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精选8篇）

1.贸易模式 篇一

2015跨境贸易融资业务新模式

本文作者：曹国岭高级教授（caoguoling）

一、跨境人民币结算 跨境人民币结构性融资 【产品分析】 1.产品说明

跨境人民币结构性融资是指银行为商品的出口商以其已经持有的或者未来将要持有的商品权利作为担保，以抵押或者质押的方式发放的短期融资。2.产品特点

1）以人民币计价，规避汇率风险，节约财务成本； 2）多币种计价，获取更多的贸易机会； 3）简化跨境贸易融资手续，降低交易成本； 3.适用范围

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企业 4.业务流程 ·在跨境贸易项下：

1）借款人与境外交易方签订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贸易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进行生产和交货；

2）借款人按合同规定及货物装船到（发）货的情况，以人民币向海关报关； 3）借款人凭发票、增值税发票和出口报关单退税联（需要退税的需在海关打印）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出口免抵退税的申报；

4）借款人向银行提供合同、发票、进（出）口收（付）款说明，在银行办理收款入账或付款；

5）银行按人民银行规定将相关信息通过跨境人民币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报送人行。· 在直接投资项下：

1）借款人向商务主管部门等政府主管部门提交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审批资料； 2）借款人向银行提交政府主管部门的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批准文件； 3）银行按相关政策规定为您办理跨境直接投资项下的人民币汇出与汇入。【案例分析】 客户概述及需求：

D集团为山西一家国有矿产集团，主要从事矿产的开采、进口、加工等。它在香港成立了一家矿产进出口贸易的子公司（E公司），E公司具有作为离岸资金平台的作用。

融资解决方案：

针对D集团的情况，F银行是总部设在香港的一家外资银行，它为D集团设计了跨境人民币替供TT支付的结构性融资方案，为企业节省财务成本，取得了不错的综合收益。（1）D集团将原来应用于购汇付货款的人民币资金存入F银行北京分行作为人民币保证金，其香港子公司E公司从F银行总行获取美元贷款完成货款支付。（2）D集团50%的保证金用于购买F银行北京分行1年期限理财产品（收益率5.3%）、50%保证金存放1年期定期存款（收益率3.5%），境内存款综合收益率4.45%。（3）D集团在香港的关联公司E公司从F银行总行取得美元贷款成本为2.6%。（4）E公司在F银行锁定1年期NDF价格、IRS利率掉期以锁定汇率风险，降低财务成本，并取得综合收益（收益率为2.33%）。

该方案为D集团节省了大量的财务成本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综合收益。经计算，若D集团对外支付1000万元美元，通过本方案可取得147.9万元人民币收益。按D集团全年进口量5亿美元计算，则集团可取得7395万元的综合收益。

二、基于海外代付的协议付款融资创新 人民币协议付款 【产品分析】 1.产品说明

人民币协议付款指境内银行代理境外银行与境内进口商签订融资合同后，以加押电文方式向境外银行发出《协议付款指示电》，请求境外银行对进口商外币应付业务叙做人民币协议付款融资，同时按起息日当日境内银行与境外银行确定的汇率，将人民币融资本金折算成指定金额的外币款项支付给收款行，境内银行承诺在融资到期限日向境外银行支付人民币本息的资金融通业务。2.产品功能

1）对于借款者而言，当遇到开户行自身融资额度和外债额度不足时，仍然能即使获得资金支持；

2）境外借款者能享受境外外币贷款较低的利率节约了融资成本和财务费用。3.产品特点

1）该产品能为借款人提供资金保障，在开户行不能即使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仍然能通过国外银行得到及时的资金帮助和低成本的融资； 2）有效规避了因汇率波动给客户带来的汇率损失；

3）不占用短期外债指标，无须进行外债登记，满足客户较长期限的融资需求。4.适用条件

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企业，且国内开户行存在由于宏观微调导致的资金和贷款规模上得紧张，无法为借款企业提供及时的资金支持。5.业务流程

1）境内银行代理境外银行与境内进口商签订融资合同；

2）当境内银行遇到资金和贷款规模上的紧张时，境内银行以加押电文方式向境外银行发出《协议付款指示电》，请求境外银行对进口商外币应付业务叙做人民币协议付款融资，同时按起息日当日境内银行与境外银行确定的汇率，将人民币融资本金折算成指定金额的外币款项支付给收款行；

3）境外行收到相关融资信息后，根据约定进行人民币融资款项资金汇入； 4）境外进口企业向境内出口企业结算，支付货物应付款，进行人民币资金汇入； 5）融资到期后，境内银行向境外银行支付人民币本息。【案例分析】 客户概述及需求：

境内A银行原来与境内进口商C公司合作TT项下外币融资，但由于短期内受到贷款额度规模和短期外债规模限制，未能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也未能采取正常的海外代付方式（海外代付需要占用A银行短期外债额度）满足客户的资金需求。融资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情况，A银行采取了跨境人民币协议付款的方式为C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A银行联系境外代理行B银行与C公司签订融资合同，由B银行为C公司垫付外币进口货款，A银行在融资到期日前向B银行支付按约定汇率计算外币贷款的应付人民币本息。

在本案例中，对于A银行而言，当国内分行资金和贷款规模因宏观调控而紧张时，可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由海外分行代替国内分行在客户进口付汇业务项下进行融资；对于C公司而言，其融资需求得到了保障，可在约定期限内得到资金支持，并可享受境外外币贷款较低的利率（如按1亿美元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计算，约节省200万美元财务费用）。

三、上海自贸区内的跨境融资创新 自贸区境外银团贷款 【产品分析】 1.产品说明

自贸区境外银团贷款指由两家或两家以上境外银行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据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境外银团直接给予境内企业信用贷款，而不必再借助内保外贷工具进行资金的筹集。2.产品功能

1）对于借款者而言，当遇到开户行自身融资额度和外债额度不足时，仍然能即使获得资金支持；

2）境外借款者能享受境外外币贷款较低的利率节约了融资成本和财务费用。3.产品特点

1）企业办理跨境银团融资的成本较内保外贷更低；

2）企业境外借款是自贸区跨境融资的创新模式，该模式能够帮助企业从境外获得低价资金；

3）能帮助自贸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扩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范围。4.适用条件

根据具体贷款性质，适用相应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贷款品种的准入条件。5.业务流程 ·发起行的业务流程

1）项目发起：调查了解客户基本情况，确立合作意向；

2）银团设计：开展初步尽职调查，形成银团贷款方案，向客户提交融资方案建议书； 3）客户委托：客户出具《银团贷款委托书》，授信方案经发起行信贷审批通过后，承办分行出具《银团贷款委托书复函》；

4）银团分销：制作《信息备忘录》、贷款条件清单、保密承诺函、贷款承诺函等文件，向潜在参加行发出《银团贷款邀请函》；

5）额度分配：各潜在参加行向发起行出具贷款承诺函；承办分行根据反馈的情况，确定各银团成员的贷款份额；

6）银团签约：商定银团贷款具体条款，组织正式签约仪式；

7）银团放款：承办分行办理担保手续，在满足监管要求前提下，办理放款手续； 8）日常管理。

·参加行的业务流程

1）参加行总行收到银团贷款邀请函，由总行根据属地原则，联系相关分行； 2）参加行分行在收到银团贷款邀请函后，按照信贷审批程序报批；

3）参加行分行根据信贷条线终审意见，出具贷款承诺函；

4）按照银团贷款合同约定，参加行分行作为参加行参与额度分配、签约、放款、贷后管理各环节。【案例分析】 客户概述及需求：

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以保税区开发建设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承载着自贸区内外开发的重要任务，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国外并购上有较大的的资金需求。融资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情况，上海银行为该公司设计了跨境银团融资方案：

