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四十年诗朗诵

我们的四十年诗朗诵

1.我们的四十年诗朗诵 篇一

透过《新文学史》四十年发展历程，我们大约可以窥见美国文学理论研究所经历的思想更新和观念嬗替。下文以这期专刊为主要文献，以《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为主要线索，考察美国文学理论界如何穿越学科间的疆域，逐渐走向包容与开放，把文学理论研究推上了跨学科、跨文化对话的研究阶段。

拉尔夫·科恩和《新文学史》

《新文学史》与《批评探索》齐名，二刊并为文学理论刊物界之翘楚，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嬗变，影响颇深、举足轻重。《剑桥英国文学书目》主编弗雷迪·贝特森认为文学批评类刊物的寿命大致十年，而《新文学史》自创刊至今，久立潮头不衰，已然跳出了这个生命周期律，堪称学术刊物史上的神话。作为神话的创造者，拉尔夫·科恩自然居功至伟。

对于科恩，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约翰·卡斯廷做如下评价：“拉尔夫·科恩任《新文学史》主编一职四十年，堪称任期最长的主编。这不仅证明科恩事业之执著、体格之健魄、学术之笃厚，又证明其思想需不断评估更新这一见识之睿智。”对于“新文学史”刊名之涵义，卡斯廷认为科恩意在强调文学批评理论之内涵与风尚总是变动不居的。正是得益于推陈出新之理念，科恩与《新文学史》经受了岁月之磨洗，保持了旺盛的理论活力。我们先且回顾一下《新文学史》的创刊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经弗吉尼亚大学欧文·欧伦佩莱斯和马丁·巴特斯廷教授引荐，科恩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聘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这是因为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埃德加·夏伦同意科恩创办一份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终于一九六九年正式起航。关于创刊的缘起，科恩后来回忆：

我本人虽已在众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仍感需要一份刊物，把文学研究与历史等相关学科相联系。具体而言，需将文学与艺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加以联系。我以为，此刊物最需要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因而，所刊登的文章必须符合此要求。对于论据、阐释和历史理论等的性质持不同观点的作者，至少可以存互相包容之心。因此，我所期待的是一份给人以教益的刊物，将文学研究与历史、理论和创造性阐释联系起来。

《新文学史》创刊，正值新批评如日中天、如火如荼之际。夏伦校长就曾求学于新批评研究之重镇——耶鲁大学，因此他对《新文学史》的支持自然有所保留。之前，科恩于洛杉矶分校供职期间也曾提议创办新刊，却遭校方拒绝。科恩所遇困阻，于此可见一斑。新批评派以细读的方法分析作品结构，此法被学界奉为圭臬，成一时之潮流。科恩不为时论所障，主张文学研究应打破封闭自足的结构，积极引入历史、艺术、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甚至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某种观念的启发和更新。一言以蔽之，将文学研究置于多学科的多维视角中加以重新审视，为僵化淤滞的文学研究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拓展文学研究的疆域。另一方面，科恩主张学者即便观点相左，彼此之间也应相互包容，平等对话。为了秉持这一原则，《新文学史》“采取措施，确保对不同方法的分析成为理论和阐释的核心内容”，结果，来自不同理论背景、观点针锋相对的学者能够在《新文学史》上同台亮相，各自言说，平等交流与对话。对于《新文学史》的独特性和包容性，我们不妨从创刊号中涉及稿件录用要求的文字中体会一二：

《新文学史》作为一份理论和阐释的刊物欢迎以下三类文章：（一）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涉及文学演变原因之类的论题），文学时期的划分，这种划分在阐释、风格、规则、文类的演变等方面的运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及与各自流行的时代的关系，各个民族文学史之间的关联，文学史评价的场域等等；（二）来自其他学科的文章，有助于阐释和界定文学史领域的问题；（三）有关大学文学史课程的逻辑与功能的文章。我们欢迎上述研究领域的学者踊跃投稿。虽然我们重点关注英美文学，但稿件未必用英文撰写。

