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汉学研究

2024-06-16

国外汉学研究（共9篇）（共9篇）

1.国外汉学研究篇一

（1）国外研究现状

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Yeoh认为，“留守儿童”是指那些在移民过程中错过了迁徙机会、未能被一起带走甚至被遗弃在家乡并由亲戚或熟人照顾的儿童;世界范围内受父母移民影响的留守儿童数量巨大。国外留守儿童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规模，以及移民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健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者不仅描述了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对移民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机制和过程也比较感兴趣，提出了一系列中介和调节因素。

从研究地域上看，国外留守儿童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地区。研究主要涉及这些国家或地区留守儿童的规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问题等方面。Bryant 认为菲律宾有 300 － 600万儿童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留守;印尼约 100万，泰国约 50 万。Nobles 利用多状态生命表分析“墨西哥家庭生活调查”数据，结果发现超过 1/3 的墨西哥孩子在儿童期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分离，其中父亲移民导致的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的时间和父母离婚导致的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的时间一样长；根据 2005 年的摩尔多瓦人口健康调查表明: 1/5 的留守儿童在 5 岁以下。另摩尔多瓦教育部报告指出: 65%的相关机构收留着7－12 岁的孤儿或弃儿，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7］

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对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留守儿童的规模以及移民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健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Booth 对非洲某贫困且父母外出打工率高的农村地区 123 名学前儿童的跟踪研究表明，父亲外出后，母亲承担了对儿童的养育责任，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且母亲权威性不及父亲等原因，这些儿童在认知技能的准备上明显差于父亲在家的儿童，尤其在画图和词汇能力上的差距更大。相反母亲外出后，由父亲养育的儿童在入学准备上则与相应的同伴无显著差异。Moctezuma通过定性方法研究发现墨西哥留守少年通常成长为第二代移民劳工；在蒙古，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受社区人口流出的不利影响，一些农村学校入学率降低、校舍破旧、缺少教师和教学设施［55］。

一部分研究者受Bowlby影响，认为孩子与父母的早期分离会影响其后期发展。摩尔多瓦的儿童报告，在父母离开后，自己面临心理方面的问题，金钱和物质补偿不了远离父母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可长达 10 年之久。Gill，Birmaher认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出现取决于许多个体的、家庭的和环境的因素，包括过往精神疾病病史、暴露于创伤和早先已经存在的依恋障碍。

2003 年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一般能较好适应社会并得到有力的社会支持，也能与家庭成员融洽相处，父母外出没有对其社会化、行为、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而在斯里兰卡，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较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未成年怀孕、滥用药物、心理问题和暴力行为等问题上有更大的风险。在摩尔瓦多，1993 － 2000 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升高与这一时期留守儿童的增加有很大关系，其中 60% 的犯罪者是留守儿童。在墨西哥，父亲的缺席使儿童出现了问题行为，61% 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有被遗弃的感觉。

综上所述，国外移民留守儿童研究的时间早，研究地域、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研究内容涉及到国外移民留守儿童的研究背景、规模以及因父母迁移导致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健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所受到的影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与国外移民留守儿童有许多相似之处，已有研究对认识和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国外汉学研究篇二

随着我国饭店业对外开放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化, 已经开始出现外资并购, 因央企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而上市的饭店企业, 这无不预示着我国饭店业将进入并购重组的高峰期。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外有关饭店并购研究的进展状况, 以期对国内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有所指导。

一、国外饭店业并购研究焦点

(一) 对于主并企业的研究

1. 并购动机的研究

大型饭店管理公司为谋求管理效应和规模效应, 通过收购、兼并其他酒店或管理公司, 一方面扩展其品牌宽度, 使其产品系列更加完整, 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 通过节约管理成本、降低经营风险等措施创造更多的收益。此外, 通过并购扩大企业在原有市场的占有率、开拓新的市场、剥离亏损产业等有助于企业扩大现金收益。马里奥特收购Renaissance Hotels目的就在于扩大其市场占有率, Wyndham收购了美国南部最大的会议酒店Dallas’s Anatole, 从而增强了其在美国高端市场的势力, 四季集团收购丽晶国际饭店集团的动机在于开拓新市场———亚洲市场, 从而进一步加速其国际化进程;四季集团还通过与日本的HIC (Hote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的合作———建立新公司FRA Properties, 将其亏损的房地产剥离出去, 从而使四季集团变成了突出其主营业务的酒店管理公司。

2. 并购方式的研究

按照企业并购的行为方式和并购双方的关系, 可以将并购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由于饭店行业和饭店产品的特殊性, 横向并购是饭店并购的主要形式。四季集团完全收购了丽晶集团的所有管理合同、品牌和商标以及香港丽晶酒店25%的利润分红就是典型的横向并购。近年来, 随着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信托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饭店并购的浪潮中来, 混合并购也逐渐成为饭店经常采用的并购方式。日本的建筑公司Aoki Corporation收购威斯汀酒店集团就属于混合并购。

按照并购是否取得目标企业的合作, 还可以将并购分为善意并购和恶意并购。学者们在这两种并购方式上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研究善意并购给并购企业带来的影响的同时, 也为目标公司反抗恶意并购提出了解决办法。

3. 支付方式的研究

由于国外的饭店多是上市公司, 并且企业在并购中采取股权置换的支付方式使得企业免去了缴纳税款的忧虑, 能够为企业节约购置成本。因而, 股权置换成为饭店并购中经常采用的支付方式。Bristol从巴斯集团旗下收购了61家假日酒店就是采取了股权置换的方式, 事后, 巴斯集团将拥有Bristol 36%的股份。双树集团 (Doubletree) 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拥有55家酒店的红狮集团 (Red Lion) , 是通过现金支付和股权置换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的。现金和债务也是饭店并购企业比较常用的支付方式, MGM和Mirage的合并采用了现金和债务相结合的支付方式, 其中, 44亿美元为现金, 20亿美元为债务。

4. 并购前饭店资产评估影响因素的研究

饭店并购发生前要对对饭店的资产进行评估, 能否准确地评估酒店资产将直接影响到管理者能否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Oggie克服了传统计算方法的不足之处,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通过计算资本还原率的定量分析方法来更加准确地进行资产评估, 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他认为, 影响资本还原率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本成本、资金需要量、利润率和增长率。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将影响到资本还原率的变化。低资本成本、低增长率、低利润率都将导致资本还原率偏低, 从而导致较高的收购价格。因而, 不断地追加投资以促进增长、维持较高利润率从而使资本还原率增高, 则能够降低收购价格。

