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语言（精选10篇）
1.汪曾祺论语言 篇一
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
语言规划是一项整体性系统工程,它不仅是语言及其使用的问题,还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宗教,以及观念心理等有密切关系.制定、实施语言规划,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才能获得成功.语言规划的原则不宜定得太多太泛,应当确定若干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便统率语言规划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可以确定为:科学性原则、政策性原则、稳妥性原则、经济性原则.论文对这四项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
作 者：陈章太 Chen Zhangtai 作者单位：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100086刊 名：语言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LINGUISTIC SCIENCES年，卷(期)：4(2)分类号：H002关键词：语言规划 语言生活 基本原则
2.汪曾祺论语言 篇二
对模糊的思考源于“麦堆”悖论, 即如果N粒麦子形成麦堆, 那么N-1粒麦子同样会形成麦堆, 最终推出0粒麦子形成麦堆。显然, 这是违背常理的。但我们又不能否定这一命题。问题关键是不确定质变究竟发生在哪一点上。
模糊语言主要指语义范畴的边界不确定性, 或者说概念的外延不确定性。例如, “红色”这一概念虽然内涵明确, 但确实存在一些颜色, 我们不能肯定它是红色还是非红, 尤其是在明显的红色与其相邻色之间的过渡色。
其实不仅是颜色词具有模糊性, 任何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模糊性是所有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因为词就是概念的符号具体化, 而概念的形成必定涉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分类。类别的划分就必定与人的认知工具、认知需要、认知目的、认知参照物、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密切相关。
我认为, 模糊现象反映了人类逻辑思维的局限。认知世界不能仅靠真值二元论, 不能完全依赖概念、判断、推理这一逻辑分析思维。
二、语言模糊性的哲学意义
1. 完善思维
人类的思维本质上有逻辑分析和直觉顿悟两大类。西方人擅长逻辑分析, 将认知对象进行以概念的形式进行切分, 对每一个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 然后找出概念间的联系, 形成判断, 从而进行推理, 发展知识。中国人自古以直觉顿悟为主, 对认知对象的理解不是建立在分析和综合基础上, 而是将认知对象作为一个整体, 并与其他认知对象进行联系, 在感觉差异中寻找共同本质, 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利弊, 逻辑分析有助于认知对象的定量分析, 直觉顿悟有助于认知对象的定性分析。逻辑分析适合普罗大众, 直觉顿悟适合少数精英。模糊的出现是概念化认知的必然, 是逻辑思维方式不可避免的现象, 其根本解决方法应借助直觉顿悟, 将两者思维有机结合。
金岳霖曾说:“哲学就是概念游戏。”所谓的概念游戏是说, 哲学家的职责是对概念做精深细致的分析, 揭示出被分析概念的种种含义及其与其它概念的联系。正是在这后一种意义上金岳霖指出, 概念越是分明, 就越不能具有暗示性。中国哲学非常简洁, 很不分明, 观念彼此联结, 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冯友兰也有同样看法。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 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 是逻辑分析方法。……正的方法的传入, 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 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 应当始于正的方法, 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不终于负的方法, 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 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 更不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理性的, 它是超越理性的。”在冯友兰看来, 逻辑是哲学的入门, 但要达到哲学的最高的境界却不能依赖于逻辑分析方法。
2. 深化认知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正是这种联系使世间万物构成一个整体, 也使整体中的所有元素可以相互依存和转化并相互影响和交流。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世界, 最根本的前提是我们正处于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在与世界发生作用的方式上, 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区别之一是人类可以运用语言符号间接地认识世界中元素间的彼此联系。正因为作为元素的人类与整个世界的接触不可能是瞬间全面性的, 有限时间内的局部接触就必然使人类的反应结果“意义”只能是人类认知的一个过程集合而不是最终的认知结果。语义模糊或说类属不清现象必定会随着认知的深化而凸显, 也必定会随着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得到解决并走向更高层次的模糊。模糊是人类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模糊同时警示人们认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不断创造新的意义和价值, 人与自然逐步达到同构的境界, 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3. 提升审美
《庄子·秋水篇》曰:“以道观之, 物无贵贱。以物观之, 自贵而相贱。”模糊现象的出现说明人类认知过程中感觉主导下的物物分别, 在感觉分别的基础上通过对比识别万物、认知万物、形成概念、建立联系并赋予万物人为的价值和意义。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客观世界即在面前,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一种主观感觉, 这种主观感觉最初来自人的生理体验, 进而由人造概念进一步强化, 最终形成我们所熟知的“知识”。知识是证实了的真的信念。 (柏拉图:Knowledge is a justified true belief.) 知识首先是信念, 同时这种信念必须是真的且是经过证实的。信念即个人认识, 感知系统正常的人都会存在。信念真假, 以及证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证实是一种方法问题, 不同的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而且完全充分的证实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程。真假与否当且仅当存在真假对比时方可言论, 在没有发现反例之前可以说一切为真。然而, 某些反例超出人的认知系统, 对于不能认知的事物进行肯否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可我们又不能仅仅因为这些事物超出人类的认知系统就去否定他们存在的可能, 因为除了感觉人类还有更为复杂的抽象思维。知识是人们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不同的心理期待所导致的主观认知差异。模糊必定在深化认知的基础上, 在矛盾的价值选择中, 不断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 使人们渐渐摆脱习惯和偏见, 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认知世界。
摘要：模糊是人类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某些局限性。语言模糊性主要指语义范畴的边界不确定性, 是思维模糊的语言体现。了解语言模糊性的本质具有完善思维、深化认知、提升审美等重大哲学意义。
关键词：模糊语言,语言模糊性,哲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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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篇三
关键词：语言；思维；关系
中图分类号：HO-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91-05
长期以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被语言学界所关注，二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一种圆满、充足的解释，因而成为不同语言学流派所关注的一个要点(杨永林，2004：14—17)。究竟是语言先于思维，还是思维先于语言；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迄今为止，学界尚无定论。本文拟从回顾语言与思维的争论人手，通过对语言功能的反思及语言起源假说的再探讨来阐述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一、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
语言学界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四类：语言先于思维，思维先于语言，语言决定思维和思维决定语言。以下是我们对这四种观点的简要概括。
1、语言先于思维
以法国哲学家E.B.de Condillac为代表的学者持语言先于思维的观点。Condillac曾充分阐释过人类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主动控制思维的主张。他认为不使用语言，人们便无法自觉控制思考功能及其它思维行为。前语言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制于生理机能及环境刺激。没有语言，人们不能自觉地记住过去，比较两种感觉或指导思考的方向。语言使人类主动运用自然赋予的思考能力。他因此得出结论：野人没有记忆，他们有的只是他们不能自由支配的想象(Harris，1997：143)。
2、思维先于语言
思维先于语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J.Piaget。他把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基本阶段(Piaget，1969)：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他认为对正常儿童而言，有音节的语言发生在其感知运动阶段的终端，这期间儿童仰仗动作与感知的协调来组织经验，探索、适应外部环境。这个阶段是婴幼儿语言准备期，其准备包括发音准备和理解准备两方面。幼儿出生9个月后，虽然还没有语言，但已有动作思维(马福全，2005：5—7)，这表现为其能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协调，从最初的图式中选取已知的方法用于新的情景，比如这期间的婴儿会抓住成人的手，向自己想取又取不到的物体方向拉动，或是要成人的手揭开被遮盖住的物体等。他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认为，这时候儿童还没有语言，但已有了思维，也就是说思维先于语言(肖少北，张文香，2000：106-110)。
此外，伍铁平先生(1986：5-11)也曾经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y)及系统发生学(phylogeny)等视角证明思维先于语言产生。他认为根据科学观察的结果，儿童总是先学会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然后才学会语言。经验告诉我们，幼儿通常在两岁左右才开始有语言，但其五个月时不仅能根据颜色、形状来区别物品，并对其进行归类，而且还能识别周围人的面孔，区分食物、玩具等。这表明这时的儿童已有抽象、概括的思维过程。同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已将人类的历史推早至几百万到一千四百万年，而语言学家对语言历史的推断至多到几百万年。二者的时间无法等同。另外一条证据是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语言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而旧石器时代的人没有舌骨。此外，伍先生还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先有生产活动然后才给事物命名。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通过思维才能达到预想的劳动成果。他根据以上种种证据得出结论：思维先于语言。
3、语言决定思维
此种观点以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为代表。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这一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是当今最具争议，但又对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包含两部分内容：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和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强式表述。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结构有无限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即语言反映思维、信念和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弱式表述(Bussmann，2000)。无论是强式还是弱式表述，该理论的核心就是语言对思维起决定作用。