上海银行作为中间协调者，借助其“沪、港、台”合作平台，协调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香港上海商业银行、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组成银团，为该行客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跨境人民币贷款，第一笔共同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

这笔业务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一是该笔业务是在上海银行的协助安排下，由境外银团直接给予境内企业信用贷款，而非借助内保外贷工具，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企业境外借款是自贸区跨境融资的创新模式，能够帮助企业从境外获得低价资金，从而拓宽了自贸区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展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范围；三是已经成功合作近十五年的上海银行“沪、港、台”合作平台持续推进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三地“上银”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2.贸易模式 篇二

1 文献综述

从现有关于贸易“新常态”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贸易发展“新常态”的表现及成因。中国贸易的“新常态”不仅表现为对外贸易增速放缓,出口贸易的中低速的增长,还意味着发展贸易的比较优势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进行转变,由依托低端制造业向依靠高端生产者服务业进行转变,由依靠“政策红利”向依靠“制度红利”进行转变,由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转变[1]。其研究认为,在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要素比较优势的弱化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贸易的超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亦不符合我国经济的现实,进入“新常态”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2]。另一方面是侧重于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视角分析全球贸易放缓的大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注重分析贸易“新常态”的外部因素。这种外部环境因素存在阶段性分化和区域性融合的特征,各国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经济增速的分化导致了经济政策的分化,而危机后区域经济则出现新的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结构由传统以“中心—外围”结构向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及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中心循环的“双循环”模式转变[3]。

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贸易“新常态”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角度的分析,缺乏微观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方向立足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较多,对于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关注较少且缺乏具体微观数据的支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了不同因素造成的贸易成本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将微观计量分析与宏观理论相结合,以此来说明贸易“新常态”形成的内在机制。

2 出口贸易向“新常态”转型的内在机制剖析

从加入WTO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虽然依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力禀赋的优势快速发展了起来,但却一直维持着粗放式、低技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我国出口贸易企业长期低效率运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低下。在后危机时期,在外部需求不足,出口贸易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逐渐丧失,以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不断弱化的背景下,生产率滞后的瓶颈开始凸显,贸易增速放缓便是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所产生弊端的一种表现,其内在形成机制可以由图1和图2加以解释。

如图1所示,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的一系列促进对外开放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政策红利”,而外部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了旺盛的外部需求,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大大降低了该时期内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外贸企业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持,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固定成本便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开展外贸业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不断开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而劳动力市场旺盛的供给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使得加工贸易企业可以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随着外贸产业的发展和各生产厂商规模的扩大,外贸企业开始进入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而伴随这种过程的产业集中和产业集聚最终又形成了外部经济,进一步降低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在较低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综合作用下,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迅速成长起来,虽然这一阶段外贸厂商的产品附加值较低,但依托国内外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低成本,凭借薄利多销,我国的出口贸易并没有受到生产率水平的限制,换言之,低生产成本和低贸易成本的优势弥补了低生产率和低附加值的劣势。

图1的外贸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优势必须能够弥补低生产率所造成的劣势。二是外部需求必须十分充足,从而使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得以持续。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超高速增长的基础,其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一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外部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减弱的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增加了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要素价格均等化过程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不断提高,厂商的生产成本逐年攀升,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成本优势不可能无限扩大,它会随着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减弱,而厂商和产业规模的臃肿也减慢了技术更新的速度,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及时更新生产线,依旧需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高生产成本和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大大压低了厂商的利润,而外部需求的不足使得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无法持续,此时低生产率的瓶颈便凸显出来。在高贸易成本的作用下,大量低生产率企业的利润根本无法维持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成本,从而大量的外贸企业便纷纷退出国际市场,这便造成了2008年之后我国贸易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在危机前的阶段,由于外贸发展初期对于劳动力需求旺盛,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该阶段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后危机时期内,由于外需的不足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后,进一步提高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会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消极影响。而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形成规模经济,在规模报酬递减过程开始之前,其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厂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其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应存在积极影响。为了验证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运用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于以上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2003年至2007年和2008年至2013年两个时间段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了验证出口贸易向“新常态”转型的机理,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于行业的出口数据、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设定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企业出口交货值(ex)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l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和行业的平均工资(wage)作为被解释变量;εit为误差项;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

其中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lp),本文采取行业的总产值除以行业的从业人数来表示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越大,代表企业规模越大,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并进行了季节调整。

3.2 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基于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面板的固定效用和面板的随机效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对于方程(1)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表1,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表示2003年至2007年和2008年至2013年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以此来区分和比较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两个经济时期的贸易状况。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可能会由于内生性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出现有偏和非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GMM方法(广义矩估计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选取inv的一期滞后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表2。由表1固定效应模型和表2进行比较可知,除了模型(1)的lp和wage的显著性增加之外,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由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出口贸易呈正向相关关系,观察其显著性发现,在GMM和混合回归的PCSE方法下其影响显著,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用模型中不显著。综合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观察模型(2),可以看出以四种方法计算的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说明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这种结果基本符合理论分析的预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时期,中国正处于外贸发展的黄金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的“政策红利”等因素形成的开放效应极大的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从而形成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而经济危机前中国的平均工资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平均工资的上升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开放城市转移,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所以金融危机前的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对于出口贸易不但不会存在明显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外部需求的不足使传统上以“量”取胜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不断增强,加工贸易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国内的许多出口企业在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仍然落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依然很强,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更加剧了这些企业的倒闭,从而使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出口贸易呈现出很强的负面效应。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后贸易的减速,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存在密切的联系。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由表1和表2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四种方法下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均为正值且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说明,企业规模在经济危机前后对于出口贸易都存在积极影响。一方面,行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对于由封闭到不断开放发展的中国来说,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企业较多,企业的规模经济对于出口贸易存在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较大规模的企业更容易对于市场形成垄断,在经济危机到来而导致外需不足的前提下,其竞争力较强,抵御危机的能力也较强,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行业企业规模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规模经济所主导的外贸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贸易之路。

观察表1和表2中平均劳动生产率(lp)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的回归结果均为负值且在GMM和PCSE方法下显著。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PCSE和面板的固定效用下为正值,面板的随机效用和GMM下为负,且均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前,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后的时期内,劳动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这种结果与经典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并不相符。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由于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应高于非出口企业,由此企业平均生产率与出口贸易应该存在正向关系。近年来李春顶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出口企业比内销企业存在更低的生产率的现象[4]。对于以上现象,本文认为生产率对于出口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的情况,是由于经济结构和贸易方式不合理所造成的。

2008年之前,中国出口贸易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同时,在良好的国家经济环境、稳定的外部需求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较低,但却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壮大,不断占领市场,其竞争力甚至强于技术型的企业。李春顶、戴觅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后“生产率悖论”消失[5,6]。2008年之后虽然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缺乏技术创新的国内大型出口企业依然凭借着规模经济的优势占领着国际市场,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依然不显著,由上文对于企业规模的分析也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

4 简要结论及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打断了全球贸易“大稳定”的繁荣进程,中国的出口贸易开始由超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出口贸易的“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一个侧面,正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3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面板的固定效用、面板的随机效用以及广义据估计(GMM)等方法对于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向贸易“新常态”转变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前,劳动力成本即平均工资的提高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当时良好的外需环境与外贸起步阶段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需求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断突出。外部需求的不足、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消失、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等因素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劳动力成本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逐渐开始凸显。贸易“新常态”既是对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一种反应,也是对于经济新形势所提出要求的一种调整。

第二,企业的规模经济是促进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规模经济的弱化是形成贸易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前后,企业规模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统治力较强,同时也拥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创新和技术升级成为企业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经济优势也将不断的弱化,而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转型中的难度也较大,贸易的中低速增长正是我国经济转型阶段,贸易发展与转型过程的写照。

