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共11篇）

1.史学理论 篇一

从历史学的视角辨析法家理论

法家理论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国家与法的.政治法律理论.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作为法家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国家的最终形成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家理论因此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而不是因为它不包含现代法治思想而倍受指责.

作 者：刘翠萍  作者单位：榆林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陕西,榆林,719000 刊 名：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LIN COLLEGE 年，卷(期)：2002 12(4) 分类号：B226.05 关键词：法家理论   国家与法的理论   君主专制理论  

2.史学理论 篇二

关键词：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史学思想

19世纪以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主张史学科学化。科学主义的入侵, 使得历史学开始出现了一种背离人性的倾向。在这一潮流下, 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首先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批驳。他认为, 历史并不是科学, 并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可以说, 克罗齐的反驳是十分有力的, 然而, 由于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等的差异, 学界在对于克罗齐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分歧。笔者根据《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 从下面三个方面对他的史学思想进行述评。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齐最核心的命题, 即只有被我们正在思索的历史才是历史。几千年前的历史, 只要我们正在思索它, 那也会成为当代史, 因为它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 即使是一小时以前的历史, 如果没有被我们思索或察觉到, 它就不会成为历史。“像当代史一样, 它存在的条件是, 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1]那就是说, 区分是否为当代史的关键在于这些历史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为我们所思索。

在这样的前提下, 克罗齐提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对研究过去感兴趣, 是因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了问题, 进而我们要沿着这些问题对过去进行探索, 进一步从过去的史实中寻找问题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 研究一切的历史, 都是在研究当代史。进入我们头脑中为我们所思索的那部分历史, 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 都是与现在紧密地相关的。克罗齐说道:“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 因此, 此刻对我来说, 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 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2]

在这里, 克罗齐的说法无疑有“眼开则花明, 眼闭则花寂”的感觉。但实际上,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是谁而写, 又由谁来阅读?假如历史没有进入人们的头脑中, 它就不能为人们所感知。

克罗齐指出, 人类的精神是重现历史的关键, 历史内在于精神。“精神本身就是历史, 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 我们对于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 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 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3]

事实上, 我们所看到的前人的历史, 都是“人心中的历史”, 即历史记录者的记忆。在古代, 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还未出现, 历史学家是采用文字记录或口头传诵进行记录的。

笔者认为, 人类历史传递有其独有的系统。打个比方, 历史就像人类的记忆库, 记录者就像书写器, 阅读者就像读取器, 书籍和声音则是历史的介体。这种系统有其独有的运作模式。解读历史的主体是人, 而人又不可能把所有的记忆都记得, 所以必须把记忆进行克罗齐所说的“经济性贮备”[4], 仅仅留下记忆的痕迹。一旦现实对我们进行刺激, 让我们产生了寻找过去的冲动, 这种痕迹就可能让我们再次恢复对过去的记忆。这种冲动正是克罗齐所说的现实中的人具有主体性, 即克罗齐所强调的精神的一元性。这种精神性是我们得以解读历史的前提, 表现在人读取史实所体验到的真实感。除此之外, 那些尚未进入我们头脑中的, 即使是已经写成的历史著作, 也不能算是历史, “一个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 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5]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历史的相对主义。既然只有经过人思索过的历史才能称之为历史, 那么编年史属于这一种历史吗?对此, 克罗齐力图把编年史与历史区分开来, 他说道:“历史是活的编年史, 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 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 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6]他指出, 编年史之所以看起来比历史存在早, 是因为前人把自己的历史遗留下来, 后人阅读时便以为编年史就是历史本身。编年史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遗骸”。先有前人的精神, 然后才有后人的解读。后人的精神是通过对编年史实现历史的重现的, “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它们重现过去的历史, 使其更加丰富, 并在我们的精神前成为‘现在’的日子是会到来的”。“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 死历史就会复活, 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7]

为了彻底解决对史料定义的模糊之处, 克罗齐论述道:“文献与批判, 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处在这种地位, 它们就不是和历史对立的, 也不是和综合对立的, 如同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相对立一样, 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 它们就在综合之中, 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8]史料不是物质的, 而是精神的。正如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共同构成汲水的实践活动一样, 生活和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 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我们通过生活激发对过去的思考, 从而还原历史。编年史之所以能成为历史, 也是因为生活对于思想的激活。

克罗齐站在精神一元论的角度, 回答了“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即历史是由人来记录、由人来解读的, 历史的实质是人的精神。这就驳斥了科学化史学的研究前提———历史是客观事物, 维护了历史学的价值, 这是他的贡献之一。

二、历史的界限

克罗齐的精神一元论有助于消除历史“怀疑论”。但是, 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不可知论”, 即“它并不否认历史的真实性, 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9]我们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很少的, 即使我们所知道的也是不确定的。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就只是前人遗留下来或者我们探索所得的历史?我们能否知道所有的历史?如果历史学不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 它的作用又会在哪里呢?克罗齐对此问题是这样论述的:“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 如果它不导向地狱, 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当我们乍一接触无限时, 无限就变大了, 它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它只使我们望而生畏。只有可怜的有限才对我们有帮助, 才是有定的、具体的, 才能被思想所掌握, 才能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和我们的行动起点。”[10]

很明显, 克罗齐看出了求知于无限的人类历史的可怕之处。他不提倡这种做法, 而是认为我们应该着手研究于眼前的、具体的、能够为精神所掌握的历史。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一步一步的探索中对未知进行认知。

笔者认为, 人类对于历史的把握是有限的, 我们所书写的历史, 永远落后于我们活着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也需要后人来帮助整理出来。进一步说, 对于宇宙的形成、太阳的形成、人类的起源, 我们更无从获知。即使是对于已知的部分的人类历史, 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进行把握。例如对于远古时期下层民众生活史、家族发展史、部落战争史, 我们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碎散的甚至是错误的片段。我们只能从前人记载中感知历史, 前人不记载, 我们就无从知道了。要想知道所有历史, 无异于把人的头脑暴露于空气中, 然后让他接受庞大的记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人的生命也会因此瞬间枯竭。这就是历史学的局限性:一部包罗万象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

面对这种局限性, 克罗齐说道:“因此, 我们不能不说, 在每一顷刻,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须知道的全部历史;其余下的既与我们无关, 我们就无法知道它, 或, 到有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办法知道它。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 它既不是‘物’, 又不是‘自体’, 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11]

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的历史, 是我们需要并能知道的历史。对于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 在它们成为我们精神一部分前, 它们只是一个符号, 即康德所说的“物自体”, 不过是我们对历史无限性的一种想象的具体化。在这里, 克罗齐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而且有点走向实用主义的意味了。在随后论述中, 他把“不可知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然科学的出现:“关于物自体的想象的具体化及其结果的不可知论是自然科学在哲学中的产物, 自然科学假定有一种外在的和物质的从而是不可知的真实界。编年史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历史的自然主义阶段上招致了历史的不可知论。”[11]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介入, 使得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外在的物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拓宽了, 但这种领域并非传统史学所研究的, 所以产生了种种问题。传统历史学面对这些新问题, 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可知论”。

