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精选10篇）

1.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一

论文题目

《中国小说发展之巅峰——明清小说》

姓名：谭孟春

年级：11级历史二班

学号：110301067

完成时间:2013/4/22 摘要：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发展初期，是被人们所不懈的。然而，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洗涤，慢慢的由萌芽发展到了成熟，无数文人也留下了家喻户晓、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大家反复揣摩、欣赏。尤其发展至明清时期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达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巅峰！

关键词： 明清

小说产生、定义

文学文体

明清小说分类、分期

话本

拟话本

“三言”

“二拍”等

在现代汉语中，“小说”一词指的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而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 其於大达矣！”这里的小说是指卑微琐屑的言谈, 属於贬义词。

究竟什么是小说呢？翻开各种权威的大辞典，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它是一种文学文体。和诗、词、戏曲、散文等一样，它是中国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小说的童年是在唐代，而那些文人写作的“传奇”才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小说，或者说是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小说才有了文体独立的意义。但大家都看到，在唐代以 前，己经有许多小说在社会上流传。例如：《搜神记》、《穆天子传》、《燕丹子》以及《汉武故事》等等，甚至是《山海经》中的有些作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可以归为小说。著名的《韩凭妻》、《李寄斩蛇》、《东海孝妇》等等，有人物、有情节，故事的叙述有头有尾，其发展变化曲折有致，己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没有区别。因此认定唐传奇是中国最早的小说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在早期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著录有许多有关“小说”的文字记载。例如，人们熟知的《庄子·杂篇·外物》、桓谭和《汉书·艺文志》等所说的小说概念，和上述辞典记载的并不符合。也有人望文生义，把“小说”和“说”混为一谈，认为小说就是说故事。其来源很早，大概和诗歌等的产生一样，是古代人民在劳动中产生的。然而他们又无法拿出具体的作品来说明，因此难定一是。

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小说的产生必然是在我国的文字产生之前。而我国文字的产生，根据己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它不可能出现在我国原始社会。虽说目前对苍颉造字的说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说文字的产生大约在我国的殷周时代，还是较为可信的。换言之，今天我们讨论的小说，必须是有文字记录的作品。否则,一切就无意义了，也是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讨论的。其次，我们应当肯定，小说与“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所谓小说是指“小”的“说”。在古代，“说”曾经有过某种文体意义。如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写过诸如《说难》之类的文章。正如后世的柳宗元有《捕蛇者说》之类。这里的“说”,显然己是指一种文体了。把“说”扯上某种文体意义，可能与此有关吧„„其“说”而小，可能在当时这种己有某种文体意义的“说”,并不很重要。相对于“小说”，也必有“大说”。这也就是《庄子》所言“其于大达亦远矣！”。既“于大达亦远”，自然难进其法眼喽。可能也有些统治者比较聪明，认为在这些“丛残小语”中有“可观之辞”，至少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启迪。也正因此如此，他们在朝廷设立稗官，犹如从民间采风那样，专门从街头巷语中收集那些“道听途说”之事，因为其中“如或一言可采”，也是“刍荛狂夫之议也”。然而这等工作,毕竟不是正途，所以“君子弗为也”，然而它也不会被消灭。小说家的存在,将会把这类人或事记载下来,专门献给统治者使用。关于这些都不是我要谈的内容，重点是繁荣时期的明清小说。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这个时期的小说的特点有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从明代开始，小说创作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明代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其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①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②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③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 2 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④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⑤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而清代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到乾隆时期，才达到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而清代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明清小说发展的又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独立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这三部小说都是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故事的跌宕起伏、语言的粗犷豪放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等方面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痕迹，但在规模、思想和艺术上都大大超过了话本，是话本小说之后中国古代的一次飞跃。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二阶段除了产生《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大量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而外，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此外，《聊斋志异》的出现还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登上了艺术高峰。这一阶段的小说现实性更强，作品风格更加为一致，生活细节的描写更加细腻„„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2.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二

一

整体研究是新时期叶紫小说研究中最为常见的研究角度, 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形式与观点上均能代表80年代叶紫小说研究风貌, 尤其是价值评判标准的论文是林植汉的《叶紫创作简论》[1]。文章认为叶紫为“左联”这现代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一章做出了贡献, 依据是:“他的作品‘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党性原则。”

杨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2]中将叶紫创作分为前后两期, 即《丰收》集的时期与《星》时期, 前期具有一种突进“时代的核心”的意识, 而自1935年写成的《星》和小说集《山村一夜》则开始了探索时期。杨义总结了探索期创作的变化, 一是人物性格复杂化, 注重心理分析, 二是加强了抒情色彩, 但未进一步探究其原因。率先试图对此做出解释的是周颖的《叶紫后期创作与俄苏文学初探》[3]。文章认为两者有着相通的文艺理念, 类似的美学品格与小说诗学, 进而得出结论:两者间有着相同思想基础上的共通和响应, 叶紫后期创作上的转变正是他对苏俄文学有选择地借鉴、吸收的结果。

研究角度、方法的多样化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化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 叶紫小说研究也不例外。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侧重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之后, 有学者开始关注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复调, 并通过与其它“革命的乡土小说”作家的比较揭示出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丁帆的《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4], 文章指出, 叶紫的小说“不仅含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源于生命内在体验的青春书写”, 为解读阐释叶紫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评判的维度, 对叶紫小说的专题研究和文本研究也可以由此打开新的局面了。

二

专题研究是新时期叶紫小说研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领域, 研究者主要在人物形象、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推进了研究。

对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和女性形象上, 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蒋明玳的《写出了中国农民在血泪中凝定的灵魂———浅论叶紫小说中农民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5]、张衍芸的《简论叶紫小说中的农民形象》[6]等等。研究者不外乎将叶紫塑造的农民形象分为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两类, 认为叶紫最突出的成就是这些形象既有同时代同类型人物的普遍性, 又是鲜明的“这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的新农民。

蔡志标《叶紫小说中的父与子的矛盾冲突》[7]从父子矛盾的角度切入考察人物形象, 指出形象多少具有符号与象征的意味, 父子矛盾实际上代表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老农民进步思想和落后保守思想的矛盾。倪秋梅《试论叶紫创作中的农民形象》[8]将叶紫的农民形象与鲁迅和赵树理的相比较, 考察异同, 梳理流变, 以期找到叶紫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画廊的独特贡献。

女性形象的研究是专题研究中颇引人注目的一块。胡少兆的《论梅春姐》[9]是新时期比较少见的专论一个人物形象的论文, 论者指出, 梅春姐是一个逐步觉醒、通过参加革命运动来求得解放并最终挣脱封建伦理关系束缚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对于梅春姐这一形象的研究, 常常和文本研究与主题内涵的发掘密切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梅春姐形象的解读也是解读叶紫《星》乃至其它小说的突破口, 对此本文将在下面论述。