5. 对并购企业的影响研究

并购能够给并购企业带来经济利益。Linda Canina认为在饭店并购中, 被并企业和并购企业双方都受益, 并且相比于直接兼并, 采取要约收购 (tender offer) 的方式双方收益更大。尤其是两方股东都获得经济利益, 而并购企业的股东收益比被并企业股东的收益更多。Frank Go等人则通过对四季集团收购丽晶集团后的财务数据分析, 指出收购举动为集团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1992年, 四季集团通过收购丽晶集团打开的亚洲市场在该年度盈利520万美元, 不仅弥补了四季集团北美市场410万美元的亏损额, 还连同盈利240万美元的欧洲市场, 为四季集团创造了共计350万美元的盈利。

并购还有助于并购企业开辟新的市场, 增强市场势力。四季饭店集团收购丽晶国际酒店集团是其开拓的亚洲市场的第一步, 并使其国际化程度增强, 在激烈竞争的饭店业市场上占据了更大的势力。

饭店并购对并购企业的影响还表现在市场势力和公众影响方面。Raphael R.Kavanaugh等人认为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和处理并购引发的人员整合问题不仅是对曾为公司做出杰出贡献的员工负责任的表现, 同时公司的责任感、公平和公正的态度也将在留任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目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对于公司今后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并购对信息系统的建设也有影响。并购双方信息系统的软、硬件平台不同, 即便是同样的软件系统, 只要版本不同, 同样会阻碍二者的整合, 从而影响并购后企业的正常运营活动。信息系统的整合是一个耗时、耗资、耗费人力的过程, 制定精心的整合计划、开展精准的调研活动不仅能够减少耗费时间, 还能够节约成本。

(二) 对于目标企业的研究

1. 对目标企业员工的影响研究

饭店并购通常伴随着不良后果,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目标企业员工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 饭店并购后的人员整合过程意味着目标企业的员工将失去工作和收入, 尤其对饭店高层管理人员不利。1987年, Asher Edelman以2.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Ponderosa, 包括总裁在内的大部分被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被解雇;1987年TW Services以8.43亿美元收购Denny’s Restaurant, 九个月后管理层裁员百分之十。并购后, 许多被并企业的执行总裁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管理职位, 在新的饭店集团和领导层的管理之下谋求新职位, 并与来自其他被并企业的前任执行总裁们协同工作。然而, 也有部分特例, Noble Investment收购Stormont Hospitality时, 吸收了后者所有员工。

并购引发的人员整合如果处理不当还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特别是对员工情绪管理不善时更是如此。因而, Raphael R.Kavanaugh等人认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人员整合计划尽管较为复杂且耗费时间, 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人员整合是并购后最难的一个环节, 倘若没有制定完善的计划, 将有可能导致员工流失。同时, 领导层与员工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交流, 并做好激励和赔偿工作, 将有助于人员整合工作的开展。

2. 反并购措施的研究

善意并购能够使并购双方受益, 然而恶意并购给被并饭店带来的利益损失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因而, 对于目标饭店, 尤其是一些实力不是非常强大的个体饭店而言, 怎样在并购浪潮中开展抗击并购的活动, 以保证自身在市场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 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应当与企业的实际价值相吻合, 当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不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实际价值时, 就很可能成为并购对象。当上述情况发生时, 目标饭店可同时采取长期和短期的对抗措施来防止被并购。其中, 长期的反并购措施包括公开公司实际价值、员工持股计划 (ESOPs) 、“毒丸计划” (poison pill) 等;短期的反并购措施有诉讼、变卖企业最有价值资产、收购企业内部员工所持股份、反收购并购企业的股份 (Pac-Man) 、“绿邮讹诈” (Greenmail) 、求助于友善的第三方, 又名“白衣骑士”

(the White Knight) 等。

(三) 其他问题的研究

1. 交易价格的研究

全球著名饭店咨询公司HVS的调查显示, 1995年, 饭店并购有了突破性进展。从数量上讲, 交易数量从1994年的104家上升到204家, 客房间数从36951间增加到63756间;从交易价格来讲, 每间客房的平均价格由83000美元增加到90000美元。Stephen预言, 这种增长趋势还将在今后继续。

John B.Corgel等人研究了接待业买卖交易中买方高额买进和卖方贱价卖出的现象, 认为:理论上, 成交价格是基于买方和卖方的经济目的、投资前景, 以及双方对买卖资产的本质特点、区位因素、经济因素等的认识之上的。影响最终成交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信息的不完全性、时间因素、收购对象和收购策略。他们的研究表明, 外商和以个人为单位的买方总是以过高价格购买, 金融机构和信托公司则总是贱价出售。John B.Corgel等人还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资产本身特点、资产年龄、资产的位置特点、经济特点以及买方和卖方的不同种类等单个因素对买卖交易价格的影响, 并得出结论:不同的买家有不同的购买倾向:对于以个人为单位的买方而言, 低价、年限较长并且距离机场和商业中心比较远的汽车旅馆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外商和其他机构则倾向于收购高价酒店, 并且一些机构似乎只倾向于较新的酒店。

2. 法律、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所收集到的资料当中, 对于与饭店并购有关的法律、法规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对酒店管理合同和反并购措施合法性的研究上。

James J.Eyster对酒店管理合同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 指出促成管理合同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不断增多的管理者、所有者和酒店租借方式的复杂化, 以及管理者之间竞争的不断激化。而管理合同中转变的12项条款主要针对管理期限与续约、管理权力与借款分担、管理费用结构、管理者权力和管理标准、所有者在管理决策方面的投入、保险问题等方面。

上文提到过有效地采取反并购措施能够帮助目标公司防范或对抗并购的实施, 但是一些反并购措施在其实施过程中由于违反了公平、公正等交易原则而不得不受到法律的制约, 比如“毒丸计划”、“绿邮讹诈”等反并购措施就一度不被美国国会所允许;我国《公司法》同样禁止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研究方法

