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

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精选8篇）

1.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 篇一

中国主要传统节日的由来与习俗 -资料

近年来国人对传统节日愈加喜爱和重视，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对这些节日的保护，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中国的节日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一到过节，举国同庆，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是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这里所介绍只是汉民族的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众多的民族节日，是一份有待挖掘的文化宝藏。

春节：指农历正月初一，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又叫阴历年、农历新年、农历年、旧历年，俗称“过年、大年、过大年”。“春节”一词已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最大的节日，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并位居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首。

春节的由来：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做”年“的凶猛怪兽，每到腊月三十，便窜村挨户，觅食人肉，残害生灵。有一个腊月三十晚上，”年“到了一个村庄，适逢两个牧童在比赛牛鞭子。”年“忽闻半空中响起了啪啪的鞭声，吓得望风而逃。它窜到另一个村庄，又迎头望到了一家门口晒着件大红衣裳，它不知其为何物，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后来它又来到了一个村庄，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刺得它头昏眼花，只好又夹着尾巴溜了。人们由此摸准了”年“有怕响，怕红，怕光的弱点，便想到许多抵御它的方法，于是逐渐演化成今天过年的风俗。

春节习俗：春节的习俗有很多，包括贴门神 、贴春联 、接灶 、贴福祈福 、置天地桌 、吃年夜饭、守岁、放爆竹、接神、祭祖、接财神、隔年饭等。

清明节：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每年的阳历四月五日。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杜牧的《清明》人民用它安排进行农事活动。

清明节的由来：清明节扫墓的习俗是为人们祭奠先祖和亲人的`亡灵、寄托自己的哀思，谈到清明节，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联想到历史人物介子推。据历史记载，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

资料

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事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他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

清明节习俗：荡秋千、蹴鞠、踏青、植树、放风筝

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端午节在中国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端午节的由来：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 ;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端午节习俗;悬菖蒲挂白艾、驱五毒、挂钟馗象、龙舟竞渡、香袋和兰草汤沐浴、粽子、饮雄黄酒。

中秋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大致有三种：起源于古代对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遗俗。

中秋节的由来：相传月亮上的广寒宫前的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下边有一个人常在砍伐它，但是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合拢了。几千年来，就这样随砍随合，这棵桂树永远也不能被砍光。据说这个砍树的人名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李白诗中有“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的记载。

中秋节习俗：中秋祭月、吃月饼、赏桂花、猜谜、饮桂花酒、食田螺、文人赏月、民间拜月、月光马儿、兔儿爷、中秋宴俗、玩花灯、舞火龙等。

2.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 篇二

一、中国传统节日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国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独特的意蕴,都起源于不同的神话故事和风俗习惯,不同的节日是中华民族不同情感的表达。比如春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节日活动丰富,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迎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是我国最重要、最隆重,也是历史最悠久、最热闹的传统节日”[1],寄托着人们对于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祭祀节日”[1],寄托着人们对先祖的缅怀与尊重;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1],被认为是中国的“情人节”,寄托着人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憧憬;重阳节,“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2],寄托着对老年人的祝福和对生命的崇敬。然而在当今社会中,传统节日所进行的活动在不断地消减,传统节日所体现中华文化传统的意蕴也在不断地被稀释,保存和传承传统节日文化遇到了现实的困境。

1.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文化意蕴的稀释

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对传统节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物质生活的变化影响了人们庆祝传统节日的方式。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农业社会,许多节日的习俗和活动都与农业生产和节气的更替有关,庆祝节日不仅仅是达到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目的,更承载着敬畏自然、传承精神信仰、道德伦理、民族团结的使命,人们通过各种节日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大部分的劳动生产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尤其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增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习俗因不再适应现实的生活需要而日渐消弭。现代人以“饮食”来象征传统节日活动,而传统节日活动所承载的美德、精神信仰、伦理、民族心理的内涵也被人们遗落,传统节日成了“饮食文化节”的代言。其次,精神生活的变化影响人们对于传统节日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影响着人们对于传统节日的认识,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来源于神话故事,大多表达的是人们对于自然神灵和先祖的崇敬之情,而现代社会在科学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不再“迷信”传统节日的神话,对传统节日的精神寄托日渐动摇,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通过节日活动来寄托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望,当今社会人们更加注重节日的休闲性,节日所举行的活动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节日活动不断地现代化,人们主要采用KTV、看电影、度假游等方式来休闲娱乐,现代社会中传统节日的氛围也就淡化了。

2. 西方节日的侵袭导致文化意蕴的淡化

中国现代社会不断地走向多元和开放,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的万圣节、感恩节、愚人节、情人节、圣诞节等节日引入中国,掀起了一股“洋节热”。这些洋节尤其受到青少年群体的欢迎,这极大地冲击着中国传统节日的地位,人们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兴趣显著下降,对于中国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文化意蕴逐渐淡漠。首先,社会上的环境氛围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洋节日的引入使许多商家看到了商机,他们为了促销商品大肆地对西方节日进行宣传,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过洋节日是新潮,传统节日却成了“俗”节日,人们对于洋节日的热捧导致对传统节日的冷漠。其次,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是与传统节日文化中所蕴含的团结友善和勤劳节俭的精神相抵触的,西方文化的引入也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人们的约束力显著下降。最后,在学校的教育方面,英语教学的重视,使学生了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而对于传统节日教育只是散见在中小学的语文和思想品德课上,内容不够具体、系统和生动,也没有活动的体验学习,再加上学校和教师对于传统节日教育不够重视,中国传统节日在新一代青少年心中的分量逐渐降低。

二、中国传统节日教育的诉求———课程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2]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意蕴的浓缩。传统节日教育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面对传统节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理解传统节日在传承文化、建立公序良俗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要理解传统节日赖以延续的客观环境与当前的生存困境,从现代社会文明的价值体系出发,科学、理性地确定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价值,把传统节日作为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佳课堂”[3]。

1. 为何将中国传统节日教育课程化

首先,中国传统节日教育是塑造人格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传统节日文化传递着浓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例如春节意蕴着爱国、和谐、团结、友好;重阳节意蕴着尊敬长辈等,这些价值观对于塑造人格和弘扬民族精神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塑造人格和弘扬民族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地培养和熏陶,也需要正确和持续地引导。家庭和社会对于青少年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往往是偶然的、零碎的、断续的影响,有时又是负面的影响,所以需要学校和教师在青少年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上发挥积极、持续的引导作用,将传统节日教育课程化有利于有组织地、持续地促进青少年人格和民族精神的发展。其次,传统节日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包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传统节日的源起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历代文人墨客也以传统节日为主题,流传下许多诗词歌赋,有利于青少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传统节日以有规律的活动,依靠势力、传习力量和心理信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和意识,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4],有利于青少年良好行为规范的养成;传统节日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员,其风俗习惯和活动有着浓厚的文化、审美和艺术价值,是对青少年进行美育的良好契机。

