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宝贵经验

2024-07-26

红军长征宝贵经验(11篇)

1.红军长征宝贵经验 篇一

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红军胜利之根,铁的纪律则是其胜利之本。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斗争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坚守铁的纪律,锤炼了红军队伍铁的纪律观念。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官兵都能严守纪律;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不忘执行纪律;无论职务多么高,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严守铁的纪律,是长征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的因素。 坚持党的领导:红军创造长征奇迹的最重要原因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理想与信念的最终体现和落脚点,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领导。跟党走,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军创造长征奇迹的最重要原因。

长征的胜利之所以被世界称为奇迹,不仅因其路程之遥远,更是因其面临着众多难以计数之困难:道路难行、自然条件恶劣、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以及长征初期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每一项都足以使红军面临石达开式的灭顶之灾。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激励和支撑着红军指战员跨过了激流汹涌的条条江河,翻越了陡峭险峻的座座高山,穿过了沼泽密布的茫茫草地,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取得长征胜利的呢?1938年4月,张闻天在陕北公学演讲时指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那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我们曾经碰到了几乎不能渡过的天险金沙江与大渡河。我们曾经碰到了人类几乎没有到过的雪山与草地。我们处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到达了当时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激励着无数的红军战士,不管是如何残酷的战争环境,还是如何恶劣的自然条件,都坚信只要跟党走,就会有前途。“只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

在长征途中,党员干部成为跟党走的表率。据红军战士方国安回忆:“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长征中,先后有422名营以上干部牺牲。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位,军以上干部8位。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讲,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而当时红军官兵中的党团员要远远低于这个比例。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形成长征精神的强大动力。在长征中,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红军战士战胜艰难困苦,给广大红军战士作了表率。

长征途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出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来,分给军团教导队长——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长征中,团以上干部才配有马,但多数都让给了伤员和掉队的战士骑。同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医护人员为照顾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把自己保存的一点青稞面让给他们,自己却用野菜、草根充饥。官兵中一人晕倒了,几个人抢上去扶持,许多同志为了救援别人,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牺牲了生命。红军过草地时严重缺粮,为了弄清挖来的野菜是否有毒,一个连队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小组会,党员们争着先尝野菜,最后不得不进行举手表决。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部队更加团结,红三军团某连有九名炊事员相继牺牲,而这个连没有一个战士因饥饿而死。部队在长征中损失巨大,不断整编、压缩、合并、撤销,干部层层下放,各级指挥员都以大局为重,能上能下。

在长征中,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险,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举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就处于险境。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红军指战员只能机械地执行中央决策,否则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参与围堵的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红军却能进退自如。

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次远征。在长征过程中,红军要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武器、装备、补给匮乏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成为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每当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召开相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湘江战役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扎西会议的召开,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会,到扎西会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为迎接抗日时期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史可存的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数十次之多。不仅如此,毛泽东经常要求各级指挥员召开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征求各级指挥员甚至普通战士的意见。陈毅回忆说:红军时期的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导,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

一切服从中国革命大局——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

长征中,红军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许多部队为了全局,自愿作出局部的牺牲。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探明了道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应,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及中央纵队力过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把各路红军的团结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律,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开始,长征是从各个根据地先后出发,相对独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根据地红军部队的作风习惯等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目标,各路红军实行了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分散了敌人的兵力。

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分割各路红军,各个消灭的计划的破产。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实力大大增强,当务之急是明确主攻方向,确定战略方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形势是比较有利的。然而此时,张国焘竟将实力较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向中央伸手要权的资本。出于对全局的把握和对敌情及川西地区人口、地理、经济、民族情况的分析,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但是围绕战略方针,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北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三支主力红军会合后,红军虽然只剩下几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党和红军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严守群众纪律——赢得各族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红军长征曾经过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红军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时,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盟修好,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

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都大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明确宣布:不准擅自进驻喇嘛庙,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的封门“神符”,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等等。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进入西康甘孜藏区时,曾以“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名义发布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对甘孜附近的白利喇嘛寺也发布了保护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世格达**通过对红军的亲自观察,以及与朱德的九次促膝长谈,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澄清了此前流传的有关污蔑红军的言论,他还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五世格达**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红军之所以是红军,就是执行了自觉严格(甚至严酷)的群众纪律。过草地,部队筹集到数量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压成了粉子准备过草地用。进入草地后,部队在艰难地穿行,维持生命的粉子却在一天天地减少。为使部队渡过难关,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开会研究,作出三点规定:一、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还特别要求政工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十七团一个连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反映到军团政治部。为了严明纪律,该指导员被撤职,甘泗淇签发了处分决定。时任师政委廖汉生回忆说:“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半点私利的权力。”

依靠这些铁的纪律,才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各民族群众十分钦佩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个新的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建设,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弘扬长征精神的要旨所在。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培养一代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载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求。

2.红军长征宝贵经验 篇二

1. 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 时间:1935年2~5月。

3. 经过:

1934年10月中旬,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 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 开始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 强渡乌江天险, 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 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 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 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人之中, 四渡赤水, 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 并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5月上旬,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 3万多红军凭借六条木船, 历时七天, 在禄劝皎平渡顺利渡江 (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禄劝洪门渡口渡江) ;与此同时, 罗炳辉领导的红九军团, 也从平彝 (今富源) 进入云南, 连克宣威、会泽等县城后, 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 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8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先期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 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 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 途经威信、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东川 (今会泽及昆明市东川区) 、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等16个县境, 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东川、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等9座县城。其间, 中共中央于2月5日至9日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做出了红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决定。

4. 中央红军过云南的遗址:

(1) 扎西会议会址 (“鸡鸣三省”标志碑) ; (2) 柯渡红军纪念馆; (3) 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禄劝洪门镇 (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渡江处) ; (4) 会泽扩红遗址 (雕像) 、东川树桔渡 (红九军团渡江处) ; (5) 元谋龙街渡、红军标语等。

二、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 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

2. 时间:1936年3~5月。

3. 经过:

1935年11月19日, 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 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 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出发, 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 从湖南转战到贵州, 四进四出云南:1936年3月6日, 红军首次进入彝良县境, 3月15日出云南;3月16日, 再入彝良县境, 至3月18日出云南;3月20日, 进入宣威县境, 至3月29日离开云南;4月1日, 进入平彝, 至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 在云南境内活动68天。其间, 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威逼昆明、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 途经彝良、镇雄、巧家、平彝、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罗次 (今禄丰) 、禄丰、盐兴 (今禄丰) 、楚雄、牟定、镇南 (今南华) 、大姚、姚安、盐丰 (今大姚石羊镇) 、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8个县 (区) , 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 (今香格里拉) 等13座县城。

1936年4月下旬, 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的5个渡口, 1.8万红军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 历时四天三夜, 全部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奉党中央命令, 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 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 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结束长征。

主要战斗有宣威虎头山战斗 (红军在云南最大的战斗) 、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之战、寻甸六甲之战 (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激烈的阻击战) 、宾川州城之战、迪庆奔子栏阻击战等。

4. 红二、六军团过云南遗址:

(1) 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 (2) 丽江石鼓渡口、纪念馆、红军与船工雕像; (3) 中甸中心镇公堂; (4) 噶丹松赞林寺。

三、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1. 数千人参加红军。

红军每过一地, 纷纷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 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穷苦百姓, 并四处张贴布告, 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 铲除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 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 号召穷人参加红军。红军的宣传和行动, 为劳苦大众指明了出路, 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要求, 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 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300余人, 在会泽短暂的三天内即扩红1500余人, 是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境内沿途扩红近百人;在禄丰元永井, 呈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500多人参加红军;在祥云, 七八百被迫守城的壮丁争先报名参加红军, 红军说服部分年老体弱或年纪太小的同志回家, 并发给路费, 其余500余人加入红军, 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红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余各地还有不少人参加红军。经过宣传, 沿途数千人参加红军, 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 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

2. 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 为伤病员疗伤治病。

红军一路开监救人, 开仓放粮, 打击土豪劣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还帮助群众劈柴挑水, 和群众嘘寒问暖, 得到了云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他们纷纷帮助红军收留掩护伤病员, 为伤病员疗伤治病, 为红军补衣服、打草鞋, 鹤庆白族龚银凤大妈机智救红军、富民赤鹫永富村农民杨得春护养小红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为佳话。

3. 为红军筹粮筹款, 做翻译、当向导。

红军抢渡金沙江时, 丽江县共有71人给红军当过向导。在中甸休整期间, 红军以贺龙名义发布公告, 向藏族群众和僧侣阐述红军性质和纪律, 并热情接待了藏族同胞, 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幛, 向一些喇嘛发委任状。在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 寺院、商人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 还派僧侣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

4. 帮助红军渡江。

皎平渡张朝满等37名船工, 禄劝洪门渡8名船工, 东川树桔渡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船工, 石鼓渡口李顺才等28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 丽江鲁桥乡长、开明士绅王瓒贤帮助找船工和船, 22名木匠、铁匠为红军做“筏子”。

四、红军长征对云南革命的影响

两路红军过云南, 经过云南7州 (市) 34县 (区) , 对云南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宣传群众, 播下革命火种。

红军征途所至, 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 除暴安民”, 留下了上千条标语;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宣传“北上抗日”“抗日救国”, 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2. 恢复重建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3. 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建立了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对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

4. 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 取得成效,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红军长征的序幕 篇三

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处于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皖浙赣边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吸引一部分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军的“围剿”。

7月6日晚,红七军团60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和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由瑞金出发,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樟湖坂,偷渡闽江,占领黄田和谷口,胜利地完成第一步计划。