对于叶紫小说中的其它人物形象, 如船妓、小市民等则很少有文章涉及, 究其原因, 主要是对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往往被纳入到对革命叙事的解读中去, 这一类边缘化的人物自然就收到冷落;另外, 一般以为这类人物不是叶紫着力塑造的重点。事实上, 这些形象, 尤其是后期作品中的, 颇能体现出叶紫在艺术上的探索, 有着农民形象所缺乏的一种复杂的色调。

新时期的风格研究多采用比较的方法, 即将叶紫小说放置于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品中, 通过比较总结出其鲜明的个性特色。杜方智《文学是战斗的———叶紫、蒋牧良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之比较》[10]通过对两者创作准备、题材的选择与处理、风格的形成等几方面的比较分析, 准确精当地总结出叶紫小说的鲜明特点, 即热烈悲壮的美学风格、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另一组常见的比较在叶紫的《丰收》和茅盾的《春蚕》、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之间。王爱松《姚黄魏紫各逞风骚———〈春蚕〉〈丰收〉〈多收了三五斗〉比较分析》[11]将《丰收》比作是劫后余生者的报告会, 盛赞其风格朴实热烈和作家深厚的生活基础, 也指出了明显的不足。

自然、朴实、粗犷、激切、饱含炽烈的感情等一贯是公认的叶紫小说的风格特点, 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了异议。向贵云《叶紫创作中恬淡心态之体现及其探源》[12]则指出, “若将叶紫的整个创作比作一座山的话, 血与火只是其引人注目的顶峰, 而整座山的基座是恬淡安适”。文章认为恬淡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作家心态和创作的基调。论文前半部分称作家笔端流淌的恬淡情绪体现在反战情绪和对底层民众生死悲欢的哀叹上, 立论阐述都显牵强;而论及后期作品并探究转变原因时较有见地。文章从洞庭湖乡的滋润和身世身体状况两方面来论述恬淡心态是如何形成的, 认为叶紫“不自觉地与家乡人民的恬淡凡俗的生活取得一种心理上的认同”, 而本有着年轻人的理想和激情的叶紫在“贫病交攻之下一种想着能‘安安闲闲地休养几日’的恬淡心态得以形成就变得十分自然。”进而指出作家恬淡心态的渐次形成是人生历练的自然积淀, 带来了创作的成熟———革命理念和人性书写同步, 政治理性和审美意识共振。该论文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从作家心态而非仅仅从生活经历入手考察创作, 并将此和叶紫小说中收到某种遮蔽的特点联系起来, 尽管有的分论点有待商榷, 在论及与江南水乡的精神联系的时候不能落到实处, 但不失为为叶紫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

新时期对于叶紫小说思想内涵的研究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叶雪芬《谈叶紫农村题材的创作》[13]高度评价了叶紫小说在主题上的深刻性和开拓性, 认为它在剖露农民苦难根源和透视农民觉醒、把握时代核心, 紧随时代步伐方面,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十年代有关作品涉及农民出路的描写, 一般停留在探求反抗方式或自发斗争上。叶紫则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他在描写农民的痛苦生活及其社会根源中, 预示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势在必行, 歌颂了救农民于水火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

在一九三九年叶紫的日记中, 他屡屡提到要无条件的, 以伟大的爱, 爱全人类, 并将此作为自箴。关注叶紫对于“人”的书写, 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发现。贾振勇的《当审美遭遇政治———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启示》[14]看到了小说主题的复杂性, 即他表现出了革命启蒙的统摄性、包孕性和复杂性。论者注意到以往研究忽视的两点, 一是主人公梅春姐投身革命的最初动因并非思想的觉悟而是情欲的解放, 二是对乡民们“原生态”的叙述与描写, 整个富有艺术张力和象征意味的革命故事成为了“整体的、全方位的革命, 是从肉体、心灵、情感到社会角色选择和争取社会地位的全面革命, 决非单纯的赤裸裸的政治革命和政治斗争”。论者进而指出, 正是这种复调的表现, 成就了叶紫在左翼文学思潮语境中的地位。尽管文章只是针对个案的分析和研究, 但这一新视点的选择对于解析叶紫小说的主题, 推进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

文本研究一直是叶紫小说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但近年来该领域出现了一些亮点。

张克明《对叶紫小说〈星〉中性爱母爱描写的看法》[15]针对作品遭受质疑最多的性爱和母爱描写, 驳斥反对者“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观点, 认为梅春姐和黄的爱是建立在反封建压迫的时代精神上, 因而是高尚的;他们结合的方式是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反抗, 因此应予肯定。文章紧紧扣住“革命与反封建”, 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完全视作是革命叙事的复本, 这在80年代的研究中颇有代表性。

张丽军《论叶紫〈星〉农村女性革命者形象叙事的独特性》[16]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切入, 认为小说突破了以往男性形象中心叙事, 改变了以往左翼文学单一的阶级叙事指向, 在更深远的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的价值维度。文章还肯定了叶紫在我们探寻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与人性解放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杨联芬《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17]不是专论叶紫小说的论文, 但却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对叶紫的《星》做了与上面的论者完全不同的解读, 进而对叶紫笔下的革命文化的复杂性进行了一番新颖而有效的审视, 认为《星》“在对于革命与女性身体关系的描写上, 超越了一般正统革命文学的禁忌, 以一位‘被解放’女性的身体遭遇为中心, 展示了革命所难以解决和超越的对于女性的解放与囚禁的悖论。”

颇为有趣的是, 由于《星》具有两个“症候”, 使得文本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它作为对象, 而在“症候”的解读上, 也形成了某种对话和交锋。“症候”之一是梅春姐和黄的不同寻常的恋爱与结合。张丽军认为叶紫的这一建构和想像“改变了革命者形象叙事中显现封建专制压迫思想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性侵犯幻想”, 对此杨联芬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 指出了作品中存在这样的叙事裂缝:一方面作者力求塑造一个对梅春姐细致温柔的黄, 表现革命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客观地揭示出男性的暴力征服。小说中, 叶紫借助于描写梅春姐和黄的一段甜蜜的生活以及她在革命活动中的成长来弥合这一裂缝。耐人寻味的是, 这一部分内容恰是小说的第四章, 而小说于1935年发表于《文学季刊》的时候并没有这一章, 1936年出单行本的时候才加上。