2. 中国传统节日教育课程化何以可能

2013年9月26日,习主席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提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5]中国传统节日教育作为道德教育和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载体,受到了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中国传统节日课程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动力支撑。中国传统节日又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节日课程化易被青少年接受,而且可以有效地动员家庭和社区共同促进传统节日教育的进行。在学术领域,也有许多学者对于传统节日教育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促进传统节日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

三、中国传统节日教育课程的建构——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中国传统节日教育课程化并不是说要设置一门独立的学科、以课堂讲授的方式来进行,以单一的课堂讲授的方式不能有效地开发传统节日丰富的教育内容。中国传统节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中华儿女共同的节日,人与人友好平等地参与节日活动,节日的氛围也是需要人们共同营造的,所以中国传统节日教育应该以具有综合性与实践性、自主性与互动性、生成性与开放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来展开。

1. 课程内容的综合性与实践性

中国传统节日蕴含有历史、文化、艺术、地理等多学科的教育内容,传统节日的源起与传承有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传统的节日活动,例如元宵节舞龙舞狮、猜灯谜、看花灯等,是文化与艺术的结合;传统节日中风俗习惯的南北差异是由于地理气候的影响,要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传统节日须要培养青少年知识的综合性。现阶段的传统节日教育采用的是单纯学科渗透的方式,这只能让青少年对传统节日的了解零碎、片面,而且教学内容不连贯、不深入,传统节日教育课程应“超越学科中心,面向完整的生活世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6]。在认知发展的基础上,传统节日教育课程更应关注青少年学生爱国精神、民族认同感、完善人格、道德伦理等情感价值观的养成,需要青少年从活动中体验,从生活中实践。中国传统节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传统节日教育是一种生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应“以学生的直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强调学生亲身参与并经历实践活动”[6],这种参与式的学习,有效地将青少年学生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结合在一起,引导青少年学生关注生活、关注传统节日的价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重新树立正确对待传统节日的态度与价值观。

2. 课堂关系的自主性与互动性

传统节日教育课程的设置应以学生为主体,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学生“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自主选择学习活动的目标、内容、方式,开展自主学习、自主实践、自主反思”[6]。学生自主性提高才能更深刻地体验传统节日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民族精神、爱国情义。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个信息获取和交流的过程。课堂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课堂的主体,“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丰富‘教育’的功能和丰富教育的世界,准备了基础”[7]。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为传统节日活动的开展增添活力,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得到发挥。自主性与互动性的课堂关系体现出主体间性,课堂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对中国传统节日有不同的感知和体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传统节日的理解。课堂在主体间的交往中进行,在交往中形成共鸣,共鸣生和谐、和谐促团结,最终使参与者形成民族认同感。

3. 课程活动方式的生成性与开放性

传统节日教育是复杂的系统教育,每个地方的传统节日风俗和习惯都有不同,课程的开发需要本土化,积极地发挥地方和学校的主动性,因地制宜地开发传统节日教育课程。所以传统节日教育课程的开发不是上行下效的,是需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生活情境和家庭生活方式主动生成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课程由师生双方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逐步建构,学生的认识和体验随着活动的展开不断深化,活动的目标和主题不断生成”[7]。课程的不断生成过程同时也是开放的过程,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开放,传统节日教育不是因循守旧的教育,在弘扬其文化意蕴和培养民族认同感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特征,融合外来文化的积极要素,促进传统节日活动形式的更新与发展,使其更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被现代人所接受。传统节日教育应走出学校,向家庭和社区开放。传统节日教育是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平台,需要学校、家庭和社区组成学习共同体,使青少年在一个开放的共同体中体验传统节日的氛围,感悟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范建华.中华节庆辞典[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2.

[2]欧阳军喜,崔春雪.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山东社会科学,2013(3).

[3]单承彬.传统节日应成为文化教育生动课堂[N].中国教育报,2015-04-06.

[4]薛峰,常愉,唐飞.传统节日文化:大学生文化活动教育的新视角[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5).

[5]新华网.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8/c_126206419.htm,2014-02-28.

[6]钱新建.综合实践活动表现性平价的认识、开发与运用[J].课程·教材·教法,2015(5).

3.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 篇三

2005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2008年传统民俗节日中，又新增清明、端午、中秋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并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研究制定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推动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课堂、进教材。要把传统节日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纳入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体系，同学生的日常思想品德教育和管理紧密结合起来”。

雅瑶中学从2005年开始自主开发并实施了《隶书》《服饰彩绘》两套美术校本课程，《隶书》的教学内容是软硬笔隶书的临摹与创作；《服饰彩绘》的教学内容是学生在成品服饰上进行彩绘设计和实物操作。这两套美术校本课程对国家美术课程虽能起到补充作用，但由于形式、内容上较为单一，在发展学生能力和素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笔者希望把在这两套美术校本课程中积累的经验，用于继续开发、拓展、重构学校的美术校本课程，使其能够作为学校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成为学生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的重要途径，同时补充初中阶段各学科国家课程中没有涉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层面，进而加强学生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的美术教学资源分类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饮食娱乐文化资源，第二是风俗礼仪文化资源，第三是道德亲情文化资源。可见，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蕴含的价值资源，均包含在人们熟悉的节日习俗中，我们可以由此衍生出五类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美术教育资源：

依托上述资源构建美术校本课程，既能够让学生在了解节日习俗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理解、认同、发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又能在基于节日习俗的美术作品创作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审美水平、人文素养，培养创新意识，达到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的目的。

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初中美术校本课程的整合模式与课程设计

以《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7-9年级）》精神为指导，我们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学校原有的《隶书》《服饰彩绘》两套美术校本课程进行整合、拓展和重组。

（一）构建整合模式

（二）课程设计

课题： XX节文化与美术活动

第一单元 开题活动

1．情景导入

（1）XX节的来历介绍。

（2）展示XX节图片，介绍节日习俗。

（3）小组活动讨论家乡的XX节习俗。

2．确立课题：XX节习俗与美术活动

第二单元 实践活动

（一）确定活动方案和活动准备

1．教师活动

（1）调查学生工具准备。

（2）调查学生的美术能力、写作情况。

（3）指导学生如何进行调查和创作。

2．学生活动：自主安排分组情况（按地域分组，以便于了解各地的节日习俗）

3．学生设计调查表格（见表1、2）

（二）开展活动

1．开展调查活动：各小组进行家乡的XX節习俗与美术活动调查。

2．整合调查结果。

3．整合和开展有关XX节的美术创作活动。

4．营造氛围，布置场景。

第三单元 交流评价活动

1．谈感想：通过调查活动、美术创作、布置场景等一系列XX节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你学习到什么知识？你对XX节的认识有什么改变？你对学校的XX节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有什么建议？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迎接XX节？

