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孔子》教案

《思想家孔子》教案（9篇）

1.《思想家孔子》教案 篇一

。

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名人名言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

不学诗，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有教无类。

自行束侑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学习态度：1.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的名言

方 法：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交 友：1.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思想家孔子》教案 篇二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 (前551-前479年) , 名丘, 字仲尼, 春秋末期鲁国人, 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 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 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 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 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倡导“有教无类”, 主张“因材施教”, 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 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 主张“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 , 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 不重身份, 不看财产多少, 也正因为如此, 孔子的弟子很多, 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 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 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 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开历史之先河, 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 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 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 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 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 同一个问题, 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 例如, 在 (《论语·颜渊》) 篇中记载, 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 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 子曰:“仁者, 其言也仞。”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 子曰:“克已复礼为仁, 一日克已复礼, 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 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 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 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 不能体谅别人, 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 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 已有很高的德行, 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 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 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 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 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 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 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 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 通过各种方式, 观察了解学生, 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 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 (认为子路果敢) , “赐也达” (子贡为人豁达、大度) , “求也艺” (冉求多才多艺) , “柴也愚” (高柴较迟钝) , “参也鲁” (曾参较耿直) , “师也辟” (子张较偏激) , 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 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 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 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 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 敢问。”孔子曰:“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同样的问题, 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 孔子的答复也不同, “一进之, 一退之, 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 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 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 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 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 程度不同, 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 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 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 可与宾客言”, 同样是身通大艺者, 也各有特长,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 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 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 避免盲目性;第二, 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 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 避免一刀切。

2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 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 但事实上, 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 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 一心想当政治家, 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以下都苏问, 欧答) 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 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敌人, 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 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苏问:“那好吧, 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 精神面临崩溃, 他欺骗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 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 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 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 哄他吃了下去, 结果治好了病, 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 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 他的朋友怕他自杀, 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 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 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 启发诱导, 层层分析, 步步深入, 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 谓开其意;发, 未达其辞。”可见, “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 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 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 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 但尚未考虑成熟, 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 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 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 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 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 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 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 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 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 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 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 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 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 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 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 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 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由学生自己去思考, 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 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 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 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 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 教师再点拨一下, 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 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 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 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 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 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 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 但是, 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 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求知应求实, 勤奋, 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 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 明白自己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 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敏以求之者。” (《论语·述而》) 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 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要向古人学习, 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 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 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 不如无书”, 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 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 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 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 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 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 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了。

在求知的方法上, 孔子主张勤奋,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要发愤学习, 他说:“吾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无益, 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 , “学如不及, 犹恐失之”。 (《论语·泰伯》) 孔子认为, 在学习方法上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 只有勤奋学习, 才能得到知识。他倡导学习要“学而不厌”。“学而不厌”说起来容易, 但真正做到就比较难了, 问题就出在无恒心上。一个人一时一事有恒心, 一段时间有恒心, 但未必一生有恒心。要做到“学而不厌”, 关键是学习目的要先明确。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道”, 不是欲求功利。若求功利, 如在一定时间内未达到目标, 必会对求知灰心丧气。若求知的目的是为了信仰, 为了事业, 则会在求知的过程中体验到快乐, 从而感到学无止境, 学习本身就是目的, 这样去做了, 必会“发愤忘食, 乐而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 孔子用此语教育弟子从师要广泛, 谁有道就跟谁学, 不管其年长、年幼、尊卑贵贱, 应广博地学习, 采百家之长而为已用, 只有这样才迅速提高自己。“三人行, 必有我师”, 也可以说孔子再次从另一角度阐述其学而不厌的求知方法。世人皆可为师, 只要你虚心, 且善于发现, 勤于学习, 任何人都会对你的学习和道德修养有帮助。

与此同时, 孔子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君子有九思:视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问, 忿思难, 见得思义。”事事处处都应运用思考力, 极力反对那些“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人。同时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可见, 学习就应该将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 否则只读书不思考是读死书, 就不会理解书中的深意, 将会越读越糊涂。但如果只是思考而不读书, 那就是空想, 就是神思殚竭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孔子这种不仅强调苦学, 还强调善思的学思并重的思想是其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又一贡献。

4由博反约, 对知识进行概括归纳

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论语·雍也》) 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孔子的话说得很清楚, 博学是为了获得较多的知识, 知识多是为了“笃志”, 为了“约之以礼”。这里孔子第一次提出了学习过程中由博返约的认识飞跃的问题。“博”和“约”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博”是拓宽知识面, “约”是概括归纳提高,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博”就不能正确的概括归纳, 就谈不上“约”;相反, 没有“约”, 不把知识进行概括、综合、归纳, 形成基本的概念、思想和观点, 那么知识仍然是零碎的杂乱的。人不能掌握精到的知识, 认识没有中心, 便不能付诸行动。所以, “由博反约”是思维高度概括的表现, 是驾驭知识的一种能力。

