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精选8篇）

1.鲁迅的杂文 篇一

一．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1.《热风》：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2.《坟》：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3.《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4.《而已集》：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5.《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 „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7.《南腔北调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8.《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9.《准风月谈》：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10.《花边文学》：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11.《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12.《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收集了1903——1936年间，所有未编入集子的小说、论文、杂文、新诗、旧体诗、序言、后记、启事、广告等到文章。前者是别人编辑，鲁迅写了《序言》，后者鲁迅编辑未完而去世，书名是他定的，由许广平一九三八年编成。

2.鲁迅的杂文 篇二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必然要说到中国杂文的旗帜人物鲁迅。

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魂”鲁迅的研究，还是很需要深入的。比如说，假设有人出了这样两道选择题：1.鲁迅的杂文质量——高，一般，低;2.鲁迅的杂文产量——高，一般，低。我相信，一般人都会选择两个“高”。其实，第二道题选择“高”，错了。因为，这是想当然。正确的答案是“低”。

且看如下事实——鲁迅杂文产量的统计：

《三闲集》：1927年，8篇;1928年，14篇;1929年，13篇。《二心集》：1930年，11篇;1931年，27篇。《南腔北调集》：1932年，9篇;1933年，41篇。《且介亭杂文》：1934年，36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48篇。《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14篇。《附集》：1934年至1936年3年，21篇。这是鲁迅杂文创作最旺盛的10年的统计。10年杂文总产量是242篇。10年中，平均15天多也就是半个多月产1篇杂文。最少的年份，1年只产了8篇，平均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产1篇杂文。

鲁迅的杂文，产量低而质量高，文字少而影响大。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对当今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哲学上，有一个命题：没有数量便没有质量。这个命题，也可以外延到文艺创作上：没有作品本身，哪来的作品质量?但是，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有了数量就一定有了质量。数量高而质量低，就是一个误区。当今的杂文创作，就进入了这个误区。鲁迅的杂文产量如果和当今一些杂文家的杂文产量相比，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特别是当今那些时评式“杂文”流水线写手们，其产量会是鲁迅的数倍、10倍。然而，如今的杂文家，有能够和鲁迅相提并论者么?恐怕没有。而且，不止是杂文界。古往今来，整个的文艺界，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唐朝的王之涣，一生写的诗，数量少得很。《全唐诗》中，只有他的6首诗。在全唐诗“拾遗”中，一首也没有。然而，王之涣却成了大唐诗国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白日依山尽”“黄河远上白云间”等6首诗几乎全是传诵之作。与王之涣相比，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上万首诗，并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广自己的“御制”，有些诗还刻在了石碑上来加以传布，但有几首流传开了呢?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时期，全国长篇小说的产量，低得很。而今，全国每年的长篇小说，产量在七八百部之巨，可有几部能够赶上“四大名著”的传播影响?据说，全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可被观众公认的剧、演质量双佳者，能够占到总产量的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和鲁迅反道而行，是当今杂文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通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外延到文艺界来。一个文艺创作者的创作能量——精力、时间、生活积累、对象观察等等，在一个时期是恒定的，不是无限的。这个能量，可以转换为作品。创作能量等于作品质量和产量的和数。作品质量和产量，看作是两个加数，是消耗创作能量的两个方面。在创作能量守恒的情况下，产量数值越大，质量数值越小;产量越高，质量越低。相反，十年磨一剑，像鲁迅说的作品写出来要多修改几遍，把创作能量较多地分配在质量上而较少地分配在产量上，就可能有高质量作品出来。“能量守恒定律”，在文艺创作上也可以叫“纳吐对等定律”。文艺创作家吸收积累的创作能量和创作即能量释放出的作品产量质量之和，是对等的。文艺创作，不可能超越这种规律。一些人想超越这种规律，又要提高产量又不影响质量，那无异于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鲁迅之所以创作成功，在于他清楚并遵循了这种规律。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第一条就是强调吸纳创作能量(“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就是提醒文艺创作者们要遵循文艺创作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即“纳吐对等定律”(“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

