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共10篇）（共10篇）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 篇一

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行不通的原因探究

（赵玉枝，女，生于1991/5，本科毕业于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为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源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而自由主义不能提供解决民族危机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更无法真正融入到中国传统思想信仰的深层，多重的压力最终阻碍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关键词：自由主义；民族危机；奴性；政党政治

正文：自由是古老的，而自由主义则是近世的产物。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自由主义，西方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自由的生成条件，并使其在17世纪后发展成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思想要素和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对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种产生西方的舶来品，只是它不可避免的涂上了本土的色彩。

一、自由主义基本理论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自由主义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哲人们“认识你自己”的追问中产生对主体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在对自我的探究追问中产生对自由的认识。“自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思想家们赋予“自由”不同的涵义，霍布斯认为,“自由按照其确定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是从自由的原意出发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孟德斯鸠则把自由归结为人的一种能力或权利, “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从对自由的概念的认识，其后自由扩大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的原则，自由主义的产生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的。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个人享有超乎集体、社会、国家的优先权，个人是本源性的，社会、国家是派生性的，个人可以享有自由，但必须以他人的自由为界。

作为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自由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在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时，应该考虑到不同时空背景下它所发生的流变，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一、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

纵观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自严复起，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未停下对自由主义追求的步伐，但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未成为主流思想，造成中国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积淀不足。中国自由主义有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特点，先天不足主要是指自由主义终究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并非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另外，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舶来品是对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修正品，它缺少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后天失调是指自由主义在传入中国社会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救亡图存的外在压力迫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加偏向对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考量，再加上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些著作的认识不足，对西方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把握不够透彻和完整，因而在宣扬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在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自身的理论淀十分有限，加上急迫的现实需求，使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重心选择上更乐于接受19世纪以后流行于西方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因此与西方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论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显示出本土特色。

第二，中国社会的奴性厚重，与自由平等的理念相悖。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三纲五常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深远，纵观中国社会的劣根性，奴性是最突出的，而这种奴性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对于政治的参与度不高，对于推翻现有的封建专制体制的观望态度。奴性的反义词就是独立，正如胡适先生关于自由和独立的观点，不要想着怎么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的，人应该先谋求自身的独立，给了自由不独立仍然是奴隶。因此，中国人的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人的人格独立性不足，没有一定的人格独立，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便是更加艰难。

第三，阶级基础薄弱。虽然自由主义运动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但它的成败与否并非完全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是依赖中国社会结构层次变迁中特别是时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动荡不断，中国社会几经分化，市民社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未形成一个自由主义可以依赖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社会，城市阶层和知识分子占少数，中国社会还是以农耕社会下的农民和地主为主，这就决定了自由主义缺乏阶级依靠，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国自由主义声势浩大，但终究因为在社会力量上缺乏支持而举步维艰。

第四，不利的政治现实。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血泪史，民族救亡是时代的主题。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又是艰难曲折之时，疾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社会改革，国民急于寻求快速摆脱民族危机的良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自然是与社会现实的需求有所背离，渐进的改良方式并不能满足人们救亡图存的心理。此外，自由主义对秩序十分看重的，自由主义所假定共同标准在中国社会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种标准的手段。自由主义的发展也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法给予的，动荡的社会使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夹缝中发展，自然是缓慢而又弱小的。

第五，自由主义者对政党政治的疏漏。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朋党”是最缺乏合法性的政治行为，而现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却是政党政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知政党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内忧外患造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却不得不用心拿捏自己组党的热情，生怕给混乱的政局再添几分不安。“中国自由党”在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后，最终胎死腹中，造成这种悲剧后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与王牌人物胡适先生的态度和影响有关。对于政治上“轨道”的考虑，胡适从内心希望自由主义者组织一个自由党，而他本人的性格却是更乐于扮演一个“超然”、“独立”的，立于各党各派之上的“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角色，这种组党的态度和热情度不利于自由主义向更加成熟方向的发展。