另一个“症候”是梅春姐在革命失败后的选择:回到旧家———再次出走。张克明主张回家是一个经过慎重思考后做出的权宜之计, 而后来的出走是必然的结果;杨联芬则认为由此恰恰可见女性解放的悖论:“当女性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能力时, 革命或不革命, 她都无从掌握自己命运, 也无从改变其屈从的地位。”最后出走仅仅是一个无奈的“光明的尾巴”。

四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 叶紫小说研究仍然存在着空白和可开拓的空间。如果将五四时期至四十年代 (解放区) 的文学发展视作一个相对完整的由启蒙文学话语向革命文学话语更迭的过程, 那么, 叶紫就处在其中的衔接与过渡阶段, 甚至是这种衔接和过渡的一个标本。一方面, 叶紫继承导师鲁迅的精神, 继续着探寻国民性的努力, 另一方面, 也积极自觉地向革命话语靠拢, 两者间的张力最终构成小说的复调。

叶紫的后期作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湖上》《电车上》《校长先生》等小说没有写重大题材, 但相对集中地体现了叶紫在揭示和批判国民性方面的努力;《山村一夜》中, 革命退到了后景, 在对父亲的复杂态度和多层次刻画中, 叶紫寄予了他对“我们怎样做父亲”的思考。

第二, 在充分的细读作品的基础上, 关注叶紫小说的叙事伦理,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辨析作品的复调, 考察其在过渡阶段的地位。福勒在《语言学批评中》把叙事眼光分为三个方面:心理眼光、意识形态眼光、时间与空间眼光。其中意识形态眼光指的是:“由文本中语言表达出来的价值或信仰体系”。这一问题通过小说的暴力场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由于意识形态眼光和政治思维的原因, 小说中的这些场景被赋予了特别的审美意味, 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污名化叙事”的倾向。

第三, 近年来将叶紫放置于湖湘文化种进行研究的文章不少, 但常流于空泛、附会。区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有着多种情况, 并不仅限于作品中出现民风民俗, 方言土语, 而渗透到作家的思维模式、情感表达中, 最终影响作品的风貌。另外对作家施加影响的, 还有时代的影响。湖南是上世纪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革命风暴的席卷之下, 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又在多大程度上投射到作家的创作之中, 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摘要：新时期叶紫小说研究更注重文本的细读和阐释, 试图对叶紫进行文学史的定位, 在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和文本研究方面, 均取得了成绩, 并逐步走向研究角度、方法的多样化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化。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期叶紫小说研究的梳理, 把握规律, 总结得失, 并探寻新的生长点。

3.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三

关键词：人教版；现当代小说选文；选文变动；原因；建议

中国分类号：G633.3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内容的载体，是借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发挥语文教育功能的物质基础。笔者以新时期自1979年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79年版、1983年版、1987年版、1990年版、2000年版、2003年版和课程标准版七套全国通用高中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统计、归类、分析。探究高中语文教材中现当代小说选文的变动研究。

一、选文编选概况说明

在教材选文数量方面，这七套教材选文篇目数量一直处在变动中，没有统一的标准，数量由1979版的108篇增至1983版的180篇、1987版的190篇，1990版减少到141篇，随后的2000版和2003版又减少至133篇，课标版将选文数量再减少，只有80篇，选文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变化。

通过统计发现，这七套高中语文教材完全共同篇目有18篇，其中小说3篇，为《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祝福》。而在七册教材中小说占有的比例和具体篇数如下：1979版、1983版、1987版、1990版、2000版、2003版、新课标版中小说篇目各有14篇、30篇、16篇、16篇、21篇、21篇、8篇，分别占各版教材全部选文的12.96%、16.676%、8.42%、11.35%、15.79%、15.79%、10%。可见，现当代小说这种文体的选文数量和在教材选文总量中的比例也是有较大的幅度变化。

教材之间是有存续关系的。教材变动，相应的选文改动，每一版教材都不是凭空编订的，不是与以前的教材毫无联系的，每一版教材的选文对前一版的教材选文都是既有保留，又有增删，是在以前版本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此外，每套教科书和每册教科书各类文体选文的数量和比例也是不一致的，每套教材和每册教科书都有其侧重点。例如1979版、1983版、1987版、1990版、2000版、2003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以文言文、议论文、小说为主。当下教材中对于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任然处在一个相对缺失的状态。

二、初探选文变动

1979版高中语文教材"时文"多一些，课文总数偏少。1978年月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主要作用是结束了十年文革期间语文没有教学大纲的局面，对课文选取的要求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1983版语文教材教学大纲对思想内容提出要求，思想内容好成了选取现代作品、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的首要和共同标准。

1986版、1987版教学大纲选取课文要求是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典范文章，主要有三点要求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和适合教学。对这三点的要求基本与1980年的语文教学大纲一致。

1990版高中语文教材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基本选用1987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课文进行了调整，着重增加了体现时代风貌的新课文。

2000年教学大纲对课文的要求除了典范性、文质兼美外，有所扩充"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

2003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在2000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教材选文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除了要求入选课文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外，还要求"课文应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注意联系当代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联系学生生活，有利于学生拓宽视野，激发学习兴趣"。

纵观新时期颁布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学大纲），可见1978年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课文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艺术标准降到次要位置。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反映到选文上，1979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政论文较多，阶级色彩鲜明，不符合语文的学科特点。1980年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基本是对1979年大纲的修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1978年至1990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选文的选取标准要求一致即思想內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每一点的具体阐述几乎一致，这也例证了1983版、1987版和1990版高中语文教材都是在1979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课程标准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选文变动也没有根本性的调整。

三、对高中语文教材现当代小说选文编写的几条建议

基于以上对人教版七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现当代小说选文变化进行分析，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供选篇设计进行参考：

1、教材选文的科学性依赖于课程标准的完善。实现教材选文的科学性首先依赖于课程标准的完善，因为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和评价的指导性文件，是选文选取的最重要依据。

2、实现课程标准对教材的编选要求。教材选文编选不是无章可循的，课程标准即教材选文编选的指导性纲领，教材选文编选应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中对教材选文编选的要求和建议，实现课程标准对教材编选的要求，做到教材选文编选的有理有据。

3、加大教材选文基本篇目的传承。教材改革，选文变动，不是对既有教材的全盘否定，不是对既有选文的彻底扬弃，而应是在继承中发展。

4、体现时代特点，富有文化内涵。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会折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母语教育重要凭借的语文教材如果一成不变或基本不变，就会滞后于时代。

5、体现对学生学习的关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和教材的主要使用者，教材编写和选文编选必然要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学习兴趣、个人品质等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课程教材研究所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四