在对饭店并购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描述法和案例分析法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定性分析方法。也有些学者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 采用因素分析、相关分析、结构方程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例如, Oggie Ganchev对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John B.Corgel等人分析了决定最终成交价格的影响因素;Sungil Jeon等人采取相关分析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对于酒店管理公司而言, 无法避免的风险 (systematic risk) 与非正常收入 (abnormal earnings) 之间的关系, 并指出酒店利润受到汇率、酒店的品牌系列、酒店公司的等级、客房出租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饭店并购实质上是企业自身产品结构、经营结构甚至整个产业机构更新组合的革命。我国饭店业处于相对分散的竞争格局, 行业整合远远还没有完成, 因而并购成长的机会很多。然而目前我国饭店并购活动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为了规范国内饭店并购活动, 减少和防止不当竞争的出现, 在并购中要注重发挥与被并购企业之间在经营、管理、财务、技术、营销、品牌和文化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政府在并购活动中要适度介入,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 使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尽快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集团, 使一部份国有饭店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从保障体系而言, 需要进一步完善与饭店并购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 加强银行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建设。

对饭店并购的运行机制、法律法规、并购整合、并购协同以及并购边界都将是继续研究的关键问题。从研究方法而言, 应当借鉴案例分析和模型构建的方法, 更加深入的揭示饭店并购现象, 从而更好地为实践活动提供建设性意见, 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

摘要：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饭店集团也进入了并购活跃期。随着并购规模的扩展和并购频率的放大, 并购市场上收购和反收购之间的博弈也日益频繁和激烈。本文从主并企业和目标企业两个视角, 较为系统地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在此基础上, 总结了对我国此领域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饭店,并购,综述

参考文献

[1]Wyndham Win the Anatole.the Cornell Ho-tel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Oct1995;36, 5;pg.15.

[2]Frank Go, Tat Choi, Carole Chan.Four Sea-sons-Regent:Building a global presence in the luxury market.the Cornell Hotel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Aug 1996;37, 4;pg.58-65.

3.国外沉浸体验研究述评篇三

关键词沉浸体验；积极心理学；理论模型；相关研究

分类号 B842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i Csikszentmihalyi）在做博士论文时访谈了数百名国际象棋选手、艺术家、攀岩爱好者、作曲家和运动员，这些不同的受访者报告了自己之所以持续不断地从事这些活动而不厌倦是因为他们在活动时都获得了一种非常相似的、令他们十分兴奋的情绪体验，特别是当他们从事的活动能顺利进行时，这种情绪感受如同“水流”，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地出现。他将这种情绪体验称为flow experience（“沉浸体验”或“心流体验”）。20世纪末，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个体心理资本的研究，而沉浸体验作为幸福的一种潜在的心理资本，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

1 沉浸体验的概念

沉浸体验（flow experience），也叫沉醉感，是指个体将精力全部投注在某种活动当中以至于无视外物的存在、甚至忘我时的状态（Csikszentmihalyi，1975）。它是个体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够给人以充实感和兴奋感、幸福感，因此，也被称为“最佳体验”（optimal experience）。实际上，研究者们根据自己研究的目的不同，对沉浸体验进行了各种界定。沉浸体验被描述为融合意识与行为的整体感受（Harrison，2001；Beard & Hoy，2010）。个体在完全被某种活动所吸引时，就会产生满意、享受、平静以及内部和谐的主观感受，即沉浸体验（Smith，1989）。在沉浸体验中，个体会失去空间与时间意识，内心的呼唤也会随之沉默（Fredricks，Blumenfeld，& Paris，2004；Parker，Bind，& Strauss，2010）。沉浸体验也是个体挑战某种活动与达成活动所需要的能力相互平衡时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Stein，Kimiecik，Daniels，& Jackson，1995）。因此，自我内在的目标与意识之内的外在活动决定着个体是否体验到沉浸。当两者之间冲突时，个体就会感到慌乱、恐惧、妒忌、冷漠、焦虑等；而如果两者协调时，个体就会体验到沉浸。

2 沉浸体验的理论模型

2.1 沉浸体验理论

研究者在对挑战与技能平衡时的个体状态进行的研究中提出了沉浸体验理论（Csikszentmihalyi，1975）。该理论认为，当挑战超过个体的能力时，就会产生压力，并以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挑战与技能相互平衡时，就会产生沉浸体验；而当技能高于挑战时，就会导致厌倦，并且随着两者之间差距的增大而发展成焦虑。也就是说，如果技能与挑战平衡时便会产生沉浸体验；若两者之间不平衡时就会产生焦虑，因此，沉浸体验是一种压力的结果表现，但与焦虑截然相反。

2.2 沉浸体验八区间模型

米兰大学的马西米尼和卡里根据实证研究获得的大量一手资料，全面梳理了“技能”与“挑战”的组合关系：①高挑战和中等技能——激发；②高挑战和高技能——心流；③中等挑战和高技能——掌控；④低挑战和高技能——厌倦；⑤低挑战和中等技能——轻松；⑥低挑战和低技能——淡漠；⑦中等挑战和低技能——担心；⑧高挑战和低技能——焦虑。沉浸体验的八区间模型就是由这八种组合关系构成的。

2.3 沉浸体验九因子结构模型

有研究者提出，沉浸体验包括了9个维度：清楚的目标、自觉体验、挑战与技能的平衡、潜在的控制感、专注于任务、明确的反馈、行动—意识融合、时间感扭曲、失去自我意识（Jackson & Csikszentmihaiyi，1999）。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在此基础上，Jackson和Marsh（1996）提出了沉浸体验的九因子模型，该模型对上述的9个维度分别进行了明确的定义：①清楚的目标：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做的活动，明确其意义和结果。②自觉体验：沉浸体验的最终结果，为了自己的渴望而工作，不是因为对后来奖励的期望，本质上存在收获感的体验。③挑战—技能平衡：对情境需求和个人技能平衡的感知。④潜在的控制感：控制事件的力量，这种控制感在沉浸体验中并不是有意识达成的。⑤专注任务：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彻底的而紧张的专注感。⑥明确的反馈：获得迅速和清楚的反馈，确定所有事情都按计划执行的感觉，对个体行为迅速和清楚的监督。⑦行动—意识融合：投入程度太深，以至于产生了自动化的行为。⑧时间感扭曲：时间过得更快或更慢，或者不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⑨失去自我意识：自我消失了，个体与任务合为一体，缺乏对自我的控制。