3.鲁迅的杂文 篇三

关键词：《申报·自由谈》 鲁迅 杂文 公共空间

一、《申报·自由谈》与黎烈文的报刊改革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条约第二条明确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中英两国共同签署《土地章程》，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随后，英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在上海划定了各自租界范围，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之后，租界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费成康说：“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1]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大肆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不久之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据点，现代报刊业也随之应运而生。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早期由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等人在上海发行。1907年5月30日，《申报》开始由华商经营，直到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之时才停刊，是中国创办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自由谈》是《申报》的主要副刊之一，创办于1911年8月24日。早期由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人主编，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自1932年12月起，总经理史量才决定改革《自由谈》，启用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黎烈文。黎烈文在主编《自由谈》之后，开始对其办刊宗旨进行全面改革。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在《幕前致辞》中说：“我们此后在这台上表演些什么，虽然在节目方面不能预先一一的报告出来，而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都是要牢牢站定的，即使是一些抽科打诨，一些装腔作势，我们也不敢随便应付”“但是话还是得说回来些，我们虽然不肯扮演猴子戏，模仿人的行为，以睹观众一笑，不肯唱几句十八摸，五更相思，或者哼几句‘云淡风清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而我们也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雄狮，以宣传什么主义，将个人和一小部分人的嗜好，来勉强大多数人的口味。”[2]由此可见，《自由谈》已经逐渐摒弃了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的陈腐文风，开始向现代意义上的办刊目标迈进，这无疑就给上海现代报刊业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在主编黎烈文的大力倡导之下，《自由谈》首先在稿件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这就紧紧抓住了现代报刊业进行改革的核心因素。1932年12月2日，《自由谈》在投稿简章中明确鼓励下列文稿：1、意味深长之幽默文字2、翻译短篇世界名著3、内容充实而有艺术价值之短篇创作小说4、讨论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学4、科学家轶闻、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5、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等之记述7、文字优美且具有特殊见地之游记印象记等。1932年12月12日，黎烈文在《编辑室启事（二）》中再次重申：“编者抱定宗旨，凡合用的稿件，不问作者为谁，决定刊载；凡不合用的稿件，就是最好朋友的作品，也断然割爱。自由谈不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自由谈”[3]自此之后，《自由谈》的办刊风格为之大变，刊载了许多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杂文，迅速成为自由撰稿人发表言论的优势平台。可以说，《自由谈》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报刊业发展进程中的一支劲旅，也成为上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比如，鲁迅和《自由谈》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密切关联，其在鲁迅后期生命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创作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正式达到上海，开始了将近十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关于和《自由谈》的具体关系，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我到上海之后，日报是常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4]此时，鲁迅不太关注《自由谈》，很有可能是由于《申报》属于鸳鸯蝴蝶派等旧派作家的文学阵地。但是不久，在好友郁达夫的盛情邀请之下，才开始对《自由谈》具有初步了解，但依然还是没有投稿。直到阅读到黎烈文的《写给一个在另一个世界的人》（1933年1月25日）一文后，鲁迅才逐渐心有所动，随之把《观斗》和《“逃”的合理化》两篇文章投寄给了《自由谈》。1933年初之后，鲁迅开始在《自由谈》上正式发表作品。在上海时期，鲁迅充分利用《自由谈》这一重要阵地，以杂文为斗争武器，严厉抨击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病，逐渐成为左翼思想文化界的精神领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唐小兵说：“理解晚年的鲁迅，‘自由谈无疑是一个最恰当的渠道，而理解了鲁迅倾注心血的‘自由谈，也就可以从一个层面来理解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在国难蜩螗之际的言论和心态。”[5]