不过, 克罗齐认为这种“不可知论”对于历史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因为他认为自然主义要求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 历史学家放弃对它的追求, 也就可以放弃“坦塔罗斯式的痛苦”。[11]注重特殊性是历史学的学科特征, 这一点使得历史学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自然科学提出的普遍史实质上是“一种永远只是一份多少由于杂凑而成的编年史, 或一种表达人心某一愿望的诗歌性的历史, 或一种真正的和正式的历史, 它虽则包括了许多民族和许多时代的生活, 但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14]

在现实中,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史学观念、兴趣和所掌握的素材, 按照一定的线索撰写历史著作的。如波利比亚写的关于罗马的普遍史, 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军事措施的历史, 只涉及了一些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民族;奥古斯丁写的基督教史实质上是一部为基督教入侵异教辩护的历史;黑格尔所写的哲学史, 是割去了史前史和缩写东方史的。[14]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看到了历史水晶球中的其中一面。假如要囊括所有的事件, 历史著作就会成为编年史。更何况, 这种编年史也无法给予我们关于具体问题更详实的记载。

克罗齐从“一切都是当代史”出发, 强调精神即历史, 指出自然科学要求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由于历史的有限性, 历史学家应该更加注重历史的当代性。他说明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 但也回避了历史的界限问题。

三、史学与科学

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早已独立存在, 历史学家根据有关材料来说明这史实, 找出其因果, 解释其意义, 这就是历史。”[16]实证主义者是用假设———验证的方法来证实历史的存在, 把史实与意义割裂开来, 实际上陷入了历史哲学的前提———二元论。[17]这样的历史实际是“人缺席的历史”, 它否定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克罗齐反对实证主义者过分依赖文献的做法。他认为, 实证主义只会产生埋头于故纸堆中的文献工作者, 并不能产生优秀的史家。历史学有自身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范式, 史学科学化只会产生形而上学的历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克罗齐反对史学科学化的主张, 对于维护历史学的价值和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 克罗齐更多是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出发论述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 并没有注意到两者的相同性, 即历史学是否能够研究外在的事物?自然科学对于历史的介入是否可行?

对此, 笔者认为, 史学与科学不是非此则彼的关系, 而是共通的。尽管历史学与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学科特征有所不同, 但是两者都是关于求知的学科。真理是多维的, 历史与科学都是通往真理的学科。

首先, 史学与科学具有共通的思维基础。彭刚先生指出, 历史之同于科学而且具有科学性的一面也具有两个层次:在第一层面上, 事实的考证、确定和史料的鉴别等在很大程度上要运用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推理和思维;在另一个层面上, 历史学虽然并不仅仅以作出概括和探索规律为唯一宗旨, 但就历史学也要进行概括和寻找规律而言, 它是和科学相一致的。[18]克罗齐是否认第二层面的, 但对于第一层意义他并没有对之加以肯定。笔者认为, 即使是人类的精神, 也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运用科学思维。事实的考证、确定和史料的鉴别都是历史学的基本工作, 都需要运用到科学思维。

其次, 科学是帮助历史认识的手段。历史学家的精神是解读历史的主人, 但也需要其他学科客人的帮助才能把历史更加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史学不能成为科学, 但我们也可以借用科学的手段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工具。历史学家的工具在发展;当代摄影技术的发展, 使我们可以记录历史的痕迹;考古技术的发展, 使我们得以确知远古人类的工具;测绘技术的发展, 使我们得以还原庞培古城的原貌。笔者认为, 历史学的主体是人, 但科学手段是多样的。我们反对史学科学化, 但也不能轻视科学的积极作用。

再次, 科学化的历史最终也会转化为人心中的历史。克罗齐认为,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历史, 余下的历史“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11]笔者认为, 科学所带来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这种想象的具体化。科学作为通向未知的一道桥梁, 仅仅是人类认知的在远岸的一个浮标。由科学所得对于未知世界的认知, 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旁证。历史学可以通过自身记载系统得以观察到科学同样观察到的情景。另外, 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史实。尽管科学化史学是死的, 不能为我们精神所完全感知, 但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 让我们的精神进入历史空间。

最后, 由于人类历史与哲学思维在不断发展, 历史学有可能超越科学的束缚。面对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正如克罗齐所说:“我们知道从希腊人的时代到我们自己的时代, 对于历史的理解一直在丰富和加深, 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的原因和超验的目的, 而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意识不断获得了增长。”[20]人类的历史意识在不断地发展, 哲学也在不断地发展。历史与哲学携手并进, 后世的历史学家得以站在更高的起点研究历史, 获得超越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 并克服对于科学的依赖, 以揭示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克罗齐在“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下, 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 强调了历史是由人来记录, 为人所阅读的, 突出了人的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驳斥了科学化史学, 从而维护了历史学的地位与价值。

其次, 克罗齐驳斥了自然科学对于“普遍史”的错误要求, 指出历史学家应该着眼于“当代史”的研究, 精神之外不存在历史。他在说明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同时, 却回避了历史的界限问题。

3.史学理论 篇三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历史与时代结合的产物，它能够帮助学生读史明智。史学理论的功用、研究方法、史学方法等，不仅对专门的史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课程观、教材观、以及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针对目前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史学理论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依据历史学科教学的特点和新课程的要求，对史学理论中史学的基本观点、史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等方面进行一些探究，希望对当前高中历史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史学理论;史观;新课程

1.引言

人教版教材编写者马执斌先生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是史学巨车赖以前进的两个轮子。它们互相驱动，历史教学呼唤着历史研究尽快展示新成果，历史研究期待着历史教学尽快普及新成果”。生动形象的指出了史学研究的成果和历史教学发展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史学研究成果是高中历史教学的基础和变革的动力，高中历史教学的发展以史学研究的发展为指导，同时也肩负着培养未来史学研究人才的重大使命。

2.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

2.1教师专业发展需要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不论是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还是及时的组织、点拨，学生始终是主体，教师在备课阶段不但要综合运用史学理论进行科学整合教材，还要多角度发散性设计针对课堂中学生的即时性问题与答案，并运用正确的史学理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与分析，这必然会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智慧，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促进推动作用。

2.2学生发展需求

高中学生虽然在学习了初中通史教材后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了一个整体的感知，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但是，他们的判断能力还没有真正完全成熟。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适度运用史学理论，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通过对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学习，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汲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学习，引导学生自己在历史学习中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探究学习中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全面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3.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运用中的主要问题与成因分析

3.1历史教学本身的问题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部分教师过多地关注了课程标准“三维目标”中的“知识与能力”。由于教师过度关注学生的知识目标，而对史学理论在能力培养和“过程与方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对史学理论基本内涵、史学方法的运用，诸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古今贯通中外比较等全面辩证分析等方法理解不深、运用欠缺，这就直接影响了历史课堂教学效果，更不能适应当前素质教育大势和新高考的要求。