4、思维决定语言
前苏联学者L，Vygotsky的观点与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相左，他认为思维决定语言。Vygotsky通过对类人猿和人类婴幼儿的思维与有声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两者都存在“前语言阶段”和“前思维阶段”，即语言和思维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思维先于有声语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Vygotsky作出是思维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思维的论断(Vygotsky，1986)。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从新词构造及形象思维等角度来支持思维决定语言的观点。齐秀冲，周桂兰(2002：136—137)认为brunch，motel，informercial，edutainment和cafetorium这类合成新词能够在主流英语中出现就说明思维影响语言。齐荣军(2005：55—56)发现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还表现在有时候纯粹是为了交流的需要人们才用语言把思维表达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构思一幅画时，用的是形象思维，根本不需要语言，但当有人让我们解释一下构思过程时，我们不得不借助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二、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对于以上学术界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诸多见解，作者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很难确定孰先孰后或谁决定谁。语言与思维之间一直保持着同存共进关系。下面我们将从对语言功能及语言起源假说的反思入手，来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新主张。
1、语言功能的反思
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审视可以首先从对语言功能的反思人手。赵元任(1980)指出，人们每每论及语言，总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交际功能视为互通信息的手段。有关语言的功能，语言学界也有诸多其它论述。
Maiinowski(1923)曾经从人类学角度明确区分过语言的三大功能：活动(active)功能、叙述(nar—
rative)功能和巫术(magical)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1985／1994)区分过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ideati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和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Roman Jakobson(1964：350—377)则归纳出言语的六种功能：指称(referential)功能、诗学(poetic)功能、感情性(emotive)功能、意动(conative)功能、寒暄(phatic)功能及元语(metalingual)功能。以上诸功能仅体现语言用于交际、传递信息的潜势。其实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语言还有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桂诗春(2000)认为，语言直接作用于人的各种语言感官，使人脑产生对语言现象个别属性的反映。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在多种神经机能基础上形成的，在长时期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除具有上述所列的交际功能外，还有保存、传授、学习前人积累的社会历史经验的潜势。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和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知识，更能充当人类智力活动的工具，是人类进行思维的武器，有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这种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可使思维变得更加成熟、复杂。也正是在思维日益成熟、复杂的过程中，语言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才得以形成和完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语言与思维正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基上逐逐步完善起来，并发展成为发达的思维和完善的语言。
2、语言起源假说的再探讨
上文通过对语言功能的再思考，阐述了语言与思维同存共进关系的合理性。我们接下来拟从语言起源假说入手进一步阐明这一主张。在论及语言与思维关系时，人们多以现代成熟语言和发达思维为对象，忽略了两者定型前所必经的前语言和前思维阶段。在这个漫长阶段里两者应保持相互交织、同存共进关系。
我们认为现代语言形成前要经历一个漫长、延续的前语言时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祖先当年处在前语言阶段的情景：他们在协作狩猎、集体劳动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需要齐心协力、互相配合，自然就需要借助某种信号来协调和统一大家的行动。劳作之余的情感交流、冲突平息等更需要借助某种信号。此时，劳动号子、自然声籁和肢体语言等都能被我们的先人派上交流的用场。在他们漫长的、由简入繁的原始交流过程中，上述诸手段逐步演变成现代语言的前语言，再由前语言发展成为今天成熟的语言。人类思维发展与语言的进化几乎踩着同一个鼓点，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
由于声音被公认为现代语言的第一属性，人们在探索语言起源时，多从语言的有声性入手，比如常见的“拟声说”、“劳动号子说”等语言起源假说多关注语言的声源问题。这有其合理性，但还不够完整。人们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关注的也是思维与成熟的有声语言的关系，却忽略或轻视了无声的肢体语言在语言起源乃至反映和促进人类思维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下文对副语言的描述会帮助人们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提起前语言的构成元素，我们对劳动号子和自然声籁等不存异议，甚至将其视为语言的起源，但对手势等副语言可能还会觉得有些牵强。其实，手势等副语言堪称人类原始交际手段的活化石。它存在于现代语言诞生以前，又伴随着现代语言渗透于现代言语交际的时时刻刻。广义的副语言指与话语同时使用或单独使用的手势、体态、面部表情、对话时的位置和距离等无声而有形的现象。这些现象伴随话语而发生又对话语产生影响，有某种意义，但这种意义又不为一般的词汇、语法或语音所承载。在系统的有声语言形成前，别语言起着和语言相类似的交际作用。人类早期的思维内容，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手势等副语言反映的。人们借助手势等动作进行交流，表达意图，传递信息。眼神、手势、体形变化等身体动作还可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促进沟通，增强表达色彩。虽然语言产生的确切时间尚无法考证，但无论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无法否认，在最初的前语言时期手势等副语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是由于后来手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加之肢体语言无法克服交际中的时空障碍，手势等肢体语言的交际优势才逐渐被声音器官所取代。在语言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手势语等交际方式渐渐退化为次要的交流手段，成为辅助性的副语言。手语等副语言对于现代语言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
就是在现代语言中，副语言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交际作用。现代戏剧脚本就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作为剧本存在形式的语言只有两种，即人物语言和必须用括号括起来的舞台指示语。在剧本中，放在括号里的舞台指示语虽然也可以是描述性的，但它不能被看成是小说中的叙述人语言，因为它不承担故事的叙述，而只是戏剧演出时关于舞台场景或戏剧人物动作的一种提示和说明，且一般来说，它们也必须是展示性的，而不能成为一种讲述。剧本中这些不要求在演出时说出的文字说明部分不仅包括对剧情发生时间、地点的提示，对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艺术处理的要求，同时也有对人物形体动作、心理活动和场景气氛的描述等。戏剧脚本对人物形体动作等所做的这种说明在舞台上就是通过演员的副语言展现的。透过剧本脚本中的指示语不难看出，副语言与语言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主张副语言就是语言的一部分。
有些学者把语言定义为有声的符号系统，不把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等副语言纳入语言系统，更不考虑无声肢体语言在前语言时期对促进人类祖先的思维发展和满足他们的交际需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肢体语言对现代有声语言交际功能的补充和丰富，自然就会主张思维先于或决定语言。但透过上述分析，人们不难看出这种主张的局限性。语言是一个延续体，从系统发生学来看，肢体语言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前语言时期的原始语言算不算语言?如果不算，那么究竟从哪一天起本文所指的前语言才可算作与思维有关的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交际工具究竟从哪一天起可以被看成语言的问题就如同要求生物学家界定胚胎何时可以称为胎儿一样，是从精子、卵子结合形成胚胎算起，还是从胎儿器官形成并开始有听觉、视觉算起?是从胎儿生出毛发、四肢运动灵活算起，还是从其脑细胞迅速发育接近成人脑重算起?这漫长的十月怀胎过程究竟从哪一天起胚胎算是真正成为了婴儿?以上问题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也很难界定。同理，我们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也不能按照现代语言学的结论人手，因为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语言时期的语言也是语言，正如人类思维产生前的前思维也是思维一样。
以上从语言、副语言的关系可以看出，如果副语言是语言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有声语言产生前的思维也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了，它是与语言的另一种形态——副语言共存的。关于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德国哲学家G.Herder及瑞士语言学家F.de Saussure也早有论述。Herder在其论文《论语言的起源》中也论述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语言与思维起源相同，发展一样，它们共同经历了不断成熟的阶段，二者相互依存(刘润清，1995：35)。Saussure(2001)则将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性描述为：语言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不能切开正面的同时不切开反面，因而声音离不开思想，思想也离不开声音。否则，就只能陷入纯心理学或纯音位学范畴，而并非语言学范畴。
综上所述，语言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规律。思维是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的发展同样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规律。语言的发展促进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同样对语言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如George Yule(2000：4—5)在探询语言起源时所称：人类祖先由直立行走开始而改变其前肢的作用；声道结构发生的变化以及牙、唇、舌、喉出现的生理进化使得人类逐渐获取了发声的能力；人脑单侧化，左脑负责工具及语言的使用。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同伴合作，经过漫长的进化便出现了人类交际；人类由此开始使用语言传授知识和技能。Yule的上述观点同样可以证明语言与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二者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也相互制约。
