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庄子治国思想比较研究

孔子与庄子治国思想比较研究（精选5篇）

1.孔子与庄子治国思想比较研究 篇一

《庄子》中自由思想与梭罗《瓦尔登湖》中自由观的比较 读书笔记英语101徐燕2041001***96

摘要：庄子以超然豁达的精神对待人间万物。这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不受世俗间任何外物的限制（“无恃”），乃真正逍遥之人，自由之人。庄子自由实际上上升到超越自我的高度。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美国，康科德城里的梭罗，跑到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在与自然为伍，寻觅精神的自由。没有的寂寞与宁静中，凝神沉思。

关键词：时代背景 大自然 淡泊名利 自由与美 精神自由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而庄子偏安一隅，心游万刃，精骛八极，遗世独立。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美国，康科德城里的梭罗，跑到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在与自然为伍，寻觅精神的自由。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氛围里，《庄子》与《瓦尔登湖》中对“自由”的诠释有着怎样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由于时间和文言水平有限，在众多参考文献帮助下，自己所能挖掘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我仅从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粗陋的阐述。希望老师能加以指点。

研究作者自由思想必然要联系时代背景。春秋战国之世，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新兴的地主阶级尔虞我乍，钩心斗角，民不聊生。庄子认为生活在这样的人世间，若要远害全身，就非得泯灭矜才用己、求功名之心，做到虚己顺物，以不才为大才。[1] 庄子在别人为了生活疲于奔命时，冷眼旁观，思考着人生与社会。而在19世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美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现实的环境与自身情感的困惑驱使身为教师的梭罗到山林中过起自给自足的别样生活。了解时代背景才不致曲解作者本意，误认为庄子和梭罗消极避世。

1庄子和梭罗都从大自然中寻得自由真谛。“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其为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瓦尔登湖》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的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2]

2庄子的自由体现在名利的淡泊上。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楚威王欲拜庄子为相，而庄子却不受。在他看来逍遥自在非一切功名利禄可比。梭罗也强调“不为物役”，在没有的寂寞与宁静中，凝神沉思。《瓦尔登湖》中这样写到：“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我们尽可能避免它，从早到晚警戒着，到夜晚违心地祈祷着，然后把自己交托给未定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认真，崇奉自己的生活，而否认变革的可能。”“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还超产了许多。” 梭罗的自由观体现在对人生活方式的随心随性上。“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别一种生活呢？”“你们要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并不执着才好。”“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的下，他越是富有。” “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刻苦耐劳，简单严格）。” “我离开森林，有同样好的理由。我觉得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的时间交给这一种生命了。”[2]

3《庄子》与《瓦尔登湖》自由与美的相得益彰。庄周梦蝶，翩翩飞舞，“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胡蝶在这里便是美的化身、自由的化身。

[2] 《瓦尔登湖》中“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的寂寞与宁静中，凝神沉思。那时云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辚辚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2] 多么纯净的画面，多么舒展的心灵，人与自然也和谐统一了。

4庄子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逍遥游》中倡“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

[1] 虽然超脱现实表面上“大而无用”，但平心而论，当我们深陷泥淖，背负精神的枷锁，何不换种眼光，另辟蹊径呢？梭罗的自由观是积极进取的，甚至有些方面要自我约束。《瓦尔登湖》“智慧和纯洁来源于力行，从懒惰中却出现了无知和淫欲。„如果要避免不洁和一切罪恶，你就热忱地工作吧，即使是打扫马厩也行。天性难于克制，但必须克制。”

5庄子尊崇“顺其自然”。《养生主》中“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便是很好的例证。《齐物论》中要求取消一切是非异同标准，认为应当完全消除主客对立，使精神不为外物所伤、所累，才能尽享天年。[1] 相对于庄子的主观唯心，梭罗则是唯物主义者，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瓦尔登湖》：“向不满足的人说话，他们在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却偏偏只是懒洋洋地诉说他们的命苦和他们那时代的悲惨。” 梭罗“自由”并不是随波逐流，放纵自我。“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作为，或是说需有所是。”“不做穷苦人的先知，努力做值得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最崇高的和最紧急时刻内他所考虑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节也配得上。”

