，比如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不一定对。应该说，美联储的QE2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人民银行与美联储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多次沟通，国际清算银行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例会就是其中一个渠道。多数情况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亲自出席，有时也会由美联储理事参加，他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做了相当多的阐述。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很多说法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从美联储的职能定位来说，它要对美国经济负责，要为创造美国的就业和保持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负责。因此，在美国经济复苏比较脆弱、失业率比较高、通胀率很低，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下，美联储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大家议论中都谈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不仅行使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多的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都使用美元，资本流动、直接投资、金融市场交易也大量使用美元。因此，美元对全球产生影响。如果说QE2政策对于美国本土是一种优化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较优的政策选择，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可能不一定是优化的选择，也许会产生某些副作用。这一点正说明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可能最后还要归结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像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如果它的国际角色和国内角色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释和分析。

说到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我想答案其实不少人都已经谈到了。我只想补充两点。一是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是对资本项目实行管理的体制，资本项目下不正常的资本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必须绕道而行。在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毕竟可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尽可能地防止这种行为发生。二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在总量上实行对冲。也就是说，如果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并通过对冲不让它泛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从池子里放出去让它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当然，这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资金进来后又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套戥的机会，英文称arbitrage，比如利率的差别、货币汇率的变动。这样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获得投机性收益。让这些资金流进来赚钱，大家心里都会很不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套戥机会，总会有人去做套戥的行为，而且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让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些情况。那时候，中国各地之间、城市之间的很多商品价格并不一致，所以出现了“倒爷”，这些人被批评为“二道贩子”，搞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赚取差价。这表明，如果商品领域中存在套戥机会，几乎很难防止有人不这样做。尽管大家在感情上可能很憎恨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机会，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逻辑，必然会有这种行为。如果要制止它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总不能为了控制“二道贩子”，火车就不开了。那样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要比治理“二道贩子”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必须要对代价进行衡量。

全球金融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当时进行套利交易的货币主要是日元，因为当时日元的利率很低，有很多套利交易的标的是澳大利亚元和新西兰元。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做呢？如果能够抓住其中的大头，或者说是政府的政策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自然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实际上是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妇在做这件事情，而要想制止家庭主妇做套利交易，难度非常大。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上注意保持基本平衡，注意防范各类风险，该对冲的要对冲掉。其次，尽量防止投机性行为，减少通过套戥机会来发财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套戥的机会。

因此，如果要综合分析QE2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研究视角，我在这里补充几个角度。可能讲得不一定对，下一个阶段还会花很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2010年1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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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2010-12-10 15:05:00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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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货币增长19.5%。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幅比上月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5.9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幅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低12.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当月净投放现金607亿元，同比少投放7亿元。

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11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50.35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同比多增20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47.43万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4.1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同比多增2692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896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371亿元；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74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6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930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56亿元。外币贷款余额4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当月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

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11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7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同比少增100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70.87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和8.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同比多增88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332亿元，企业存款增加5737亿元，财政存款净减少2119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321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当月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有所上升。2010年11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7.71万亿元，日均成交8049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55.3%。

11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76%，比上月高0.08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81%,比上月高0.12个百分点。（完）

2010年11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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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沟通交流

2010-12-17 16:22:38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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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十一个月，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11月份，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量有所增加，短期债券发行比重有所上升；货币市场交易活跃，货币市场利率持续大幅攀升；现券交易量有所增加，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下跌；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较大幅度上移。11月份，上证指数先涨后跌，市场日均成交量较上月萎缩。

一、债券发行情况

2010年前十一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40786.2亿元，同比增加6.2%。11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4116.3亿元，较上月增加18.8%。截至11月底，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16.1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

21为15.7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97.5%。

前十一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券以短期和中期债券为主。11月份，短期债券发行的比重较上月有明显上升。

二、拆借交易情况

前十一个月，同业拆借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市场交易活跃。同业拆借交易量累计为25.2万亿元,同比增加46.5%。11月份同业拆借累计成交2.7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17.6%；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1天期品种共成交约2.4万亿元，占本月全部拆借成交量的88.9%。

11月份，同业拆借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76%，较10月份上升9个基点；11月30日7天拆借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0个基点。

前十一个月，回购市场交易相对活跃，债券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77万亿元，同比增加27.1%。11月份，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量为7.9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22.1%。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1天品种共成交6.3万亿元，占本月全部质押式回购成交量的79.7%。

11月份，回购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81%，较10月份上升12个基点；11月30日7天回购加权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1个基点。

四、现券交易情况

前十一个月，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同比大幅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57.4万亿元，同比增加35.3%。11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6.9万亿元，较10月份增加20.2%。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138.9亿元，较10月份增加21.2%。

11月份，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均有所下跌。银行间债券指数收盘为131.6点，较上月末下跌2.6点，跌幅为1.9%。交易所国债指数收盘为126.1点，较上月末下跌0.2点，跌幅为0.2%。

五、股票交易情况

11月份，上证指数先涨后跌，上证指数月末收于2820.2点，较上月收盘下跌5.3%。沪市日均交易量为2109.8亿元，较上月减少227.5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情况仅指我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情况（不含央行票据和企业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