孔子还主张学生应当“多闻”、“多见”, 知识面宽广。孔子本人也是勤学好问, “每事问”、“无常师”, 因而成为学识广博、多才多艺的人。但是, 知识面广, 不能杂乱无章, 必须有一个中心加以统帅。他说:“赐也, 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欤?对曰:然, 非也, 予一以贯之”。见识多思路广, 对事情的理解就会深刻而全面, 解决问题就会左右逢源;能够“一以贯之”就能以简驭繁, 触类旁通。以约驭博就如同用一丝红线串起无数散落的珍珠而成为一件完善的艺术珍品, 有珠无线或有线无珠, 虽然有用, 但其价值就大大地降低了。

5积极倡导乐学,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孔子是“乐学”的积极倡导者。《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乐学的认识:“学而识习之, 不亦乐乎”, 指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孔子还把“乐学”作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他说:“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 孔子学习起来“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孔子不仅自己乐学, 而且还极善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他总是巧妙地把学生领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境地, 使他们美不胜收, 孔子是如何培养学生“乐学”呢?

一是注重创设一定的愉悦情境。孔子教学时, 常边弹琴边讲授, 使学生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 不知不觉地接受礼义道德, 文化知识的熏陶。《论语》中有不少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弹琴”、“鼓瑟”、“击磬”、“弦歌”的记载。在这样的情景中学习, 学生怎么会不感兴趣呢?二是注重“民主”教学。《论语·先讲》篇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次谈话式教学, 在优美的音乐中, 孔子启发学生各言其志, 他教学态度谦和、民主、诚恳、友爱, 让每个学生都有畅所欲言的机会, 不加干涉。教学气氛轻松和谐, 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参于意识。三是表扬鼓励。当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聪明才智或进步时, 孔子总是及时给予肯定和赞扬。例如, 他表扬子夏“起予者商也”, 称赞子贡“告诸往为而知者”, 赞赏颜回“闻一以知十”等等。这样就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使他们乐此不疲。孔子“乐教”, 他“乐教”的成功经验, 至今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上述五项原则都是侧重在教学方面的, 而且涉及到教学过程中的几个矛盾, 反映了教学过程的某些基本规律, 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相联系, 不能孤立地强调某一项原则。这些虽然不是孔子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教学原则的体系, 但是他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功的教学实践确实有内在逻辑, 蕴含这样原则体系。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曾用一段精采的语言称赞他的老师的人格和教学艺术:“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之以礼, 欲罢不能, 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乐, 虽欲从之, 末由也已”。细加品味正是概括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 以约驭博, 寓教于乐等五项主要教学原则。总之, 研究孔子关于教学原则的主张及其在发展演变中的成功经验, 对于充实当今教育实践将会有极大的益处。

参考文献

[1]金良年著.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5.

[2]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M].世界书局印行, 1985.

[3]李国钧,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4]戴文博主编.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5]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3.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三

教育的意义： 提升素养，治理国家

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素养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一样的，是环境与教育的不同使人有了差别。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学习礼乐之道，各有其现实意义：“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尽管当时已有人将孔子称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认为是好古、勤学让自己有所成，所以他强调“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意思是说，“圣”与“仁”的境界，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达到的。他还强调学习是为了端正和充实自己，不是为了向别人卖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孔子认为对治国而言，政令、刑律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如教育更加有效，所以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重视民生，主张富民，百姓富了就更要受教育以提高素质。他与冉有有以下对话。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在这里，孔子谈到了先富后教，但其实他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首位。“足食”“足兵”“民信”是孔子认为立国应具备的三项基本条件。在这三项中，迫不得已时，可以去掉“食”和“兵”，但“民信”是绝对不能去掉的，“民无信不立”，使百姓受教育是取得民信的方法之一。

教育的对象： 有教无类

对于教育的对象，孔子认为“有教无类”。他提出这个主张是有社会和思想基础的。首先，在春秋末期，原本由统治阶级垄断的教育已经逐渐向民众开放；其次，孔子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除了“上智”和“下愚”，其他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提升素养。

对于“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身体力行。他不仅对自己的儿子无所偏爱——“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招收弟子也是不看贫富、不分等级的，他的弟子中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还有像颜渊那样的穷人。

“有教无类”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统治阶级之外的普通民众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创了普及教育的先河。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普通民众中真正能受教育的还是少数。