结语

西方自由主义孕育于西方社会，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逐渐成熟，它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西方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中国的自由主义源于西方，但由于历史和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在近代中国社会成为一种主流思想，但这并不能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失败的，它所宣扬的权利制衡、公民自由等理念在中国社会流传开来，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成熟必然是有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0-168.[3]何兆武.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58.[4]胡伟希.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J].甘肃社会科学,1994,(2).[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39.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 篇二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产业,多元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当今世界, 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机会的同时, 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但是,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战场上, 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较明显的劣势。

1. 在国际上,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占强势地位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特别是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衬托下, 更显示出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 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但是在国际格局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占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文化领域。

第一, 从数量上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目前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以及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除中国以外, 其他四国都是小国, 自身实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差甚远。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幻想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的封锁, 并且他们具有地理上的优势。

第二, 从质量上看, 目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程度比社会主义国家要好。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 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程度要好。美国、日本以及欧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控制着世界的政治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 他们可以编造一切理由绕过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其所谓的“拯救人民”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干预, 而最终却使“被拯救”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同时利用其控制的话语权不断地为其丑陋的行为遮掩, 谎言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丑陋的嘴脸, 是资本主义自私自利和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质。

2. 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文化安全问题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客观面对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尤其是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维护社会的文化安全显得更为重要与严峻。全球化几乎把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到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竞争平台上, 在这里各国不仅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领域相互竞争, 各种思想文化也相互激荡。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也使社会主义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第一, 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入。改革开放之后, 西方的许多思想文化不断地涌入中国, 西方资本家们看到了中国这一巨大且潜力无限的市场, 不断地向中国倾销大量的文化产品, 他们一方面从中获得大量的利润, 另一方面也是在倾销资本主义的文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现在的社会不断凸显出来, 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因此更加猛烈地向社会主义刮起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春风”, 不断地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

第二, 中国古代封建思想死灰复燃。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使得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不断地同封建思想斗争, 但并没有根除, 只是表面的销声匿迹, 其实它一直隐性地存在。改革开放之后, 隐藏在社会角落的封建残余思想重新踏入了我们的生活,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 酒文化、官场文化、人情关系甚至封建社会盛行的黄、赌、毒、黑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落后思想在当今社会大张旗鼓地回归,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抱怨这些落后封建思想扰乱我们社会的同时, 我们也在慢慢地被这些思想侵蚀。

3. 在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被歪曲与误解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党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在资本主义社会,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其社会中的强势地位, 这种强势地位也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第一, 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其强势地位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与污蔑宣传。资产阶级利用其统治地位, 也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 大肆地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的宣传, 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思想舆论工具和新闻传媒, 始终掌控着话语权, 操纵着思想意识的舆论导向。

第二, 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为西方社会的攻击提供了口实。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进程中, 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特别是在当前的改革发展转型期, 更是矛盾凸显。但是问题与矛盾的出现是一个社会以及一种制度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然而, 西方社会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 认为问题的出现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乏合理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之路探究

1. 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和依据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 它不是某个人的理想追求, 而是一个社会的理想追求。很多人会这样问, 我们的社会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共产主义, 但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又是个深奥的问题。有人说是集体主义, 但这样是否过于片面?也有的人说, 我们追求的是公平正义, 但这是否能真正地、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在推出与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课题上,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同样一个问题, 如果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追求的是什么, 大部分人都会说:自由、平等、民主。这其实是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文化战争上的一次胜利,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未被真正打造出来之际, 资本主义已使他们“自由、平等、民主”的号角响彻整个大地, 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蔓延到了我们的土地,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必须尽快打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它不仅比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更先进, 而且还比它更易于大众化。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同发展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必须丰富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文化多元化与文化安全有着重要的联系, 它是一个社会自信的表现, 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走向自信的途径。一个封闭自守的人在信息化快节奏的生活中, 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安全非常重要, 因为:

第一, 中国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现在的社会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前比较单一的社会结构, 而是不断地向复杂化发展,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下, 必然需要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第二, 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要求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只有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风俗, 促进各个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 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统一, 才能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第三, 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 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激荡, 闭关锁国式的单一发展已不再成为可能, 改革与开放才能造就繁荣与昌盛。

第四, 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需要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就必须吸纳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让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 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占主导地位, 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 我们就会丧失文化发展的方向, 这同样是危险的。