8月1日,红七军团进占水口镇,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的命令,于7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起攻击。但是,猛攻一昼夜,仅占领城郊部分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敌援军赶到后,遂撤出战斗,转至北石岭、桃源地区。8月14日,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红七军团一举攻克罗源县城,歼敌1000余人。22日攻克福安县的穆阳镇,消灭敌新编第十师1个营。23日经寿宁西南的平溪,向闽北苏区转移,28日攻克浙江庆元县城。随后,突破敌浙江省保安纵队的封锁,经龙泉县的小梅镇、查田、八都,于8月3日到达闽北苏区,胜利地完成第二步计划。

9月9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福建浦城出发,沿闽浙赣边境北上,12日进入浙江江山县,14日袭占常山县城。10月4日,红七军团攻占查湾,不久在皖赣边红军的协同下,15日转战到安徽东至南部的黎痕地区。这时,红七军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全军团已锐减到不足2000人,部队急需休整、补充。

10月21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经浮梁、德兴,突破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于11月初进入闽浙赣苏区的葛源以北重溪等地,同红十军会合。11月4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归中央军区领导和指挥。18日,按照中央军区的命令,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十军团在皖浙赣地区开展斗争。1935年1月,红十军团被优势敌军包围于怀玉山中。时值严冬,雨雪交加,广大指战员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但是,广大指战员与敌展开殊死拼搏,大部壮烈牺牲。刘畴西、方志敏等先后在怀玉山东麓陇首村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突围出来的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指示,同地方部队一部组成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领导和指挥下,在闽浙边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1934年7月23日,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时,中共中央决定:“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掩护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决定:“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负责红六军团的行动。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开始突围西征。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12日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红六军团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是日晚,红六军团由寨前圩出发,20日袭占新田县城,23日进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

但是,这时敌军重兵已麇集湘江左右两岸,再加湘江水深流急,渡船又被敌人掳到对岸,要从零陵地区渡过湘江极为困难。因此,任弼时等决定向阳明山地区疾进,准备在该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当红六军团进到阳明山地区后,发现该地区幅员狭小,地瘠人稀,经济落后,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另外,敌3个师又2个旅正分路逼近阳明山地区,形势对红军不利。于是,任弼时等决定放弃在阳明山地区立足的计划,于26日率领红六军团东进白果市,尔后急转南下,于29日进到嘉禾县城附近。接着,掉头西进,于9月1日进入广西灌阳地区,4日从界首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县城(今资源),转入休整。

9月8日,中共中央给红六军团发出补充训令,命令其向湘西北开进,为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而探路。从此,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六军团按照中央的补充训令,于9月9日从西延地区出发西进,经城步以西的丹口,于17日乘虚袭占通道城(今县溪镇)。接着,击溃尾追之敌湘军两个团,于20日进入贵州境内清水江流域,23日由南嘉堡地区渡过清水江,突破敌军堵截,10月1日从施秉、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乘虚袭战老黄平(今旧州),6日进至石阡地区,7日在石阡甘溪街与桂军第十九师遭遇被敌截断,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这时,后卫第五十团亦于9日被敌人截断。红六军团首长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于10月10日决定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在石阡、施秉、余庆地区与敌24个团周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8日进至石阡城以南的冷家榜地区。

4.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篇四

王愿坚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红军鞋(缩写)

刘耀辉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半碗青稞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5.红军长征路上 篇五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6.红军长征博览城 篇六

系部名称:资环系

专业:地理科学

班级:10级1班

姓名:吕鹏辉

学号:20101541117

实践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红军长征博览城

实践时间:2011年8月

实践目的:1.了解家乡红色旅游景点,牢记历史。

2.激发向先辈学习以及热爱祖国的热情。

3.弘扬英雄事迹,促进家乡红色旅游的发展。

实践过程: 乘公交车至东阳横店,寻至红军长征博览城,买完门票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一边参观红军长征过程中的遗址,一边倾听长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及英雄人物的相关事迹,并切身体会到了长征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深切感慨革命先烈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实践收获:

一:红军长征博览城的诞生

长征,是历史上无以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红军将士们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强大这个崇高信念,献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中央红军用了368天时间,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50年后,《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同志,按中央红军同一月同一日同一线路,进行徒步采访长征路,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了全程,并且写下了《红军长征追踪》、《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两本书。

红军长征的精神、罗开富同志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先生。为了响应党中央大力提倡的发展红色旅游的号召,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弘扬长征精神,配合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徐文荣先生也用368天的时间建成了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

二:红军长征博览城的地位及作用

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是迄今为止全国规模最大的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主题的特大型综合性景观;是典型的把影视文化、长征历史以及国防教育、生产资料知识融为一体的独特性文化景观。博览城总占地9000余亩,其中山地占98%,总投资数亿元。园内有体验长征步行道路约14公里,乘车游览路线10余公里,是集红色旅游、国防教育、民兵训练、团队拓展、休闲娱乐与军事题材影视剧拍摄多功能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性园区。