教育的内容： 历史文献、社会实践、道德修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说的是孔子教学的内容，包括历史文献、社会实践、尽心竭力、诚实可信四个方面，而后两者又可以概括为道德修养。

孔子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仁人志士，所以他特别重视弟子的道德修养。“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首先应教育学生在家孝顺父母，外出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诚实可靠，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人，在有余力的时候，再去学习文献。

这里的“文献”指的是孔子整理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历史文献的学习，能使人掌握文化知识，同时还能提升道德修养。比如，孔子以《诗》来教育感化百姓，认为“诗教”能让人变得文明礼貌、温柔敦厚。他教育儿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对子贡和子夏在读《诗》过程中的感悟异常高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起予者商也”，语气中透露出无限欣慰。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诗》的学习同样重要的还有礼和乐。礼是道德标准，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不学礼，无以立”“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都说明孔子对礼教的重视。

而通过自己学习音乐的体会，孔子充分认识到“乐教”的巨大作用。他平时击磬、弹琴、唱歌，即使处在困境之中，也弦歌不绝。在武城，听到弦歌之声，他高兴地与弟子开起玩笑来。见到曾皙鼓瑟的从容淡定，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但仅有文献知识是不够的，孔子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强调要“笃行之”。他经常带领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当然，以上三点仅是孔子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比如孔子还十分重视技能教育。除了“礼”“乐”知识，他也要求学生学习“射”“御”“书”“数”，显然，孔子想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孔子不太重视科学知识，甚至鄙视生产劳动——孔子曾评价“请学稼”的樊迟是“小人哉”，这是他教育思想的消极方面。

七大教育原则及方法

平等对话——孔子与弟子的关系非常和谐融洽，师生感情深厚。“沂水春风”就是突出一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陪孔子，弟子们不仅毫无拘束地自述志向，还反问了孔子一些问题，孔子一一加以指点。

因材施教——正因为孔子善于因材施教，所以他的弟子各有专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针对子路与冉有同时提出的“闻斯行诸”，孔子作出不同的回答，对此他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诲人不倦——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办学，四十多年来从未间断教学活动。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他始终本着耐心说服的原则，即使学生屡犯错误，他也从不嫌弃。例如子路的性格比较粗暴，“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孔子仍不厌其烦地教育他，培养他成才，并与他建立起情同父子的关系。

身教重于言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话虽是对施政者说的，但同样适用于教育。孔子重视身教，甚至有过不再有所言说的念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启发式教学——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与子贡、子夏讨论《诗经》的内容时，就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绘事后素”的回答启发他们自己思考领悟。

温故知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指温习旧知识，就能得到新的体会、新的发现，这是孔子治学经验的总结。

学思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只学习不思考是没有用的，子夏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广泛地学习，坚持自己的志趣，诚恳地发自内心并且认真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这里面了。

【练一练】阅读材料，然后回答问题。

1. 子之武城①，闻弦歌②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注】 ①武城：鲁国的一个小城，当时子游是武城宰。②弦歌：以琴瑟伴奏歌唱。弦，指琴瑟。

（1） 在“割鸡焉用牛刀”的比喻中，“割鸡”与“用牛刀”是喻体，材料中与其相对应的本体分别是什么？

（2） 子游引述孔子的话有什么用意？请简要说明。

2.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1） 材料中“问一得三”中的“一”和“三”分别指什么内容？请用自己的话概括。

（2） 材料体现了孔子怎样的教育原则？请谈谈你对这一教育原则的认识。

【参考答案】

1. （1） “割鸡”对应治理武城县，“用牛刀”对应运用礼乐之道。

（2） 子游引述的孔子的话意为“君子学习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礼乐就容易使唤”。可见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要学习礼乐之道。所以，武城虽小，作为县宰也要用礼乐之道教化百姓，使君子和小人各安其分。子游用孔子自己说过的话巧妙地反驳了“割鸡焉用牛刀”的比喻。

2. （1） “一”指的是孔子有否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偏私的教诲；“三”指的是得知学《诗》的重要性、得知学礼的重要性、得知孔子对自己的儿子无所偏爱。

4.有关孔子思想论文 篇四

论文关键词：孔子思想 仁学思想 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世界文明 “仁学” 儒家思想 人类社会

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在“孝第”中间,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孝道。他认为,一个人要尽孝道,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关心牵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三是恭敬真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心存真诚。对父母的真诚是最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孝敬之诚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何异?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5.孔子教育思想 篇五

一、论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播学于平民：不分贵贱、贫富、等级

播学于四夷：不分地域、种族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南郭惠子)

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子贡)(《荀子・法行》)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二、论教育作用