第一类文章强调一种历时或历史的理论视角，而非静态或共时的视角；第二类文章则突出一种跨学科的视角；第三类则把文学课程的教学也纳入研究视野。最后，写作语言的包容性则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疆界，吸引非英语学者也辐辏于《新文学史》周围。

在《新文学史》问世前，文学研究受到科学实证主义思潮之浸漫，雷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即是明证。二人认为文学研究之要义，在于揭示文学作品的规范结构，此观点当时统摄着人们的思想。《新文学史》力图冲破结构之樊篱，开文学研究之新风气。众多理论和批评刊物随之纷纷涌现，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中激辩争鸣，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提出挑战和质疑。由此，有关新批评和严格分类的研究方法日渐式微，渐成明日黄花。《新文学史》的理论取向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中得到了支持。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提出了“始终历史化”的思想和方法, 即始终将文学或文化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和批判。这无疑也是对形式—结构主义批评的“文本化”方法的某种反拨和超越。

《新文学史》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关于《新文学史》的跨学科特征，很多学者都颇有感悟。卡斯廷指出：“读者翻阅刊物时也会发现众多学科的多样性特征。《新文学史》不仅刊登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著述，而且还有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有关文学的讨论。”伊利诺伊大学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戈登·亨特更是列数了《新文学史》的作者所来自的众多学科门类，包括了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甚至化学工程这样的自然科学学科。这些学科背景各异的作者带来了文学或史学学者难以捕获的理论视角。

跨学科性首先表现在议题的设置、撰稿人或点评人的学科背景和刊登文章的内容等方面。《新文学史》第一期的主题为“文学史的问题”，撰稿人包括哲学家詹姆斯·卡梅隆、现象学家乔治·普莱、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韦曼。第二期的主题为“不同文学时期的研讨”，撰稿人包括艺术批评家E.H.贡布里希、H.W.延森、乔治·卡布勒、麦耶·夏皮罗，历史学家亨利·梅，哲学家弗朗西斯·斯帕肖特。二○○七年第三期出版了“生态文化”专辑，戴维·莫里斯（医学和英文教授、职业作家，曾任《新文学史》副主编）和伦纳德·戴维斯两位学者试图说明生物学与人文科学如何卓有成效地交叉互动。该期就以下主题展开了讨论：“关爱”，“新全球健康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幻想”，“文学对当今遗传政策有何帮助”。点评人阿瑟·克莱恩曼认为，利用生物学来振兴人文科学的研究，或者利用文化研究来反思生物学理论，就是要求生物文化在转变其两个母体研究领域方面扮演强有力的角色。如果说《新文学史》新创之时，接受其他学科学者的投稿是文学刊物的创新方法，目的是探索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学科方法已成研究者的自觉意识，文学专业的教师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教授文学课程，已蔚然成风。

谈到《新文学史》的跨学科特征，不能不提及弗吉尼亚大学“文学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一九八八——一九九五）。该机构对于《新文学史》的跨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二者可谓学术刊物与研究机构相互砥砺与合作之样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应对弗吉尼亚州为提升高等教育水平而推出的改革计划，科恩受学校委托提交了一份设立“文学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的计划书。为在全校推广，科恩建议将该计划扩展至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和工程，以及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专科学院。该计划旨在于大学中培养艺术学科、自然科学、宗教研究、人文科学和专科学院之间交叉互动的意识。获得批准后，科恩兼任该中心主任，并以《新文学史》为平台刊登该中心所发起的一些讨论的文章。《新文学史》遂于一九九○年改版为季刊，规定每年第四期专门刊登该中心的论文。实际上，受此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文学史》讨论的主题就包括“科学与人文事业的再思考”和“进化：跨学科研讨会”等，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

最后，《新文学史》的跨学科特征甚至表现于刊物的封面设计等细微环节。《新文学史》的封面设计看似随意而为，实则煞费苦心，封面设计与各期内容构成了巧妙的应合，表明运用非语言类学科的知识亦可起到点评刊物内容的作用。《新文学史》创刊后照例每年出版三期，从封面颜色便可识别出版时间——绿色代表春季号，黄色代表秋季号，红色则代表冬季号。封面设计也体现出刊物的学术与感性特色，突显各期主题。例如，第一期的封面印有该期所刊文章中的哲学、文学和艺术学术语，彰显了该期的问题意识。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七○）封面为一虚构的飞马，回应“文学史已经过时”这个错误观念。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七三）“意识形态与文学”，封面印有亚历山大·卡尔德的画作，可解读为对意识形态的视觉化表现。