3.2史学理论学术研究与高中历史教学脱节的问题

高中历史教师不宜在课堂上以授课的方式宣扬史学理论学术新成果中尚未被主流意识所认同的学术观点，对于教学过程中明显带有学生个体倾向性的过激观点和错误认识，教师应给予个别性的引导和纠正。高中历史教学只有与主流学术观点相一致，才能构建历史教育与史学理论研究新成果之间的良性联系。

3.3教师自身的问题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与史料之间的对话无疑是最基础的工作，史学理论帮助教师建立起了与“无声”史料之间的桥梁，进而引导学生在史学理论指导下正确认识和分析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教师不但要具备对史料的分析能力，更需要科学史学理论的指导。而在现实教学中，教师只注重了对历史知识的简单诠释，缺少运用史学理论解读与指导史料教学的能力。

4.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的策略与方法

4.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创设良好的史学理论运用环境

教师必须改变只注重梳理史实，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在日常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大量具体生动的史实材料，创设历史情境，得出或论证相关的史学观点，引导学生根据“新材料，新情境”并结合所学的知识，以正确的相关史学理论为依据，审视和阐释有关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从而获得启迪和教益。给学生提供恰当的历史材料，创设历史情境进行学习，是灵活运用史学理论提升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方法。“通过这样的学习活动，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历史学家实事求是地论证历史的方法，能够形成有深度的历史认识。”

4.2挖掘教材的史学理论内涵

在历史教学中寻找和阐释历史教材中的理论观点需要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认真

学习、研讨、分析、判断和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准确透彻的理解和把握，更需要一线历史教师结合教参认真审钻教材，努力挖掘教材的史学理论内涵，寻找理论问题的切入点，进行准确分析。

4.3提高教师的史学理论素养，将史学理论渗入课堂教学

史学理论是高中历史教师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教师应该结合新课程历史教学实践的需要或个人条件，对新课标历史教科书或历史研究中的某个具体历史问题进行考证、辨伪、分析、综合，进行新的叙述，得出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历史研究成果。

教师深入研究教材，合理整合教材是实现教材观转变的前提。教师能力的显著提高是在教学实践中。新的教育思想，必然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中产生;新的教育观念，也只有在教育教学实验的探索之中逐步确立。在“课堂拼搏”中“学会教学”，是教师获得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注重史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研究，注重解决问题，注重经验总结，理论提升，规律探索。

大胆把模块内部和模块间的内容科学合理整合。新课程“用教材教”的理念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摆脱教材的束缚，把教材当做引导学生学习的工具，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兴趣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

4.4建构新型的评价模式

新课程要求历史教学评价应树立“全面、多元、发展”的学生评价理念，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活动、历史思维、历史意识以及身心发展状况及时作出评价。新课程改革以前的教学评价基本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题型比较单一，注重知识的考查而忽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考查。突出了对史学理论中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和史学方法的考查，以及“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考查。

5.结束语

高中历史教学是以历史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教学，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情况对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促使教师的教学方法由单一的知识传授转向注重“三维目标”的全新的教学法，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化。如何在进一步将史学理论运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探究与尝试。

参考文献：

[1]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人民出版社.2012，04，（07）

[2]王加豐..史学理论与中学历史教学[M]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09，（01）

[3]宫莉.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12，（11）

[4]陈二力.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指导[D]重庆师范大学.2012，03，（01）

[5]张燕.新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D]苏州大学.2013，10，（01）

4.史学理论 篇四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斯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 凯尔纳认为这一词语早在1870年就有学者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史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章可循的方面，其更注重理性和规律，认为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家质疑历史进步论与理性，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私人和日常生活，从微观层次上挖掘历史。

1 传统史学的背景和特征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异彩纷呈，在众多的历史学流派中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最为显著。客观主义史学称雄西方史坛近百年，20世纪人们提到传统史学时，往往指的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又称兰克史学。以兰克为主的客观主义史学对史料的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只能求助于对历史事件有过准确记载的历史资料。原本历史学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是复杂和多样的。

5.历史学简介 篇五

现有教职工36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4人，具有博士学位者30人。教师中有曾宪梓教师奖获得者1人、“齐鲁文化英才”1人、山东省教学名师1人、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1人、省校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及跨世纪人才培养对象9人。

本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项，获省级以上教学科研一等奖6项，二等奖9项。现已初步形成了运河文化研究（以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为依托）、20世纪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依托）和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以世界史为依托）等3个教学、科研、学科三位一体的师资团队，在省内外确立了独具特色的教学科研优势。

本专业现有一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世界史）、三个二级学科（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招生方向（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和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学位招生权，以及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培养资格。

本专业培养具有丰富人文素养和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博学多才、视野宽广、踏实肯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基础教育师资，以及胜任文化及相关产业、党政机关等单位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主要开设史学概论、中外通史、断代史及区域国别史专题研究、史学前沿动态、论文写作指导等基础课及运河文化、乡村社会治理、南太平洋岛国研究等特色课。同时结合理论教学开展文物考察、田野调研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专业兴趣。

6.史学论文写作 篇六

姓名：肖棋学号：***

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虽然写过很多论文，但是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没有经历过、实践过。如何选题，如何构思，如何找材料，如何提炼观点，如何撰写等等，绝大多数都不会，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知道，而论文写作却是大学生必备的基本功。对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很多都还没有意识到，有的是为了应付毕业论文，尤其是在师范院校，有的同学认为只需要提高教学的基本功，以后上好课就可以了。殊不知教学与科研是紧密相连、相得益彰的。大量事实表明，科学研究做得好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学会很好；科学研究做得差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学也不行。因此科学研究也应是大学生具备的基本功。只有学会研究我们才能不断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只有学会研究才能向社会贡献出有价值的成果，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会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公布出来、表达出来就是论文写作。如果论文写作的方法不会，我们就不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很好地表达出来。因此学号论文写作是有其实际作用的。而对于论文写作我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首先关于史学论文就是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史学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是指对于历史学的某个专门问题，经过深入研究，所完成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独立见解的史学文章。其文体，一般采取论述形式，长短不拘，短则一二千字，长则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如博士论文多为二十几万言）。

史学论文的第一步就是要选好题，俗话说题好文一半，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选题不确定，科研工作就无法进行；更在于选题不恰当，直接影响科研任务完成得好与差，甚至决定科研工作的成与败。因此选好题至关重要。在选题上有许多原则，首先就是要宁选小题，不选大题。题目过大，材料难找，也难以驾驭，况且时间也不允许。如果选了大题，材料、时间都不够，结果势必搞成大题小作，毫无学术价值。选择小题就不同了。小题范围较小，材料相对容易搜集，凭自己的水平、能力，尚能驾驭，有可能完成。除了提倡小题大做外，同时在老题和新题中也尽量选择新题，因为新题目别人没有做过，不会撞车，也不会受前人的束缚。只要认真去做，所有的观点都是新观点，容易出成果。而且，由于是新题，第一次研究，即使浮浅一点，也会得到谅解，所以选题尽量选新题。同时在老题上的原则是提倡老题新做。总之论文选题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下功夫去确定自己的论文题目。