1、论教育的社会功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2、论教育的个体功能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阳货》)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

三、论教育目标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宪问》)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四、论教育内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1、道德教育内容

(1)仁与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2)孝悌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

孝慈则忠。(《为政》)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3)忠信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

民无信不立。(《颜渊》)

2、知识教育内容：新六艺―六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德上艺下的教育传统

五、论道德教育

1、德智关系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2、论德育过程

知：有德者必有言。(《宪问》)

情：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子罕》)

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

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

3、论德育原则和方法

(1)立志乐道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孔颜乐处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阳货》)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2)自省自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3)改过迁善

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

过则勿惮改。(《学而》)

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卫灵公》)

六、论教学原则

1、启发诱导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朱熹：《四书集注》)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

2、因材施教

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四书集注》)

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汀#ā断冉》)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

3、学思并重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阳货》)

4、温故知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5、谦虚诚实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述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阳货》)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七、论教师

1、言传身教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不如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

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述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

3、循循善诱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

4、宽严结合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八、孔子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

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

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

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奠定了后世儒家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

他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

6.孔子的教育思想-简要 篇六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意思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弟子三千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教育主张。孔子弟子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也有很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教师选择适合每个学生特点的学习方法来有针对性的教学，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诲人不倦表明老师教育学生要有耐心，面对课堂上教育时的问题时要从自身出发，考虑自身的问题。

循循善诱是指教师要善于有步骤地引导别人学习。

而学生也应有更好的学习方法。

举一反三，指学生要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它许多事情，能够由此及彼。温故而知新指学生在学习时，要懂得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同时还要预习新的知识。

7.孔子的财政思想 篇七

关键词：孔子,敛从其薄,量入为出,藏富于民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子仲尼,鲁国平陬邑,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胸怀治理国家的抱负,曾表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曾为统治阶级“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其中也包括一系列财政措施,他的财政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礼”、“仁”、“义”的理财观

礼,即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有序。孔子视“周礼”为尽善尽美的圭臬,是国家、社会各个方面运行的根本规律,是其毕生追求的“大道”和“正道”。在春秋后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致使奴隶制度下的“礼”遭到严重的破坏。面对这种局面,孔子认为必须讲究“仁”与“义”才能“复礼”,因而,孔子一方面反对一切破坏“礼”的行为,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推崇“仁”与“义”,希望人们通过重新温“仁”、“义”之故,以知“周礼”之新。据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因为言“利”会影响孔子的“仁”与“义”的精神形象,但是孔子绝非不言“利”,只是言之有分寸,这个分寸就是不能逾越“仁”与“义”的界限,不能逾越“礼”的范围,也就是孔子讲究理财是建筑在“仁”与“义”的基础之上。孔子主张,理财要区别对待,君子晓之以“义”,自会有财,小人不懂理财,要由君子为之理财,而国家之财不必着意去理,只要不进行改革,而按照“礼”、“仁”、“义”的规范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孔子的理财观。

二、“敛从其薄”的财政收入主张

孔子从“礼”、“仁”、“义”的规范出发,在财政收入方面主张“敛从其薄”,支持“籍田以力”,反对鲁国的“初税亩”和“相地而催征”的征收办法。“初税亩”也就是“履亩纳税”,根据土地的数量缴纳赋税;“相地而催征”则是根据土地的面积以及肥沃程度征税。二者实质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取代了西周的井田制和“籍田以力”的赋役制度。在孔子看来“籍田以力”,是用劳役地租的形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最能保证“礼”的威严,维护“国”与“家”的稳定,保证“君子”与“野人”的有序。“初税亩”和“相地而催征”的征收方式正是孔子深恶痛疾的“礼崩乐坏”。“季孙欲以田赋”,并派专使去请教孔子,孔子当面不予回答,等到使者走后便对弟子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这句话说明,孔子反对以土地作为赋税的征收对象,以为这种办法不合于“礼”,不合于“礼”的征收办法就是“贪冒无厌”。

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征收办法才合乎于“礼”、合于“周公之典”?《论语》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去皿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显然,孔子所说的“敛从其薄”、实质上就是反对以田为征收对象的制度,而恢复井田制度下什一而税的彻法,当然更反对征收十分之二的税收。同时,在得知冉求为季氏理财,孔子大光其火,“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击之可也。”这句话一是抨击冉求为季氏聚敛;二是季氏的富有是因为季氏征收赋税的税率为十分之二,比周公增加了一倍;三是由于冉求为季氏理财,致使一个贵族的财富超过了周公,这不合于“礼”的规定。因此,孔子痛骂冉求。总之,孔子认为“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