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登载了一篇广告文字：“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6]“何家干”不是别人，即是鲁迅的笔名，“玄先生”则是茅盾的化名。后来，茅盾也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几天就为《自由谈》写稿。很快，鲁迅与茅盾等左翼作家成为《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得到许多读者的一致欢迎。据初步统计，自1933年1月开始，鲁迅在《自由谈》上共发表杂文140多篇，“平均每月八九篇”。据笔者统计，1933年1月24日至1933年5月8日，鲁迅给《自由谈》投稿43篇，除了《王化》《保留》《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等5篇被新闻检查官查禁未能发表外，其他38篇都得以刊载。1933年10月，鲁迅经过编选之后，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结集为《伪自由书》（《不三不四集》）。1934年2月，本书被国民党政府查禁。1933年6月10日至1933年11月17日，鲁迅在《自由谈》发表杂文61篇。后来，鲁迅把未曾发表的《关于翻译（上）》《双十怀古》《归厚》3篇文章添加进去，结集为《准风月谈》，于1934年12月由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的名义出版。1934年1月11日至1934年8月23日，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38篇，加上在《中华日报·动向》《太白》等刊载的23篇杂文，结集为《花边文学》于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可以说，鲁迅在上海寓居期间，特别是在1933年和1934年这两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之后，《自由谈》和鲁迅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度关联。与此同时，鲁迅与主编黎烈文之间的私人友谊也不断加深，这在鲁迅给黎烈文的私人信件中可以佐证。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严酷的查禁制度，鲁迅运用各种“钻网术”在《自由谈》上依然发表了大量杂文。比如，《不通两种》《出卖灵魂的秘诀》《<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吃白相饭”》《豪语的折扣》《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京派”与“海派”》《推》《踢》《爬和撞》《冲》《小品文的生机》《倒提》《骂杀和捧杀》等等，都是鲁迅杂文创作过程中的经典之作，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与五四时期相比，30年代鲁迅杂文除了在内容上存在不同之外，在体式方面也呈现了新变化：即系列性杂文、后记式杂文逐渐增多，在杂文形式上实现了创新。一般而言，系列性杂文是指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某一话题进行多层面分析，每一个论述视角都独立成篇，由于受到所载刊物版面限制，作者在发表之时就分别予以刊登，这些杂文组合起来又形成了一个集中话题。比如，《推》《踢》《冲》、《新秋杂识》《新秋杂识（二）》《新秋杂识（三）》、《关于翻译（上）》《关于翻译（下）》、《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玩笑只当它玩笑（上）》《玩笑只当它玩笑（下）》、《奇怪》《奇怪（二）》《奇怪（三）》、《看书琐记》《看书琐记（二）》《看书琐记（三）》、《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等等，都属于系列性杂文。而后记性杂文，是鲁迅在编选杂文集之时，对收录杂文做出详细说明，还添加了与自己杂文相关的文章、报纸、新闻报道、消息等等。后记性杂文一般篇幅较长，字数在一万以上，往往附在文集后面。比如，《伪自由书·后记》和《准风月谈·后记》，都无不如此。

关于系列性杂文，笔者仅以《推》《踢》《冲》为例来具体说明之。《推》记述了魔都上海的“上等人”在街上行走，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推踏弱小者的不合理现象。“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嘴唇，什么也不觉得。”[7]“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和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和踏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到一切下等华人。”[8]与“推”相类似的动作是“踢”。《踢》主要描述了中国的三名工人在上海租界码头乘凉，不知什么原因，被白俄巡捕踢入水中，一名被救起，一名被活活淹死。鲁迅说：“‘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9]“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在鲁迅看来，用现代工具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是20世纪压制弱小者的特殊战法。他说：“‘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10]通过“推”“踢”“冲”三类不同的“动作行为”，鲁迅极力谴责了强盗逻辑在这个魔幻之都的横行霸道，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共同欺压民众的可耻行为。

在《自由谈》上，鲁迅杂文中的许多艺术形象也得到拓展。语丝时期，鲁迅杂文中的艺术形象，往往都是“泛指”而非“实指”，注重局部勾勒而不重视全部或整体。“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个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11]1933年之后，鲁迅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表现技巧。其中，他广泛阅读了各种报刊杂志，以“抄新闻报纸”的写作方式来援引各种现实事件，再加以重新糅合和改造，形成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认为：“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俱在，揭其障弊，便是公道耳”[12]比如，《观斗》《崇实》《战略关系》《揩油》《“吃白相饭”》《抄靶子》《倒提》《论秦理斋夫人事》《大小骗》《洋服的没落》《“小童挡驾”》《由聋而哑》《“推”的余谈》等等，都是鲁迅根据各种社会乱象，运用比喻、戏仿、拼贴、反语、借代、象征、暗示、双关等手法创作出来的。

三、《申报·自由谈》的历史命运和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很强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径直刺向敌人的要害之处，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端嫉恨。他们认为，左翼作家包办了《自由谈》，几乎垄断了中国文坛，对执政当局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文学查禁制度，企图有效阻碍左翼文学的迅猛发展。1933年3月，《社会新闻》上发表文章说：“《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和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3]此时，国民党政府不断向《申报》主编史量才施压，要求解聘黎烈文。但是，史量才顶住了外界压力，坚持独立办报，并没有让步。此时，黎烈文自知已深陷困境，实在是左右为难。经过慎重思索之后，他也只能够选择妥协退让。1933年5月25日，黎烈文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篦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14]与此同时，鲁迅也切身感受到黎烈文的确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他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15]1933年11月25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16]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都没有再向《自由谈》投稿。在《伪自由书·前记》中，鲁迅说：“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17]“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18]实际上，鲁迅后来并没有放弃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而是经常变换笔名，采用“遮眼法”迷惑书报检查官员，把“风云”隐匿在谈“风月”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良好效果。