在论文题目的方向大致确定了后的下一步就是先去做学术方面的研究，即去了解前任在你想要研究的方向上已经做过哪些工作，或者已经做到怎样的程度。如果不能很好的了解前任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写作可能就是在做无用功，在炒冷饭，毫无创意。而如何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还是查找相关的论文论著索引，查找相关的论文著作，然后仔细阅读，看自己还有没有必要研究这个题目，或者前任的研究还有哪些不足，如何进行查漏补缺，去做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广泛的收集资料的前提下，确定了论文题目结构以及自己可能用到的资料后，首先要对整个论文的结构进行预设，确定好论文的提纲。拟定提纲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认识逐渐明朗、逐渐深化的过程，所以提纲并非是一次成功的，要有一个修改、完善的过程。拟提纲可以帮助我们把材料组织成一个犹记得整体，树立一个全局意识，避免思路断层，和写论文是拉扯的太远。详细提纲确定后，就应排比资料。将手中的资料按部分、层次排比归类，使得每一个论点都有史料支撑。排比好的资料应做上记号，以免错乱。论证同一观点的资料如果有好几条，就应进行精选，将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保留，一般的材料则加以剔除。

7.史学理论 篇七

一、全球史观

首先值得学生了解与认识的便是全球史观, 这一理论对于学生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将会很有帮助。高中历史中学生接触的历史知识覆盖面非常广, 学生会对不同的文化主体、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这样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全球史观很有必要, 这是让学生能够更为客观且深入的看待不同国度的文明、文化、历史的基础, 这也能够帮助学生对于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与感触。历史课本中并不涉及全球史观的介绍, 教师可以结合相关的教学内容给学生引入一些好的观点, 这将会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与认识一些历史事件, 对于知识的吸收与掌握也会更为牢固。

全球史观对学生近代史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其主要表现为: (1) 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形成全球视野, 加深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自觉地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2) 有益于学生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中去体会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和光明进步的前途, 加深学生对于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理解与认识; (3) 有利于学生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掌握, 并能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全球史观的具备让学生懂得如何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来看待千百年来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发展与演进, 也让学生能够更客观与清醒的认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这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认知, 也有助于学生自身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与构建。

二、心理史学

历史课程的学习中对于很多核心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是教学中的一个主体, 想要让学生对于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教师可以适当地在知识教学中引入一些心理史学, 也可以透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史料为学生的知识学习提供辅助。课本中涉及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 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阐述并不是特别全面, 对于人物性格的呈现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深入。在这样的前提下, 教师就要有意识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尤其是在讲到一些核心历史人物时, 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有参照性的史料,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 进而理解他们之所以会有一些判断与决定的来由。这也是深化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理解与吸收的良好途径。

以“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的教学为例, 在讲到赫鲁晓夫改革时, 我是这样设计的:

门德罗夫谈到他在青年时期的感受时, 有伤感, 有震惊, 有喜悦, 有激情, 同样也有失望。记者在翻阅了门德罗夫当年的一些日记后, 作了如下摘录。

A. (1953年) “……早上电台传来噩耗, 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伤感啊!我真不敢相信, 以后怎么过啊?……坚决跟着赫鲁晓夫同志走!”

B. (1956年) “……震惊!二十大说斯大林同志是错误的, 要给予严厉批判!……”

透过这些史料的呈现, 学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 无论是他心里的一些情感, 还是情绪上的起伏, 学生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将会极大地丰富这个人物的性格, 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其心理特征, 对于相关历史事件的理解自然也会更为透彻。

三、社会史观

社会史观也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适当地给学生引入一些社会史观, 将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些历史事件。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 如果将事件脱离那个环境和背景, 很多内容理解起来可能会有很大的障碍。但如果能够结合特定的社会情状, 这不仅给学生的知识理解提供了铺垫, 也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探析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这既是对于知识教学的有效辅助, 又是对于学生学习方法的一种构建, 将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教学内容。

如在讲授“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即其未能发动乡村下层民众时, 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结论相距甚远, 此时可以结合以下材料来加深理解:

乡村知识分子1913年的一则日记 (部分) :

大清宣统五年 正月初三

自变乱以来, 一切新党竟袭洋夷之皮毛, 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 改阴历为阳历, 即服色亦效洋式, 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 日甚一日。

这段史料的呈现, 让学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更清晰地认识了辛亥革命对于当时的影响, 对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自然也会有更深的认知。这不仅化解了学生在历史事件理解上的误区, 也很好地深化了学生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 对于学生的知识吸收无疑是很好的促进。

四、总结

8.再造东亚史学 篇八

白永瑞（以下简称白）：我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对二十世纪东亚历史学的反省，感到东亚历史学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彻底变革或叫作“重大革命”的时候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次建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但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史学体系有着很浓厚的殖民性色彩。一方面，东亚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深受西方历史学影响，无论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除了本国史之外，世界史都是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中心的，这显然是当时欧美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映。另一方面，东亚近代史学最早在日本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京帝国大学首先建立了日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分科制，而主要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的东洋史，就是以日本向大陆侵略的志向为背景的。一九一○年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史学的这种三分科体系又被移植到韩国的大学之中，使韩国学院体系的近代史学建立伊始便具有了殖民性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也有与韩国相近的情况。

李：除了分科体系之外，东亚诸国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如中国本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成熟的史学学术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编撰体例、词语概念、书写方法，甚至官方与民间的史学流派等等。但二十世纪初近代新史学建立，主要是以西方，包括从日本间接而来的学术体系取代了原来的史学体系，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主要特征，以进步史观为主导，以源自西方并多由日本转来的编撰体例和词语概念等所构成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

白：是这样的。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东亚近代历史学与国民国家的关系。我们知道，近代化就是国民国家的形成确立过程，近代的历史学是使国民国家正当化的一种理念工具，为了将民众统合成国民，民族的集团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产而受到重视，对它进行生产、加工正是历史学的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列强压迫下急迫地寻求富强、走上现代化的东亚，则更加强调史学的这种功能。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仅仅只是延续这种为完成国民国家的取向已经不能适应已然变化了的当今世界格局，而是应当同时考虑国民国家的完成和克服这两个方面。因此，我提出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来作为克服国民国家历史观的一种路向。这也就是我说的“史学革命”的意思。

李：这是在前人已提出的“地域东亚”和“文明东亚”两个概念之外，你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与前两个已有的东亚概念具有实体感不同，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更强调是一种思考方式。通俗一点说，就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想像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以知识理性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又以非实体的实验或建构为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还把这种知识建构视为非固定的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状态，更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流动性。给知识建构赋予了更广阔多样的功能，让它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东亚问题，这也是你建构你的新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白：是的，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在东亚创造复合性国家结构的可能性，把东亚作为国民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中介物来看待，将东亚视为本地区各种主体的相互竞争、妥协、联络的场所，特别应注意在中国与日本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主体的作用等等，而这些都是以往在国民国家历史观中所看不到的。这种以东亚为一个单位，从完成和克服国民国家的两面来思考东亚问题，简单而言就是本地区的各主体要省察自我中的东亚与东亚中的自我。这也可以说是我所指的“史学革命”的主要内涵。