《新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交流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了经济全球化必导致文化全球化，因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一八七二年, 歌德也对“世界文学”概念加以阐发。《新文学史》顺应了全球化之历史大势，介入并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合作与交流。

《新文学史》与众不同的跨文化特征表现在与欧洲学者和刊物的交往与联系。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七六）出现了一则《新文学史》的宣传广告，强调其作为美国与欧洲学者间传输管道的作用：“它（《新文学史》）向英语世界介绍了当今最重要的一些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尧斯、沃夫尔冈·伊瑟尔、于利·洛特曼、杰哈德·热奈特、让·斯塔罗宾斯基，刊登了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利科等一批大师的文章。”

法国的《诗学》创刊之际，科恩便同意《诗学》无偿刊登《新文学史》已刊登文章的译文。《新文学史》也可刊登译自《诗学》的论文。例如，第六卷第一期（一九七四）刊登了转译自《诗学》的雅克·德里达的文章《白色神话：哲学话语中的隐喻》。在“叙事学与叙事”一期（一九七五），《新文学史》刊登了以下法国学者的文章：哲学家路易斯·玛琳、人类学家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和电影评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此外，还有罗兰·巴特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一文。《诗学》的各位编辑后来也在《新文学史》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起到了法国批评风向标的作用。《新文学史》是《诗学》创刊编辑、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理论家海伦娜·西苏发表文章最多的英文刊物，《新文学史》曾专以一期版面讨论西苏的戏剧《黑帆白帆》。

德国学者同样与《新文学史》保持着密切往来。以《新文学史》为平台，沃夫尔冈·伊瑟尔提出了人类学—文学理论；汉斯·罗伯特·尧斯提出了文学视界的观点；汉斯·乌尔利希·冈布莱希特提出了在场理论；罗伯特·韦曼提出了文学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德裔学者、当代接受美学的掌门人、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汉斯·乌尔利希·冈布莱希特对于科恩与《新文学史》在其职业生涯中所发挥的作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若非当年有数量可观的论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于《新文学史》，以及经由科恩所结交的同行，想来我是没有机会在一九八八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高级职位的。”

《新文学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刊发中国学者和有关中国议题的文章。第二十四卷第四期（一九九三）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文章：王宁的《面对西方的影响：新时期中国文学重新思考》和约翰·布莱尔的《变革与文化：中国和西方的现实假定》。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一九九七）发表了“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研讨会的一些文章。二○○○年，从《新文学史》选出的一批文章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翻译出版。一份英文刊物的文章被集中译成中文出版，尚属首次。

《新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对话意识识识识识

有关《新文学史》对于理论对话的关注，实际在上面两节有关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讨论中已有所涉及。既然是“跨”，必然涉及异质实体间的对话问题。海伦娜·西苏对于科恩和《新文学史》的对话特征深有体察，认为《新文学史》开创了某种“文学民主”，表达了众多的“异质声音”。西苏还指出研究者们往往“自我中心”、“互不相容”，而科恩恰恰使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得以“相遇”，为不同理论流派间的对话提供了机制保证。

为了有效实现对话和交流，科恩要求每位作者阅读所有同期刊登的文章，可自由评论其中观点。这个环节成为《新文学史》的区别性特征。科恩后又在评论环节做了调整，邀请专门的评论者，依托评论者的研究兴趣在作者的不同学科间架起桥梁，促进不同学科间的沟通对话。例如，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八一）“论规范：I”专辑中，三位评论学者分别为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意大利文学研究学者和诗人波罗·瓦莱希奥、人类学家斯坦利·戴尔蒙德。三位评论者需考虑每个作者如何理解“规范”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局限性、来源和发展。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知识未必与规范的强制性相抵牾。当规范声称其“人文特性”时，历史知识就成了它的面具。波罗·瓦莱希奥评论了每位作者论述“规范”的正面和负面含义的方式，总结了乔纳森·卡勒的观点，认为此观点归纳了所有作者共有的概念。斯坦利·戴尔蒙德认为宗教仪式也是一种“规范”，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会经历变化，但仪式结束后重又回到原先状态。