三、结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倍受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的关注。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客观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不应该被人为地绝对化。科学研究的真谛是发现真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描述其存在的客观形态。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把科学研究引入极端。正如索绪尔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对于所研究的事物，不能指望得到一种绝对的或权威的看法，而是要选择一种观察角度。同时，科学探讨过程的意义大于其结果本身(卡勒，1989：3)。通过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再思考与讨论，可以不断加深我们对语言、思维及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科学认识，培养我们树立一种健康、客观的语言观和学术视角。本文作者不揣浅陋，抛此拙见，愿专家、长者多加批评指正。
4.汪曾祺论语言 篇四
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及其表现形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吃、穿、住、行，都要用到语言，没有语言我们无法沟通，无法交流。语言是组成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思维的时候需要用语言，语言和思维是两种独立的现象，形影相随，不可分离，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形成概念，必须用语言中确切的词语把它“包装”好，否则就回“飞走”，可见思维也离不开语言，必须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语言，没有交际，人与人将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装在自己的套子里，只有相互交换思想，进行沟通，社会才会进步，有所发展。既然要进行交流就需要一种媒介，大家都通用的工具。因而，人们找到了语言这个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它能传达出固定的信息，并具有灵活性，准确性。从语言本身的结构来分析，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句话概括了语言本身的性质和特点。语言是一种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人们赋予了它形式和意义时它才具有使用价值，这种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完全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本质的联系，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著名哲学家荀子曾经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是由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为地把它们建立起关系。形式是人们的感官可以感知的，对于语言来说语音就是形式，语音一旦发出，人们就可以通过听觉感知到这一信息，例如，汉语中“人”的语音形式ren，是听觉可以感知的声音，他的意义是指所有的人，概括起来可以说是“用两条腿走路，会说话，会干活的动物”。Ren这个形式和“人”的意义结合成汉语中“人”这个符号，代表着客观世界中“人”这种事物。这当然是在“人”这个符号产生之初，我们的老祖宗就这样规定的，但是，假设当时把“猪”的语音形式定位为ren，意义为“四条腿走路，家养的浦乳动物”，大概我们今天的人应该不愿意谁说你是“ren”了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语言符号的特点是它的音和义的结合是任意的，但是当音和义一旦结合，被社会所认可后，就不能任意改变，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否则必然会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不便。试想一下，假如今天的ren还表示“两条腿走路，会说话，会干活的动物”，而到了明天ren却变为“四条腿走路，家养的浦乳动物”，那岂不乱套了，这样的语言怎么用来交流呢？人们根本搞不清楚它到底表达的是什么，语言便不能传递出人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交流的目的无法就达到，可知，任意也是相对的，并不是无所限制。以上，我们知道了语言是由约定俗成的音和义结合而成的符号，但是仅仅是一个个符号并不能完整地表达出人们无穷无尽的思想，就需要语言有自己一个完整的系统。只有有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后才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语言中有大大小小的单位，例如句子、词、语素、音位，当然音位不是符号。如果说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符号，那么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使用的符号。句子是符号和符号组装的成品，是符号的序列，不再是单个的符号，所以语言的符号不是互不相干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组织，有条理的系统。只有语言符号之间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才能有无数个句子来充分地提供人类用来表达的话语。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那这个系统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一个一个的符号是以怎样的方式够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我们知道，语言中有句子、词、语素、音位等大大小小的单位，语言的系统就是这些因素通过分层装置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系统。音位虽然不是符号，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语素却是通过这几十个音位的组合而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飞越，达到了几千个之多。语素的数目虽然不少，但光有语素，还不能用来交际，还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构成几万个独立符号的词。在现代汉语里，单个的语素可以成词，语素和语素组合起来可以成词，这样无形中又把符号的数目扩大了几倍，词和词组合起来造成句子，这样才使交际得到实现，语言就由音位→语素→词→句子这样一个层级装置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语言这样的系统虽然给人们的交际提供了无穷的资源，但符号的数目太多，记忆会不胜负担，语言在交际中应灵活，简便，才能使交际方便，快捷。这就需要对这种层级装置用组合和替换的方式来使其运转。有了规律，范围才会减缩，减少人们搜索时的工作量。词的组合中，每个符号都处在既可以和别的符号组合，又可以被别的符号替换这样两种关系中。所以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就可以从符号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两个角度来研究。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称为符号的组合关系，如“红”和“花”两个符号可以组成“红花”和“花红”，它们在两个组合中的关系不同，整个组合的性质也不同，符号和符号的组合形成语言的结构。而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们自然地聚集成群，它们彼此的关系叫聚合关系。比如，“红花”这个符号链条上，能出现在“红”这个位置上的有“蓝、白、大、小„„”，能出现在“花”这个位置上的有“光、线、脸蛋„„”，这两组词构成一个聚合。这两个关系在符号系统中犹如几何中的横轴，竖轴。语言这种人类特有的能力，聚集了人类上万年智慧的结晶。虽然博大精深，但它也有规律可寻。
5.汪曾祺论语言 篇五
——第一章至第十章浅谈
摘要：卢梭通过生动活泼的而又不失简练的语言文字向读者阐释了关于语言的起
源问题。在最基础的人类交流的方式，最初语言的特征及其嬗变过程，文
字与语言的关系，南北语言的差异及其原因等方面，作者都一一作了阐述。
关键词：语言 起源 激情 南北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一书，作者为〔法〕让－雅克·卢
梭，译者洪涛，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
《论语言的起源》是卢梭逝世后发表的一部著作，卢梭说此文是《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残片，由于“过于冗长，放在那里不合适”，在定稿时删
掉了。原计划与短文《论戏剧的摹仿》，散文诗《以色列的利末人》一起集结发
表。
第一章是关于思想交流之诸种方式。语言的本质在于交流思想，思想的交流
存在诸种方式。开篇第一句，卢梭讲到“言语（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
（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开口，就会显示出他来自何处。”关
于“言语”和“语言”，中山大学的倪良康先生认为，这里的“言语”，就是指
那一门唯一的、共同的语言，而“语言”则意味着众多个别的、具体的语言（复
数的语言、语言）。①他的这个说法与索绪尔的认知是类似的。卢梭认为既然言
语是最初的社会习俗，那么，言语的形成只能是源出自然。一个人一旦将另一人
视为与己类似的、能感知的、能思想的存在，那么，交流感觉与思想的渴望或需
要会促使他寻找交流的方式。
交流唯有基于感觉才能成为可能。作用于他人感官的基本方法是动作和声音。
文章对比了动作和声音作为交流方式的优劣，认为古人最有力的表达方式不是言
辞，而是符号（sign）；他们不是去说，而是去呈现。并例举了一些古史中的事
例加以证明。比如，大流士退兵，扫罗王援救雅比人的城市，雄辩家伊帕里德斯
为妓女菲妮辩护，以色列利末人复仇等例子，表明对眼睛说话比对耳朵说话更有
效。正如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画亦是诗。但这结论不适涉及心灵之触动、情感之激发。
然而若只有自然的需要，言语或许就不会形成，因为手势语言足以使人彼此
进行完善的交流。因而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古老的语言不
是系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生动的、象征性的。逼迫着人说出第一个词的不是饥
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因为吃喝无需言语，但唯有呐喊、哀叹才能表达
感情。需要造就手语，激情造就言语（voix）。文章还就社会形成，人类集合做
了解释。第一需要（the first need）的自然后果，乃是使人分离，而不是使人联
合。精神的需要（moral needs），亦即激情（passion）促使人们联合。这是语言的起源。由此也引出了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而本义（proper meaning）和字
面义（literal meaning）是后来才形成的论断。
最初的语言保留了原初特征，不受语词和句法的约束。所以这一语言的表达
方式必定还具有富有想像、充满情感等显著特征。它拥有丰富的强义词
（augmentatives）、小词（diminutive）、复合词和感叹词，还有大量的不规则
变化与例外。它不是说理（convince），而是说服（persuade）；它不是论证
（demonstrate），而是描述（depict）。
然而只要研究语言的历史及其演化，就不难发现语言的特性在改变。通过对文字的考察可以发现，它更精确，更少激情；更观念化，而不是情感化；它诉诸人的理性，而不再诉诸人心。文章还解析了文字的三种形式。但是文字与语言是不同的。文字艺术完全不依赖言说艺术，文字以精确性取代了表现力。言语传达情意，文字传达观念。文字的出现削弱了言语。
作者又通过提出有关于“荷马能否写作？”的疑问进一步论证以上观点。作者认为希腊文字的起源要晚于史诗的诞生。如果荷马可以用文字写作，史诗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被广泛传唱，因而也就无法长久地被需要并被保存下来。作者在这里还认为文字的统一会逐渐消除语言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语言的吸收和综合给各方言提供了统一的发展模式。
第七章为论现代韵律学。通过希腊语的例子说明法语中并不存在音乐性重音（musical accent），只有诗的重音与元音重音（vocal accent）以及正字法的重音（orthographic accent）。并进一步指出以法语为代表的现代欧洲语言都不再是音乐语言了。行文至此，诸语言的起源又是什么？彼此差异由什么造成？卢梭像同代许多思想家一样，把很多根本问题归结为地理差别。他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性的，是人们成长并形成其行为方式于其中的气候的一种后果。人类起源于温带，然后向寒带蔓延。因此他花了大量篇幅论述南北语言的形成。
在第九章“南方语言的形成”中，卢梭充分展示了他关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自然主义观点。人类的第一需要使人分离，第一需要以外的需要使人联合，人类在生存方面的发展需要经历狩猎、畜牧和农业。这里作者提出了在自然条件下促进人类联合的各种因素：自然灾害、季节气候变化、火的使用、水源地等等。南方的自然条件并不艰苦，人类作为个体或者一个家庭可以自足地生存，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人类在地域上接近，共同抵御自然灾害，改造自然。在南方，促使人类开始最初的语言交际的并不是自然原因，而是人类作为高等生物的情感，超越原始的婚姻繁衍而迸发的冲动交流。这里与前面第二章，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的观点呼应，即“最初的言语，不是需要的女儿，而是欢娱的女儿”。
相较于南方较优越的自然环境，北方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人类的语言诞生于一种必然性的忧愁。在寒冷的北方，自然是吝啬的，激情源于需要。他们的生活来源于双臂而不是心灵，人沉溺于谋生的活动中。社会基于劳作而形成，挥之不去死亡的威胁不允许一种仅仅限于姿态的语言。他们的第一句话不是爱我[aimez-moi]，而是帮助我[aidez-moi]。两者表述相似，但语调完全不同。后者唤起的不是情感，而是理解，故其实质不是活力，而是明晰。这就是最初语言形成典型差别的物理根源。因而北方语言的形成以理解和寻求帮助为目标，而不是表达情感。
