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精选8篇）
1.鲁迅研究 篇一
论鲁迅小说中反讽手法的特征
肖敏
2012级汉语言文学（师范）1班 ***
【摘要】鲁迅作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最核心有力的革命斗争方式是将手中的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将革命思想外化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力争在精神上拯救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小说犀利的文风，因其独到的反讽手法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来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研究的方向是鲁迅小说中所用反讽手法的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第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第三，针对存在虚无感的反讽。【关键词】鲁迅小说，反讽手法，特征
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氛围等条件对其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而他个人经历和内在精神则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指引，也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关键性因素。在他的一生中，叔本华、尼采、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影响，而在这几位伟人中，克尔凯郭尔作为西方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反讽哲学家，对鲁迅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关重要。
正如克尔凯郭尔在《反讽的概念》中指出：“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有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占有新的事物，他仅仅知道面前的事物与理念有极大的差距。„„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但他并不知道这将来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而对于他所严正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鲁迅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中间位置——新旧交替的时代，结合所受的教育和接触的思想，所以鲁迅能够综观前后，反讽手法的运用，反映了诙谐的玩笑和严肃的事实之间的对立冲突，背后是人类社会的无奈又绝望的生存困境，正是因为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堪，从而在文字中以反讽的手法加以体现，以有效地达到精神疗救的目的。
【丹麦】索论·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224页。
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
真正的反讽是质疑一切的，鲁迅就是一个真正的反讽者，他不仅质疑传统，也质疑现代；不仅质疑本土文化，也质疑西方文化。正如汪晖所言：“鲁迅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2既然鲁迅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人物，那么，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事物，都在他的质疑和批判当中。在他的作品中，《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都是一个个的艺术整体，在这样丰富庞杂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存在物，包括古今中外、天上人间都在他的反讽范围之列。象征着人类劳动精神和智慧创造的崇高圣洁的女娲两腿之间却冒出了一个猥琐滑稽的古衣冠小丈夫（《补天》）；大哲学家庄子以“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向人传授“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大道理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起死》）；大学问家老子被邀去讲学，听众的评论竟然是“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出关》），《故事新编》中还有许多各种故事进行了新的编写的例子，都是将古人故事放在今人社会中的一种反讽现象。在《阿Q正传》中，阿Q名字的由来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事情，“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作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只好用‘洋字’，略作阿Q。”阿Q这样一个连名字都不明确的可怜之人，显然与这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了；另外，《幸福的家庭》中对“幸福家庭”状态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之，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A，无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毛雀窠，牙齿始终是雪白的露着，但衣服都是中国装„„”所谓幸福的家庭，竟然是建立在 2 汪晖：《“死火”重温》，《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几十条条约的约束之下的，这样算不算是真的幸福和公平呢？讲究西洋装扮，而又将西洋和中国本土的东西堆砌在一个人身上，这算不算是真的优美呢？答案不禁引人暗笑。鲁迅小说中，引人读来暗自发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强悍刚勇、雄心勃勃地抵制离婚的爱姑，却抵挡不住七大爷一个喷嚏的威慑力，旋即败下阵来，而这个七大人不过是一个假古董搜集家，正“入迷地嗅着一个据说是汉朝的屁塞”（《离婚》）；那个可爱的私塾学童幸灾乐祸地欣赏着老师秃先生风闻革命大军即将到来时风声鹤唳的窘态，而所谓的革命大军只是一群要饭的乞丐（《怀旧》），是一个多么引人发笑的讽刺效果，而且，这篇文言小说中有庄语谐用、正语反用，也流露出反讽手法的运用所带来的笑中引人深思的效果。
所以，从鲁迅大量的小说中都可以隐约寻见反讽手法的运用，这种手法是加诸所有的事物和人物之上的，涵盖了世界的一切，从《怀旧》到《起死》，天上人间、古往今来、国内国外都是鲁迅先生笔下反讽的对象，以他们的滑稽和反常态表现引发笑声的同时，警醒世人，接着会有声声无奈的叹息在内心深处回荡。
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
克尔凯郭尔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反讽家把个体从直接的生存中拔擢出来，这诚然是种解放，然而之后却让他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的棺材似的在两个磁石之间悬浮——一边吸引，一边排斥。”3可见，反讽和悖论思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不可分割。鲁迅的反讽理念主要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鲁迅的小说作品中，梦与醒、生与死、有与无、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欢喜与悲恸等相悖的概念往往相互交织，难分界限，因而不难理解在鲁迅先生笔下，反讽往往也是针对悖论思维的。这种悖论存在于被反讽的对象上，也存在于反讽者本身。
悖论思维存在于反讽的对象上，这一点在鲁迅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家族礼教的维护支柱，是一代代中国人恪守的信念，但是，在那个方生未生的转型社会里，仁义道德又与“吃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众人眼中，疯子行为怪异，被视为疯子，众人自认为是清醒者； 3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37页。而在疯子眼中，众人的行为异常，才应当是疯子，自己是举世浑浊而独清的清醒者。所以，其实小说中的疯子和众人的角色模糊，直接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的民众的生存困境，所谓的仁义道德，也造成了困境中的无奈。在《故事新编》中，孔子、老子、庄子成为工于心计的猥琐人物，而他们在历史上可是需要仰视的文化巨匠；伯夷、叔齐在历史上不食周粟的高风亮节形象，在鲁迅笔下成了“带走周家大饼，并且舍不得周家的一件老羊皮长袍”的吝啬鬼形象，也显得极为可笑，此文本和前文本就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华老栓是个怀着满腔爱心与希望的人，却花了不少钱去买根本治不了病的沾了人血的馒头。夏瑜关在狱中等待被处死，他还在尽力地向只想着敲诈勒索的狱吏宣扬革命道理。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在热闹的祝福声中凄惨地死去，形成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悖论现象。所以，诸多的被反讽的对象存在悖论，其实是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中人们的生存困境。
同时，反讽者本身，也存在着悖论。鲁迅的《祝福》是一个悖论性反讽小说的典型，“我”和祥林嫂关于“死后有无灵魂”的讨论中，“我”是一个有新知识、新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而祥林嫂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发问是这样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的反应是“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背上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面对祥林嫂的发问，“我”的表现会如此惶恐，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鬼怪”“魂灵”这些说法的时候，自己内心也动摇了，从理性来说，应当告诉她不存在鬼魂，从而在精神层面摆脱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然而这也许不能彻底；从情感上来说，“死后变成魂灵”或许是她生时困苦，对死后的一种希望，不能断了她自我安慰的念想，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我”内心作怪。最后，在祥林嫂的逼问下，“我”用“说不清”来敷衍过去，不至于自己心里难受，也不会让祥林嫂“绝望”，到后来，“我”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敷衍而内心自责，反而是“渐渐舒畅起来”，“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所以，小说中“我”就是一个悖论思维的组合体，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理应担当思想启蒙者的角色，然而逃不了科学和人道的这组悖论思维的压力，也选择了保守和退缩。“渐渐轻松”的情绪其实完成了对启蒙者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反讽。
