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9篇）

1.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一

综观世界， 第三部门的勃兴， 减轻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发挥了很好的 / 补台0 功用， 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各国第三部门参与 / 社会管理0 水平已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 第三部门以志愿组织为主体， 其成员又以高校青年大学生为生力军。为此， 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管理， 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水平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国外大学生志愿服务发展。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经验， 主要有两条进路： 一是借鉴志愿服务起源的欧美发达国家经验， 二是借鉴地域文化相仿的亚洲发达国家经验。欧美发达国家推介美国、英国经验; 亚洲发达国家推介日本、韩国经验。

2.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二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向“服务型经济”的重大转变, 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具有高知识属性、高附加值等显著特征的现代高端服务业, 如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及专业和商务服务等, 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方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些业态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保持着领先的发展水平, 为广东在经济新常态下, 加快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尚无“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概念, 但经过数十年发展升级, 作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绝对主导的服务业, 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现代化、高端化属性, 尤其是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态发展迅速, 已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美国为例, 其主要现代高端服务业态的比重在20多年来不断攀升, 其中专业和商务服务增加值占GDP比从1991年的8.7%上升到2011年的12.6%、增幅高达38%, 2010年, 各现代高端服务业态总增加值占GDP的40%以上, 就业人数约占服务业从业人数的70%、总就业人数的60%以上。

近年来,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呈现以下显著趋势性特征:

——与传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速融合。现代高端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产业融合性, 尤其是具有生产性服务属性的业态领域, 其本身即是制造业服务环节外置化的产物, 通过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带动着传统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结构向高级化转型。

——向区位优势显著的中心城市加速集聚。因基础设施、信息资讯等资源条件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等因素, 现代高端服务业多集中于国际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 其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26%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 衍生金融工具成交量、外汇交易量、外国债券发行量分别占全球的14%、16%和34%2。

——新兴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加速崛起。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向服务业全面渗透, 推动服务业向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个性化、集群化方向加快发展, 催生出如第四方物流、远程医疗、网上银行、智慧旅游等经济新增长点。

——部分服务业态向新兴经济体加速转移。当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正转向以服务业外包为主体的服务贸易, 形成国际产业转移新的热潮。2011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8200多亿美元, 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占78.5%、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外包占21.5%, 在岸服务外包占87.5%、离岸服务外包占12.5%3。据美国国际数据公司、麦肯锡公司等机构预测, 未来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保持约18%的年增长率, 到2020年将超过150万亿美元规模。

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主要经验

(一) 突出产业融合, 推动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产业融合互动, 实施现代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 重点发展现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高融合性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优势, 集中剥离原先依附于生产制造过程的服务环节, 促进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加速向现代制造业生产前期的研发、设计, 中期的管理、融资和后期的物流、销售等全过程渗透, 在推进先进制造业提升现代化、专业化生产水平的同时, 也为现代物流、研发设计等现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态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空间。如日本2006年颁布“新经济成长战略”, 提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引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成功通过发展通信产业带动信息服务业, 继而带动相关信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目前的支柱产业, 早在2005年美国交通和仓储、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总量接近6万亿美元, 占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GDP的48%, 其中相当部分可归入现代高端服务业态。

(二) 立足资源禀赋, 走各具特色的集聚化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和地区注重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 有效结合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制度体系等资源条件, 形成各具特色的集聚化发展模式。以大都市为例, 具有典型意义的, 一类是以纽约、香港等为代表的替代式发展模式, 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在集中发展过程中, 逐步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经济主导。纽约历史上以轻工业为主, 以信息、金融、专业技术为基础的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在二战后迅速崛起, 逐步取代制造业而成为纽约经济的主要支撑;香港由于自身资源相对缺乏, 在转移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后, 主要发展金融、现代物流、服务贸易等高端产业。另一类是东京、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共生式发展模式, 现代高端服务业态以工业化成果为基础, 围绕传统工业转型升级需求布局发展各类业态集群。东京是日本最大工业城市, 为实现精益生产、推动制造升级, 集中发展了大批高附加价值、与制造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确立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优先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在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形成了具有国际优势的金融、现代物流等服务业态。

