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

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精选9篇）

1.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一

读《论语》，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1.有教无类，办立私学。———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第十三章）

在周朝，只有贵族弟子才有受到教育的权利，然而孔子从三十岁就开始办私立学校，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招收一切愿意来学习的人来学习，打破了教育被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者，吾未尝无悔焉。”（《述而》第七章）；子欲巨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第十四章）。孔子指出凡是能送上微薄见面礼得人，他都收他做弟子，这是孔子“有教无类”原则的具体表现；孔子认为，教育不应该分对象，不管你是官宦子弟或是普通老百姓，不管你或贫穷或富裕，不管是南方人，北方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男人或是女人；也不管你比较聪明，亦或者头脑比较迟钝等等都是有权受到教育的。孔子坚信即使是文化落后的确的人也可以接受教育，并且坚信办私立学校的教育能使很多人受益。

2.有关教育方法：

2.1启发式教育，并掌握时机。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十八章）。孔子阐述了自己启发式教育的教学方法和原则。他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积极主动为主，对学生进行启发要掌握好时机，不到必要的时机不要进行启发。

2.2师生要相亲相敬：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为女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先进》第二十三章）。孔子在匡地被围困，颜渊落在了后面。当孔子找到颜渊后高兴的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渊笑着说：“老师还在，我怎么敢死啊。”这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师生就应做到相亲相敬。

2.3思无邪，注重教材的思想性。

子曰：“《诗》三百，舍以敬之，曰思无邪。”(《为政》第二章)。古代文献都藏于官府，书写工具简陋一般人读书非常困难，相传孔子曾对古代典籍整理册订，编写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课本，即后世所谓的“六经”。此说不足以全信，但是确有改变过《诗》《书》《春秋》，即文学、政事、历史三种适合当时那个时代的书。他重视编写合适时代的教材的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2.4因材施教。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者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第二十一章）。孔子认为不同的人应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因为不同的人接受知识的能力不一，性格也不一，对待同一件事的看法也不一样，所以因材施教是必要的。

3.有关学习方法：

3.1要以学习为一种乐趣。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章）。孔子倡导学习之后就要经常去练习使用它，并把它作为一种乐趣。

3.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第二章）。孔子认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病的的源泉，同时这句话也体现了孔子谦虚的品质。

3.3在学习上，要注意温习。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第十一章）。孔子指出，如果一个人复习已学过的知识时而能有新的知识，并且随着知识和经验的增加，理解能力的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提高了。

3.4要学思并重。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第十五章）。这里孔子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学习应带上自己的思考，这样学习才能进步。同时也指出光思考也是不行的，有些问题并不是自己的思考就可以解决的，要通过学习他人的知识与经验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3.5要学会不耻下问。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第十五章）。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第十七章）。孔子要求学生在学习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虚心请教，不要不懂装懂。

3.6学习要学以致用。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第九章）。孔子非常注重学以致用的原则，并且也看出他的教学内容有很强的实用性。

3.7品德修养要与知识技能的学习相并重。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十六章）。孔子指出；要学好修身治国的学问必先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信和仁。当然做其他学问也是这样的。

3.8知识比生命更重要。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十八章）。孔子把修身治国的学说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也希望他的学生能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修身治国的学说。当然这种精神也适用于对一切知识和道德的追求。

二、评孔子的教育思想

1.贡献

孔子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发生过长远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在我国教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方针、教学原则、教授方法以及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等，依然基本上以孔子为楷模。就算是在当代也是对我们的教育影响甚大的。

孔子从古代文献、社会实践、为人忠诚、忠言可信四个方面教诲学生，我们可以把他看成孔老夫子的教学总纲。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教学总纲进行实质性的归纳，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知识教育（文）、道德教育（忠、信）合作社会实践（行）。在孔子教育总纲

①中，他把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放在一起，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有的同学，不知道该怎么人生抉择。就业、考研，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我强烈建议大家：向孔子学习，规划一下吧。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孔子颁发一个大奖：继承、发展和传播古代文化突出贡献奖。绝对名副其实，我们读读《论语》，就会感悟到，在教育界，这个老孔不简单，他的教育思想，渗透到了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教育体系完整、独立，光芒万丈、千古不朽，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②

2.弊端与不足

①

② 洪志漠.论语现代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1朱保安.读《论语》 谈教育——孔子教育思想解读[J/OL].3 [20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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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有弊端的，他的前提是要求学生相信教师的提示、书本的内容都是绝对正确的。也就是要求学生完全按照教师的思路去读书去思索。同时，这种方法又显然只适于孔子所谓的“学而知之”的高材生。他们理解能力较强善于适蹑孔子的思路，因而可以举一反三不用重教，至于那些基础较差的，仍旧只能尝着强制灌输的苦头。因此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发只能说是范围有限的改进。①

忽视科学这点是中外不少人对孔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和积累。在天文学方面，如李约瑟先生所讲：“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在数学方面，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当然这没有《九章算术》中的内容那样高深。但只要有这些概念和最粗浅的运算技巧，在当时世界上也明显居领先地位。另据考证在物理及机械工艺在当时也是有较大发展的。但在《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等自然科学方面，均无丝毫反映。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

3.我为孔子鸣不平

有人说；“孔子对人说话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等级分明的。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能言善辩，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温良谦恭，孔子在国君面前就更谦卑了。如果国君在场，孔子总是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谨慎小心。进入朝廷之门，总是弓腰曲背，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的样子。在国君面前，说话总象中气不足的样子。”

我想他们是没有认识孔子，没有真正了解孔子思想的。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我们都知道孔子思想主要以“礼”为核心，他一再强调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礼教，只不过在有些人人看来那是在或鄙视、或谄媚的对人罢了。同时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另一种体现。

三、我读《论语》中教育思想的感悟和收获

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论语》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

可以说自从我开始读《论语》，认识孔子开始，孔子以及《论语》就深深的影响着我，孔子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让我受益匪浅，在学习上我时刻注意着预习与复习，做到温故而知新。老师上课时会真正听讲，努力抓住老师讲的重点、核心，也会不耻下问，也懂得学以致用，学思并重。我知道孔子的教育思想还有很多我没能好好领悟的，孔子说要以学习为乐趣，但是也有些科目我就是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孔子还说要把学知识、做学问要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只要有很小的外部因素的干扰就会影响到我的学习。

通过这一学期对孔子的深刻学习再加上写这篇论文查阅的相关资料，使我对《论语》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想我以后会更多的去钻研《论语》，钻研孔子，钻研孔子的教育思想，更会改变自己不足的学习方法，努力对所学的相关课程投以最大的兴趣与精力，以学习为乐趣，认真、努力地学习。争取在进本科四年得到最大的收获。

①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7

2.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二

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就不得不从德育开始, 道德教育简称德育。道德教育, 是生活在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 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 对受教育者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 是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儒家的德育思想成果, 是我国优秀德育成果的主体部分, 不仅有它的历史价值, 也有它的现实价值。《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 要从儒家德育思想中提取养分, 就必须从研究《论语》开始。《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言行的儒学著作, 体现了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思想。其中德育思想占有重要地位。