李：你的这一思考强调把东亚视为一体，强调“东亚中的自我”，但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则会感到把这种东亚意识强调为一种新历史观的核心理念，又似乎有些强调得过分。你曾批评过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意识”，缺少对亚洲的横向思考，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亚洲”，亚洲就是中国，东方就是中国，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而缺少对周边国家的关心和连带感。这些批评颇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反省，但我想问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何以有这样不同的视角？我想，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地缘关系的不同。韩国及整个朝鲜半岛是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东亚内环地区，作为韩国人，如果以韩国为中心而向外环顾世界的话，首先挡在面前的就是西面的中国大陆和东面的日本，如果不通过中国和日本，韩国无法直接与世界连接。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形。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世界联系以后，韩国和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东亚意识和连带感就是很自然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四面八方周边有约二十个邻国，因而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产生有单一向度、边界清晰的核心地域连带感。此外，中国和韩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关系也不相同，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也长期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作为殖民经营的主要目标，因而东亚关系一直是韩、日两国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则长期面对列强诸国的环伺和纷争，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列强诸国。如果说近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之义是民族独立的话，韩国的民族独立是通过在东亚地域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而取得的，而中国的民族独立则要通过反抗世界——列强诸国的斗争才会取得。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必须直接面对世界的性格，相比之下，与只属一翼的东亚地域的连带感自然会显得淡薄一些。这是与韩国视角的不同之处。当然，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东亚邻国有更多的互动联系，你所提出的批评也使我们警醒，应当强化东亚及亚洲的地域意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的实际地域连带关系已经大大增强。

白：是的。东亚地域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在急速发展，如中、韩、日已经互相成为主要的经济伙伴，东亚共同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但在东亚一体化的潮流中，还应注意各国各自的主体性意识并未消解。举个有趣的例子，韩国人过年也像中国人一样，在大年初一家长会带领全家人给祖宗牌位上供。近年来由于许多种蔬菜都由中国进口，韩国人用由中国进口的蔬菜做成给祖宗上供的菜肴，于是只好在祭拜仪式时向祖宗说明：对不起，今天用来上供的菜是从中国进口的，没有用韩国本地的菜，请原谅。这当然是现在流行的玩笑话，但是这个例子说明了东亚联系中韩国人的本土主体意识。所以我说的“知性实验的东亚”，把东亚看成一个单位，既意味着东亚各主体——包括像韩国这种边缘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融，也意味着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妥协、交错和互动。

李：我在学习日本文化史时，也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东亚诸国如果说在地域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彼此的疆界比较清晰，有时也会有大小、强弱差别的话，在文化上则可以说共同感和并立感更强一些。中国先秦唐宋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曾经是日本和韩国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些文化种子在韩国和日本落地开花以后，形成了各自的分流，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分流各行其路，但这些分流与元文化之间又有着难以分割，甚至难以理清的连带关系。例如我曾对中国和日本前近代的民间学问观做过考察，发现日本幕府时期的民间学问观有着深深的儒学烙印，他们以儒学的“六艺”和“小学”与“大学”的一套学说来定义学问范畴，从而将算学、商卖、武艺等实用“艺术”，与儒学典籍义理之“学问”并列为人们应当自幼循序习之的学问，形成了实用之“艺”与义理之“学”二元并立的学问观体系。这与同时期清朝的中国民间学问观只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核心的一元学问观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两国在随后西学东来之时，对于偏重实用技术的西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近代文化特性。特别是近代以来各地区发展出各不相同的近代化模式，形成各不相同又各具价值的文化形态，东亚各地可以说是东亚文化变迁不同的实验室。这些既有关联又是多元的文化资产，对于我们今天省察自身及东亚问题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它们都应属于东亚诸国的共同文化资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构想，我以为用这一方法来重新清理东亚文化资产，用以考察现时人们所关注的诸如“东亚价值”一类的问题，可能是很有效的。只是你将这一观点作为“史学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作为史学新辟的一个路向，当然，以知性建构的“东亚共同体”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与原有史学领域并行但又很独特的新研究领域。

白：我所提出的新史学，不只是有“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理念，还包括对史学学术体系的反省和超越，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超越近代以来所沿袭的仿自西方的分科化和专业化的史学学术体制。二十世纪东亚诸国的分科式史学学术体系，都是以国民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本国史、亚洲史及世界国别史为分科界限的。我认为这已经不适应今天认识世界的需要，在各国联系日益增强、国民国家的界限日益弱化的今天，以往的这种分科化的史学体系应当解体，而代之以综合化的史学体系。

在韩国这已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少史学家有这样的认识，因此，韩国教育部近年修订了大学改革方针，要求各大学进行一项统合性整合方案。现在已经有数所大学在学科设置上取消了旧式的史学分科，甚至取消了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分科，而将人文学部内统合，从而使史学和其他各学科成为更宽泛和更具综合性的学问。我任职的延世大学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虽然这一系列改革也会带来学校内部的反弹, 但是, 包括经济和社会各界都共同认为，过分强调学科内部的分科特性, 不但无法适切反映出社会变化的要求, 更不能充分适应时代变化的脉动和趋势。我个人基本也同意以上的改革方向, 但不同的是, 我认为改革目标必须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各个不同的需求和目标。这种学科改革在短期内应当进行双轨并行的折中方法, 以此可减少不必要的反弹，再以人文社会科学诸科的统合为其中期目标，最终甚至大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合发展的长期目标。此一长期目标或可通往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提出的“否思社会科学（dethinking social science）”构思。

李：前几年我在日本访学时注意到日本的大学也有这样的倾向。如东京大学一方面在本部仍沿用文、史、哲及“国史学”、“东洋史学”、“西洋史学”的旧分科制，另一方面在教养学部学区研究生院则不是沿用这种旧分科制，而是以“综合文化学科”之名将各学科统合起来，历史学也被放入更具综合性和超国别的“地域文化”和“国际关系论”等科目之下，而不再被作为单独的分科名称。在神户大学，也将原来的国别史分科改而放入“国际文化”这样的学科名称之内，以增强史学的统合性。在这里我想请问，在这种强调综合性的新学术体制下，作为史学家如何在跨学科的综合中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色，确立本学科的独特价值呢？

白：我认为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使人形成历史意识，理想的史学家应当是深具历史意识的学者，他会以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来提供观察世界和当今问题的独特视角。而以往的旧分科制，只是培养史学者掌握研究历史的技术，如考证、分析史料、叙述、撰写论文的程式等等，原来的大学分科体制传授的就是这种制度化的技术。当然这些基本技术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历史意识，这却是以往被忽略的。所以现在的大多数史学者只会技术，而几乎没有历史意识。我上学期开了一门课，叫“当代中国现实”，我的这门课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讲这样的课不同，我把当今中国现实的诸种问题，都贯穿了历史意识，力求使学生们了解，当今中国现实的每种现象，都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变化而来的，虽然也有现实的压迫，但仍有延续历史的空间，这些历史的因素有变了的，有不会变的，在现实存在的一定空间里创造着未来。我还曾给学生们留作业，让他们回家以后访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记述他们家庭的历史。学生们说，做了这个作业以后，不仅了解了自己家庭三代的历史，而且通过家庭史也对韩国的历史增加了了解，而现今的生活都有历史的影子。我想，这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也是历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李：历史意识的缺乏在中国史学者中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对于史学的生命力和适应时代的需要来说，我觉得中国史学界现在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是批判和创新意识，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浪潮中如何提高调适自身以回应时代的能力问题。虽然在中国学术界近年也不乏批判性的思考，但总是很难在史学学术体制之内形成规模性的影响，即使有所影响也往往很迟缓。相比之下，似乎韩国的同行在这方面更具有活力，而且批判创新的成果能够较快地进入体制之内，实现史学学术体制的创新，对此你有何考虑？