面对国民党政府百般制造的现实压力，1934年5月9日，黎烈文在《自由谈》上刊等启事，以“事忙无暇兼顾”为由，最终辞职。《自由谈》开始由张梓生主编。但是，张梓生也同样带有左翼思想倾向，依然延续了黎烈文的编辑风格，经常刊载左翼作家的杂文和翻译文章。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杭州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1935年10月31日，张梓生也被迫宣布辞职，《自由谈》开始停刊。但是，《自由谈》的社会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它不但组织了“大众语论争”“儿童教育论争”“小品文与‘方巾气之争”“翻译论争”“旧戏锣鼓讨论”“批评与谩骂之争”“四库全书珍本之争”等等，而且吸引了不同倾向的文学新人，在《自由谈》上任意驰骋，是上海思想文化界许多作家的精神家园。“鲁迅充分利用了自由谈这个战斗的平台，借助大众传媒的庞大传播功能，写了大量的杂文。鲁迅杂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面对公众，得到极大的释放，也得到社会的极大反响，甚至笔战，这样更激发鲁迅写出优秀的杂文来应付，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也是鲁迅对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的最大支持。”[19]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杂志，《自由谈》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成为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影响民众的重要平台。因此，《自由谈》在鲁迅生命后期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理应受到我们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1]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2]黎烈文：《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3]黎烈文：《编辑室启事（二）》，《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日。

[4]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唐小兵：《鲁迅和黎烈文的友谊》，《东方早报》2011年9月23日。

[6]《编辑室告读者书》，《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30日。

[7]鲁迅：《推》，《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206页。

[8]鲁迅：《推》，《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9]鲁迅：《踢》，《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0页。

[10]鲁迅：《冲》，《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页。

[11]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2页。

[12]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13]《社会新闻》1933年3月。

[14]黎烈文：《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

[15]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6]鲁迅：《致曹靖华》，《鲁迅全集》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

[17]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18]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200页。

[19]石剑锋：《不问风月，只谈家国：黎烈文和他的黄金时代》，《东方早报》2014年6月6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11AZD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13YJC751062）。]

4.读 鲁迅杂文 有感 篇四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就算说到家庭这个原本带着“和”的气息的概念，鲁迅先生并没有强调家庭对人的一种正面影响。活在当时的社会，民不聊生，处于抗战的前夕，家庭在中国来说是个可贵的概念。《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里，作者还是老调子地讽刺现状，抨击社会，鞭策有良知的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这句结语恐怕是暗含不少读者的潜意识。在国人赌牌九，吸大麻，吃喝玩乐嫖吹赌时，鲁迅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他能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在《南腔北调集》里揭露部分丑陋的国人的面目，求的是他们能痛改前非，做个清醒的人。每一篇文章的内核都不外乎“先哀后怒”，结合社会，提倡改革。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也称得上是半个革命家。

“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状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读懂鲁迅的文字，不难，但要读透，恐怕不是件易事。每看此诸如形象的讽喻时，我都深受教育。的确，他的目光超出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个前卫的先锋实验者。

哀国人不幸，就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窘迫潦倒，却无计可施。有时，不幸是自找的麻烦而非恶势力造成的，关键是心态问题，但作者最感悲哀的莫过于国人心态摆不正。他揭露了无数次丑，如《二丑艺术》一文里，鲁迅把国人的丑比喻成二花脸艺术——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比小丑坏。如此彻底的尖锐的讽刺，无非也是打自己人屁股，让自己人反省。

近来一部电影作品《孔子》引起轰动，倒不是电影多么优秀，而是电影开创中国电影业首例公关危机。面对狂潮般的争议声和是是非非，甚至再次出现世人对国学、孔子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孔子是文圣，但要还原在银幕上恐怕难上加难。几十年前就连鲁迅也讨论过孔子这一形象在大众心里其实“地位不高，甚至陌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其实已被误读不少，鲁迅认为一般民众对于他是恭谨的但不亲密，因为太远了。倒有那么一些“愚民”，主张“复古”“尊孔”，而儒家思想作为古代文化，是否应全盘继承或抛弃，值得我们深思。鲁迅的文章恰好给了我们深思和反思的空间。