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沉浸体验的内容与结构模型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支持沉浸体验的单维结构，认为多因素的内涵是对同种状态不同的语义描述，并不代表沉浸体验具有不同的结构维度（Schiefele，2013）。虽然沉浸体验伴随着高注意力和低自我意识，但这并不一定就表明个体体验到了沉浸。因为当个体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项活动，而自我意识程度很低时，可能存在焦虑，也可能存在强控制感。例如，个体在面对简单的任务会表现出集中注意力和强控制感的特征，但不一定出现沉浸体验。这说明注意力高度集中只是沉浸体验的一个充分而非必要条件。也有研究发现，不管是最佳条件（挑战与技能平衡）还是简单任务（技能超越挑战），只有注意力集中与挑战—技能平衡性共存时，才可能出现行为的流畅性，个体才能体验到沉浸（Rheinberg & Vollmeyer，2003）。因此，沉浸体验的测量可能受到了不同因素间交互作用的误导，而这些因素在沉浸体验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目前仍缺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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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浸体验相关的国外研究

3.1 沉浸体验与现实工作生活

沉浸体验研究已经渗透在现实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采用心理体验抽样法进行的研究发现，个体在非工作条件下，沉浸体验的专注性更高，在工作条件下，沉浸体验的愉悦性更高，而且健康人群的沉浸体验水平高于非健康人群，但两类人群沉浸体验的形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Rodríguez-Sánchez，Schaufeli，Salanova，Cifre，& Sonnenschein，2011）。研究者对315名日本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沉浸体验的研究发现，与其他人相比，自带目的性人格倾向高的个体能够感受到更多自尊和更少焦虑，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也更易产生沉浸体验（Asakawa，2010）。对日常生活中人格特质与沉浸体验关系的研究发现，尽责性与沉浸体验呈正相关，而神经质与沉浸体验呈负相关（Ullén，Manzano，Almeida，Magnusson，Pedersen，Makamura，et al.，2012）。

在美术、音乐、写作等教育与创作活动中能够体验到沉浸。研究发现，音乐教师挑战与技巧间的平衡受到工作资源（如社会支持、绩效反馈、自主性等）的积极影响，这促进了沉浸体验（诸如内在工作动机、工作满意度与深度注意等）的产生（Salanova，Bakker，& Llorens，2006）。有着强烈成就动机的个体比那些害怕失败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沉浸体验（Engeser & Rheinberg，2008）。也有研究表明，音乐教师体验到的沉浸越多，其学生可能也会体验到更多的沉浸（Bakker，2005）。沉浸体验会促进个人资源（如自我效能感）与组织资源（清晰目标与社会支持气氛等）的增加，同时，个人与组织的资源也能够提高个体的沉浸体验。与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非线性表现特点相类似，沉浸体验是思维活动自觉地在混乱中组织出秩序与规则的结果。有研究者认为，沉浸体验是音乐创作中自我调节的重要工具，高水平的沉浸体验对创作音乐作品起着重要的作用（Byrne，MacDonald，& Carlton，2003）。而创造性活动常常是顿悟的结果，顿悟过程可能就是沉浸体验的过程，这是一种认知效能较高的心理过程。

3.2 沉浸体验与休闲、体育活动

沉浸体验与跳舞、攀岩、冲浪等许多活动有关。对不同目的（竞争或娱乐）条件下冲浪中沉浸体验的研究发现，集中注意与欣快感是冲浪过程中沉浸体验的两个维度（Wagner & Delaveaux，2003）。研究者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对28名高水平运动员在8种运动项目上的沉浸体验进行的研究发现，个体进行这些体育运动过程时体验到欣快感，注意力高度集中，行为活动与意识融合以及行为控制不明显（Jackson，1996）。也就是说，个体在运动活动中产生沉浸体验时能够体验到流畅过程，会将有限的注意资源高度集中于当前活动，能够深度卷入到行为活动中并引起自动化的行为活动，且有种控制环境的感觉，但不是积极主动控制环境。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的沉浸体验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对体育运动中的沉浸体验进行预测时可能需要考虑运动项目特点、个体的动机等因素。针对特定运动进行的沉浸体验研究可能对于预测与控制运动员的表现更为有效。

3.3 沉浸体验与人际沟通

在人际交往中也能够产生沉浸体验。在谈话中深度卷入的双方能够体验到欣快感，这种体验有助于增加谈话频率，缩短心理距离，对人际沟通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对30个家庭中父母与其子女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沉浸体验进行了研究（Rathunde，1997）。结果显示，家庭成员报告的沉浸体验与其沟通的复杂性有关，进一步通过小组访谈显示，家庭成员在沟通中沉浸体验的下降与上升与其在表达和倾听观点时形成的沟通复杂性有关，也与其在谈论话题上兴趣的减少或增加有关。然而，个体在与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时产生的沉浸体验，也可能与教养风格、生活实践以及心理幸福感等变量有关，而沟通复杂性是否能操作成技能和挑战的平衡尚需进一步探讨。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沉浸体验和团队的表现密切相关，团队目标商定在沉浸体验与团队表现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团队成员信息交流水平在二者之间起着调节作用（Aubé，Brunelle，& Rousseau，2013）。因此，为了促进组织或者团队沟通中沉浸体验的产生，领导者可以通过设定共同目标，提供及时反馈等方法来促进团队沉浸体验，同时鼓励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提高团队表现。

3.4 沉浸体验与网络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沉浸体验研究与许多活动有关。个体在网络聊天、信息检索、电子购物、发布帖子及玩网络游戏等活动中可能会获得欣快感和沉浸体验，而在计算机使用活动中或虚拟空间中体验到的沉浸可能对其心理幸福感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在线沉浸体验在人格变量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Soma，Asmita，2012）。对Facebook网站受欢迎的原因进行的研究将被试分为三个实验组：一组被试观看呈现自然景观的幻灯片，一组被试浏览自己的Facebook主页，最后一组被试接受stroop和算数任务，分别以脑电图、脉搏、皮肤电、肌电图、瞳孔和呼吸等生理水平为指标，结果发现浏览自己Facebook主页组被试的生理水平与其他两组差异显著，呈现出沉浸体验的特征（Mauri & Cipresso，2011）。在线游戏中的沉浸体验可以很好地预测用户玩游戏（Hsu & Lu，2004；Srivastava，Shukla，& Sharma，2010；Yu-Tzu，Sunny，& Chao-Yang，et al.，2011）。然而，由于虚拟网络游戏的一些特征，如有一定的目标、及时反馈、提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强烈的声音和图像刺激使人注意集中，使个体在网络游戏中很容易体验到沉浸。同时，个体在玩虚拟网络游戏时产生的沉浸体验以及玩家、社会规范对虚拟网络游戏的态度能够解释大多数网络游戏变异行为（即网络游戏成瘾）（Hsu & Lu，2004）。因此，如何让个体在各种健康的现实活动（如音乐、体育）中获得沉浸，从而干预和矫治个体网络游戏成瘾行为已成为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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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展望