3. 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

中共中央提出, 到2020年,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目前面临的文化安全挑战的一种积极应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 打造文化产业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第一, 提高国家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实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在不断地进行与深化, 这些改革也造就了中国现在的成就, 现在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中国迈向更高层次的另一动力。

第二, 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文化企业能够生产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并且赋予它们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教育的功能, 这样不仅满足了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 而且也隐性地对他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

第三, 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利用其先进的文化产业大肆向社会主义国家倾销其文化产品, 一方面, 资本家们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另一方面, 西方资产阶级也利用其文化产品宣传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今社会, 少数国人的崇洋媚外严重, 那些所谓“上档次”的人, 穿洋货, 吃西餐, 喝咖啡, 过洋节, 开洋车, 连娶老婆都要求是洋妞, 太多的人用“洋生活”来衡量自身以及别人的“身价”, 这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泛滥的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空虚和匮乏的结果。所以打造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是必要的, 也是迫切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安全, 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必须要有文化安全忧患意识, 这样社会主义中国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0[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0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 篇三

[关键词]协商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协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生长的主要载体是统一战线和政党间的政治协商。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本身蕴涵着协商民主的精髓，其产生、发展都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深深相融、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特色协商民主随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和政治协商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形成和不断完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呼唤协商民主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首要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基本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而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仅凭一个阶级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需要多阶级或多阶层的联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统一战线理论并付诸实践，不仅为多阶级的联合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靠的载体。

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专制的历史传统、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民国初年议会制度在中国遭遇的厄运，中国各个政党只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取得革命的胜利。自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掌握在国共两党手中。两个拥有武装和政权的政党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有合作也有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一股爱国民主力量，形成并发展起来。民主党派大多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是这些阶级的利益代表者，民主党派登上历史舞台之初，虽在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上和共产党有相同之处，但其把自身定位于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势力，在抗日战争胜利及其胜利之初的一段时期内，许多民主党派以中间党派的形式出现，致力于第三大党运动，鼓吹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若即若离，甚至有的民主党如右翼青年党、民社党从中间党派分离出来，投靠了国民党。面对蒋介石悍然挑起内战、非法取缔民盟的冷酷事实，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并对民主党派进行积极帮助和引导。国共两党的强烈对比使希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民主党派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才是唯一正确的。民主党派抛弃了传统中间党派在国共之间保持平衡的幻想和做法，逐渐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为进一步团结、争取中间势力，1945年6月，中共邀请民主人士访问延安，商谈国是，会谈中双方态度诚恳，畅所欲言，求同存异，正是在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毛黄谈话”。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中间势力和无党派人士在相互配合、共同斗争中，进一步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不懈追求促成协商民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始终与争取和发展人民民主联系在一起，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对人民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是分不开的。中国自成立起，就把追求民主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始终秉承“协商民主”精神，同其他社会民主力量合作共事、政治协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地分析中国国情和阶级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非常丰富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其中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协商议事等精神，从而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生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实践上看，中国的政治协商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一直贯彻“协商民主”精神，大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基础上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与主持政权的国民党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政治协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萌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分别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协商民主的初步实践。国家层面，中国共产党以合作党的身份参与以全民抗战为主旨的政治协商，其主要载体是国民政府参政会等机构，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成立到1948年结束，延续时间将近十年。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的实践过程中与民主人士有较多的合作，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以及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正是始于国民参政会期间的相互往来和了解，而经过国民参政会的实践，协商也由此成为一种民主的形式，具有了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以领导党的身份主持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协商，其主要载体就是“三三制”政权。根据地层面，中国共产党在控制的地区政权中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党派各占三分之一，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开明绅士的政治协商，“三三制”政权的实践是协商民主的初步运用。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举行，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政治发展的显著成果。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正是在这些实践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并为其制度的形成积累了历史经验。

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历史实践及制度构建

1948年，是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土地改革在各解放区顺利进行，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各民主党派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为新政协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从尊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主合作的历史出发，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五一口号”一经发表，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同年6月25日，民革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表示不仅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更愿“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各民主党派在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同时，积极开展关于召开新政协有关问题的广泛讨论，形成了新政协运动的局面。在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基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明确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大多数在民主

