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浅谈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共7篇）（共7篇）

1.浅谈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篇一

浅谈当代大学生的公众形象

1.1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党的领导

记得在初中的思想政治课上,老师曾经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近不,最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失，，,”听老师这样说.我曾想,共产主义社会这么好.它能实现么?不会和桃花源一样是虚幻的吧?

后来,通过对共产主义的了解,特别是这几次党课的学习,我明白了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要领,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学>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可见,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以矛盾会引起各种社会矛盾,而这些社会矛盾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因此,共产主义不是空想,而是终将能实现的.虽然,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实现具有一定复杂性,它实现的规律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但是,无论怎样,共产主义将实现.,它的实现是不以人的一直为转移的.现在,我相信共产主义,我也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同时我也相信中国共产党,坚信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而努力奋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现在,多少人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一步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我相信共产主义,坚信党的领导,我会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扎扎实实地勤奋学习,坚信的走好理论联系时间的道路,始终以杰出的共产党人和优秀的党员为榜样,不断向他们靠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2.1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不因困难而退却，不因权势而畏惧。君子应厚美德，容载万物，刚毅坚卓，发愤图强。

自立自强，立志成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作为当代大学生，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我们新的责任。但当我刚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刚刚进入大学生活的时候，却曾感到很迷茫很无助：因为我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样的，不知道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但是慢慢地，我在学校里发现了这么一群人：每当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扮演着服务生的角色；每当我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他们又总是扮演着导购的角色；又或者我去缴纳话费的时候，他们又总是扮演着收银的角色。后来我慢慢的了解到这是我们学校勤工俭学的同学，也许，他们的家庭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生活，用自己的汗水来证明着自己，用他们的行动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立，什么是自强。

贫困大学生虽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但他们同时也受惠很多,有国家的培养、扶持之恩,学校、社会的资助之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诲之恩等等。大学生要学会感恩,对生活满怀希望,对工作充满敬意,对社会积极回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提升人生价值。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我们身边不乏这样家境困难但却意志坚强的同学。我的朋友张时雨高中时任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每天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班级。直到现在，他也还是一直保持着中学时朴素奋斗的习惯。依靠自己的勤工俭学、学校的学费减免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的帮助，筹集了自己的学费。他，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叹服、让人敬佩的男生。这样一个乐天派的男孩经常会笑着对你说：“我得好好学习呀，以后还得找一份好工作养活父母，回报社会呀！”现在，这个优秀团员、预备党员、优秀学生干部正以他的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对祖国、对社会、对家人的诺言。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身边的另一群人。他们整天沉迷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打打杀杀；或者整天抱着手机低头不语，不问世事；还有那整日在寝室里埋头苦睡，逍遥自在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难道自己的大学生活也要像他们一样浑浑噩噩的混过去么？如若在这大学时光不自立自强，又要等到何时呢？时间不等人啊！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环境犹如一个大熔炉，身处其中，要么灰飞烟灭，要么百炼成钢。纵观古今百炼成钢之人，他们绝大多数不但自己有鸿鹄之志，还时时鼓励人们要有志向、有理想、有抱负。有了上面的感悟之后，我明白了自立自强以后的目标就是励志成才，报效祖国。3.1胸怀大志、意志坚强

志者，事竟成；无志者，一事无成。立志是事业成功的脊梁。

是雏鹰总想搏击长空，是花蕾总想吐露芬芳。古往今来，凡有大作为的人都胸怀大志。南宋哲学家朱熹说：“立志不坚，终不济事”。北宋文学家苏轼指出：“天下未有其志而无其事者，亦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事因志立，立志则事成。”古代先知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志向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

和激情，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人生前进的目标和导航的灯塔，是鼓舞人们去努力拼搏的动力。因此，立志对于一个人学习和事业的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胸怀大志，才会有大的发展，才会通往成功的道路。欲成大事，必先立大志。若胸无大志，必然是鼠目寸光，终日碌碌无为，前进无方向，行动无力量，精神不振，畏缩不前。这样的人，只能平庸一生，一事无成。人生亦如此，在生活中，处处面临着竞争，只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你才能成功地做人做事。要想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你就要有一种强者的意识，成功的意识：相信你能行，相信你能成功。有了成功的意识，就能够在你的心中产生一种志气；有了志气，人就有了奋斗的力量。没有志向，就没有奋斗的动力，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培养自己的志向，唤醒自己的志气，发现自己，实现自己。

有许多庸人，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学无所长，碌碌无为？不难发现他们的突出特性就是胸无大志，意志不坚。一个花很多时间去凿很多口浅井的人，又怎能挖出深井的甘饮？没有事情是简单的，任何一件事完成起来都要花费相当的精力，人心无法一分为二，只有胸怀大志，意志坚定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快途径。

所以，我们一定要立下明确的目标——一个人只有有了远大的志向、崇高的理想，才能对生活充满信心，始终斗志不减，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去创造不寻常的业绩。

4.1增强民族自豪感

万般有罪，爱国无罪。历史不是一页书签，历史不是已成为化石的过去，更不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的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是一艘摆渡华夏民族的巨轮，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历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我们民族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度的阶梯……既是如此，我们何不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吸取其中的教训，在逝去的民族精神的符号中找寻我们尚未完全汲取的记忆？

李大钊说过:“人生的目标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梁启超先生也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重温过这段历史，对于五四运动的精神，可以理解成为对科学民主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为爱国自救的精神。但不管怎样的理解，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

青年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对真理和公平正义的追求，还有就是对黑暗和强权的不屈。而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未来发展不关心，对于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视而不见，对于强权心存畏惧的话，一个渴望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就缺乏希望。

作为跨越世纪的一代人有责任将自己即将送走的世纪中所积累的精神遗产带进新世纪，五四精神就属于这样的精神遗产。因此，我们不但应当继承五四精神，而且应当弘扬五四精神。

我们当代青年，代表着祖国的希望，是现代社会的建设者，弘扬“五四”精神更加紧迫，“五四”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八荣八耻吧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民主潮流，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人权、民主，九十年前，就是我们的先贤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仍在不断的追求之中。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己不能正，焉能正他人？当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时，首先应当从自己做起。

五四运动距今天已整整九十年，然而，五四时期许多先知的呐喊犹在耳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大旗犹在中国上空高高飘扬。

2.浅谈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篇二

[关键词]中国油画艺术；农民工形象

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随着这一变迁，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也相应发生改变。中国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思潮涌起巨大的潮流，经历了一个不断展示生机，在批判中蕴涵创造，由于这一变迁，在生活方式与精神想像层面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空间，也为此前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生产力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与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现实基础。

一、农民工的内涵、起因、现状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对于农民工的理解应当是“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或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经济收入平稳提升，对农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出现新情况，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鲜而充足的血液，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外出打工、劳务输出投资少、见效快，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之一。有资料表明，全国每年数千万的农民工带回家的资金有二千多亿元。农民工在工作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从而为地区发展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事实表明，许多农民在打工过程中不仅给家乡带回了资金，也带回了技术、信息和新理念。

二、当代中国油画艺术中农民工形象的表现

1. 农民工形象在当今油画艺术中所占比重。这里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展览样本，取样样本有：一、2000年成都双年展、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第十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展）、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上海艺术博览会。统计结果为：成都双年展中作品为四百三十二件，其中涉及反映农民工作品的二人四件，广州三年展有二件作品，上海双年展画册中有三件作品，第三届上海艺术博览会有五件作品，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中有六件作品，十届美展为十四件作品，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展）作品展有四件作品，以此看来，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在全国性的展览中几乎都出现过，且内容丰富，表现方式多样，艺术形象生动鲜明、具体可感，可见这一题材已经引起了当代油画家们的重视和关注。