1 孔子德育思想的目标

1.1 统治者能够为政以德

孔子所提出的德育思想, 不仅是教化弟子和人民的, 也是教育统治者的。他所生活的春秋时期, 正处于西周王朝衰落,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各国国君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力量, 经常使用战争手段, 讨伐纷争不断, 使各国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失, 人民生产生活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孔子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认识到“霸道”在当时是很不聪明的治国办法, 只有实行了“王道”, 才能从根本上驾驭人心, 所以要“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 用德来治理国家, 百姓才能够心悦诚服。孔子说过:“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在这里, 他说明了用单独的政令和刑罚来约束人民的局限性, 就是即使百姓避免了犯罪, 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 有可能导致新的犯罪。而如果再用德政和礼教来教化人民, 人民就会产生羞耻之心, 这样不仅稳定了社会, 而且还教化了人民。有人问孔子, 怎样才能使民众服从治理, 孔子答曰:“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 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在这里, 他告诉了统治者实行德政的具体办法, 就是要提拔举用正直有道德的人, 将其安置到奸邪小人上面, 这样的为政之道, 才能让人民信服。

1.2 社会能够和谐有道, 人民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孔子曾经对当时人们道德水平的低下, 表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 他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如“君子笃于亲, 则民举于仁;故旧不遗, 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 君子做到了以上要求, 就会让人人互相关爱, 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变好, 人们的道德素质就会提高。孔子在许多场合提出“邦有道”和“邦无道”两个概念, 表达了他对国家和谐有道的向往和对国家混乱无道的憎恨。“邦有道”, 也就是孔子所称赞的尧、舜、禹所治理的天下, 那是“天下治”的情况, 就会出现“河出洛书, 风鸟至焉”的景象。但当时的春秋时代, 远远没有达到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的状态, 社会秩序混乱。对此, 孔子说过“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礼”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治国使民办法, 要用“礼”这样的行为规范来维护奴隶制等级秩序, 才能达到天下归仁的目标。

2 孔子德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德育内容, 是德育主体为达到德育目标, 对德育客体所题出的关于修身要求, 社会规范, 行为准则的总概括。孔子为了实现“道之以德”, 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 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创造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 通过用这些具体条目的教育, 来达到他的德育目的。从而为古代道德教育内容的确立, 奠定了理论基础,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 “仁”的思想, 是具有统帅作用的道德条目。关于仁的含义, 孔子有多种说法, 而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爱人”二字, 也就是要团结友爱, 奉献爱心。孔子提出了一个具备仁德的人所应做的事情, 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孔子还说指出要做到以下五点, 才能算做“仁”, 那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这几点互相补充, 缺一不可, 做到之后才能做到“仁”。他曾说过:“朝闻道, 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孔子所说的“道”, 也就是“仁”道, 这是孔子所渴求的最高理想, 可见“仁”的重要性。其次, “义”与“礼”都是仅次于“仁”的道德条目。子曰:“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这里告诉我们, “义”是君子应具备的内在素质, 而通过“礼”去施行它。所以, 做到了“礼”, 也就体现了“义”。各个方面都不许越出“礼”的规范。这里所说的“礼”就是“周礼”, 也是西周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最后, “信”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德条目。人无信不立, 子曰:“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輗是古代大车车辕前端与车衡相衔接的部分, 軏是古代车辕与横木相连接的销钉, 孔子通过用这个直观的比喻, 借以说明了诚信在人们为人处世中的重要作用。以上德目, 不难看出都有着“利他”的本质, 所以,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作为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些道德内容相互作用, 缺一不可, 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孔子德育的经验方法

3.1 榜样的激励作用

3.1.1 君子是意象中的道德榜样

孔子所设计的道德榜样, 以“君子”人格最为典型, 他号召人们都能够做君子这样的人。“君子”的基本含义, 是泛指能“以德立身”之人, 他对君子应当具备的素质进行了种种界定, 以引导人们以此去履行。孔子指出, 君子必须做到“仁以为己任, ” (《论语·泰伯》) “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等等, 表明以践行仁德为己任, 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君子。君子还必须进行“仁”“义”“礼”“智”“信”等各方面的优秀品德修养, 孔子指出:“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 (《论语·雍也》) 以上这些论述, 说明君子要以“义”作为自己的内在素质修养自己, 要按照“礼”去约束自己, 还要按照“信”去成就自己, 以“博学”来丰富自己。综合素质的修养, 是君子所必须做到的。

3.1.2 历史中存在过的道德榜样

在历史中有很多值得人们尊敬并学习的榜样, 孔子一直在积极利用这些精神资源来教育弟子, 并加以引导, 让学生们学习。例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 赞美了周公和尧的才能, 还有舜、禹等人的赞颂, 说明他们都是优秀的道德榜样。这些人的仁德, 不仅在修养上表现, 也体现在他们所做过的事情上面, 向这些人学习, 也就是学习高尚的思想道德, 所以他们的榜样力量不容忽视。

3.2 环境的影响作用

首先, 居住环境十分重要, 能够影响到人们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过,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 焉得知?” (《论语·里仁》) 最好能够居住在有仁道的地方, 这样有利于人们道德的提高, 经过环境的熏陶才能达到理想中的道德状况。“不仁者, 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 (《论语·里仁》) 说明贫困的境地或安乐的境地都会深深地影响到人, 所以, 人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 必须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作大背景。其次, 人际环境也不可忽视。孔子曰:“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损矣。” (《论语·季氏》) 在人际交往上面, 要多交往正直、宽容、博学多才的人, 这样的朋友对我们自己的修养有很大的帮助, 否则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3.3 案例教学的启发作用

孔子在教育活动中, 往往运用案例来阐发事理, 启发学生的思维。我们称之为案例教学。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无喜色;三已之, 无愠色。旧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 陈子文有马十乘, 弃而违之, 至于他邦, 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 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论语·公冶长》) 这里子张和孔子通过探讨令尹子文和崔子的案例, 得到了关于仁的结论, 他们两个的做法只能体现“忠”和“清”, 而未达到“仁”的境界, 这样, 弟子对于“仁”, 清”, “忠”三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 都会有直观清晰的认可, 从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学生, 这就是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以上从德育思想的目标, 内容和经验上, 介绍了孔子的德育思想, 为今天更好地进行道德教育, 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也应当认识到, 儒家的德育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难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 其中有不少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了糟粕, 甚至成为了我们发展的思想阻碍, 所以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教育思想, 我们应当不断发掘和探索有益的资源, 也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继承, 不能全盘接受。强调对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利用, 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今天的道德教育服务, 克服其历史局限性, 发扬其历史继承性。

参考文献

[1]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5.

[2]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58.

[3]张耀灿, 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17.

3.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三

摘 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褒有贬，学界也多有争论。从《论语》中涉及到的文本本身来看：一方面，孔子对管仲的否定“器小、不俭、不知礼”是很直接的、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孔子对管仲的肯定主要在于其有目共睹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这种贬中有褒的评价，反映的正是孔子对管仲的矛盾心态。从文本来看，孔子并没有赋予管仲以“仁”的评价；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孔子也不会称越礼的管仲为“仁者”。

关键词：孔子；管仲；《论语》；矛盾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89-02

春秋五霸之首是齐桓公，而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仲。对于管仲，史学界有很多评价，我们要关注的是与他同生活在春秋时期、但是晚他172年出生的、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怎样评价管仲的。

在《论语》中，其中有两篇涉及到评价管仲，总共有4段语料。

第三篇《八佾》中有一段史料，孔子直接否定管仲，直言“管仲之器小哉！”还有对弟子提问“管仲俭乎？”“管仲知礼乎？”的反问式回答，“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认为管仲不俭，且不知礼，可谓直截了当，毫不含糊。

第十四篇《宪问》中有3段史料，都是对弟子提问的回答，提问分别为（1）或问管仲。（2）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3）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对提问的回答，全是肯定管仲的。（1）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2）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3）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先否定管仲，认为管仲不懂“礼“，而后又肯定了管仲的“仁”，而在以孔子为代表所创建的儒家思想中，“仁”和“礼”是统一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注重人内心的思想道德层面，而“礼”侧重于人外在的行为规范层面，只有做到“礼”，才能达到“仁”。反之，不仁的人是无法克己复礼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既然仁和礼是统一的，管仲既不知礼，又何言仁？伟大的孔子对管仲做出“不知礼而仁”这样的评价，确实有些让人费解。