白：我曾对韩国二十世纪史学学术史做过考察，我注意到韩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体制之内的“学院型学问”与体制之外的“社（会）运（动）型学问”这两种学术流脉。在日据时期，“学院型学问”代表着日本移植来的殖民性学术体系，“社运型学问”则代表着民间的民族主义学术体系，后者对前者保持着很强的批判性和反叛性。解放以后直至现在，体制内外的这两种流脉还一直存在，只是二者的对立性减弱，呈现出并行及不断合流的状态。例如现在韩国一些年轻学者，就在正规体制之外，自行组织一些面向社会的学会、讲演、讨论会等，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市场。体制外的“社运型学问”以其批判性和创新性，为史学学术体系的创新提供着动力。但我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李：如果就史学专业体制内外的不同学术流脉来说，应当说中国自近代史学体制建立以来就有，直至今天也仍然存在。但据我观察，其情形与韩国有所不同，可能更为曲折复杂。首先，中国这两种流脉的产生，不是像韩国那样产生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对抗，而主要是产生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对抗，以及对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政治倾向的对抗。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史学体系高度政治化，专业体制内外的界限几近消失。只是近二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史学专业体制内外两种学术流脉并立的局面才渐次形成。专业体制内的学者，往往是史学科班出身，研究问题主要着眼于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关注的是“专业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专业之内及相关学术范围内交流。因此可以把这一派称为“专业史学”。而专业体制外的学者，他们不限于某个专业，主旨在于运用历史学的资源，回应当下社会所急需解决或公众所关注的问题，更强调批判性和创新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不被体制内的史学界所承认。我想可以把这一派称之为“公共史学”。“公共史学”一脉虽然从专业规范上有些“不入流”，但是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现实感、灵活的方法论，特别是其鲜明的批判性，却是保持和激发史学生命力的重要元素，而这点往往也是体制框架内的“专业史学”一脉所缺乏的。因此，史学业内人士不应轻视或忽视“公共史学”这一脉，而应当加强对话，不断从中汲取新鲜养分，甚至应有相当程度的接纳和融合，这样才能增强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生命力。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这两派的疆界过于坚硬，虽然现在有一定的并行空间，但彼此的不相容性更强一些，“公共史学”的学术元素要进入专业体制之内是相当困难的。不知韩国这两派的关系是如何调处的？

白：首先我想说你提到的“公共史学”，犹如美国的日本史学者把日语“作为运动的历史学”翻译成“public history”，其实和我的“社运型学问”一脉相通。在韩国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派互动性比较强，二者的关系主要已不是对立和分割，而更趋于并行和合流。比如我本人就是体制内外兼而有之的，我不仅在史学专业内活动，而且也有专业以外的广泛的学术交往。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体制外的元素进入体制内以后，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我想是保持了一些批判性，同时还得到了体制的资源，从而能够更快的发展，或许还能够较快地成为体制内的主流，进而能够促进史学学术体系的变革。这种合流还能够矫正体制内史学日益疏离现实社会和公众生活的趋向。我想，由这种合流所产生的新型史学者，应当是既具有历史意识、又运用公共词汇的新型史学者。你谈到中国的情况，我想还有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很重要，中国市民社会还不够发达成熟，学者们的活动空间因而受到一定限制，这应是制约体制内外学术互动的一个因素。

李：你以上从韩国学者的视角所谈的这些内容，特别是你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关于东亚地域意识和“知性实验”的想像力，以及新史学构想的创意，都促使我们反省自身。这也可以说是你的“史学革命”论对中国史学者的一种冲击吧。

白：我所讲的“史学革命”，既有这种史学学术体系的反省，同时也是鉴于今天东亚诸国都在谈论大学改革的时候，我想这正是东亚史学学术体制进行变革的一个生机。大学作为学术体制化的主要载体，如何在其中建构适应时代的新史学体制，是我们目前应当考虑的问题。我想今天正是我们对被体制内外所隔断的史学学术进行重新构想的合适时期。

9.史学词语造句 篇九

2、其他人可没这个内疚，譬如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位史学教授罗纳德哈顿。

3、其它的刚成立的公司能从其品牌的广告史学到很多东西，并重新利用他们技巧以期望增加自己的生意的受众度。

4、对于史学与文学研究而言，书籍是宝贵的`工具，但网上的期刊数据库，JSTOR等，也是无价之宝。

5、然后，在我们真正大肆庆祝之前，我们也必须记住，心理史学只是一门学科而已；真正至关紧要的是谢顿的计划。

6、在技术狂的愿景中，我们立刻就能发现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逻辑。

7、而在西方史学中，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8、我在1973年进入国家公园管理局，从事史学工作。

9、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JayFriedman)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专职撰稿人，拥有美国政治及外交史学博士学位。

10、萧一山的史学思想和实践具有文化理想、民族主义、经世之志三大特色。

11、为了本文的目的，我将集中在史学家这一视角，因为这似乎是论题中所包含的核心主题。

12、很久以前，罗马史学家普林尼猜测存在另外一块陆地，这样才能与已知的那些大陆相平衡。

13、一名叫丹尼尔卡朋特的在哈佛的药品食品局的史学家说：“这些第三方的分析家正在以从未在以前出现的方式给该部门设置日程。”

14、上周我采访的史学家贝特尼休斯就很喜欢它们，因为它们承载了许多古老的传说。

15、作为法律史学家，我徜徉过的法律史没有现代法律史那么充满活力。

16、“《日内瓦圣经》有一个毛病就是里面有旁注，”大卫·利乐·杰弗瑞说。他是贝乐大学双语翻译史学家。

17、至于戴安娜女神，有些史学家认为她垂下眼睑，正从水中俯视自己的倒影。其他一些则认为她用余光怒视着入侵者。

18、我一个靠正常史学工具研究历史的人,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化身，对吧？

19、我给她写过信，介绍了自己史学家的身份，还提到了那次审判。

20、弗吉尼亚州查理镇上的伯克利大庄园在1619年举行的宴会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

★ 初出茅庐意思及造句

★ 略微的意思和造句

★ 刮目相看意思和造句

★ 关于参考的意思和精选造句

★ 学党史学国史演讲稿

★ 或许的意思和造句

★ 血沉的意思及造句

★ 关于法律的意思和精选造句

★ 尽心竭力成语意思及造句

10.历史学专业基础 篇十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张岂之《中国历史》1-4卷（高教版）；