沉浸体验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它对于个体的人格健全成长和人们的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继续深入和加强沉浸体验的研究和探讨是不无裨益的。国外现有的沉浸体验研究已经取得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势必会影响个体的沉浸体验，因而将西方沉浸体验模型直接移植到中国必然存在适用性问题。由此，未来研究应对沉浸体验模型进行中西方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对有关模型在中国的实用性进行探讨。

追求沉浸体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但是沉浸体验可能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区别，尤其是不同年龄与不同性别人群的沉浸体验有质或量的差异，如青少年的沉浸体验可能多于老年人，男性的沉浸体验可能多于女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男性比女性有较好的技能，能够比女性面对更多的挑战。但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男性在行为活动的选择上可能与女性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沉浸体验比男性少，相反女性可能选择与自己技能和挑战相匹配的活动，进而产生沉浸体验。活动过程中挑战与技能的协同性是沉浸体验的一个重要前提，性别以及人格特征等变量也可能通过其他中介或者调节变量影响沉浸体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个体在不同活动中能否产生相同的沉浸体验？沉浸体验具有领域特殊性还是领域一般性？此外，未来研究还应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更为深入地探讨沉浸体验的相关变量、沉浸产生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生理机制。

参考文献

Asakawa，K.（2010）. Flow Experience，Culture，and Well-being：How Do Autotelic Japanese College Students Feel，Behave，and Think in Their Daily Lives？. Happiness Studies，11，205-223.

Aubé，C.，Brunelle，E.，Rousseau，V.（2014）. Flow experience and team performance：The role of team goal commitment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Motiv Emot，38，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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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篇四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想融合的产物。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诙宰橹?芾砉?讨邪?ㄎ幕?⒓壑岛托睦硪蛩卦谀诘鹊姆墙峁剐砸蛩氐囊恢终?希?⑹怪?晌?桓鲎橹?蚱笠刀谰吒鲂曰?墓芾砟J剑?晕幕?牧α客贫?抛橹?推笠档某て诜⒄埂?nbsp;

5.国外安全文化研究建设现状篇五

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所谓安全文化，从中观层面看，即人类在安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物质成果和安全精神成果的总合，应该包括安全理念、安全意识、安全制度、安全标准、安全物品、安全文艺作品、安全宣传、安全群体、安全行动、安全理性、安全社会系统、安全社会结构等等。安全文化作为当前研究和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都有了它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成就。

现代意义的安全文化最初是由安全科技界专家提出来的。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核泄露的世界性大灾难，由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出核电站“安全文化”概念，此后安全文化研究在自然科技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得到了大力发展，安全文化建设也在其它企业生产和政府报告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当时，专家们的意见就是指人们不能仅仅从自然科学技术角度来维护安全，人们的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和安全政策等在维护安全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对科技理性的副作用进行思考。无独有偶，社会科学界差不多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学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核能安全使用问题的思考，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的德文著作《风险社会》(RiskSociety)中，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并且对“风险”的内涵作了更深刻的阐述。“风险社会”概念从一开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宽泛，不仅仅指安全生产领域，更广泛地指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和风险，同时打破地域空间的界限而探索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异质性和不安全问题。

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主要起源于工业化国家，远远走在中国前列，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安全文化研究首先在核工业领域重点推进。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91年又提出了《安全文化》报告(INSAG-4)，把安全文化概念得以定义并且得到世界多数行业专家教授的认同。1994年该机构又制定了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1996年修改)，对安全文化的政府组织、运营组织、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199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又发表了《在核能活动中发展安全文化：帮助进步的实际建议》，提出了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经历安全的技术与法律建设、安全目标与绩效、安全主体的责任与自我学习改进等三个阶段。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FNCA，前身为1990年成立的亚洲地区核合作国际大会/ICNCA)1997年第8次研讨会以来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2000年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对于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文化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2]

第二，安全文化研究在其他工业领域的迅速推广。美国蒙特纳州1993年颁布了一部《蒙特纳州安全文化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调雇主和雇员合作以创造和实现工作场所的安全理念。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997年组织召开了“合作文化与运输安全”全国研讨会。澳大利亚矿山委员会1998-1999年开展了一次全国矿山安全文化大调查，并且得出了一些合乎实际的结论。[3]目前国外在矿山安全、建筑安全乃至反恐怖安全领域都有较大推广。第三，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发展，并且安全文化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目前，国外许多矿山类、公共管理类、卫生健康类院校中均开设有安全管理学、安全心理学、安全经济学、环境安全学、环境法学等安全文化类课程;许多高校与政府联合组织了区域内或国际性安全文化研讨会;很多高校都设有安全文化研究专门机构、安全文化专职研究人员，出版发表了相关论著，开展了相关项目，召集了相关会议。安全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安全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内涵日益丰富：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把安全文化概念狭义为“核安全文化”;2002年5月道格拉斯?韦格曼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总结报告中作出了它们的定义，“安全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各层次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所长期保持的、对职工安全和公众安全的价值及优先性的认识”，“涉及到每一个人对安全承担的责任，保持、加强和交流对安全关注的行动，主动从失误教训中学习、调整和修正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且从履行这些价值的行为模式中获得奖励等方面的程度”。[2]当然，安全文化定义目前有十几种，也还在进一步深化发展。

6.对国外译者研究发展的考察篇六

对国外译者研究发展的考察

在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受重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然而在译者研究的`具体问题上,各国学者及翻译流派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基于根茨勒的翻译流派分类,考察了各流派对译者地位及任务的认识与观点.