2. 反映农民工题材作品分类。生活赋予艺术家强烈的艺术冲动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对农民工日常生活景象的描绘，再现农民工生活状况，成为中国美术史中一个富有感情色彩的部分。就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而言，我概括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描绘农民工生活现实的作品，称为传统现实类。如段建伟《手艺人》（1994年）、忻东旺《诚城》（1995年）、候震《都市新族》（1999年）、陈安健《茶馆系列之一》（2002年）。这些作品大多数以写实方式刻画农民工将要进入或面对充满诱惑的城市的期待。

第二类，以一种幽默而朴素的气氛刻画和强烈的笔触或表现的形式来描绘农民工形象称为边缘写实一“新写实”类。这些绘画少了点古典风格，多了几份调侃幽默的情绪。执著于表现的自由和直率，他们不拘泥于任何章法，喜欢以非常规的视角切入。如：刘小东《违章》（1996年）、《烧耗子》和《观看》、忻东旺《明天多云转晴》、《适变兴奋》（1997年）。这两类作品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加以再现或表现，体现出当下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三、描绘农民工形象作品的特征

1.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描绘农民工形象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对人生的关注、对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强调艺术家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以饱满真情实感的艺术观、美学观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这些作品以写实为原则和科学手法为主强调对现实物象的再现性描写，善于把握时代脉搏，重视生活逻辑、历史逻辑与美学逻辑的统一以及理性批判精神与社会历史使命感的统一，突出艺术作品主题性与情节性，符合大众的审美接受习惯，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2.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人文气息。画家们不但都对当代社会劳动群体一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了关注，这种关注上是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画家们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在揭示他们的生活最普通的一面，以质朴的个性化形式来描写农民工的思想或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农民工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在对农民工形象描绘中最显著的特点表现为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寻求艺术语言的现代性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艺术家表现着本民族文化艺术精神，探索个人精神、民族文化和艺术语言的融合，全新审视着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成果。形式主义不再是画家的唯一目的，而是成为实现艺术价值和思想的手段。

3.鲜明的绘画语言风格和面貌。这几类反映农民工题材的画家的绘画语言己相当成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魅力。王宏剑、刘小东、徐唯辛等都受到过系统的学院训练，主张用理性的精神描绘社会、生活现象，以表达出画家的思考和人文精神。王宏剑的画面层次丰厚饱满，画里主人公多是农民，构图经典、写意。刘小东的作品反映出年青群体精神世界的特点，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母题，这就是当下生存的精神独立。这些尝试都为农民工形象所具有的多样文化内涵和审美效果带来丰富的表现可能。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形式多样化的执著追求，防止了艺术教条和陈旧的社会观念限制绘画艺术的创新。

四、结语

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艺术家们关注作为劳动群体的农民工，表达他们的诉求。令人鼓舞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人文关怀，逐步超越对自身的表达，他们己经做出努力。艺术家正视农民工的存在，肯定他们的尊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美。画家们用艺术的语言将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从城市的背面拉到了正面舞台，认为他们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有功之臣。

参考文献：

[1] 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一艺术教育前沿论丛[M].南京出版社，2006-6.

3.浅谈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篇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并非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血肉横飞的伤亡，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制度、文化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乃至文明状态的改变。“在如此严峻的、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1]在战争环境下，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历史的轨迹，因此，“革命”与“战斗”取代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成为战争时期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中的主题话语。作为女性，如何在战争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在国家命运与自我解放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当代作家对战争及战争中人的价值的丧失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为真实和深入。

“女性意识”一词，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后来统一翻译为“女性意识”。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是在1929 年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一间屋子》（1929 年）中提出来的。她们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要求妇女解放。“女性意识”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的女性形象身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比较全面的归纳是乐黛云教授的论述：“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分析战争年代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在和平年代全面阐释“女性意识”及其文学意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将对中国当代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初步分析：

一、女英雄人物——“女性意识”的雄化 列宁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2]女性从来没有真正地消融在战争中，成为单纯的、消极的被保护的对象。上个世纪30、40 年代，刚刚借助于人的解放而萌芽女性意识的大量女性，勇敢地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大胆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她们无暇顾及性别的平等和个性的解放，完全融入了国家、民族命运的时代洪流之中。《江姐》中的江竹筠、《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都成为女英雄人物的代表。她们的身影是那么的轻盈、矫健，充满活力，洋溢着昂扬、豪迈的气息，甚至她们在外表装束上也达到惊人的相似：短发，束腰，身着灰、蓝、国防绿的军装，满口豪言壮语，行为粗犷。

《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英雄人物形象。她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她的革命行动充满了先进的思想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她的革命指导思想甚至达到了许多男同志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在领导工作中，她始终保持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她身上，女性的羞涩、敏感、对爱情的冲动、对亲情的牵畔等人性的内容全部被否定，坚强、朴素和硬朗成为时代理想女性的特征。作为社会的“人”取代了作为女人的“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女性的美，女性意识的美，都消融在了社会政治斗争之中。许凤女性意识的雄化还体现在她对待自己的爱人和婚姻的态度上。战争年代，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女性意识被规范在政治、阶级意识之下，婚姻也因此而成为表达政治主题和革命主题的方式之一，女性对爱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立场的选择。

战争不仅成就了女英雄人物，也毁灭了女英雄人物。在血肉搏斗、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里，卷入战争旋涡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伤害，更容易在女英雄人物的光环下付出更大的代价。要真实地表现战争生活，就不能漠视女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战争时期女英雄人物的塑造，打破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开创了女性形象创作的空间，但她们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雄化现象却是在弘扬女性意识，争取女性独立的妇女解放道路上的一次倒退。

二、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失落 社会时代的复杂性和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使女性角色的塑造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在风起云涌的三四十年代，除了雄化的女英雄人物以外，还有一些处于社会政治主题的边缘性人物，这就是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们注重从文化的视角关注女性角色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以冷峻客观的女性抒写，更加从容地审视中西文化在中国的碰撞交织，多元化地演绎女性角色发展”。[3] 借助人的解放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最强音。她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沐浴了自由、民族之光，受到了“科学”与“民主”式的文化教育，但这也使她们身上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软弱、优柔寡断。但是在个人解放道路上经历了种种磨难与艰辛的知识女性，最终还是在整体观念上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建立了以革命和斗争为主题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原本张扬的女性意识隐匿在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背后，一步一步失落在她们走向革命的征途之中。

林道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知识女性。她坎坷的生活经历，自恃清高的性格和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主义幻想，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真实写照。林道静尴尬的身世，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靠自我奋斗和自我解放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迫害。在五四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她毅然离家出走。

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失落表现在林道静两次离家出走的原动力上，第一次出走是源于知识女性对封建男权、封建婚姻、封建制度的逃离与反抗，只不过这种摆脱了政治制度的羁绊的独特的女性意识，随着女主人公生活的革命化进程，逐步融入了革命意识之中，被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逐步消解。革命式的生活成为林道静心中重新燃起的星星之火。她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并不是女性意识要她走，而是革命意识要她走。林道静已经不自觉地放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启蒙的思想，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强化了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的需要，却降低了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当代作家笔下所描写的战争年代的知识女性形象，总是把革命道路当作妇女解放与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加以选择。但是，阶级解放和国家解放并不能完全代替妇女解放，在没有帝国主义侵犯，没有阶级斗争的封建时代，女性不也是一样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吗？所以，妇女的解放最终只能通过女性的个人觉醒和提高来完成。