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这个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上取得长足进步，是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关键。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决战拉开了序幕，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重大胜利，人民革命在全国已成定局。为适应新形势，当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分批护送各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进入解放区后，中共开始与他们具体协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诸项问题。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的过程是一个多元协调的过程，协商的重点不在于事后表决，而在于事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新政协召开前，筹备会决定分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共同纲领、大会宣言，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始终进行了良好协商，双方在互相信任、尊重的基础上，平等、自由、公开的交流观点，交换看法，并且新政协会议充分考虑了不同的观点，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使各项议题最终能够更具科学性和合法性。

首先，各民主党派就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代表名额和名单进行民主协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黄炎培等都参加了这一工作。经过反复协商，历时三个多月，最后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六百六十二名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员占44％，各民主党派成员占30％，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占26％。新政协的这一阵容，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其次，对共同纲领起草工作的协商。针对中共拟定的初稿，民主党派人士共进行了七次讨论。先是由先到北平的各党派代表进行了两次讨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自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委会也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都是各党派在反复讨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解决的。共同纲领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协商的产物，它也成为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再次，就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展开讨论。经过反复的讨论协商，一致认为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机构，人民政协组织法使统一战线走向了组织化、制度化。关于国家名称，在充分协商、考虑各方面建议的基础上，最后决定采用了政务院的名称。在多轮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政权制度的精神拟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新政协的整个筹备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融洽协商，为新政协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旗、国歌等决议案。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协商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其人员构成显示了协商民主的成果：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主席、副主席名单中民主人士占了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也有26名，占46.5％。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产生的政务院同样体现了民主协商的成果。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总理、副总理名单中民主人士占了50％。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甚至超过了半数达到了60％。此外，政务院各部门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最低为43％，最高达60％。民盟主要领导人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有两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分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副署长，甚至在“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也没有大权独揽，仍安排起义将领程潜担任委员会副主席，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直接参与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

上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号召，紧密团结在中共周围，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的整个过程，即使中共的“协商民主”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又促使各民主党派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本国国情，从中国的特殊生态环境出发，始终对民主进行不懈探索和执着追求，使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不断得到生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逐渐走向成熟，并最终使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得以初步构建，为建国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继续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篇四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先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2、其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 的具体过程,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篇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饿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主要结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内容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2.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3.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4.政策和策略的理论5.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6.党的建设理论7.还有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3.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5.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国家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科学发展观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2.我国在新世纪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3.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战略思想。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精髓，所谓精髓是对于某一理论而言，指的是让这一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终点，同时又体现这一理论各个基本观点中的最本质的东西。正是把握和运用了这个精髓，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品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它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原因：⑴这种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反映，是理论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彻底科学性、坚定的革命性和自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历久不衰，永葆青春，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彻底科学性。⑵这种品质是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就要把握规律性。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和循运用规律，是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⑶这种品质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篇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法光芒

作者：陈瑞来《光明日报》（2018年01月15日 06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十九大报告最突出的亮点、最重大的历史贡献，十九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篇贯穿、全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辩证法光芒。其中，有一些重要关系对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报告具有重要启迪，需要辩证看待、加深理解、准确把握，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一、把握新思想与新时代的关系。要看到新时代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又要看到新时代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属于新思想的范畴体系。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引领下实现的，又要看到新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理论创造与伟大实践创造的良性互动，领会为什么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关系。要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又要看到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次成功的、具有飞跃性质的体系化建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和解决人类问题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新贡献，具有深远世界意义和广泛国际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化的重要思想，在中国经历了引进和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现在又重新实现了国际化。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里程碑意义，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三、把握“八个明确”与“十四个坚持”的关系。要看到二者属于不同层面的范畴，即“八个明确”是指导思想层面的范畴，重点解决的是“怎么看”，“十四个坚持”是行动纲领层面的范畴，重点解决的是“怎么办”，又要看到二者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统一于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地领会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部署了“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了“桥或船”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战略与战术的高度统一。