6庄子擅长借意象寓言间接传达思想如：“胡蝶”“大鹏”“蝉鸠”，而梭罗则是通过第一人称“我”娓娓道来。作者自己也说：“‘我’用得特别多。如果我以我的知人深知，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会畅谈自我，谈那么多了。”

7庄子把对物质的生活需求降到最低，致力于提高精神生活，认为过分的贪求会给人使人身心俱乏、樊笼似的体验，倒不如泽地的一只鸟儿，拥有最简单也是最可贵的自由与幸福。[1] 《养生主》云：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梭罗的自由体现在追求物质的简单和精神的富足。“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大有妨碍。所有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还有一种人，看来阔绰，实际上却是所有阶层中贫困得最可怕的。固然积蓄了一些闲情，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更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何必要比野蛮人有更好的生活呢？”[2]

庄子以超然豁达的精神对待人间万物。庄子认为：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人才能超越自我与他人他物之分，摆脱世事的纠缠（“外天下”）、物欲的诱惑（“外物”）、生死的牵挂（“外生”）（《庄子·大宗师》），从而成为“无己”之“至人”、“无功”之“神人”、“无名”之“圣人”。这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不受世俗间任何外物的限制（“无恃”），乃真正逍遥之人，自由之人。庄子自由实际上上升到超越自我的高度。[3] 梭罗则以其细腻动人的文笔、深邃的哲思、躬身的实践而又不为物所累的智慧将我深深打动，“我只静静地微笑，笑自己的幸福无涯”《瓦尔登湖》[2]。

参考文献：

[1]方勇 张晨霞.庄子闲读[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3.[2]徐迟.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张世英.《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第一篇》北京大学学报[J].2010/5 第47卷第5期

2.孔子与庄子治国思想比较研究 篇二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音乐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他“正乐”,即整理《诗经》“音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他的教育思想学说集中反映在《论语》中,这是我们研究他音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两千多年来,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音乐教育活动,而且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柏拉图,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创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人。他的教育思想学说集中反映在《理想国》中,继承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平衡-静止”和谐观,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斗争-发展”和谐观,从而奠定了西方哲学美学的基础,成为西方古典美学的奠基人。

就孔子与柏拉图音乐教育思想试做以下方面的比较:

一、音乐教育中“和谐”理论思想之比较

“和”是我国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把“和”作为衡量音乐的最高准则。他要求音乐中感情的表现必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音乐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乐”之和来达到“天地人和”。

第一,乐和。孔子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两句话是他审美理想的集中反映,只有“文”与“质”兼而有之,“美”与“善”相得益彰,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极致。可见,“乐和”不仅为音乐欣赏,也为音乐创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二,人和。孔子认为“乐”具有教化君子成“仁”的作用,因此,他把音乐教育与培养人的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音乐教育是以“仁”为核心、仁乐合而为一的思想。从这个层面讲,音乐教育的价值主要是培养思想和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利于国家发展的治国之材,实现全社会意义上的“人和”境界。

柏拉图“和谐论”主要体现在灵魂和宇宙的和谐统一思想中。他认为和谐作为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音乐这种艺术和技艺上,音乐的和谐是对和谐理念的模仿,音乐与灵魂有相通之处。

第一,和谐思想与音乐的本质相通。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它把繁杂导向统一,将不协调导向协调。音调的协调应该为:“和谐是声音调协,而调协是一种互相融合,两种因素如果仍然相反,就不可能互相融合;相反的因素在还没有互相融合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和谐。”他又强调“由于同样理由,节奏起于快慢,也是本来相反而后来互相融合。在这一切事例中,造成协调融合的是音乐。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这是他美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第二,和谐思想与音乐的精神共融。他曾谈到:“有些声音柔和而清楚,产生一种纯粹的音调,它们的美就不是相对的,是从它们的本质来的,它们所产生的快感也是它们所特有的。”这里的本质就是音乐之间数与比例的关系,这种快感是因数的比例关系在心灵里引发的和谐感。可见,他认为音乐的精神将不生不灭,永恒不变,从音乐本身的特性拓展到心灵,再引入教育之中。