《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这种评价，确是前后矛盾的，有很多学者对此作了解释。目前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商松石指出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总的倾向是肯定的，但是他同时也辩证地评说了管仲，指出管仲“小器、不俭、非礼”，但是这些个缺点是“瑕不掩瑜”，无伤大雅。闫春新、于孔宝认为孔子是站在价值判断和事实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评说管仲的，所以就有了不同的结论。沈素珍认为孔子虽然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管仲的缺点，但是充分肯定了管仲具有“仁德”，而且沈还指出正因为伟大的孔子具备宽严相济的政治眼光，才给予了管仲这样辩证的评价。冯浩菲指出孔子对管子的评价从理论和事实上都能解释得通。王世巍站在《论语》自身的文本的角度，从孔子对管仲评说的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出发，认为孔子回答子贡、子路提出的问题——管仲是否为仁，答案侧重教育弟子，教育原则是他一贯倡导的“因材施教”，而至于管仲是否为仁，孔子回答的实际重心并不在这里。

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着问题。从《论语》中涉及到的文本本身来看，一方面，孔子对管仲的否定性评价“器小、不俭、不知礼”是很直接的、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孔子对管仲的肯定主要在于他有目共睹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这种贬中有褒的评价，反映的正是孔子对管仲的评说确实是体现出一种矛盾、纠结的态度。

一、孔子对管仲的否定

孔子对管仲直言不讳的否定性评价，主要表现在“器小”“不俭”与“不知礼”这3个方面。

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开篇直言管仲器小。其它几处的评价都是回答弟子的提问，而这句是孔子独立的一个陈述，因此可以把这句看作是孔子思想观点的直接表达，这是研究孔子评价管仲的直接材料。对于“器小”，我们倾向于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当中所言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而不是三国时何晏在其《论语注疏》中提出的“言其器量小也”。它所表达的是孔子的一种慨叹，即管仲虽功绩显赫，但在道德上终究没能达到孔子理想中贤臣的标准。

关于“礼”，孔子认为其作用重大，“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所以他最不能容忍僭越礼义的行为，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孔子认为这是季桓子不可容忍的一宗大罪。周礼是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各阶层秩序的根本行为准则，孔子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所谓“非礼勿视、勿听、勿动”，任何人不许有谮越的行为，因此孔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管仲非礼行为的愤恨情绪，“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从回答的方式来看，表现出孔子很不赞成管仲，非常不满他这种极度的越礼行为，反映出孔子小视、贬斥管仲的真实心态。

孔子对管仲的批评折射出了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对立。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其实就是对周礼的破坏，这同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表现出来绝对的对立。

二、孔子对管仲的肯定

后3段史料皆来自《宪问》，确实是颂扬管仲功业的，但是是否达到了“仁”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如其仁！如其仁”上，有3种观点：肯定性的理解为“这就是他的仁德”；半肯定派理解为管仲有仁者的功劳，但没被孔子称许为仁人；否定派则理解为孔子未曾以仁论管仲，即只论其事功，不论其仁否。正是因为有这样不同的理解，也证明了孔子思想的矛盾性。

这3条确是孔子对管仲的褒扬。这种褒扬表明两人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孔子曾经说过“齐一变，至于鲁”，表明他对“齐”的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用和平的方式九合诸侯，解决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争端，使人民免遭战争的苦痛，而且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打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这样做使百姓免遭外族的侵扰，这些都与孔子的思想相合，所以孔子对管仲的有目共睹的功绩没有视而不见，而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孔子确认为不守礼、越礼而行的管仲可谓“仁”矣，那就意味着在孔子那里礼与仁原本就是分裂的，这样《论语》中的很多观点就被颠覆了，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事实是孔子对“仁”的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在《论语》中的体现如：“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日恭、宽、信、敏、惠。”（《阳货》）“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象“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样的人物，孔子才给以“殷有三仁”的头衔（《微子》）。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只承认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自己，也不敢称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在整部《论语》中，多次表现出孔子的复兴先王礼制的想法。他对所有破坏礼制的行为表现的都非常愤慨，都是毫不留情的严厉斥责，而且特别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弟子要坚决地恪守礼制。因此，对于僭越礼节的管仲，仅仅是在“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件政事上，他的做法可以够得上一个“人才”的标准，依照孔子在《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先王礼制的一贯的态度来看，孔子是不太可能称管仲为仁者的。夺了齐国大夫的封邑，其到死都没有怨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所表达的孔子的看法是，管仲确实很厉害、很不简单，不能说没有反语的色彩，可谓褒中带贬。这句当中的“人也”，可谓“见仁见智”，有人理解为“是个仁人”，也有人理解为“是个人物”。这种褒中带贬抑或是贬中有褒，反映的正是孔子对管仲的所作所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纠结的矛盾心态。至于“如其仁！”的“如”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好像”“或者”，而且还强调了一个“其”字，是所谓的“他的”特有的“仁”，不同于孔子的一般意义上的“仁”，表明孔子对管仲功绩赞同的同时对他的“仁”表示不太肯定“这好像就是他的仁，这好像就是他的仁！”“这或者就是他的仁！”带着疑问的一个评价，反映的正是孔子的矛盾的心理。王世巍指出，“如其仁”一语与管仲并无直接关联，究其本质而言，孔子的回答旨在教化、激励弟子。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且“如”也可以理解为“至于”，即孔子在肯定了他的功绩之后，重复慨叹“至于他的仁！至于他的仁！”，从他未质可否的话语当中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孔子对其“未仁”的惋惜与无奈。总之，从文本来看，孔子并没有赋予管仲以“仁”的评价；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孔子也不会称违礼之管仲为“仁者”。

孔子这种矛盾的心态也可能是评说的时期不同。人的认识，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年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西汉刘向《说苑·尊贤》曾记载：“齐桓公欲使管仲治国。管仲提出：‘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亲。于是桓公以为上卿，赐之齐国市租，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管仲说自己的当前状态是“贱”“贫”“疏”，不能“临贵”“使富”“制亲”，齐桓公一一满足了他，使管仲由“贱”“贫”“疏”转而变为“贵”“富”“亲”。对于管仲的这种做法，孔子评价为：“管仲的贤能，如果不得到这三方面的权利，就不能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这与他在《论语》中的“管仲如果懂礼，还有谁不懂礼呢”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总之，孔子一方面直接的、毋庸置疑地否定了管仲，另一方面确实颂扬了管仲的功绩，但是对他所谓“仁”的评价比较模糊，基于此我们倾向认为孔子对管仲评价是贬大于褒的。从思想发展这个角度来说，孔子思想的矛盾性乃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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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商松石.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管子学刊，1989，（4）.

〔2〕沈素珍.孔子评管仲新解[J].管子学刊，2010，（3）.

〔3〕王世巍.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管子学刊，2015，（1）.

〔4〕王世巍.学界对《论语》“如其仁”的误读[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5，（1）.

〔5〕闫春新.从《论语》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再探[J].管子学刊，2003，（1）.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于孔宝.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社会科学辑刊，1990，（4）.