三、“节用”的财政支出主张

孔子极力推崇的“礼”是以“温、良、恭、俭、让”为内核的,其中“俭”就是“节用”,这也是“仁”在孔子财政主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体现,甚至是对后世整个儒家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是符合“仁”这个总原则的。节约财政开支,爱惜民力,役使百姓不要耽误农事,都是仁政在财政方面的具体措施。孔子从不否认国家收入与支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孔子并不崇尚“法制”,他选择“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方式,即以“道德”和“周礼”共同来管理国家财政支出活动。在祭祀礼仪活动上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祭祀在封建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活动,在此方面的“俭”可见孔子对“节用”的推崇备至。孔子对主张“节用”的人也十分赞许,“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要修建新的金库,孔门弟子闵子骞说,仍用旧的怎么样,何必建新的呢?孔子称赞道:这个人平日不爱讲话,一开口一定很中肯。高度的称赞也能看出孔子对“节用”的支持。在物质条件相对有限的春秋时期,孔子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极力反对奢侈,他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足见孔子已经将“节用”的主张提高到了人的道德品质层面上。奢侈腐化、挥霍人民血汗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自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贪欲。统治阶级奉行“节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的稳定还是有好处的,客观上有利于国力的增强、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

四、“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主张

在回答弟子子贡关于如何处理政事的问题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在民食与军备之间,孔子是将民食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其次才谈得到保证军备需要。而当时的传统观点则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证军备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也应该是财政的基本原则。孔子明确地将保证军备需要放在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后,是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孔子早年长期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了解劳动者的疾苦是分不开的。

孔门弟子冉求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实际是孔子的主张。意即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有充足的税源;如果将百姓盘剥净尽,则财政收入亦无保证。孔子认为让百姓得到温饱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富裕对统治者来说是惠而不费的事。孔子行经卫国,见其人口众多,不禁脱口赞道:“庶矣哉!”冉有问遭:“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道:“富之”。此外,孔子还说过:“所重:民、食、丧、祭”,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孔子藏富于民的思想。除了“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主张,孔子又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在孔子看来,不管国家财富在分配数量的多寡,分配结果一定要保证公平,如此才能民悦成服。子贡问政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孔子不但注重国家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注重收入分配方法的协调性与持续性,“欲速”的慎重选择和“小大之利”的辩证判断,本质上是在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方法。

五、孔子财政思想评述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当地主阶级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满时,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较有远见的人士往往会为之忧虑,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以求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本阶级统治的稳定性。孔子就是一位这样的思想家,提出了“敛从其薄”、“节用爱人”、“藏富于民”的财政原则,以图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并幻想吸引人民“襁负其子而至”。当然,孔子也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更不是救世主,他提不出减轻财政剥削的具体办法,只好乞灵于已经死亡的赋役制度。可见,范文澜说“孔子学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有理由的。

那么,为什么孔子的财政思想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注意,没有被统治者所接受呢;为什么他一生奔走于诸国之间却只落得“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的下场,有人认为这足以证明孔子的主张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格格不入。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当时刚刚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尚不具备实行孔子主张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讲,当时新的生产关系比较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矛盾还未激化,地主阶级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它对自己残酷压榨的手段充满信心,不相信自己的对立面———农民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因而也就不重视对农民进行欺骗和让步。所以,直到秦朝,封建国家对人民的财政剥削还是肆无忌惮。从客观方面讲,春秋战国时期征战掠夺此起彼伏,各诸侯国为保存自己、吞并他国,都拼命扩大军事力量,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聚敛收入犹感不足,怎肯薄赋轻敛,何况孔子当时也提不出行之有效的主张。所以,孔子的财政思想从春秋到秦朝都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导致其短命而亡;而汉初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针,却获得了发展机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薄赋敛”思想,才成为正统思想。

8.孔子人才思想之综论 篇八

摘要：孔子思想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人才思想更闪现着智慧的光芒。孔子育人之说，尚贤之说对现世仍有巨大的启迪意义。鉴古知今，追寻先贤的足迹，让我们徜徉在伟大的思想海洋中汲取营养。关键词：孔子人才思想

0引言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朵鲜艳的奇葩，那就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学者——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相——孔子和他后继者们所形成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享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2000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乃至影响很深，而被后世尊称为圣人的孔子的人才观更是其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所处的年代是春秋末期，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有：正名、德政、克己、复礼。

“正名”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应名副其实，各自都按其等级名分的要求行事。

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复礼”，主要是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制作礼乐的周公，他崇尚“王道”治天下，但他不是简单要恢复周礼，而是主张采取各代制度之长。

在孔子的观念中“名”与”礼”都是有相互界限的，他说“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日侵官。”