二、音乐教育社会功能主张之比较

孔子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主要反映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语录是论诗的功用,也可说是论乐的功用。因为音乐有“兴”、“观”、“群”、“怨”的作用,他就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作用,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效果。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有智慧、勇敢、寡欲、而且必须“文之以礼乐”用音乐进行修养。他重视音乐在政治中的作用,强调“为政”必须“兴礼乐”。甚至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一思想集中反映了音乐能起到安邦定国、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

柏拉图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教育功用,他认为通过音乐教育使公民“行为优美”,为了培养理想的卫国者,他主张要严格选择诗歌、音乐的内容,务必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到调和,勇敢精神得到发扬,防止他们接触丑恶、卑鄙、不礼貌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会滋生违反法律的性情和习惯,以致颠覆整个社会。

三、音乐教育育人功能主张之比较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德育紧密结合。对弟子施之以“六艺”,而“六艺”以礼、乐为首。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认为人格的完善是在“诗”、“礼”、“乐”的共同教化中完成的。“乐能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能修身也”。可看出他是把音乐作为修身养心、陶冶情性、培养品格的手段。

柏拉图认为音乐是心灵的艺术,它产生于人的心理活动,产生于人的情感,价值在于使心灵达到和谐状态。他认为“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由此可见,音乐确实触及人的心灵,净化人的情感,使人某种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心理得以维持平衡,并进而陶冶性情,升华人格。他同样认识到音乐对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受到合适的音乐教育,就可以使其心灵受到陶冶、性情得到调和,反之亦然。

综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与柏拉图的音乐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都强调和谐思想,重视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把音乐教育做为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手段。在创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要吸取他们音乐教育思想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音乐教育思想精华,继承和发扬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断推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46-147,157,160.

[2]何乾三,著.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72.

[3]田晓红.论柏拉图“和谐论”美学思想对其音乐教育的影响[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季刊)[J].2009(1).

3.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 篇三

准考证号码：0***

试比较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马雅婷

二○一二年四月 【内容摘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打破“学在官府”，开创私人办学的第一人，有了“万世师表”的成就。而另一位与孔子在政治上同样不得意，同样为教育奉献一生，为世界留下来了宝贵财富的是生活在古代希腊的柏拉图。作为中西方的两位文化巨人，他们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当时的年代，更对我们后人产生莫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对两位先哲的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进行回顾，并对他们在教育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教育体系内涵进行分析比较，也更深入地了解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异同点，为现代的教育更完善的发展提供借鉴。【关键词】 孔子 柏拉图 教育目的 教育体系

一、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背景 孔子和柏拉图都生活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已经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虽然两者都处于奴隶社会，但是孔子当时生活的春秋末期鲁国实行分封制、世袭制，“礼”自然受到格外的重视。而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则是商品经济繁荣，商业贸易发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了民主政治，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重视。相应的，和古希腊民主政治相伴随发展的是在思想文化上着重对自然规律探求。而与此有鲜明对比的是，受长期社会奴隶制的影响，孔子形成的思想体系和人事、社会、伦理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孔子与柏拉图形成了全乎不同的两种哲学体 ①

②系：一个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人学哲学，另一个以“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哲学，他们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论。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和主体的个人经历肯定是分不开的。孔子虽然是圣人后代，但是到他已经是家境贫寒，靠母亲劳作维持生计，十五岁才志于学，拜能师，虚心好学，持之以恒，最终成就了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柏拉图也是贵族之后，不同的是他从小就养尊处优，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又从师苏格拉底，经过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后，终于成为一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不同的成长环境往往会使人形成不同的思想主张，孔子的教育思想就体现出平民性，而柏拉图提倡的则是贵族的教育。孔子和柏拉图都生活在乱世，目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他们都满怀救国意识，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出口。不同的是孔子看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强者为王，社会处于混乱之中，他一心想恢复周朝式的礼制社会。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像其在《礼记〃礼运》中所言的：“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指望通过正名、尊王、从周、复礼、德化的路径，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柏拉图则是融雅典的理性精神和斯巴达的勇士气概为一体，虚拟了“理 想国”。这个理想国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这个国家首先要具备智慧、勇敢、节制三个条件。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他们一个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个三下西西里，尽管就曾在政治上获得短暂的成就但是最后都化为乌有。就在屡遭打击，理想抱负不得实现的时候两位圣人都选择了教育。希望通过培养治国之才来实现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为此，孔子创办私学，柏拉图则创办了学园。