第三,企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是贸易“新常态”下推动出口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平均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这种状况是贸易的超高速增长的特殊时期内,中国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的结果。粗放型低技术,重“量”而轻“质”的贸易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但随着国家经济环境的改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政策红利不断消失,中国的出口贸易必然要顺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不断追求对于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弱化,传统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优质的高生产率企业,更为合理的贸易结构才是贸易“新常态”的未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贸易的中低速增长也是对于不重效率的贸易方式和不合理的贸易结构的反映。

3.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模式的冲击 篇三

关键词：冲击 贸易竞争指数 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

一、贸易模式

国际贸易的模式即谁把什么卖给了谁（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当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例如：中东国家出口石油是因为在这里盛产石油。但是，我们观察到的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大多不能用比较优势的理论进行解释。因为比较优势理论只能解释完全竞争情况下的贸易模式，当规模经济产生以后，完全竞爭变得不再可能。在规模经济基础上，发达国家生产差异性产品进行产业内贸易，获得垄断的超额利润。

4.国际贸易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论文 篇四

1项目管理组织运作概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尤其是近几年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形态，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传统的信息垄断现象已经不复存在，转而变成是对资源的快速获取和高效的利用，创新发展和人才竞争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样的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对我国的企业经营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要求，很多企业开始寻求以目标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经营策略，提出项目化管理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整体的企业运营管理基础上，对不同企业模块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和指导方法，从而实现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为企业的长远战略实施打好基础。

从我国的企业项目管理组织运作实施的情况来看，项目管理实际上就是企业融合资源的一种管理手段，即项目管理与企业的整体运营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这种项目实施的本质实际上是通过对多项目的管理和跟踪，来实现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的提升。其中也包含了对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内容，将企业工作内容细分化、具体化，按照项目管理的标准进行分割控制和实施，达到项目管理与企业战略目标规划相统一的目的。这种项目管理的特色帮助企业改变了原有传统的管理思维，突破对于项目管理的狭隘的理解范畴，将项目管理纳入到企业运营管理的整体中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运营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2企业项目管理组织运作的结构模型

2.1国际贸易项目管理组织建设模式建立的原则

项目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直接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企业在构建项目管理的整个过程中，需要将项目化管理的主要标准，纳入到具体的原则体系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项目管理的控制和实施及有效的反馈，在项目化管理实施的过程中，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其实就是按照项目管理的逻辑，进行多个项目同时运行的管理模式的实践，这种模式也是当前企业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管理现象。

因此，企业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首先要将项目管理的思想融入到日常运营管理的事务中去，以便开展业务，同时进行项目管理，做到同步实施。这样的项目管理模式不仅能够帮助员工进行相关的项目活动和团队协同合作的训练，同时，帮助和指导员工进行有效的流程管理，及时反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在项目管理的实施阶段要注意整个项目的实施进度反馈，及时总结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相关经验，有专门的项目管理负责人对各自的项目进行管理和实施。

确保每个项目都有专门的负责人进行牵头实施和跟踪。实际上，在传统的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对于项目管理的组织运作一般都是采用单一的项目管理手段，这种运作模式其实很难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环境千变万化的背景下，单一的项目管理运营模式，根本无法调动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存在很多弊端。因此，在企业实施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从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中跳出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建立组织化的项目管理模型，灵活设计，全面实施，以达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

在具体的项目管理实施的过程中，企业首先要对其经营目标进行设计，包括项目管理的目标，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实现对目标的项目管理，尤其是对于战略目标的合理化设计，必须符合企业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满足企业项目管理设计原则的基本要求。

其次，是根据项目管理目标的结构，对现有的项目管理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在划分的过程中，企业需要确保上层设计与下层设计相吻合，将项目管理的实施细节细化到具体的负责人，明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权责统一。

最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要注意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和人事关系，以确保整个项目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不会受到阻碍。

2.2国际贸易项目管理组织运作的建立结构

当代社会，企业项目管理建设的管理是实现多项目管理同时进行的管理模式，这也就要求企业在进行项目管理组织运作设计的过程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组织形态进行合理的设置，在设计层面上，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管理层级的设计，二是项目团队的设计，前者是项目管理的设计和监督层级，后者是项目的组织实施层级。这两个层级在项目管理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关系着企业项目管理运作的成败。对于上层设计的内容，主要是包括项目实施委员会，相关的职能部门和项目部等，这些也正是项目管理层级的角色，其主要的`职责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是对于项目管理实施委员会而言，他是项目管理实施的中心枢纽，是对项目管理的目标设置、过程实施监督和项目反馈的核心部门，也是项目管理的灵魂，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包含了对公司运营整体的战略规划的制定，以及多项目管理运作实施的设计。项目管理委员会还负责对不同的职能部门的项目任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在我国的企业组织架构中，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般是由企业的经营者来担任的，同时还会包含一部分其他成员，实现对整个项目管理实施进度的追踪、监督和反馈。

其次，是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在企业实施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办公室作为其具体的组织形式，在提升企业整体的运作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的主要职责是为企业的内部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协调，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利用效率，同时，在项目管理的实施过程中，项目团队难免会遇到来自不同方向的阻碍，这个时候就需要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介入，并进行有效地调解，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5.贸易模式 篇五

专业论文

高校国际贸易双语教学的PBL教学模式实践

高校国际贸易双语教学的PBL教学模式实践

作者简介：沈飞（1982-），男，浙江绍兴人，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商贸教研室主任，国际商务营销师，研究方向：商贸专业教学。

摘 要：随着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用人单位对具备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化的国际贸易沟通和业务办理能力的双技能人才需求缺口日益扩大，然而我国高校国际贸易课程双语教学尚存在融合度较低的问题。基于现有研究分析，阐述了利用PBL模式进行高校国贸课程双语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并提出优化基于PBL的双语课程体系实践的对策。

关键词：PBL；国际贸易课程；双语实践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15301 国内外研究综述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即问题中心教学法，首先，由加拿大McMaster大学引入医学教育。

关于PBL教学方法的国际贸易课程运用方面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针对PBL方法的教育应用及其实践验证。陈秀春比对分析了传统教学方法与PBL双语教学的作用，而陈红蕾则结合当前我国高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的阶段化特征，黄冬明、聂振雯等人则主张认为PBL能有效改善学习主体的能动创新力，并对于教学目标的更高层次实现带来结合性的教育意义。

关于双语教学的教学实践应用，旷芸、梁宗经、刘海燕则在充分分析国贸专业课双语教学可行性基础上，提出结合商务单证、外贸函电以及报关报检实务等国际贸易实操流程，进行双语教学的建议。

现有研究针对结PBL的国际贸易课程双语教学实现条件、实施方法与评价并未有深入研究。可见，以结合市场角度确立高校国际贸易课程双语教学的需求现实性和实践实效性，进而实施基于PBL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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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课程双语教学对于高校的经贸类课程教学探索，及其专业人才的多元化能力培养具有典型的进步意义。

高校国际贸易双语实践教学发展现状

本研究在前期通过校企合作企业问调、实习学生实习调查等方式，笔者组织进行了周边区域企业针对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双语实践运用能力反馈调查，调查显示，各企业针对该类人才的专业技能需求排序占比为，语言沟通谈判及书面撰写能力要求占比为71.3%；利用语言技能及进行基本的单证实务操作占到35.4%；具备用外语进行独立国际贸易业务完成的占到83.1%，可见当前企业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双语运用及应用技能要求贯穿整个国家贸易流程，故而对于当前院校，将国际贸易各课程涉及原理、技能技巧进行与外语的渗透融入，进而开展双语教学及专门人才培养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而目前我国部分院校专业课双语教学仅停留于课内的简单双语交流或内容叠加、部分专业课程的专业词汇、语法的语言课程方式讲授；或利用专业学生的课外实践进行业务流程的双语运用仿真学习，部分院校采取两专业相互增设课程的初步尝试，但总体而言在实质上有注重语言在专业领域方向的单纯累积或专业知识、技能习得中的语言拓展等教学不融合的“线性推进”倾向。高校国际贸易实施基于PBL的双语实践教学体系发展对策