孔子主张统治阶级要施行“德政”。“为政”篇中首先就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即说明君主遵从德政，民众就像众星捧月一样。

“克己”主要体现在品德的修养上，同时为了“复礼”的目的，他又提出“仁”以调整伦理关系，来规范贵族们的言行，和谐同志阶级内部的关系，<论语>中诸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孔子思想的具体写照。

2孔子对人的五层次说

子曰：“入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也就是君王若能清楚地分辨五类人(五个层次)，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孔子的五层次人说是站在道德层次上对人的评价，即按品行等级估量的。

所谓庸人，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交友三教九流，唯独无品学兼优的高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声色犬马，随波逐流。

士人：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各种言行虽不十全十美，但有值得称道之处。思想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根有据，犹如人的生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此类代表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善、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很难改变他。

君子：说话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平平常常，坦坦荡荡，并无特别之处，然而要真正赶上他，却很难做到。

贤人：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行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

圣人：自身的品德与天地自然法则融为一体。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彻底参透，与天下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际涯在哪里。

孔子的五层次人说中提倡“君子”，崇尚“圣贤”。他影响到了后继者们的言论和思想，如我们熟知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主张都是被后世学者当作为人处事和安身立命的行动指南。

3人才培养的目标

3.1以德为先《弟子规>中第一句首先就引用<论语·学而>中孔子的话：”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说明儒家将品德放在人才成长、培养的首项。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思想和言行。《论语·里仁》中就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孔子还告劝子夏要”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并且指出“君子道路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并告诫世人：“不患无位，患己不立，”说明一个人处事不怕没有地位，害怕的是没有品行。

3.2全面发展的人才孔子一生无人常师，先后向多人求学，所以学问渊博，但由于在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首开私人聚徒讲学之风。春秋时期随着贵族文化和教育垄断的打破，从而使“文化下移”。孔子顺应潮流，以诗、书、礼、易、春秋和六艺科目教授学生，门下弟子三千，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通才(通六艺者)就有72位贤人。孔子说：“六艺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意思是说六种文史著作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教育人，讲求政治的目的是一致的。《礼》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乐》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预测种类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孔子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君子。《论语·述而》中就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3.3“学而优则仕”孔子很明确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以政用。“学也，禄在其中矣。”“出则事公卿。”等等都说明了孔子的主张和对弟子们从政的期望。首先他本人就曾作过“秉田(专管放牧)”、“中都宰”、“司空(管理工程项目)”、“司寇(掌握司法)”等官职，后因政治抱负落空，便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人才，以从政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标。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梦想“如有用我者，当其为东周乎!“圣人修备以待时也。”《论语>中他与弟子们多是讨论从政问题的，对子路、子贡、冉有的政绩表现也多有评论，并告诫学生们“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4培养方法与方式

4.1“有教无类”孔子的弟子中出身贫富贵贱各种层次的人都有。有出自“鄙家”的子张，有“单食瓢饮，居于陋室”的颜因，有终身“空室蓬户”的季次、原宪等等，孔子不拘一格，都将他们教育为贤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有一个叫仲由(字子路)的，这个人本来很粗野，喜欢逞勇斗力，气性刚猛爽直，头上插戴着公鸡羽毛；身上佩挂着公猪的牙齿，还欺虐过孔子。于是孔子就陈礼乐慢慢来诱导他，后来子路经受了感化，穿儒服，备礼矢志，通过引荐请求做孔子的学生。

4.2“因材施教”《论语·先进》中描述“从我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予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孔子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特点以不同教育方式。针对仲由和冉求的不同性格，对同一件事孔子采取了截

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他的学生公西华百思不得其解。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由于冉求生性畏缩多虑，故而要激励他；而钟由急切好表现就应该压压他。孔子还勉励子夏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

4.3启发式教育《论语·雍也》表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对学生思想从不压制，而是根据事物不同的情景、时机、态势认真分析、推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颜回评价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诸多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5尚贤思想

5.1全面发展的君子孔子历来注重人才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包括文化、伦理、德行各方面。《论语·述而》中讲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德行最重要。在《论语》中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概念都是道德层面上讲的。君子应该道德纯备且又多才多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应可以弗畔也夫。”(雍也)，君子就是要成为“志与道，据于德，依与仁，游于艺”全面发展的人才。