可见，孔子和柏拉图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各自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也受到不同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但是他们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又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性格命运，正是这些相同又不同的种种，形成了他们相似又相异的教 ③育思想。

二、试论孔子与柏拉图论教育目的 上文已经提到孔子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在那样的大同社会中人们是要行大道的，从私人到大众再到整个社会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要达到孔子心中的理想要求就一定需要一群集优秀的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丰富的知识内涵于一身的君子来构建。由此可见，孔子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而这个君子小到为身边人而服务，大到为国家而执政贡献。其实孔子的教育也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春秋末期，中国的现实让他深深的认识到人的真正作用，他希望君子的到来来统一社会。那么在孔子心目中到底对君子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在《论语》一书中不难看出，“女为君子懦，不为小人懦。”（《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对子夏提出的培养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士培养成君子。孔子曾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孔子的眼里，最高理想的“贤士”，是达到了“自知”、“自爱”、“自乐”的境界，从而与“天道”冥契无间、浑然一体的人。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作为一名君子首先要具备的就是有颜回这样豁达的心理状态。因为在成就一番作为的过程当中势必会经历万千阻碍，也可能抱负得不到实现，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基础即豁达的心态。这是孔子对君子的基础要求，这已经是平常人很难做到的视名利为浮云，拿得起放 得下。但是孔子心目中得君子绝不止步于此，在他心中仁、智、勇这三者是君子必须做到的，这在“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有所体现。其中最为重视的是君子的道德修养方面，注重“仁”，“礼”的培养。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除了要做到修己之外，还强调能够“安人”，“安百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达者兼济天下”（《论语〃雍也》）。孔子保持着以上的教育目的，引导着他的教育之路，在其私学中为各诸侯国培育了不少有用的治国之才，也会后人树立了不少学习的榜样。

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如果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主体是人，他在政治上也主张人治，当然这存在着“人在政兴，人亡政息。”的弊端，那么柏拉图的教育主体是“理念”。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的工具，培养哲学家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柏拉图高度估价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是改造人性，陶冶德性，实现理想国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人们灵魂在理念世界中所获得的理性和美德，由于降生时和肉体结合受到剧烈刺激，出生后又为情欲所蒙蔽，因而失去了效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先天的理性和德性发展起来。所以，他在《理想国》一书中构建了一个培养统治者和军人的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这两种人经过三十五年的的培养，又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成为精英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和孔子相同的是，柏拉图也把道德作为教育的重点，培养一个有德的哲学家也是他教育目的的归宿。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一定是理性的化身，有睿智的头脑，强烈的武士意志。但是柏拉图不把工、农、商列入教育的目标之中，因为他的教育目的致力于培养执政的哲学家，这点显然柏拉图带着个人的思想情感，相必这也跟他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导致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带有政治烙印。

由此可见，孔子和柏拉图都认为在乱世之中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够巩固各自所在国的统 治的统治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两人都将政治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也都非常强调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孔子追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备、心系天下、智勇双全的人才，他心中的君子是美德的化身，道德的典范，就算君王也要受到约束，服从道统，并且由此来检验一个君王的统治。而柏拉图追求的哲学王除了有高尚的道德以外，还要精通数理化等各方面的知识天才，并且他认为在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中，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这些不同也正反应出两者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三、试论孔子与柏拉图论教育对象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 货》），就是说一个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接受教育的不同，学习情况的不同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在这个人性论的基础上，作为教育者的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只要是主动亲自带着干肉到我这里登门求教，表示尊师重道之意，我就没有理由不把我的知识、学问传授给你。而在我们中国古代向来都是贵族垄断教育的，一些贫民却无法受到正规的教育，这就严重导致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放慢了中国的发展进度。我们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大胆提出“有教无类”的著名教育思想，他认为只要有心学习，“洁己已进”者，都来者不拒，兼并收纳就算是贫贱之士。这点我们可以从孔子的弟子的身份可以看出，从史籍资料的 记载来看，他们来自广泛的地域。孔子弟子的国籍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郑等诸侯国，而在古代，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种族；孔子的学生家庭出身也十分驳杂，他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比如，有出身于奴隶主贵族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司马牛等；有“穷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渊；有被称之为“卞之野人”，食黎霍、百里负米养老母的子路；有身着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有亲自耘瓜，帮母织布，三年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有家无臵锥之地的仲弓；有“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的子夏；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公冶长；曾为大盗的颜涿聚；还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大商人子贡，商人在春秋时期没有地位，仍属 “鄙人”之列，为官学所不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的教学方针，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利的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运动，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子在教育思想必定也会有些许的漏洞和欠缺。例如，孔子将人分为三种人，上等人是天生的知者，是不需要接受教育的；中等人是受教育者；下等人就是愚笨之人，要用刑法来管制他们，这样的观点未免显得不当，当然这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再者，孔子的教育对象有年龄和性别的局限，这跟中华民族历来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更是脱不了关系，这种观念至今依然无法彻底改变，孔子受其影响也不足为奇，这也成了孔子教育体系中得一个缺陷。