三、普通劳动妇女——“女性意识”的淡化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除了驰骋在沙场的革命女英雄和徘徊在革命道路之外的知识女性以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漂浮在时代洪流之中的普通女性的悲剧性遭遇和心酸的心理历程。因为战争带给她们的不仅仅只是命运的颠沛流离和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有不尽的屈辱和难忘的阴影。她们痛苦地挣扎在战争的缝隙之中，保全生命、尊严与生存的希望。因此，那些富有民族正义感和人性关怀的当代作家，把目光自觉地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女性，关注平民女性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思考隐匿在这些悲剧性遭遇背后的深层原由。像这样描写战争中普通女性的作品有很多，如叶楠《花之殇》中的腊梅，莫言《红高梁家族》中的二奶奶，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的阿庆嫂。阿庆嫂本来在村里也是受人尊敬的妇女，却“因为和日本兵睡过觉这一事实让人忘怀不容易”。阿庆嫂两口子本可以与强暴她的日本鬼子作一番生死搏斗，但因害怕杀死日军遭到毁灭性报复，情愿忍受着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折磨。出于要保全全村人性命的善良愿望，阿庆嫂宁愿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也不愿为自我身心的解脱作出源自本性的抗争。牺牲自我，保全大我，这是战争背景下普通女性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所能作出的唯一贡献，女性的圣洁与忠贞渐渐消融在历史变革的轨迹之中，女性意识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渐渐褪去闪耀的光辉。普通女性女性意识的淡化被大多数的人认同和接受，社会大众也因为认同和接受这种社会生活生存法则的合理性而发生人的心灵的荒漠。从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上来说，这些普通女性的遭遇除了暴露战争的残酷以外，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与价值，任何个体的毁灭，都是人生的悲剧。

刘思谦关于女性文学发展囿限的发言，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女性形象创造的局限，“其一是将做人与做女人、人的眼光与女人的眼光割裂开来；其二是以社会的人代替遮蔽消融作为女人的人；其三是将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4]战争年代，女性普遍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妇女自身的解放问题。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的女性意识逐渐消融、迷失在追求国家解放、民族独立的国家意志之中。因此，在当代作家的战争文学中，我们看不到女性走上革命道路所经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看不到对她们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关注与关怀，我们看到的是“红旗插在城堡上的欢呼，是英雄带着满身硝烟的微笑，以及一群孩子幸福地向着英雄纪念碑走来”，[5]这种以女性的自我压抑和女性意识的异化为代价的对国家意志、阶级意志的认同与选择，不仅是对女性尊严和处境的漠视，也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嘲弄。

“女性觉醒的痛苦是追求人的价值目标而不可得的痛苦”，[6]妇女解放的重点应该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妇女解放问题从五四运动开始兴起，最后未能完全深入，即在于五四文化运动的中心从关注人的价值转向了关注民生疾苦的民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也随之流失。战争结束以后，妇女生存状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解放问题。由此可见，民族解放和国家解放是必要的斗争形式，它带来了人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它终究不能代替性别解放，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参考文献：

4.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篇四

季羡林先生说：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是知识的掌握者，乃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嘲弄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准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不可或缺的丑角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文艺作品中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鲁迅的《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叶圣陶专门描摹灰色知识分子的《潘先生在难中》、《校长》、《饭》，沈从文的《八骏图》，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等名著名篇，瞄准的对象净是知识分子。再早还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专门嘲笑“腐儒”——落魄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学以后，怀旧伤感临窗悲秋、自艾自怜自赏自惜，同时又真诚地剖露自己的弱点，成为作家的基本倾向。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深入自剖了想听歌妓唱歌又受到道德自律的灰色矛盾；鲁迅的《一件小事》“压出袍子下的那个小”；林徽音的《窗子以外》想要理解劳动者而不能；巴金则自责自怨承认，成为文学家乃人生一大失败……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逐渐陷入整体挨批的社会大氛围下，从思想界到文学界，知识分子全得低头认罪，成为必然自觉改造的对象，文学形象中的知识分子自然也高大不起来。从五十年代初期的曹禺话剧《明朗的天》，到“文革”影片《决裂》，知识分子被模式化为犹豫动摇一身毛病，必须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在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前提下，获得为社会认可的身份与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从特定意义上，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上的弱者，因为谁都可以扯上知识分子骂一通。王朔之所以将突破口选中知识分子——“不骂白不骂”，并不仅仅是王朔个人的“美学投机”或“艺术选择”，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社会审美的某种价值趋向。当时有一句时髦顺口溜——“防火防盗防作家”，作家居然与“火”“盗”为伍。

本人孤陋，不太知道新一代作家的好人好事，只知道老一辈作家的一些好人好事。一九八五年，《沈从文文集》有九千多元稿费，当时还身居“窄而霉斋”的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收到如此大额稿费，他掏出数百元补齐一万元，捐给湘西家乡山区办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研究市场经济的吴敬琏先生只领取微薄薪金，却为别人提供成为百万富翁的理念与计划。在走向知识经济的今天，尤其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节节高升的当口，何以文学还老盯住知识分子的小毛小病，而故意忽略知识分子的好人好事，或曰为什么文学的兴奋点仍然停留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依然成为嘲笑对象，甚至还是知识分子自我嘲笑的对象，这里实在颇富意蕴。

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外文学净拿知识分子“开涮”，乃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本人近年专意于知识分子研究，这方面稍积心得，试析一二：

其一，知识分子本身的微妙的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身居四民之首，有能力參与各项社会活动，有可能跻身权益分配之行列，社会身份十分微妙，处于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因掌握知识，知识分子自必怀有一定的理想，不屑于流同俗辈，不安于既有现状。行高于众、品异于俗，知识分子的英雄自画像，自命不凡自我夸张，主客观之间存在相当差距。在群俗看来，便很有点脱离现实做白日梦的味道，可嘲可笑之处多多，即富含“可嘲笑因素”、“可打趣内容”。“枪打出头鸟”，社会舆论总是集中于那些将出未出的冒尖者。至于那些已经占据社会高位者，公众舆论已有定评，不会再形成“可讨论”的卖点。而不上不下的奋斗者，一则尚无定评，二则难免失败，“可讨论”处甚多，容易激起人们关注的兴趣。如最早的苏秦败归故里，“妻不下，嫂不为炊”，岂不是作家们最感兴趣的“艺术细节”？所谓社会审美焦点，便如此这般形成了。聪慧敏感的作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卖点。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嘲笑主角”的最重要之因素。

其二，同情弱者的社会心理定式。无论中外，相对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工农社会地位更低，处于社会最低层。尤其在旧时中国，不少工农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而同情弱者又是基本人性，且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定式。若嘲笑弱者，似乎道德品位欠高。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掀起的文艺工农化运动，除了现实政治因素，从审美角度也倚于这一社会心理定式。否则，工农化何以会于短时期内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他们可都是些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新式人才哩！

若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即从左翼文学发祥渊源与轨迹角度，放大工农身上的优点与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早在二十世纪初即已形成某种审美潮流。十九世纪前期，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还仅仅表现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尤其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同情便衍化为对工农的讴歌与知识分子的忏悔。如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品质》（一九一一）以细腻动情的笔法刻画了一位忠于技艺的制鞋匠——“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经常断炊……慢性饥饿……”高尔基的《母亲》（一九○六）等作品是对工农的讴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八六二）则强调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离，认定巴扎罗夫的内在矛盾只能归于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八六一）、托尔斯泰的《复活》（一八九九）则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工农的忏悔。契诃夫的《套中人》（一八九八），那位中学古希腊语教员别里柯夫不仅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而且像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鲜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政治上俄国则出现了贵族青年的民粹派，响亮地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自然，“民粹派”不仅仅是一则政治运动，更深远的是代表着一种价值明确的美学方向。

既然提出“到民间去”，那么在题材处理与价值认定上便必然偏向“民间”，仰抬工农贬抑知识分子势必成为某种“逻辑起点”。否则何以体现“到民间去”的必要性与优越性？更何况在中国又有着一强调便会“矫枉过正”的光荣传统。在这种思维定式与价值轨道之下，鲁迅塑造的“阿Q”，明明就是一个无业农民，偏偏有那么多人那么起劲地论证其阶级成分并非属于农民阶级，而是……

其三，作家取材向度的限制。由于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是自己，知道何处何地有痒痒肉，知道哪儿隐藏着最丰富的“矿藏”，一举刨一扛镐的“第一感觉”都往那儿汇聚，这样便从创作源头上决定了作家的取材向度。而艺术创作的关键又在于细节与深度，对作家来说最容易写得深入的只能是自己。如此这般，作家也不会舍近求远舍熟就生。此外，嘲笑自我的社会效应也较好，上面不会怪罪，下面不会得罪，官不厌民不嫌，就像相声演员最好的开涮对象便是自我。