3、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4、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5、詹子庆 《中国古代史》（高教版）；

6、钱穆《国史大纲》；

7、张传玺《中国史纲》；

8、周谷城《中国通史》；

9、张大可《中国史学史纲》；

10、晁福林、施建中《中国古代史（上）（下）》（北师大版）；

11、李侃、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1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高教版）；

13、郭大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世界史:

1、吴于廑《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齐涛《世界通史教程（3卷本）》（山东大学出版社）；

3、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科版）；

5、王斯德《世界通史（三卷本）》；

6、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历史文选:

1、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

2、张衍田《中国历史文选》（北大版）。

历史文献:

1、杨燕起《中国历史文献学》；

2、张传玺《简明中国历史文献》（北大版）。

史学史: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2、仓修良、魏德良《中国史学史》；

3、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大版）。

史学理论:

1、庞卓恒《史学概论》（高教版）。

历史地理:

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2、蓝勇《历史地理》；

11.中国史学的百年乡愁 篇十一

王家范教授的新书《史家与史学》试图向我们讲述这一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追溯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一半写史家，一半写史学，吕思勉、许思园、范文澜、张荫麟、萧一山、章太炎、柳诒徵、钱穆、陈寅恪、顾颉刚，可以说这里面的每一个名字都足以象征一部中国近代史，也都代表着一份著书阅世的苦心孤诣。史家阅史，关注的当然首先是历史与史学本身的问题。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而言，更加耐读的还有史家写史的心路历程及其以著述参与时代的关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如同现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多舛因而壮阔。山河破碎，西潮涌来。历史学家尽管日日与故纸做伴，可他们一样逃不开国仇家恨与救亡图存的日日鼓荡。我总以为，历史学家最是一类外表冷静而内心热烈的人群。由精骛八极神游六合赋予的壮阔，怎么能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枯守书斋而对家国之痛无动于衷？唯有以手中之笔、胸中之智慧与气象，参与到时代与民族的召唤当中。那一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将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追述指向了深层次开掘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和制度演进的主旨。像书中开篇所列的吕思勉，借一人之功，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的鸿篇巨制。诚之先生以典章制度为纲展开古史研究，而隐含其中的则是对中国社会“理乱兴亡”的探索，思考的终点也止于遭遇大变局的近现代中国。诚之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位不入俗、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书斋学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位学者身上，更能让我们体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以学术参与时代的集体心态。吕思勉说过，学术是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这是不待申说、众所共知的；然而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一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正是读书人应当潜心于学术之际。那是因为，变局来临，由旧法到今日的演变，最需要由学人平心静气地予以思考。“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蔡孑民论》）。困局与大浪袭来之际，历史学家展示其担当的，并不在于焦急奔走与言辞的鼓荡。他们必须以一种深沉冷静的智慧去回应时代，也据此治疗因变局而造成的浮薄嚣凌的时代病症。

与吕诚之先生相似，陈寅恪也是一位外冷内热的至性之人。“文化关一国之存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默念着失明膑足、在国难家恨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的先辈学人，所有的感念又岂止于学问之上的高山仰止。寅恪先生的后辈回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探寻中国历史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以及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中国文化久远存在的原因。凡此种种，心系的往往在于“中国历史的教训”以及历史渊源之于走出当下危局的借鉴意义。以“疑古”而名闻史界的顾颉刚先生在自述治史心愿时也曾说过，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借此得到解决：“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将这些追究中国历史大势的宏大问题寓于细致、沉稳的学术考辨之中，这大概是那一个时代许多历史学家心目中萦绕不去的终极关怀。学术亦当讲求事功；但讲求之法，却不在于思想家、政治家式的直白，而必须载之以厚重的历史思考。

一九三四年，萧一山自述其写作《清代通史》的初衷，他说，民国三四年间，读到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为学术界之大耻！之所以以一手一足之力做此艰巨之事，“借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无人，斯余之愿遂矣”（《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近代中国，域外强力的逼来，真有将中国人从身到心悉数淹没之感。不仅是国是凌夷，学术的衰微、文化的消退、传统的遗落也在在使中国的读书人充满落寞。于是，书生救国，唯有心怀。读到过柳诒徵先生的一则逸事。一自诩为新学者偏激地对柳先生说，线装书陈腐不堪，对新社会简直没有一些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先生答曰：你这样提倡，我也非常赞同，但我有一建议，这行动不做则已，要做须做得彻底，务使全国一致，把所有的通通烧光；且这样还不妥善，因为中国所藏的书，都焚毁了，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尚有很多的线装书珍藏着，最好动员他人也如法炮制，否则外国尚有很多汉学家，孜孜地钻研汉学，倘使他们来华，在经史子集上提出问题，和我们商讨，那么我们瞠目不知所对，这未免贻笑国际，太难为情了。一番话，说得那自诩新学者面红耳赤而去（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柳诒徵先生以幽默与机智化解了一种可笑的偏执。可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坚守与执著，历史学家的豪气横溢，体现于他们汪洋恣肆的笔锋以及用智慧与外人争胜的气魄之上。

除此以外，历史学家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以文化为民族正名，并据此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全面入侵。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进步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弥漫于世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则能通过对于传统的回溯保持某种清醒。他们对何为现代、现代性的理解要比当日的绝大多数世人（包括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全面而深刻得多。一九○六年，“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至日本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口号。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太炎先生在东京为青年讲学，他说，国不幸衰亡，然而学术可以不绝。学术与文化有所传承，则人民就有所观念，庶几收硕果之效，国家就有复阳之望（《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他在《华国月刊发刊辞》中说：“尝谓治乱相寻，本无足患，浸假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譬之于身，枝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澌，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国粹沦亡，国于何有？”用国学宏扬国家的意志，守护一个民族的尊严，即谓“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旨”，这体现了民国年间的历史学家最为深沉的智慧，也构成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强大力度。

柳诒徵先生著《国史要义》，在最后一篇《史化》中，表达了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主义历史观。他说，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历史所陶铸，唯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中国的历史，“骤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如疆域之广、种族之熔化，物产之精制、文艺之深造等）”。当一个民族遭遇到外来的逼迫之势，真正能成就其立身之本的，仍然必须系之以文化—— 一种精神自信力的来源，即柳诒徵先生称谓“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的“人本文义”。现在我们回看历史，常觉得西化与进步在那一时代已成铺天盖地之势，现代意味着外国人强加于中国的一套既定项目。可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历史的当下状态，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现代”保持着不绝如缕的反思意识。在历史目的论的言说形态中，“现代”主要意味着一种时间价值，以“西方”为表征的“新”必当取代以“中国”为表征的“旧”。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评述标准，可是就民国年间历史学家的文化主义情怀而言，中国人对于“现代”、“新民族”的议论，其实是由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所组成的。历史学家以其学术实践探寻民族的前途，因为蕴含于其中的理智而拒绝浮嚣浅薄的单一进步主义。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大都博识古今、淹通中外，他们的“守土之责”毫无疑问并非缘于眼光的褊狭；相反，这是在开眼看世界之后所做出的自觉的文化选择。史家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力量的“敬恕”，精深而幽微，尖锐而不乏深沉，是需要有大智慧的。这里面，既有见识，也有责任。