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到老”。但是偏偏在中国没有重视起儿童的教育，而柏拉图就在当时提出了幼儿教育。柏拉图重视学前教育。他说：“一切事都是开头最重要，尤其是对于幼年的……因为在幼年的时候，性格正在形成，任何印象都留下深刻的影响”，柏拉图强调教育应从小抓起，甚至提出了胎教问题。从幼儿开始一直到30岁的教育，柏拉图都有一定的教育对象规定。把教育对象锁定在幼儿体现了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先进性。而且柏拉图提倡精英教育，在他教育体系中理想培养的是一个城邦的维护者，所以不免偏重政治目的。这点从教育对象中也可以看出的，依据他的规 划，国家应厉行优生优育政策。执政者为人民选择婚配，最好的男子配最良的女子，以保证所生的后代属于优秀的种子。至于不良的男女的婚配，越少越好，以免生育不好的后代。婴儿出生后，那些不好的放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而优秀的种子则送至国家教养机关，施以公共教育。所以柏拉图的学园是以培养贵族子弟成为上层统治者为宗旨的，当时汇集了不少古希腊社会的精英人物，这显然是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这与孔子教育对象的平民性对比就显得狭隘，剥夺了平民和劳动者的受教育权，人为地划分了受教育的贵贱之分。但是在女子教育方面，柏拉图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因为在能力上女子并不低于男子，凡是 男子能做的事情，女子都可以做，不论是执政者还是卫国者，女子和男子一样都应成为候选人。这比起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显然进步。

综上所述，两位教育家论教育对象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孔子的教育对象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局限，相比柏拉图在这方面的理论显得落后了；而柏拉图的教育对象具有明显的贵族性，与孔子相比显得狭隘了。柏拉图的教育对象正好形成一个金字塔，而这个金字塔正是他的教育对象理念金字塔的反映。理性健全，天资聪颖的极少数人享受特殊的哲人教育，居于塔的顶端；为数稍多的理性不全、意志坚强的武士的教育处于中间；而缺乏理性，感情强烈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教育则在塔的底部。而孔子的教 育对象则正好形成一个倒金字塔，接受教育最多的是一群有志于学的人。这就是两者的不同。

四、试论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内容 孔子的教育内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以为基本教材，辅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非常的全面，多方位。因此孔子的教育内容也可以划分为政治教育、音乐教育、管理教育、道德教育等多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教育内容，孔子的教育总一个中心点，那就是“德”，所以本文在此想对孔子教育内容中的道德教育尝试进行论述。