作者：陆丽英 Lu Liying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9刊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9(3)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学译者研究翻译流派

7.国外离职行为研究综述篇七

(一) 离职

关于离职,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定义。Rice, Hill和Trist (1985) 将离职描述为社会过程, 认为当人进入组织后, 会增加组织和个人的互动, 如果互动增加不到一个适当的层次, 个人过去对组织的经验就会变成他们所谓的“引导危机”, 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个人离开组织。Porter和Steer (1973) 、Bluedorn (1982) 也都支持这样的看法。

学者们还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离职进行了分类。按照成员的自动离职与否, 将离职分为自愿性离职与非自愿性离职。所谓自愿性离职是指, 以员工的立场, 因个人因素, 如深造、薪资、福利、与主管的关系等, 所决定的离职, 通常称为辞职。而非自愿性离职, 则指并非员工立场的个人及组织因素所决定的离职, 如解雇、企业人力精简等。对于自愿性离职, 学者Dalton和Toder (1982) 又将其分为功能性离职与非功能性离职。所谓功能性离职, 是指个人想离职, 但组织并不在乎, 因为组织对其个人与工作绩效评估是不佳的, 留在组织反而威胁到组织的效益。而非功能性离职是指个人想离职, 但组织希望能挽留他, 这类员工的离去会损害组织的利益。

(二) 离职意向

意向 (Intention) 一词, 或者翻译成倾向、意愿或意图, 是指以一种特定的态度决定去做特定的行动或者事件, 或是表示个体心目中的目的或计划 (Guralnik, D.B, 1971) 。在以往的研究中, 学者们对离职意向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在员工的退缩决策过程中, Mobley (1977) 认为离职意向是员工在实际离职前的最后一个阶段。有学者认为离职意向是程度变量, 反映的是个体在一个可能的期限内, 想要离开目前的工作, 寻找其他机会的可能性或倾向程度 (Sousa-Pozaand Henneberger, 2004) 。Miller和Katerberg (1979) 则将离职意向作为离职行为的预测变量, 认为离职是离职念头与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倾向总体的表现和态度。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 将离职意向定义为个体受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 对离职一事产生的态度和倾向, 是离职实际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变量。

二、离职意向与离职行为的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研究离职意向要比研究实际的离职行为更有意义。Bluedorn (1982) 认为在研究中应该用离职意向代替离职行为。因为实际的离职行为比离职意向更难预测, 而且离职行为会因时间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态, 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不同。Fishbein (1967) 、Miller和Katerberg (1979) 都认为离职意向是离职实际行为的预测变量。Bluedorn (1982) 、Shore和Martin (1989) 也指出离职意向与离职行为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对离职意向的研究是可以预测实际离职行为的。

三、影响员工离职意向的因素分析

国外对影响员工离职意向的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人因素和组织环境因素两方面。在个人因素方面, 性别对员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Lyness&Judiesch (2001) 与Thatcher、Stepina和Boyle (2003) 在性别———男性对离职的影响方面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前者认为是正相关, 而后者却得出了负相关的结果。另外, 还有如Booth&Francesconi (1999) 等学者的研究发现, 性别并不能显著地影响员工的离职意向。大多数学者如Price (1977) 、Charles&Rajan (1989) 等人都得出了年龄与离职意向呈负相关的研究结果。婚姻状况———已婚与离职意向呈负相关 (Mc Closkey, 1974;Kocher&Thomas, 1996) 。学者研究发现, 教育程度与离职呈正相关, 教育程度高者因具有较高的期望可能更好的工作选择而不愿留在同一家公司的意愿较高 (Mc Closkey, 1974;John&Jeffery, 1986;Mowday, 1982;Lyness&Judiesch, 2001;Sousa-Poza&Henneberger, 2004) ) 。Brendon Rodger (1986) 发现年资对离职的影响是间接的, 主要通过工作满足、离职意愿的相互作用影响。

组织环境因素是通过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这两个中介变量来影响离职意向的。如员工自主性可以导致内生的工作满意度, 从而降低员工的离职意向 (Iverson, 1999) 。薪酬和晋升机会作为组织的激励机制同样也通过工作满意度对离职意向有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薪酬和离职意向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arald&Wages, 2006) 。而Gaertner (1999) 发现晋升机会通过员工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间接影响员工离职意图。确保员工有足够的晋升机会是维系组织员工的重要策略之一。分配公平经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来影响离职意图 (Dittrich, 1985;Chen, 2006) 。来自同事、上司的内部支持, 以及来自亲属、朋友的外部社会支持都可以缓解员工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增加员工之间的依赖和社会凝聚力, 从而减少员工离职意图 (Allen, 2003;Thompson, 2006) 。同时,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情况也会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当劳动力供给紧缩时, 员工离职率要比劳动力需求短缺时的离职率高 (March, Simon, 1958) 。

四、离职模型

由于员工离职的影响因素并不是单一的, 因此, 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式和框架, 以下仅对与本研究相关的以离职意向作为员工离职预测变量的模式进行回顾。Mobley (1977) 认为, 个人离职决策过程可以区分为主观的理性决策过程与冲动性行为两种。前者的离职决策, 是经过对工作满足、寻找新工作的效益和机会以及各种外在环境的可能情况进行理性评估后所做的决定。后者则是个人在一时的冲动下所做的离职决策。研究者称其为中间联结模式。中间联结模式认为, 当个人对现有工作感到不满意且有寻找其他工作的打算时, 其不一定会选择离职。因为个人还会对获得其他工作的机会进行评估, 如果机会很大, 则其离职意向就会较高, 离职行为也就较易发生;反之, 其发生离职的可能性就较低。Mobley, Griffeth, Hand和Meglino (1979) 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对离职行为有较高解释的观念性架构。该模型认为离职意向受前因变量 (包括组织因素、个人因素及经济劳动力市场因素) 、主要变量 (包括整体工作满意度、对现有工作吸引力与期望效用、以及对未来可能工作机会的吸引力与期望效用) 和干扰变量 (包括对生活重心的看法、与离职有关的非工作结果以及合约限制) 的影响。显然这个模式是对中间联结模式的进一步完善。Arnold&Feldman提出了个人认知对员工离职的重要性。其个人认知离职决策模型指出, 个人对工作的认知或情感取向、个人认知上的工作安全感以及个人认知上可能工作机会等因素, 将刺激员工寻找其他可能工作机会的意向, 进而影响员工的离职意向。另外, Steers (1977) 、Michaels和Spector (1982) 、Sarah和Daniel (2000) 、Price和Muelle (2000) 以及Timothy (2000) 等人都从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的角度分析了离职意向模式, 其中Steers (1977) 还提到组织中群体的态度也会影响员工的离职意向。