(三) 坚守市场规律, 以开放视野实施跨国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政府基本不直接干预现代高端服务市场发展, 而是鼓励发挥行业协会等自律性机制对市场主体与市场活动的规范作用。如美国的各类服务行业协会不仅深入参与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 而且在发布行业信息、举办交流活动、培训业务人员、协调社会关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指导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主体作用。香港充分发挥1000多个行业协会等市场机构的监管作用, 督促服务企业自律, 在对金融自由化的监管上,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FC) 等四个独立于政府的监管机构, 负责调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新加坡始终支持新加坡制造商总会等市场机构全面参与所有产业改革设计, 以确保政府政策的针对性, 组建了由金融管理局主导、新加坡国立大学危机管理学院等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新加坡训练与研究中心旗舰生态系统”, 承担提供最前沿金融理论、进行重大金融创新等战略任务。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机制高度发达的另一突出体现, 是大型商业组织在价格、供求和竞争等规律作用下, 对全球范围内现代高端服务目标市场的有效识别与生产活动的有序转移, 从而实现服务资源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优化配置。如前所述,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知名跨国公司近年来积极实施产业转移战略, 如信息产业领域的IBM将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等重要机构与商业活动推广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管理咨询领域的埃森哲 (Accenture) 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10多家咨询服务、交付中心等分支机构, 通过将部分服务产业成规模地转向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突破了人才移民、资源采购等传统资源利用形式的局限, 高效利用产业承接地的专业化、规模化服务人才以及广阔消费市场等优质资源, 极大拓展了本土核心产业的外围支撑。

(四) 政府适度作为, 借政策与服务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态的政策力度并不一致, 但在重点产业引导、基本公共服务等政策保障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共通性。在产业定位方面, 通过行业立法、产业规划等直接或间接措施, 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科技智能型等服务业态, 如日本1995年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 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发展战略, 重资扶持信息服务等重点产业, 2012年又推出《日本再生战略》, 鼓励发展智能社区、大数据市场等;德国2011年颁布《信息与通信技术战略:2015数字化德国》, 重点促进物联网、网络服务、云计算、3D技术等开发和应用。在财税金融支持方面, 实施税收优惠、贷款优惠、财政补贴与担保、设立产业与信用基金等, 如法国2008年颁布《研发开发经费税收抵免制度》, 规定有效研发支出在1亿欧元以内的, 可在应纳税款中抵免30%, 剩余超过部分抵免5%。在平台搭建方面, 重点加强共性技术、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平台, 如美国以各大联邦试验室为载体, 普遍开展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研究, 将政府主导或拥有的技术成果向社会与市场转移, 还围绕科技创新、信息服务等发展需求, 构建了国家技术服务中心等大型公共服务平台和一批由政府部门、社会技术服务机构等共同组成的多元化、开放型技术服务平台。在人才培育方面, 着重优化人才教育培训、促进人才流动等, 如日本出台“240万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推进计划”、“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计划”等, 着力培养信息技术、环境开发等创新型和应用型高端服务人才;德国在加强职业教育的同时大幅放宽人才移民政策, 本世纪初开始实施的“绿卡工程”, 将允许多达2万名非欧盟国家的外国专业人员入德工作。在工作机制方面, 除一般性管理机构外, 个别国家特别针对重点领域设置专门协调监管机构, 如美国设立国际开发署等机构, 并由商务等部门官员和行业协会专家组成协调机构, 专司推进优势服务业态对外开放;日本围绕IT战略, 设立以内阁总理大臣为议长的“IT战略会议”及“IT战略本部”等协调机制与机构。

对广东省加快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若干启示

广东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经验, 在近年来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立足资源禀赋, 加强产业导向与政府调控, 将现代高端服务业打造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劲引擎。

(一) 注重产业互动, 推动现代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对信息科技的深度吸收, 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广东作为拥有深厚工业底蕴的制造业大省, 应大力促进现代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围绕现有制造业布局, 着力发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研发设计及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在利用制造业基础优势实现现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同时, 充分释放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强辐射效应, 全面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还应充分利用相对领先的信息化基础优势, 深化信息科技向服务业融合渗透, 推进服务业资源集聚模式创新, 推动服务业的信息化、集成化、标准化, 加快推动各类服务产业向现代化、高端化发展升级。