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从教育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应该说是初步完整化了。这是孔子在教学内容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孔子对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道德和道德教育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内容的核心。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所讲的典制、德行、忠诚、守信四项内容，道德占了三项，典制与德行互为表里，也有密切的联系。在道德教育体系中，孔子将其分为“仁学”和“礼学”，每当其弟子问及有关仁、礼的问题时他总是不厌其烦的分时地的给予他们解答，目的就是让学生在明确道德概念的基础上，树立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在学习的过程 当中很容易身心疲惫，但是有些人能够坚持下去，有些人就会半途而废，要坚持靠的是信念。在孔子看来，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做到无坚不摧，就能成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志士仁人”。任何一种道德都是有认识和情感两部分组成的，在有了认识之后就应该要培养道德情感。在这方面在孔子的“仁”学中有所体现，分为“爱人”和“克己”两方面，“爱人”是指对人要有极大的同情心；“克己”就是指要克制自己不正当的私欲。有了道德情感之后，孔子要求的是道德行为，在樊迟问崇德时，孔子说：“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去做了然后再谈收获，是提升道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孔子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为政者孔子要求“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柏拉图在教育内容上和孔子有共同之处，但是更多的是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例如在道德教育上，柏拉图提出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四个主德作为人们基本道德准则，可见他的道德论是唯心的、先验的，具有浓厚的理性思辨区别于孔子的人本主义。在幼儿教育上，他说：“我们应该尽量使孩子们开始听到的一些故事必定是有道德影响的最好一课”，因为“在那个年龄深入于心的一切意见，最容易看出是不容易磨灭和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柏拉图要求政府对创作故事的人及其作品进行严格审查。审查的标准“以不慢神为第一义”，凡描 写天神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妒忌、说谎等等的故事，一律删去，唱歌的内容也是要加以选择的，但是这样做是好是坏就见仁见智了。在科目上，孔子以“六艺”为主，而柏拉图则是“四艺”，分别是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可以看出柏拉图注重“数”，倾向锻炼学生的心智，激发他们对于理念世界中真理的兴趣。他在阿加德米学园门口写上，“不懂几何学者勿入内”，可见他对“几何”这门课的重视度。因为柏拉图认为几何学在于学习掌握建造兵权，争取据点的本领。

通过两者的教育内容不难看出，孔子在各类教育中都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而柏拉图则注重对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形成了先今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教 育传统。

五、试论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方法 孔子在长期从事私学教育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表现了一种启发、讨论式的气氛。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有诸多辉煌创造，有许多成为我们先今教育的学习目标。第一个方法就是启发诱导，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第二个方法就是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孔子与弟子的交谈中，有不少例子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会就不同的人做出不一样的回答，例如在《论语〃颜渊》中，樊迟、司马牛、仲公和颜渊同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 四种不同的回答。第三个方法就是倡导乐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第四种就是指导学法，培养学生学思结合的习惯：要求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告诉学生要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重视温习，告诫学生“学而时习之”。孔子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对现今教育的借鉴意义也十分重大，有位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吸取孔子的智慧。”这句话足以显示孔子在世界的影响，其思想中得精华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瑰宝。

柏拉图在教学中多用演讲、交谈、对话、辩论来传授知识，教学中注重思维的培养和理

④性的启发。在其学园里，柏拉图大量运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教学，总体来说柏拉图的关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论述没有孔子来的系统。虽然和孔子一样也提倡启发式教学，但是大有不同的是他认为对数学、几何的公式推理，只要经过启发就算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推理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因此柏拉图的启发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引发学生头脑中得记忆。

总结语：

虽然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两位思想巨人在当时在现今都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尽管中西方相隔万里，然而，凡是进步的伟大的人类文明都有相同之处。现在的我们应当抱着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的态度，去学习去吸收。相信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和著作会永远给我们智慧和自信，引领我们不断向前。注释：

① 详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5页）

② 引自《理想国》。《理想国》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重要的对话体著作之一。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的中期对话，本书分为十卷。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不仅篇幅最长，而且内容十分丰富。这部“哲学大全”是柏拉图对自己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详见《理想国》，吴献书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01月版）

④ 引自《论语〃 颜渊》 刘琦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第189页 参考文献：

1、《论语〃述而》，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20、322、352页

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15页、237至238页、141页、144页、143页、260页

3、柏拉图。第七封信[c]。浦兴祖，洪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7页。

4、张斌贤“教育:为铸造幸福的国家 ——柏拉图《理想国》研读”《高等教育管理》2008年第2卷第4期 第 61至64页

4.孔子与庄子治国思想比较研究 篇四

1、指导思想相同

毛泽东与邓小平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而且能结合中国的国情灵活应用。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即使到了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 他在南方谈话中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强调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用了, 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2、治国道路相同

他们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走自己的路,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独立地走自己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治国目标相同

都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1954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 他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 他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实现四个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还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4、政治方略