四、把握历史方位与矛盾转化的关系。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变”，又要看到主要矛盾转化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性变化，进入新时代没有改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不变”。要看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长期的演变过程，又要看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全面加快了量变向质变的转变。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更好遵循和运用矛盾运动规律，承担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五、把握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的关系。要看到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将贯穿伟大梦想实现的全过程，又要看到伟大事业的战略布局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同样贯穿伟大梦想实现全过程。要看到伟大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要看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实现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还要浓墨重彩地写下去，伟大事业不会因伟大梦想的实现而终止，而是伴随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继续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进。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全部主题，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期性、崇高性，始终坚定“四个自信”。

六、把握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要看到两个“中心”属于不同范畴，人民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条路线要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又要看到两个“中心”并不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体现，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成为空想。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统一的桥梁纽带。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为什么要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七、把握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系。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强调这一点，不是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汲取中华文化滋养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这一点不是贬低中华传统文化，而是赋予中华文化更广泛的人民性、更鲜明的现代性，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为什么总书记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传承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领会为什么十九大 2 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八、把握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要看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都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题中要义，又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了从严而从严、不是为了治党而治党，而是为了坚持和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为什么要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坚持，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九、把握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的关系。要看到我国已成为影响世界、塑造未来的主要力量，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早已与“挨打”“挨饿”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又要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更要看到虽然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我国永远和最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立场没有变，维护最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坚定决心没有变。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历史方位，更好领会中国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

十、把握高举中国旗帜与不输出中国模式的关系。要看到我国不“输入”外国模式，而是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又要看到我们充分尊重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输出”中国模式，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成功做法。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的中国智慧。

十一、把握造福中国人民与造福世界人民的关系。要看到我们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又要看到我们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并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使命的党。要看到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又要看到为世界人民造福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大国责任、大国担当，同时也是为造福中国人民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把握好这一关系，才能更好领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的大智慧大担当，领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大党、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大视野大境界。

十二、把握雄心壮志与坚定笃行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又保持了对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问题的冷静分析，既描绘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又洞察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握好这一关系，我们既要看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3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要看到民族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 篇七

关键词：民主价值观,宣传引导,中国特色,舆论监督

一、引言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与普遍追求，具体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民主发展道路各有不同。对于发展到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探索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民的热烈呼声和强烈召唤。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有很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能够从观念层面、从心理基础、从核心内在角度帮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民主内涵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形成人们对民主意义和重要性的突出与强调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前提，内含着人类民主共性、社会主义共性以及中国特色个性，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把民主看作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观念的外化与表现，是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权利领域的充分发挥，在具体实践意义上把民主看作是一定阶级范围内的人民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并明确民主的内在本质就是对人民利益的充分保障，在对民主内涵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形成人们对民主意义和重要性的突出与强调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具有民族性、过渡性和渗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具备理论和实践两大意义。理论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从宏观高度来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具体角度来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对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是用于指导实践的完善理论和对完善理论的认真贯彻，除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贯彻之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宣传引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形成的宣传引导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

二、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

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深入人心，在其宣传引导的过程中将其大众化是必不可少的有效方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将这个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就是让这个理论贯穿于全中国全社会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而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则表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个理论的接受程度。人民不太可能对一个高深莫测、难以理解的理论产生高度的接受，所以，将一种理论大众化，使之易于理解和接受甚至是被乐于理解和接受，则成为提高人民对这种理论的接受程度从而提高这种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进而提高这种理论在这个国家的实现程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大众化，最基本的目的是提高它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应该明确大众化的主体和对象及其特征，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有效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是针对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提出的，是要在全中国全社会普及与推广的。很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大众化的主体和对象正是广大中国人民，所以，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应该以广大中国人民为中心，投其所好，针对其特征实行有效的大众化。广大中国人民的特征是抽象、宽泛，难以全面概括的，但就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这方面而言，广大中国人民具备通俗性、娱乐性和矛盾性三个方面的特征。通俗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提出了通俗化的要求，要求在保证不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思想内核的前提下，在把握对其宣传的科学准确和完整全面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中不易理解掌握的理论思想和理论语言，转化为易于理解掌握的通俗思想和通俗语言。理论通俗化是理论大众化的前提，所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本身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和顺应民心的，这样，广大中国人民对它的作用的期待感就会更加强烈，这会使得在这种排斥心理与接纳心理相互矛盾的心理活动中，接纳心理占据上风。针对这一特征，在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过程中，应首先开门见山地表明这种理论所带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保障作用，这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理论大众化的阻力，从而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大众化。