(二) 注重集聚效应, 合理布局现代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产业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与核心区域, 广东过去发展现代服务业走的也是集聚式道路, 未来应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现代高端服务业集聚区。积极引导现代高端服务资源向珠三角地区集聚, 依托现有重点服务业集聚区与示范基地, 重点培育现代物流园区、总部基地、科技创业园、创意产业园、服务外包基地等, 建成富有广东特色的空间集中、产业集聚、资源集合、功能集成的现代高端服务业产业集群。着重发挥珠三角中心城市的产业基础等综合优势, 做大做强总部经济、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主导产业, 完善交通集散、信息网络、文化医疗等综合配套, 将广州、深圳打造为国际服务产业中心城市。在粤东西北地区根据各地特色优势打造特色高端服务业集聚区。研究认定现代高端服务业示范企业, 引导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现代高端服务业企业集群, 树立现代高端服务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的知名品牌。

(三) 注重区位优势, 积极拓展内外现代高端服务市场。区位优势是纽约、香港等城市崛起的重要基础, 广东也要抓住临近港澳、处于沿海开放前沿的条件, 充分用好中国 (广东) 自贸区的平台, 把握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新趋势, 大力推动现代高端服务对外开放。深化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交流, 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系统开发、技术服务等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充分利用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战略契机, 加快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优势现代高端服务产业“走出去”步伐。面向泛珠三角地区整合人才、开拓市场, 扩大现代高端服务业外围支撑与发展腹地。在落实CEPA及相关协议上先行先试, 全面深化粤港澳在现代高端服务业各领域的合作, 加快建设广州、深圳两个国家级服务外包基地, 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成为国际服务贸易中心。

(四) 注重政策引导, 优化现代高端服务业营商环境。发达国家和地区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推动现代高端服务业态的快速发展作用显著, 在机制保障、产业规划、平台建设和财税支持等方面举措都值得广东深入研究借鉴。广东应加快探索建立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协调与监管机制, 加快出台现代高端服务业专项规划, 分类支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等重点发展领域。研究设立专项引导资金, 实施政府采购、技术转让、研发经费等方式支持现代高端服务业态发展。整合提升现有各类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加强仿真环境、软件测试等专业服务平台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和法治环境, 重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制度体系, 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与技术交流, 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和高端服务人才引进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律功能, 大幅提升行业协会在现代高端服务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行业协会和各类专业化社会组织的监管能力, 协助规范与促进市场主体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注释

1转引自宋炳林.境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及对宁波的启示.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转引自张蕊.美国服务业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对外经贸, 2012 (1) .

3.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带动下，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本质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带动了全球服务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克鲁伯和沃克对加拿大及部分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本国名义GDP的一半以上，并得出“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的结论。研究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有利于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更快融入工业4.0时代。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

当前，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总的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典型模式有三种。

（一）纽约生产性服务业模式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日益体现为国际城市之间的竞争。纽约作为国际城市的典型代表，它的金融、咨询、法律等现代产业的国际地位较高，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金融、资讯和物流中心之一，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最富有竞争优势。纽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结构的升级成为其规模增长的动力。“二战”结束后，纽约的制造业持续衰退，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从就业结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纽约市从1993年以来，除了制造业外，所有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都有所增加，而又以服务业增加的就业人数最多，到2001年纽约市90%的就业人员从事服务业，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就业占就业总数的12.9%，商务服务业所占的比例为10.4%。这个时期纽约市的就业除了表现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外，还表现出向中心商务区集中的特征，从产业空间布局来看，纽约的服务业分为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贸易集群和以第五大道为中心的商业区两大部分。前者是大银行、金融、保险、贸易公司的云集之地；而后者云集了世界一流的名店、娱乐厅、酒吧等商业服务业。

（二）东京生产性服务业模式

东京是国际大都市中的后起之秀，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物流航运中心之一，其中心商业区主要由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等组成，中心城市依托发达的都市型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着政治、行政的国际、国内中枢职能，金融、信息中枢职能以及科教文化的中枢职能。东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中心区膨胀化发展和以外围地区多点为支撑。东京城市中心区发展起初采取了膨胀化发展和外围地区多点截留双元的战略，为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央商务区的分层次并进策略也形成了适应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需求的“多中心、分层次”空间发展模式。东京在城市规划上明显地体现“多核多圈层”结构，包括市中心区、8个周边副中心区（含新宿、临海）、9个外围特色新城组成的完整体系。这些区域的主导产业分别是金融、批发、信息相关产业和专业服务产业，他们共同成为东京大都市区城市功能转型和集群的重要特征，也令东京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网络化的结构特征。