三、针对存在虚无的反讽
在鲁迅的小说中，被反讽的对象即世间一切的事物，它们存在着悖论，这种悖论是永恒存在的，源于人性，源于物性，无法克服，因此这样的悖论往往会让人产生虚无感，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意义。
正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反对改嫁，不只是普通地嚎啕和大骂，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两个男人和小叔子抓住她逼迫她改嫁的时候，她还凭借着爆发的大力气挣脱出去往香案上面撞，把头撞出一个大窟窿，在自己坚守“从一而终“的当口，生命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之后，她向“我”这个新式知识分子热切地询问“死后是否有魂灵”的事情，事实上她笃信生死轮回和死后魂灵之说，用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土地庙捐门槛，其实就是在用活着的努力去寻求死后的安宁。这样看来，在祥林嫂的世界中，死比生更有值得探讨值得追求的意义，所以，现实的存在对于祥林嫂来说，对于作为旁观者的作者来说，确实是虚无的。关于存在虚无的反讽，小说《药》是一个典型作品，它在三个层面体现了作者对于“存在其实虚无”的反讽。第一个层面是反讽夏瑜在牢狱中的遭遇，他在牢狱中还不忘向红眼睛阿义宣扬大革命的道理，希望拯救他们麻木愚昧的思想，然而，红眼睛阿义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带动，反而是因为没有从夏瑜身上捞到油水而对夏瑜拳打脚踢。由此可见，夏瑜这个人，以及他的大革命思想看似充满了带动作用，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实是虚无的，对于麻木的人来说是没有存在价值的；第二个层面是反讽夏瑜鲜血的遭遇，他的鲜血意味着他付出的年轻的生命，成为救治华小栓痨病的人血馒头所需的人血，没有起到治愈华小栓的作用，倒是成为了平庸看客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所以，革命者为群众牺牲，而群众却当他们为祭品，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的疗救，夏瑜作为启蒙者的立场和价值，都在这一群群麻木愚昧的民众面前消解，化为虚无；第三个层面是反讽夏瑜死后的遭遇，“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后来写到夏瑜母亲和华小栓母亲都来给自己的儿子上坟，夏瑜母亲看到儿子份上凭空多了一束花环，她希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我的话，便叫着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但乌鸦并没有动，一切都还是死一般的寂静，夏瑜母亲以为是儿子的灵魂显灵，丝毫没有意识说是儿子革命精神的带动作用。可见，在乱石冈上，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英雄和平庸之辈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处在同一位置上，“终须一个土馒头”，哪里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更无处谈及革命者的价值和伟大之处，他们为拯救民众所作的努力，所持有的赤诚之心都化作虚无了；同时，作为最近的亲人竟然都没有受到革命者所谓的伟大的革命道理的影响，多么可悲，这些打着口号轰轰烈烈的革命道理也终究是虚无的。
鲁迅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自己的虚无感，“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伤逝》）“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影的告别》）所以，鲁迅先生早就看到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状态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不可改变的悲剧，这也是影响他反讽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了反讽手法针对存在虚无的特征。
总之，鲁迅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看得太清。这种孤独造就了他卓越的反讽能力，使之成为一个伟大的反讽家，在他看来，反讽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主体的自我精神觉醒和反思，通过对这个世界所包含的悖论思维，感知和领悟这个世界，最终走向一切存在都虚无的深渊。最后，又从这种虚无的境地中走出来，反抗绝望，实现走向光明的标。这就最终形成了鲁迅先生反讽手法的特征，反讽针对于整体世界，针对于整体世界中存在的悖论思维，也针对于这个世界所有事物存在的虚无感。
2.鲁迅研究 篇二
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话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他的作品大大缩短了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小说到了鲁迅的手上,无疑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都将短篇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将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发挥得淋漓酣畅。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技巧中有几个突出方面:
一是平常事内寓讽刺。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深刻揭示出那些隐藏于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下的丑陋的本质。鲁迅曾说过:“他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鲁迅小说的讽刺正是作者正视现实,毫不留情地把生活中的丑恶事物真实地加以描绘揭露的结果。作者以深邃的眼力观察现实,随时发现出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的虚伪性。《离婚》中的七大人在赞叹“屁塞”时,充满了严肃自信的心情,一本正经,自恃高尚,并不觉得自己可笑。然而这种看似平常的生活情态早已不合时宜,历史的进程已把他陈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空虚无聊变成了可笑的对象。《高老夫子》中,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所受欢迎的一段描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经过鲁迅辛辣的文笔,只廖廖数语,便把两个人物的丑态暴露无遗。两个相交甚浅的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连对方大作的题目都没弄清,竞还说什么“百读不厌”、“座右铭”,两个散发着腐臭霉烂、酸气十足的封建余孽和文化流氓的丑恶嘴脸便跃然纸上。
二是幽默之中含讽刺。鲁迅认为幽默如果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从讽刺到幽默》),他反对“为笑笑而笑笑”的所谓幽默,提倡笑中含刺的幽默,即是寓深刻的社会讽刺的幽默。在他看来。真正的讽刺,就是“用了精炼、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又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什么是讽刺》)。鲁迅所写的悲剧小说里,总是带着强烈的戏剧性的兴奋,即将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熔为一炉。小说中的人物既具有悲剧色彩,又具有喜剧色彩,并将两者糅合为一体,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来。这既是鲁迅对中国古典讽刺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
他的小说善于将讽刺和幽默结合起来,能巧妙地将讽刺的尖锐性、鲜明性和幽默的含蓄性、意会性揉合在一起,让读者在幽默所带来的笑声中品味出深刻的讽刺。《理水》中常常出现“OK、古貌林、好杜有图”等现代文明词语,这与远古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是多么的不协调,真是怪诞之极,让人一看便笑,当我们笑过之后,就会发现这样的描写实则是给掠夺中国人民利益的美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学士们丑恶面貌的绝妙画像。看似幽默,实则讽刺。《肥皂》小说一开始,就写四铭回家时买了一块香皂,但我们从四铭太太耳朵后“积年老泥”上便不自觉对四铭买肥皂产生疑问,但作者抛开这个“悬念”,而用相当的篇幅让四铭进行一大通理论、道德的说教表演,接下来又写他教育女儿要懂孝道,同时对光棍所说的话表示气愤,让人感到四铭确实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但这时又不觉让人对“肥皂”和“姑娘”进行联想了。为了促进这种联想,作者让四铭念念不忘重复“咯吱咯吱”的话,最后,当四铭太太终于忍不住醋性大发时,读者的联想已完成,禁不住大笑起来。何等含蓄的幽默,同时,四铭这个满嘴忠孝节义,心里却男盗女娼的反动道学家的丑恶嘴脸便被彻底揭露,作品讽刺的目的也因此而达到了。
三是对比反衬显讽刺。讽刺的任务,在于有声有色的揭露出事物丑陋内容和美好形式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在笑声中否定旧事物。鲁迅的小说善于抓住讽刺对象的要害,通过主观与客观、表面与实质之间尖锐突出的矛盾对比,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显示出所讽刺对象的丑恶本质。《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他脱离了现实的斗争,为生活而挣扎,但在穷困的生活中,却幻想着富裕的生活,并企图将这种生活描写出来,以投绅士淑女们所好,从而捞取稿费。于是鲁迅处处以混乱而穷困的现实性生活和虚伪而肉麻的空想对比,形成强烈的讽刺。《阿Q正传》中,鲁迅把阿Q那种幻觉中的主观自足性和现实严酷性作了鲜明的对照。阿Q遭了打,遭了恋爱悲剧的不幸,可是他却把这种现实的失败主义,转化为主观幻想的自足性即“精神胜利法”。这是一种失去存在根据的自我欺骗的满足和自信。可是他总是用这种幻觉的自足性来和严酷的现实相撞,势必越撞越惨。在这种幻觉与现实或者说主观与客观的对照描写之中,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黑暗冷酷和社会下层民众精神愚昧麻木的极其深刻的讽刺。高老夫子、四铭等人,表面上打着“振兴道德”、“维持公道”、“整顿学风”的幌子。内心却想着“女学生”和“女丐”。内心和外表造成鲜明的反差,在比较和对照中逐渐揭开这些“国粹家”、“道德家”虚伪的“面纱”,把他们丑恶的思想赤条条地暴露在人们面前,显出其“流氓”和“伪君子”的本相。
3.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篇三
关键词：鲁迅精神；当代价值；批判
近年来，鲁迅文章在中学课本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很多网友认为“鲁迅的批判是矫枉过正”“鲁迅文章只是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的产物，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早就过时了”“鲁迅有的东西过于血腥，过于黑暗”“鲁迅愚化了大众”“鲁迅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等等，实际上，这都是片面的看法，是一种误解，鲁迅作为一代作家、学者、国学大师，年青一代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全面看待鲁迅，拒绝片面的观点，更拒绝“泼脏水”“污名化”的行为。鲁迅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资源和流芳后世的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对当今社会而言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必须对鲁迅精神予以正视。