这注定鲁迅不会受多数人追捧。“毒辣”的文字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中国又有多少个能像他一样说真心话写真心文的人呢？因此，《鲁迅杂文选》一书是那些追求革新的人的必看之书。感受当年的死寂，或许会看见死寂中乍现光芒。那是有良知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拯救新中国而发出的信号。

5.鲁迅杂文读后感 篇五

看完了鲁迅杂文集，心中有许多感悟，鲁迅的文字果然非比寻常，嬉笑辱骂皆成文字，某些论点上更有一针见血的犀利，一口气下来，读了十多篇，要不是中间打断，定要接着读下去。就这样间歇的一直读着。某一日，竟忽然嫌隙起来。杂文的字里行间，看不到几句称颂的话。

假设在你周围，充斥的都是不满与愤慨，厌世与忌俗，丑陋与肮脏，黑暗与迷茫，你还能欣然的微笑吗？我笑不起来。即使不是激烈地如周围一般糟糕，至少我也紧张了许多，沉闷了许多。或许，我就此陷进去了，开始变得郁郁寡欢了，开始悲观失望了，开始萎靡不振了。杂文里，怒喝着当权者的无能与残忍，痛斥着世人的愚昧与麻木，其人物世界里根本没有几个进步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当权者或世人本就该骂。又或者，有人就是受的了痛骂，一骂才会醒，醒来才会做些称道的事。如果是这样，倒也有些好处，杂文毕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细想起来，不免又有些悲哀了，民众丧失了自觉性，民族线线路劣根性，社会跌入了无底深渊，难以申诉，文字里文字外的世界竟悲催成这样。

不过杂文的风格就是这样？书中头几页的出版说明中讲到鲁迅可以说骂了，但他的骂从不对被骂对象的外形上加以丑化，而是抨击，剖析，从政治道德、精神方面给论敌以最本质的揭露，姑且不讨论他的说明鲜明特色，抑或辩证统一，这样的文章看的多了，确实让我烦闷了。相较那些优美的散文来说，杂文激烈了许多。原本一门心思的扎了进去，读到会意外，不忘偷笑几声。而后的偷笑少了，文字在视线里渐渐模糊，或者停留在某一段，某一句，全然不知文意，再也读不下去了。

6.鲁迅的杂文 篇六

“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乩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3〕。今谨摘录数条，以公同好——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4〕。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5〕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

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

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勿用惊叹符号，这是足以亡国的。

〔6〕但我所用的几个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笔来，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云：

中学为体西学用〔7〕，不薄今人爱古人〔8〕。”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北京《语丝》周刊第十七期。

本篇揭露的是当时顽固派和许多反改革者的“魂灵”和他们的思想“逻辑”。其中列举的诡辩式的奇怪言论，都是作者从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新思想、反对改革和毁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中概括出来的。

〔2〕“鬼画符” 符是道士以朱笔或墨笔在纸或布上画的似字非字的图形，迷信的人认为它能“驱鬼召神”或“治病延年”，“鬼画符”，即胡乱画的符。

〔3〕扶乩 一种迷信活动，由二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使下垂一端在沙盘上划字，假托为神鬼所示。太上老君，是道教对老子(老聃)的尊称;急急如律令敕，是道教符咒末尾的常用语，意思是如同法律命令，必须迅速执行。

〔4〕“男女授受不亲” 语见《孟子·离娄》。意思是男女之间不能亲手递接东西。

〔5〕过激派 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我国的反动派也曾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

〔6〕关于用惊叹符号足以亡国的论调，见《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张耀翔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其中统计了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说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现，因而认为多用惊叹号的白话为都是“亡国之音”。

〔7〕中学为体西学用 原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中学，指“治身心”的纲常名教;西学，指“应世事”的西方技术。

7.鲁迅的杂文 篇七

关键词：鲁迅,《介且亭杂文末编》,人生态度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 其文学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也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地不断“神化”了的政治符号。关于他的种种言说, 离这位杰出启蒙者的真实面目似乎渐行渐远。我认为, 通过阅读鲁迅人生最后阶段写的杂文, 得以窥见鲁迅生活态度之一斑, 或许有助于更接近真实地解读其人及作品。

一、“删夷枝叶的人, 决定得不到花果”