4.论语中孔子的语录 篇四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摘孔子《论语》

朽木不可雕也。摘孔子《论语》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摘孔子《论语》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摘孔子《论语》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摘孔子《论语》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摘孔子《论语》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摘孔子《论语》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摘孔子《论语》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摘孔子《论语》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摘孔子《论语》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摘孔子《论语》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摘孔子《论语》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摘孔子《论语》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摘孔子《论语》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摘孔子《论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摘孔子《论语》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摘孔子《论语》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摘孔子《论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摘孔子《论语》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摘孔子《论语》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摘孔子《论语》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摘孔子《论语》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摘孔子《论语》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摘孔子《论语》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摘孔子《论语》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摘孔子《论语》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摘孔子《论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摘孔子《论语》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摘孔子《论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摘孔子《论语》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摘孔子《论语》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能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摘孔子《论语》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摘孔子《论语》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摘孔子《论语》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摘孔子《论语》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摘孔子《论语》

有杀身以成仁。摘孔子《论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摘孔子《论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摘孔子《论语》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摘孔子《论语》

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摘孔子《论语》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摘孔子《论语》

小不忍，则乱大谋。摘孔子《论语》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摘孔子《论语》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摘孔子《论语》

当仁，不让于师。摘孔子《论语》

有教无类。摘孔子《论语》

道不同，不相为谋。摘孔子《论语》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摘孔子《论语》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摘孔子《论语》

5.孔子论语孔子经典语录 篇五

语录指一个人说话记录，一般用于正式文体，通常为说明一段时间内某人所说句子和语言特征等。现指能引起共鸣、发人深省，有一定传播力名人之言、网民言论、社会事件所产生新词条。下面是孔子论语孔子经典语录，请参考！

孔子经典语录

1、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2、未知生，焉知死？

3、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4、敬鬼神而远之。

5、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6、德不孤，必有邻。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知其不可而为之。

9、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10、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1、温、良、恭、俭，让。

12、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息贫而患不安。

13、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

14、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15、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6、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

17、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8、道不同，不相为谋。

19、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21、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22、苛政猛于虎。

23、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24、大德必得其寿。

25、无为而治。

26、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7、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8、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29、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30、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31、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32、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33、因材施教。

34、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35、过则勿惮改。

36、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37、有教无类。

38、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39、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40、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41、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42、既往不咎。

43、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44、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5、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46、当仁，不让于师。

47、大言不惭。

48、乘肥马，衣轻裘。

49、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50、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51、举一隅不以三反，则不复也。

5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53、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54、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55、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56、过犹不及。

57、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58、礼之用，和为贵。

59、不念旧恶。

60、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6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62、知耻近乎勇。

63、既来之，则安之。

64、闻一以知十。

65、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66、君子不以利害义，则耻辱安从生哉！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怠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

67、不贰过。

68、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69、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70、道不行，秉桴浮于海。

71、每事问。

72、君子周急不继富。

73、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衰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74、朝闻道，夕死可矣。

75、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76、不知言，无以知人。

77、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78、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79、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80、欲速则不达。

81、贫而无谄，膏而无骄。

82、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3、巧言令色，鲜矣仁。

84、言必信，行必果。

85、惟上知与下愚不移。

86、子在齐阐《韶》，三月不知肉味。

87、辞达而已矣。

88、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89、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90、不学礼，无以立。

91、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92、不迁怒，不贰过。

93、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94、不能正己，焉能正人。

95、割鸡焉用牛刀。

96、食不语，寝不言。

97、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98、夫子莞尔而笑。

99、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100、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01、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02、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10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04、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105、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106、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07、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108、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09、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10、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111、为君难，为臣不易。

112、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1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14、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115、君子以当仁不让。

116、无伐善，无施劳。

117、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118、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119、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120、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21、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122、小不忍，则乱大谋。

12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6.论语里孔子的语录 篇六

1、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

2、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

4、——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5、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6、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守。——孔子

7、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

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

9、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

10、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辟佞，损矣。

11、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12、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13、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孔子

14、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15、不迁怒，不贰过。——孔子

16、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17、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18、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孔子家语》

19、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20、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

21、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解释：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只求自己作出成绩来。

22、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

2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

24、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5、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26、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27、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28、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29、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0、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31、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32、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

3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

3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36、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37、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8、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39、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谓之学矣。

40、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41、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

42、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4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4、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45、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47、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49、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50、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而改节。——孔子

和孔子有关的6个寓言故事

【

一、满而不覆】

孔子到庙堂参观，看到一种倾斜易覆的器皿，守庙的人说是宥坐之器。

孔子曰：“我听说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中则正，满则覆。明君常将它放在自己的座右。”

孔子让弟子注水，果然如此。

孔子叹道：一切事物哪有满而不覆的道理呢?”

弟子问：“敢问有保持满而不覆的办法吗?”

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

【

二、善与人交】

晏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政治家，为孔子所敬重。

一天，晏婴的车夫回家后，他的妻子要求离婚，车夫不解。

其妻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经过门口，晏婴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那么朴实无华、自居人下；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意气扬扬、傲气冲天，你这样没有出息，所以我要离婚。”

车夫听了这番话，就谦虚谨慎、发奋图强。

晏婴知道后，也努力培养他，后来车夫官拜大夫。

孔子尤其佩服晏子的交友之道，晏子交友，交情越久，他就越恭敬有礼，别人也越尊重他，从而能做到全始全终，所以孔子由衷地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

三、君子之态】

孔子弟子公孙赤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米。

孔子曰：“给她六斗四升。”

冉求请求再增加一些。

孔子曰：“再给她二斗四升。”

冉求认为太少，给了公孙赤母亲更多。

孔子曰：“公孙赤到齐国去，肥马轻裘，威风凛凛。我听说过，君子只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帮助他人周急不济富，对年轻人救急不救穷，这是君子的态度。

【

四、失人失言】

孔子曰，可以和他人说的事但不说，这是失人；不可和他人说的事，却和他说了，这是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在乡里间，貌温恭谦，表现得像个不善言辞的人；

当他在祭祀宗庙和议论朝政时很善于明辨，对答如流；

与上大夫谈话时，中正而有诤辩，敢于说实话；

与下大夫交谈时，侃侃而谈，和气而又欢乐；

君视朝时，恭恭敬敬，但又威仪中适，不张不弛。

根据人的性格特征和场合说话，这需要仁德、智慧和勇气。

【

五、自强不息】

孔子离开曹国到宋国后，就和弟子们在大树下练习礼仪。

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杀掉孔子，就把大树给砍了。

有位弟子催促孔子曰：“咱们快点走吧。”

孔子曰：“上天既然使我具备圣德之性，桓魋又能把我怎样呢?”