至于嘲笑尊者，对中国社会来说，则有重大忌讳，即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出现这种越格式嘲弄。东方社会注重礼制，等级分明，将调侃的目光向上瞟望，总有那么一点不自在。因此，中国古代作品中的嘲笑之矛几乎无一对准尊者。无论唐宋传奇、元明杂剧、四大名著等等，你都很难找出对尊者的攻击，除了历史上已有定评的权奸坏阉。在虚设的被嘲人物中，则总是“眼睛向下”，甚至还形成了某种“行当”的硬性规定。至于印度文学艺术中为何越格嘲笑婆罗门，倒是十分有趣的美学现象。

在各种艺术活动中，过于严肃总是一大忌讳，作家们在写作中总是不约而同地需要一些搞笑的幽默作料。于是，到自己最熟悉的矿脉下镐挖掘，也就成了作家们十分自然的“取材向度”。既然将镜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那么还能不搞出几声笑来？谁身上还能没有一点可资嘲笑的“不完善”之处？

其四，从审美背景上。孔孟以降，中国士人审美习俗便形成强大的厚古薄今之定式，以过去否定现实。“三代文武”，标榜至今。只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三代文武”。厚古薄今，从习惯上养成了中国学者拒绝接受新事物的审美传统——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

一九一○年，十七岁的顾颉刚报考江苏存古学校，试题出于《尧典》，顾颉刚在卷中痛驳郑玄的注，发榜不取，领卷出来，上批四字“斥郑说，谬”。仅此一件小事可看出中国社会习惯于向后看，尤其是社会发生剧烈转变的时刻，这种审美倾向就表现得尤其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呼啸文坛的“寻根派”，也是呼吁从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特质中找寻现代社会的“自我”，期望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实质为从乡村寻找文化根源，只能从遥远落后的原始文明那里，找到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根”。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一九八三），从思想倾向上，表现出追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文明，即表现出追慕落后的趋向，但从审美上却因这一“向后看”得到强烈的价值支撑，觅得自己的内涵，即以此否定城市现代文明。而知识分子又总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者，与“向后看”的审美定式形成巨大反差，嘲笑知识分子便成了一块滋味多多的“痒痒肉”。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审美观点均处于欲建未建的岔路口，新旧矛盾交聚汇集，以“旧”笑“今”也是一种必然。恰好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又是公认的新派人物，多有与众不同之处，被拎出来当当笑角似乎也十分正常。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隐蔽的美学丛结：只有旧式人物嘲笑新派人物而无新派人物嘲笑旧式人物。当社会處于急剧转型时期，新派人物嘲笑旧式人物总是“夏瑜”式的孤掌难鸣，不成气候缺乏呼应，而旧式人物嘲笑新派人物则是一呼百诺，激掌一片。如《药》中的新派人物夏瑜，甚至连嘲笑权都没有呢。等到新思想最终战胜旧思想，新派人物亦随之失去了“新”意，再回过头去嘲笑旧式人物，好像也没了多大意思。因此，审美上从来就是偏旧不偏新，似乎天生只有“九斤老太”嘲笑“七斤”的社会土壤，没有“七斤”胜利后鄙夷“九斤老太”的周边氛围。鲁迅的《药》中，最好笑的人物还是那个“疯子”夏瑜。

习惯成自然，既然知识分子这一头总是自我嘲笑，并不断提供这样的嘲笑范本，那么另一头自然而然也就养成俗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然的嘲笑期待，即所谓时髦的“卖点”。再加上知识分子严格的自检自省，也能获得相当的道德崇高，为作品带来某种“浩然之气”，如此这般，数股力量综合起来，就拧成了所谓的美学丛结。

5.从《圣经》解读文学中的孩童形象 篇五

关键词：圣经；孩童形象；罪恶；苦难；纯真

《圣经》这本被基督徒称之为上帝之言的宗教教义从其中对孩童内容的涉及，可以将其视作是上帝对人类童年的评判与启示。孩童在上帝眼中是纯洁的基督化身，无论他们表现出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与自私，还是孩童所特有的純真与博爱，上帝都以孩童作为天堂中最美的象征。基督传递给人类在迈入天堂所经历的罪恶—受罚—赎罪之历练这一训诫，从《圣经》中人类的童年就已经开始昭示。儿童作为生命体，有着独特的性格和特点，文学作品中孩童的形象也千差万别。但依据《圣经》基督教角度来划分，我们可以把这些类型与众多文学作品中孩童形象结合进行分析，不能说哪种形象是绝对的好或不好，因为上帝的爱不用好与不好来衡量。

1 罪恶的孩童

上帝认为，每个人从出生就带有罪恶，罪恶必将受到惩罚。耶稣基督愿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类的罪恶，唤醒世间所有罪恶的灵魂，当然包括孩童。在圣经中，孩子的罪恶已经向我们昭示人类从幼年就已经滋生了邪恶的火种，那种嫉妒、自私、贪婪并非环境熏染或基因遗传，而是人类从原罪开始就无法摆脱的磨砺，在罪孽中沉沦，在忏悔后永生。《圣经》中该隐因上帝偏爱亚伯供奉的牛羊而嫉妒，后杀死弟弟亚伯。农业种植和牲畜放牧也许在兄弟俩当时分配时只是出于个人喜好，上帝喜好牲畜也并不代表该隐的农作物不好。但作为万物之主的上帝的喜怒却在无形中左右了该隐表现立功的欲望，天真的亚伯可能还不知道因何而起就被哥哥嫉妒的怒火葬送了性命，兄弟本是同根，亲情的关爱还未曾感受却已滋生争宠夺爱。约瑟因是雅各的幼子而被雅各格外喜爱，其兄长们并未因其年幼而多加爱护，相反嫉妒他被父亲宠爱有加而合伙将他卖往埃及，致使年幼的雅各沦落异乡。是嫉妒让孩子年幼的心灵萌生了作恶的罪孽，兄弟相残，手足反目，这些现代社会都会视作大逆不道的恶行却在上帝创造人类之初就有叙述。可见上帝对人类罪恶早已预知，亚当夏娃经不起毒蛇的诱惑偷食智慧树上的禁果而违抗上帝，人类的始祖因原罪被逐出纯真的伊甸园，从此人类世代逃不出罪恶的惩戒，就连年幼的孩童也会因罪恶一次次的冒犯上帝。贪婪的欲望，自私的冲动让孩子不惜触犯戒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儒家宣称的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完全被之否定。并非圣经对儿童持有偏见，在戈尔丁的《蝇王》中，孩童已完全被成年人的贪欲所吞噬。当孩子们在没有大人的世界里从文明走上野蛮时，他们的理性在没有束缚而变得扭曲，在欲望的引导下开始变形。他们在作恶中释放他们的原欲，在厮杀中满足嗜血的快乐，这些孩子已完全是上帝眼中的恶。就连童话世界里也不乏此类孩童，《灰姑娘》中继母的两个女儿虽然年纪不大，却已将成年人世界里的凶残、自私和冷漠掌握得得心应手，她们知道如何折磨可怜的妹妹，如何剥夺她应有的一切权利，在她们年轻而丑陋的脸上已显示出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神情。当她们得知王子寻找能穿上水晶鞋的女孩时，不惜用刀将自己肥大的双脚砍小，这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年纪不大却为尽享荣华而甘愿付出如此代价的决心是何等坚定。富裕奢华的生活也许是人人向往的，但童年还不是应该有如此宏伟志向的阶段。《雾都孤儿》中老犹太手下的那些孩子们，小小年纪已经个个身怀绝技，在熙攘的人群中，他们知道谁的口袋里有更多钱，谁的钱包更好得手，更会用他们的花言巧语骗取无辜流浪儿的信任从而让他们与自己同流合污。当奥利弗希望摆脱这种罪恶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模仿着大人的模样对他哄骗、恫吓以及殴打。这些孩子也许曾经和奥利弗一样善良，但罪恶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内心生根。他们喜欢混迹街头，偷偷抢抢，渴望能像老犹太一样操纵手下，法号施令，成人的阴险已经让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伦敦传》中，那些年幼的流浪儿在伦敦结成团伙，分工合作偷盗抢劫，有了钱，跑进酒馆喝个伶仃大醉，还未成年就开始蹉跎生命了。贫穷的小女孩虽然嗓音还很稚嫩但已经会卖弄风情的靠皮肉赚钱，她们也许有种种不得已的原因但罪恶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从身边抹去。