首先，在具体的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应尝试以国际贸易产业、行业的人才需求细化国贸贸易课程双语教学的授课计划、目标和教学细节。

其次，以市场需求为纲制定双语学习的问题设置、对应的解决方案与项目、专业化术语和行业化解决办法中的双语知识信息与能力要求，辩证地扬弃以往国际贸易课程中双语“满堂灌”式的纯粹翻译、口译形式，结合国际贸易行业所需外语，以多种资源形式在PBL模式下以双语的教学系统予以集成，并在反复的实证验证和教学实践中提升国际贸易双语教学水平和相应的专业人才培养实效。

最后，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传统PBL两阶段问题设计，着力从教学模式与实践应用教学方法入手，进行了充分结合PBL模式的数据流图（Data Flow Diagram，DFD）框架的国际贸易课程专业化教学大纲、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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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的问题设计等内容设置，并结合运用演绎推理思路，归纳针提供对于针对于当今市场与社会行业人才需求的及高校国际贸易教学实践的PBL双语教学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6.贸易模式 篇六

非信用证支付主要包括了汇付、托收、支票付款、赊销等多种方式,属于商业信用。在国际贸易中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运用相当广泛,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在出口贸易中,我们经常对汇付、支票、托收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运用。通过实践证明,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正确使用是一种能够促进业务发展,更加便捷、节约的费用支付方式。但是相对而言,对于那些缺乏经验的业务员却并不适合采用非信用证支付方式,这是因为非信用证支付方式毕竟属于商业信用支付方式,即使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很微小的问题也有可能会落入到圈套之中,进而遭受损失。这里主要就在国际贸易中的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运用模式进行探讨。

一、国际贸易中使用非信用证支付的原因

1、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支付方式对于出口商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国际贸易中经常使用的货款支付方式主要包括了汇付、托收以及信用证这三种方式。但是因为汇付与托收的性质都是属于商业信用,对于出口商来说必须要冒着较大的收汇风险。因此,我国以往的进出口贸易中有80%以上都是采用的银行信用的信用证支付方式。但是通过实践发现,对于出口商来说信用证支付也并不是一种没有风险的支付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进口商或者是开证行能够利用信用证中的各种不能够避免的“软条款”来形成出口商所难以履约或者是单证不符进而没有办法收汇。如果市场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市场风险,还可以利用所谓的单证、单单“严格相符”的规则,通过一些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的不符点来作为其接口“拒付货款”或者是对付款责任进行推脱,与此同时出口方不仅仅需要承担无法收汇的风险,还需要承担信用证的通知费。因此对于出口商来说信用证支付并不是最好的可选择方式,需要寻找到更好的支付方式。

2、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支付对于进口商来说不够高效并存在风险

对于进口商来说,信用证支付方式所需要开立信用证的手续相当繁琐,并且所需要占用的资金量也相当大,所需要承担的费用也较高,并且银行在办理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往往都只需要保证单据表面与信用证严格相符而不需要涉及到具体的货物,也就无法对货物的品质进行确认,这就为出口商进行诈骗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使得进口商所需要面临的风险更大。同时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时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其他方式相比效率不高,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物流与资金周转对效率的高要求。但是汇付、托收等各种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却拥有信用证支付方式所不具备的这些优势,这就使得进口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信用证支付方式。

3、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流支付方式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使得国际贸易发展相当迅速,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的激烈。国际贸易支付方式已经成为了竞争手段中的一种常用的手段。当市场条件对买方更加有利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发掘出更加优秀的客户资源,出口商往往便会采用对进口方更加有利的支付条件,这就使得非信用证支付方式被广泛的采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其贸易额的80%~90%都是采用的非信用证支付方式进行结算,同时在亚太地区使用信用证进行结算的比例也在逐年减少。这表明了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商业信用的支付方式在全球的比率将会逐渐的增加。

二、国际贸易中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几种常用运用模式

1、部分货款预付,余款在货物装运后支付的模式

汇付根据汇款时采用的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电汇(T/T)、信汇(M/T)以及票汇(D/I)。在这三种方式中银行票汇是国际贸易中经常采用的方式。而电汇的时间则确定了电汇的两种方式――预付货款以及到付货款。

在预付货款的方式下,进口方为出口方提供了生产资金,让出口方的资金周转和融通都更加的便利。在这种特定的买卖合同下进行的交易,让出口商不再需要去承担收汇风险,但是进口方则必须要对贸易中的生产过程中的全部风险进行承担。而到付货款则与预付货款相反,进口商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存在信用与资金上的风险,但是出口商却必须要对生产中所存在的全部风险进行承担。

从这里能够看出,完全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银行电汇方式,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进口方与出口方在资金的负担与风险的承担上都是不存在平衡可言的。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仅仅单纯地使用预付货款方式或者到付货款方式,对于交易的双方都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是对于某一种买卖合同下的付款采用50%的预付货款以及50%的到付货款,那么就可以让买卖的双方可以在资金占用上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但是如果是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分析,进口方因为所需要提前付款,所以所需要承担的风险要略高于出口方。因此,在真正的贸易过程中,进口方通常都会将预付货款的比例进行降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但是具体的比例需要交易双方来进行磋商而决定,而决定的`依据局势双方的信用度、信任度以及各自的资金状况以及在谈判桌上的实力,通常情况下都是20%到40%之间。

采用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所需要的手续将会更加的简便、快捷,通常情况下能够在三个工作日内到账,并且汇款所需要的费用也较低廉,在国际贸易支付方式中是最便捷的,同时也是相对合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符合国际贸易对效率的高要求,但是其所具有的缺点也较为明显,那就是商业信用,对于进口方来说必须要面对损失预付款的风险,而对于出口方来说则必须要面临余款无法安全收回的风险。因此,选择这种方式要求双方都具有较好的信用,并且有着较好的合作基础与经历。

2、跟单托收与定金、备用信用证等多种方式进行结合的支付模式

跟单托收主要有跟单付款交单(D/P)与跟单承兑交单(D/A)这两种方式。跟单付款交单方式下,进口方必须要在付清全部的货款之后能够获得包括提单在内的整套相关的单据。和信用证支付方式相比,进口方的付款手续将会更加的简便,并且所需要占用的资金与需要负担的费用也相对较少,所以对于进口方来说这是一种较为有利的支付方式。同时在这种方式之下,出口方需要面临的风险就只有进口商拒绝支付货款、拒绝接收货物。当风险发生时,出口方会将货物运回国内库存再进行处理,或者是就地仓储寻找新的买主。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出口方都需要遭受一定的损失。为了能够避免这种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往往还会结合其他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和支付定金进行结合,这种方式是进口方在签订开始履约时就先向出口方支付一定的定金,定金的下限为货物往返所需要的费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在进口方拒收货物时,出口方可以少受损失。第二种方式是和备用信用证或者是银行担保函进行结合。在国际结算与担保中备用信用证与银行担保函都是相当重要的形式。这两种方式都是为了给交易当事人提供各种必要的保证以确保合同能够得到履行,同时当被担保人履约时,交易中的另一方当事人能够获得担保人所提供的补偿。这种方式是将纯粹的商业信用支付方式转化为银行信用方式,但是是有条件的。

3、电子支付

电子商务如今已不再是新名词,电子商务的发展对货币的支付方式与手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电子支付主要采用的是电子支票与电子现金支付来作为主要的支付工具。