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

从先秦时期文献典籍产生之日起,文献的整理、分类、典藏和利用也随之而产生,传统文献学的.一些内容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但真正由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抽象概括而上升到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因此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近30年来,中国文献学及其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 者：蒋宗福 JIANG Zong-fu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刊 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5(4)分类号：G09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文献学 发展 成果

5.《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读后感 篇五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辉煌历程，重点对新时期党的各项重大战略策略、思想理论成果作了总结概括，是一部以凝练笔墨勾勒而成的权威党史著作和党员干部教科书。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既是新时期党史的重要内容，又是新时期党史的重要理论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之所以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形成同样经历一艰难曲折的过程。

我们的国家从自我封闭走向改革开放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需

求，经济要持续发展，政治要文明进步，社会要和谐稳定，人民生活要全面提高，这些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实现。3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是在这样一个巨大而迫切的需求背景下，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稚嫩到成熟，从学习西方经验到形成自己独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样一个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同时伴随而生的是先进的法治理念，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种科学先进的理念，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法治的核心，执法为民是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法治的重要使命。他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经历四个阶段。第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民主建国”。第二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四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局的高度，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至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式形成。

在党过去的不到百年的历史上，经济发展不常提及。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确实无法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可是现在不同了，历史已经被我们改写，在新时期，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证明，我们的经济同样可以向革命一样焕然一新。有理由相信，我党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长远战略为计，以远大目标为航，在今后的100年谱写更加辉煌的奇迹。

6.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创业发展，中国石油事业蓬勃向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凯歌。这一历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党组大力推进“文化强企”战略，着力培育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核心、符合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发展方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石油特色的企业文化，打造石油文化优势，提升了企业软实力。在3月底召开的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上，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十大成果精彩亮相。

进一步坚定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核心的企业之魂。持续开展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再学习再教育再深入活动，百万石油员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夯实。确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中国石油的企业精神，成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会，举办高层论坛，开展纪念铁人王进喜诞生8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等活动，在企业内外三年组织“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巡回宣讲350多场，实现了所属国内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掀起学习、宣传和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新高潮。

培育形成以“我为祖国献石油”为主导的基本理念体系。确立了“奉献能源、创造和谐”的企业宗旨，“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企业精神，“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核心价值观，“诚信、创新、业绩、和谐、安全”的核心经营管理理念；梳理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等石油人共同崇尚的人生信念；树立了“环保优先、安全第一、质量至上、以人为本”的QHSE管理理念，“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国际合作理念等；“新中国成立60年最具影响力60句石油名言”、企业文化手册对广大员工的影响不断加深。

逐步实现以“六统一”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基本规范。在集团公司《思想政治保障体系》、《基层建设纲要》、《基层党支部工作条例》、《境外单位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文件中，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按照企业文化“六统一”要求，实现了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核心经营管理理念、企业标识和企业旗企业徽企业歌的规范一致。总结企事业单位、基层单位、海外项目、重点工程探索实践企业文化建设和专项文化建设的经验成果，进一步研究提炼形成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基本规范。培养选树以“三代铁人”为代表的著名石油英模群体。党组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选树和宣传重大先进典型的意见》，建立定期表彰、即时表彰和专项表彰相结合的制度。“中国石油榜样”系列宣传，召开中国石油新时期群英会和海外油气合作表彰大会，推出一批又一批模范践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先进典型。党组授予李新民“大庆新铁人”荣誉称号，形成了以铁人称号命名先进典型的选树机制，石油英模群体不断壮大，在社会上产生了引人瞩目的“石油英模现象”。

打造以“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为代表的百个企业精神教育基地。2004年开始，集团公司分五批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玉门油田“石油摇篮展览馆”、长庆油田“好汉坡”、塔里木油田“克拉二井”、青海油田冷湖“四号公墓”、炼化系统“五朵金花”装置等153个场所(单位)命名为中国石油企业精神教育基地，同时也有效保留了珍贵史料。中国石油首创命名的企业精神教育基地，成为了员工思想教育的阵地、作风传承的示范场所。

创编以《企业文化辞典》为标志的石油文化典籍。为传承弘扬石油文化，组织编纂了中国石油《企业文化辞典》《企业文化故事集》《辉煌见证—60年新闻作品选编》等；编撰出版了《百年石油》《当代中国石油工业》等一批记载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历程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聚变—石油石化大重组纪实》《石油今天入世》等展现中国石油改革发展新成果的系列书籍。正在编写的《中国石油企业文化辞典》及其38个企业分册广泛征求意见、数易其稿，是对中国石油文化家底进行的一次大盘点。

创作以电视剧《奠基者》为代表的一批文艺精品。组织协同创作了电视剧《奠基者》、电影《铁人》、话剧《地质师》、舞剧《大漠女儿》，歌曲《石油圣火》、《石油人的歌》，政论片《大庆魂》，文学作品《中国动脉》、《走进塔里木》等一大批以石油为题材的文艺精品，在社会上影响重大。这些精品力作真实记录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辉煌历史，生动展示了石油生产生活的火热实践，成为社会了解石油、支持石油和记载历史的窗口与路径。凝聚以“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为目标的奋斗力量。围绕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目标，打造绿色、国际、可持续的中石油，建设忠诚、放心、受尊重的中石油，采取集中教育、领导宣讲、媒体传播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解读、教育引导和宣传贯彻。连续11年、每年一个主题，集中时间开展“形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使集团公司战略目标深入人心，成为百万石油员工共同奋斗方向和动力，将企业文化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实力。

塑造树立以认真履行“三大责任”为使命的公司良好形象。全力推进“四个大庆”建设，八个千万吨炼油、三个百万吨乙烯石化基地建设，中亚-西二线管道等战略工程建设，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两次组织共产党员捐建3万口“母亲水窖”，连续开展9届数千万人次参加的“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活动，扎实开展援疆援藏、定点扶贫、捐资助学，为汶川大地震等受灾地区捐款捐物。以《中国石油报》为主阵地抓“三突出、六重大”媒体宣传，立体展示中国石油形象和石油人风采，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构建形成以“双效”为标准的企业文化建设格局。坚持实效、长效标准，进一步明确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要求，制定企业文化建设规划，确立了“继承创新、系统思考、立体推进”的工作思路，构建起由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组成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加强理念层、制度层、物质层三个层面建设，纵向上确定集团公司、企事业单位、基层单位三个层次实施，横向上抓好安全、环保、质量、廉洁、和谐等多个专项文化建设，形成了集中统一、上下联动、纵横创建、全员参与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格局。

国务院国资委曾在大庆油田召开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中国石油先后在全国国有企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座谈会、中外企业文化峰会等大会上介绍经验，70多个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大庆精神被评为“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十大企业精神”，“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被评为全国“企业文化30年实践十大典范案例”。