横向比较后，作者归纳出以下结论：南方语言生动、浑厚、雄辩、抑扬顿挫、模糊；而北方语言的特点为木讷、粗鲁、清晰、生硬单调、明确。现代的语言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重构与变革，但是仍然保留了南北方语言差异的痕迹，西方的语言具有良好的书面结构因而更加适合阅读，东方语言因为其慷慨激情的语调更适合口头的表达。
6.试论语言文化与自然生态安全 篇六
一、语言多样性受损
每种语言都在以独有的方式认识和解释世界, 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中, 随着合作的深化和不公平竞争的加剧, 强势语言群体向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 使人文生态环境恶化, 对语言多样性构成威胁。
从世界语言发展史来看, 语言的数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9年2月21日 (国际母语日) 前夕推出的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的电子版, 呈现了世界上2500 多种濒危语言的信息。 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约有80 种语言消失, 数千种正处在消亡边缘。 新版图谱将全球濒危语言按照危险程度的不同分为不安全到灭绝5个类别。 其数据表明: 在目前存世的6000 多种语言中, 607 种不安全, 632种危险, 502 种非常危险, 538 种情况危急, 200 多种语言已在最近三代人的期间内灭绝 (不再存在讲这种语言的人) 。图谱还显示, 印度、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这些语言非常多样的国家, 同时也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1]。 亚马逊河流域的探险使人们新发现了那里的许多语言, 但是当地原住民在占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包围和蚕食下, 他们使用的这些语言又很快走向消亡。 《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收集了129种语言, 大多数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 迈入濒危的64种, 临近濒危的24种。满语、赫哲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都不足百人, 都属于“濒危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 截至2013年, 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 超过很多动物的灭绝速度。
二、语言、文化与自然生态安全遭遇威胁
1988年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种学大会上, 与会者们首次提出了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一种 “解不开的结”。 每一种语言都透露出独特的文化和生态信息, 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 因为人类将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汇入了自己特有的语言, 而这些信息包含他们管理和使用资源的方式。
如傣族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贝叶文化和佛寺文化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作用[2];彝族的图腾文化对云南紫溪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还有侗族的糯禾文化、民族医药、传统生活方式等对生物多样性, 特别是对糯稻遗传多样性有保护作用[4]。 据一份来自国际跨学科研究小组对南美洲部落考察的结论显示: 一些居民知道如何组合多种植物, 让它们一起生长, 而习惯与单一作物打交道的现代农艺家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 卡亚波人能分辨出250种不同类型的痢疾, 每一类型各有一种治疗方法。关于某些草药的知识只保存在某些特定民族的传统文化里, 只有懂这个民族的语言, 才能知道这些草药的名字。 除非语言学家或其他有兴趣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对这些草药的知识进行了记录, 否则, 一旦一种语言或文化消失了, 人类关于这些草药的名字和药效的知识就随之消失了, 可能失去对未来的一个选择。 如今, 对抗疟疾最有力的两种药物金鸡纳霜和青蒿素, 就是古老的语言文化送给现代人的最好礼物。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博士认为“文化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5]。 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多种智慧和多种文明的经验来支持, 正是这些不同的生存智慧使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失去一种语言, 就意味着失去人类好几个世纪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成果, 从而削弱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如今, 语言趋同所导致的文化趋同直接湮灭了很多丰富的生态智慧及技能, 使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理解渐趋单一, 进而引发生态安全隐患。 在人类过去200年的历史中, 单一的工业化使人们对资源无休止地开发利用, 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植被面积锐减, 动植物品种下降, 水资源受到污染。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紧密相连, 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 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很难幸免, 因为语言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已遭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盲目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 使其民族语言文化遭受同化、破坏乃至消失;强势文化的扩张反过来导致某些物种不为人知甚至消亡: 环境恶化同语言文化消失恶性循环, 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无疑是对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文化宝库及人类知识总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而使人类安全受威胁。
1994 年,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了主题为 “人类安全的新领域”的《人类发展报告》, 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 所谓人类安全, 就是指整个人类免于受威胁的状态, 尤指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对人类整体的威胁[6]。 其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 人类安全超越了目前的政治或地域的差异, 把整个人类作为安全的主体。 地球生命体系的无比复杂性, 要求人类社会以多元的资源利用方式和途径, 获得食物和能源。 但是随着语言的濒危、灭绝使语言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人们文化、生活渐趋一致, 地球的负担越来越重。 美国人类学博士吉姆·麦里曼明确指出:“随着许多人和他们的语言的消失, 很多人类经验也随之消失……简单地说, 当我们失去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我们也牺牲了我们的后人在未来的适应能力。 在破坏其他各类的同时, 我们也实际上宣告了我们自己的死亡。 ”[7]从这种意义上说, 文化生态安全问题就是人类生存安全问题。
三、对策
语言文化生态安全问题是比较隐形的, 但又在不断扩展、延伸。 应尽快采取对策, 做好“见于未萌, 禁于未发”的工作。
(一) 激发对语言的保护意识。
2015年 “国际母语保护日”的主题是:进一步推广语言保护意识。 公众应了解到语言的危机即文化的危机, 文化的问题攸关民族乃至人类的存亡, 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事, 人人都有责任来维护, 它呼唤着每个人的良知与责任心。 保卫语言在更深的意义上, 其实是在保卫语言背后的文化, 这种保卫源自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自觉尊重和爱惜。
新闻媒体、文化艺术及教育等领域, 应在这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引导人们珍惜民族语言文化遗产, 继承民族的人文传统。当然, 在全球化时代, 应融入国际社会, 而不是回避、远离国际社会。 英语、法语等世界通用工作语言是现代人应具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 它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新的技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是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需要。要注重培养高端的专业外语人才, 任何倾向一端的做法都是无益的, 也是不现实的。
(二) 尊重文化多样性, 提倡“和为贵”。
1993年美国“霸权主义”代表亨廷顿曾说:“维护世界的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样。 ”[8]维护民族平等和多样性, 承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 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和网络时代和平与和谐的基本要素。 每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在经济资源、 生态环境和领土安全上必须以其他共同体或国家的安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中国讲究“礼之用, 和为贵”,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提出的一个哲学理念。 要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对话, 求同存异, 达到“和”, 达到费孝通“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文化交往的理想状态。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 特别是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应成为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理念, 共同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
(三) 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为了维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 人类制定了很多法律和规定, 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植物保护法等, 这是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做的必要工作。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 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亦应如此。 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 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 而且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政府应在保护和支持多民族语言方面起主导作用。 不仅要在教学和使用上尽量创造有利条件, 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也要给予“倾斜”, 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各地濒危语言, 记录、描写、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文字、声像资料, 尽量延缓它们的流失。 在大数据时代, 政府应着力培养大量的语言数据技术人才, 建设语言电子超结构数据库, 加大语言数据技术研发的力度和速度[9]。
全球化和人类生活信息化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也使人类社会显出更脆弱的一面。 人们在追随经济浪潮的行程中无暇看清语言多样性受损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 甚至是生态安全、人类生存发展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 语言作为医学、生态、经济等资源的价值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语言的保护绝不仅仅是语言学的问题, 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来考虑, 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化、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间寻找平衡点, 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http://typo38.unesco.org/zh.[DB/OL].