2．展示活动图片：把我们开展调查活动、美术创作、布置场景等一系列的XX节传统节日文化教学活动拍成照片与同学们分享。

3．介绍作品：创作相关美术作品，填写作品创意说明，向全体同学介绍所创作作品的意图。

第四单元 成果展示活动

由学生、班级或学校组织“XX节习俗与美术活动”成果展示活动，推广活动成果。

三、课程整合的效益分析

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引导学生以中国传统节日习俗为主线，在课内、课外进行自主探究，激发了学生极为高涨的学习欲望和热情。实践证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初中美术课程的整合，有利于学生利用学校、家庭、社会的各种资源，在课堂与生活中充分自主探究节日文化，回归节日文化，最终实现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知行合一。

1．以节日习俗为切入口，有利于学生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认同中国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笔者选择了春节、端午、中秋这三个大节为切入口，以节日来历、节日习俗简介、家乡的节日习俗与美术活动为教学线索，引导同学们通过调查家乡的节日习俗、习俗表达人们怎样的愿望、习俗与哪些美术活动有关等内容，从身边的节日习俗入手，发现节日习俗中的美术活动，创作与节日有关的美术作品，从而让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认同中国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

2．以综合实践活动为课程实施范式，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传承节日文化的主动性。在研究中，笔者以综合实践活动为课程实施范式，引导学生通过开题活动、实践活动、交流评价活动、成果展示活动等教学单元，参与研究与学习，通过“认识节日——确立课题——学生分组——设计调查表——开展调查——整合调查结果——开展节日美术创作活动——开展交流评价活动——举办成果展示活动”等学习内容，引导学生从整体到局部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从理性到感性体会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从知识到生活发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寓意；从抽象到具象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习俗。同学们通过多渠道、多角度地认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从中发现美术活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为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创作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美术作品，主动参与、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3．以美术创作为主要形式，有利于学生通过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美术创作活动，回归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活本源。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美术教育资源来源于节日习俗，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美术创作为主要形式，对学生自主回归节日习俗，关注社会生活，参与节日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意义。如春节美术创作活动的内容就涵盖了春节环境氛围设计、春节商业活动策划；端午节美术创作活动内容就涵盖了龙舟竞赛运动员彩绘服饰设计、端午节宣传活动策划、端午节宣传活动策划、端午节美术活动；中秋节美术创作活动内容就涵盖了中秋赏月会美术策划活动、中秋节商业设计、中秋节美术比赛。

4．课程的整合，有利于拓展美术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笔者在节日习俗美术活动中，保留了原来的《隶书》《服饰彩绘》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其他类型的美术活动，使学校美术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得到了拓展，丰富了美术校本课程的美术种类和创作形式，更加关注学生的需求、学校的需求，使节日文化、美术、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可行的教学蓝本，为学校开展基于美术教学资源拓展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广州市花都区雅瑶初级中学 广东广州 510460）

4.中国古代寓言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四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自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及至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代代都有经典的寓言产生。这些经典的古代寓言，有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现实，有些承载了人们的智慧和教训，有些浓缩了立身处世的法则......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寓言故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润物于无声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道德”二字，而道德的基本内容就是孔子所说的“守五伦”、“修八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做人的基本道德。“五伦”即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人们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核心要求。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有很多寓言故事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下面列举一些事例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意为“诚实无欺”。今天人们耳熟能祥的寓言《曾子杀猪》，通过孔子的弟子曾子 践行诺言，为幼子杀猪，来告诫人们做人要言而有信，童叟无欺。《急不相弃》说的是两位三国名士华歆、王朗一同乘船逃难，有个人想跟着他俩一起乘船逃走，王朗看到船上还有位置就同意了。后来在盗贼越追越近的危急情况下，为了让船行驶得更快，王朗想把那个人扔下，而华歆认为君子应该言而有信，既然当初答应了他的请求，带他上船，就应该急不相弃，继续带着那人一起逃难。这则寓言中王朗、华歆二人道德水准高下立现，告诫人们做人当如曾子、华歆，大丈夫言出必行，已诺必诚，不可言而无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意为“行动准绳”。著名的寓言《东郭先生和狼》中，东郭先生固然糊涂，但是那只忘恩负义的狼尤其让人不齿。《衣冠禽兽》讲的是有一只猩猩，在一个齐国的商人遭遇海难时救了他的性命，并且在荒岛上照顾他一年多，直到有一天，一条大船来到这个荒岛。这个商人准备乘船离开荒岛之前，对船上的人说：“我听说用猩猩的血染的毡布，过上一百年也不会褪色。这只猩猩长得这么肥大，刺死它可以得到一斗多血，为什么我们不捕杀它呢？”朋友听后大声斥责道：“它虽然是一只野兽，却有人的品德，你虽然是个人，却连禽兽都不如！”这两个寓言，都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背信弃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意为“廉洁方正”。《公仪休不受鱼》，讲的是春秋时期鲁国相国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鱼，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来送鱼给他。公仪休对送来的鱼全部拒收。他对弟子说：“如果我收下了人家送的鱼，就会徇私舞弊，等到罪行败露，就会被罢免相国之职，失去俸禄。到那时，即使我非常喜欢吃鱼，我也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不接受人家送来的鱼，廉洁自律，我依靠自己的俸禄，就可以长久地自己买鱼吃了。”这则寓言生动地告诉人们，对拥有一定权势和财富的人来说，杜绝贪婪无度、任意妄为，取而代之以廉洁自律，对国家对个人都将受益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意为“有知耻之心”。《曹商得车》讽刺了宋国人曹商为了个人私利，卑躬屈膝，不择手段，是没有廉耻之心的小人。而众所周知的寓言《不受嗟来之食》，故事中那个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饥民，得到了后世人的敬仰，让人们牢记做人要有精神、有骨气。

此外，《《举贤不避亲》、《弘章不受鱼》、《替父受刑》、《林回弃璧》、《穆公失马》、《释鹿得人》、《叔向贺贫》、《子罕不受玉》等寓言，都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信、义、廉、耻，可以说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凝聚着古代人们的经验和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我们反复诵读。

5.感恩节与中国传统节日 篇五

[摘要] 在《茶经》中，陆羽把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融贯其中，儒家的中庸仪礼精俭，道家的自然随顺，佛教的超脱忌俗等等，这些思想融汇在一起就成为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通过饮茶，明心思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这也是陆羽期望通过《茶经》表达的愿望和人生追求。从中我们也能够中看到陆羽自身陆羽的精行俭德、高雅脱俗思想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 《茶经》 ；陆羽；儒家；道家；禅宗