7.新时期土改小说的历史反省和偏颇 篇七

在对暴力的描述上, 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都几乎避开了。在《暴风骤雨》中, 地主韩老六可谓是罪行累累, 但对他的暴力行为只具体表现在对小猪倌吴家富的虐打上, 其余的暴力罪状则是由旁人忆述和数字“十十七条人命”进行概括。至于土改中出现乱打乱杀的“过火现象”更是没有涉及到, 虽然作品也有表现农民们的愤懑之情, 但在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调解下, 转化为一种高度自觉的革命意识。

一、历史的反省

可见, 土改中的“过火现象”是真实存在过, 但被作家们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抹去了。土改的面貌从此就这样被定格在一元化的历史中, 而且建国后至八十年代, 专门描写土改的作品屈指可数, 导致了这个话题被人们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铺满了尘埃。当年轻一代的作家拭去这些尘埃, 重拾这个话题后, 发现了被正史所遮蔽的“部分真相”。不满于正史对土改的记录和评价的他们, 用今天的眼光和思想重新打量土改, 褪了去土改身上的“光环”, 从土改的“过火现象”去反思土改, 反思历史。

“解构浪潮的到来, 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对被舍弃、被遮蔽、被贬抑和被扼杀的历史发问。这些发问又进一步使我们意识到某些已被固定为常识的‘历史’具有的暴力性质”。当然, 新时期作家并不都是因为受到西方解构思想的影响, 而才去质疑那些成为常识的历史。“文革”自身所带来的巨大荒谬性, 已经让作家们渐渐对历史的合理性产生动摇。随着反思力度的深入, 越过“文革”, 把反思的视角拓展至整个革命奋斗史。土改作为整个革命奋斗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自然也受到了关注。

新时期土改小说是对党史题材的另一种抒写, 它突破了党史对土改的记录, 撕毁了原先包裹在土改身上的“华丽服饰”, 露出原先被遮蔽的一面, 突出了土改过程中的暴力现象。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 历史是一群人争夺权力, 勾心斗角的过程, 对权力的贪欲让多少人前赴后继地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下。土改是一群无赖流氓为自我利益, 为所欲为的一次有利机遇, 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 翻了一个空身。土改的受益者是赵刺猬, 赖和尚等游民, 刘震云的这点思考与张炜在《古船》中有着相似之处。洼里镇的土改, 让赵炳和赵多多掌握了权力, 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专制统治。他们的统治, 既包括思想同化, 也包括了对经济的控制, 让整个洼里镇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被时代的发展远远抛弃。他们都意识到了底层权力被那些无赖流氓, 甚至恶霸所获取, 历史的一个真相是, 农村的新政权并没有真正掌握在广大农民手里, 他们依然受到压迫和伤害。

“没有历史事件本身是内在悲剧性的, 这点只能从有组织的时间系列语境中的某一个特殊角度才能被观察到。因为在历史上, 从一个角度看来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个阶级立场来看似乎是悲剧性事件, 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尤凤伟的土改系列小说, 把对人性的剖析摆在了首位。土改的暴力现象, 是人性恶的一次爆发。历史的残暴和血腥, 取代了原先胜利喜庆的一面, 人性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 暴露出内在的黑暗。《衣钵》通过时空交错, 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 发现了两者在人性黑暗的表现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从而使历史延续到现在, 甚至会继续走向未来。当然作家对人性还是保留了一丝希望, 虽然它脆弱地仿佛一盏小灯, 但依然散发着热量, 照亮了读者的内心和作家的希冀。尤凤伟对暴力的展现, 不仅仅只是作为人性残暴的一面, 也体现了作家对原来土改历史的怀疑, “开始我全盘接受, 认为土改就是书描写的那么回事, 也认同‘革命专政万岁’。因为书上写得‘有理有据’。但后来接触到社会, 特别是农村, 才发现许多事原本不是书中所写的那样, 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有些基本的东西甚至南辕北辙。书写‘历史’的作品却不能真实的反映历史, 其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而对读者的误导, 又会造成很深的危害”。作家带着对历史的怀疑和对真实的寻找, 从土改的暴力现象和人性的复杂性出发, 重新书写土改。

一元化历史观的解体, 使得作家们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历史摘下了严肃的面具, 它的多元性渐渐地占据突出位置, 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接近历史。新时期土改小说的暴力化叙事, 正是作家探索历史真相, 反思历史的一种表现。土改中的暴力现象是很难被记录在正史中的, 但文学可以以艺术地方式记录它, 让后来者在接触到这段历史时, 既能够看到土改的重大意义, 也能够了解土改中曾有过暴力的另一面。作家用文字去重新思考历史, 揭开曾经被遮蔽的另一个真相, 让读者在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上能够有更多的思考和判断。

二、反省的偏颇

但是新时期土改小说对历史的反省和评价, 走向了另一个“二元化对立”误区。“换言之, 你如果强调意识形态性, 我就强调费意识形态性;你强调一元, 我就强调多元;你强调中心, 我就强调边缘;你强调强势文化, 我就强调弱势文化”。这种逆向思维所带来的不仅仅有突破的意义, 也把历史的反思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对历史的不信任到对历史的解构, 作品渐渐远离了初衷, 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的“沼泽”中。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 “尽管新历史小说对于旧有的政治工具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人们不得不怀疑:历史规律本身所具有的确定性遭到消解, 历史事实受到任意肢解之后, 新历史小说还能走多远”?新时期土改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之中, 所以这种反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随着对历史的反省渐渐变成了对历史的解构, 对历史的游戏化, 那么作品就可能无法为读者提供应有的反思历史的价值了, 甚至可能误导读者, 把历史的阴暗面扩大化, 趋向历史虚无。

三、结语

新时期土改该小说以暴力叙事去反思历史, 反思曾经的暴力现象, 走出了原有的历史束缚, 有着积极地反思价值。但其对历史反思的偏颇之处也是明显的, 不禁让人惋惜。

参考文献

[1]洪治纲.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73.

[2]尤凤伟.小灯[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0:68.

[3]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260-261.