基督教认为人类幼年的恶行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丑恶，只有在罪恶中受到心灵的惩戒才会意识自身的恶。在上帝的博爱世界没有任何罪恶是不可饶恕的，只要抛弃罪恶，走进上帝，聆听上帝的教诲任何罪恶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原谅。人类在自私与贪欲中往往会迷失自我而失去信仰，在背离上帝的荒漠独自忍受内心的煎熬。该隐在嫉妒中失去理性，约瑟的兄长们在弟弟博大的胸怀中忍受良心的谴责，但上帝却从未因人类的背弃而关闭人类渴望通往天堂的大门。《圣经》中人类在物质与财富的诱惑下一次次的背叛上帝，但因目光短浅而不断遭受饥饿、疾病或流离失所。此时上帝却依旧张开宽宏的臂膀为人类抵挡灾难，孩童是上帝眼中的天使，因而作恶的孩童更不会被上帝抛弃。因此，该隐逃离家乡时上帝会在他的脸上留下标记以免因杀弟之罪被他人无法宽恕。约瑟的兄长们在上帝的指引下抛弃罪恶，用心忏悔，天堂还会向他们敞开。恶已经不能简单地去判断一个孩子的所有，我们固然痛恨那些失去理智，作恶多端的孩子们，但更不想因此而抛弃他们，上帝赋予每个改过自新的人同样的爱，我们也应该用爱宽容那些曾经不完美的孩子。无论我们是否信仰基督，爱都在我们内心。

2 苦难的孩童

《圣经》中，埃及法老为了遏制希伯来人的繁茂与强盛，奴役希伯来人而命令收生婆将所有的男孩丢到河中淹死，无辜的孩童还没来得及和这个世界相识就匆匆离开了。而摩西能在如此残忍的禁令下得以幸存，成长成带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的大英雄实属难得。同样，在马太福音中，希律王因得知刚出生的耶稣将来会威胁到他的王位而决定铲除自己权利的障碍。当耶稣父母得知这一切带领耶稣逃跑后，希律为了斩除后患不惜在伯利恒将全城两岁以内的男婴杀光。对权利的贪婪竟会让人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地上流淌的鲜血没有激起希律王对生命的惋惜，父母的哀号没有唤醒这些冷酷的权利者丝毫的良知。万能的上帝也许是在对耶稣的成长有意降至各种磨难，但无辜儿童的生命就这样一个个的陨落了。同样因权位受到威胁而残害婴孩的故事还有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因先知预言他的出生会威胁他父亲的王权故引来杀身之祸，老王不念及骨肉亲儿，命令手下将其处死。虽然俄狄浦斯侥幸存活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捉弄，应验了弑父娶母的预言，但在孩子心中被亲生父母抛弃甚至毒害的现实恐怕是一生也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被亲人折磨的痛苦恐怕远比贫穷带来的伤害更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老爷父亲因为树枝上有结疤而感到高兴，这样他可以把孩子揍的更结实些。于是他用这树枝结结实实的揍起自己七岁的亲生女儿，他越打越起劲，越抽越开心，可怜的孩子哭喊着求饶也无济于事，最后孩子也喊不出声了，只是喘着气喃喃着，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还有一对有教养的父母在自己五岁的女儿身上施加各种虐待的手段，几乎是挖空心思换着花样去做，他们没有任何原因，棍打，鞭抽，脚踹孩子，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因孩子上厕所打扰他们休息，就将孩子整宿的关进厕所不闻不问，根本不顾及当时已是天寒地冻的时节。责怪孩子自己不说大小便就将屎涂在孩子脸上，还逼她吃自己的屎。竟会有如此灭绝人性的父母，孩子无知的脸上充满对父母的祈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家庭的温暖，什么是温柔的母爱，童年的摧残只会让他们更惧怕亲情。也许只有上帝的爱可以温暖他们冰冷的心。

在《圣经》中，孩童苦难的另一种记述便是被屠杀，王权的争夺中，孩子柔弱的生命更容易成为权力和利益的牺牲品。《申命记》中，为了疆域，不同信仰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厮杀屠城，大地上到处流淌着孩子的鲜血。在王权的屠刀下，幼小的生命如同一片片树叶散落在地上，没有人记得他他们的名字，没有人想起他们的笑脸，甚至都不曾记得他们看过这个可怕的世界。《伊利亚纪》中，希腊人最后利用木马计攻下特洛伊城后，开始了残酷的屠城，包括儿童在内，特洛伊城因他们敬爱的王子帕里斯的个人情欲而消失在一片火海中。我想此刻不会有人再想赞美海伦的倾世美貌，也不会有人想去传唱帕里斯的为爱痴狂。儿童作为祭祀被屠杀迫害在圣经中也被提及，《圣经》中，上帝为试探亚伯拉罕是否忠于上帝而让他将儿子以撒作为祭祀先给上帝，虽然只是试探最后时刻让羊儿做了替死鬼，但以儿童生命作为贡品献祭并不少见。《约书亚记》中，耶利哥城信仰邪恶文化，在他们的信仰崇拜仪式中甚至将儿童烧死献祭，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其实很多史料记载多地为了农作物风收，减少自然灾害，不惜以孩童作为贡品经行祭献。有时儿童遭受屠杀的原因荒唐至极，《圣经·列王纪》中先知以利沙沿路而下，路上遇到一些小童因嘲笑他的秃头而对儿童实施诅咒，结果两只熊突然从树林窜出将其中42个儿童撕裂。也许嘲笑先知是件很不敬的事，但作为上帝仁爱的忠实随从的先知竟然度量如此之小，让人为死去的孩子痛心惋惜。对儿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叙述，如《罪与罚》中，一个四十多岁的疑心病患者，由于一个八岁儿童在他吃饭时对他进行嘲笑而将其残忍杀害。《死屋手记》中的卡津以宰杀儿童为快乐，起初是吓唬孩子，折磨他们，当幼小的孩子因恐怖而战栗时他变得异常兴奋，便怀着喜悦的心情慢慢地用刀把孩子杀死。《白痴》中的一个囚徒也仅仅为了逗乐而杀死了六个孩子。

贫困，是孩童经受苦难的又一个无奈因素，在贫民艺习所，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孩子们是如何忍受苦难的生活，当他们尚还幼小，命运就把他们抛向了人生的荒漠。《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在孤儿院里，瘦小的奥利弗受尽同伴、孤儿院管理者的排挤和欺压，到棺材店又受到老板娘和伙计的百般凌辱，只身来到伦敦后，更是掉入了老犹太为首的贼窝，受尽屈辱折磨。《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十一岁做学徒，在工厂里打杂，受尽虐待。这部被称作狄更斯自传的小说也许正映射出作者本人童年那悲惨的遭遇。贫困，让孩子过早的感受到生活的苦难，《穷人》中的高尔什科夫家总是静悄悄的，安静的有些反常，三个孩子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他们从来没有欢蹦乱跳，玩乐的时候。九岁的大儿子因无钱治病而夭折，才六岁的小女儿总是闷闷不乐，爱想心事。小男孩死的那天，一个破布娃娃躺在她身旁的地板上，她也不去玩，女房东给她一块糖她也不吃，只是“把一个小指头放在嘴唇上，站在那儿（靠棺材），一动也不动。”[1]在苦难的生活中，儿童比大人承受更多的艰辛。在文学的长廊里，这些孤苦伶仃，身世凄惨的孩子还很多，安徒生童话中国被冻死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雨果《悲惨世界》中遭受虐待的珂赛特，夏洛蒂·勃朗特刻画的小简爱等等。在《伦敦传》中，描述了那些因贫困早早来到工厂里的孩子们，他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漆黑的身体让人们几乎辨别不出他们的性别。在监狱一般的济贫院里从早干到晚，没有新鲜充足的事物，让他们总是比实际年龄显得矮小瘦弱。福利院为了克扣慈善机构分配给每位儿童的生活费而減少食物供给，让大批儿童因饥饿死去，据记载一所福利院，五百个儿童只有一位在饥饿中存活下来。这种为忍耐饥饿而锻炼的能力来达到适者生存的方式未免太讽刺了。还有那些为伦敦清洁烟囱的小男孩们，每天钻进满是烟灰的狭小烟道里，烧死或被烟呛死的比比皆是。不知道那些吃得满嘴流油，身材因营养过剩而臃肿不堪的资本家，工厂主，监工们每天在向上帝做祷告时是否敢直视上帝那无形的双眼。耶稣在为这些罪恶的人献出自己生命时，他们可曾有过一丝悔悟。