茶作为一种饮料始于秦汉，自此开始茶便慢慢走进中华民族每个家庭的生活中。在这影响着无数中华儿女的茶文化中，陆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而陆羽的《茶经》又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茶叶及其茶文化的发生、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创始作用，是故，《唐才子传》即称陆羽《茶经》之后“天下益知饮茶矣”1。而其他学者对《茶经》之意义与价值亦多有探讨，如赵天相在《<茶经>的意义与陆羽的追求》一文中指出：《茶经》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高度评价，但以为最根本的意义，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陆羽从我国数千年来对茶叶食用、药用、引用的多种利用中，从茶叶羹饮、混饮、清饮的不同饮用方式中，通过茶经的有效倡导，最终历史地确立了茶叶“饮用”和“清饮”的主导地位。金珍淑在《关于陆羽<茶经>中饮茶观点的研究》论文中认为陆羽撰写《茶经》的动机是陆羽不仅在佛家禅僧的养育成长，而且还受到当时寺院中的流行的饮茶风俗影响。钱大宇先生在《陆羽茶经的人文精神》中认为：《茶经》把物质的茶给予精神外化，把茶的特性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并延伸至人生历程的‘教化’范畴之中。寇丹在《陆羽和茶经研究》一书中从文化上、心理上、时代背景上分析关于陆羽思想性格、论述陆羽理想、《茶经》诞生基础、《茶经》文化内涵都别具慧眼,自成一家，因此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陆羽《茶经》首创了中国茶道的精神，其将饮茶活动与儒、道、佛三教精神融为一体，使饮茶这种活动成为精行俭德、陶冶情操的一种手段，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典范。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茶经》文本的考察出发，来剖析陆羽的思想境界。

一、儒学观念

陆羽儒学的开始应该追溯到李齐物身上，蒋寅先生《大历诗人研究》：“鸿渐见赏于李齐物，蒙授诗集不仅使他入于世流，同时也使他得到诗学上的实际教益，激励他去研习诗歌。”也正是因为李齐物的帮助使陆羽师从邹夫子研习儒学，从而开始了他的儒学之旅。使他的思 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陆羽传》[M]卷一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5611 想很大部分都受到儒家的影响。因此这些儒家思想对陆羽本人和《茶经》有着巨大的影响。

“茶与儒通，通在中庸之道，通在格物致知，克明峻德，通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茶和中国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中庸思想更是贯穿于整部《茶经》当中。《中庸》原文中写到：“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正是这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思想，在陆羽的《茶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的采茶论、“茶之否，存于口诀”的评茶论、“慎勿⋯⋯使凉炎不匀”的煮茶论、“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的沸水论2等。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对儒家中庸的恰到好处的把握。“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 这是要想住出好茶的“中和”之度的原则，也是儒家一直以来推崇的“中庸”之道。例如礼茶的动作，既要突突礼仪之美，又不过于夸张；选择茶器时，既讲究了造型与材质，又不失端庄；沏茶过程中，碳火煮水的温度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放置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斟茶时，也按照了同样的原则，“七分茶”，不多也不少，需要恰到好处。茶，从陆羽推崇清饮以来都是最被认为清雅醇厚的代表，而茶人茶事也要相应的纯洁平和。茶文化之中更是处处渗透着和的思想，可以说和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应有的内在特质。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和”占着重要地位。一杯清茶，可以更多地修养身性。一个人可以通过茶来陶冶情操、颐养身心，以求达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而中国人一直以来也推崇于此，文人齐聚一堂，饮茶对诗，追求文人内心的风雅脱俗，百姓齐聚一堂，共饮清茶，以求解渴和谐。陆羽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茶人，陆羽作《茶经》也正是自己内心对清雅脱俗的追求。

儒家重视礼教，在儒家的礼仪文化影响下使中国成为一个礼仪之邦。《茶经》七之事篇中引张君举《食檄》，宾客到来，见面寒暄之后，立即请他喝富有白沫的三杯好茶。《桐君录》中也皆以茶作为招待客人、顺应人情的需要。同时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其影响力更是无可厚非的。儒家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在《茶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国一直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这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以礼待人，讲究进退有度，讲究礼尚往来，而茶作为中国家家户户必备饮品更是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今在广东潮州等许多地方依旧是家家户户备有茶具，客人一来，便必须泡上一壶好茶，以彰显礼仪。

当然陆羽的《茶经》中还有着儒家的精俭思想。如在《茶经》的一之源章节中，陆羽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不仅是《茶经》的开端，也是它的主旨。这与儒家的精俭思想相符。《大学》中说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茶的诸多功效都是有益于个人修身的,一方面饮茶有益于健康的体魄,另一方面饮茶有益于静心、激发思维等。作为中华茶文化的奠基人，陆羽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追求引入茶文化，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他在《茶经》一之源中就认为真正的茶人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可以说，陆羽就是在提倡“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而陆羽自己也是不断朝这个目标进行实践和修炼。

孙长龙.谈陆羽《茶经》的儒家思想[J].福建.福建茶业，2015 《茶经》中茶文化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更是让茶代表的德的思想成为必然。其中中庸之道与精行俭德作为陆羽《茶经》中所表达的主要儒家观点，也是陆羽儒家的思想观点，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旧具有着重要意义。

二、道家思想

陆羽的一身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正如陆羽给自己取名姓。陆羽以《周易》为自己占卦，得“蹇”之“渐”卦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3，因而给自己取名为陆羽字鸿渐。由此可见道家对陆羽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主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表，强其骨”，排除名利物欲的诱惑，养心怡身，全形全神，逍遥而自在，以个体生命的养护和发展为其宗旨。道家主张崇尚自然、朴素、真，并提供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在茶道中还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茶道树立了灵魂。寇丹先生的《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一文提到：我们从远古传说中和陆羽设计的风炉上，《茶经》中写的“飞去(升)”、“羽化”、“轻身”、“换骨”词汇，卢全《七碗茶歌》用的“至精”、“不奢”(俭)、“肌骨清”、“通仙灵”、“两腋清风”、“蓬莱”4等等，都可以看出源自道家“大象无形”的文化底蕴。陆羽茶道的表达也主要蕴含在第四篇茶之器二十四件茶器之中，陆羽单独列一卷来介绍他们，足以可见陆羽对这些茶具的重视。“道者，器之道5”，器以载道，道具正是“道”的体现者。尤其在茶鼎的介绍上，更是多次出现各种卦象。陆羽《茶经》“七之事”中也有着道家的思想。