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通过艺术化的项目设计和创意,以全新的视觉切入,依山势而建,以前瞻性、观赏性、趣味性、参与性、知识性、教育性等吸引受众,是展示长征时期沿途各地景观、体现长征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以及红军将士英勇业绩的重要窗口,是进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素质教育以及党团员先进性教育的重要基地。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现已被命名为东阳市国防教育基地、东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阳市民兵及青少年军事训练基地,浙江省国防教育基地、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正在积极申报全国青少年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红军旅游基地。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由红军长征主题公署、国防科技教育园、民兵青少年训练基地等三大部分组成。

三:博览城内游览路线及重要景点

首先是红都瑞金景区,其内建有苏区党、政、军、群机关革命遗址以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宁都会议等27处旧址,再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场景。这些景点都是按照长征路上实物真景1∶1建造的。

从“红都瑞金”出发,于都河畔“告别亲人”,在“突破三道封锁线”后,来到桂北“湘江河畔”。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从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狙击,九天血战,中央红军折损3万多人。该景点运用声、光、电现代演示手段,水、陆、空全方位再现血战湘江的惨烈战斗场景。红军最终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突出重围,踏上新的征途。

走出瑶寨,踏着垂直石梯绕“之”字山径,登上陆定一在长征回忆录中提到的“老山界”,来到“通道会议旧址”。1934年12月12日,这个在党史、军史上未曾定名的小型而又是最高级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通道举行。通过了毛泽东关于避开国民党军的重兵防守,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转为西进贵州的建议。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

穿过险要的“娄山关”,突破天险“渡乌江”,来到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四渡赤水、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榜罗镇整编……” 1935年10月19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零三天的长征胜利结束。

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由于再现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场景,能够让人得到身临其境的体验。景区开放第一年,就有11万学生来走“长征路”。

四:博览城周边基础设施

博览城所在地横店镇,被誉为江南第一镇,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东阳市,距上海380公里,距杭州、温州各180公里,距东阳市区18公里,与中国小商品城义乌市相距36公里,处于江、浙、沪、闽、赣四小时交通旅游经济圈内。乘飞机、火车或走高速公路均可直达,距离最近的机场为义乌机场。

出交通外,住宿条件也非常优越,有多家特色宾馆可供选择。如家商务酒店,拥有布置温馨的标准房、大床房、商务房(带电脑)、三人房、豪华套房、棋牌室等各类房型,每间房间均提供24小时热水淋浴、空调、数字电视、光纤上网、国内电话畅打,还配有宽敞的停车场等等。为商务和休闲旅行等客人提供“温馨、干净、宾至如家”的理想下榻之处。酒店开业时间2008年1月,2009年12月局部装修,楼高6层,客房总数77间(套)。旅游大厦酒店,位于万盛街的入口处,由东西二幢各12层大楼对应组成,楼下有好乐多超市,处于各旅游景区之间的中心区域,往返十分方便。东磁大厦酒店,是一家四星级的酒店,地处横店镇东磁路,交通便利.。店度假村(国际会议中心),是一家江南园林风格的度假休闲酒店。横店贵宾楼(国际会议中心),隶属于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皇家庭院式的建筑风格,是目前横店境内档次最高的一家宾馆。国贸大厦酒店,是集客房、餐饮、娱乐、会议、商务为一体的旅游涉外饭店,整体设计新颖,是横店的标志性建筑。这些都是三四星级别的宾馆,此外还有许多小宾馆,足以应对各层次人们的需要。

此外,在饮食方面。横店有一条万盛美食街。胖仔火锅店重庆风味的奇奇火锅、横店老北京餐馆的正宗的北京涮羊肉、横店大西北食府的西北风味大盘鸡、横店金华煲庄的“胴骨煲”、“牛杂煲”、“酸菜黑鱼煲”、万盛街中餐馆的南马肉饼配上东阳上卢的“上卢馄饨”、万盛街金华酥饼店的金华酥饼、万盛街东阳拉面馆的东阳拉面、万盛街千里飘香餐馆典型东北风味的熏肉大饼都深受明星们的青睐。

所有这些,都将极为有利地推动红军长征博览城以及整个横店旅游业的发展!实践感想:1.重走了一遍“长征路”,深切体会到了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而斗争的艰苦卓绝,懂得了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

2.对红军长征这一历史更加了解。以往只是在书上,课堂上学习长征的历史,感触没有那么深刻,而此番切身体会,因而更增进了对历史的了解与尊敬。

3.为了祖国,无数前人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安宁。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有感于此,更应奋发图强,争取为祖国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贡献。

参考资料:中国红色旅游网

横店影视城官方网站

7.长征中被红军扣押的“西方间谍” 篇七

晚年勃沙特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以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西方人, 殊不知早在1936年底, 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就已经在伦敦出版发行, 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了整整一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该书的作者勃沙特是当年被红军作为“西方间谍”扣留并押上长征路的英国传教士之一。对此, 勃沙特不但没有怨恨, 反倒饱含热情地赞扬红军。

不期而遇, 传教士遭意外扣押

在贵州黄平县城旧州, 有一所天主教堂, 居住着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1934年9月30日, 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经安顺赶往旧州, “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勃沙特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早在1922年秋, 勃沙特便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 从事传教布道, 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礼拜日的次日, 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年幼的孩子、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 加上6名中国女仆、厨师、挑夫, 一行人离开旧州前往镇远。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走入了红军长征的队伍中。