8.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八

关键词：口袋公园；边角空间；建议

中图分类号：S759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020（2016）06-0066-04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用地不断扩张，人们的生活被高楼林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包围着，在这样的高压密闭空间下，人们渴望追求心灵和身心的放松，在这喧闹的城市中寻找一片净土。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大型的、综合性的城市公园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此新时期研究中国口袋公园建设的策略，对于完善城市公园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口袋公园的相关理论概述

口袋公园的概念最早是在宰恩布润联合公司组织的纽约的新公园展会上提出的，曾声明到，“作为一个纽约人，我一直确信，我们应该在建筑物中间留出一些露天场所，当我们的居民和游客在白天休息时，能够有地方坐下来并获得快乐”。张文英教授对于口袋公园定义是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它们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直接为当地居民服务[1]。

1.1口袋公园的特点

口袋公园除了与城市公园具有相同的开放性和公共性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1）选址灵活：口袋公园是建设在未被设计的，被人们遗忘的公共空间上。（2）面积小：对于口袋公园的规模，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中国公园设计规范中对最小公园面积规定为400～10 000 m2之间。通常大面积空间会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口袋公园的建设规模刚好可以营造安全感，舒适感，为孤独的行者提供一个休憩场所。（3）投资小：口袋公园不同于其他城市公园的大规模规划设计，而是对于需求者进行针对性设计，通过增添简单的设施创建充满归属感的微空间。（4）便捷性、利用率高：由于口袋公园贴近市民日常生活，能够快速便捷到达，同时为附近的购物者和游客提供歇脚。

1.2口袋公园的类型

根据口袋公园选址灵活的特点，可以安置在任何被需要的地方，可以任意的穿梭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根据不同的使用人群，可以将口袋公园粗略分为交通型、居住型和交通型。

（1）交通型：协调交通空间和休闲空间之间的关系。一般安置在交通广场、停车场等附近，为城市削弱噪音、吸收灰尘、改善环境，同时又起到疏导交通、分散人流、满足行人休息需求的作用。

（2）居住型：满足居民的日常活动需求。其设计通过简单的功能分区和设施来建设休闲场所，既能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需求，又可以促进邻里间的交往，减少居民的孤独感和小区的封闭感，并且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质量[2]。

（3）工作型：缓解办公楼和室外空间之间的关系。口袋公园的绿化间接成为商务区之间的绿色纽带，柔化了建筑生硬的外轮廓线。在办公楼的夹缝地带建设一个供上班族休息洽谈、临时用餐的驻足点，在填补城市绿化的同时创造了弹性空间，在原本高压的办公场所增加了休闲气息。

1.3口袋公园的功能

（1）场所再造和重生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中心建筑密度不断加大，从而造成大量的建筑边角空间、未经过设计的公共空间穿插于城市建成区的各个角落。但是，公园边角、建筑物间的夹缝地带，萧条的景观场所却总是有人们逗留，并自发性的打牌、下象棋、遛狗等休闲活动。

德国建筑师兼作家罗兰·奥斯特塔在1994年的斯图加特专题报告会演讲时提出：“我们明白，不是空间创造了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创造了空间”[2]。原本夹缝地带、萧条的场所，经过人们自发性的休闲活动，从而创造了城市空间。因此，口袋公园的设计应该从市民的角度出发，设计出满足人们需求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口袋公园的建设是场地的再造和重生，对恢复场地活力的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原本分散对城市各个角落的空间重现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对城市建筑的留白进行填补，从而创造出一个个庇护所：使原本不曾有人经过的，不被提及的空地有了其存在的意义，为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增添一抹色彩。

（2）预防犯罪。目前，中国城市犯罪的空间研究对城市空间的理解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除了建筑和其周围的空间外，普遍存在的边角空间，以及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都没有进入研究范围[3]。而这些场所正是犯罪的滋生地。

ShlomoAngel研究了Oakland地区的街道犯罪，认为城市空间环境可以影响犯罪行为，通过空间环境设计可以增强其领域感、监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空间环境的可达性，从而对犯罪行为产生影响[3]。预防犯罪一般分为二道防线：①抑制犯罪动机。通过创造和谐的环境，增加邻里之间的交往和熟悉程度，增强居民的凝聚力，形成预防犯罪的群众防线。②限制犯罪條件。通过对边角空间的设计，拥有整洁的环境空间，使人们有空间领域感，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从而进一步说明，口袋公园建设的意义，在为群众提供休憩场所的前提下，又能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共创和谐文明城市。

（3）增加弹性空间。据统计，纽约中央公园每1 m2土地，平均每年接待4人，佩雷公园每平方米每年接待128人。央公园式的城市公园和微景观式的口袋公园形成的强烈反差。但这并不是质疑中央公园的存在价值，而是每个城市公园都有着其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价值。

从宏观角度来看，口袋公园是城市公园的“配角”，从市民的角度来看，口袋公园却是城市生活的“主角”，是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4]。口袋公园一般设计在主干道或者广场建筑客流量多的场所，对于游客、上班族来说，它们为繁忙的城市提供一个躲避喧闹的庇护所，同时也缓解了周边交通。口袋公园虽然是城市景观中的微小空间，但却是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一些基本设施的完善，以及场所归属感和温馨感的营造，使原本被人忽视的空间，成为职工们的洽谈场所、游客的落脚点、购物者的歇脚点、市民的休闲场所等，为密集的城市增加了一些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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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口袋公园的建设意义

新时期，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资源稀缺的形势下，应该大力倡导边角空间的“重生”，使现有的土地资源实现价值最优化，对城市中心区的活力再造、对城市架构中的小空间“再利用”。口袋公园在大城市景观氛围下是一个“点空间”，烘托城市景观的一个“配角”，但是在市民的视角下口袋公园是他们生活的“主角”，承载着他们日常生活的责任。

口袋公园的选址设计，都是在原本被人们所遗忘的、闲置的公共空间上进行再利用，它能适应城市土地资源稀缺的现状，同时提高城市景观环境质量。投资小、利用率高的口袋公园不仅是城市公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解决高密度城市环境下的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良药，让人们在游弋其中时忘却喧嚣城市的心灵驿站。罗伯特·宰恩：作为一个纽约人，我一直确信，我们应该在建筑物中间特别流出一些露天场所，当我们的居民和游客在白天休息时，能够有地方坐下来并获得快乐。因为真正体现城市空间品质的，不是那些观赏价值占“统治”地位综合性的、大规模的城市景观和活动空间，而是这些真正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微小空间[5]。

2新时期中国口袋公园建设的现实困境

在城市大规模的规划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小型的边角空间，建筑间的夹缝地带，在“英雄主义”的景观设计师眼中视为“鸡肋”，通常处理手法就是覆盖草坪或者空放闲置。随着第一个世界口袋公园的建立，美国，英国都开始大量建设，我国近些年来也开始进口袋公园的建设。但是由于我国口袋公园发展的滞后，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设速度不成正比，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理论的指导和相关技术的支持，导致目前建成的口袋公园面临如下现实困境：

（1）追求大规模的城市规划，不重视城市街头绿地、微景观的建设。“英雄主义”的设计师过于注重“形象工程”，而忽视了人们日常生活真正需要的微景观。口袋公园的建设仅仅达到填补城市空白的功能，造成有些口袋公园建成后并没有人涉足的现象。