[2]许再富, 刘宏茂.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J].生物多样性, 1995, (3) :174-179.
[3]龙春林, 张方玉, 裴盛基, 陈三阳.云南紫溪山彝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J].生物多样性, 1999, 7 (3) :245-249.
[4]王艳杰, 薛达元.论侗族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贵州社会科学, 2015, (2) :95-99
[5]Crystal D.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Second Edition[J].Business English, 2003, 35 (4) :605-606.
[6]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37.
[7]吉姆·麦里曼, 尹铁超.人类学与部落民族研究:过去的经验及未来的模式[J].满语研究, 2001, (2) :15-20.
[8]塞缪尔·亨廷顿, 著.周琪, 刘绯, 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 1999:338.
7.论语言修辞在新闻写作中的应用 篇七
一、引用引用是指借用现成的话语（警句、成语、诗词、俗语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称引语、用典。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淀了许多令人玩味不尽、抽绎无穷的精语妙言，它们或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或绮丽精妙、脍炙人口，称得上是千凿良玉，百炼精金。如果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引用一些古语词、熟语（含成语、惯用语、谚语、格言、歇后语）、诗词等，可使新闻在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内涵，富有文采，更具表现力，进而增强新闻作品的感染力。
６月３日，一篇名为《七问长安汽车》的文章迅速在各大网络蔓延，文章质疑道，长安汽车去年年报何以有如此之多的难以索解之处，甚至进而指责长安汽车与银广夏、蓝田有异曲同工之处。该文章作者署名是飞雪漫天，文章言语飞扬 ，理直气壮，大有漫天飞雪触物即枯的萧瑟气象。
６月５日，长安汽车发布澄清公告，部分解释飞雪漫天所提疑问。但是这个澄清公告不仅没有澄清天下疑问，反而给疑问火上浇油，同日，资深财务分析人士飞草加入战团 ，发表《长安汽车无法澄清质疑》。结果长安汽车再次招辱，听取网上骂声一片。
长安汽车既不能防民之口，就只好疏民之口，于６月９日发布补充澄清公告，希望化解疑虑，修好于民。
听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长安汽车真的进入飞雪漫天的寒冬了吗?仅仅几天前，长安汽车在资本市场上还炙手可热，如今沧桑巨变，荣枯判然，真是人生如梦。
（《长安不见月万户捣衣声》《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日Ｂ１６版）
上述文字出自一篇经济报道，既精警简练，又文采四溢，把证券市场上的风云变幻描摹得动态十足，恰到好处。"何以"、"如此之多"、"难以索解"、"触物即枯"、"招辱"、"修好于民"、"荣枯判然"等词语构造，带有浓重的古代汉语构词特点，简洁匀称，富有节奏感，却不晦涩难懂。整合了古汉语构词简洁练达的优势，避开了其晦涩拗口的不足，而且使意思表达得生动、有力；"异曲同工"、"理直气壮"、"火上浇油"、"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炙手可热"等均出自成语典故，个个都有丰富的内涵，绝非任意搭配的四个字所能涵盖。对于具有一定汉语言文化修养的读者而言，理解起来不仅毫不费力，而且事半功倍。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形式简洁而意思异常丰富、精辟，并非就意味着空洞和抽象。新闻文体种类多样，简讯、纯消息的写作较少使用成语，但解释分析类报道使用成语的频率却较高，且表达效果良好。所以，成语在新闻写作中仍大有用武之地。
二、喻拟喻拟在此是比喻与比拟的合称。比喻是指用具体的、浅显的、熟知的事物去说明和描写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比拟是把物当成人来写，或把人当做物来写，或把甲物当做乙物来写。二者虽有区别，但以"甲"比"乙"的使用方法和效果非常相似，因而在此一并解析。比喻和比拟既可用来说理，也可用于描绘。用于说理，可把抽象深奥的道理讲得具体生动而又浅显易懂；用于描绘，可把生疏平淡的事物描绘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方面，具有奇效。
《实达变身》是《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日）财经版上的一篇经济报道，分析"实达电脑"转让旗下子公司优质股权背后的真正意图。文中出现了大量经济新闻中无法避免的数字以及一些业外人士颇为费解的资本运作现象，为把这一现象说深、说透，作者用了一些比喻和比拟：
１．"如果说拱手出让实达网络已是伤筋动骨，那么卖掉实达外设，则更是壮士断腕之举。"
２．"如何续写２００３年的年报也许不成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卖掉'当家花旦'实达外设后，要想在２００３年报中出现可带来丰厚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子公司 ，可能性不大。"
句一将实达电脑集团比作活生生的人体，那么失去绩优子公司实达网络和实达外设后，这个人体已被伤了元气，受到重创。
句二的"当家花旦"一比，把实达外设在整个实达电脑集团所处的重要地位清楚托出，有点描绘的味道，让人感觉到经济新闻中也能有清丽的形象，眼睛为之一亮。
经济新闻写不好就会成为数据的堆积，枯燥无味，而在上述报道中，比喻与比拟手法的巧妙运用，为文章增色不少。可以说，比喻和比拟是新闻写作中最为常用的修辞手法，尤其在经济新闻的写作中，它是亮色的调剂，是轻松的解读，是形象的感受，能有效提高经济新闻的可读性。
三、仿拟仿拟是指仿照前人现成的词语或篇章临时加以翻新、改动，使词、句、篇具有新的含义和光彩。仿拟辞格依赖于原有的词句系统，是对现成的词、句、篇的一种创新运用，它能揭示事物的矛盾，使语言明快犀利，风趣生动。同时，仿拟又是制造"缺位"新词的一种主要办法，是词汇系统生成新词、满足社会用语需要的重要依赖力量。新闻报道总在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现象，需要不断吸纳新词，更兼仿拟修辞手法特殊的表达效果，因此，仿拟常在新闻写作中大显身手。新闻写作中以仿词和仿句比较常见。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人民日报》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
《望"球"兴叹欲哭无泪》（《球报》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包二爷一样严惩不贷》（《都市快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
以上三个新闻标题是仿词。"脱愚"是脱贫的仿造，尖锐地指出：帮助落后贫穷的地方脱贫固然重要，但是帮助他们脱去形成贫穷的根子--愚昧无知更为重要，一针见血，振聋发聩。望"球"兴叹是望洋兴叹的仿造，把人们对于中国足球的无奈和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包二奶"是近年来颇为常用的词语，个中含义为人熟知，仿词"包二爷"有相同的行为内涵，但行为主体逆转，变成了女性，犀利中透着点幽默。这些仿词因为扎根在人们熟悉的词汇系统中，在其本体词语的意义和结构的框架内做文章，所以仍然容易理解，没有给人生造词语的感觉。
仿句在新闻写作中也很常见。有句俗语叫"大树底下好乘凉"，说的是凭借保护伞获得一定利益。《新华日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大树底下谁乘凉--非法采挖倒卖古树名木现象透视》，即是对此俗语典型的仿句。"好"换成了"谁"，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原句中的"大树"已不是单纯的树木，表示虚指，但本标题中的"大树"又变作实指--古树名木。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找卖点"，巨额非法购进古树名木种在住宅小区，从树上提升地产价值，赚取暴利。标题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十分尖锐地指出了所报道事件的本质。
运用仿拟时要注意仿拟的意义要明确，尤其是当被仿之词、句不出现时。单用仿拟要加引号，使人一看就明白是仿拟。
四、借代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而借用与要说的人或事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事物来代替它。借代可使语言简洁、生动、形象，引起读者联想，具有以少胜多、化凡为奇的效果，同时在语言表达上也显得富于变化，在新闻写作中使用借代，亦可达到相同的效果。
深圳有不少企业，包括在特区创办初期赫赫有名的企业，当政府帮助它们重组资产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一亩三分地"意识……
（《波音兼并麦道告诉深圳什么?》《深圳特区报》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４日）