首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是相同的, 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 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 都重视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三, 都重视民族工作,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四, 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邓小平进一步把它确定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其五, 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的内部矛盾。

5、经济方略

首先, 都重视经济工作, 主张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 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 他做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其次, 都重视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关系。1957年毛泽东提出, 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并且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确定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还专门做了《论十大关系》报告。邓小平同样重视经济关系的调整, 主张国民经济应协调发展。其三, 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 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允许私人开设工厂;要重视价值规律, 发展商品生产, 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20世纪50年代, 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邓小平更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 把改革看作是第二次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治国方略的不同点

1、治国重点上, 是随着形势变化及时实行重点转移还是未及时实行重点转移;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时代, 面临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重点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 对于这个转移, 他是清醒的。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1927年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 在乡村聚集力量, 用乡村包围城市, 然后夺得城市, 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 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但是对于第二次转变, 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总的来说, 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建设, 也想尽快发展生产力, 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 但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他更坚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继而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

邓小平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变, 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 他采取了: (1) 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强调一百年不动摇。 (2) 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从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重申生产力标准, 并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

2、治国方式上是不是敢于大胆地改革

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 只是在某些方面作了修补和改进。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 但是当在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 在坚持“革命加战争”的方针时, 就自己封闭了自己, 未抓住当时出现的一些改善对外关系, 加强对外交往的好时机。邓小平吸取毛泽东的教训, 主张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 这是与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最根本的不同。并且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中国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真正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治国途径上是不是重视民主和法治

毛泽东对民主十分重视。1944年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 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 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又明确提出“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 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但是他的民主有两大缺陷, 一是更多将民主看作是一种手段和作风, 这就难免出现坚持民主不彻底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崇尚“大民主”, 为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 毛泽东重视民主, 却未找到实现民主的途径。在法治方面, 他也十分重视, 但更重视政策的领导, 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 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十分强调制度建设。

4、治国目标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毛泽东向来重视调查研究, 但是作为一个诗人, 他又具有浪漫的气质, 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 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 即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 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 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邓小平则是实干主义家, 如“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不争论的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治国方略不同的原因

1、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因此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多一些。邓小平主要是如何尽快纠正“左倾错误”, 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2、国情认识不同

毛泽东认为“一穷二白”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穷”是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 文化和科学水平也不高。但他认为这既是好事, 又是坏事, 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同时也犯了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另外他对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中国国情是“底子薄, 人口多, 耕地少”, 这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前提。

3、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 并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 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 消灭商品货币, 在分配上大体平均, 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摘要：治国方略主要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 全盘的计划和策略, 并不是指那些具体的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 但主要是指实践, 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 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治国方略,相同点,不同点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2]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3]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4]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5]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5.孔子与庄子治国思想比较研究 篇五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古代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生活处于奴隶制社会瓦解逐步转变向封建社会的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大转型,原先的礼乐制度不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礼乐教育是维护贵族奴隶制统治及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为寻求这样一种能够使国家安定团结的有效途径,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乐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成礼教,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能够促使人们对礼的遵从[1]。孔子的乐教思想是建立在提高人品道德素养。孔子认为:音乐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素养,音乐种情感的表现或个体审美体验均需有所节制,要适度而不过度,即保持一种平和的情感状态,如此才能有效利用音乐陶冶其性,提高自身到品德素养。这也是儒家中庸之道在音乐审美体验中的运用。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腊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在青少年教育特别是音乐教育思想上的研究在西方教育发展长河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生于阶级斗争严峻社会动荡的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危机时期,他在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影响下,再加上自身身世和生活实践经验,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包括音乐教育的主张也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阶层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的目的分为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快乐表现至善和幸福。在进行具体的音乐施教时,要掌握中庸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的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功能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2]。