昆曲《桃花扇》里有一支唱词：“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晚明的飘蓬断梗，与近现代中国的亡家破鼎，中国读书人千百年来的忧国如病，一路行来，用不同的方式在时间里留下他们的坚执信念。这些混乱不堪的时世造就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人格，也就此，如存亡续绝一般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胸中的浩然之气。我想起大学时代初读陈寅恪、熊十力、王国维诸先生传记时，体味“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的况味，在空旷的自习教室里激动到掷书疾走、潸然泪下的往事。读史，即阅世，也是阅读史家的心性与人格。余生也晚，不及参与那些动荡时代中激越惨痛的心灵之旅。然而所幸的是，读史掩卷之余，总有心潮涌动，对于史家与时代、所有那些苦心孤诣与切肤之痛的深深体验。学人因为时代而心怀孤愤之意,也平添了以学术挽救危亡、为国族安身立命的博大与深沉。我想，这也是此书作者王家范先生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时代以及那一时代中前辈大家学术追求与人格魅力的追思。

学术因关怀而变得深沉，但由此学术本身的纯粹性、追求真理的原始立意却有所消退。比如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极大地受制于满汉对立情绪，许多看似考据、言事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在为王朝革命助威，不免偏激。萧一山的清史写作，也很明显受到一种革命情结的影响，对于晚明反清史事的极力褒扬，以及对于史料的选择、将什么样的史事纳入论述框架，都在在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其间。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成为一种隐而不彰的态度，规定了他的历史写作。钱穆、柳诒徵诸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构造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周瞻与豪气，可对于变迁形态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局却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学术同社会一样，都是复杂多面的。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新旧转折，波澜与困局造就的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壮阔。悲凉抑或自信，方向不同，可实际上都是由家国体验所促成的。民族主义作为构成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养育了历史学以及历史学家的气象。然而对于史家来说，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宽广之处。时代赋予史家与史学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也隐藏了极大的挑战。心怀家国，是深藏在中国读书人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永恒乡愁，这使他们在书写历史时，深感艰难。立场问题表达了文化和历史真理的不完全性，暗示出它们是如何成为集体心态和排除了某些事物的。因此，作为后世的阅读者，仅凭体验将各种各样的经验、意义、意图、动机、性情和理解归诸于逝者，这并不公平。观察一个时代的史家与史学，需要一种立场的延伸。“现代”本身意蕴丰富，既包括变迁与应对的情态，也包括传统的延续、对某些内在脉络的持守。所有这些不同可能所展示的，或许正是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阅世与性情之外，便是史学本身——史家如何提问、书写历史、学术脉络如何传承——的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可谓群星璀璨，有太多值得我们付诸敬意的大师。对百年的中国史学做一次学术史的回顾，再反观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能产生许多的喟叹与思考。

王家范先生在书中曾多次充满羡慕地论及民国时代历史学家及其作品“通”与“博”的气质，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韵和意境。在阅读二十世纪上半叶史家的作品时，我也常常产生类似的感想。无论是如吕思勉、陈垣、陈寅恪这一类以“朴学”见长的史家，还是张荫麟、钱穆、柳诒徵这一以纵横捭阖的思维称著的类型，总是有一种宏通博雅的气象存于其中。就像熊十力评论柳诒徵《国史要义》时所说，那是一种“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的境界。并且，那一代学人及其作品的深刻魅力还在于，总是能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出发，实现一种宏大的关怀；能从中国历史与当下状态出发，寻找属于中国的独特命题。

每每反观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再加上自己也身置其中，总有一种被束缚、不得伸展的压抑感。至于这桎梏缘何而来、症结在哪里，却又无法明白道出。现代学科体系对于学术研究有种种规范化的要求，也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就史学研究而言，这种规范却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人文学科应当保有的自由气质。“规范”与博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悖论关系，可是之于史学，或许后者是更重要的。

另有一种束缚感，与外来的文化资源有关。二十世纪前期的数十年，与二十一世纪初年的今天，我想大致都可以将其归为西潮奔涌的时代。可是，为什么前一时期的学人可以做到一面援引西学，一面又保持学术与问题意识的独立。而在今天，置身于文化、学术资源大爆炸的时代，却常有一种被西方文化殖民、面对各式各样选择可能性无所适从的困惑。以当今中国史学界流行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向为例，英美的新文化史研究对我们开拓研究视野、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论助益不少；然而，这种新文化史研究一旦进入到中国语境，却往往落入“拾人牙慧”的境地：无非将西方经验置换成中国题目，或者用中国经验去印证西方理论。我想，这也可以与上述的规范问题一样，被归为某种宏通气度的遗落。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自有中国的独特性，它与十七世纪的英国、与十九世纪的法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品格。如何将“中国”视为叙述主体；如何以“中国”为出发点，从中产生具备历史独特性的问题意识，进而构筑由中国语境生发出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中国不仅仅是作为西方新史学的追随者，而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问题”与之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迫切需要直面和解决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所赢得的成就，是由许多方面的条件养成的。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多是读线装书出身，国学底子极好，这使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读保持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与连续性。大部分的史家也都有深厚的西学功底，有精通数国语言、游学于国外高等学府的经历与视界，“学贯中西”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绝不是虚饰的溢美，而是真正可能达到的。其次，还是他们胸怀中的大丘壑，现在看来，那些宏通的气象，极大程度缘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学人于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一身的关怀，更是时代迫境下必须要做出回答的。史家在握笔之时从心底里透出来的那股子激越畅快的心气，是由知识、态度与时代同时赋予的。

无论是细密的考证功夫，还是豪气横溢的议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家与史学总能从不同的方向实现同一种博大。将西学的挑战融入本国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中，既不会兀自偏执地拒斥，也不会完全被外来文化所消融，这需要独立意志以及对于民族文化有足够自信力来支撑。如张荫麟所说，史家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著史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这是那一时代历史学家的智慧，也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气度。力持必须将外来输入扎根于民族本位，书写历史同样如此，史家对于史事脉络以外的线索力持为己所用，化入具体的思考与写作之中。王家范先生钦慕于二十世纪先辈学人的宏通博雅，称誉他们的作品彰显出儒雅的古风，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对于当代中国史学而言，通过回看、重拾本国的学术传统，也许才可能因自信力持，从容接受来自于西学的助益与挑战。

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震撼、战栗与沉重，它延展了时间的“意义”。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一颗孤独的星球，体验时间、世事，再将其付诸于笔力。幽微深沉的气象都是重要的。一百年的中国史学，这里面既有精义披纷的智慧，也有史家对于时代的参与，以著述表达性情、回应责任的庄严与深沉。当我沉浸在这本书的某些段落中，突然觉得自己属于这些遥远的时间，并将自己置身于那个壮阔而深沉的时代与人性之中。史家与史学，他们是时间深处的微弱影像，带给我遥远的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