（2）因为口袋公园可以见缝插针的穿梭在高楼林立的建筑物中，所以城市出现口袋公园建设的白热化，导致口袋公园的盲目建设，忽略了对选址、可达性的考量，致使口袋公园的功能不但没有体现，而且还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

（3）改善局部气候、提高绿化率成为政府建设口袋公园的目标，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绿化率来达到国家的绿化标准，所以盲目的大量种植物，从而形成了植物与人争夺空间的现象。

（4）口袋公园的不合理设计，基础服务设施的不完善，缺乏对使用人群的分析，导致口袋公园的使用需求减弱。

3国外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分析

从世界第一个口袋公园的诞生起，许多国家便纷纷加强口袋公园建设的研究。由于中国口袋公园建设发展的滞后，导致设计规范和相关理论还未成形，因此需要对国外口袋公园的成功案例进行剖析研究，从而寻找适合中国用地现状的建设方法。

3.1佩雷公园

世界上第一个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其占地面积390 m2，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东53街，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建成于1967年，被人们称呼为“躲避城市喧嚣的绿洲”[6]。佩雷公园面积非常小，只有简单的设施，利用高楼作为公园的载体来营造场地感，利用瀑布的声响来削弱街道的噪声，利用户外生活饮食来提供便捷。设计者在入口设计台阶和无障碍通道，完美的将公园内的空间和繁忙的道路分开，起到了疏导交通的作用。佩雷公园的设计初衷并不是多功能的城市公园，只是希望能给附近职员、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休息游览的场所。沿着为了人们能够坐下来休息的初衷，整个场地场地都是铺装和可移动的座椅，虽然简单，但是每一处都设计的十分精致，从而受到市民的青睐。佩雷公园的诞生，标志着新形式的公共空间的形成[7]。

3.2美国加州格伦代尔象棋公园

格伦代尔第一个城市公园——国际象棋公园，其占地面积420 m2，位于格伦代尔布兰德大街国道，把单调乏味的连接停车场、剧院及周围的过道转变成一个地标性地、以社区服务为导向的公共空间。该市有着著名的象棋俱乐部，大部分居民都成为象棋玩家，因此公园的整体空间布局是根据国际象棋的战略格局进行设计。公园总共分为博弈区、大街区和缓冲区三个区域，来满足格伦代尔大量的国际象棋爱好者操盘对弈、附近上班族的交谈小憩和游人的驻足需求。在使用人群的潜在增长的同时，象棋公园无疑成为市民活动场所的首选。马克·欧斯说：“对于没有被充分使用的空间来说，国际象棋公园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想创建一个空间，它能把邻里结合起来，使得居民能投入到他们能共同分享的象棋活动和城市生活的激情中[8]。”

4新时期中国口袋公园建设的策略选择

口袋公园虽然只是暂时缓解城市用地紧张的局面，但是口袋公园的建设是完善城市公园功能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长久规划。在当前中國城市景观建设的形势下，对城市“鸡肋”的边角空间进行设计利用，是解决当前景观用地的一副良药。

4.1完善设计规范制度

口袋公园作为缓解土地资源紧缺的一副良药，国内外掀起了一阵口袋公园建设的热潮。但目前中国出现景观设计市场混乱的现象，设计规范制度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全国现代城市景观建设水平的提高。口袋公园选址灵活，可以安放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其规划设计贯穿了不同的空间尺度，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因为其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所以更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进一步提高全国景观建设水平。

4.2提高开放性和可达性

如上所述，现在口袋公园的盲目建设，一味的强调增加城市绿化标准，过分强调形式感，导致口袋公园无法让人进入，造成了稀缺土地的浪费和产生多余的消极空间。为了避免出现以上现象，口袋公园的建设选择应通过对使用人群的分析、对周围交通情况的考量、场地现状调查研究，从而建设出开放性、可达性和人性化的空间。

4.3融入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往往是以雕塑、小品为载体，辅以互动的功能，能为场地增加生机。公园景观建设是体现城市文化和传承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是城市文明的缩略地。如象棋公园在园内设计五个蕴含象棋韵味的灯塔，既体现当地的文化又很好的传承其博大精深的象棋底蕴。故在建设口袋公园之前充分了解其当地的地域文化以及人文环境，并且使用当地特有的植物和材质，在建设口袋公园的同时又能营造出当地的独特景观。

参考文献

[1]张文英.口袋公园——躲避城市喧嚣的绿洲[J].中国园林，2007，23（4）.4753.

[2]胥婷.浅谈口袋公园的人性化设计问题[J].文艺生活，2015（11）：64.

[3]毛媛媛，戴慎志，沈志联.国内城市空间环境与犯罪关系研究评析[J].人文地理，2010（3）：4146.

[4]彭玥.口袋公园设计初探[D].江苏：江南大学，2009.

[5]LanL.TimeOutNewYork[M].Harmondsworth：Penguin.1999：56.

[6]赖秋红.浅析美国袖珍公园典型代表—佩雷公园[J].广东园林，2011，33（3）：4043.

[7]李翔.中央商务区景观设计研究[J].科协论坛，2007（8）：112113.

[8]李博.美国加州格伦代尔国际象棋公园，环境城市设计，2007（02）：4855.

（责任编辑：唐 岚）

9.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重点解答 篇九

农村题材小说：是以农村的现实、历史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范围的小说。1）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2）题材类型1.写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2.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反映农村生活，展示农民精神风貌。3.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村的现状。3）代表作家：两个艺术倾向不同，都有很大影响的两大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代表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等。

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等。反思小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入。1979年开始，反思小说集中涌现，标志着文学的现实主义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它不再满足于暴露与批判，而是由近至远，由表及里地追溯极左思潮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探究其原因，由于历史哲学的思考进入了文学的层面，所以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浓度和广度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反思”的视角多样化，“反思”的视线不断前移，一批更有思想、更有丰富阅历的作家：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实践，写出了一大批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王蒙《蝴蝶》、张贤亮《灵与肉》。

知青小说：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作家有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代表作品：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

寻根小说（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阿城的《棋王》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乃至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先锋小说：泛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切具有超越既定法则、勇于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的小说。特指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批具有明显艺术探索精神的小说，也称实验小说、新潮小说。其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创作特点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

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对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给予拒绝和背弃，努力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力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新写实的文化精神：还原生活；消解崇高、拥抱世俗。代表作品有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