2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其生活背景和时代差异甚大,其教育观点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二者但音乐教育思想也会有相同的地方。首先,从背景来说,孔子处于奴隶制社会瓦解,逐步转变向封建社会,亚里士多德生于古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期,都处于社会变革动荡的时期的两人,音乐教育观与其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其次,从目的来说,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孔子为了通过“仁”这种观念和精神的敢换,做到“克己复礼”,所以孔子试图通过音乐教育这种具有很强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教育方式反作用于“仁”这一精神的培养,达到定国安邦这个目标。亚里士多德看来,教育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最重要的事能够起到维护国家政权统治的作用;再次,从内容上来看从文献记载的来看,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可以知道音乐教育是孔子整个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孔子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讲“礼”与“乐”思想相互贯穿。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目的的。如:“兴于诗,立与礼,成与乐”。然而,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的内容是“诗艺”教育和非实用性和非功利性的“文雅”教育,诗供人们休闲、消遣和享受的。可以通过学习音乐来净化心灵,陶冶性情,培养德行;最后,从教育途径上来看,孔子处于春秋末期,私学日渐兴盛,奴隶主贵族对教育对垄断已不复存在,孔子顺应当时教育发展趋势,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观点,其教育对象时包括了底层平民的广大社会群体。孔子通过四处游学,开办私学,传授音乐知识,打断了奴隶主贵族对知识的垄断。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对象排除了社会底层的平民和奴隶,主要针对雅典城邦的贵族公民而言。其音乐教育的实施途径是倡导公共教育,但是受教对象也是有明显局限性。

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音乐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陶冶情操,培养人的品德素养,都注意到了音乐形态上的美能净化人的心灵,都认为音乐教育是培养和提高具有全面素养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一思想对我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 孔子与亚里多德音乐教育观对我国的启示

3.1 我国学校普通音乐教育发展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1907年,音乐课程被正式列为学校教育课程中的必修科目,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中规定音乐课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1956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初中音乐教育大纲,规定了学校音乐教育是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报告中重新确定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步入正轨。

3.2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首先,学校对音乐教育的不重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一直在不断进步和摸索,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中小学学业中音乐课的考试成绩不计入学业总分,并且我国中小学教育重视知识性传输,因而对帮助学生完善人格,陶冶情操的音乐教育常常受到忽视,主要表现在为:中小学的音乐教学时间不够充足;音乐课的教学质量较低;教师消极对待。这些都是对我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不够重视的原因和表现。其次,学校音乐教育越来越具有功利化色彩。学校的音乐教育开始偏离正确轨道,很多家长孩子为了以后的升学和工作,将音乐视为一门特长,为孩子以后的加分当作敲门砖,学生学习音乐竹简趋向于功利化,丧失原来培养其道德人格,陶冶其情操的根本功能,丢失了其本身的吸引力,功利性的音乐价值观反而使学生们对音乐缺乏兴趣和动力。

3.3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教育观对当代学校普通音乐教育的启示

首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但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看到了音乐可以形成人性的善德,陶冶人的情操,都主张通过音乐教育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因此,在当代的学校教育中,一定要把音乐教育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学校应赋予音乐教育足够的重视,学校可以通过增加音乐课时间,提升音乐课质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接受音乐教育来提高学校音乐教育质量,才能到达育人的办学目的。然后,“中庸”是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原理和乐学标准。换而言之,学校在进行具体的音乐施教时,要掌握中庸的原则。音乐在青少年教育中应有它的位置,并且不能过度追求音乐的功利性,音乐学习所需要遵循的原则是适度而不是为了参加竞赛而去刻苦训练,这样才能感受到音乐带来的一切,才能够真的提升学生的素质,净化学生的内心,陶冶学生的情操。在漫长的一生中培养良好的品质,让音乐带来的益处伴随着人的一生。

摘要：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者,其哲学思想、政治观点、教育观点都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闪烁着耀眼但光芒,结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背景,通过从两者乐教思想对比,借鉴两者在乐教上的共同思想,为当今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带来一些启发和贡献。

关键词：孔子,亚里士多德,乐教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1]陈池瑜.孔子的礼乐思想与“绘事后素”[J].山东社会科学,2005,09:30-33.

[2]陆扬.析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J].南开学报,2006,03:92-96.

[3]刘喜珍.亚里士多德论音乐教育与公民道德品行培养的关系[J].现代大学教育,2005,06:35-39.

[4]田小军.孔子乐教思想与古希腊乐教思想试比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No.17601:98-104.

[5]杨德春.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J].音乐天地,2011,No.52703:4-5.

[6]谢晶.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观兼及对当代高校非专业音乐教育的启迪[D].中央音乐学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