顺境不贪，逆境反喜，一切都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心存正义、自强不息，感恩桓魋，感恩对手。

【

六、处事圆明】

孔子问礼老子。

辞行时，老子对他说：“富贵之人送人以财，仁义之人送人以言，我不富贵，就窃用仁人的名义送你一句话吧：头脑聪慧、洞察一切反而濒临绝境，是因为喜好议论他人的缘故；博洽善辩、宽广弘大反而危及其身，是因为揭发别人丑恶的缘故。做人子女的就不要有自己，做人臣子的也不要有自己。”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宽则得众，苛则失人。

7.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七

问题:请从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角度, 评价一下孔子在交往中的表现:

“孔子于乡党, 恂 (xún) 恂如也, 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 便便言, 唯谨尔。 朝, 与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 訚 (yín) 訚如也。 君在, 踧踖 (cùjí) 如也, 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 (bìn) , 色勃如也;足躩 (jué) 如也。 揖所与立, 左右手, 衣前后, 襜 (chān) 如也。 趋进, 翼如也。 宾退, 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

———《论语·乡党》

该题不要求学生对每个字做解释, 而且还提供了生僻字的拼音。 然而, 选中该题的6 人中, 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批评性地评价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 有的甚至不理解《论语》中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论语》是中国古代基本经典“四书”之首, 仅1 万字, 高校文科生应该必读, 而且要养成一定的批判意识。看来, 现在连我们最优秀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有鉴于此, 本文以《论语》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言行开始, 从传播学角度批判地考察一下孔子的传播思想。

从《乡党》篇窥探人际交往中孔子对礼制的遵从

西周初年, 周公制礼作乐, 中国进入了礼乐文明时代。 孔子少即习礼, 以通礼而名于世。 在朝代变更的历史背景下, 他固守旧的礼制, 认为春秋时代的乱局, 在于礼坏乐崩, 因此提倡“克己复礼”, 力图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1]鉴于这一历史背景, 孔子的传播思想是向后看的、保守的, 因此他在这方面对后人的影响, 我们应该持一定的批判立场。

《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与人交往的表现, 翻译成现代文字大体如下:

孔子在乡里遇到长老, 恭敬得好像不善言谈。 在朝廷宗庙, 说话明白流畅, 只是比较谨慎。 在朝堂上, 和下大夫说话, 温和快乐, 侃侃而谈;和上大夫说话, 正直恭敬。 国君在时, 敬畏不安, 小心翼翼。 国君召见他接待外宾, 他的面色变得庄重起来, 脚步也快起来。 他向两旁的人作揖, 衣服前后摆动, 却整齐不乱。宾客走后, 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 ”[2]

人际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 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 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罗洛夫指出, 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特征是, 人际传播发生于有关系存在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某人所以与他人发生关系, 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彼此交流。 而他们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由关系的约束所决定的……关系还受到彼此怎样看待对方的约束。 有些关系被人们认为着重于彼此扮演的角色, 关系双方的相互行为既基于本人扮演的角色, 也基于对方扮演的角色”[3]。 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1878-1965) 则写道:“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 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 我与你相遇, 我和你彼此关联, 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 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 我已不完全是我, 你也不完全是你。 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 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 ”[4]

基于以上对人际传播和社会关系的分析, 不难理解孔子在“乡党篇”中的言语和行动。 在不同的人际传播语境中, 在和不同的人交往中, 他都谨记自己在其中特定的社会角色———在乡里恭敬地对待长老, 在朝廷说话谨慎, 和下大夫侃侃而谈, 国君在时则表现出应有的敬畏。 这反映了孔子谨记礼制、等级和尊卑, 很有分寸地进行交流活动。 正如吴予敏所言: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演员, 他的才能就是在每个社交场合, 都能明确自己的名分, 进入角色。 所以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处处显得那么得体。 他对于任何非礼逾矩的言行都是厌恶的、恐惧的。[5]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孔子竭力维护礼制和等级的形象。

孔子这样做, 虽然是为了遵守“礼”的规范, 但是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于是, 后世的人们便以孔子为榜样, 交际中如何“做人”成为必修课。 “礼”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社会关系, 并在无形中化为不平等的文化符号和传播符号, 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和现实生活中。 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到处可见, 无论是会议、宴请的席位排序, 还是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安排, 都严格考虑当事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 其实, 至少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们党报上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报道, 并不完全按照职务编排版面。 毛泽东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事活动消息, 经常安排在头版不起眼的位置, 甚至安排在二版, 标题字号与普通新闻相同。 而有的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消息, 因为有指导工作的意义而被安排在头条。 显然, 现在我们的党报对自身的光荣传统有些忘却了, 却把孔子强调等级意识的那套东西学了去。

批判孔子过分地遵循礼仪, 不是完全否定社会角色要与人际传播相适应。 正如王怡红所言, 当一个人以学生、教师、领导、顾客等角色出现在传播关系中时, 他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只不过是在进行某种社会角色的交换。比如, 你要是一个学生, 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 不逾学习的规范……以这种社会要求定位的关系, 人无可逃遁地被固定在角色的框架中。 除了角色, 在个性化的人际交往中, 这个人是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这个人囚禁在各种角色里面……一言以蔽之, 角色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传播活动, 与真正人的自我及其个性的表现关系不大。[6]但孔子的表现, 等级意识过分强烈,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显然不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

从《论语》中与传播有关的词句和段落看孔子的传播思想

《论语·乡党》 描述了孔子在人际传播中身体力行, 竭力履行自己在不同场合的社会角色, 这也多少折射出了他的一些传播思想。 实际上, 《论语》的各篇中, 使用了“言”“视”“听”“学”“思”“闻”“见”“知”等很多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字词, 这些字词少则出现过50 多次, 多则出现过100 多次。 以下对含这些字词的篇章做一简单梳理, 探析其中蕴含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思想。

《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耳熟能详。其实, 《论语》涉及“学”的地方很多, 如“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笃信好学”“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不学《礼》, 无以立”等等。 在儒家文化中, “学”有两层含义:一是品德的修养, 即仁、义、礼、信、孝、悌等;二是六艺的学习, 《诗》《书》《礼》《乐》《易》《春秋》。 可见, 孔子要求“学”的, 是符合礼的信息和内容。 “学”本来是个体接收信息的方式之一, 孔子把它作为提升内在道德和修养的手段, 使得“学”有了很强的伦理功能。

此外, 孔子对作为动词的“言”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小心翼翼。 “君子欲讷于言”“仁者, 其言也讱”“敏于事而慎于言”“慎言其余, 慎行其余”“邦无道, 危行言孙”“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等等, 都是要求说话要谨慎, 要谨言慎行;“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 不要轻易把话说出口;“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 言谈要符合道义。 孔子很少谈论利益, 赞许仁爱;“法语之言, 改之为贵”, 要按合乎礼法规则的正言来规劝, 来检查改正自身行为;涉及怎么言的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 说出来的话, 要可行, 对待说过的话, 要认真;“言必信, 行必果”, 说话要可信, 行动要果断;“ 言忠信, 行笃敬”, 说话忠诚, 行为敦厚。

孔子要求在人际交往中言语行为和谈话内容要谨慎, 要符合伦理, 不能违背礼法规则。 这一要求有一些可取之处, 但这又有些苛刻, 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眼界。 不过, 他要求言论诚实可信, 至今也是应该遵循的。

除了“言”之外, “闻”“见”等传播行为, 也在《论语》中反复出现。 子张求教加官进禄的方法, 孔子说“ 多闻阙疑, 多见阙殆。 言寡尤, 行寡悔, 禄在其中矣”, 他要求“多闻, 多见”, 但是对有疑惑和危险的方面要有所回避。“多闻, 择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 知之次也”, 讲的是多闻、 多见对自己有利的好的内容, 以“善者”作为衡量标准。 此外, 还有“闻道”“闻义”“闻一知十”等。 不同的人际传播情形中, 孔子对“闻”严加限制, 仍然以伦理为限。 他要求懂得“闻”的技巧, 闻道、闻义、闻善, 懂得趋利避害。 这种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趋利避害, 一定情形下是传播活动中的一种本能反应, 但在孔子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为的主观标准, 这就将传播的这种本能变成了一种抑制行为。

至于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知”“视”“听”等词, 在孔子看来, 必须做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对信息要有所取舍, 不要去看去听“非礼”的内容;“听其言, 观其行”, 与人交往中, 不仅要听他说什么, 还要观察他的行动是否言行一致, 正所谓“察言观色”。 “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要了解一个人, 应先考察他言行的动机, 观察他所走的道路。 知则是“温故而知新”, “新”从“故”中来;知什么呢? “知礼、知乐、知仁、知德、知天命”等。 显然, 孔子坚持以“礼”来维持传播秩序, 在他那里完全找不到思想自由的踪影。