对于进出口双方来说,电子支付是一种操作便捷、高效节约的支付手段。在国际贸易支付的信用证支付的条件下,都能够采用电子支付的模式。而在非信用证方式下所采用的电子支付不仅仅有着传统支付手段下所存在的信用风险,同时还必须要承担信息失窃、信息丢失以及入侵等多种技术上与法律上的其他风险。在信用风险与法律风险上都可以采取例如投保出口信用风险以及采用国际保理业务等方式来进行防范。但是在技术上的各种风险却是进出口双方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所无法控制的风险,很多都需要相关技术取得进步才能够尽可能地缩小。即使是如此,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子支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发展还会越来越快。

三、结语

7.贸易模式的测度和演变规律综述 篇七

一、贸易模式测度指标的总结和评价

1、贸易模式的概念界定

虽然“贸易模式”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国内外文献中, 但很少有作者给出非常确切的定义。D om inick Salvatore的《国际经济学》 (第五版) 将贸易模式表述为“一个国家出口、进口何种商品”。从本意上看, 贸易模式是指一国“是否”和“如何”进行贸易。张曙霄、孙莉莉 (2003) 将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 (St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概括为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模式结构和贸易区域结构四个方面, 具体如图1所示。

(注:资料来源:张瞩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2、贸易模式测度指标的总结和评价

对于贸易模式的测度主要集中在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模式结构上。贸易商品结构主要对各种商品占总出口或总进口的比重及其变化进行描述;贸易模式结构则对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 rade) 和产业间贸易 (Inter-Industry T rade) 作出区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和广化, 也出现了产品内贸易 (Intra-product T rade) 、贸易复杂度 (Sophistication) 和贸易多样化 (D iversification) 等一些新的指标。

(1) 贸易商品结构测度指标。表1为测算出口商品结构的传统贸易指标, 这些指标都建立在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的基础之上。其中, 显示性比较优势是最常用的描述比较优势的指标;对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则在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利用数学办法将该指标值域规范到-1到1之间;贸易出口份额用出口份额表示贸易集中的程度;贸易强度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常用于刻画两国间贸易特征;结构变化指数、pearson相关系数和Bray-C urtis非相似系数主要从统计角度发掘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2) 贸易技术结构测度指标。“复杂度” (Sophistication) 这一概念最早由Lall (2000) 提出, 用于描述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 (T echnological Structure) 。关志雄 (2002) 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出口复杂度” (Export Sophistication) 指标。该指标首先计算整个世界各种产品的附加值, 即用各出口国占该产品世界市场份额作为权重计算得出人均G D P加权平均数;然后用各种产品占一国总出口的份额作为权重计算该国所有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加权平均值, 以此作为一国出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标。后来, 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该指标进行了改进。樊纲、关志雄、姚仲枝 (2006) 对该指标的权重进行了改进, 使用R C A作为产品附加值的权重。杜修立、王维国 (2007) 将附加值的权重改用生产份额所占比重, 具体使用贸易依存度作为生产份额替代。R odrik (2006) 和Lall (2006) 也提出类似的指标, 只是在权重和人均G D P的处理上略有不同, 前者的附加值计算, 权重使用1999—2001的比较优势份额平均值, 人均G D P用该产品的出口额代替;后者的附加值计算, 权重和人均G D P均都进行了排序分组处理。目前普遍使用的是H ausm ann, H w ang and R odrik (2007) 提出的计算办法:

其中, PR O D Yk是产品k的复杂度, 代表产品k在世界水平下的整体附加值或国家整体技术含量;EX PYj代表j国的出口复杂度, 代表该国所有出口产品的总体技术含量或水平。xjk为j国产品k的出口额, Xi为j国的总出口额, Yj为j国的实际人均G D P。二者值越大, 说明该产品或该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或水平越高。

一些学者 (H ausm ann, H w ang and R odrik, 2007;杜修立、王维国, 2007;R odrik, 2006) 根据PR O D Yk的大小, 将产品划分为不同的技术分类, 并对一国的技术结构做出讨论。此外, 对于贸易商品的“技术”或“质量”, 也有学者使用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 (U nit V alue) 进行讨论 (R odrik, 2006;Schott, 2008;Fernandes and Paunov, 2009) , 该值用产品出口额除以出口数量计算得出。但无论是出口复杂度还是单位价值, 都不是对商品技术含量的真实测度, 而是对其技术含量高低的一种替代指标, 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例如, 出口复杂度建立在“越是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产品, 其附加值或技术含量就越高”的假设上。单位价值虽然能够很好的反映商品质量升级的变化, 但由于单位不同, 在不同产品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何敏、田维明, 2012) 。

(3) 贸易模式结构测度指标。贸易模式结构的测度主要对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 目前最常使用的是G rubel和Lloyd (1975) 在Balassa (1966) 的基础上提出的G L-IIT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IITi为一国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程度, k表示产业i下的不同行业。该指数取值为0到1之间。越接近1, 说明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越大, 当该值等于1时, 说明该产业的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接近0, 说明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越低, 等于0时, 说明产业的贸易都是产业间贸易。学者们常用百分比的形式来表示产业内贸易, 用其代表在贸易模式结构中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

也有学者 (Falvey etal, 1981) 认为, 产业内贸易不仅发生在特色或花样存在差异的产品之间, 也发生在质量档次存在差异的产品之间, 将前者称为“水平产业内贸易”, 后者称为“垂直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分类, G reenw ay等 (1995) 利用商品的进出口单位价格对以上两种形式的产业内贸易形式作出区分。假设产品的档次反映在产品的单位价价值上, 对于一个给定的价格范围, 垂直产业内贸易为进出口单位价格在此范围之外的产品双向贸易, 而水平产业内贸易则为在此范围之内的产品双向贸易。这一概念和方法目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H u and M a, 1999;D avidson, 2003;Sharm a, 2002) 。

(4) 产品内贸易的测度。产品内贸易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 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现象 (田文, 2005) 。H um m els等 (1998, 2001) 建立的垂直专业化指标 (V ertical Specialization) 是目前考量产品内贸易较常用的指标, 主要依据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为:

其中, Mi是部门i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 Yi是部门i的国内总产出, Xi是部门i的出口值。V Si表示部门i的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V S表示一国所有产业的“产品内贸易”总额, V SS为当年“产品内贸易”比重。由于这一指标需要对投入产出表中进口中间产品在各部门的价值进行分离, 而各国投入产出表在产业分类上有较大差异, 与贸易数据的产业分类也存在差异, 因此, 对这一指标的测算及国际比较相对较少, 但仍有学者对这一指标做出测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6) 。

(5) 贸易多样化的测度。有关贸易多样化的讨论主要来自国外研究, 常用的指标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 erfindahl-H irschm an Index, 简称H H I) 、泰尔指数 (T heil Index) 和基尼系数 (G ini Index) 等, 其中H H I最为常用,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表示第i种商品, n为所有商品种类, xi表示第i种商品的出口额。H H I=1时, 仅出口一种商品;当出口的商品数目接近无限多时, H H I趋近于0。H H I越大, 说明贸易结构越集中, 反之, 说明贸易结构越分散多样。一般的, H H I燮0.05为高度多样化;0.05<H H I燮0.1为轻度多样化;0.1<H H I燮0.4为轻度集中;H H I>0.4为高度集中 (C handra etal, 2007) 。