3 纯真的孩童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充满天真，快乐无邪的纯真孩童，他们用自身的童真向世人展现一个美好的世界。《箴言》中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2]在耶稣眼中，孩子的纯真让他们能够进入天堂。《马太福音》中有一则故事是耶稣的门徒问他天国谁最大？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有，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3]由此可见，孩子没有成年人的贪婪，虚伪，少了份做作，多了份天真。在上帝的眼中，只有充满童真的孩童是人间的天使，是污秽肮脏尘世里最洁净最美好的事物。例如，《马太福音》中有人带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3]世人渴望进入天国，不断向上帝忏悔，祷告，而在上帝眼中，孩子就是可以进天国的人。他们还不曾向上帝忏悔过，也未曾懂得祷告的含义却已经具备了进入天国的资格。那种纯洁是毫无修饰的自然之物，那种天真是上帝钟爱的珍贵品性。《哥林多前书》中，“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4]可见长大成人后丢掉的恰恰是孩童最宝贵的纯真。纯真的孩童就像山谷的清泉透彻清亮，就像太阳的光芒明媚灿烂。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虚伪的欺骗，狡猾的掩饰，名利的浮躁，只有圣洁的微笑。《创世纪》中的约瑟，尽管被兄长贩卖异乡为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却并未让仇恨在心中生根，依旧思念父母兄长，成年后在得知父亲和兄长遭受饥荒，主动尽力帮助，并与其相认。

儿童有一颗纯洁的心灵，他们未经世间尔虞我诈的熏染，未受世间污秽环境的侵洗，正是他们的纯洁和美好，才映衬出成人世界的肮脏和污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孩子同大人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仿佛是另一种生物，有着另一种天性，纯洁，可爱，没有罪孽。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口道出，孩子就是基督的形象。他们就像是“天堂射下来的光芒，又像是神对未来的启示。”[5]未来理想国中有的只是跟孩子一样很纯洁天真的人们。信仰上帝之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孩子是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活在世上，好像是对我们的一种指示，使我们感动，使我们的心变得纯净。”[6]所以“侮辱小孩的人是可悲的。”[6]这也就是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会以孩子作为战胜苦难，憧憬美好未来的希望。人们在批判社会黑暗也好，咒骂时态炎凉也罢，却总能在孩子身上寻找到珍贵的希望，同时，童心和纯真也是驱散黑暗的一剂良药。例如，《小杜丽》中内心如圣母的小杜丽，那个在监狱出生并长大的单薄女孩，虽然在意外的财富后进入上流社会，但依旧保持童年时的善良，勤劳，让纯真之心始终照耀在她的心田。《老古玩店》中那个美丽善良的小耐尔，在流浪的生活中却从不沾染其他乞丐的恶习，始终保持着精神和心灵的纯洁，她让人们看到黑暗中的一抹亮光。还有《艰难时世》中的西丝等等，这些生长在逆境中的孩子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圣洁，她们犹如耶稣基督在普照着肮脏的现世。尽管黑暗的生活让她们的童年变得不再五光十色，充满童趣，但她们纯洁的内心让每个走进她们生活的人们内心都充满了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他的诗句中就寄予儿童以纯真的形象特征，认为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有幸福的童年；他们远离喧嚣尘世，仅以自然为师为友；他们天性纯洁高贵，身上映照着上帝的光辉；诗人对他们极为爱慕，希望与他们长久为伴。众多作家对儿童的钟爱绝非偶然，正如《圣经》中人们对圣婴耶稣的朝拜，体现成年人对孩童的推崇和赞美。

4 上帝之爱照耀儿童

在生活中，每当我们提到儿童，大家更多的会联想到纯洁、可爱充满活力的小天使形象。涉事愈浅，性情愈真，纯洁的心灵上还没有世事尘埃的烙印，他们懵懂的心上还笼罩着一层爱的光晕。在《圣经》中上帝为我们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孩童形象，他们或罪恶，或苦难，或纯真，无论他们可爱与否，上帝都将孩子视作人类最美好的事物。我们从圣经中解读儿童，从文学作品中领略儿童，儿童形象的塑造让我们了解儿童，认识儿童并关注儿童。通过圣经和众多的文学作品，无论上帝还是文人作家，更多的是希望我们意识到儿童这个幼小的群体，将人间的温暖和博爱倾注他们的内心，让罪恶的儿童迷途知返，让苦难的儿童感受温暖，让纯真的儿童永留人间。

首先要关爱儿童。圣经作为基督教教义，处处流露出上帝对爱的诠释。《耶利米书》中，尤大人行上帝眼中的恶，他们在欣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邱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以儿童为祭。上帝耶和华说：“这样的事我从没吩咐过，心里连想也没想过。”[7]上帝希望子民都爱护儿童，出埃及记中，上帝警告他的子民，“如果你敢苦待（孤儿），他呼求我，我就一定听他的哀号。我必发怒”。[8]看看上帝给父母的指示，我们就知道他是多么关爱儿童，《希伯来书》中，只有配偶才能发生性关系，这样他们的儿女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长大，受到父母呵护。[9]儿童是人间的圣灵，他们幼小的心灵只有用爱和温暖才会茁壮成长，完整的家庭，和谐的亲情，高尚的品德陶冶才会让儿童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我们回头细数那些文学作品中的苦儿、弃儿、乞儿、罪儿，如果他们身边有爱的滋养，有父母，家人，朋友的关心，他们不会再罪恶中执迷不悟，不会在苦难中颠沛流离。世态的炎凉，人性的冷漠，让天真的孩子不再微笑。万能的上帝劝诫子民们像爱上帝一样爱他们的儿童，我们也希望今后的儿童都沐浴在爱的光芒。

其次要教育儿童。《圣经》中更强调父母应注重对儿童的教育指导，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10]儿女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上帝希望他们可以茁壮成长。上帝劝告父母要教导儿女，为孩子的一生确立正确的方向，就好像弓箭手聚精会神持箭瞄准目标一样。同时，上帝指示，“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只要照耶和华的意思管教他们。”[11]就是要父母纠正他们的思想，要把他们抚养成有爱的人。“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2]教育儿童不仅是上帝对父母的要求，更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卢梭的《爱弥儿》就是一部关于儿童教育的福音书。它以主张顺乎天性，让人的本性避免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发展。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就让淘气顽皮的小豆豆在小林校长带领的巴学园中健康，快乐地成长着，让读者看到教育的方式原来可以如此輕松，有效。当我们感慨孩童在成长过程中所有可贵的天真特质在被漫不经心地遗失和随意地处置时，巴学园的孩子们可能会让我们为没有被遗忘的童真而感动。

5 结语

正如《少年》中所说，儿童是“天堂射下来的光芒，是神对未来的启示”。[5]因此，在上帝的眼中，人的理性就是向孩童的回归。《白痴》中的梅斯金和那些可爱的孩子在一起而恢复了健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在儿童的欢笑中找到了纯真的理想。正是在孩子们的笑声中，人们仿佛瞥见了天堂里的一线光芒。如果说基督是人类的最高理性，那么这最高理性又蕴含在孩童身上。人向童年回归，也就是向基督的靠拢。《圣经》为我们启示了爱的真谛，更让我们在孩童中懂得爱的珍贵。

参考文献：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M].文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6.