这里的"一亩三分地"，并不是真的指面积相当的一块土地，而是以此借代那种缺少长远眼光的狭隘的落后意识。比起直白的表述，借代显然更简洁形象。
有分析认为，被纳斯达克的"西北风"吹得有些头疼脑热的跨国巨头们，已把热火火的中国市场当成"越冬"的好地方。面对想在中国"越冬"的跨国巨头们，"联想们"面临严峻挑战，当然，没准儿这一"乍暖还寒"的考验，也是"联想们"把身子骨练得更强健的机会。
（《跨国巨头虎视中国电脑市场》《文汇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４日）
"联想"集团是国内电脑产业中的佼佼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这里用"联想"这一电脑品牌指代民族电脑产业，既形象具体，又易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
运用借代要注意选择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事物作借体，这样才能使人感受深刻，容易展开联想。
五、超常搭配现代汉语语法中，词和词之间有着相对稳定的搭配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改动。但在特殊的语境中，出于修辞上的考虑，偶尔可以突破通常运用规则的束缚，采取临时性的变通用法，这种语言表达手段称为超常搭配。超常搭配表面上违反了逻辑事理或语言习惯，但实际上不仅能为言语交际者理解和接受，而且使语言新奇别致，富有表现力。
作为当今文坛领军人物，莫言的写作总是能令人感到出其不意，打磨了两年，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终告完成。莫言自己说："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春风文艺出版社将于５月份推出这部巨著。
（《莫言得意之作完工》《文汇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
"打磨"是制造业的一个术语，一般指用手工或特殊的工具细细研磨产品，使之去掉粗糙的表层，呈现光滑、精细的一面。文学作品绝不同于工业（艺）产品，这里用"打磨"来搭配，显然属于动宾结构的超常搭配。这样就用一种具体可感的方式直接陈述出了莫言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及所花费的心血，很容易让读者感受到作家在创作作品时的艰辛与谨慎。
8.论语言风格的稳定性和变异性 篇八
关键词：语言风格；稳定性；变异性
语言风格是使用语言的特点的综合，它产生和存在于语言运用中，没有语言运用，就没有语言风格。由于受个人、语体、题材、时代、社会和修辞方法的影响，语言风格不仅具有稳定性，还具有变异性。分析形成语言风格稳定性和变异性的原因，有助于了解语言风格稳定性和变异性的意义。
1 形成语言风格稳定性和变异性的原因
1.1 个人原因
（1）思想性格方面。思想性格是决定个人语言风格的主要因素。我国谚语“人如其文”正说明了语言风格与人的个性的关系，揭示了语言风格的本质特性。思想性格可以包括很多内容，直接影响语言风格的因素不外乎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语言观、文化教养、语言修养等。在一段时间内，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语言观、文化教养、语言修养等因素稳定，从而使得个人的语言风格具有了稳定性。但是，当个人的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其语言风格也就产生了变异。同时，这些因素对作家使用语言的影响也因人而异，从而使得语言风格产生了变异性。
鲁迅和周作人是两兄弟，处在同一时代，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但是二人的语言风格却截然不同。鲁迅作为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对半封建半殖民的旧社会有极度的厌恶和痛恨，他的语言中具有深刻而强烈的讽刺意味。因此，鲁迅形成了尖锐泼辣、冷峻凌厉、生动有力而又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而周作人却没有鲁迅这样关心生活的社会，他仅仅是写文借以表达自身的感受，因此，他的语言风格清新、淡雅、自然。可以说，由于受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影响，鲁迅和周作个人具有其独特而稳定的语言风格。
（2）生活经历方面。生活经历对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也会影响到个人的语言风格。一个人的语言总是会打上其生活经历的烙印。拥有相似生活经历的人会表现出相似的语言风格。同时，生活经历的变化也会使语言风格变化。
赵树理与高晓声都擅长描写农村生活，有相似的生活经历。赵树理的语言风格幽默风趣而又质朴自然，而高晓声的语言风格却幽默风趣而又具有讽刺性。二人的语言风格具有相似点而又产生了变异。巴金与赵树理和高晓声的生活经历不同，有稳定的学生生活，因此，他的语言具有浓厚的书卷气息，从而形成了细腻而繁丰的语言风格。李煜由于生活经历的影响，他的词的语言风格在亡国前后产生了变化。
（3）民族方面。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与语言风格有密切联系。民族方面的内容使得语言风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不同的民族造就不同的语言风格。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上的特点使其具有了独特的音乐美和形象美，且汉语的音樂美和形象美造就了汉语作品独特、稳定的风格。其中的独特性就是指汉语作品与其他民族语言作品相比所显示出的变异性。例如，北方的少数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粗矿、刚健、明快的语言风格，而汉族与之相较却更为委婉含蓄。
1.2 语体原因
语体依赖语言环境而产生，在相同语境条件下，使用语言的规律稳定但又不是一成不变。即相同的语体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稳定，但是又具有变异性。例如，科学语体具有严谨科学的语言风格。但在现在的科学语体中，越来越多地运用通俗的词语，这就使科学语体表现出了通俗的语言风格，从而丰富了科学语体的语言风格，这也说明了语体不仅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变异性。
1.3 题材原因
题材是指文学作品描绘的社会生活的领域，是文学作品内容的基本因素。相同题材的语言表现出相似的语言风格，而不同的题材往往导致不同的语言风格。李白山水题材的诗具有流动飞扬、奔放不羁的语言风格，如“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而他的边塞题材的诗则有疏宕放逸、豪气充溢、语淡雄浑的语言风格，如“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在描写不同的题材时表现出来的不一致的语言风格，即变异的。不管李白的诗描写的是什么题材，他的诗总是又会显现出相同的语言风格，如奔放自在，这又体现了他的语言风格的稳定性。鲁迅与赵树理拥有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当他们在写农民题材的小说时，都会表现出相同的语言风格，即通俗性。
1.4 时代原因
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独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语言的使用会产生影响，使语言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处在同一时代的作家的作品带有相似而稳定的语言风格。而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即使主题、题材、体裁都相同，仍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
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特点和沉重的民族危机，使宋诗与唐诗表现出了鲜明各异的语言风格。宋诗体现出了书卷气浓厚、委曲精深、理性而又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唐诗的语言风格则为浑厚博大、含蓄抒情而又流丽。这不仅说明了唐诗与宋诗的语言风格具有变异性，还具有稳定性，否则如何归纳出整个唐诗与宋诗的语言风格。明代的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与清朝的《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两部小说的语言的时代差别显而易见。这充分体现了时代对语言风格的影响，即形成了语言风格的变异性。
1.5 修辞方法原因
人们在言语交际和文学作品创作中，不再满足于仅能表达清楚所要表达的内容，而是希望能通过各种手段提高交际效果和丰满文学作品。此时修辞方法应运而生，它是指使用语言时用来提高语言效果的各种方法。
从使用的修辞方法可以分析作家的语言风格。同一个作家常运用的修辞方法有律可寻，并体现出了其稳定的语言风格。而不同的作家常使用的修辞方法是不相同的，这就体现了语言风格的变异性。
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与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同是描写愁绪的词。由于两首词不同的词牌名决定了两词在调音、择语、谋篇方面不同的特点。同时，李清照的词多用比喻格，使得她的词缠绵婉约地描写愁绪。而辛弃疾的词则豪放地抒发愁绪，并使用了反复格去加强愁的意味。而调音、择语、设格、谋篇的不同也就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