一、鲁迅的批判精神
鲁迅身处的近代中国，布满黑暗，腥风血雨，在人群中的大多数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却用振聋发聩的呐喊摇晃着人们。鲁迅的矛头直接对准了麻木不仁、愚蠢羸弱的庸众们、看客们。这不是对群众的愚化，这是鲁迅兼济天下的另一种方式，当社会黑暗、政府腐败、人民愚昧，必须有一个人要勇于将所有的坏的一面揭露出来，必须有一个人要试图摇醒昏睡的人们。无独有偶，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勒庞曾著有《乌合之众》，也曾揭露了群众这一群体中有很多局限性。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直到今天仍具有适用性。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也出现了信任危机。近年来，“老人扶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网上流传的段子难道不也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些围观的麻木的看客状态了么？鲁迅对于国民心理的解读是独一无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具有预见意义的，即使到了今天，也能为我们解构诸多社会现实背后的内容。
二、鲁迅的战斗精神
众所周知，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战士，颇具战斗精神，而且鲁迅的战斗不是硬碰硬，而是有方法有策略、刚柔并济的战斗。鲁迅从不大张旗鼓地直抒胸臆，它通常采用黑色幽默的形式把现实中的对应到小说中去，文笔辛辣但晦涩艰深。鲁迅也从不参加什么所谓的游行示威，也从不赞成什么游行。他的战斗方式仿佛是地道战，从不挺身而出，从不想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笔耕不辍的战斗是比平白无故的牺牲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是鲁迅战斗精神的柔。同时，鲁迅也不为强权，鲁迅的批判从来是不留余地的，鲁迅的立场是不站在任何一方，哪怕是得罪了很多人，要过着躲躲闪闪流离失所到处窜逃的日子，他也绝不会停下笔，绝不会放弃战斗，绝不会依附于任何。这是鲁迅战斗精神的刚。这种有方法有策略的战斗精神也是当代人们需要学习的，需要继承下去的。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发展的很快，信息量越来越大了。很多人在看到令人忿忿不平的新闻消息总是披着“愤青”的身份实施“暴民”的行为，人云亦云，隐藏在众多谩骂的人潮中找到安全感跟着谩骂。前些年的钓鱼岛事件亦如此，多少青年嘴上说着爱国，随随便便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没有任何作用不说，更有甚至抢日货店、砸日本车，给社会添了多少麻烦。在这个极其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的新时期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看看鲁迅，认真反思当我们遇到不平的事情什么样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是不一味盲进，人云亦云，盲目斗争。
三、鲁迅的怀疑精神
鲁迅的一生是怀疑一切的，他笔下狂人那一句“从来如此，便对吗？”写着狂人的狂，也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他对一切冷眼相看，怀疑看似美好的事情，怀疑黑暗的社会，怀疑人们接受的、信仰的东西……但鲁迅的怀疑并不是无凭无据，他的怀疑正是他不断进行思考的表现，这种不盲目相信、不停止反思的精神是很值得肯定的。有怀疑才会有创造，怀疑的精神是永不过时的。当代青年们习惯了传统的涂鸦式教学，老师把知识一股脑儿灌进去，学生负责记住，渐渐地，我们处理问题都知道怎样做，而忘记了问问为什么这样做？作为知识分子，更要有怀疑一些的精神，事物的发展就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不否定，不用于推翻既有的东西，新事物如何产生？更何谈创造力呢？
四、结语
怀有批判是好事情，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古今学者也十分具有批判精神，但是我们在批判一个事物的时候一定要对它有充分的了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不能盲从，不能为求标新立异而随大流抹黑鲁迅。虽然鲁迅的很多文章从中学课本中撤掉了，但这不代表鲁迅精神已经过时。其批判精神、战斗精神、怀疑精神仍然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也是我们年青一代应当批判性地学习、继承并发扬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鲁迅的文章是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鲁迅精神不死！
【参考文献】
[1]张福贵.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当代思想价值[J].北京文学评论.2013，（02）：102.
[2]迟蕊.论鲁迅杂文的诗性品格[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88.
4.鲁迅研究试题1 篇四
1.试分析论述鲁迅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答：①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美的本质；
②美的本质离不开现实社会和时代的制约；
③美的本质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也有民族文化的个性。
2.试分析论述鲁迅在《野草》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哲学思想。
答：①体现了鲁迅正视现实、正视人生的思想。
②体现了鲁迅“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思想。
③体现了鲁迅自我剖析、自我反省和自我牺牲的思想特点。
3.结合对《野草》的阅读理解，试分析论述《野草》“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思想特点。
答：（1）揭露社会之黑暗犹如地狱（《失掉的好地狱》）；
（2）嘲讽“中庸”和奴才哲学（《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求乞者》）；
（3）抨击精神麻木的“戏剧的看客”（《复仇》、《复仇（其二）》）；
（4）鞭挞青年空虚无聊、忘恩负义的灵魂（《我的失恋》、《颓败线的颤动》）；
（5）揭穿“正人君子”虚伪的假面（《狗的驳诘》、《死后》）。
《野草》对韧性战斗精神的歌颂：
（1）为刚强不屈的战斗者唱赞歌（《秋夜》）；
（2）赞美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过客》）；
（3）颂扬无私无畏的献身品格（《死火》）；
（4）热情歌颂叛逆的猛士（《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
《野草》确实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用诗的激情和诗的形象来展现自我内心世界矛盾和斗争。这种自我解剖、渗透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哲理探索意味。
4.鲁迅对中外文化遗产采取什么态度？ 试论述鲁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贡献。
答：鲁迅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考虑，特别注意提倡现实主义精神，但作为艺术表现的方法，鲁迅则在提倡现实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兼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鲁迅一向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只要有利于更好地表达作家的思想情感，有利于写出成功的作品，对任何表现方法都可以采用“拿来”的办法。鲁迅在这方面的主张以及创作实践，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的。
5.试分析论述鲁迅所提出的“兴感怡悦”是一切艺术美的本质的美学思想。
答：鲁迅解释什么是美？“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③美的本质是超功利的，并非致用。他在另一处说：“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④这便是文学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主张的。他说美术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想，三曰美化，“美术云者，即用思想以美化天物之谓。”⑤他强调“神思”，即发挥想象力达到理想境界。美的社会功能就是“涵养吾人之神思”⑥。我们欣赏美术作品，便受到薰陶，使人气质受到影响。鲁迅打了一个比方：“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⑦我们欣赏美术作品好像在大海中游泳。而且科学知识给人的启迪和艺术作品并不相同，科学知识靠推理，艺术作品靠直觉，直接能感受到人生的哲理，能接触到人生的真理的隐密幽深之处。这是美术供人享乐功用的一方面。
6.结合你对《野草》的理解，试论述《野草》的哲理性和文化意识
答：象征手法的运用使《野草》大放异彩。《野草》正是以各种具有物质感的意象，赋予鲜明的象征主义色彩，从而独特地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情感或寄寓某种哲理性的思考。其途径有以下几种：其一，自然景物的象征；其二，突出自然景物或者某种事物的自然特征，从而引申、阐发其精神实质；其三，直接诉诸于人和事，赋予某些人物或故事以象征的意义。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使《野草。中不少篇章能够以短小的篇幅而取得含蓄凝练、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给人以美的享受。
《野草》的文化意识：《野草》的语言文字显得特别优美和瑰丽。《野草》的语言精炼而警拔，往往精炼得近于浓缩，有的成为警句。《野草》的语言又是含蓄而曲折的。《野草》中的对话往往也寓意深警，不管是讽刺还是抒情，常常闪现着诗意的光彩。《野草》的语言还富有音乐美，常用排比句式，多结构相似的短语，关键性句子尤其是警句每见重复等等。
7.试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两篇小说为例，论述鲁迅小说的现代特征
答：鲁迅小说对我国传统小说艺术实现了大突破，创造了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艺术。首先，在人物与故事关系上，鲁迅的小说突破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格局（他的小说淡化情节，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完成了从情节小说向性格小说的转化）；其次，在艺术手法上，鲁迅“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他的小说综合运用了中西方小说的艺术技巧，从作品内容出发灵活而多变，充分显示了鲁迅丰厚的中西方艺术素养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再次，在小说语言上，鲁