[2] 圣经·箴言[M]. 20：11，6.

[3] 圣经·马太福音[M]. 18，19：13.

[4] 圣经·哥林多前书[M]. 13：11.

[5] 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M].文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47.

[6]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77.

[7] 圣经·耶利米书[M]. 7：31.

[8] 圣经·出埃及记[M]. 22：22-22：24.

[9] 圣经·希伯来书[M]. 13：4.

[10] 圣经·诗篇[M]. 127：3-127：4.

[11] 圣经·以弗所书[M]. 6：4.

[12] Peter Ackroyd. London_The Biography[M]. New York，Nan A. Talese，Doubleday，2000.

[13] 埃斯库罗斯，索福科勒斯，欧里庇德斯.古希腊悲剧经典[M].罗念生，译.作家出版社，1998.

[14] 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M].何文安，译.译林出版社，2010.

[15] 查尔斯·狄更斯 . 大卫·科波菲尔[M].许天虹，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16] 查尔斯·狄更斯.小杜丽[M].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7] 查尔斯·狄更斯.老古玩店[M].许君远，译.上海译文出版，1998.

[18] 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M].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9] 陈晓兰.城市意象[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0] 荷马.伊利亚特[M].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12.

[21] 戈尔丁.蝇王[M].龚志成，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22] 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M].赵玉皎，译.海南出版社，2012.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4]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耿济之，译.外文出版社，2013.

6.浅谈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篇六

关键词：传统戏剧文学 女性形象 个性鲜明 社会形态 人物塑造 类型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其中戏剧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品种，它带来了文体上的革命和俗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极富个性的女性人物形象，这在当时社会乃至对后世文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中女性形象所具有的众多美德，同时又具有其时代特点，诸如节义女性的大量出现，更多的下层妇女开始登上舞台，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以及女性世界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戏剧中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群体。

在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中，我们能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女性形象比较传神，刻画得很逼真，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形象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女性区别比较大。艺术来源于生活，且又高于生活。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一般不用布景，舞台上代表什么空间，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随意而定，自由变化。在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一支奇葩，她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状况，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结合传统戏剧中的女性形象为固定的主题，展现中国传统文学的魅力。但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因原始母系社会的影响，文学作品的女性通常都比较神化，女性就是生命、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基本上都要依附于男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生存状态也不容乐观。随着女性在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改变，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戏剧作品中相应地出现了大批封建制度下符合男权社会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中国戏剧在刻画女性形象时会结合各种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内容上更多地反映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更接地气。

一 女性的反抗精神形象：《窦娥冤》中的窦娥

在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中，女性往往是弱者，她们是痛苦与泪水的结合者，在戏剧的舞台上她们的命运是悲苦的，生命是灰暗的，她们一生的幸福往往只存在那么一瞬间，她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在“三从四德”等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她们所谓的幸福都受到世俗眼光的考量，言行举止都受到约束，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是，在关汉卿戏剧作品《窦娥冤》中的窦娥却是一个极具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

在关汉卿的戏剧作品《窦娥冤》中的窦娥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但是她的反抗精神却是不朽的，我们能在窦娥的身上看到强烈伦理道德的烙印，这是作者关汉卿在作品中刻意而为的，窦娥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为她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窦娥最后的牺牲，令人扼腕，也令人感叹，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却又是命运的使然，窦娥的悲剧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她最后的命运。在十分重视封建礼教的封建社会，女子的礼数礼教是她们生活必须遵循的法则，虽然窦娥只是关汉卿戏剧里的一个人物，但却折射出当时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还要被各种约定俗成的教条所束缚，女性要么在这种桎梏中忍气吞声，要么像窦娥这样为其殉葬。《窦娥冤》用窦娥的人生悲剧为我们展示出在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状况，窦娥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随着那六尺白雪般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心中，久久不能磨灭。

窦娥这个形象是千万古代悲惨女子的代表，也是这些女子的集中体现，关汉卿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字字珠玑，句句含血，形象深入人心，刻画的非常成功。反抗精神体现在她不畏惧压迫和黑暗，即使面对的是死亡她也没有低下高贵的头，她的冤情是那个黑暗的社会造成的，在命运的不公面前她选择了死亡。但是，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她的无畏精神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和呐喊是整出戏中最出彩的地方，也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如此的心情，如此的感慨，如此的伤心，窦娥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受伤者，她的句句聲嘶是在呼唤命运的不公，是在痛骂这个肮脏的封建官场，是在批评这个无情的世道。

二 女性的英雄形象：《花木兰》中的花木兰

金戈铁马，马革裹尸，是无数英雄最后的归宿，但是他们的英雄精神却能永垂青史，在那个时代能永垂青史的英雄都是男子，在戏剧舞台上的英雄似乎也只有男子，但是，花木兰，一个女子用她柔弱的双肩为自己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花木兰巾帼英雄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史上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在没有“代父从军”故事发生之前，花木兰无疑是个劳动姑娘，是经常承欢膝下的好女儿，她也许会和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在村子里默默继续自己的生活。但那一道圣旨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也为后世留下了永远的谈资。中国古代女子，基本上都像织女般只知织布持家，但花木兰摒弃了这样的生活，虽然是出于无奈以及无法违背的命运，但她却选择跨出了那一步，她的人生就此瞬间改变。在戏剧《花木兰》中，花木兰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也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这一形象完全颠覆了读者对女性的认识，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谁说女子不如男？只要给予同样的天地，女子同样能迸发出顶天立地的豪气。

花木兰的经典形象和她身上不屈于命运的无畏精神非常打动人心，“代父从军”是没有办法，也是一步险棋，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在男人世界的军队里，要不被识破身份，简直是不可能。戏剧《花木兰》中没有告诉我们木兰是怎么度过这些难关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女子从军，前无古人，不仅是花木兰的个人冒险，也是一种是英雄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男人身上具有的各种优秀精神，在一个女子身上完美地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反差，也是一个奇迹，更加深刻地刻画出木兰的形象。塞外的猎猎寒风坚定了木兰的雄心；身边的士兵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让她明白战争的残酷；来自千里之外的皇恩浩荡，让她明白报效国家的责任。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战争也结束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是最好的结局，脱下那身战衣，木兰还是原来的那个木兰。花木兰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面对死亡时她笑然面对，在面对富贵荣华时她选择了卸甲归田，她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平凡中伟大的英雄。

在古代社会，花木兰这个人物形象显然是特殊的，也是罕见的。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在《花木兰》前，大多数的戏剧中，女生的形象都没有得到肯定和赞美的态度。花木兰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然后成为了一位巾帼英雄，她在很大程度上能跟以往的男性相提并论，她做的事情也超过了男性，这也是这个人物的一个特色。这个人物的设置，反映出即使在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男女平等这样的愿望，在男权社会时代，女性不能仅仅作为一个附属物存在，女性也是人，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在花木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男女平等”这样的愿景存在。