二、贸易模式演变规律实证研究

1、贸易商品结构演变

对贸易商品结构演变的描述主要是按照要素密集度、产品和部门等分类, 比较各部分增长及关系演变 (Bora, 1996;A dam s and Shachm urove, 1997;Proudm an and R edding, 1997;Lall, 2000;Brasili等, 2000;Y ilm az, 2003;彭磊, 2004;李博等, 2008) 。最常用的是从要素禀赋论出发, 将商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分别计算其显示性比较优势等指标, 讨论其变化特点和趋势。相关的实证文献主要通过研究描述贸易比较优势变化指标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来说明贸易模式的演进问题。其中, Proudm an和R edding (1997) 做出了开创性工作: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转换矩阵来分析1970—1993年英国和德国的贸易模式的演化, 结果表明, 两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流动性均较大, 并且英国比德国流动性大。这些实证研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相对稳定, 经济增长快的新兴工业国家贸易模式转变较快, 基本遵循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路径变化 (Proudm an and R edding, 1997;A dam s and Shachm urove, 1997;Brasili, 2000) 。Brasili等 (2000) 运用1970—1995年的数据, 分析了6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和8个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分析表明, 6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模式相对稳定, 而8个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模式迅速演变。A dam s和Shachm urove (1997) 研究了1980—1992年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模式的变化, 发现收入水平的上升导致东亚国家的出口产品经历了从初级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到高技术产品的变化。二是贸易模式存在趋同, 具体表现在落后国家的贸易模式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存在“赶超” (Promfret, 1981;N oland, 1997;许心鹏等, 2002;Luca D e Benedictis和Lucia T ajoli, 2007;W ai-H eng Loke, 2009) 。N oland (1997) 试图从亚洲发展迅速的地区 (包括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的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日本的出口模式与一些西欧国家相似, 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出口模式类似,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出口模式类似, 并且随着时间越来越相似。许心鹏和宋立刚 (2002) 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 (F-K Index) 分析了日本与N IEs (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A SEA N (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之间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 结论表明, N IEs和A SEA N国家的出口结构在向日本的出口结构收敛, 呈现出“雁型模式”。Fert (2007) 利用1993—2002年的数据考察了中东欧8个国家贸易模式的变化。实证分析表明, 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上正逐步向欧盟靠近。

2、贸易技术结构演变

对贸易技术结构演变的考察主要从贸易品的“技术含量” (T echnology C ontent) 出发, 对贸易复杂度进行测算, 描述一国贸易品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技术结构构成 (关志雄, 2002;Lall, 2006;樊纲、关志雄、姚仲枝, 2006;杜修立、王维国, 2007;R odrik, 2006;Schott, 2008;黄先海、陈晓华、刘慧, 2010) 。这一研究主要针对中国贸易的飞速发展和质量升级展开。Lall (2006) 和R odrik (2006) 通过对出口复杂度的测算得出, 虽然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但其出口的一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樊纲等 (2006) 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测度得出, 中国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到了以中等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的出口结构;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所增加, 但还没有成为最重要组成部分, 也不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部分;而进口仍然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

3、贸易多样化

有关贸易多样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出口多样化 (Export D iversification) 和出口集中化 (Export concentration) 与人均G D P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 (Im bs and W acziarg, 2003;Lederm an and M aloney, 2003;Bebczuk etal, 2006;C handra etal, 2007;C arrère etal, 2007;H esse, 2008;Bagci, 2010) 。已有研究表明:出口多样化和人均G D P之间呈现U型变化趋势。Im bs and W acziarg (2003) 对韩国、香港和O EC D等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 当人均收入小于10000美元 (2000年美元不变价) 时, 出口多样化与人均G D P正相关;当人均收入大于10000美元时, 一国倾向于出口集中化。C arrère etal (2007) 对159个国家1988—2004年的出口多样化和人均G D P之间进行非参数估计拟合, 也得出二者之间呈U型变化, 且拐点在人均20000—22000美元 (PPP) 之间。

4、贸易模式结构演变

针对贸易模式结构演变描述主要对对一国产业内贸易指数 (G L-IIT) 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 (V SS) 进行测算 (Loertscher and W olter, 1980;A m iti, 1999;Bastos and C abral, 2007;Foster and Stehrer, 2011;马征、李芬, 2006;Y am ashita, 2008) 。这些研究表明:随着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总体来讲, 产业内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增加;但在不同的产业表现有所不同。Loertscher and W olter (1980) 对O EC D国家双边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研究, 结果得出:在国家层面, 发展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地理距离越小, 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在产业层面, 交易成本、产业加总水平 (the level of aggregation) 和规模经济程度不同, 产业内贸易水平也有所不同。Y am ashita (2008) 则用日本1980—2000的数据对于不同产品的生产可分性 (Production Fragm entation) 进行考察, 研究表明, 生产可分性程度越高, 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就高。马征、李芬 (2006) 通过对中国1992—2003年的数据测算得出, 中国贸易结构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其次为产业间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小。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6) 使用中国1992、1997、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出, 中国的出口贸易垂直专门化的比例已从14%上升至21.8%。

三、研究述评和启示

1、研究述评

从以上对贸易结构测度指标和演变规律的总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 随着产品的全球生产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世界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不同分工形式共存、国际贸易不断深化、技术不断进步的新形势下, 对于贸易结构的测定不仅包括商品数量结构, 还包括了商品技术结构、贸易模式结构、贸易多样化等。针对这些贸易结构的新特征, 学者们构建了对应的指标, 并且随着指标的不断完善和各国数据的透明化和细化, 这些测度指标越来越准确、全面地对实际情况做出了描述。但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贸易模式又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的国际贸易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有关这方面的关注较少;贸易外部市场结构随产业的国际转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对这方面的描述也不多;以往的描述侧重对工业制造品的描述, 对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模式演变的关注较少;对于贸易结构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出口流向, 对进口贸易结构的分析不多。

2、启示

虽然这些测度指标和演变规律研究多源自发达国家, 但对我国贸易模式的测度和演变规律描述基本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结构演变的实际, 并且我国贸易模式的演进基本遵循了国际贸易模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 在我国贸易模式的发展过程中, 应充分借鉴已有的贸易模式演变和影响因素的国际经验研究, 在充分理解和全面考虑复杂性的基础上因势利导, 前瞻性地做出制度和政策安排, 引导贸易模式平稳转变。

参考文献

[1]Brasili, Andrea, Paolo Epifani and Rodolfo Helg.On the dynamics of trade pattern[J].De Economist, 20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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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 2007 (7) .

[6]樊纲、关志雄、姚仲枝: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 200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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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心鹏、宋立刚:出口相似性与东亚发展模式[J].世界经济文汇, 2002 (5) .

[9]黄先海、陈晓华、刘慧: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动态演进机理分析[J].管理世界, 2010 (3) .

8.贸易模式 篇八

【关键词】进出口现状电影产业贸易模式比较优势偏好相似

2008年我国电影票房(不含农村市场)达到43.41亿元，较2007年增长10.14亿元，增幅达30.48％。加上国产电影的海外销售收入(含票房收入)25.28亿元和全国各电影频道播放电影的广告收入15.64亿元，全年电影综合效益达到84.33亿元，比2007年增长17.07亿元，增幅达25.38％，创下了辉煌的历史新高(中国电影网，2009)。从数字上看，中国电影产业的确取得非常快的进步，国产电影的出口收入甚至超过进口影片在国内的票房，但是如果将其换算成美元，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如一部美国电影的国内票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化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影视产业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目前美、英、日等国家的影视产业已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支柱，而我国国产电影的全年总产值换算成一个企业的年产值都不会排入世界500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仅1％，虽然票房收入在全球市场由2002年的0.5％上升到了2006年的1.3％，但所占份额仍是微乎其微，与美国等影视强国的差距甚远。

一、我国电影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一)进出口贸易差额分析

如表1所示，2007年，我国电影、音像出口3.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1.3倍：进口1.5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实现顺差1.6亿美元。2000-2007年期间，我国电影、音像出口年均增长61％，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仍仅为0.26％：电影、音像进口年均增长22.4％，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始终在0.1％-0.2％之间波动，变化不大。虽然在2006年从逆差转为顺差，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是我国电影最主要的出口地区，然而香港与大陆近几年来电影合作非常密切。一些大型、知名的电影产品已经很难区分地域，如将此因素排除，中国电影进出口差额应还是处于逆差。