5.2考核方法对于是否是君子、人才，孔子从不按众人的好恶评判，而是在实践过程中“揆德“。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不如乡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在《论语·卫灵公》中解释道：“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而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5.3举贤才孔子主张国家用人必须“举贤才”，因为“修废官……。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矣。”举贤是由执行者“自上而下”荐举。大臣知贤不举，埋没人才，就是“窃位”。他批评鲁国执政者藏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同时称道鲍叔，认为荐贤是高尚的美德，因为“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5.4“知人善任”《孔子家语》：“昔日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尊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语表明君王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贤才了如指掌，不但要知道他们名声好坏，并且要知道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以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史记》描述：田常正想在齐国作乱，移兵攻打鲁国，子路、子张、子石都请求前去救鲁，而孔子只同意子贡前去，结果子贡“一出”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破坏了吴国，强大了晋国，而越国也称霸了。在十年之中五国的力量、情势各自都发生了变化。为了达到“知人知自又知心”，孔子在教导弟子和判断人才标准时提出“六蔽”，“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所以知人才能善任，因为知人是举才、用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在孔子的人才思想中还有诸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教育弟子事有道之君，事无道之君、助纣为虐、怀恋禄位是君子的耻辱，要求”从道不从君”、“帮有道，则仕；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危帮不入，乱帮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6孔子人才思想的局限性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其时大国间正忙于争夺霸权，而小国又面临着被吞并灭亡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极其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而孔子竟对诸侯讲远古唐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仁政德治，显然与当时是格格不入的，很难被重用。孔子是历史产物，他的人才思想受当时历史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保守的政治倾向，使他人才思想带有局限性，如强调“尊尊”、“亲亲”的礼制与“举贤才”之间矛盾：在人才标准上过分强调道德修养，不是德才并重，而是以个人修养做好成才的出发点，即“行有余力，则学文，以至形成儒家思想所谓成才入仕层次台阶：正心、修身、齐国、治国、平天下。”

9.正确看待孔子及其思想 篇九

我第一次接触到孔子思想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中学初中语文课文有一篇“论语六则”。课文很短，摘录了《论语》的六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大部分警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时刚学文言文，对古代哲人的经就是死记硬背，对其中的意境与哲理不求甚解。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论语》已从崇高经典沦为批判对象。

总之，孔子是伟大的，《论语》是深邃的，对孔子和《论语》持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崇敬态度是应该的。但尊敬不等同于盲从和迷信。今天的人们仍要冷静地看到孔学自身的重大缺陷，比如孔学的“愚忠愚孝”、“三纲五常”、“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就是糟粕，是违反人性的。《论语》的精华就是教导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如何进行人格的修养和训练。反过来说，《论语》的局限性也就仅限于道德范畴（还不说其中有糟粕）。事实上，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道德，但并非只取决于道德。首先要取决于物质文明，其次要取决于政治的开明，社会的民主。所以，对于目前国学热、孔子热、《论语》热，是否应该有几分清醒。我们是要讲“以德治国”，但更重要的是做到“以法治国”；我们是要增进民族的传统的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但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增长方式的转型、创新能力的提升、生态环境的优化等等，这些肯定是比道德建设更为顶层的东西、更为紧要的环节。所以，我每每看到有些大学纷纷开办“总裁国学班”时，我心里总有些别扭。孔学能为这些经营者创造出他们渴望的财富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难道这些教授学者们不怀疑吗？后来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原来本应钻故纸堆的学究们也要“与时俱进”了。孔夫子在天之灵会有何感想？

近年来，孔子也“出国”了，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事情。但是，我们国人真的理解孔子了吗？在中华优秀文化输出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忘记优秀文化的引进。因为文化从来都是多元化的。在我们重拾“国学热”、“孔子热”之时，万万要坚持多维的思想，保持开放的思维，不要唯我独尊，务必做到思想认识、学术营养上的均衡。