“思”是一种自我传播, 关于如何 “思”, 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视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问, 忿思难, 见得思义。 ”孔子的思, 尚不是现在的思, 含义更广而深, 即修身, 也见于“三思而后行”“吾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 思的标准, 仍然离不开恭、忠、敬、义等伦理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传播思想, 主要是利用伦理规范教化社会人心, 这种观念一直统驭着中国人的人际传播和交往行为, 导致人际传播带有浓重的社会伦理旨趣。 正如人际传播的研究者王怡红指出的: 古代社会利用人际传播建立和表达伦理规范, 用伦理规范的交往取代人际交往。[7]

《论语》中的“礼”和“孝”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孔子传播思想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 均要求言者及听者对传播内容按照伦理规范的固定程序进行。 这样一来, 交往者首先面临的不是发出和接收的讯息, 而是伦理规范的问题。 传播者必须考虑“说什么”和“怎么说”, 听者亦然。 伦理规范就是要使交往者总是处于是否应该和是否被允许的限定之中, 或干脆完全支配人与人的交往。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这几句话, 典型地显现出孔子将人的交往封闭在社会伦理的戒律之中。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 人服礼是主动的。 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礼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 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 礼是合式的路子, 是经过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8]

与其说孔子要求在人际传播中主动地顺从和倡导传统, 倒不如说这是他的无意识行为。 因为在漫长的无声无息的教化和浸润过程中, 对礼的恪守, 已经潜移默化, 成为深入脑海的一种不自觉的意识, 并通过言语和行动在人际传播中悄无声息地流露出来。

作为一种关系规范, “礼” 要求人们把注重外表的礼仪改为发自内心的尊敬之义, 教人注重终生修其身, 使自己无论内心活动还是外在行为都合乎礼。“礼”指明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处于传播关系的某种交叉点上, 担任着某种具体的社会角色; 没有“礼”, 人在社会中就不能自立。 这种人际传播规范, 最终将道德教条地提升为社会法则, 凝固成人们交往传播的行为模式和内在要求, 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9]然而, 正是这种所谓的思想文化, 使得“礼”内化为人们交往中无形的行为规则, 并在人们的言行中得以展现。 由此, “礼”对人们思想的统治和言行的约束可见一斑。

以上考察的是社会层面、 个人修养层面孔子关于人际传播的思想。 在家族系统的传播中, 他看重父权, 关于传播的内容, 带有强烈的孝悌观念和浓厚的尊卑长幼意识。

“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 (《论语·学而》) 在家要孝顺父母, 在外要顺从师长。 对顺从的强调, 是维护宗法和父权的需要。 “父在, 观其志;父没, 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 (《论语·学而》) 这是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重要纲常名教。 对此, 鲁迅先生曾指出, 只要思想稍微开明的家长, 都会希望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能更聪明更强大更幸福, 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能比自己这一辈人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事实上, 按理说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超越自己, 超越过去。 “超越便需改变, 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 应该改变,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 是退婴的病根。 ”[10]128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孔子主张的这种家族内部的人际传播秩序, 目的在于明晰父子、长幼、贵贱之序, 确立长辈的权威。 而在今天, 多数青年人则勇敢奋力地呼唤着、 追求着并践行着社会民主和自由平等, 若从这个角度看, 孔子的这种传播思想是相当守旧的, 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 鲁迅先生一再呼吁思想觉醒略微开明的父母们, 勇敢地去清算过往束缚人们思想和自由的不合时宜的陈旧想法和传统道德。 唯有如此, 子女们才能在未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路子和新天地;也唯有如此, 父母们才能真正去解放自己的孩子, 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 为此, 鲁迅先生规劝父母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 ”[10]133

无限期延长父对子的观念影响, 进而形成亲子间信息传达的秩序, 造就了永恒的上下尊卑关系。 孔子的孝悌观, 为后来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带有父权色彩做了理论准备。 由于有了高度理论化的伦理范畴, 就可以依傍孝悌, 以及忠、义等来规范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在“国”的圈层里, 信息的传播是一种放大了的“家”的圈层, 因而人际关系被规定为孔子说的“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这八个字。 这种以父权为基础的治权高高在上的思想和做派, 今天仍然随处可以看到。 与当代社会的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等观念比较, 这种守旧思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应以理性的批判对待。

“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 ‘经书 ’来, 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人是群居动物, 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中。 尤其在传统中国, 人更需要通过角色关系来定义自我, “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儒家所讲的“伦”, 指的正是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等差秩序”, 既包括个体之间等级区分的种类, 如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等;也涵盖了个体间应建立的关系种类, 诸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 中国古代的人际传播往往被儒家哲学转化成伦理形式, 在个体之间形成差序性的伦理关系。 不同个体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序性社会关系, 对人际传播的范围影响颇大。[11]

由此可见, 孔子的传播思想, 是以伦理、宗法、礼制和等级来约束传播行为, 压抑了人们的思想和个性。 孔子不是培养选择中判断, 而是遏制自我的觉醒, 要求自我审查。 恩格斯说:“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 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一千倍。 ”[12]因为这种自我检查自觉扼杀自己的思想, 实质上是野蛮。 孔子规定的“礼”, 作为社会伦理规范, 也作为社会立场, 对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力, 同时也是一套维护统治秩序的习惯法规。 它具体表现为对上下等级、尊卑长幼交往秩序的严格规定。[7]一定程度上说, 这种狭隘的等级尊卑意识, 无声无息地控制着民众的思维, 禁锢了人性。 因此, 孔子的传播思想是有局限性的, 需要正视。

诚然, 《论语》中表达的孔子人际传播的思想, 是中国古代关于人际传播较早的文献记载, 对于研究现代人际传播是重要的参照系。 孔子的传播思想中, 有一些具体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但其整体的保守性质和束缚人的消极一面, 不该一味地赞美。 毛泽东20 世纪50 年代在评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赞扬了孔子办教育, 但对他是有批判的, 毛泽东写道:“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 ‘经书’来, 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我们也应持这样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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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德义.论语解读[M].中华书局, 2007: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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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154.

[6]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M].人民出版社, 2003: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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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鲁迅.坟[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1]陈钢.试论人际传播在“差序格局”中的嵌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9 (5) :11.

8.浅析《论语》中孔子对隐士的态度 篇八

关键词：论语；孔子；隐士

孔子作为殷商后人，自认为“周礼”的继承人，具有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感，故生发出“学而优则仕”（《子张》）的教诲，从而可见其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经世治国，但士又不必为仕，因为士若仕是要具备两大先决条件，一是外在国邦的“有道”，二是内在“学而优”，两者缺一则不必仕，故隐士的存在与儒家思想并不相悖，甚至有些方面是互通的。本文将试列举《论语》中孔子对不同隐士的态度并谈一下由孔子对隐士的态度所得出的粗浅想法。

一、孔子对不同隐士的态度

（一）赞赏

主要体现在《微子》篇孔子与“楚狂接舆”的互动以及称赞“伯夷、叔齐”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固化被打破，士阶层由统治阶级内部的下层贵族逐渐指代一群无固定职位有知识、有道德修养的文人，而他们作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一员区别之一在于“志于道”的坚定，故认为“道”尊于“势”，《卫灵公》篇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认为真正的君子就算无职以自给，也要高举“道”，而“道”具有“人间性”以及“历史性”两种特征，即“道”为“法先王”而来，也体现了统治阶层托古以强化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人间性”体现为士阶层开始从关注“天道”转换到“人道”，知识分子摆脱迷信思想而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为治国平天下上去。（《士与中国文化》）