五、小结

8.国外学生力学概念的研究篇八

关键词：国外；力学概念；前概念

中图分类号：G63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148(2007)8(S)-0003-4

1 引言

物理概念是客观事实的物理共同属性和本质特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物理事实的抽象。物理概念是整个物理学知识体系的基石，而“牛顿力学是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因此学生对于牛顿力学概念的理解是学好物理的关键”。上世纪二十年代，皮亚杰开创了对儿童物理概念研究的先河，他偏重于研究年幼的孩子对于力和运动概念的理解。更多的物理教育研究者从八十年代开始了大规模对学生物理概念的研究，其内容涉及到力、运动、能量、光、热、温度及简单电路等，但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力学领域。现就国外学生力学概念的研究内容和结果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物理概念教学及改革有一定的启示。

2 国外学生力学概念研究的内容

2.1 运动学概念研究

运动学体系是整个牛顿力学的基础，而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又是运动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因此学生对于这几个概念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其牛顿力学的学习。华盛顿大学教育研究小组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学生对于运动学概念的理解。他们主要通过实验创设问题情景，然后结合访谈考察学生对于加速度、速度概念的理解。首先，选取一些学生，他们都学过速度、加速度的概念，并都知道速度、加速度的公式；其次，让他们观察实验：将两个相同的小球放在两个倾斜度相同的“U”槽轨道上(注：两个轨道的形状并不一样，从而导致两个小球具有不同的加速度)，球A放在球B后几厘米处，先无初速释放球A，当球A向下运动了几厘米后(仍处于球B后方)，会碰到一个触动开关，从而无初速释放球B，两个球会同时到达轨道底端并具有相同的末速度；最后，对学生进行访谈：两个小球加速度大小是否相同。研究发现学生存在着很多关于运动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可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1)思维定势，有学生认为两个小球具有相同的加速度，“因为两个轨道具有相同的倾斜度，所以两个球的加速度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经过长期常规斜面问题训练形成了思维定势，从而忽略了“U”槽轨道的特殊形状。(2)速度与加速度不分，有学生认为A、B两个球或许具有相同的加速度，“因为相对于球B，球A在较长的时间内，运动了较长的距离”；也有学生认为球A具有较大的加速度，“从球B开始运动算起，在相同的时间内，球A的运动距离更长”；(3)缺乏公式运用能力，有学生认为球B具有较大的加速度，“因为球B在较短位移内，其速度变化和球A是一样的”，这些学生对加速度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不会应用所学加速度公式进行推理。

2.2 牛顿运动定律的研究

牛顿第一、第二、第三定律构成的牛顿运动定律，毫无疑问是整个牛顿力学体系的核心。研究者也非常关注对牛顿运动定律的考察。Halloun和Hestenes(198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力的诊断测试量表(Mechanics Diagnostictest，简称MD)，其主要作用是全面、系统的考察学生对牛顿力学概念的定性理解，并不涉及公式运算。早期的MD是开放性问题，要求学生写出答案及其原因，然后研究者对错误答案及原因进行总结、归纳、分类，并最终使其成为MD选择题的一些选项，其实这些错误答案是学生前概念最真实的反映。所谓前概念(preconception)是指学生长期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及辨别式学习而形成的对事物非本质的认识，也称相异概念或大众观念。Hestenes等人于1992年推出了MD的改进版：力的概念调查表(Force Concept lnventory，·简称FCl)，FCI共有29个题目(新版本有30题)，每个题目5个选项，其中有16个题目针对牛顿运动定律。Thornton和Sokoloff于1997年设计了力和运动概念评价量表(The Force And Motion Conceputal Evalution，简称FMCE)，相对于FCI，FMCE有几点变化：增加了题目，FMCE共有43个题目，其中有36个题目针对牛顿运动定律；每个题目有8个选项，减低了误选的可能性；增加了考察方式，有些题目以s-t、v-t、a-t图像方式呈现。

2.2.1 牛顿第一定律的研究

Clement于1982设计了三个问题，分别是：单摆问题、抛硬币问题、火箭轨迹问题，这些题目经过修改后被FCI所采用。它们只是定量地考察学生，并不涉及公式运用及数学计算。其中抛硬币问题极具代表性，实验要求被试在忽略空气阻力条件下，用箭头表示硬币被抛向空中时，上升和下落阶段各自的受力情况。研究发现“运动意味着力”这一与牛顿第一定律相矛盾的前概念广泛存在于学生头脑中，其主要表现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运动方向上肯定有力的存在，有些学生认为上抛的硬币受到两个力：一个是重力，一个是抛力。上抛时抛力大于重力，下降时重力大于抛力；(2)随着速度的变化，力是会“耗散”或者“恢复”的，有些学生认为力开始作用的瞬间很“强”(当它离开手时)，它随着球的上升而逐渐减弱，运动停止时(瞬间)，力也就消失了，然后引力使球降落。

2.2.2 牛顿第二定律的研究

FCI对于牛顿第二定律的考察，不是局限于学生对于公式F=ma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考察学生在具体情景中的应用。如：一女士以恒定的的力推一个箱子，箱子以恒定速率V在水平地板上运动，当该女士用两倍的水平推力推箱子，则箱子会怎样运动?在测试中发现很多学生认为箱子将会以2V的速率运动，即速度和施加的力成正比。这主要是由日常生活经验造成的，即“越用力推物体，物体就走得越快”，使得学生特别容易混淆速度与加速度的概念。

2.2.3 牛顿第三定律的研究

FCI和FMCE的量表中有很多碰撞类的题目考察学生对于牛顿第三定律的理解，可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相互碰撞，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第二、小汽车推着熄火的大卡车向前加速或匀速运动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第三、两个质量不一样的人坐在椅子上，然后各自朝对方的椅子用力，在推椅子的动作进行及两学生仍然接触期间，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学生的错误理解可以总结和归纳为两个方面：(1) “冲突原则”，学生把相互作用力看成是“两个相反力的斗争”，且越有力的物体施加的力越大，这里“越有力”可以看作“体积越大”“质量越大”或者“更积极”。(2)力的叠加与作用力、反作用力相混淆，尤其在第二类题目中，很多学生认为：“小汽车推着大卡车加速运动，那么小汽车对大客车施加的力肯定大于大卡车对小汽车施加的力。”