陆羽在《茶经》中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道家所推崇的接近自然、随顺自然的内涵。而这些内涵给茶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陆羽《茶经》中强调“茶性俭”，作为饮料“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其中闪烁着《周易》“君子以反身修德”之思想光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魏晋至唐,是道教的普及时期,很多文人都是道教信徒,像李白那样干脆加入道士籍的文人也大有人在。而茶文化中的道家精神主要体现的是对自然之趣的追求，体现一种冲淡自然的情趣。唐代灵一的《青山潭饮茶》中曰：“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 青溪流水暮潺潺。”宋代苏轼在其《汲江煎茶》中也写到:“活水还须活火煎, 自临钓石取深清。”道教推崇自然，追寻自然，茶道之中亦感悟到自然之趣，道教又与茶相结合，一起追求着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清新淡雅。当然这样的联系还体现在道家的养生悦志中。我们都知道饮茶有益于身心健康，“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6。陆羽《茶经》云:“茶之为用, 味至寒, 茶之性俭。”又云饮茶是:“啜苦咽甘。”这些都颇符合古人所推崇的养生观。养生追求清淡、倡导摒弃物欲以达到内心宁静进而养神。“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使茶本身具有养神益气的作用，因此茶不仅与道家的追求有所相同，同时在道家追求的养生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茶叶作为一种著名的保健饮品，34 语出《周易.渐》卦.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J].江西.农业考古，1999（04）5 明清.王夫之，关于道器关系的唯物主义命题 6 《神农本草经》 具有很大的养生功效，作为清香淡雅的代表，还具有养心的功效，可以保持内心的清雅。

茶道一直以来就是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喝茶也是一种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行为。自陆羽《茶经》盛行以后茶道就开始盛行，世人把喝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享受。道教对于饮茶风俗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医药学和养生服食,从技术到意识形态,从科学合理性和宗教神秘性等方面施加的。但是不可否认，道教对于中国茶文化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与中国文人也有着密切联系。陆羽作为中国茶道的开端，其思想观念不仅对茶道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与茶道的思想观念有着一致，在《茶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陆羽所追求的自然随顺、养生悦志的思想。

三、禅宗思想

陆羽，从小被父母遗弃，被智积禅师收养在寺庙中，这便开始了他的佛家禅宗之旅。智积禅师特别爱好饮茶，更是一位精通茗饮之人。陆羽自幼为其伺茶，学会了如何煮一壶好茶，这也便开始了他的“茶道”。由于其从小在寺庙里受到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其所著《茶经》中随处可以看到佛教禅宗的色彩。佛教禅宗主张“静心”和“坐禅”，坐禅则要求“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不能吃和睡，只允许早、中两餐进食。而僧人从饮茶中发现，饮茶既可提神醒脑、消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分，获得丰富的营养。陆羽在《茶经》中也明确指出了茶的功效，“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因此，茶自然就成为僧徒们坐禅时最理想的饮品。“茶禅一味”这四个字，是目前最“俗”（熟）也是最雅的一句话，它几乎成了现今茶文化、茶道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又更好的体现在中国文人身上。而陆羽的《茶经》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茶禅一味。

茶文化有着佛家禅宗的超脱情怀，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世人。陆建伟撰写《陆羽思想中的禅性意向》一文提到：“陆羽在《茶经》中不自觉地隐含着禅的双重文化品性。一方面是繁多的外在程式如采、造、器、煮、饮等；另一方面是借助外在的程式直指茶之性(禅)。”而茶的这些特性对文人来说更是一种精神的超脱与寄宿。陆羽的至交皎然在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曰：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7。皎然将品茶和悟道联系在一起，算是一个开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所追求得超脱的心境。因心境的超脱，文人更好的追求高雅清淡之趣，从而作品更能激起文人的文思。茶使人脱俗，升华到一个文学的境界、美的境界。

茶的玄妙高雅脱俗与中国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陆羽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有着中国文人一直以来都具有的独特的魅力，他们为气节而活，为情与趣而活。“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句古训深受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他们自恃清高淡雅，不愿流入世俗之河，他们多数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但是不论任何一个朝代的文人都对茶十分喜爱。他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为文。禅门中对茶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宗旨的文化，与文人的情趣不谋而合，因此中国文人在思维以及言行上极力推崇禅学，在生活中追求茶的那种玄妙之趣以 7 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及内心的宁静，从而达到文人所要追求的高雅脱俗。到了明中叶，随着士大夫的禅悦之风盛行，茶与参禅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

佛家忌俗思想更是与文人密切相连。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性俭，不宜广”以及明代徐次纾在《茶疏》饮啜篇中写道“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以农匠劳作，但需涓滴，何论品尝，何止风味乎”8，由此可见茶的忌俗思想也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在佛教中“俗气”是与“禅气”相对的。陆羽在《茶经》下卷“六之饮”中曾对当时民间在茶中“用葱、姜、橘皮、茱萸、薄荷之等”同煮而饮的行为进行了讥评，提倡清茶的饮用。这种清茶的喝法，与禅门对于空灵、清淡的尊崇有直接的关系，这也正是追求清雅的世人所推崇的。因此在陆羽的《茶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文章所体现的禅宗趣味，这与中国人所倡导的“忌俗”观念不谋而合。国人一直以来都追求内心真、善、美，追求不计较世俗，不计较外在，这正是与茶的“忌俗”相吻合。“雅俗观”是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是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尚雅鄙俗”一直根深蒂固的在文人思想中。陆羽《茶经》所体现的佛教禅宗思想对文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陆羽的《茶经》与佛家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佛教对陆羽的影响非常之大。追求内心的宁静，追求高雅避俗，追求精神超脱，这些佛家禅宗的色彩我们可以很明确的从陆羽《茶经》中看到，也可以从中体悟出陆羽本人的佛教禅宗思想色彩。

气味清香，口感清新，余味清淡，韵味清雅，这就是茶。陆羽的《茶经》中融汇着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观念，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陆羽其要传达的思想和留下的茶道精神。被称为“茶圣”的陆羽使饮茶成为时尚，人人好之。然而文如其人，陆羽其实并没有一点神仙之气，而是《茶经》中所称道的“精行俭德之人”。而陆羽的《茶经》在其中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通过这部作品使中国的茶文化得以起始和发展。而陆羽在《茶经》背后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为茶文化奠定了基础，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奠定了又体现着陆羽的追求。茶文化内涵独具特色，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文化汇合。茶的“精行俭德”作为陆羽《茶经》的核心思想，贯穿全文，也是历来茶文化精神的代表。佛教的超脱忌俗，儒家的中庸精俭仪礼，道家的自然隐逸，这些都在《茶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这也是陆羽的思想观念。通过饮茶，明心思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这也是陆羽期望通过《茶经》来表达自己精行俭德、高雅脱俗的愿望和人生追求。