《介且亭杂文末编》收入了鲁迅临终前写的一些杂文, 与鲁迅以往的杂文集相比, 散发着更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这也是生活”……》一文是一篇很特别的文章。说其“特别”, 是指在这篇短文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斗士不尽相同的鲁迅, 一个历经沧桑、复归平静的智者的形象。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 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 屋子里显出微明, 我大略一看, 熟识的墙壁, 壁端的棱线, 熟识的书堆, 堆边的未订的画集, 外面的进行着的夜,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 我在生活, 我将生活下去, 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 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1)

从这些描写中可看到, 鲁迅对自己周围那些平平常常的事物, 是如此细致地审视着, 连“壁端的棱线”这样细碎的东西都收入了他的眼底。这样的视角仿佛是源自一个外界来客, 而不是整日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熟悉这一切事物的主人。或许文学家对于周围事物, 原本有着比常人更加敏锐的感知能力;或许这是一位即将弃世者, 对人世格外的眷恋。不管如何, 让读者得以贴近了一个去除“神化”的一切装饰物的“人”, 感受那轻柔地颤动着的心弦之音。

这种波澜不惊的平淡叙述方式, 浸润着作者对生活深深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与“俯首甘为儒子牛”, 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二元对立。一个修行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境地的人, 是没有恨也没有爱的;罗汉只求“自了”, 而地藏菩萨则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菩萨意译为“觉有情”, 体现的是先觉者度尽世间一切众生的情怀, 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由此想到, 鲁迅的所谓“尖酸刻薄”、对种种看不惯的社会现象的猛烈抨击, 其实正源自于他对生活、对人世极度的热爱, 以及对这世间普通民众的浓浓情义。他并不只是一个无畏的斗士, 而是像诗人一般, 对生活中点点滴滴充满热情和好奇心。

“第二天早晨在门光中一看, 果然, 熟识的墙壁, 熟识的书堆……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 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 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 李白怎样做诗, 怎样耍颠, 拿破仑怎样打仗, 怎样不睡觉, 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 要睡觉。其实, 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 是一定活不下去的, 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 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 一看也不看……

删夷枝叶的人, 决定得不到花果。” (2)

可见鲁迅是解得生活的三味的。“这也是生活”, 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题目, 既像是一种“彻悟”似的自我劝解、告慰, 也像是对那些为营头小利而熙来攘往的世人的循循善诱, 饱含着宗教般的悲悯情怀。在此, 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行将辞别有情世间的智者, 正为着执迷不悟的芸芸众生而太息, 并试图为他们做最后一次劝导。

二、“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一位文学研究者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鲁迅曾经有一句关于伟人的话:伟人在他死之后就成为了傀儡, 鲁迅此后也未逃脱他这句话所表达的命运。我们把鲁迅神化了, 我觉得鲁迅一生是非常反媚俗的, 但他却成了20世纪媚政治之俗的最大的祭品……” (3)

鲁迅在身后的盛名之下其实是寂寞的, 他早已经预见了自己身后必将为人所利用的情形, 但也无可奈何, 只好“由它去罢”。与杜甫《天末怀李白》一诗中的名句“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表露出的现世的无奈与身后的期许不同, 这样由人而平地飞升为神的“名”, 未必是鲁迅所愿吧。

这是鲁迅在《死》一文中列出的遗嘱:

“……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 管自己生活。———倘不, 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 倘无才能, 可寻点小事情过活, 万不过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4)

然后他终归是逃脱不了被神化的命运, 即使自己的亲人, 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参与了“造神”运动。看看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前言中的一段话:“从这回的写作来说, 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 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特别是这本小书, 曾得到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 他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亲切地指出何者应删, 何者应加, 就只恨自己限于水平, 以致不能更深切地体会这些指示, 使它更符合于人民的要求, 连自己都觉得离满意甚远, 因此, 内心总觉着不少惭愧的。” (5)

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心语, 或许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哀吧。一个妻子为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写回忆录, 也要采取“个人执笔, 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 由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来“指出何者应删, 何者应加”, 用这样的“工作方法”来写传记作品, 要想尊重历史, 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6)

自从在毛泽东笔下, 鲁迅成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他也就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一个被时势改造的“英雄”。看看不同时期出版的关于鲁迅的传记、回忆录中的政治字眼, 也许是一件颇有趣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的《人民文豪鲁迅》是这样评价鲁迅的:“中国近代在学术成就上足以可以和他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的人, 不是没有, 但像他一样, 以忘我的大无畏精神, 充当人民代言人与革命大护法, 开创一代新风气的不朽作家, 在中国还不易找到。” (7)