当时, 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 已进入黄平境内, 并在一个小山村与勃沙特一行不期而遇。那时, 贵州的大多数教会都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 常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 进行反动宣传, 指责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红军每到一处, 教会都会号召教友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 与红军为敌。因此, 红军抓到教会骨干成员后, 都要甄别审讯, 没问题的当场释放, 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

勃沙特等人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 自然也逃不过红军的扣押和审讯, 他们于10月2日被红军押回到旧州。红六军团之所以这样做, 不仅因为怀疑这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是“西方间谍”, 更主要的是因为西征以来, 伤病员日益增多, 药品和物资越加奇缺, 所以希望借助传教士的帮助搞到一些必须药品和经费。基于这样的考虑, 红军决定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

勃沙特等被交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 , 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 由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和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 (吴德峰之妻) 具体负责。勃沙特并不知道保卫局及其人员的名字、职责、身份, 故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 对戚元德称为“法官的妻子”, 其在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中他写道:“带去见法官时, 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 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 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 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 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 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 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经审讯, 红军出于人道考虑, 释放了两名已婚妇女、两个小孩、女仆、厨师、挑夫, 只扣留勃沙特、海曼、埃米三人。在规定时间内交纳70万元赎金后, 他们三人可获得人身自由, 此前必须跟着红军走。

因为累赘, 埃米传教士被无条件释放

戚元德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监管埃米。埃米因为太胖行动迟缓, 且只走了两天, 脚上就打起很多水泡, 鞋子也被磨烂。戚元德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 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 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还在她走不动时, 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上, 让她骑马, 甚至用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当做滑竿, 让战士们抬着她走。一次行军至一条非常难走的羊肠小道时, 面对左边是悬崖断壁, 右边是万丈深沟, 埃米吓得双腿发软, 又哭又闹, 两个战士一前一后扶着, 她都不肯挪动。早就将埃米视为“累赘”的战士提议, 干脆将她处置掉或扔下别管。吴德峰坚决不同意, 强调她罪不死, 在这荒山野岭, 扔下她不被饿死、冻死, 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 大家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 把埃米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 用毛巾把眼睛蒙住, 由两个战士连哄带骗地抬过了危险路段。

鉴于埃米在行军中不断制造麻烦, 甚至在后来穿越一处隘口时, 差点让随身保护她的战士坠落深涧, 在还没有获得赎金的时候, 红军领导决定无条件地将她释放了。临走时, 埃米对红军的拼死保护及释放感激涕零, 她走出了很远, 还回过头来, 向红军招手致谢。

在勃沙特与红军一起长征的过程中, 他见到了许多红军女战士, 对她们的坚韧品格十分钦佩, 写下不少赞誉之词:“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 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在这支队伍中, 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对于埃米, 勃沙特充满着同情, 在《神灵之手》中写道:“他们经过考虑, 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 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 她总是在后面追, 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 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听说埃米被释放, 勃沙特起初并不相信:“路越走越难, 但我们一直走到天亮。这时, 埃米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 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 平淡地告诉我, 埃米小姐已经被释放。我疑窦丛生, 怀疑和担心埃米小姐的命运。”直到收到埃米的来信, 勃沙特才“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对埃米小姐生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

教会托辞, 一半赎金赎回传教士海曼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 为摆脱敌军的堵截, 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急行军。在战事紧迫的急行军过程中, 红军并没有忘记随行的两位外国传教士, 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保护和照顾。正如勃沙特回忆的:“因为气候潮湿, 雨多, 我们提出要块雨布, 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 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红军很体贴人, 凡遇到危险路段, 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在外宿营, 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 我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吴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 晚上, 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老夫妇房东家里买了只鸡”、“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了这个原因, 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三天后, 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 给了我们一头骡子, 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三分之一的路。不久, 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

1934年12月17日, 因圣诞节即将来临, 渴望自由的勃沙特唆使海曼一起逃了出去, 可又被红军抓了回来。同月底, 红军分别以三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18个月。因长时间无法获取赎金, 红军表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 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 甚至可以减少赎金。对红军提出的罚金等条件, 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 总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 且一拖再拖, 在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 原定的70万元赎金减到1万元, 最后甚至还提出6000元。但教会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 而不是什么赎金。红军同样出于政治目的, 坚持要教会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 哪怕是少量罚金或物品, 只要说明问题性质, 就立即放人, 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直到1935年11月18日, 负责接洽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才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药品、物资和钱, 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 红军只先期放了海曼, 勃沙特则继续跟随红军长征。

红军释放海曼的证明

刑期已满, 勃沙特获得自由

当然, 勃沙特也为红军提供过一些帮助。当时红军缺乏地图, 用的都是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 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 无法准确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攻克旧州后, 红军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 但上面所标地名不是中文。听说勃沙特能讲英语, 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派人把他请来。勃沙特认出那是张法文地图, 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勃沙特讲, 肖克记, 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译成中文标记在地图上。肖克后来回忆说:“当时, 我们在贵州转战, 用的是中学课本上的地图, 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后, 勃沙特帮助译成了中文, 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 他在边译边聊中, 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 对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了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勃沙特还通过教会帮红军购买过一些急需物品。