[参考文献] [1][唐]陆羽.《茶经》 宋百川学海本

[2]陆羽著，沈冬梅编著.《茶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9 [3]王从仁.中国茶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 [4]陈香白.中国茶文化[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4 8 徐次纾.《茶疏》饮啜篇[M],广百川学海本 [5]陈珲，吕国利著.中国茶文化寻踪[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6 [6] LIN Yutang，The Importance of Liv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Ｒesearch Press，2009，p．223．

6.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六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得说

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以儒治世

“

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

7.中国传统茶机构与官职 篇七

唐朝时, 茶政茶法始设, 相应的涉茶管理机构与茶官职出现。但由于尚不完善, 所以官职设置少, 相应的管理职能多由其他机构承担。贡茶院随当时贡茶的大兴而出现并成为独立机构, 成为专管督造贡茶的机构。唐代时在浙江顾渚山设立贡茶院, 所采制贡茶名为“顾渚紫笋”。《元和郡县图志》载, 唐德宗贞元以后, 每岁进奉顾渚山紫笋茶, 役工三万人, 累月方毕。可见, 茶叶机构的设置首先是以统治者享受所需开始的。在享受过程中, 茶产业与茶经济的活力与影响力逐渐增加, 由此产生了针对茶叶贸易流通的管理机构。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 开设学士院, 学士也称为翰林, 是朝廷内专门从事咨询与参谋的官职, 多以相关知识丰富者担任。唐朝时翰林中已经包括茶翰林一职。唐朝“茶翰林”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央政府对茶叶知识的重视, 这主要与宫廷内消费趋势有关。但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 以后各代对宫廷内专门从事茶叶咨询官职的设置逐渐淡化。所以, 虽然这一官职在宋、明、清时依然沿用, 但职责主要转向著作、修史与掌管书籍之类。清朝科举进士朝考选为庶吉士的人也被称作翰林, 但与唐朝时已经有了很大区别。

产业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茶叶运输。唐玄宗先天元年 (712) 设置水陆发运使, 唐僖宗时改为发运使, 已经包括了对茶叶运输相关方面的管理。宋太祖乾德二年 (964) 先后设立多个发运使职位, 其中包括江浙发运使、淮南发运使与荆湖发运使, 主要掌管东南六路向京城的漕运粮食与茶盐。但该机构的存在时间并不长, 在宋朝时其职权范围逐渐缩小, 宋高宗乾道中废止。

总体而言, 唐朝时的茶机构与官职的设置仍处于探索与创建阶段, 这与唐朝时茶叶在北方的流通与贸易趋势相符。以唐朝为基础, 随着茶文化全国范围内的大兴、茶产业和茶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茶叶管理机构与茶官职在宋朝时出现了大繁荣趋势。““

宋王朝前期以对专门的产茶区和贸易场所的管理为核心, 设置了各级各类机构与官职。宋朝承袭唐朝对边茶贸易的管理, 并设立了专门的管理边茶贸易的机构:榷茶司。宋神宗元丰时期成立茶马司。从榷茶司到茶马司, 虽然机构有了变化, 但其职能都是针对茶马贸易的开展。持续的贸易往来推进了机构的发展, 同时机构也为茶马贸易提供了相应保障。

除了在成都及秦州设置榷茶司外, 宋朝也非常重视对东南地区茶叶生产与贸易的管理。六榷务十三场是北宋最先设立专事东南榷茶的机构。六榷务为: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十三场即设在淮南的十三个买茶场或山场。六榷务十三山场负责收购茶叶, 包括课茶税及茶买茶;按质分等, 制订价格, 进行发卖, 由商旅算清, 回收茶利;在产区按人口给券, 销区设卖茶场出售等。嘉桔四年 (1059) 二月, 宋代东南茶叶重开通商, 六榷务十三山场也随之告终。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 太平兴国二年 (977) 春正月:“置江南榷茶场”。榷茶场是政府规定的茶叶专营专卖场所, 与六榷务十三场性质类似。市场内的茶货贸易由官吏主持, 除官营外, 茶商需纳税, 领得证明凭证 (茶引) 方能实行交易。对茶叶专营专卖的管理是唐宋后历代王朝对茶叶的统一管理模式, 所以各类榷茶机构一直长期存在。宋熙宁七年 (1074) 又在四川设立“提举茶场司”, 作为榷茶专门机构, 全称为“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 废于北宋末年。宋元丰四年 (1081) , 茶场司与买马司合并成为“茶马司”, 专门管理茶马贸易。庆元六年 (1200) 以提举茶事兼理马政, 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

除了对生产与贸易的管理外, 宋朝也强化了政府主持的茶叶运销, 设立“发运制置茶盐使”一职, 简称“制置茶盐使”。“发运制置茶盐使”的设立, 将茶与盐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也反映了当时茶产量之高。茶盐统一管理的模式深刻影响了宋朝以后对茶叶的管理机构及官员的设置, 元朝表现尤为突出。

“提举茶事司”, 简称“茶事司”, 初名为“提举措置茶事司”, 设于崇宁元年 (1102) , 为管理茶事的路级地方机构, 相当于现在的省级政府管理部门, 是综合性的茶叶生产、流通、税收、贸易等各类活动的综合管理部门。“提举常平茶盐司”为另一路级机构, 简称“提举茶盐司”或“茶盐司”。主管常平茶盐事务, 与转运司、提刑司、经略司并称监司。该机构于南宋绍兴十五年 (1145) 时正式定名。基本职能为掌茶盐之利、并主持钞引之法, 根据实绩考核、赏罚茶官等。“提举常平茶盐司”的主事官员称为“提举常平茶盐公事”, 简称“提举”也称“仓使”。但当时福建路例外, 盐事不在其中, 所以其主事官员称作“提举常平茶事”。

除了这些主要机构外, 宋王朝还设置了一些辅助和衍生机构。崇宁二年 (1103) , 蔡京榷东南茶, 始置“提举京城茶场所”, 成为主管汴京水磨茶事务的机构。同一年, 提举京城茶场恢复水磨茶。原主销东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水磨茶, 也获准向陕西四路发售。金兵占汴京后, 水磨茶场被废, 提举京城茶场所同时废止。

随着茶税收入的增加, 茶政实施及频繁的变更, 宋朝出现了以研讨与咨询茶法茶政为主的咨询机构:“详定茶法所”。“详定茶法所”又称“计置司”、“定夺茶盐所”, 于大中祥符九年 (1016) 十月在新旧茶法的纷争中问世, 天圣元年 (1023) 正月, 升格为计置司。该机构的出现说明茶税收入在宋王朝财政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而中央政府也因此更加注重对茶政茶法的实施与改革。专业的研讨与咨询机构足以说明当时的茶政茶法已经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从另外角度而言, 正是有了专业的研究与咨询机构, 宋王朝的茶产业及茶文化才得以更深入发展, 相应的管理机构与官职也应运而生。