2 语言风格稳定性和变异性的意义
人的语言审美观在一段时期内会固定不变，但又不是一成不变。语言风格的稳定性和变异性适应人的审美需求。隋末唐初的诗表现出文辞堆砌，骈律讲究的语言风格，这是符合当时士族的审美需求。而唐中后期的诗的语言风格是浑厚博大、流丽含蓄，这又与当时的审美观相关。同时，语言风格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在稳定性和变异性的基础上产生。而语言风格的稳定性和变异性也促进了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9.汪曾祺论语言 篇九
一、性质比较
我们发现, 以上这两种言文关系对立的根源在于:二者基于不同的文字符号系统, 而且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 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借鉴或参考。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 只有极少数人做了一些简单的尝试, 而更多的是采用了西方逻各斯主义的立场, 以此为标准, 衡量所有其他非字母非“表音”的文字, 如黑格尔就曾荒唐地声称汉字是野蛮人的文字, 只有字母文字才是文明的。索绪尔开辟了现代语言学的新篇章, 但他对文字问题的处理并没有给后世留下一个理想的参照, 因为需要扭转语文学对语言学的恶劣影响, 索绪尔明确声称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限于语言, 即有声语, 把文字排除在外。然而由于言文关系的极度复杂繁琐、互相交织, 文字问题一直让他苦恼不堪。“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 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 (索绪尔, 1980:47—48) , “文字叫我震惊, 毛骨悚然, 这种工作让我觉得纯粹是种痛苦的体验” (ibid, 绪言:21) 。这种矛盾和混乱根源在于文字并非如人们常说的只是记录语言或表现语言的工具, 它和语言同是平级的思维的载体, 它能够深刻地影响语言。两者的性质也是截然不同的。
(一) 符号物质本质的差异
符号不是凭空产生的, 都有自己的物质本质, 即物质性。对于语言符号来说, 它的物质性本质就是“声音”, 发之于人类喉舌鼻腔, 听之于耳, 循“口—耳”符号接收模式。根据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 声音 (语音形象) 就是语言符号的能指, 意义 (概念) 就是所指, 也就是观念对象、思维。这正对应了扬雄的说法:“言, 心声也。”
而文字符号则是视觉符号, 一般主要由手工绘制, 循“手—眼”符号接收模式。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其物质属性渐渐偏向于接收体——“眼”, 而符号产生的方式也超出了简单的手绘而转向键盘和电子数码等方面, 其实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文字的性质。
(二) 符号意指过程的差异
语言与文字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符号系统, 它们之间唯一的而且最容易导致曲解的纽带就是“语音”。语言是一种“音”“义”的结合的符号系统 (谭代龙, 2009) 。以能指所指符号观论之, “音”是符号能指, “义”是符号所指, 两个共同组成语言符号。语言形式表达的是思维内容, 也就是声音形象与概念的对应。语言应当被认为是思维的载体, 而并非工具。
而文字的意指过程就有了争论。“语音”问题处理失当, 便会导致研究文字的标准和参照系失当, 得出的结论便难以如实反映文字的本质。通常所谓的文字三要素分别为“形、音、义”, 其中的“音”, 其实是语言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的方法。正是文字的“发音”导致书面语言和文字被混为一谈, 人们“把声音的书写形象当作声音本身” (索绪尔, 1980:56) , 或将文字看作是口语的复制品, 是“第二语言”, 也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主要能指的不一致的复制品”, 甚至将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工具, “能指的能指” (德里达, 1999:8) 。这里面其实有个死结: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语言是有声语, 也就是口语, 文字如果被看作是与语言平级, 便不能被看作是第二语言, 因为这样的做法是将一方置于另一方之下, 而且同时又将它们放在同一层级。而实质上, 文字符号不隶属于语言符号, 二者甚至不应属于同一范畴。文字符号的本质是视觉上的, “不发音”, 所以音不能算作文字的特性, 文字的音是在文字发展到和语言联系非常紧密的时候被“读”出来的 (孟华, 2004:34) 。所以对于文字符号来说, “形”是必备要素, 也就是符号能指。此外, 文字是符号, 符号是符形和意义的关系结合体, 即“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 所以, “义”也是文字符号的必备要素, 也就是符号所指。那么, “音”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它并不是文字符号的必备要素, “文字的有声化是对文字本质属性的优化, 不是对文字本质的确立” (张书柏, 2007) 。
二、功能比较
功能的比较建立在性质比较的基础上, 根据上文总结起来, 两大类符号系统最主要的功能, 体现在对外在客体世界和内在主体世界两个不同维度的认知和交际。
(一) 认知功能比较
语言和文字在这方面呈现异质同构的关系。本质上, 两大符号系统都依赖于符号使用者的释解作用才能存在。此外, 在这个前提下, 它们都反映思维, 包含思维, 成为思维的载体。唯一的不同, 仅在两者不大相同的认知意指途径:语言符号依赖于声音形象, 文字符号依赖于视觉形象。也正因为这点, 在使用此或彼的时候, 必定出现对方的“不在场”, 二者以互相否定的形式反射对方, 也掩盖对方, 呈现出德里达所说的“分延”关系 (孟华, 2004:33) 。德里达所作的论断是针对西方字母文字, 那么对于世界文字的另一极——汉字, 情况更是如此。汉字的表意性和相对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特性, 使得语言和文字的分延关系更为清晰明显。
两大符号系统还有另外一种认知功能:对符号系统本身的认知, 也就是所谓的“元认知”, 分别为“元语言”功能和“元文字”功能。两者都能够作为自己的解释和原因。
(二) 交际功能比较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脱离了社会性, 一个人便不再能够成为人, 因为他完全独立偏离于构成人类核心本质的文化符号环境。在这样的大文化符号环境中, 人与人之间被基于符号的交际连接起来。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在交际过程中, 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双性”:替代性和互补性。两大符号系统的使用, 此是彼的前提, 在各自缺失或“不在场”的情况下出场, 行使对思维的意指作用, 将完整的符号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传递, 表面上是一种替代, 其实是一种互补, 在对方不能行使意指作用时候, 以异质同构的方式完成整个符号意指过程。
为了达到完整符号信息的有效传递, 信息收发和保存非常重要。语言符号在传递过程中, 有易逝性和线形, 发出和接受的同时也是符号消逝的开始;而文字符号则体现出几乎永久的在场性, 使得符号的接收者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释解符号。通过这样, 信息的传递和保存比语言符号要更加稳定, 更加有效。
三、结论
综上所述, 语言与文字相互交织, 呈双螺旋式立体平行结构关系。在有文字的人类社会中,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共同行使符号意指作用, 是反映思维的两个有力的符号系统, 也正因为此, 它也是思维的两个最重要的载体。
摘要：本文以符号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在反映表现思维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性质和功能, 经过比较发现, 两大符号系统呈特殊的螺旋状立体平行结构关系, 行使异质同构的符号意指作用, 相对独立, 相辅相成。
关键词：语言符号,文字符号,性质,功能
参考文献
[1]Derrida, Jaques.Of Grammatology[M].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Baltimor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67) .
[2]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3]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4]索绪尔著.高名凯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5]谭代龙.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J].外国语文, 2009, (3) .