该如何看待孔子？

论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 今年联合国设立了孔子奖，专门奖励各国政府部长级以上官员在文化、政治、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政府准备将曲阜建成文化标志性城市,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在这纷纷推崇孔子的时候，应该反思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他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呢？现在众口纷纷、各执一词，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我谈论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在不同的时期，孔子思想的地位与人们对其思想的评论是不同的，因此我将孔子的历史地位分成先秦、汉唐、宋明清及现代四个时期来探讨。先秦时期 在春秋战国，有一段百家争鸣的辉煌历史，儒、法、道、墨诸家互相批评，取长补短。那时人们对孔子的评价也很不一样，孔子的门生极为推崇孔子的思想，尤其是子贡将孔子奉为天人。墨家对儒家的非议很多，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并批评孔子所制定的繁杂的礼仪。道家则蔑视礼法，对儒家的仁义道德持否定态度。只有法家对孔子的言论比较赞成，但是认为应该以法治国并认为孔子的思想不合时宜。在春秋战国战乱不断的时期，孔子的仁义理论受人尊敬但是一直不能实际应用。到了秦朝，由于李斯认为很多人借助图书“以古讽今”，于是秦始皇下令将除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除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的典籍一概焚毁。一年之后，一些儒生认为秦始皇过于残暴于是暗地批评秦始皇，所以秦始皇镇压那些儒生，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一起坑杀在咸阳。自此，秦始皇对孔子及儒家就没了好感，儒学只能在地下暗暗发展。汉唐时期 由于秦朝对儒生的镇压，在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儒生便开始投靠各起义军首领，投靠刘邦的叔孙通在战争之时似显无用，可当开国之后，他以孔子之道制定礼仪，却显出了儒家的用“武”之地。后来，到了汉武帝之时，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的方针治理国家，代替了原来奉行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使孔子的思想一跃而入了统治地位。可是为什么孔子思想能被统治者所接受呢？这是因为孔子以礼为儒家的重要标准，他的重要思想就是“尊王治国”，在许多方面都为君王统治者设计了一套使人民服从的方针，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君王应有无限的权威，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因此，孔子思想受各代君王的青睐。而孔子的传人孟子只是说了一句“民为贵、君为轻”便被朱元璋赶出了孔庙。在这一段历史中，君王将孔子变成了神人，将经学变成了神学，象董仲舒、刘向等人都推断阴阳灾异，好象算卦先生。宋明清时期 宋朝以后更加推崇孔子，利用儒学的伦理道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神化儒学，使儒学更加接近神学，而且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儒、佛、道的三教的结合。使儒学神学化，佛教中国化。宋以后出现了八股文，使儒学更加僵硬死板，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现代时期 民国以来儒学开始没落，在五四运动时，进步的学生们开始批评孔子，象田汉就演出了一个“子见南子”的戏剧来讽刺孔子的道德理论。“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由圣人变成了人见人骂的“孔老二”。改革开放后，人们又开始推崇孔子，学习儒家学说中一些正确的东西，有的学校甚至开始读经。2000年来孔子的思想作为治国理论和人们的生活理念，使有四大发明的中国失去了工业化的机遇。面对新世纪，人们更应该批判地看待孔子，不应盲目地崇拜他。

试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本着实事求是和“扬弃”的态度，探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那么，这就和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应该承认，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时也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学而不厌”(《述而》)，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并立志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所以，我们对“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孔子承认“生而知之”并且视之为上等的，但他在实际活动中处处以“学知”为重，强调“学”和“习”。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沿着从“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这样的轨道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孔子没有作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但这方面的思想痕迹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十世可知也?”的问题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关于孔子的这段话，笔者认为，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化发展思想。正因为孔子看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了，所以他主张对前代之“礼”作一些“损益”。无论怎么说，孔子没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凝固不变的，否则，他就无法提出“损益”的主张来。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

《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又如：“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过则勿惮改。”(《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这里孔子说得很明白：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人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不要“惮改”，对于那些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法语之言”)必须接受，以“改之为贵”;如果“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了。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

三、“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

孔子时代，整个社会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局面中艰难地前进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对于这一切不可能熟视无睹。透过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领域中种种矛盾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孔子提出了以“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为核心的“中庸”思想，并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论语》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致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并且缺失了很长时间。在孔子看来，“中庸”的道德境界就是“允执其中”(《尧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先进》)如何达到“中庸”这种境界呢?孔子提出要“叩其两端”：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同时还要“执两用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学术界看法殊异。笔者认为，它虽然是在道德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留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痕迹，但透过这个道德外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矛盾存在的思想、矛盾解决方法的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孔子所说的“两端”也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叩其两端”、“执其两端”就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

孔子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他也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所犯错误也不相同。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人)矣。”(《里仁》)可以从某个人所犯错误来推知他是怎样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实践中，孔子更注意针对各个学生不同的特殊情况进行施教。如同是“闻斯行诸?”的问题，他给予不同的回答。对于子路，他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对于冉有，他却说：“闻斯行之”。为何有别?因冉有退缩，“故进之”;而子路兼人，“故退之”。(《先进》)此类记载，《论语》中还有很多。诸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同是“问孝”，孔子的解释却不一样(《为政》);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雷同(《颜渊》)。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了解得较多，因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意义的哲学范畴，如“故”与“新”、“质”与“文”、“言”与“行”、“学”与“思”等，并且初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故”与“新”是相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温故而知新”(《为政》)，“故”的积累可以“知新”。“学”与“思”也是相矛盾的，不可有所偏废。如果“学而不思”，就会迷惘;如果“思而不学”，就会变成空想(《为政》)。孔子自己也有过教训：“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对于“言”与“行”，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可见，孔子要求将“言”与“行”统一起来作辩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