二是政府行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化。日本政府的决策旨在将东京定位于全球金融和商务中心，并将东京及其附近地区改造成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产品基地，将东京湾地区的产业结构由原来的出口导向转变成商贸中心。为推动东京商务功能的发展，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东京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上强调核心区商业功能聚集的重要性，提倡功能混合，并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扶持东京地区商务功能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对于人口集中、交通拥挤的问题采取了区域方法控制政策，扶持高附加值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等等。此外，日本政府的政策信息源作用和拥有的审批权，也促进了各种政府办公功能提升和大公司总部在东京集中。

三是“技术立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和生产成本增加的原因，东京中心城区制造业被迫外迁到国外或横滨一带，其工业地位有所下降，城市面临着空心化的威胁。为此，当时的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思路，其实质是要发挥东京的人才和科研优势。该战略重点发展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得该地区的工业逐步转向服务业，也诞生了风险投资、现代物流、信息加工等以高科技产业为市场取向的新兴服务业。东京地区工业的这一转变改变了传统的工业产业结构和内涵，出现与工业有关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此后，随着日本经济从“贸易立国”逐步向“技术立国”国策的转变，东京的工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生产性服务业以新产品的试制开发、研究为重点，高精尖新工业等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开始快速成长，这一阶段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将“批量生产型工厂”改造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型工厂”。

（三）香港生产性服务业模式

香港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服务枢纽之一，该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起步于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属于都市型的服务经济体系，是目前世界上生产性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之一。总的服务业在香港经济的产业结构中处于绝对重要的地位，其国内GDP占当地GDP的90%以上。自由经济制度和政府所实施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

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两个轮子”，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所侧重。在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是“引进来”，通过设立办事处或开办分支机构，把世界各地生产性服务企业吸引到香港，拓展香港服务业的市场空间，丰富香港的经济网络。香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逐步走向繁荣，香港成为世界上资本较为密集的地区，就通过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发展转口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而带动本地运输、仓储、金融、商业、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得益于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支持。香港有1000多个行业协会，这些协会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管，实现对生产性服务产品生产、交易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部门致力于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和人才的培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投资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更多地依赖人才和市场空间，而人才的发挥程度和市场空间的大小，与外部环境提供的条件密切相关。而香港特区政府在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上一直不遗余力。

二、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当前，全球的产业发展开始进入工业4.0时代，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之一，对促进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必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展态势也决定了新一轮世界产业的分工与合作。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趋势逐步增强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对生产提供服务的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一个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这种融合有两种基本互动方式，一种是企业中两种业务的“纵向整合”，产品越来越融生产和服务于一体。借助信息技术，新的研究开发与设计、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客户定制、集成制造系统、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质量管理、测试和认证、金融等方面的服务活动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有些原来的制造业企业甚至因为主业已经转变为服务而被重新归类为服务业企业。另一种是制造企业“外购”服务产品，即制造业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将原本内置于企业的服务外包给专业的服务业企业。

（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得到充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中，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发挥着中间功能，提高了生产过程不同阶段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目前，在部分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GDP的55%左右，个别国家甚至达到了75%以上，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远远超出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发展速度引人注目。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虽然这种情况与统计口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差距较大仍是客观事实。换个角度看，这说明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格局中的还有较大潜力有待开发。

（三） 服务外包成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途径

随着全球产业重心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也进入了全球化的过程。服务外包是服务业全球化驱使下服务产业继续细化分工的结果。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组件已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的外包业务转向高层次的服务流程外包业务。从外包涉及的行业看，软件、金融等行业的外包发展尤为突出。其中金融外包的范围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投资等，主要发包市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主要服务外包业务承接地，其中，亚洲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的地区。未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行核心竞争力战略，越来越多地将后勤办公、顾客服务、商务业务等许多非核心业务活动外包到国外，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的离岸外包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多层次集群化

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化趋势，一般以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集聚。如在纽约、伦敦及东京等城市，以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务服务业为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这些城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生产服务业是信息密集型经济，聚集效应对生产服务远比对制造业重要。例如，纽约鳞次栉比的银行、贸易公司、交易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公司、广告公司、设计中心、房地产公司、交通通讯服务公司彼此间业务活动紧密联系，共同壮大了这一行业。纽约金融业由1974年8.4%上升到2004年的10.7%，保险业、房地产业及商务服务业也增长迅速。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整个国家总就业人口比例较高，如伦敦在16%左右，东京在10%—14%之间。