勃沙特为红军翻译的法文版地图

1936年4月11日, 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 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 肖克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 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 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 明天就给你自由。”次日, 肖克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 还专门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 作陪的有贵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 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勃沙特后来回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法官的妻子、肖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吴的妻子还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吴德峰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 并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 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 提出要四块银元, “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 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元!”临别之际, 肖克希望勃沙特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继续留在中国, “可以办一所学校什么的, 只要不强迫学生信仰上帝就可以。”

就这样, 勃沙特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刑期, 获得了自由。这期间, 他随红军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省, 行程万里, 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最为特别的“参加者”。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 勃沙特逐渐认识了红军。红军生活条件恶劣, 但却尽量照顾他的习惯和习俗, 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令他非常感动。尤其是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爱护群众,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不赌博、不抽鸦片, 充满着追求精神, 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也使他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坚定的同情者和忠实朋友。他对被红军拘押的经历, 一点也不反感。相反, 随着对红军的认识不断加深, 勃沙特明白了红军先扣押他而后又释放他的真正原因是“红军很可能要借此告诉人们, 扣押外国人的目的并非财物, 金钱对红军并非大事, 重要的是红军要借此告诫外国人, 他们反对在中国传教”。

离开红军后, 勃沙特去了昆明, 他迫不及待地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 他要把这些告诉世界。在友人的协助下, 勃沙特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 (又名《神灵之手》、《红军长征秘闻录》) 。1936年11月, 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 该书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 从而成为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12月, 该书在英国脱销, 于是出版社又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 该书被译成法文, 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1978年, 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 重写了这段经历, 并定名为《指导的手》。英文版面世以后, 又被译成法文, 书名为《导手》, 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84年,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专门前来中国采访和搜集史料。在采访肖克时, 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 并请索尔兹伯里帮助寻找勃沙特。索尔兹伯里在英国找到了勃沙特。1986年5月27日, 肖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 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 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 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 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 曾打听你的下落, 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 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8.红军长征过乐昌 篇八

九峰山,处于湘粤边界,距粤汉铁路以东10多公里,连绵9座山峰,最高峰海拔1100多米,山峰高耸,两侧悬崖峭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1月5日,红军分头向西挺进。右路红三军团绕过汝城县城,经延寿山田坳、岭秀、大源百丈岭、文明向宜章进军;左路红军第一、第五、第九军团由城口沿九峰山脉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从九峰打过去,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

同日,红一军团离开城口,迤逦西行。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正在突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福建、江西追上来了,粤军正在赶赴乐昌。他们利用公路、铁路之便,企图抢先占领九峰山,以堵截红军前进。红一军团的任务就是要在敌人到达之前,抢占九峰山制高点,将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麓,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通过这一地带。

时间紧迫,军情危急。然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认为敌人还没到乐昌,不想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地走,企图一直冲过乐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抢占九峰山。参谋长左权也认为事关重大,派第二师师长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侦察敌情,发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粤敌三个团于11月3日到达乐昌,一个团于11月5日开往九峰。在这种形势下,林彪不得不接受聂荣臻的正确意见。红一军团领导及时指挥红二师第四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了阵地,监视着九峰墟的敌人,随后派出部队击溃了固守在茶料的粤军一个团。11月6日,红二师第五团、红一师到达九峰,在张姑岭与敌展开战斗,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使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延寿。

1934年11月5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十路从仁化红山地域的小典一带向中洞进发,进入麻坑,一路分别由新田、新洞出发,经白石洞、暗迳、石洞雪、小水、老屋,越过山寨岐、向麻坑集结。同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冒雨行军,经延寿沿山间小路,行程100里到达五山的大王山脚宿营。

11月6日,林彪、聂荣臻率领部分部队从仁化新田出发经大水、清水江和乐昌五山山寨岐、坪田、夹石垭到达麻坑,另一部从新田出发经中山、文书、将军寨到达麻坑,在麻坑圩五山乡政府的办公平房里设立临时指挥部。这座房子背靠麻坑河,原是五山的社学,名叫中山书院。红一军团领导人在这里指挥部队作战。

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机关、军委纵队等于11月5日、6日分四路进入广东乐昌五山境内。一路从广东仁化城口清水江进入五山山寨歧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另一路从广东仁化城口新田进入五山中山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再一路从湖南汝城小亘枫树坳进入五山石下、大王山西进;还有一路从湖南汝城井陂界头进入五山青龙头经石下、大王山西进。