迅小说彻底地摆脱文言，改用白话，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鲁迅小说在形成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方面的贡献与特点：鲁迅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形成起了主帅作用，他是这一文学思潮、流派的奠基者与旗手。鲁迅小说犹如涉世很深者向人们讲述世态和人心，简约而严谨、冷静而深沉，读后既发人深思，又感人肺腑，可谓理深情挚。鲁迅的小说，成功地刻画了阿Q等一群出色的人物形象，他们性格鲜明、独特而又有极大的普遍意义。鲁迅小说所特有的质朴、清醒、深沉，使他的现实主义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影响及于几代作家。
8.结合鲁迅的美学思想发展，试论述鲁迅“崇高阔大”审美趣味的特点。
答：五四“以后一直到30年代，鲁迅对文艺本质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日益深刻，鲁迅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也日臻成熟、深刻，并且也更具有系统性和明确性。首先，鲁迅突出发展了”五四“以前对文艺的社会功用的见解，并且在理论上对之加以深刻的阐发、论述，形成了作为鲁迅文艺思想核心的革命功利性的文艺观„„对于文学的社会性问题，鲁迅更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对之做了深刻透彻的阐述。鲁迅从文艺的社会功利性出发，对艺术的起源以及制约着文艺的发展的时代性问题，作了深刻的研究和阐述。从功利性的文艺观出发，鲁迅也很强调文艺的时代性。
鲁迅对艺术美的基本形态所作的阐释：从文艺的功利性和文艺的审美性出发，鲁迅还对艺术美的几种基本形态作了颇为精到的论述。
（1）关于崇高，深为鲁迅所喜爱。鲁迅在批评30年代的一些作家、作品时，就常常从这一美学偏爱出发。
（2）关于优美，鲁迅不免过于偏激。他抑优美，扬崇高，是从他革命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出发的。鲁迅认为，对优美这一艺术美形态的欣赏，是必须有余裕的，“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那种心地晶莹的雅致，是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好境遇。
9.近二十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主要进展。
答：（1）从读后感式的单篇分析进入到综合性的系统研究。
（2）从单一的视角进入到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
（3）从单纯创作技巧的分析进入到从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高度来评价。
（4）对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入到“多种创作方法”的争鸣。
（5）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到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10.谈鲁迅早期美学思想中的“真美”的内涵。
答：鲁迅的“真美”的内涵，主要是反对以“观念的真实”来代替“感情的真实”，也
就是说以“移人情”的观点来对抗“持人性情”的封建主义的传统美学观。
所谓“持人性情”，是从孔子流传下来的诗论，目的是要以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来束缚人的个性的发展。
5.鲁迅《药》的研究 篇五
曾经有些人认为《药》的故事有着两条并行的线索，瑜儿同夏四奶奶的亲子关系和小栓同老栓、华大妈的亲子关系。只就亲子的关系来说，应该把瑜儿和夏四奶奶的关系认作主要的，小栓和老栓、华大妈的关系认作次要的。其实这小说的情节的内在联系，不见得在亲子的关系上。从故事的发展看来，全篇以夏瑜的革命为中心线索，其他情节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吃烈士”，也象是一条无形的线索：固然小栓吃了血馒头，是鲜血淋淋的。浑身黑色的刽子手康大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杀头为业，还要把烈士的鲜血来换硬硬的一包洋钱。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把烈士的衣服也剥下来去换饭食吃。最可痛恨的是夏三爷，谋害自己的侄子，二十五两雪白银子的赏金落腰包。告发的、审判的，也都从杀害烈士得到了好处。还有什么花白胡子，什么驼背五少爷，有意无意的也无非是帮凶。
徐锡麟烈士和秋瑾烈士等就义于民国成立前四年多。鲁迅先生有感于辛亥革命时期烈士们死得寂寞而写《药》，这里反映出来了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道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少数人难以战胜强敌，结果不免寂寞而死。可是这只是《药》的一个方面，这篇小说有其更重要的光明的一方面。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上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药》的后半篇上，从华大妈的眼睛看瑜儿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瑜儿的母亲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象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花环的存在，出于她们的意料，所以鲁迅先生说是“平空添上”去的。这个花环的加上，暗示着革命者虽然寂寞而死了，可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将要发芽成长，开花结果，革命终于获得胜利。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值得我们注意。所谓“平空添上”，其实只是对本篇所写的情形而说。瑜儿的母亲夏四奶奶是不了解其儿子革命的伟大意义的，只因感到世态炎凉，认定“亲戚本家早不来了”。以为丛冢荒地，“孩子不会来玩”。可是照孙伏园先生《鲁迅先生二三事》上说的，当时景仰秋瑾烈士的人并不少。她有许多同志和大通学堂的学生，到了清明时节，暗暗地到她坟上去放一个花环是可能的事。秋瑾烈士就义时孙伏园先生还只有十三岁，也曾经偷偷地跑上龙山去瞻仰过她的遗体，那棺材是白木的。龙山就在古轩亭口西面的附近，是不难上去的。所以这个花环的放上，并非由于凭空的幻想，原也有其现实的根据。虽然只是一个花环，短短地写了几句，可是这在全篇小说，却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有了这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光辉的照亮，我们就觉得无所谓悲观、感伤了。虽然鲁迅先生自己认为“《药》的收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鲁迅先生为着“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在作品的篇幅上，总是描写黑暗面的字数多。《药》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同时，他是更注意于英雄人物的歌颂的，《药》的第三段上写瑜儿，已经关在牢监里要牺牲了，仍然尽力地宣传革命，“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促使人觉悟起来。坚强有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英雄气概，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鲁迅先生和徐锡麟烈士、秋瑾烈士都是绍兴人，曾经在日本一道留学，对于他们的被害是很激动的。他在《范爱农》上写道：“……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我是主张发电的，……”(注)在《药》上，写了刽子手康大叔对瑜儿说的话：“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接着写了这样的一行：“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驼背五少爷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花白胡子的人是油腔滑调的。连二十多岁的青年，也是坐在茶馆里和刽子手一鼻孔出气。鲁迅先生对于这种情况很激动。这一行写得非常沉痛，也是非常气愤的。
秋瑾烈士被害时正当清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不能抵抗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只知道加紧剥削、压迫人民以媚外，屡次丧权辱国，又有种族的岐视;人民敢怒不敢言，痛苦不堪。徐锡麟烈士在安徽起义，杀死了巡抚恩铭。他也被杀。当时秋瑾烈士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这是她和徐锡麟烈士等同道组织的革命机关。被人告密，也就被害。这是够使人痛心的了，可是驼背五少爷等麻木得敌我不分，终日在茶馆里发谬论，与刽子手为伍，以说笑为能事，连二十多岁的青年，居然也说革命的行动为发疯。这真是令人气愤的。
鲁迅先生用在《药》上的表现手法，有两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研究，就是气氛的点染和侧面的描写。我们读《药》，尤其是它的首尾两段，总觉得是阴森森的。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有时也可以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来往的人，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为群众谋幸福的志士，死得这样寂寞。这也显得腐败的统治阶级手段的卑鄙，不敢在光天化日下行刑，这样偷偷摸摸地杀人。这种气氛的`点染是有助于烈士死得寂寞这意境的表达的。
第四段写墓地的情况：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得层层叠叠。华大妈在她儿子的坟前哭了一场，呆呆地坐在地上。微风起来，吹动她的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夏瑜的母亲，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惨白的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在她儿子的坟前，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伤心得将要发狂的样子。她们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站在一株没有叶子的树枝上的乌鸦。在这景象里写足了悲凉的气氛。这以后写出夏瑜坟上的花环来，才显得更出色。——革命者虽然被害死，可是还有更多的革命者在敬仰先烈，纪念先烈，将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轰轰烈烈地起来革命。革命是不可以扼杀的。
夏瑜在牢监里宣传革命的英雄行为，和他所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强有力的词句，都只从刽子手的口中谈出。夏三爷出卖侄子的无耻行为，和红眼睛阿义剥烈士衣服图利的卑劣手段，也只从刽子手的谈话中说明。原来是几个场面，要用许多笔墨才能叙述清楚的，这样只简单扼要地几句话就表达明了，而且对照鲜明强烈，也是深刻生动的。这是“侧面描写”的优点。
在全篇四段中，第二段比较短，是过渡性质的。第三段来得紧张，烈士的革命精神和群众的麻木愚蠢状况，都在这一段中刻划出来。杀害了自己种族中志士的刽子手，到了茶馆里有如此威风，这样受到尊敬。尊敬这种刽子手的驼背五少爷和花白胡子的人等，也对牢头称兄道弟。他们在当时，原是普通的茶客。这是什么样的社会!