[6]扬雄著.秦艳华译注.法言[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10.论语言相对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篇十
米哈伊尔·巴赫金无论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调”诗学研究还是对社会语言学的探讨中, 都强调将个人放置在社会群体里做观察, 甚至对“饥饿感”这样一个乍看完全属于个人生理主观感受的概念, 巴赫金也将之分为个人的“我-感受”一端和社会的“我们-感受”一端。前者最终会使个体滑向动物的生理学反应, 被匮乏的欲望逼迫而走向自我毁灭或报复他者的道路;而后者则是群体性的长期匮乏所带来的心理状态, 即便实际上欲望已不再激烈, 仍然会处于“饥饿”状态。挨饿的整体实际呈现出的是温驯的、毫不羞愧的饥饿意识。巴赫金将人的社会性提到很宽泛的层面上, 这一点在今天越来越被证明是明智的。虽然我们都认可人的身上既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 但是二者并非等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即在正常社会交往中, 我们是社会性的存在。并且我们不应该将“社会性”看做是某种完全压抑性的力量, 或某种僵化森严的社会规范。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指出, “社会性”是这样一种事实, 即人们不仅在需求和照应方面相互依存, 更重要的是对思考者来说, 他们的最高官能即人类的心智是相互依存的。
和克罗齐的语言观带有的鲜明唯我论色彩相反,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巴赫金认为, 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符号, 语言符号是最纯粹和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 要研究意识形态结构的所有深层次内涵就必须探讨作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哲学的语言哲学。这就要求将语言牢牢地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进行认识, 并且确保意识形态环境的丰富性和语言内部的多重音性。巴赫金既不认为语言仅仅是思维意识的承载体, 能被动反映真实存在, 又和语言决定论者不同, 不认为是语言塑造了人们的思想乃至这个实体世界。他所感兴趣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真正的存在 (基础) 是如何决定着符号的, 符号又是怎样反映和折射着形成中的存在的。” (1) 也就是说, 社会和语言是互相塑造的。巴赫金指出, 语言的所有符号意义只有在个体之间的一切相互交往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离开符号所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社会组织交往活动, 语言就没有生命力。符号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尤其特殊的是, 它反映并折射出意识形态环境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争论, 这构成了语言符号的多重音性。符号是运动发展的, 它永远置身于紧张的社会斗争之中。符号内在具有辩证性, 一方面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稳定社会形成过程中永远在不断积累和消亡的辩证事物的过去因素。专制极权政府往往会强制推行一套具有“超越性”的永恒意识形态, 赋予其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但这套意识形态符号是脱离变化万端的社会存在的, 其内部本应进行的社会评价斗争被扑灭, 于是成为所谓单一的重音符号, 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失去意义。
巴赫金对社会多重音性的推崇体现在他的众多理论观点里, 其赫赫有名的“复调”理论就是典型的代表。本来是音乐术语的“复调”被巴赫金引入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 意指各种独立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 各种有充分自我价值的声音的共鸣。这些多种多样的意识在统一的客体世界里展开, 既微妙的辩证杂糅又保持自己的不相混合性。复调小说是对作者一家独大的独白小说的一种超越, 它平等地展示纷繁的态度、观点、思想和情感, 并打破其各自封闭的界限, 使之进行对话。对话的主人公, 以独立的姿态交换彼此的精神生活, 在一个大的对话场中, 每个个体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真诚而严肃地为自己的精神世界申诉, 寻找支持, 吸引伙伴, 与反对者论辩, 也与自我进行深邃的沟通。巴赫金尊奉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复调小说的创造者”。在陀氏的小说中, 人们使用的语言就是内部具有多重音性的符号, 它的意义能也仅能在对话交流中体现, 并且毫无疑问地展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们的激烈精神斗争。对巴赫金提倡的这类社会语言哲学来说, 当我们谈论语言时, 其实在谈论意义, 也就是在谈论语言符号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之中的功能。没有了不同意义的生成和社会观点的交锋, 语言就变得平面化, 内涵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意义变得单薄乏味, 人们的精神生活就随之贫瘠枯槁。
二、语言相对主义的盛行
今日的世界已经发生太多改变,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对自身整体命运的重新认识, 科学技术的空前发达所带来的无处不在的影响,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发生很多改变。公认的一点是,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混乱而难以把握的时代, 其最主要的时代精神特征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盛行。在20世纪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后现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激进的断裂情绪, 其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 它一方面希望在断裂和颠覆感中指明某种新范式的天启式开端, 另一方面它的破碎的去中心主体理论又是那样虚幻和流动不定。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认为, 在我们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时, 我们希望“赋予它一定的内容, 赋予它一系列的道德和认识论的特性, 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现在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事实上, 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2)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 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无处不在, 并且构成的是一种消解性的否定的力量, 有时甚至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人们开始寻找建构性而非解构性的后现代立场, 但是一直没有很有效的方法指导。作为一种和今日世界极为契合的思想, 后现代主义既完美诠释今日世界的许多特点, 又如同一个不幸的诅咒, 让世界困于其之中。后现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总体性的推倒重建、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对本质主义的嘲弄等。语言相对主义是其诸多特征的综合。作为与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系统, 语言既记录下了人们精神生活的改变, 又不停影响人们思考自我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三、语言相对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当今正处在多媒体高峰时代, 互联网平台的交流空前发达, 人们个人生活联系得越来越紧, 发明语汇的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每天都有网络新鲜词产生, 虽然其中一些的使用范围有限, 一些很快就被遗忘, 不过也有许多成为真正的流行语, 大范围地在社会上通用。作为后现代主义特征之一的解构性, 在语言相对主义里显现为语言使用的任意性。很多过去受到人们敬畏的语汇或者严肃的语汇, 在今天都可以被随意地放置进生活语言中, 成为极佳的调侃方式。这其实是后现代艺术的一种生活化, 本质上就是将古典的崇高解构掉, 将曾经的中心分解掉, 实现后现代主义追求的颠覆式解放。但是在这种语言生活化走到了极端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纯粹语言的游戏, 意义完全无以附着。意义是知性的产物, 人们在生活中通过遵循共同感受和常识创造彼此可以理解的意义。但是今天, 人们满足于似是而非词不达意的表达。很多暧昧不清的说法被创造出来, “你懂的”是其中一个代表。人们对它的使用相当自如, 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一种语言的智慧。但是在其成为两会热词和官方语言后, 我们就该有所反思。学者徐贲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话语分为公域和私域。有些语言在私域里使用尚且可行, “你懂的”是交谈者为了避免不适或为了各自的需要而默契使用的一种手法, 但是放到公域里却完全不适合。语言任意性除了在语言的使用上之外, 还体现在语言的性质上。关于语言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 很多时候要看语境, 所以确实具有一定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在今天语言的使用中, 已经趋近于流动性。人们很难判断一些词语中包含的真实意义, 甚至不认为词语的意义是真实存在的, 一切都基于使用者的使用意图, 而后者的任意性非常强。在今天的中国, 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会发现即使想要自如的说话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语言存在太多歧视而人们完全意识不到。当女性主义者以其著名的“吹毛求疵”批判今天中国女性默默接受的诸多歧视性语汇———比如“软妹子”、“女神”、“女汉子”、“剩女”时, 往往收获的是不以为然。人们对语言采取的相对主义使用法, 使人们越来越对歧视、压迫、漠视缺乏敏感, 因为我们打心底觉得, 一切无可无不可, 一切没什么明白不明白。
正是在这一点上, 今天后现代主义的糟粕将人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存在主义完全区别开来。后者所强调的社会多样性、意识形态多重音, 人性的诸多可能性, 人的自由性、发展性, 绝对不是非心智判断的结果, 绝不是平庸之人随意的选择。确实, 为了开始创制意义, 人们要想方设法地与我们所是、所为、所在和所遭遇的一切和解,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舒适的生活, 就必须理解这个世界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也就是要赋予其意义。但是二十世纪蔓延的是一种对“无意义”的接受, 我们似乎不能也不愿赋予事物以意义, 意义如此流动不定, 语言就成了似是而非的东西。
乔治奥威尔说, 有什么样的生活, 就有什么样的语言, 而语言又会强化最初的原因。我们的语言嬉笑怒骂, 调侃恶搞, 随意放肆, 玩世不恭;我们拒绝崇高, 对诗歌、艺术毫无敬意。这样的社会使用的语言, 只能成为含糊畸形而又空洞的文字游戏。徐贲老师指出, 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征是“看穿”而不“说穿”, 不说穿是因为看穿了“说”的无用, 甚至不仅无用, 还会为自己招来麻烦。这就是犬儒社会的大悲哀, 犬儒式精神生活的结局。我甚至认为, 徐贲老师所说的“看穿”的能力, 可能会随着人们不再使用健全、生动、透明、清晰的语言而渐渐退化。
人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寂寞”, 孤独感并不是诗人的专属感受。事实确实如此,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孤独, 永远缺少真正的交流。这是语言必须担负的责任, 但是显然相对主义的语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马尔库塞说得好, 要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 就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
摘要：巴赫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出, 语言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 其整个现实消融于它的符号功能之中。作为意识形态符号的语言具有的多重音性, 是其最重要的作为活生生的社会符号的特征。他视语言为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内部各种辩证变化斗争过程的最有力的工具。巴赫金的语言观重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 突出个人必须在人和人的交往、对话中表达思想, 达成共识, 以此反抗统治意识形态企图灌输给人们的单一重音符号系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盛行的今天, 人们对任何语言本质问题的弃绝和对语言的肆意使用, 即语言相对主义的泛滥, 在根本上有别于巴赫金的理论。作者分析后现代主义和语言相对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讨论后者对当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巴赫金,社会语言学,语言相对主义,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359.
[2]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