女性叙事的精神实质是通过在文本中真实地表现女性经验(包括生活经验、社会经验、心理经验和情感经验、审美经验、欲望经验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的价值追求。由于女性经验的制约，女性叙事表现出远离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女性的人生际遇来梳理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男性的精神的孱弱与人格的畸形、塑造真实复杂的女性形象、肯定女性欲望等诸多特征。女性叙事归根结底是由女性经验和对自身价值的定位来决定的，它既受时代语境的制约，又与千差万别的个体经验直接相关，这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 简答题： 一、十七年小说的思想、艺术弊端 十七年小说特点：形态的单一化趋向。

1、文艺政治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解得简单、机械化。文艺表现政治、革命、战争，文艺为社会的服务直接理解为政治的服务。文学主要集中于对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战争的表现，有对政策图解的倾向。

2、题材的单一化：主要集中于现实和历史题材，以党的革命斗争和现实政策为主要的参照点。忽略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

3、手法简单化：片面追求大众化、民族化，用狭隘的现实主义，使用图解历史、图解政治的方式进行创作，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主要是肯定性歌颂，缺少对生活的深层次挖掘。作家的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4、人物形象扁平化：主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的典型形象，人物形象类型化、模式化，属于“扁平”人物。

5、作家非专业化：作家往往借助自己熟悉的历史和生活写作，具有历史再现性质，文学创作的修养不够，许多成为了“一本书作家”，如杜鹏程、洪波、杨益言等，作家的文学素养不能够支持长期的创作。

二、知青小说的主题演变 1、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带“伤痕”性质的知青小说，是展示伤痕的，写以知青为主的主人公的苦难历程，重于对文革悲剧的伤感的揭露与控诉。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主要作品：叶辛《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孔平《晚霞消失的时候》。2、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以温情怀念为主，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是对记忆的重构和怀旧的美化。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

主要作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3、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可以表述为“青春无悔式的悲壮纪念”，是执迷不悟的精神回归，小说致力于寻找值得珍惜的元素，维护这一代人曾经的青春和献身精神，甚至上升为缅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高度，以对人性扭曲的思考为特征。

主要作品：朱晓平《桑树坪纪事》，张抗抗《隐形伴侣》，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血色黄昏》，李锐《合坟》。

三、先锋小说的叙事圈套和主题表述

1）叙事圈套：他们把叙事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像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有的并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消解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为讲故事而讲故事的方式，给读者带来阅读感受。

2）元叙事、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质的手法，产生间离效果，反纲和消解情节连贯性，整体性和真实性，动摇了似真幻觉，这样，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的意义。他们为了制

造侵扰叙事，还故意拆除真实与虚构界线，有时让幻觉侵入现实，有时用现实侵入想象。戏拟、空缺。小说结构上用片段性，互不相干的拼合，放弃因果联系。

3）文本实验：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运用现代语言学关注语言本身。

4）戏仿与空缺：对传统叙事的进一步颠覆。戏仿是说故意模仿而后颠覆，空缺是指打破因果链条，使意义无法整合。

四、选择一篇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分析新写实小说潮流的精神实质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大多具有反英雄、反典型的意识，他们力图表现普通人物、下层人物的普遍卑微的生活，但拥有着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他们所表现的内容往往是普通人物都可能经历或遭遇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在新写实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分）新写实小说与以往的写实小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作家审美态度的客观化，追求生活的原色魅力。新写实在叙事时多以非典型的、无必然联系的“生活流”的写作方式为主，让人物、事件、场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自然而然的展现、于是，在新写实小说中，既无骇人听闻的事件，也无大义凛然的英雄，更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通常是用人物的心理体验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折射现实的存在。作家尽量将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取向隐藏，力图避免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对生活原相的过度干预。于是，新写实小说往往不存在一个贯穿于故事始终的中心情节，而多半是由一些散落的琐碎故事拼合而成的。

90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的特征

以陈染、林白、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上世纪90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是在回避主流话语的情境下，创作主体专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私人生活和边缘性体验的书写，具有私人性、身体性的特点。从它出现起便倍受瞩目且颇多非议，成为90年代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容忽视的一元，也是女性写作进程中的特别存在。90年代是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照，女性意识的整体自觉为“女性私人化写作”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提供了机遇，但同时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陈染、林白到卫慧、棉棉关于在面向自我、面向主流叙事、面向大众的写作姿态；共同书写关于女性生存境况、“父亲”的颠覆、女性情谊与身体/性叙事的主题形态及包括叙事场景、叙事语言、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在内的叙事方式都可以看出其由内省到扩张，由深刻到浅俗，由飞升到低徊的变化，并以此来思考市场经济下文学的脆弱性，女性写作“私人性”与“身体性”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女性写作理论根基的缺失的问题，从而对其未来的写作提出一些构想。

寻根文学的发生及原因

1985韩少功《文学的根》：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原因：

1、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2、针对80年代西方化文化趋势的应战

10.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 篇十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即邓小平南巡谈话。谈话针对当时改革开放中人们思想中存在的疑虑，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观点，并着眼于中国特色的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产生了思路，出现了新突破，这些理论和观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以朴实的言论和睿智的预测，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行。由此可见，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就无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

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国际国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同志经过多年的思考，终于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在这一阶段，主要成就是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邓小平在1979年同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谈话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之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得到了党的十二大的肯定。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来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第三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2年lO月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断，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属性，从而摆脱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为我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的、单项的领域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展开，空间上由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到全面开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城市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在这三十年中，城市经济、城市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的发展方向日趋合理化。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深入推进，都是一次城市经济的活力巨大的释放。我国经济生活领域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效地配置了社会资源，推动了经济迅猛发展。以2008年为例，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67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7．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至2008年的22640元。

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然而，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改革中也伴生着很多负面问题，如：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官员腐败、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止一次指出：当前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本身的功能性缺陷造成的约束机制软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这些体制性障碍的存在，极大地遏制了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扭曲市场经济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面对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对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将是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同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其实，这“两个毫不动摇”是十六大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这里提出的“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是所有制理论的最大亮点，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巩同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量的要求；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质的要求。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要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注重质的提高。在量和质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十五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十六大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再到十七大的“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公有制经济终于走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台，由制度外转变为制度内。1999年和2004年，两次宪法修正案，都以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一些重要领域包括垄断行业，已逐步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但是从整体上看，进一步发展还存在着种种制约和障碍。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面临困境，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着行业垄断的问题，即“玻璃门”现象还存在。二是融资难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很难从银行融资，这就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由于在金融支持上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导致更容易遭受投资周期的冲击。目前，发展非公经济，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人手：一是解决准人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

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打破一切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玻璃门”现象。二是解决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革除一切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三是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四是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通过以上四点，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和改善融资条件，从而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循相同的规则、承担相同的责任。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特别是像保护国家、集体的物权那样平等保护私人物权，有助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