元朝沿袭了宋王朝主要茶机构与官职, 但设置与管理较为混乱, 下文简要介绍几个新增设的机构与官职。元代时各地负责榷茶的机构不统一, 名称也不尽一致。如元朝时在四川设立茶盐转运司, 专门管理茶盐税务, 也沿用了前朝的“榷茶提举司”, 同时又设立“榷茶转运使司”。“榷茶提举司”与“榷茶转运使司”平级, “秩从五品”。《元史》本纪第14中有:“复立岳、鄂、常德、潭州, 静江榷茶提举司。”又有:“以榷茶提举李起南为江南榷茶转运使。”记载了两机构的相关情况。1268年“榷成都茶”之后, 元朝又设立了“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一些研究者认为, 该机构是对茶户与榷茶事业进行管理的机构, 说明元朝时四川的茶户与其生产事业均归官府统一掌管。后来转变为“四川茶盐转运司”。元朝至元十六年 (1279) 元政府在江西设立“榷茶运司”, 据《中国茶叶大辞典》词条释义, 此处的“榷茶运司”即为“榷茶都转运使司”。可见, 元朝时对茶与盐的管理及相应机构的设置有待于规范, 这直接影响了元朝茶产业发展以及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繁荣。同时, 元朝时并未放松对茶税的征收。《元史·志》“食货二”中记载:“延祐元年, 改设批验茶由局官”, 这是1314年设立“批验茶由局”的记载。茶由是元朝售给茶叶零售者的凭证, 以加强对茶叶零售的税收管理。

明清两朝茶机构依然沿袭旧制, 其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明朝时, 四川仍是产茶的重要产区之一。《明史·食货志》中记载:“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 ‘宜别立茶局, 征其税, 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居民所收之茶, 依江南给引贩卖法, 公私两便’。于是永宁、成都、筠连皆设茶局矣。”“茶局”也称“茶局批验所”, 是明代在四川地区设立的管理茶务及税收机构。但在宋朝时已经有了“茶局”之名。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中有:“造茶旧分四局, 匠者起好胜之心, 彼此相夸, 不能无弊, 才并而为二焉。故茶堂有东局、西局之名。”宋朝时的“茶局”与明朝时并非同义, 是指为贡焙或贡茶所设的机构。清代黄宗羲《四明山志》也记载:“上有宋丞相史嵩之墓, 殿帅范文虎因置茶局贡茶。”“茶局批验所”的主事官员为“批验所大使”, 是地方政府内设置的事务官员。“大使”官职刚刚出现时, 指由皇帝特命的专门负责某项工作的临时性使节。元朝以后, 该官职逐渐转向了对管理具体事务的官员的称呼。明清时还有一种“茶园提领所”的机构, 其职能与“批验所”相同。清代吴骞《桃溪客语》中记载:“元时桃溪有批验茶引所, 在前河埯北, 名茶园提领所。明嘉靖初, 省归本镇巡检司。”在路级机构之下, 明清时期也存在“司茶局”。如当时贵州清吏司下设多个部门, 刑部贵州清吏司主掌管贵州省的刑名之事, 其次也兼管吏部、吏科、司茶局等33个部门的刑名之事。

摘要：随着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 唐朝时已正式出现专门的茶叶管理机构与政府官员。宋朝时达到一个高峰, 这既是茶产业与茶文化发展的直接反映也是其必然结果。元明清时期基本延续前朝的机构设置, 反映了茶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茶机构,茶官员,茶马司

参考文献

[1]中国茶叶大辞典[M].

[2]宋史[M].

[3]元史[M]

[4]明史[M].

8.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 篇八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传统外交 历史脉络 主要特征 合理平衡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过去的90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和壮大的90年，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自身出路和发展的90年，也是中国外交不断走向世界的90年。过去的90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领导着中国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鉴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目前所处的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仍更多地注重外交的传统方面，即民族国家主导的围绕高政治领域展开的对外交往。例如，无论是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现行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外交的强调重点都是两个：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中国发展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传统外交总体布局。因此，总结过去90年来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发展，对于总结党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与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鉴于对中国传统外交的探讨已经汗牛充栋，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思考中国特色传统外交及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中国特色传统外交自身的历史纵向发展脉络；其次是在纵向考察的基础上纳入更大的世界历史潮流的横向比较的三个主要特征；三是对更深层次的党的价值观与利益观在传统外交中的平衡感的分析。最后，本文将探讨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

一、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发展脉络

过去90年来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发展，事实上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新中国如何与整个国际体系互动的历史。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无论是其手段还是内涵——都发生着深刻变化：手段上，党领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日益从消极与被动向积极与主动的方向发展；内涵上，它也日益从单一与片面向立体与综合的方向发展。

建党90年来的中国传统外交，首先来源于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对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和判断，不断调整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的具体内容。因此，中国传统外交的战略布局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更为具体地，是一个从消极与被动，逐渐向积极与主动发展的动态过程。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大国外交联系在一起。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大国的交往更多是为国内解放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其首要对象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然后是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毛泽东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指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如果这一措施更多是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车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及“一条线、一大片”战略都更为积极和主动，而改革开放后的独立自主外交和冷战结束后与大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新兴大国群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进取和自信态度。

同样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在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是亚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良好、和平的周边环境才有可能达到”。 因此，“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 中国的周边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的睦邻为主、追求和平共处，到80、90年代的以富邻为主、追求和平发展，再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后的以安邻为主、构建和谐周边。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一个明确体现。

同样，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其当作是新中国构建“和平外交”的战略支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更多是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70年代后开始注重发展与第三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冷战结束后更注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机制化，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最能证明中国传统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是中国对多边外交的日益重视。中国参与多边外交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一直都是国际社会的革命者，对于国际多边外交持有较强的否定态度，因此长期游离在各种多边外交之外，尽管也曾参与了部分重要的多边外交活动，但事实仍是国际体系和多边外交的被动参与者。自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直到冷战结束前，中国逐渐强化了自身的多边外交实践，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多边外交活动中，为冷战后中国更为积极和全面地参与到多边外交和国际体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创造和具备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主客观条件，从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多边外交局面。

与手段的日益积极进取相同步的是，中国传统外交的内涵也日益立体和全面。这种日趋立体和全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外交布局自身的完善。回顾建党90年来的中国对外交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几乎局限于大国外交；而且此期的大国也主要局限在苏联、美国、英国等少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逐渐添加到传统外交布局之中，而多边外交的正式纳入则要等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