11月6日,红二师第五团、红一师先后冒雨爬越大王山。大王山地处五岭山脉,位于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是红军进入粤北以来所遇到的第一座高峰。大王山高耸人云,两侧悬崖峭壁,山腰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中间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可行。部队进入崎岖小路,弯多路滑,加上人多,又牵着骡马,驮上辎重,非常拥挤,行进速度很慢。到了半山腰时,夜幕降临,只好拄根树棍,打着火把,探路行进,构成了一条蜿蜒的火龙,伸延在山间。爬上山顶时,战士们的脚磨起了泡,头和脸被荆棘划出遭道伤痕;衣服湿透了,又没有饭吃,加上寒风凛冽,战士个个都在打哆嗦。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可是,红军战士谁也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而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着继续行军。

连日来,天公不作美,寒风夹着小雨下个不停,给红军战士行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天下午,周恩来等中革军委领导随战士们一起爬越大王山,还不时地穿梭于队伍之间,鼓励红军战土振作精神,克服困难,努力攀登。官兵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一齐向前进发。

下山时,坡陡路滑,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深渊,情况十分危险,部队领导反复叮咛战士们要小心行走,注意安全。红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萧锋,因十分疲劳,眼皮都睁不开,一不留神,便摔到十几丈的深处,幸好被半山腰的树丛挡住,才没有再往下滚,战士们见状一齐用绳子和几副绑腿带把他拉了上来。然后,他忍着伤痛,继续坚持与部队一起赶路前进。

在饥寒交迫和筋疲骨劳的情况下,爬越大王山,对于每个红军战士,都是严峻的考验。但是,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难险阻的行军,终于胜利地翻过了大王山。

11月6日下午3时,红一军团部和直属队到达麻坑墟,在麻坑墟宿营。同日,红—军团第十五师从红山经新白、青迳一带向麻坑集结。7日,红一军团部和直属队从麻坑出发,经瑶寨,行程90里,到达北乡上西坑,并于9日从上西坑出发,经过大王山,行程70里,到达桃竹坑。

红军翻过大王山后,部队进入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减慢了。这时,蒋介石急令陈济棠部尾追前堵红军。粤军李汉魂、余汉谋部从乐昌向九峰延寿赶来堵截;中央军薛岳、吴奇伟两个兵团衔尾紧追,粤军邓龙光一个团从乐昌开往九峰。敌人从三面围堵,而红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条路上来,情况十分紧张。

11月6日,当红二师第五团、红一师进至九峰境地的张姑岭脚时,与敌进行了战斗。此时,红一军团首长打来电话,命令红十师师长李聚奎撤出战斗,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在前头开路,并要求在11月11日前抢占宜章县白石渡,掩护全军和中央纵队从乐昌以北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前进,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当即命令所属红一、红二团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自己率所属第三团与红二师第五团立刻从阵地上撤下来,赶在全军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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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李聚奎等遇见了随中央纵队行进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周恩来亲自向李聚奎师长布置前锋开路任务,确定行军路线方向。他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接着,毛泽东对李聚奎叮嘱道:“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李聚奎师长受命后带领红一师第三团和红二师五团于7日拂晓,由张姑岭原路折回五山石下,经汝城小垣、延寿到达文明司一带,并占领宜章里田的上渡村,为军委纵队安全西进赶在全军前头,以作掩护。

1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掩护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通过后,冒雨进入九峰山,忍着饥饿、寒冷和疲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行军。红一军团到达九峰地域时,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制高点和风门坳,钳制乐昌之敌,以保证红军西进。

11月8日,敌叶肇师、陈章旅从仁化城口向延寿方向追击红军。当日早晨,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到红一师,与红三团一起为红军部队开路。

11月9日清晨7时,红一军团第一师冒着连绵细雨,从文明墟一带出发,行程90里到达罗家渡宿营。在急行军时,周恩来把自己骑的黄骡子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们一道步行。红一师到达罗家渡后;派出红三团第九连到梅花墟打土豪、筹军饷。红九连在梅花三名地下党员的配合下,没收了两家地主财物,上交了250块银元作为部队的补充供给之用。

11月10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在周恩来、刘伯承亲自指挥下,早晨7时从罗家渡出发,于田头渡过河,行程110里赶到白石渡,与敌展开战斗后,胜利攻占了白石渡镇。当日,红一军团一部从上章经白石三界墟、黄圃塘村前往宜章,执行占领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任务。

11月11日,红军大部队万余人到达延寿以西之金砖坳(砖头坳)。敌叶肇师陈章旅衔尾追至与红军交战,战至12日午时,敌独立第三师也赶至加入夹击,敌独立第一师彭林生、李振、廖颂尧三个团,从乐昌风门坳赶到,加入西南方向的夹击。敌人兵分四路前后左右把红军包围。红军奋勇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包围,然后继续大踏步向西开进。

敌人企图把红军消灭在粤湘边境内,派出空军协同作战。11月12日,敌机十多架,整日在粤汉铁路沿线上盘旋窥察红军动向。同时,敌叶肇师、李汉魂师、李振球师及第一教导师陈章旅向塘村、坪石分头追截红军。