三、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宣传引导绝对不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否则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理解，错误理解比不理解更可怕，不理解只会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形成的力度与达到的效果，而错误理解却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走向反面，产生违背初衷的、祸国殃民的不良后果。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建立在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而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建立在宣传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宣传者应该率先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并正确理解、科学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出一套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并对此进行全面贯彻。正确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肆意夸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应使广大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作用有比较合理、适度、科学的认识，一种观念的形成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是缓慢的、渐进的、渗透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应用长远的眼光和足够的耐心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另一方面，不能盲目地、过分地突出与强调民主的意义和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民主内涵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形成人们对民主意义和重要性的突出与强调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这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对民主内涵的科学理解”很重要，不容忽视。此外，对民主意义和重要性的突出与强调也不是无度的，不能过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是为了在民主应该被重视而不够被重视的情况之下提高民主的地位，不是为了把民主抬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那样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形成的背景和目的的曲解，只会违背初衷、祸国殃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党内普及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宣传引导应该在党内率先普及，作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党员都是国家公民中更具政治觉悟的分子，较高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具备更强的认同感、更高的接受度和更大的吸收力。党内普及是社会普及的前提，党内普及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普及。首先，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通过授课、宣讲、讲座、自学等方式普及到广大党员中，使广大党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过程中做笔记、写心得，提出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看法和建议，上交党组织，通过层层意见的反馈，党组织能够广泛吸收广大党员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理解和主张，谦虚谨慎、全面到位地对广大党员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的理解和主张进行认真、深刻的剖析，用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方式对这些理解和主张进行有价值的筛选，对筛选出来的科学的、到位的、有价值的见解进行再次研究和重新审视，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研讨会等方式使这些见解通过深入交流而逐渐完善，最后把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见解充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当中。其次，应该在党内的实践贯彻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逐步形成一种观念，是需要长期的、不断的理论积累和实践贯彻的，当一种观念成为一种习惯，时常浮现于人们的脑海中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观念已经形成。所以，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有了理论积累，更要有实践贯彻。广大党员同志应该将自己业已熟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认真贯彻、切实运用到各自的实践领域，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社会普及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党内普及是社会普及的前提，党内普及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普及，但是，党内普及和社会普及的进行并非是绝对的一先一后，并非是党内普及的三个阶段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进入社会普及阶段，而应该是在党内普及的前两个阶段完成之后开始进入社会普及的第一阶段，进而是第二阶段，社会普及的两个阶段都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党内普及的第三阶段同时进入社会普及的第三阶段，这样既有先后之分又有交叉同时进行。首先，社会普及的第一阶段是在完成党内普及的前两个阶段之后开始的，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经过了党内的第一次普及、回馈、完善和党内的第二次普及、学习、掌握之后，形成了经过党内完善而没有经过社会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社会普及的第一阶段应该是将经过党内完善而没有经过社会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通过授课、宣讲、讲座、自学等方式普及到社会当中，社会未必会掀起研究此理论的热潮，但一定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时候应该广泛收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并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进行认真分析和仔细琢磨，同样用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方式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进行有价值的筛选，对筛选出来的科学的、到位的、有价值的见解进行再次研究和重新审视，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研讨会等方式使这些见解通过深入交流而逐渐完善，最后把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见解充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当中。这样，就形成了经过党内完善和社会完善双重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在将此理论全面、彻底、完整地普及社会之前，需要完成此理论的大众化任务。其次，进入社会普及的第二阶段，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完成全面的实践贯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广泛的实践基础。这一阶段与党内普及的第三阶段是同时进行的，社会成员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影响下，与广大党员同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理论认真贯彻、切实运用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大领域，使之席卷全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重要习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成为中国人民的重要观念。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舆论监督