2.3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平抛运动是牛顿力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曲线运动模型，对平抛运动的研究方法是运动合成与分解的典范，因此通过对学生平抛运动理解的考察，可以了解学生对于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掌握情况。FCI中考察学生对于平抛运动理解的题目主要有两类：

(1)常规平抛运动：不考虑空气阻力，正在飞行中的飞机丢下物体的运动轨迹。学生错误理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参考系选择错误，有些学生选择了从飞机上观察小球运动；(2)没有建立惯性的概念，有些学生认为小球离开飞机就没有水平速度了。

(2)类平抛运动，如下题：

一枚火箭在外部空间由“a”点横向漂移至“b”点。该火箭不受任何外力作用。在“b”点时，火箭的引擎发动并产生一恒定的推力(作用在火箭上的推力)，方向与直线“ab”成直角。该恒定推力一直保持到空间中一位置“c”(图1)。问下列哪一路径最能表示火箭在“b”与“c”间的路径?(图2)

类平抛运动的理解需要以平抛运动作为基础，因此学生的错误率比较高。选择错误答案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A选项，力具有“耗散性”：力刚开始很大，则物体的运动轨迹就靠近力的方向，随着力逐渐减小，物体的运动就偏向水平方向；(2)B选项，“最后的力决定运动”：物体只受到一个力的作用，那么物体就会沿着所受力方向运动；(3)C选项，没有区分“持续力”和“瞬时力”；(3)D选项，“力具有延迟性”：施加的恒定推力会在水平运动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来。

2.4 重力概念的研究

Watts（1982)通过访谈一些中学生，发现了学生关于重力的几个错误概念：(1)重力的作用需要媒介；(2)没有空气的地方就没有重力：(3)重力随着高度增加而增加；(4)重力从物体下落时开始对物体作用，当物体静止在地面上时，就没有重力；(5)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知识的积累，学生持有这些错误概念的比例不断降低。然而这些错误概念真的已经被转变了，还只是被隐藏起来了?FCI中为了考察学生对于“忽略空气阻力，轻重物体下落速度一样”这一概念的理解，重现了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忽略空气阻力情况下，轻重两个小球从同样高度落下，是否同时落地?”，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让这两个小球以同样的速度从水平桌面上滚下去，它们落地点离桌底的距离之间关系”。两个问题的正确率有着天壤之别，第一个题目正确率非常高，而在第二个题目中，很多学生认为重的物体落地点离桌底远，甚至有学生认为其距离与质量成正比。看来，“物体越重下落越快”这个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数千年被人们信奉为“真理”的误解，今天仍然普遍隐藏在学生的头脑中。

3 国外学生力学概念研究的结果

3.1 前概念、相异概念广泛存在于学生头脑中，并严重影响物理概念的学习

大量研究发现，学生或许可以熟记许多科学名词、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等，但是对于这些名词、事实、理论和概念并没有真正理解，这是由于学生在学习物理之前，通过日常生活的种种渠道和自身的实践，对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实物己形成了前概念。Heuvelen(1991)认为“拥有前概念的学生，他们看到的只是弹簧、绳子、斜面、滑车等问题中的实物，而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看到问题背后的物理概念。由于不能对问题进行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把物理过程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学生只好不停的使用公式”。Hestenes、Wells(1992)等人也意识到“学生很多关于力学方面的前概念与牛顿力学概念是相矛盾的，这些前概念的存在使得学生听不懂物理课，从而导致他们强行记忆一些没有关联的片段，做着没有意义的作业，所以很多学生有厌学情绪”。

3.2 前概念与科学概念并存于学生的头脑中

有研究者做了这样的实验：一个有点像干冰气垫器的那样圆盘，在几乎是无摩擦的玻璃台面上不停的运动。通过软管打进空气，打进空气的数量和方向可由键盘控制。然后要求学生用这种盘——桌——管装置模拟电子游戏机进行比赛：“使圆盘在桌面上以稳定的速度沿直线运动——圆盘出发后不加速也不减速”。测试的对象是即将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很多被测在实验中为了维持圆盘的运动都在不停的按着键盘，但在游戏后的访谈中发现大部分的被试都知道圆盘的运动不需要力的维持。这说明学生解决问题存在两种水平，在直觉判断上使用错误概念，而在逻辑推理水平上使用正确的概念体系，即在学生头脑中存在两套系统并存的情况。Goldberg和Bendall(1995)认为：“传统教学中，学生都把记忆性的、以公式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方法作为学习物理的正统工具，他们缺少面对陌生环境利用所学的概念和定律进行推理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知识只是由零散的、少量的事实和公式组成，当遇到陌生的环境时，学生外显的还是他们的前概念。”

3.3 传统教学很难转变学生的前概念，需要新的教学策略

Hestenes、Wells等(1992)对传统讲座教学方式下1500多名中学生以及5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FCI测试，发现学生前后测试的分数提高并不明显，同时还发现：前概念的转变与学生的数学基础没有明显关系，所在测试班级教师水平(达到合格以上)与测试的结果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甚至发现，传统教学之前有34．9％的学生认为恒定的力产生恒定的速度，但是学完课程后这部分的人数却增加到了59．9％，也就是说，传统教学没有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反而起了反作用。

国外研究者认为：“尽管教育者目前对于学生在各个学术和非学术领域所拥有的前概念知识以及怎样在教学中与这些知识互动已经有了很多好的想法，但是，研究表明这些已有的概念在传统教学中很难发生改变。这些研究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局面，也就是说教学常常不能使学生放弃原有的知识、观念而形成我们期望他们具备的知识。这一结果对教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提出了挑战，促进我们重新评定教学目标、设计新的教学策略”。有研究发现：“体验到认知冲突是影响概念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有效的概念教学必须要让学生产生认知冲突：首先创设一定的情境，使学生对一些现象所持的观念明朗化，然后直接对其进行挑战，从而引起认知冲突，解决冲突的尝试为随后的学习提供前提。同时有研究者认为：“当力学的精确数学表达式被看作教学唯一重点时，公式的死记硬背式学习就常常取代了对概念的理解，最好的预防措施就是教没有数学的物理，至少在教学过程的初期应这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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