这第二、三的两段文字，反映着严重的社会病态。驼背五少爷和花白胡子的人等，对于革命者的故事好象是比较疏远一些的。可是在为“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而“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的原则上，有其重大意义。
小栓吃了烈士的血;可是他年幼无知。老栓和华大妈，把烈士的血拿来做药给儿子医病，无非由于迷信，自然也是麻木了的。他们本是善良的劳动人民。他们盖的夹被是“满幅补钉”的。把多日辛苦所积的洋钱去买人血馒头，为的是想救儿子的命。终于弄得“人财两空”，是上了当的。老栓天还没有亮就出去买人血馒头，路上遇见几个人以后，就“按一按衣袋”，知道“硬硬的还在”，这才“仰起头两面一望”。这固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多歹人，随时要防被偷窃，可也说明了他对一包洋钱的重视，因为积存起来是不容易的。鲁迅先生对于有了缺点的劳动人民，基本上还是给予同情。这和对于满脸横肉、一副吃人凶相的刽子手表示十分痛恨的态度固然不同，和对于游手好闲、诬蔑革命为发疯，污辱烈士、甘心做奴才的驼背五少爷和花白胡子的人等表示十分厌恶的态度，也是两样的。我们应该细细地辨别;虽然《药》也写在“五四”运动以前，当时鲁迅先生还是进化论者。
第一段上写着“一条丁字街”，就是从龙山方面经过府横街到古轩亭口去的地方。衣服前后有一个大白圆圈的“号衣”，当时那白圆圈里是有“兵”或“勇”字的。虽然是细小的地方，鲁迅先生也不随便乱写。
6.江苏历年真题 鲁迅研究 篇六
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32分)在下列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其字母标号填入题干的括号内。1．下列论文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是（D)A．《文化偏至论》
B．《科学史教篇》
C．《摩罗诗力说》
D．《人之历史》 2．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在(B)A．1915年
B．1918年
C．1919年
D．1917年
3．写于1922年、反映了鲁迅对知识分子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最早的关注的作品是(C)A．《在酒楼上》
B．《伤逝》
C．《端午节》
D．《白光》
4．尖锐地鞭挞了20世纪30年代某些文人所宣扬的“无是非观”的作品是（B)
A．《非攻》
B．《出关》
C．《起死》
D．《采薇》 5．《过客》侧重表现的思想是(D)A．刚强不屈的战斗赞歌
B．无私无畏的献身品格
C．反对封建礼教的韧性精神
D．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
6．鲁迅为回击“现代评论派”的人身攻击而作的作品是(D)A．《狗·猫·鼠》
B．《五猖会》
C．《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D．《立论》 7．1928年到1935年期间，鲁迅诗歌的文体大多是（B)A．打油诗
B．旧体诗
C．新诗
D．民歌体诗 8．1902年，鲁迅毕业于(C)A．江南陆军学堂
B．江南水师学堂
C．路矿学堂D．两江学堂 9．在鲁迅著作中最早提到“国民”的是（A)A．《斯巴达之魂》
B．《摩罗诗力说》
C．《文化偏至论》
D．《论睁了眼看》 10．属于“甲寅派”的是（D)A．吴宓
B．胡适
C．陈西滢D．章士钊 11．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的地方是(A)A．上海
B．南京
C．北京
D．广州
12．1936 年，鲁迅与许多代表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文学派别的作家携手，联名发表了一篇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文章。这篇文章是(B)A．《文艺界为抗日统一战线宣言》
B．《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C．《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宣言书》 D．《文艺界关于“抗日民主同盟”宣言书》 13．以爱姑为主人公的鲁迅作品是(A)A．《明天》
B．《离婚
C．《**》D．《头发的故事》 14．展示了封建社会下层旧式知识分子被封建科举制度所“吃”的命运的作品是
（D)A．《孔乙己》、《阿Q正传》
B．《在酒楼上》、《孔乙己》
C．《孔乙己》、《高老夫子D．《孔乙己》、《白光》
15．鲁迅诞生的年代是（C)A．.1878年
B．1880年
C．1881年
D．1882年 16．“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鲁迅这段话意在批判国民性的（A)A．安于现状的奴才心理
B．卑怯和势利
C．“精神胜利法”
D．“做戏”和讲“体面”
17．鲁迅文化发展观的核心是(D)A．文化反省意识
B．提倡新道德
C．社会的发展
D．人的发展 18．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针对的是（B)A．章士钊
B．梁实秋
c．苏汶
D．吴宓 19．“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量吐露着”。鲁迅评价的是
(D)A．《生死场
B．《夜哭》
C．《八月的乡村》D．《心的探险》 20．鲁迅鞭挞了青年空虚无聊的灵魂的作品是(C)A．《颓败线的颤动》
B．《战士和苍蝇》
C．《我的失恋》D．《立论》 21．鲁迅文艺思想核心的文艺观是(D)A．革命现实主，Y．
B．革命浪漫主义
C．革命功利主义
D．马克思主义 22．为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比一般历史记载更为鲜明和准确的形象化的社会史料的鲁迅作品是
(B)A．《呐喊》
B．《朝花夕拾》
C．《坟》 D．《野草》 23．鲁迅一反“史家成见”，肯定了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的作品是(A)
A．《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汉文学史纲要》
C．《魏晋风度与魏晋文章》
D．《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4．作品与人物对应有误的选项是（C)A．《端午节》——方玄绰
B．《头发的故事》——N先生
C．《幸福的家庭》——吕纬甫
D．《高老夫子》——高干亭
25．作品与作品集对应有误的选项是（C)A．《药》——《呐喊》
B．《非攻》——《故事新编》
C．《立论》——《坟》
D．《复仇》——《野草》
26．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双方是(C)A．创造社——太阳社
B．第三种人——鲁迅
C．创造社、太阳社——鲁迅
D．“现代评论派”——鲁迅
27．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成员的是(A)A．胡秋原
B．唐有壬
C．徐志摩
D．陈西滢 28．鲁迅认为，“诗歌起源于(A)。
A．劳动和宗教
B．劳动
C．宗教
D．生产斗争 29．鲁迅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文章是(A)A．《关于小说创作的通信》
B．《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C．《谈小说创作》
D．《谈小说选材》
30．曾写到“典妻”的民俗现象的作品是(D)A．《丰收》
B．《八月的乡村》
C．《生死场》
D．《赌徒吉顺》
31．其“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 级观念。”茅盾在这里评价的鲁迅作品是（A)A．《故乡》
B．《祝福》
C．《离婚》
D．《药》 32．鲁迅认为喜剧有一种重要形式，“是喜剧变简的一支流。”这种形式是(C)
A．幽默
B．喜笑怒骂
C．讽刺
D．冷嘲热讽
二、填空题(每空1分，共14分)33．鲁迅于1898年在南京求学时改名为_周树人_____ 34．为了弥补“国防文学”口号的不明了之处，鲁迅等提出了__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_的口号 35．《祝福》中造成祥林嫂悲剧的主要祸根是代表旧中国封建宗法思想与制度的夫权和 神权______ 36．《孤独者》中的主人公是魏连殳_____ 37．鲁迅在__《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____一文中，深刻总结了历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血的经验教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重要原则。
38．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夜哭》的作者是_焦菊隐_____ 39．鲁迅谈及《野草》时曾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__《希望》____ 40．严复“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将其定名为_《天演论》_____ 41．四铭是个典型的封建卫道者，又是一个灵魂丑恶的假道学，该人物出自作品__《肥皂》____ 42．1923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______’，号召青年静心读书，要让青年认识到“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43．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的标志是_五四运动_____。44．鲁迅唯一以知识青年的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_《伤逝》_____ 45．《狂人日记》所表现的“吃人______主题，在《呐喊》、《彷徨》其他各篇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得到了延伸与扩展。
46．在《故事新编》的___《理水》___一文中，鲁迅歌颂了“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大禹。
三、简答题(每小题6分。共24分)47．简述鲁迅进行文化反省的方法特征。
48．简述鲁迅对创作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贡献。
49．简析阿Q形象的基本特征。50．《野草》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有哪些途径?