我国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舆论监督的重要性。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舆论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十项监督制度之一纳入其中。可以肯定地说，在全球民主潮流的席卷之下，在民主的意义和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突出与强调的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不会削弱只会加强。舆论监督，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极好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是加强舆论监督的极好手段，二者之间这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从传统来说，舆论监督的主要平台是大众传媒，但不得不承认，大众传媒在我国的独立自主性较弱，其舆论监督功能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过这些只是光明前途上的曲折道路，这种现状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形成而逐步好转，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在全国上下统统普及，那些“遏制言论、保持沉默才会带来社会稳定”等传统观念、腐朽思想才会逐渐被人们所唾弃，而“敞开心扉、诚挚交流才会消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等现代观念、进步思想才会逐渐被人们所推崇，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网络这个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贯彻其中，给网络以充分的独立自由的空间，建立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及时听取人民的意见，适当采纳人民的建议，那么舆论监督会在信息时代借助网络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大众传媒和网络平台是舆论监督的双翼，二者的良性互动、彼此配合会给舆论监督带来更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六卷) [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8.“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八

为期一天的会议围绕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等重要问题展开。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林炎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求是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于波、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等人出席并发言；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院长程恩富、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干春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丁耘等京沪两地的著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在论坛开幕式上，《文化纵横》社长杨平表示，此次论坛缘起于主办方为了回应理论界对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对“中国模式研究”课题的相关问题的争论。他在致词中认为，“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其根本宗旨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新的可能性。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应该能够从中国的问题和经验出发，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模式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有无及其批判上，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确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林炎志认为，由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受模式的影响非常大，中国需要总结自己的模式。武力认为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没有深入到内部，应从历史的纵深方向拉长镜头来看，才能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王绍光认为在认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还没有得到精简的概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认为，改革30年以来，我们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国模式的形成是要使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更加有力量，实现我们的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的理解，程恩富认为需要规范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要从发展模式和体制目标模式两个层面来加以界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模式应是一个简称，它的内涵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模式，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同时也是发展中大国的模式，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更不是不发达国家小国的发展模式。刘海波提到，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提出中国模式，一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二是要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为了实现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体制、制度、政策方针等方面的决策及其实践道路。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认识上，与会学者大多认为要结合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来理解。丁耘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按照自己的知识本性把很多东西弄得极其琐碎零碎，但是其意识形态的构造能力却明显下降，不能为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提供基础。强世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学院的理论课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在迅速崛起的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认为，从中国当前发生的实践，比如重庆模式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更深的理解，这也是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最好例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则表示，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割裂的，不能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孤立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然后只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得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已经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在某一特定国家—地区的具体运用，而是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某种契合；在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两者同样也不是冲突的，而是相互融合，共同指引中国前进的理论向导。吴新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都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童世骏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这种契合，一方面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合适的问题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尊重客观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积极特征内涵，也正好契合了当前中国人的心理状况和精神文化追求。强世功认为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国古典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融为一体，为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奠定一个理想人格，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吸取这些营养，为执政时期的共产党奠定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

在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上，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河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社会现实性和针对性，他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自身特点。贝淡宁认为中国的传统固有文化蕴含着非常好的思想，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认为，目前谈中国模式，大多数学者都带有一种情绪和辩护色彩，或者带有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和悲情色彩，他主张还是以一种中立的学术态度来做研究。

9.论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九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实现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根本要求,更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时代特点、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宏伟目标,适时凝炼、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本土化的启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具体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要求，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发扬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深入。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蕴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始终强调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否则,一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所谓的“中国化”发展,都将偏离正确的轨道,都将以失败告终。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时代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更要求我们不断的根据变化的实际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我们要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立足于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和总趋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三、根据时代特点和社会现实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保证,也是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创造力和感召力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不断的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发展,关键在于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现实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法宝。可以说,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

四、坚决同各种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靠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同各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的斗争中实现发展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前,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在我国的蔓延和影响,给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众多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正确面对这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对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对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倾向进行坚决彻底的批判和揭露,这是消除人们思想中各种疑惑和不解,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靠保证。