而在许广平写于1961年回忆录中, 对鲁迅的评价是与当时的“反右”相结合的:“不过从我看来,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 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 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 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 ……”冯雪峰在他的所谓《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自己是最清楚的, 是左联在借用他的地位与名誉, 这是严重的歪曲, 是他自己极端个入主义的反映, 于鲁迅无损……” (8)

到了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 对鲁迅的赞颂又与对“四人帮”的批判交织在一起了:“《鲁迅回忆录》的出版, 也是对祸国殃民‘四人帮’的批判和鞭挞。这伙‘黑暗的动物’极端仇视与惧怕伟大的革命家鲁迅, 因此他们放肆地涂抹鲁迅形象, 卑劣地篡改鲁迅精神, 阴险地封禁鲁迅著作, 横暴地窒息鲁迅研究……‘四人帮’紧步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后尘, 他们的命运当然也就和他们师承的前辈一样, 如同鲁迅所预言的, 必然遭到化为‘烟埃’的结局。” (9) 这里的鲁迅, 俨然一副镇鬼的钟魁的面目了。

“民族导师”“人民文豪”“文化新军”……在如此这般一次又一次的谥封中, 对鲁迅的评价成了政治的风向标, 鲁迅成了随心所欲、“为我所用”的工具, 他本来的真实面目也渐渐地变得模糊、难以辨认了……

三、浮华绚烂之后的平静

读《“这也是生活”……》一文, 那种繁华散尽、绚丽复归于平静的人生感悟发人深思, 或许只有真正识得生活的种种滋味、经历过热闹喧嚣的人, 才能写出这样平淡的语句来吧。有人讲, 释迦牟尼之所以能成佛, 只因为他已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体验了人生所有的七情六欲, 才可以决然“放下”。对大部分人来说, 只有真切体味到了人世间无尽的喜怒哀乐, 才会真正想摆脱苦海, 才能得到宁静。

由此联想到这本杂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这篇奇文将超凡而不脱俗的龙师父写得是这般活灵活现:“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 无论谁, 都称他为‘龙师父’, 瘦长的身子, 瘦长的脸, 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 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 对我也很和气, 不教我念一句经, 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 他自己呢, 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 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 ‘无祀孤魂, 来受甘露味’的时候, 是庄严透顶的, 平常可也不念经, 因为是住持, 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 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10)

龙师父“不念经”, 娶妻生子, 与人争斗, 仿佛与出家人的身份很不相符, 但他生活得是如此的真实, 让人感到无比亲切。不由得想到赵州禅师“吃茶去”那个著名的禅宗公案, 像龙师父这样任情、率真, 毫无伪饰、顺乎自然的生活, 也许反而接近了“禅”的真谛吧。

“吃茶去”的典故是这样的:师问新道:“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 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 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 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11)

赵州禅师三次说“吃茶去”, 大概意在消除僧人的妄想分别, 让他们随缘任运、平常自然, 由自己慢慢去感悟禅的道理。禅宗讲“吃饭睡觉都是禅”, 并不是吃饭睡觉本身就是禅, 而是指能够专心吃饭、安心睡觉、不打妄想, 这就是禅。由此类推, 或许真正明白了平常生活的可贵、了悟了那些平凡无奇事物的意义, 才可以说是懂得了生活的真谛。

在同一本杂文集中, 还可以看到《〈凯绥·坷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这篇文章。一个临终前的人, 会有那样的耐心, 对21幅版画, 一幅一幅地去仔细介绍, 深怕中国人对这种新兴形式不明白, 这真是不同寻常。现在的人很难有这份沉静了, 随便打开一本画册只能看到寥寥几语。这或许是因为许多人缺少了对生活的那种热情, 对喜爱的事物的那份执着。“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这样的细节, 也许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格调。

所谓“世间莫若修行好, 天下无如吃饭难”, 在平常的观念里, 总认为佛走起路来一定是离地三寸, 脚踩莲花, 腾空而去。而《金刚经》等佛经中记载的佛, 照样要吃饭, 照样要化缘, 照样光着脚走路, 脚底心照样踩到泥巴。所以回来还是一样要洗脚, 还是要吃饭, 还是要打坐, 就是那么平常。真正仙佛的境界, 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 (12)