四、论述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51．阐述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52．阐述《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
53．从酿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论述《伤逝》的思想意义。
7.鲁迅《雪》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篇七
这篇文章向来难懂, 但不知为何, 我还是执拗地不喜欢很多教参的见解:对江南雪的贬抑, 对朔方雪的赞美。那是怎样的一幅“江南冬花雪野图”啊!如此的山花烂漫生机盎然, 占了本文三分之二的篇幅, 如此, 只是为了贬抑?我想, 绝非仅仅如此。
于是, 带着对这篇文章的很多不懂,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按照下面的思路作了一次尝试。
雪之语———我读我秀
默读:思考本文写了什么内容。此项内容是想让学生快速感知课文内容, 学生很快概括出了本文内容:写了江南雪和北国雪。
团体读:写江南雪部分, 应尽现温婉恬静的美感;写北国雪的后三段, 应读出其雄浑峻伟的气势。我采用了男女分组的形式, 效果基本理想。
合作读:男女生合作朗读, 读出层次感和美感。
这个环节中, 男女生你读一句, 我读一句, 真正读出了江南雪和北国雪的韵味, 并且把江南雪和北国雪又组合成了一篇新的散文诗, 而本文原本就是一篇散文诗。所以获得了一致好评。
雪之问———江南雪美?北国雪美?
在这个环节里, 我出示了江南雪和北国雪的图片, 然后提示:美的含义是指能给人带来美感的东西, 包括美丽、力量、快乐……你能否从课文中找出各自的美。
学生小组合作很快就在下面讨论开了, 接着小手就有很多举起来了。“老师, 我觉得江南雪色彩部分可以概括为‘无声的美丽———江南雪’;“老师, 我觉得写堆雪人部分可以取名‘回忆篇’……“不, 我觉得这部分可以概括为‘童年的回忆’”……学生的发言不可开交了, 让我和听课老师们一阵阵惊喜。
那么, 作者仅仅是想表现江南雪和北国雪的美吗?接下来, 该是让学生进行思考的时候了。
雪之思———喜欢否?
你认为作者喜欢江南雪还是北国雪?从文中找出依据。这里是对本文的一个挑战, 因为很多的教参书上都认为作者喜欢的是北国雪。我很想知道学生的看法。结果是意想不到的, 两方基本持平, 而理由也是无处不在。“老师, 鲁迅喜欢江南雪, 因为他用了‘滋润美艳’‘洁白’‘明艳’等美好的词语。”“老师, 我觉得他还是喜欢北国雪的, 因为江南雪最后褪色了, 而写北国雪他用了‘精魂’这个词, 这个词就能表明鲁迅喜欢北国雪。”……学生的回答简直令我招架不住了, 不过他们有这样的思考是我最期待的。我静静地倾听着, 适时点拨, 但不下定论。
如果你认为作者的感情并不是单纯的喜欢, 那还有什么?从哪儿可以读出来?学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索, 但还是说出了里面有对童年的回忆和眷恋, 有对雪人消逝的惋惜。有这些, 足够了。我适时的出示了以下内容:
助读资料
《雪》是一篇绝好的眷念故乡, 回忆儿时的抒情小品文, 在故乡的自然景色的描绘中流露了“鲁迅心灵”里一种“深刻的恬适的回味”。
鲁迅对秀丽的江南风景, “并无敏感”, 他直截了当的表示:“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 但小气。”他批评杭州的风景“显得小家子气, 气派不大”, 以为“北方风景, 是伟大的。”
本文写于1925年, 正值“五四”退潮, 南方各省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而北方则被封建军阀盘踞, 鲁迅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记录他当时彷徨、苦闷, 希望能找到未来的心情。
至此, 我对文章内容进行了总结和提升:鲁迅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寄托了自己的爱憎感情, 他向往江南雪景温暖的春天一般的美好理想, 而憎恶把朔方的雪花变得孤独和冰冷的严酷的冬天。滋润美艳的“南方的雪”, 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的炽热追求, 而旋转飞腾的“朔方的雪”则蕴蓄了鲁迅反抗冷酷的现实社会的斗争品格。在这两幅鲜明对立的图景中, 贯穿着鲁迅一个共同的哲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
带着这样的提升, 我出示了最后一张幻灯片:
雪之声———追求春天一般美好理想的心声
是的,
那是孤独的雪,
是死掉的雨,
是雨的精魂。
8.2006年鲁迅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篇八
2006年对鲁迅研究而言是个“大年”，因为这一年恰逢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中国人有“逢五排十”要搞大活动的习惯，这就使2006年显得非同寻常。在这一年里，厦门、广州、绍兴等鲁迅生活过的地方都到召开了大型学术会议，既是研究，也是纪念。同时在这一年里，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学术论文的发表，都有新的创获。更为可贵的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专门开辟鲁迅专题研究专栏，以推动鲁迅研究的深化，同时也为这不同寻常的一年留下更多值得珍视的成果。
当然，纪念也好，研究也好，其实与鲁迅无关。鲁迅有言在先：“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整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病后杂谈》）。鲁迅不需要对他的纪念与研究，但我们需要。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中，鲁迅像是一个热源，我们需要来他的热量来驱除寒气，更需要他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来荡涤沉积在生活深处的污垢，更需要他那双睿智的目光，来探寻通往营地的路径。
2006年，我想，更多学者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走近鲁迅、阐释鲁迅的，并在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中，感受着自身的命运，体味着人间的冷暖与苍凉，寻找着灵魂的依托和精神的岸堤。
是的，鲁迅不需要，我们需要，所以鲁迅还要研究下去，还要纪念下去，这是鲁迅的悲哀，是我们的幸运……
2006年，鲁迅研究丰饶、沉实，我们希望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这就有了陈志浩的这篇文章。但限于条件等因素，本文可能存在一些疏漏，还望方家同行指正。
2006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在这特殊的历史年份，学界掀起一股鲁迅研究的新高潮。若干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鲁迅研究的论文也踊跃发表。根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www．cnki．net）统计的数字，2006年发表的以“鲁迅”为篇名的论文达到1083篇，以鲁迅为关键词的文章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644篇(2007年7月15日最后更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往年，可谓百花争艳，硕果累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令人瞩目的热点。本文以该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论著和学术会议，按照专题的形式，对2006年鲁迅研究进行综合评述。
一、研究状况
（一）鲁迅文化品格研究
为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06年4月在广州联合举办了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共130余位代表齐聚花城，总结和回顾上世纪的鲁迅研究成果，对新世纪的鲁迅研究提出新的期盼。重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研究，是这次与会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杨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认为，鲁迅不仅属于学术界，更属于中华民族，要将鲁迅精神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才能体现研究上的大家风范。同样来自社科院的张梦阳指出，可以通过鲁迅与孔孟、嵇康以及黄宗羲、章太炎等人的充分比较，“理出中国知识分子从奴性到精神自觉的线索，由此构成一部中国的‘人史’。”[1]安徽大学张鲁高从鲁迅的生活与创作出发，“认为鲁迅质朴、俭约、刻苦、爱人、刚强、正直和尚武的性格是来自民间的墨家式人格。”[2]来自鲁迅家乡的陈越(绍兴文理学院)从吴越剑文化与东晋王羲之代表的书文化的角度具体探讨了鲁迅与浙东文化的关系。宁夏大学李生滨明确提出了“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的课题研究，认为晚清时期的民族忧患，社会的动荡，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化活动方式，影响并塑造了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独特品质。
李城希的论著《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偏离·回归》（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按时间顺序，就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进行了严密、系统的研究。该书以对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翔密描述，对历史现象和作品文本的深入分析以及理论思辨和逻辑推证的缜密展开，显示出鲜明而可贵的学术态度。
王瑞的著作《鲁迅胡适文化心理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以鲁迅、胡适的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从二人与传统文化、域外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二人对待历史文化、现实政治、个人婚恋状况时不同的态度等角度，通过比较分析，描述和勾勒“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由于身处历史转型期而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处于新与旧、情与理、爱与恨、孝与欲、反叛与皈依之间的斗争与妥协。