对话不仅是共时的，发生于同期文章之间，也可以是历时的，发生于不同期文章之间。《新文学史》认为对已刊登文章的评价不可故步自封，而应与时俱新，旧的主题往往有继续讨论的价值。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七二）的主题是“论阐释：I”，第四卷第二期（一九七三）的主题则为“论阐释：II”。两期中，海登·怀特发展了威廉·狄尔泰的观点，而麦克斯·布莱克接续了昆丁·斯基纳对意图的分析。这种做法不仅拓宽了某个主题的范围，而且后期文章论及前期的文章，实现了本刊所追求的对话目标。

对话不仅在文本层面“纸上谈兵”。《新文学史》认为作者面对面地讨论后撰写的文章也是重要的对话形式。第一次见面活动于一九七三年在意大利的贝拉焦城举行，讨论了文学史的问题。出席的作者有阿拉斯特·弗勒、杰弗里·哈特曼、约翰·赫迈伦、沃夫尔冈·伊瑟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汉斯·罗伯特·尧斯、杰尔兹·佩尔希、让·斯塔罗宾斯基、J.P.斯特恩和海登。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意图的作用，结构的性质，读者对作品的反应，科学解释与非科学解释的关系以及文学演变的问题。有关文学史的问题包括：主体性、各种历史分类的性质、对历史作品的各种当下反应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史”作为一个术语的有效性。这次会议的成果最后又落实到了文本层面，相关文章发表于第七卷第一期（一九七五）。

以上，我们从跨学科、跨文化和对话意识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了《新文学史》的成功之道。如果我们溯本求源、继续深入，或许可以更为抽象地描述《新文学史》的办刊原则。首先，《新文学史》兼收并蓄，非宗一门一派之学说。但无门无派，并非无特色可言，超越学派意识便是《新文学史》的区别性特色。科恩也曾立场鲜明地提到：“我从来不愿参与任何文学运动。一旦投入其中，你就不可避免地迷信运动所宣扬的论调……虽然周围的人都卷入了文学运动，我却没有。”故而，无论新历史主义抑或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抑或女性主义，都无法在《新文学史》上一呼百应、号令天下，《新文学史》容许众家学派别各抒己见，鼓励百家争鸣。由此可见，正是拥有超越学派的自觉意识和宽广视野，《新文学史》方能超越学科之樊篱与文化之疆界，实现观点和思想的对话交流，进而推陈出新。除此之外，合作意识亦是《新文学史》一贯之特色。科恩宣称当年之规划正是经营一份合作性刊物,诸派学者可同期就具体观点展开讨论、质疑和争鸣。他曾明文要求投稿人“意识到自己是学术界的一分子，应关注他人的观点”。合作意识是解读《新文学史》的另一重要视角，前文所述之三大特色亦可解读为学科间的合作、文化间的合作和学者间的合作。

《新文学史》四十年薪火相传，这是足以自豪的，但是判别一份刊物的价值，其长寿与否却不是至为关键的标准。根本而言，应是刊物在学术史或文化史上是否产生过较大影响，起到过进步作用。十九世纪欧美出现了众多“小杂志”，往往历时数年而已，犹如昙花一现。然而，流星般的“小杂志”在文学史中划过了耀眼的轨迹，它们往往能够发现默默无闻却颇有实力的作家，为先锋派试验性文学提供舞台，为作家、编辑和读者创造了发展兴趣和友谊的环境。以斯拉·庞德就曾通过“小杂志”推介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惊世之作《尤利西斯》。可见，历史上的“小杂志”虽与《新文学史》修短有别，但都推动了各自时代中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刊物史上都应得到积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