同日,红军某部在粤汉铁路上的白石渡附近与敌恶战,击溃了从乐昌北上的余汉谋第十二军两个师。至11月13日凌晨,红十六团、红十七团占领了粤汉线上的重镇宜章县城,完全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粤汉线阻击聚歼红军的计划,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彻底被摧毁了。

11月13日,经过乐昌的红军长征部队全部离开乐昌境内,继续向西挺进。

当红军到达乐昌地区时,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李振球第一师、李汉魂独立第三师、吴以起第三团和邓龙光部一个团沿韶关北上乐昌、延寿进行堵截;国民党粤军叶肇第二师、陈章旅也加紧从仁化城口北上乐昌九峰一带尾追。敌独立第三师、吴以起团及邓龙光部一个团于11月7日赶到九峰墟至茶料一带布防,实行坚守碉堡,控制交通要道,妄图阻止红军前进。同日,红一军团直属队、红二师第六团和红十五师由麻坑经桃竹坑、大王山、张姑岭到九峰浆源;红二师第四团由麻坑经龙山(羊古田)、沙坪、赤水、天平架,东坑、上西坑至九峰文洞庙山背和茶料之鸦鹊岭。为了甩掉尾追之敌,粉碎国民党军队在九峰一带堵截红军的阴谋,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西进,红军到达九峰浆源后,不顾日夜兼程行军的疲劳,马上部署战斗。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红二师第四团抢先占领浆源至文洞与茶料之间的观音山和向日峰制高点,随后派出数干的得力部队攻击茶料之敌。从11月8日上午8时开始,红二师第四团在茶料阻击国民党军一个团的追击,战斗进行了10多个小时。9日,红一军团数千人到达九峰茶料、浆源一带,与敌独立第三师吴以起团交战,把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麓一带,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了三界墟与里田之间的湘粤边境,向宜章开进。

由于红一军团派出得力部队在九峰茶料与文洞之间的鸦鹊岭阻击国民党军队,监视了九峰墟的敌人,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再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部队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为掩护中央纵队顺利通过增加了保障,在南北两面很好地掩护中革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9.体验红军长征作文 篇九

我们走过了模拟的长征中线。爬了绳锁桥、走了山路……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要数爬断崖绝壁的“横断山”了。

我们跟着教官来到一扇石头垒成的大门前,一个接一个走进了“横断山”。看着眼前那山势险峻、崖路崎岖的大山我心里还真有点惊慌哩!横断山可是红军长征中比较险要的山呀!眼前的这座大山既没有石阶,也没有扶手,只能沿着那条不规则的小道,连爬带拽地上了山。在教官的带领下,我们好不容易爬到了安全地带,可是又出现了另一个使我们左右为难的问题――前面有条大沟,沟上横着几艘小船,船上放了几块正方体的砖头。教官要求我们踩着方砖过去,我看了一眼船下那凹凸不平的沟渠,又看旁边没有保护网,我不禁把这沟渠幻想成了大渡河,下面浪涛滚滚仿佛要把我卷进去似的。心里突然害怕起来:我的天!万一我掉下去,回不去了怎么办呀?我还是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不禁往后退了几步,可转念又想,人家红军起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而我边几千米都没走完。更何况别的同学不也在走这陡峭的山路吗?我凭什么往后退呢?于是我更加小心地往前走了起来。到了羊肠小路的三分之一的部位就开始下坡了,由于坡度非常大,没有缓冲性,我们大家都弓着腿一路小跑着下了山。到了休息地,我们个个精疲力尽、汗流浃背,一下子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我突然醒悟过来了。当时红军是多么艰辛呀,天天又要躲着敌人,还要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搏斗,真是太辛苦了。而我们现在有吃有穿,却那样浪费,真该好好反醒一下。

10.红军长征讲话稿 篇十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感动,每次我感动就会忆起我们人民革命的艰苦历程,想起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七十年多前,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八万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南中国的崇山峻岭,开始了漫漫长征。长征路上,面对着自然界种种艰难困苦,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毅然挺过去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踏过去了。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这一切,让今天的人们,长久地发出神奇的感慨。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七律.长征》 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眠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正是这些肩负着伟大使命的中华儿女,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走完了如此漫长的道路。是他们,吓得敌人闻风丧胆,狼狈而逃;是他们,突破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将共和国的国旗抹成了红彤彤的颜色;是他们,凭着一股执着的精神,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奇迹,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担起了祖国生死存亡的重担!是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幸福的生活!

怪不得毛主席会这样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2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没错,这正是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骄傲的。我们不会忘记这一辉煌的斗争业绩。我们不会忘记永垂不朽的革命先烈,我们不会忘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天,我们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我们要学习红军长征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把我们的家乡、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富裕!

11.长征女红军知多少 篇十一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釗、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11月16日,红25军3000余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队伍。其中,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战斗中,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转移伤员,包扎护理,悉心照料。部队缺少药品,他们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药,为战士们疗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11月19日,贺龙、萧克率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出发前,红2、红6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只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1人。

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19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1936年10月,刚刚走完长征的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无比艰辛的西征路。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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