五、坚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原则

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讲稿 篇十

思政部 徐兴全

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课题，让我想起了在创新领域特别流行的一个词：用户体验。它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指的是好的产品要从用户的使用习惯出发，不断优化产品，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体验。经过认真研究这个词，我觉得它对我们老师也同样适用。稍微改动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叫它“学生体验”。所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今天这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二是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同学们在大学一年级已经学习过相关课程，我们一起来回顾的话，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这个问题对我们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同学来说应该并不陌生。科学性指的是它的体系和内容的科学，包括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强调实践，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才不会过时，如果说它过时了，就是说实践的观点过时了、群众观点过时了、发展的观点过时了，这是站不住脚的。它的革命性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奴隶贸易、使用童工、工人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资本集中、贫富差距大等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进而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描绘了一个通过革命可以建立的美好的社会理想。如果用一句感性的话来说 明这条原因，那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反对的，马克思所倡导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向往的。这是第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当时正处于彷徨中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指明了道路。为什么彷徨呢？通过之前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我们知道，这些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基本上每一种流行的理论都实践过，但是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曾经努力学习模仿的老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国内出现了重重危机，反而还总是欺负学生，让学生既伤心又失望。而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让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认识到，科学的思想可以变成现实，重新找到了为之奋斗的道路。第三，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过去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苏俄做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废除在中国享受的特权的承诺最终没有落实，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先进人士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

以上，就是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选择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一见倾心，一拍即合，或者说是一见钟情，但却是历史的必然。那是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预示中国革命的道路，变得平坦顺利，一定会成功啊？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案例。比如小米公司今年年凭借着先进的互联网思维，在手机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 的成功也经常被大家津津乐道。所以就涌现出来很多的模仿者，据统计，全中国现在有超过六百家公司在模仿小米。但据我所知，目前还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获得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公司和小米公司在当初创业时所面临的环境和自身具备的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就注定了照搬照抄，一味简单模仿，不可能成功。在咱们中国呢，自古就留下来很多照搬照抄、一味模仿不可能成功的典故，比如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等；以及说明环境因素变化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生于淮南而为橘生于淮北为枳。这就说明，做人不能照抄照搬，管理一个企业不能照抄照搬，而搞革命、建设国家要比做人、比管理企业复杂的多、困难的多，因此更不能照抄照搬、生搬硬套、教条僵化。而且马克思主义原本不是特意为中国准备的，而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为西方国家准备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虽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是她没有具体到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需要怎么走的程度，也不可能具体到这个程度，这是人力不可能做到的。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实际，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章节，就是断章取义、纸上谈兵，就会水土不服。过去也一度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本本主义倾向，致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而一旦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会出现新的面貌。所以面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割据，经济与文化极端落后的复杂国情，要想指导中国革命，就必须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理解这个问题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咱们再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酒店创立者，康莱德·希尔顿在老年时撰写了一本自传《欢迎惠顾》，总结了自己一生经营酒店的经历、经验与教训，其中包括 酒店管理的七条金科玉律，排在首位的金科玉律是这么说的：酒店联号的任何一个分店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以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希尔顿酒店每年八月十五左右都会推出根据中国人口味特点的特制的月饼。这一举措受到很多中国人的欢迎，进一步提升了酒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再就是世界上知名的快餐连锁品牌肯德基来到中国之后，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特点，推出了老北京鸡肉卷，早餐则推出来豆浆油条等。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这说明在世界上凡是被称为先进的，无论是餐饮品牌还是酒店品牌，它们都有实现所在国国家本土化的自觉，在发展中实现本土化，在本土化过程中实现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正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自觉和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就是我想说明的第二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实现中国化。接下来咱来学习第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前面咱们已经提到过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内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和挫折。我将这一历程划分成两个阶段。

一是党在创建之初的少数人的共识阶段。这一阶段也形成了一些初步成果。比如，党的一大到四大，先后提出了最终的奋斗目标，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创建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的思想。但是，由于当初我们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 律，不甚了解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是少数人的共识；再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革命走了弯路。特别是1931年开始的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

二是全党共识阶段。这一阶段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确立了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党共识，并且逐渐形成了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开始运用“马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1940年代以后，作为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逐渐成为成熟的科学体系，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入党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基本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以上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也是今天咱们所讲的最后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