三、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验启示

（一）加大制造业服务环节的投入比重

制造业企业在生产流程中的研发、融资、保险、运输与仓储、通讯等环节不可避免的与生产性服务业联系在一起，并且随着新经济的崛起，这种联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从国际经济竞争的现实来看，制造环节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急剧减少，而服务环节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却逐渐上升。在制造业发展初期，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包含在制造业企业中，是制造业企业的某个部门或某个生产环节。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必须主动实行“主辅分离”，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节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且降低运营成本。因此，企业非常有必要在制造环节中融入大量生产性服务环节，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促进制造业部门通过扩大公司内的服务部门向服务领域扩展，让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呈现出“服务化”的特点，加快打造服务型制造业，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基础上，树立用服务来打造差异化和竞争优势的思想，增强创新能力，不断延伸或者拓展自己的产品生产价值链，由仅仅提供实物产品向提供产品集成解决方案转变。

（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随着第三产业占经济总体比重的增大，经济活动由制造为中心逐渐转向以服务为中心，越加模糊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限。由此，制造业要进一步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给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商机，生产性服务业也要努力从制造业价值链条中寻找可开发的服务环节，以达到集中化和大型化的目标。我国要注重借鉴国外经验，开发和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的新模式，结合自身特色，来强化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

（三）为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服务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群，发挥集群的整体效应，与先进制造业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优先发展科技服务业，以技术研发机构为载体，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建设各类研究开发机构和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形成研究开发与先进制造业生产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促进先进制造业升级。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化、大型化、组织化，为先进制造业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服务。

（四）搭建完善的产业发展信息平台

一方面，通过构建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信息互动平台，促进两者信息互动，提升互动发展水平。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促进信息畅通，在制度保障上要建立规范的行业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披露制度，注重通过法律、法规来引导、规范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纵向信息传导渠道不畅、横向信息传导失真等问题，为信息有效传递、对称性传导奠定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研发交流平台，积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建立技术联盟，扩大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技术交流和技术研发合作，从而合理有效地制定自身的技术创新战略和研发措施，减少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积极引导新业态加快发展，拓宽产业发展新空间。引导公益服务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消费性服务业的渗透融合，扶持设计服务发展。■

4.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四

摘要：概括总结德国经济服务化的经验，提出完善沈阳市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增强实力，从而优化沈阳市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对策建议：确定发展战略重点；各行业发展经验启示借鉴；构建政府支持体系。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行业经验；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4-0048-02

一、沈阳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在已经实现了经济服务化的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等国际大都市，其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显著。

近年来，沈阳市的现代服务业取得较快发展，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相对规模较小，与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发展不均衡，除金融业发展速度较快，其他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较低；缺乏领军企业和品牌，2014年全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仅有盛京银行（排名161）、中兴-沈阳商业大厦（排名454）；吸纳就业能力未充分发挥。

为此，沈阳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金融、物流、文化旅游和体育休闲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并努力打造中国北方商务会展中a心城市。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沈阳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沈阳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的重要选择。

二、德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逐渐转向服务化，服务业增加值占各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由1991年的62%上升到1999年的69%，并在2000年以来相对稳定地保持在70%左右。

德国近年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以高新技术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特征。优势产业从传统的运输、建筑转向研发、计算机、金融、保险、物流、会展等高端服务业。德国优势服务业与沈阳市着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相一致，可提供以下发展经验。

（一）“高科技战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06年，德国联邦政府第一次推出《德国高科技战略》，之后又在2010年颁布了更新版《思想、创新、增长――德国高科技战略2020》，服务业被列为“高科技战略”的重要领域，力求通过现代科技保持德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该战略提出“工业4.0”，使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因其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基础，工业产品和服务完美结合形成强竞争力和高附加值，在全世界占据领先位置。

（二）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资助

德国的服务企业中2/3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员工不足500人），经济实力相对不足，为帮助这些企业加强研发和创新从而提高创新竞争力，德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三）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奠定全球物流中心的基础

德国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的物流中心的基础在于其拥有由公路、铁路、海运和内陆水道共同组成的一流运输网络以及众多国内国际机场。按照世界银行2014年“物流业绩指数”，德国物流业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排名第一，在2007-2014年的物流业绩指数汇总排名中，德国同样高居榜首。就物流运输业而言，作为欧洲最大的物流市场，德国的物流业营业额超过2200亿欧元，占有欧洲30%的市场份额，为名列欧洲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英国的总和。

（四）德国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在世界上以其专业性著称

德国是世界再保险大国，在世界20强再保险公司中，德国独占四家，其中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t.）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再保险人的地位。从事其他保险业务的还有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安联保险（Allianz）和世界第二大信用保险公司――格宁保险（Gerling）。