(二)对外贸易国别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中国电影、音像出口市场仍然集中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两者占比分别为1／3以上和1／4以上。进口方面，中国香港代替欧盟成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其次为美国，欧盟和东盟分列第三和第四，电影、音像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和韩国。2007年中国电影、音像出口市场仍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美国和瑞士，三者占比超过了80％：进口方面，美国取代中国香港成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其次是欧盟和中国香港，电影、音像顺差主要来自中国香港、瑞士和美国。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电影产品的非中文出口地主要是以欧美为主，不是以与中华文化相近的亚洲市场为主。

(三)行业竞争力分析

根据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7到2007年，我国电影和音像的出口总值从0.44亿美元增长到1.6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几乎为零上升到0.3％，在整个服务贸易十二个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其行业竞争指数(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lvePower lndex。即TC指数)，从1997年至2005年均为负数，至2006年也仅为0.08％(如表2所示)。这种局面不仅与中国稳居世界第二的贸易大国身份极不相符，更与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格格不入。

二、我国电影目前对外贸易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生产和文化产品贸易实践基本是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各国在生产产品时要根据自己国家的资源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各国再进行不同产品之间的贸易，这个理论对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电影产品的消费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地域性，一旦与接受地区的欣赏习惯产生差距，“文化贴现”将使欣赏和接受活动失败。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只考虑商品之间的生产会因为投入要素区别产生的差异来指导国家间的电影贸易，而忽略了电影产品的消费的特征，无法促进我国电影产业达到贸易扩大的局面，反而会因为出口类型单一、海外市场定位不清等限制电影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的问题。

(一)出口电影产品类型单一、缺乏创新

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中国功夫一直就是比较受欢迎的电影元素，中国电影要想在海外市场获得比较高的回报，功夫是不能少的，2005年，《功夫》、《十面埋伏》、《无极》、《七剑》四部古装功夫影片的海外票房高达157434万元，占到当年全部海外收入的95.4％：而2006年《霍元甲》、《夜宴》、《宝贝计划》、《墨攻》、《无极=》5部功夫题材影片的境外收入达到95794万元，占全年全部海外收入的83％(朱玉卿，2008)。这种出口模式正是利用我国电影产品的比较优势，能够在短时间获得比较大的回报，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电影制作为了迎合海外市场的喜好，蜂拥而上拍摄大量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功夫片。对于一个需要良好竞争力的电影产业来说，这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电影贸易发展的。相比之下，一个有成熟的电影产业机制的国家是不会局限于一、两种类型的电影，在好莱坞电影排行榜上科幻、惊悚、恐怖、灾难、动画、喜剧等类型配套齐全，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类型则显得十分的单一，这说明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不强，主要体现就是创新能力是非常不足的。电影产品的创新性就像给各国电影产品打上标签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电影产品缺少这样的创新往往很难在世界电影贸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长此以往国际电影市场的更是会失去该国电影产品的新鲜感和认可。

(二)缺乏清晰的国际市场定位

虽然中国电影这几年不乏在海外发展成功的作品，比如《英雄》、《赤壁》等都是很好的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某些西方的思想观念，这样既符合国际市场的观影需求。又能激发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的确可以使中国电影获得更多认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更多小制作的文艺片都只能在欧美小型院线放映或者只能以音像租赁或电视播放与观众见面。更多的电影出口是通过各种电影节获奖出售版权才能取得相应的海外收入。从总体而言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整体进入了欧洲主流电影市场。一些电影所获得的成功更多是个别现象。而值得注意在亚

洲市场中国电影却有着相对更好的票房和受众，不仅商业大片能在院线及时上映，而且一些表现亲情爱情，节奏舒缓、画面优美的中国文艺片也可以进入主流院线，还可以在音像和电视市场上播放。比如像《那人那山那狗》在国内市场根本没有在院线上映，但是却可以在日本通过艺术院线获得10亿日元(约850万美元)的高票房收入。获得巨大成功。所以，中国电影出口目标市场定位如果不能以文化相近的亚洲市场为主而一直以欧美市场为主，就会使中国电影在产业转型期将失去中国独有的艺术内涵，更有可能将相对容易获得的海外市场拱手与人。

亚洲电影后起之秀韩国就有非常有清晰的海外市场定位，电影出口以亚洲和日本为中心，2005年出口的影片79.4％集中于日本，以商业片居多，而在欧洲地区则主要发行金基德等导演的艺术片。因此中国电影产品需要通过细分市场策略为海外市场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产品，满足不同的观影习惯和审美趣味，才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更大的海外市场。

(三)海外发行渠道单一，盈利能力不足

同时，中国电影贸易目前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比较低，竞争力相对也比较弱，等这些存在的问题与海外发行不力有很大关系。总体而言，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能够吸引国际片商注意，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也并不多。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途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电影节，这部分的电影主要是通过在电影节上获奖吸引海外的，这也是中国电影最早能够被国外片商注意的主要原因，不少中国的导演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世界电影所认可，形成了一定的海外影响力，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及近年的贾樟柯，第二、通过：“北京放映”这种展映会来宣传并销售中国优秀的电影，“北京放映”作为国内唯一邀请并接待境外电影采购商和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来华集中选购和选看中国影片的大型国际活动，已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但毕竟这种方式需要外商到中国来选片，时间和地点相对比较局限，而且能够进入展映的电影数量也是有限的。第三、目前最有效也最值得推广的。就是以合拍片为主完全按照国际上流行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海外国家主流院线。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放国外(包括港台地区)电影进八中国内地拍片以来，合拍片就成为中国电影进入海外市场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大部分合拍电影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大范围合作模式，因而具有更广阔的拓展前景。很多合拍影片如《集结号》、《投名状》和《梅兰芳》由于这些影片在投拍时已经按其投资结构分割了全球版权，提前进入海外市场，所以能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国际主流电影的放映市场。

但是由于渠道控制和市场经验方面的不足。很多中国影片是以低价卖断版权方式交由国外发行中介企业代理销售影片，产品出口的盈利能力并不理想：虽然海外资金的进入能够帮助影片进入海外市场，但是拍片内容和形式受到限制，更何况海外资金能够投资影片是十分少的，而且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一些大型制作，中小型影片通过这种台拍进入海外市场获得成功的并不多见。上述三种渠道都是各有利弊，但是能获得海外资金的大制作相对影片质量能够得到保证，这样就能参加各种影展并获得政府的推广，这样就使少数电影在这些渠道会重复宣传及营销，占用资源。

(四)中国电影产业本身未形成规模经济导致产品竞争力不强

2007年，共有70个国家和地区向IMF报告个人、文化、娱乐服务进口数据，总额为294.2亿美元。美国文化贸易出口额为150.43亿，占全球出口贸易的39.7％，为全球第一，进口只有14.4亿美元，占全球的4.9％，居全球第八，文化贸易顺差高达135亿美元，其电影、电视制作及相关的录音带、音乐占美国出口额的第一位，电影产业成为美国获得巨大贸易收入的吸金行业。全世界放映的电影中80％是好莱坞制作的。而美国国内市场上外国电影的市场份额仅为1％，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电影制作在美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产业，发育成熟的电影国内市场和产业机制，产业规模经济形成了美国电影市场自然的贸易壁垒，同时也形成了电影产业在海外市场的强大国际竞争力。