《“这也是生活”……》, 就是这样一位智者, 在把握了人生真谛后的彻悟:“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 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牛活, 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 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13)

8.鲁迅的杂文 篇八

【关键词】引导学习；鲁迅杂文；注意问题

针对近年来有关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越来越被淡化的现象，我作为一名语文教学工作者，有必要也有责任去捍卫语文教材中所剩无几的鲁迅作品。下面结合教学心得谈谈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更好引导学生学习、鉴赏鲁迅作品。鲁迅作品中相当篇幅是他的杂文，鲁迅杂文博大精深，不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同时又是有着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鲁迅杂文从总体上来看，既洒脱又精警，既幽默又严峻。寓犀利于婉曲，冷中有热，热得发冷，这几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就是鲁迅杂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鲁迅的杂文是他和反动派、御用文人作斗争的武器，是让对手望而生畏的利器。在引导学生欣赏鲁迅杂文作品时，就要注意它“诗与政论相结合”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

一、议论和形象的高度结合

形象性，是使杂文区别于一般政论文的一个艺术特征。议论与形象的高度结合，是鲁迅杂文达到艺术高度的一个主要因素。鲁迅杂文所论述的，几乎都是严肃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但鲁迅从不空洞抽象地发议论，而总是把理论寓于形象之中，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去揭示问题的实质，把对一般人讲来容易枯燥的道理，讲得既生动又深刻，饒有兴味，发人深思。例如《拿来主义》一文中，文章在列举“送去主义”的表现时，有这样一句话：“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捧”字刻画出“大师”们毕恭毕敬，向帝国主义殖民者谄媚讨好的奴性心理。“挂”字勾画“大师”们自鸣得意的丑陋之态。引用“发扬国光”是讽刺国民党当局不以卖国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嘴脸。鲁迅先生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用精炼、传神的动词，恰如其分的修饰语和限制语，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国民党政府的卑躬屈膝，崇洋媚外的奴性和媚相。鲁迅使议论和形象结合的手法颇多，或借用故事传说，或采拮奇闻轶事，或提及生活琐闻，或联系自然现象，或穿插科学知识、历史文献，都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既增加了文章的风趣和吸引力，又有助于说明问题，增强了文章的战斗力。

二、严密而生动活泼的逻辑结构

鲁迅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有严谨周密而又生动活泼的逻辑结构，既无懈可击，又变化万端。鲁迅最善于抓住事物的要害和本质，最善于利用敌论的自相矛盾，分析精准，鞭辟入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例如《拿来主义》一文中，作者精妙地“破”与“立”的运用，作者一开始针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拿来主义”，是由于近代中国几千年来的“闭关主义”必然导致现在的“送去主义”。（暗指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卖国条约），“送去主义”是一种有往无来的卖国行径，必然导致国势日弱，被动挨打，从长远看，将造成亡国。因此，采取与“送去主义”针锋相对的“拿来主义”就刻不容缓。“送去主义”和“拿来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破敌论”正是为了“立正论”，“破”得彻底，“立”得才牢靠。文章通过先揭露批判“送去主义”的实质及其严重后果，再阐明“拿来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最后总结全文，指出实行“拿来主义”的人应具有的胆识和品质，以及“拿来主义”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意义。

三、辛辣而幽默的讽刺

旧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鲁迅常常用冷嘲热讽的方法，和敌人作战，进行社会批评。例如在《拿来主义》一文中，作者表面上讲文化上的事，实则揭露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魔爪伸向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国民党政府推行卖国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出卖国家的领土、资源和主权，确实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作者举了三个“送”的事例：“选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不知后事如何”，即有去无回，这是媚外的可耻行径；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挂过去。“捧”何其郑重、恭敬，媚态可掬；“挂”讽刺何其卖力，何其寒伧可笑；“发扬国光”反语，讽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一点进步，多么可怜，暗示“学艺”上的东西已经相当贫乏。作者讽刺批评的锋芒不是对着那几位艺术家，而是指向卖国媚外的反动当局及其御用文人，字里行间充满着憎恶和鄙视。

四、结语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中，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发挥了杂文的战斗作用，笔锋所向，锐不可当，达到了极其辉煌的艺术高度。他的杂文营养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汴生.《拿来主义》简析[J].安阳大学学报，2002（01）：54.

[2]张高杨.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性[J].才智，2010（03）：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