“楚狂接舆”在记载中是“与其妻偕隐”（《韩诗外传》）然而在《论语》中可见他仍关心政治和国家安危，还不忘给统治者提出劝谏而说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由于政治不伯夷、叔齐更是如此，被“势”压迫其“道”后便毅然选择隐居，而在关键时刻，二人扣马谏阻，可见其社会责任心仍存，及至两人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亦可见出他们作为隐士也有儒家君子所信服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的决心。

（二）不赞同

《论语》记载了还有一类隐士，他们既有自己对于国家的看法甚至也深知孔子的为人，然而与孔子所持有的儒家思想有所违背，故孔子对他们主张基本持不赞同的态度。比较明确的站在对立面的主要体现在《微子》篇中，其一是“长沮、桀溺”在知晓孔子其人以及分析当时局势的情况下试图劝孔子做“辟世之士”，而孔子的反应是“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虽然孔子提出“无道则隐”（《泰伯》）的处事法则，但长沮、桀溺的隐世是知天下有难而只求全身而退的方式，是近于道家思想中庄子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以及老子的“知足”，他们不认同“道”的“人间性”，全无儒士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儒家所尊崇的隐士是身处山林与田园仍能做到“隐居以求其志。”（《季氏》）故对长沮、桀溺二人发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

对于柳下惠、少连这类出世又入世的“隐士”，孔子态度则相当中肯，称其“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微子》篇）虽然他们在一开始也求志全道，但“智”的缺乏让他们不能审时度势，故此不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因此两人不仅降低了意志和自我道德和人格修养的标准以求志全道，并且让自己身份受到屈辱，从而使“道”屈于“势”。

二、孔子对于隐士认识的评价

在《论语》中，其实还有一些孔子面对其行为未能旋即表态的隐士，如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闻之，只说“隐者也。”随后让子路返回去见荷蓧丈人，从这位老隐者的工具我们可以见得，同长沮、桀溺一般，同时以农业活动作为经济物质来源，但不同的是，孔子虽尚德不尚稼，以严厉的口吻拒绝了长沮、桀溺邀请他同做“辟世之士”，但当子路告诉孔子有位做农事的老人形容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依旧不愠不怒，孔子尊重对他提出批评甚至为此愤怒的人，夫子曾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阳货》篇）但无法忍受放弃“道义”和“智慧”一心求得逍遥的人。

综上，可见孔子对不同类别隐士的态度不同基本是以孔子本人的道德观和人生体验为标准的。一方面儒学自西汉成为正统官学后，几乎历朝统治阶级都有“尊隐”的传统，大大提高了被官僚系统遗忘的文人群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出孔子思想里的局限性。在兼并战争激烈、政治动乱的时代，孔子一心追求上古三代时期不尚武而遵礼的伯夷、叔齐式隐者，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总结

9.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的四大支柱 篇九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1]。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

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3]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4]。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对上级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具体途径与步骤则如下图所示：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践仁途径

由图可见，“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反观我们多年来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改革开放以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道德教育目标都很正确、也很具体，可是收效并不大，原因在哪里呢？“五爱”中的每一爱都很重要，都是德育的根本，德育的中心，结果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中小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道德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有类似的弊病。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德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更无人过问了。

第二是关于教育心理。

搞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搞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实践--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罕见。

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

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有内在驱动力，不致半途而废。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想学、好学、乐学。其中“乐学”是最高层次，可以产生最大的内驱力。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两种关键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必然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一节中将详加分析)，并指出，学生处于这两种状态的时刻就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禀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等于宣告教育不仅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喭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商贾┅┅)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是关于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界)，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而不是苏格拉底)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才出生[5]。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作一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6][7]：

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正义类。

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

答：不能。

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

答：应算是正义的。

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正义类。

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欧谛德谟：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8]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9]。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是两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虽然也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即涉及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恐怕对问题难以理解得很深入。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在教学中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的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所以我们的结论应当是：孔子才是世界上启发式教学的真正创始人。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八个字是关于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也是最科学、最天才的概括。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经常分析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理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即“中行”)的三种不同性格[10]。

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论语》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除此以外，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参看上面关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部分)，真可谓变化无穷。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而是宋代朱熹在总结孔子教学方法时归纳出来的[2][8]，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第四是关于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

近、现代的教学思想可谓流派纷呈，种类繁多，但是若从本质上区分，那就只有两大派：一派是以“学生”为中心，另一派是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的代表是建构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学习理论又是一种教学理论，是目前国际上在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尤其是在西方，随着多媒体和Internet 应用的普及，建构主义思想已逐渐在学校教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学生是认知过程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教师灌输的对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不难看出，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孔子提出的启发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相似乃尔。可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提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时，一般只追朔到杜威(因为他在1900年发表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要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中心，即“儿童中心”论)和皮亚杰(因为他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为建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杜威和皮亚杰是近现代卓越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们确实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教学理论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通过上述不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的真正源头应当追朔到孔子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完全抹杀孔子所做出的贡献难道是公平的吗？

再看以“教师”为中心。这一派的理论由于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所以种类很多。目前公认最有代表性的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正是由于有奥苏贝尔理论的有力支持，才使得这一派在当前以学生为中心浪潮的强大冲击下岿然不动，仍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校教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是要求教师能够在当前所教的新概念、新知识与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即学生大脑中长期形成的知识与经验系统)之间帮助学生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的“接受式学习”(即教师的“讲解式”或“传递式”教学)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机械的(即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换句话说，能否让学生建立起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是达到有意义学习的关键，也是奥苏贝尔理论的核心。事实上这个“核心”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也早有体现，《论语》中有两段话可以为此佐证：

一是“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告诉你过去可以推知未来。这里的“往”表示过去的知识、经历，即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来者”指未来的事情也包括尚未了解的事物，也就是“新”知。所以这句话就是阐明“新”知与“旧”知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要了解、掌握“新”知应该将它和“旧”知联系起来。

二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段话今人一般翻译为[11]：“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我一无所知，我就从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头尾去探求，然后尽力替他解释清楚。”宋代朱熹的注释则是[8]：“孔子谦言自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於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我觉得这两种翻译都未能完全表达孔子的原意。关键是对“叩其两端”如何理解，前一种翻译只把“两端”看作是“头尾”，未免太机械、太简单化了。朱熹不愧是大学问家，他能从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去看待“两端”，认为应从“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总之可以从事物的任何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去理解(“无所不尽”)。这比今人的翻译含义要广、要深，但是其针对性似乎不太强。综合今人和古人的上述两种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叩其两端”既指从问题的来龙去脉(始终、本末)去分析，也包含将事物的正反两面以及新知和旧知两端联系起来的意思，这样可能更符合孔子的原意。结合前一段“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含义，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并不是穿凿附会。

由此可见，当代两大教学思想流派均可从孔子教学思想中找到根源。

除了以上关于道德教育、教育心理、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24]，并且身体力行。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受欢迎也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孔子尽管没有提出终身教育这一科学概念，孔子在2500年前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内涵也不可能象现在的终身教育那样全面、丰富而深刻，但是他的言论和他一生的实践，应该说是初步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因此，我们认为，孔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早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二、教育的四大支柱

1.四大支柱的基本内容

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核心内容[12]。该报告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根据现代社会面对的矛盾和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经过15名来自各国的权威专家3年多的研究而提出的。报告的内容涵盖了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迎接挑战的对策，其观点之新颖、深刻被专家们称为是“里程碑性的教育文献”[12]，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所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的新构想，认为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这四种学习能力是[12]：