我国电影产业贸易目前这种模式的也正是因为我国电影产业的规模经济还未形成。无法形成成熟有规模的国内市场，资源、人才和相关的配套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虽有电影制片企业200家左右，但大多数规模较小且不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条件，更没有形成几个在行业内制作能力超群的企业，即便像中影这样的国企其制作能力相对于国际影视大鳄来说仍相距甚远。其次中国院线也存在数量多规模小，跨省院线延伸能力不强，省内院线仍然存在地域垄断的现状。虽然至2008年底，全国院线公司范围内新增影院118家，总数达到1545家，全国银幕总数达到4097块，但以美国的3.6万块银幕作参照，中国应该有十几万块银幕才能达到人均需求，而且电影院线的设立过于集中在繁华的商业中心，不仅是广大农村，甚至像城市中的大型居民社区、大学校园都变成是电影的盲区，导致市场的严重被分割、院线高票价垄断，一种平民消费的文化变成奢侈品，院线的市场集中度很高，属于中寡占型和中集中度产业结构(高铖，2007)，这样的体制也限制了电影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同时因为中国电影产业目前还存在地域限制和行业经营的限制。也不存在一个令其发挥优势的政策环境，所以难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好莱坞电影工业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外部规模经济，其地域性非常强，在洛杉矶不大的地区大概有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电影制作公司。地方性灵活的专业人才劳动市场和可供短期租赁的设备市场，为这一行业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中国电影制作分布全国不同地区，一段时间各个城市纷纷建设各种影视基地，除了在北京怀柔和浙江横店形成比较大规模，其他地方影视基地根本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也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效应，这样就很难形成产业集群和地域性优势，严重地阻碍了行业规模的形成，导致人员分散，资源浪费。综上所叙，中国电影实力还不具备在国际市场有与发达国家抗衡的竞争力，只有电影产业发展完善具备足够的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才能真正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巴曙松，2005)。

三、我国电影贸易新模式的策略选择

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上数据显示在全球文化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的国家主要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进出口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所占份额居高不下，而且总是由这几个国家占据前五位位置，仅仅只是位置会稍许变化，2007年在全球文化贸易中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出口总额所占比重达到93.7％。进口总额所占比重达到91.6％，几乎已经垄断全球文化贸易。这种出口和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现象，属于典型的产业内贸易。中国电影要想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大的

市场份额，就必须根据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特性调整贸易发展模式，依据偏好相似理论(staffan B等，1961)制定相应的贸易发展政策。

偏好相似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产品的出口结构、流向及贸易量的大小决定于本国的需求偏好，而一国的需求偏好又决定于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对消费的需求的质和量都会提高，对先进的资本设备需要越高。因此两国人均收入相同，需求偏好相似，两国间贸易范围可能最大。反之，两国贸易则会存在障碍(李怀亮，2005)。因此，这种产业的国际化经营往往表现为渐进式，渐进式国际化经营的产业往往是国内外需求偏好相似的产业，一开始往往表现为国内经营，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待国内市场饱和后或因偶然机会(被动地)才向外延伸到国际市场，所以根据需求偏好相似原则，首先选择的是相邻国家市场，而后才是全球市场。因此根据相似偏好理论确定中国电影贸易模式首要就是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国内市场，然后选择偏好相似的相邻国家进行贸易，逐渐延伸到世界其他国家，并运用多渠道的海外发行了提高产品盈利空间。

(一)实现电影产业的规模经济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

首先，鼓励国内电影公司进行收购或合并，优化并扩大中国电影产业规模。中国电影企业如果能通过兼并或收购。制片企业可以扬长避短，资源可得到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集中观众与市场，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影片的制作和发行效率，好莱坞八大电影制片公司无不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发展而威的。目前政府需要尽快调整政策。提供优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影院建设，采用数字电影技术，降低电影院投资成本。增加中低档电影院数量，不仅仅在大中型城市上推广学生院线、小区院线，而且城镇以及农村更要加大推广流动影院等，让普通大众也能够享受电影娱乐。采用不同的定价策略，把电影放映市场分成高、中、低三层结构分布：积极推广统一品牌、统一供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院线制等电影现代流通方式。以资产或契约联结形式紧密整合，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规模经营，以不同形式进行资本结构改造，并积极探索院线经营规律、营销方式和管理经验用于创建精品院线。中国电影企业还必须多次整合和发展，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其次，电影产业的管理部门应认识目前中国影视制作散兵游勇的现状应尽早改善。运用政府的政策推动效应着重发展几个地方的影视制作基地，给予这些地方的影视制作企业以较大政策扶持，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落户该基地，目前北京怀柔及浙江横店已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根据我国自身地域辽阔、文化多元化的特点还可以在西部及南部选择适合地点形成相应的影视制作基地，这样囊括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地域特色和文化背景的影视基地形成四大影视基地可以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实现外部规模经济。

(二)以东亚文化圈为主要海外目标市场促进中国电影的出口

中国电影产业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营造根据地，先要打赢家门口的战争。将中国电影的目标市场分为三部分，首先。亚洲地区和人口应该成为我国影视产品进入国外市场的第一受众目标。先利用文化亲和力，以韩国、日本等亚洲汉文化消费圈为主。然后辐射到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其次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以及受到华语文化影响的其他人口，这些都是中国电影产品的潜在消费者。最后才是欧美市场，毕竟目前欧美文化是国际市场的主流文化，中国电影想要很快的获得一席之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慢慢的东方文化的渗透，逐渐让他们接受东方式的叙事方式和含蓄的表达。通过目标市场的细分，电影制作时考虑海外市场时以东亚文化圈为主要目标市场，这样的市场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贴现”，更能在保留原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拍出国内与国外观众更有共鸣的电影，不仅扩大海外市场，而且也促进中国独有的东方文化类型电影的发展(李怀亮，2003)。

(三)建立多层次的海外发行渠道。学习先进的海外营销模式

要想提高中国影片在海外的能见度，提升知名度，最后走向海外目标市场，这需要提高政府对中国电影的海外推广的重视和支持，虽然中国政府借鉴国际发行公司的成功经验于2004组建了年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简称“海推”)，建立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宣传推广和销售服务的国家级平台，但毕竟建立的时间还比较短，虽然这也是很有效的渠道，但短时间也还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政府还是不够的，各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电影需要建立有针对性的多层次的海外发行渠道，一些大型的电影制片公司可以通过与国外知名院线联营，利用自己丰富，优秀的影片资源与国外建立分账式发行方式，打破原有的卖断版权的方式，建立自有的营销渠道，提高盈利空间，例如中影集团、华谊兄弟和保利博纳等大型企业都可以建立这样的发行渠道。而其他具有较为明显的文艺色彩的电影则可以继续利用影展和“北京放映”这种方式提高影片的能见度，扩大影响力。进军海外市场。一些大型商业片进入海外市场合拍片依然是不二选择，这种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海外发行方式。当然需要继续加以利用，多多争取海外资金，成为海外市场的中国电影的领头羊。

同时中国电影需要好好学习的是好莱坞的电影营销模式，这种银幕营销和非银幕营销同时进行、互为支持的营销方法具体表现为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这“五位一体”的营销构架。有资料表明。美国电影业总收入中约20％是从影院的票房收入中获得的，而有约80％则是由非银幕营销所得，也就意味着非银幕营销的成功更能决定电影营销的成功与否。《哈里波特》是好莱坞电影营销的一个成功典型案例，它通过电影的成功人气，在市场上推出与哈里波特有关的一系列衍生商品，如书籍、玩具、游戏、糖果、服装等，这些衍生商品所得的收入远远多于电影的票房的所得。中国电影企业应该从好莱坞的电影营销成功中认识到，单一的票房收入已不再是电影收入的惟一主线。中国电影的营销模式有必要向非票房营销转移。比如《英雄》、《卧虎藏龙》等影片完全可以利用在海外市场比较成功的势头开发出一系列的衍生产品，但是他们没能把握住机会，而目前在日本大获成功的《赤壁》就延续成功势头已经开发出玩偶系列。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