王杰著《鲁迅的文化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在20世紀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上，对鲁迅的诗学思想在文化诗学的意义上作出阐释，突出强调鲁迅诗学思想在现代后现代、传统后传统之间的“间性”状态。作者以深厚哲学理论功底所体现的思辨力和穿透力，新颖独到地解决了许多学术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一些学术刊物开辟专栏，为鲁迅研究提供助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在2006年第7期开辟了“鲁迅研究：鲁迅与区域文化专栏”，现选取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分析。陈方竞在《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中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3]陈越在文章《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中认为，越文化在漫长的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剑·书’的文化模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越人，特别是越地名士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4]。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也即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李怡将这种“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存在之“结”。他指出鲁迅作为“结”的意义在于：“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5]
“儿童形象在鲁迅小说中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作为小说叙事元素功能的实现，而更在于其作为一个特定形象群体所负载的符号，即通过整体儿童群像的符号化过程来指涉宏观意义上的民族传统文化。”[6]周菡在文章中认为，儿童群像作为鲁迅创作中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鲁迅在创作中复杂的传统文化情结，展露出作家内心的某种希冀与期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侠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陈夫龙在文章中强调，鲁迅对侠文化的改造只是其思想启蒙的一种策略手段，“经由对侠文化的批判性改造深入到对国民性的根本性改造，其真正目的在于新的文化精神和国民理想人格的双重建构，最终建立理想的人国，而这又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目标的整体探索相一致。”[7]
青年时期的鲁迅已经初步形成了生命世界观。“它强调世界的运动性、矛盾性和非和谐性及其意义。”[8]王学谦认为，这种生命世界观与进化论、叔本华和尼采等意志主义哲学、鲁迅少年时代所形成关于世界与人的基本结构以及人类文化思想传统和类型都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许怀中的论文从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文化建设切入，概括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即“开放型、批判型和创新型”[9]。鲁迅把是否敢于汲取外来文化并且加以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弱盛衰的标志，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6年有关于鲁迅文化品格和文化选择方面的文章相对较多，近70篇。除上述论文外，钱理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思想交锋——以鲁迅为中心(一)》（《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期）、韩国全炯俊著《文字文化和视觉文化：文化研究的鲁迅观一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杨义《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王莉《鲁迅、周作人文化性格比较研究》（《理论导刊》，2006年第7期）等文章也颇具启发价值。
（二）鲁迅思想研究
张永泉的在著作《从周树人到鲁迅》（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0月版）中指出，人们通过鲁迅的文学创作发现了他对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深刻的思想，认识到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而是以文学形式面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主要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思想。
吴海勇的著作《枭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花城出版社，2006年10月版）是对文化伟人生命奥秘的震撼揭示。在鲁迅的笔下，生死主题有如小山明灭，却是最为惊警的枭声。少年遭遇的死亡事件，在鲁迅心灵撞下深深的创伤；自杀，一度是他最大的个人隐秘；“速死”，诚乃其立身处世之道。直到晚年参悟生死，但依旧透支着生命，一任身后落下漫天的蔓陀罗花。
汪卫东的论著《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以《鲁迅全集》为文本范围（大致以1927年为界），研究鲁迅前期文本中“个人”观念的确定性、整体性及其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在中、西方思想史背景上探讨鲁迅“个人”观念的思想渊源、复杂性、创造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鲁迅的深刻和鲁迅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对失败和失败者身份深入骨髓的体验。敬文东在《敬文東解密鲁迅》（远方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中认为，鲁迅被奉为思想家，源于鲁迅对人类最终失败这个最伟大的主题的深刻体认。他对自己命运的失败大限是逐步觉察和慢慢承认与体认的，这同样也由“一个也不宽恕”似的句式和这样的句式中包含的强烈语调给表达出来的。
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洪峻峰认为，“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10]
张悦帅的论文也对鲁迅的“立人”思想给予了高度关注。他认为，鲁迅在论述其“立人”思想时，多是从反面剖析和尖锐批判的角度进行切入，“他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普通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性和品格多作否定性的评判和揭露。”[11]其间暗含着对建造真正人格的憧憬和信念。
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被扭曲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遮蔽了它的本原思想。张梦阳提出，“鲁迅的本原思想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它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12]
“五四”前后，鲁迅和胡适因个人主义理解上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启蒙路向。汤景泰在文章中指出，“鲁迅从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发现了新形式的专制，在对科学的崇拜中发现了新的迷信，由此为避免独异个人的无谓牺牲而引申出国民性改造的内涵，透露出强烈的精英意味。胡适则号召每个人都能一面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另一面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中国人的真正启蒙，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13]
物质生存匮乏与“平等——自由”意识缺失的生存现实迫使回国之后的鲁迅重构自己的思想。彭小燕在《归国初期鲁迅思想的重构之一》中指出，留日时期的鲁迅集中关注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创造问题，“回国之后，眼见他人以及自身的物质生存困境，鲁迅意识到了物质生存问题在中国现实中的重要性。而国民身心中充斥的等级观念、主奴意识也迫使鲁迅重新调整他对19世纪人类‘民主——自由’文化的态度。”[14]
此外，李丹《“伪士”、“硕士”、“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早期对知识阶级的分析及其“立人”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刘春勇《“立人”——谁立人？》（《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王福湘《“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谈鲁迅的宗教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5期）、张永泉《由科学与人权并重到德赛两先生并举——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的重要转折,兼论鲁迅的启蒙思想特征》（《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8期）等论文对此也有详细论述。
（三）鲁迅生平研究
研究鲁迅的生平，对我们探讨鲁迅的思想状况、文学创作、人格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国伟的著作《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书店，2006年9月版）叙述了鲁迅先生与近60位日本友人的交往经历。这些日本友人中，既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也有他留学时期结交的朋友以及他晚年时经常为之诊治的医生，其中多数是由于文化交流而结识。本书凝聚着鲁迅先生和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为中日友好和交流而取得的丰硕成果。
林贤治的论著《鲁迅的最后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版）介绍了鲁迅最后十年的事迹。内容包括国民党“一党专政”、反文学的“革命文学”、自由与人权、书报审查制度、专制与改革、知识分子的内战以及国家、民族、统一问题等。