三 女性悲情的形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一部《红楼梦》，一位绝代才女，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林黛玉，她是一个泪水的结晶者，在中国古代戏剧的舞台上，林黛玉已经成为了一个永远不能超越的高峰。人们感叹她的身世，感叹她的才华，感叹她的爱情。林黛玉是羸弱的，一直生着病，却有一种病态的美。瘦弱的女子总会让人爱怜，更何况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奇女子。她拥有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秉性和性格，傲然独立。林黛玉，是一支傲立枝头的寒梅，在一片冰雪的世界中独自坚守心中的纯洁。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木石前盟”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但最终却没能走到一起，又令多少人感到惋惜。这样的结局更加显得林黛玉的独一无二。诚然，林黛玉性格中的叛逆，与当时社会显然是不相符的，在这一点上，她与贾宝玉是相通的。正是因为林黛玉能理解贾宝玉，贾宝玉才会从心底喜欢她。但她生活的时代容不得她这种性格，纵使满腹才华，没有人理解又有什么用。在她的时代里，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惘然。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一直都牵动着读者的心，林黛玉的悲惨结局，是她这个人物形象的不完美，但却加深了这个形象的深度。曾几何时，林妹妹也是天真烂漫，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她与宝玉的爱情也是纯洁无暇，令人羡慕的。但世俗的观念让这段爱恋蒙上了灰尘，也让这段爱恋充满了崎岖。他们的爱情只属于他们两个人，上升到整个大观园和偌大的賈府中时就变了味。所有的爱情都需要婚姻来维持，当爱恋没有了，林黛玉的生活也就缺乏了生气，生活中除了绝望还是绝望。林黛玉的死，事实上也是对封建社会的反叛，曹雪芹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来展现对封建礼教的控诉。黛玉之死，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一颗闪耀的星星，她的美丽，她的才华，她的一切，就像是一朵圣洁的莲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四 女性坚贞不屈的形象：《桃花扇》中的李香君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女性形象外，“佳人”的形象也是非常多的，但大多数的佳人都只是美在外表，没有自己的灵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却是个例外，她用自己的艺术魅力和崭新风貌获取了大众的喜欢，征服了剧坛，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中的典型人物，非常具有代表性。

李香君出生在青楼，但却有青楼女子不具有的贞节，她就像是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她又像是一朵梅花，征服寒冬而不折腰。李香君很清楚的知道她所需要的幸福，她向往纯洁的幸福生活，她知道自己的未来走向何方。她坚贞不屈、她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中的代表。她与侯方域的爱情不是那种简单的郎才女貌的范式，她还将自己的爱情建立在以国家兴亡为内容的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她有崇高的政治思想。李香君与进步人士张天如和夏彝仲等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她受“清流”的思想非常明显。这些都使李香君的爱情与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女性爱情不一样，带有浓郁的革命色彩。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搭上了政治色彩，参合了国家兴亡之事。《桃花扇》中的儿女情长不仅表现在李侯之间，还表现在李香君对东林复社文人的爱慕之情，她将自己献给了东林复社，她也是东林复社的一份子。

李香君的东林气节其实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国家危难之时，中国女子的优良品德是可以转化为民族正义感的，中国女子的力量是无限的。明末清初时代，国家摇摇欲坠，人们哪有时间和精力来感知自己的美妙爱情故事，李香君也不例外。只有在国家安定，民生淳朴，人们生活稳定的时候人们才会渴望自由浪漫的爱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桃铧扇》中的李香君的思想觉悟比较高，她以大局为主，体现了风尘女子也可以具有很高尚的特征。

五 结语

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女性形象自我意识觉醒的历程充满着艰难与不屈，从《窦娥冤》中的窦娥，到《花木兰》中的花木兰，再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到《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均可看到她们的个性，她们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摆脱她们所处时代和背景所做的努力。她们的拼搏过程是如此的艰辛，如此的感动，当然也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从戏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艺术气脉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并把握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人物是戏剧作品中永恒的灵魂，作品常常运用浪漫主义和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来更好的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

参考文献：

[1] 马宏基：《论〈雷雨〉对中国戏剧传统的突破与超越》，《东岳论丛》，2007年第28期。

[2] 周莹：《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叙事性研究述评》，《文摘周报》，2008年第5期。

[3] 薛勤：《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叙事理论指南》，《重庆师专学报》，2009年第6期。

[4] 戴炜栋：《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戏剧文学体系》，《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

7.“斗地主”中的管理思想 篇七

首先，没有永远的朋友，总是利益当先

“斗地主”中，刚才还是需要默契配合的合作伙伴，可能下次就变成了你需要狠斗、巧斗的“地主”，而刚才被你打败或把你打败的“敌人”，这轮你可能就要调整思维、心态，要和他好好配合，去共同争取胜利。没有谁永远是谁的朋友，也没有谁永远是谁的敌人，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想尽办法，利用资源，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如同面临金融风暴的企业一样，昨天还是竞争的同行，现在可能就要放下成见，坦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来经济的掳掠。毕竟内部的竞争是其次，首要的肯定是共同民族产业的利益。

同样一个企业，一定是把追求最大利润放在首位，作为企业的供应链条和销售链条，保障品质、保障成本控制，没有谁和谁就是一定是长存的，谁影响企业对利益的追求，谁就要被打下去，但每个阶段的“地主”也不一样，比如说采购单价压低了，也许品质成本加大了；研发成本降低了，也许销售也受影响了；库存成本下降了，生产周期反而延长了。

其次，结构优化是取胜的关键

朋友中“斗地主”就有经典案例，手中抓了大小王、四个2，可是还是被打败。究其原因，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其除了这六个牌够威猛，其他的牌却很乱，没顺、断链，无法形成配合和照应。而对手的牌中，除了开始制约其小对的双A，其余的就是两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牌局已经结束了。

企业管理何尝不是？很多人可能喜欢请些所谓的专家、高手来管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监，架子很大，派头很足，分量很重，可是内部管理思想不统一，流程不畅，企业指令到下面断链，互相扯皮，效率低下，那些大头也只能看着别人超越自己的企业，将自己打败。相反，如果能做到流程简洁、清晰、顺畅，人员结构合理，该做事的时候，一蹴而就，一气呵成，那企业获胜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

再次，中层力量的强弱往往决定最后牌局的结果

很多人觉得高层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因素，我倒反而觉得中间力量的强弱往往决定着企业的成败。

企业管理中，中间力量是承上启下的，任何一种管理理念、一个制度、一条管理信息，都需要中间力量去贯彻、去落实，当中间力量成为中坚力量时，该管的有人管，而且能管得起，并且能带领一帮下属冲锋陷阵，去实现分内的职责，企业的目标才能有实现的希望。一手牌，要有2、A，这些就可谓中坚，而且它们能和其他的余牌形成有效搭配，在2和A的协调下，发挥克敌制胜的功效。如果手中的牌缺乏中坚，都是些小而乱的，无人有能力合理安排、调配，失败也就无疑了。

再其次，行牌时需要勇气、果断、坚忍

所谓舍得，有舍才有得，好牌时，不能得意洋洋、忘乎所以，差牌时也不要气馁、自暴自弃。该出手时要果断坚决，该坚忍时，绝不意气用事，不顾后果。

曾见过一副牌局，“地主”手抓两个炸弹，得意洋洋，并未明辨对手也有一炸的可能，行牌不辨轻重缓急，见人牌顺出来，意气用事，早早放炸，以为别人束手就擒，没想最后意外遭人反炸一个，惨遭三炸，一败涂地。

企业管理、做人又有何不同？形势好时，要积极为将来的未知做好打算和准备，暂不如意时，则需要明智地坚忍。面对市场的变幻，一定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敏锐的胆识、过人的勇气，机会来了，一抓到手，绝不放过。需要忍耐时，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判断、分析和等待机会的来临，切不可呈莽夫之勇，将大好局面付之一炬。

最后，做人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小王后面有大王

小王始终是小王，不是大王，一锤定音的能耐取决于大王。如果做人不能摆正自己的角色，当了小王就忘乎所以，以为可以任意决定别人的生死，决定牌局的胜负，甚至把小王当大王用，当大王不存在，那就危在旦夕了。

企业中的副手，或者部门管理中的副手，尤其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决策是正手出的，出了成绩他是首要的功臣，有了问题，他自然也会因此而承担其必要的责任。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随意更改方案的执行，随意添加自己个人以为了不起的见解。这既是管理中必要的职责明确、划分与确定，也更是做人的一个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