中国传统外交的内涵丰富还体现在每一类外交对象的外交关系质量的变化上。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大国外交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前都未得到明显改善。建国之初的头25年里，中国与大国的联系并不活跃，更多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真正采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逐渐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新世纪以来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更使中国的大国外交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前曾受意识形态的较大影响，因此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才形成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好时期。同样，尽管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改革开放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传统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一度下降，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机制化努力，才使得这一关系重拾上升势头。

最后，中国传统外交的立体和全面还体现在其领域覆盖上。尽管传统外交更多关注高政治领域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低政治领域的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纳入中国传统外交的视野。现在，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公共卫生、救灾、海外利益保护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外交的重要关注，而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在1971年前中国更多的是为了恢复自身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尽管中国对联合国本身还存在诸多疑虑，这可从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历程中看出。但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参与了联合国有关各种问题的讨论和决议。

二、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三个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0年，是中国从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90年。在过去的90年里，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始终牢牢把握住当今时代的三大历史潮流，即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 由此而来，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传统外交既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追求和平外交，又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践开放外交，还致力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共同愿望开展独立自主外交。

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首先是和平外交。一方面，尽管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但中国始终追求与外国的和平共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本身的力量变化，和平与和谐外交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相同。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国外交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在争取国家解放时期，由于恶劣的体系环境和反动的蒋介石集团，致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的外交努力尽遭挫败。例如，在中国即将全面解放前夕，针对美国、英国等试图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但显然地，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只是想就保留美国在华特权而试探中国， 而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甚至闯进长江解放军防线试图干涉中国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和平共处外交取得了局部成功，集中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和扩散，中国领先于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在美苏阵营中的真正相对独立等方面，尽管其间也有源于两极格局限制的一些权宜性和短期性的战术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追求，或者说中国的和平与和谐外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后半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和平、发展与合作这三大时代潮流得到了全球性关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等外交战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还是开放的外交。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外部世界持开放态度。具体到外交事务上，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不仅对各种力量持开放和包容态度，而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和历史潮流持开放和包容态度。

一方面，尽管存在对不同阶级的划分，但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都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例如，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便开启了今天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外交、政党外交等手段，如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问等。又如，尽管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峻的两极竞争，但党仍坚持“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 今天，尽管仍坚持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共产党也相当重视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传媒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影响，全面拓展民间外交、体育外交、公共外交、舆论外交、大型国际活动外交等新外交形式和手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各种力量和趋势都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态度，这集中体现在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或非殖民化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机遇把握上。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自身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既是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种榜样，同时这种成功又为中国共产党给予后者更大支持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更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并逐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一度扭曲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 但中国共产党仍合理地将这一挑战转变为机遇，加速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并为2007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赢得了先机。

最后，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还是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一个强调和平与开放的党，独立与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唯有将关系建立在独立与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外关系的和平、平等、开放、包容，才能实现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中国外交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尽管成立之初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较大，但党仍强调独立自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是在结盟和准结盟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正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确保了新中国在冷战格局的尖锐对立下的独善其身。1986年3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把中国总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始终支持和贡献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同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主张。1988年9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从此以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为中国外交方略的重要组成要素。

三、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利益—价值平衡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始终牢牢把握世界历史潮流；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也始终居于引领地位，从解放前对民族自决的追求，到建国之初便提出超越冷战思维的和平共处外交，再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和平发展外交。正是出于对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党领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对于物质利益与普遍价值观之间的平衡有着很好的处理，独具中国特色。

这种对物质利益和普遍价值观的平衡首先表现为对中国自身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平衡上，或者说是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平衡。在建党和建国初期，这一平衡更多体现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或民族解放运动上，尽管其间也曾出现过将普遍价值观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狭隘理解。由此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勒紧腰带，坚持支持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一度卷入安哥拉内战、在东南亚地区支持当地的共产党运动等。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人更注重合理平衡物质利益与普遍价值观。邓小平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中共十二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以及随全球化而来的超国界问题的泛滥，国家利益将同全人类共同利益并行不悖地存在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成为制约一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重要因素。同样，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负责任大国对外关系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定位。这样，坚持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统一，更加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原则的基本内容。江泽民同志说：“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胡锦涛提出的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是有机统一的，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同时，又要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党在利益观和价值观之间的合理平衡，不仅体现在上述的总体对外关系中，也体现在中国的传统外交布局内部。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外交总体布局，可以发现这一平衡的精致之处。具体而言，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对于物质利益的强调要远大于对价值观的重视，相比之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就更重视价值观，对物质利益的强调程度略低。中国传统外交布局内部出现上述区分和内部平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国和周边关系能更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的比重不那么突出也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更强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大国对中国的物质利益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60年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决运动要取得成功，面临的最首要的压力和助力都来自于大国，分别以西方列强和苏联为代表。而新中国成立后所处的两极格局，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斗争的直接后果。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3个30年里，由于中国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得以作为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维护和建构，因此与大国的伙伴关系对于整个体系的稳定和生存都至关重要。

周边国家一向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地缘依托，它直接决定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安全环境，进而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国际地位等都产生重要影响。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争取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时期，为确保周边环境的变化不致对中国物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党领导下的周边外交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前提，重点放在如何实现睦邻上；到追求和平发展阶段，党领导下的周边外交战略变得更为积极，重点逐渐转向富邻和安邻，追求共同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的展开晚于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事情，而中国重返联合国更要等到1971年，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首先必须稳定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换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切身的物质利益尚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对价值观的强调是需要耐心的。即使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得以正式展开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为这两对关系注入过多的物质利益，这基本上都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尽管如此，通过主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主要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中国日益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如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等。

结语：未来90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外交

过去的9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消极与单一走向积极和全面，坚持追求和平、开放与独立外交，始终注意物质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平衡。中国传统外交的这一不断发展，既使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为中国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前瞻和准确地把握时代潮流？如果过去400余年的历史是西方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那么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由此带来的原有社会发展模式单一化趋势可能瓦解的情况下，当前为人公认的世界潮流会否发生改变，其中蕴含的机遇如何开发、危机如何化解等，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拿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外交的继往开来。

第二，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实现从“权势不足的无奈”到“权势有余的自制”的转变？在中国传统外交日益积极的同时，如何实现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传统外交布局的所有4个方面。建党90年来，中国面对国际体系更多的时候充满无奈，因此过去90年来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更多时候选择不作为，“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党的下一个90年里，如果当前趋势得以保持，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将大幅上升，由此而来的挑战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或者说，如何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三，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实现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的平衡？随着越来越多的低政治领域问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纳入传统外交视野，二者的界限可能变得愈益模糊，导致“大外交”的最终形成。但在全球化高度分工的时代，“大外交”之下如何实现分工细化及由此而来的分工协作，将是对党的领导能力和中国外交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