陈静的著作《鲁迅的彷徨与呐喊——飞扬与落寞》（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版）则不仅仅着眼于鲁迅的最后十年，而是贯穿一生，是一本详细的图文传记，其文字量厚于以前王晓明版的鲁迅传，并附《鲁迅年表》，很有史料价值。
倪墨炎所著《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系统介绍了鲁迅一生的重要社会活动。全书共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鲁迅从青年在日本留学时期起到逝世前的重要活动以及对学生爱国运动、对党派和革命团体的态度；第二部分是鲁迅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一生中署名发表的宣言、声明。
朱正的论文《鲁迅生平研究二十年》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有关于鲁迅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1981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书中六十多位作者都同鲁迅有过交往，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写出了鲁迅的一个侧面，不乏颇有价值的材料。此后，在1992年和1993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两篇胡风的文章很有研究意义。2001年，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真实地写出了伟大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15]
中国是一个有着渊远传统讲究孝悌的国度，周作人对鲁迅的绝情无论从新道德还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来看，都在后世人心中输却一筹。“先前许多论者由于受政治干扰，评价‘兄弟失和’落入一个陈旧的套路固然不好，但今天是否也应该避免落入新的无是非的套路才更为接近真实。”[16]
“鲁迅的解剖学笔记，从医学史的观点来看，它作为中日两国吸收和传播西洋近代医学的一个例子，作为了解明治时期基础医学的教学情况，是一部非常宝贵的资料。”[17]日本学者浦山菊花的论文从医学史的角度对“解剖学笔记”进行了细致考察。
姜异新《鲁迅的1933》（《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顾农《周氏兄弟关系史的七个片段》（《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坂井建雄（日本）《鲁迅学过的解剖学——从医学史的观点来看》（《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等论文对此问题也给予了特别关注。
（四）鲁迅小说研究
1.《呐喊》、《彷徨》研究
“鲁迅的功利主义的启蒙文学观与传统的小说叙事艺术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甚至尖锐对立。”[18]姜振昌认为，《呐喊》、《彷徨》的叙事实践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改造中国旧小说的虚假的全知全能外视角和“大团圆”的故事中心结构：前者运用的是限制叙事原则，构成小说叙事的“亲历性”和内视角；后者主要是以人物的性格、性情和命运为中心，构成“人性化”小说情节的基本结构形式。
鲁迅笔下的“狂人”身上凝聚着现代医学的智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象征主义美学原则和反叛传统的哲学思想。冉祥谦在文章中指出，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符合医学病症的精神分裂患者。“先生借所谓病态的思维来表现具有叛逆传统、重新审视社会的超常思想——革命性的新思维。”[19]
《伤逝》能是鲁迅小说中较难把握的一篇。袁一丹在论文中强调，“以传统悼亡体式写现代男女之情，曲折的动机、晦涩的情绪将原本单纯、凡庸的恋爱故事拆解为一首‘朦胧诗’。”[20]较之故事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关记忆与忘却、真实与诳语、死亡与新生的诗意的思考。
贾蕾的文章也对《伤逝》给予关注。作者认为，“《伤逝》的艺术魅力在于：鲁迅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融入了细微的个人体验，使情节的内涵没有停留在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两性结构中，而包含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带有对现代社会中孤立无援的个人之间沟通的人性探索。”[21]
《药》是鲁迅小说整体思想结构和艺术创造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周海波在论文中指出，多年来，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理论对鲁迅研究以极大的影响与限制，研究者从政治革命的思路中解脱出来，却又陷入了思想革命的局限之中，从而忽视了文学作为文学的本体意义，忽视了作家的人生感受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任何优秀作家的创作，首先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外化，是个体对生活本身的感知与认同。”[22]
曹禧修《论<狂人日记>修辞策略》(《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张业松《重读<呐喊·自序>》（《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谈蓓芳《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等论文同样具有独到见解。
2.《故事新编》研究
有关鲁迅《故事新编》的论争自从小说诞生起就一直绵延不绝。朱崇科的著作《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力图从体裁诗学的新视角进行观照，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镜照下，另辟蹊径，从历时性角度探讨此一小说次文类的其他代表性个案。
《故事新编》中的后期作品与鲁迅晚年所在的上海的都市文化密不可分。刘晓的论文从空间场景的转变——“街道和人群”、商业环境的影响——“物的群魔乱舞”以及文本的独特形态——“震惊和拼贴”[23]三个方面，探讨了《故事新编》后五篇作品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关系。
杨若蕙的论文关注的是《故事新编》的形式意味。作者指出，“《故事新编》所采用的一种‘加冕脱冕’式结构，贬低化、世俗化、肉体化和讽刺性模拟的修辞手法，为我们解读、发掘这部历史小说的丰厚内蕴提供了新的视角。”[24]
当下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介的所谓“新故事新编”大多以戏谑的方式关注先秦乃至本民族的始初历史，以现时态的情节碎片冲击了文本的封闭性。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精神状态相距甚远。陈林侠认为，“《故事新编》是一次思想的对垒、哲性的交锋；正是这种理性智慧的存在，托起了解构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的希望，透露出生命蓬勃的文化构想。”[25]而“新故事新编”则充满了内倾与自敛，弥散着浓厚的神秘与虚无之感。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是含有“取今”与“复古”的双重取向的。“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归复”是鲁迅“复古”思想的内核。曹林红在论文中强调，“鲁迅的复古思想，显在地表现在几乎贯穿他一生的古代典籍搜集、辑校、整理活动之中，渗透在他早期的论文及以后的杂文创作中，更清晰地显现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创作之中。”[26]
贾颖妮《“故事新编”——鲁迅与李碧华创作比较》（《名作欣赏》，2006年第9期）、权绘锦《<故事新编>的“油滑”与现代历史小说的文体自觉》（《长江学术》，2006年第6期）、魏继洲《质疑意义：<故事新编>的思维与言说》（《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也将视角集中于这个问题。
（五）鲁迅散文研究
钱理群先生在《鲁迅散文漫谈》中称鲁迅散文可分为《朝花夕拾》、《野草》、杂文中的散文和演讲辞四类。“《朝花夕拾》是‘任心闲谈’，《野草》是拷问自我，杂文中的散文是观察社会作清醒的批判，演讲辞是袒露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与听众一道探索。”[27]在2006年，有关于鲁迅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野草》，其它方面几乎没有涉足。
现在是一个盛行以读者为中心阐释文本的时代。刘进才在论文中指出，“尽管说诠释是多元的或者是潜在的无限的——这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和标准。”[28]现今的许多文学研究过分强调阐释者的个人权利，我们必须在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尽量在多向度的思考中获得较为客观的结论。
《野草》是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正面决战”。汕头大学彭小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连载两期的文章中指出，“《野草》的‘象征体系’既承载着鲁迅意欲透视、对峙、或者反抗、超越的一系列对象，又表现着鲁迅精神生命中不断生长的诸多向往。”[29]
有些评论者关注鲁迅在创作《野草》背后的隐秘情操。刘彦荣在论文中指出，“兄弟失和的刺激和不幸婚姻的压抑以及随之而来的爱情意念的觉醒所构成的个人生活中的隐秘情操，影响了《野草》的创作动机，并构成整部《野草》的基调、色泽、艺术风格及其价值系统。”[30]
李玉明《论鲁迅<野草>的历史意识》（《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宾恩海《论鲁迅<野草>的生命意识》（《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周楠本《谈耶稣受难的故事——以鲁迅散文<复仇(其二)>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2期》）等也对鲁迅的散文进行了关注。
（六）鲁迅杂文研究
沈金耀的著作《鲁迅杂文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对鲁迅的杂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包括鲁迅杂文之思、含笑谈真理、立象以尽意、真情动睿智、幽默与讽刺、鲁迅的杂文与杂文中的鲁迅等部分，论述精辟，颇具启发价值。
鲁迅是杂文曲笔艺术的倡导者和躬亲实践者。陈剑锋指出，“曲笔艺术的确立促成杂文作为一种独立文體跻身于文坛。杂文的曲笔艺术不仅能增强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能为进步作家利用杂文参加战斗，逃避政治迫害。”[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