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在于知识本身。

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使学生具有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包括如何对待困难、解决冲突、组织管理和承担风险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使学生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从而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偏见与敌对情绪，和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且从小就要培养学生具有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与计划而团结合作的精神。

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为适应社会的迅速变革与发展，应使学生学会掌握自己命运所需的基本能力，即思考、判断、想象、表达、情绪控制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既是个人为完善自身的个性所需要的，也是作为社会成员发挥自主性和首创精神进行革新与创造的保证。

由于“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上述四个方面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于塑造年青一代的品德与能力素质和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其报告中就把这四种学习能力的培养称之为“教育的四大支柱”。

2.四大支柱的主要特征

如前所述，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交报告中的核心内容。该“报告”除序言外，分“前景”、“原则”和“方针”等三部分。第一部分(前景)分析了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前景。这些问题是：人口压力愈来愈大，男女不平等，妇女文盲率居高不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参与意识弱，失业率上升，毒品、走私、贩卖人口、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猖獗，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材大量流失，民族之间、宗教团体之间矛盾加深，核威慑与军备竞赛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消失，单纯追求提高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导致可耕地和可饮用水日益减少，森林被大批砍伐，海洋变成巨大的垃圾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关于未来情景，“报告”为人们描述的是： 随着民族之间、各宗教团体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各种潜在紧张关系的加深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激化，暴力与冲突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未来是“危险重重”的世界； 随着环境污染，不可再生的资源愈来愈短缺，未来将是人类生存条件受到愈来愈严重威胁的世界；

随着多媒体与Internet等新信息技术的普及，未来将是信息化的世界--纵横交错的传播网和人机交互技术，使人们能在全球范围内，不受时空限制方便地进行对话、讨论、交流信息与知识，从而为教育革新创造了条件。

只知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只会记忆与背诵前人经验的知识型人材。第三种前景则要求教育应能满足这样的矛盾要求：一方面教育要有效地传授越来越多的、与新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知识、新技能，这是造就未来人材的基础；另方面教育又要使人们具有判断力以免被瞬息万变的信息海洋淹没。如何迎接这些挑战呢？

在第二部分(原则)中提出了两条原则性的对策：第一条对策就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即教育要围绕培养年青一代具有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来重新安排；第二条对策是要实施终身教育，即把四种学习能力的培养贯彻到一个人从童年到生命终止的一生中去，贯彻到社会各行各业的所有人群中去。

第三部分(方针)是具体落实四大支柱的各项方针政策。“报告”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师的地位与作用、教师培训、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如何从政策、管理和财政等方面给教育以支持，以及如何促进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对有关的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所提交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它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为解决全球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危机从教育角度提出的基本对策。由于该“报告”对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四大支柱”本身又有比较丰富的内涵和较坚实的教育科学理论基础，加上该委员会有很高的权威性(委员会主席是法国的雅克·德洛尔，他是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多位担任过国家教育部长或是总统的教育顾问)，所以该“报告”在1996年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并受到教育界很高的评价。

如前所述，“四大支柱”是指能支持现代人在信息时代有效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四种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与他人一起生活)、学会生存。但是这四种能力并非平行并列的，其中有一种是作为基础来强调的能力，这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其余三种能力则是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在该报告的“序言”中所指出的[12]：

“生活的传统范畴发生深刻变化之后，迫使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他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迫切需要。人们有相互了解、和平交流以及和睦相处的需要，这几方面正是我们的世界最为缺少的。

采取这种立场之后，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它作为教育基础而提出并阐明了的四大支柱之一，即通过增进对他人及其历史、传统和精神价值的了解，学会共同生活。„„

委员会渴望一种能树立这种新精神和为其奠定基础的教育。委员会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教育的另外三个支柱，它们可以说是学会共同生活的基本因素。”

可见，四大支柱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一个基础与三个因素的关系。在三个基本因素(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中，第二种因素是指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为完成某种任务所需的工作能力；第三种因素是指学会适应社会迅速变化与发展所需的应变能力，即自我生存所需的能力；只有第一种因素才与获取知识有关，而且这里强调的是要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即掌握认知事物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由此可见，教育的四大支柱与传统的学校教育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⑴“四大支柱”强调以“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前已指出，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要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众所周知，“人与人相处之道“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这里涉及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目的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强调要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就是强调要把“问题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这正是当前全球学校教育所普遍忽视的--片面强调智育，单纯追求考试分数，是当前各国基础教育的通病。我国在高考指挥棒指引下，长期受应试教育影响，在这方面走得更远，问题尤为严重。本文第一章所述，父母因孩子考试差几分而虐杀亲生儿女的惨剧正是这种教育的恶果。

⑵“四大支柱”对于智育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强调实际能力的掌握。传统学校教育在“智育第一”前提下，强调的只是书本知识、理论知识，而对实际工作能力与适应能力的培养不予重视。“四大支柱”则把这些能力的培养，放在“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之一来加以强调。而且不仅要求学会做事(能在不同环境下胜任、愉快地工作)，还要求学会生存(具有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应变能力)。

⑶“四大支柱”对于知识的学习，强调的是让学生掌握认知的手段、方法，即学会如何学习，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本身。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急剧增长(形象化的说法是“知识爆炸”)，若是象传统学校教育那样只强调对系统知识本身的学习与掌握，那么学到的知识大部分会很快过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让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学习方法，才能在进入社会以后，通过自学继续学到工作中所需的各种新知识、新技能。

正是由于“四大支柱”具有强调德育为基础、重视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学会认知等三大特征，所以能较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传统教育相比，更显示出其革命意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刚一提出就受到国际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

三、孔子教育思想与教育四大支柱的比较

将教育四大支柱的主要特征与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相比较，不难看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1)都是以德育为基础。四大支柱是以学会共同生活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上所述，“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孔子的德育则是以“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大众博爱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具体实施方法则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由于“推己及人”的意思就是要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孝、悌、忠、信”就是要求把对自己亲人的爱心逐渐扩展到周围人群，从而建立起亲密的人际关系。可见，不论是从德育的地位、目标、内容乃至实施的方法与途径，教育四大支柱和孔子教育思想都基本相同，如果二者还有差异的话，那就是孔子的德育目标(“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比“学会共同生活”的要求高得多。另外，孔子实施德育的方法、途径也比四大支柱更为具体、明确，即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2)如上所述，四大支柱中的四个支柱并非平行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基础和三个基本因素的关系。一个基础是指“学会共同生活”(德育的目标与内容)，三个基本因素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在孔子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内容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德育是基础，孔子德育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学会如何做人，显然，另外三个方面(智育、体育、美育)就是达到德育目标(作一个能泛爱众的人，也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可见，孔子教育内容的四个方面也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也是一个基础与三个基本因素的关系。换句话说，孔子教育内容中的四个方面与“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四大支柱是异曲同工并无实质性差别。如前所述，在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书、数”属智育范畴，而“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数学与天文知识的应用）；对于教学内容的实施（教学过程）孔子则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知识学习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过程（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过程）。可见，孔子对于智育并非只强调书本知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同时强调知识应用能力，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显然，这与“四大支柱”不仅强调知识学习而且强调实际能力的要求不谋而合。

(3)四大支柱中的“学会认知”是很有创新的教育思想。因为它强调学习的不是系统化知识本身，而是认知能力的掌握，即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前所述，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用现代的术语表示就是认知活动。重视学生的认知活动和学习主动性就是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孔子所首创的“因材施教”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方法就是指导和培养学生发展认知能力的有效方法。这表明四大支柱中关于“学会认知”这一主要支柱在孔子教育思想中也有突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