德国的商业银行大多实行全能银行制度，并因其谨慎的经营风格受到各国储户和投资者的好评。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德意志银行的经营范围涵盖欧美和亚太。

（五）耐心培育现代服务业展会

德国会展业居世界第一位，各行业的领先国际性展会中，将近70%来自德国。德国知名的服务业展会都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培育，逐步发展成为在全球业界享有盛誉的展会。其中包括：柏林旅游展（ITB）、慕尼黑国际物流展（Transport Logistic）、纽伦堡国际创意发明新产品展（iENA）等。

（六）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2010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所做的《创意经济》报告指出，德国是创意产业的重要出口国，并在表演艺术和出版印刷分行业的出口中位居第一。德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2008年起已超过化工业，仅低于机械制造和汽车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经济部指出要充分利用德国发达的贸易展会，有针对性地参加特定产业展会，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联系客户、扩大销量。

（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优秀的劳动力决定了德国服务业较高的生产率。德国具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平，能够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培养出适合知识密集型服务的高级人才。同时，在职业培训领域，德国拥有独特的双元制教育体系，该体系将学校培训和在职培训的优势有机结合，充分满足了社会对服务行业的需求。

（八）管理体系完善

德国服务业法制健全，采用一系列法规而非单一法规的形式。既有《对外经济法》《反限制竞争法》等联邦一级法律，也有行业法规，如《电信法》《建筑法》《招投标法》《银行法》《信贷法》《保险法》《统计法》等。所有的法律或法规都对服务行业的运行和企业行为做出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加快沈阳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确定发展战略重点

1.优先发展重点产业

继续从战略高度重视沈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明确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地位，按照十二五规划和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以及《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对沈阳市现代服务业各产业进行规划引导、产业集聚，以高新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目标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产业，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重点领域突出发展，以此来优化升级沈阳的产业结构，尤其是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着力培育打造龙头骨干企业和品牌

确立一批有发展实力和增长潜力，体现沈阳地区经济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可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基金，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以财政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多元化投入的体制。通过这些领军企业发挥引导、辐射作用，形成若干有一定规模、具辐射带动能力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链。

（二）各行业发展经验启示借鉴

1.推行高科技战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研发、创新

当今“互联网+”的时代，科技创新必须应用到现代服务业中。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可以扩大服务业的领域，促进增长，提升业态。科技化和信息化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有助于逐渐降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地位，并促使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壮大。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以沈阳市完备先进的装备制造业为基础，加以高技术、高知识，形成高附加值和强竞争力。

2.提升高端服务业的专业服务水平

保险和金融业等高端服务业要求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沈阳市的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创新业务形式，分散风险，确保利润。

3.打造商务会展中心

将沈阳市打造成中国北方商务会展中心城市，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展馆可由市、区政府投资建设，通过政府控股成立展会公司，推行现代企业化管理。政府不参与展会公司的具体决策，但可由监事会监督其运作。展会的主题应侧重展示现代服务行业前沿成果，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可涉及旅游、物流运输、创意发明、酒店餐饮、广告宣传等。展会一方面要强调专业性，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扩大覆盖面，尽量涉及与主题产业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链，不仅吸引龙头企业，也要吸引大量新兴企业参展，产生“乘数”效应。

4.推进创意产业发展

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业态，已成为国际大都市提升知识经济价值内涵的重点产业领域。沈阳市既具有清文化发源地的历史渊源，又聚集大量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气息浓厚、人文环境优越。倡导创新，将技术、经济与文化相互融合，推进沈阳市创意产业的发展。

5.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

为提升沈阳现代服务业质量，推动沈阳现代服务供应者进军国际市场，促进沈阳现代服务出口，可在企业服务和客户服务领域制定服务标准，协调统一相关服务活动；对目前不能全面推行标准化的服务行业，则应实施服务承诺和服务规范，从而提高沈阳现代服务业竞争力。

（三）构建政府支持体系

1.完善服务业监管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系

在促进沈阳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的主管部门应深入分析当前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重点，立足于沈阳市服务业发展现状，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收集资料、征询相关行业协会，按照立法程序，协助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相关企业既受法律约束，也受法律保护，从而为沈阳市现代服务业创造出有法可依的竞争环境，并切实有效促进沈阳市现代服务业有序、健康、快速发展。

2.加快现代服务业开放步伐的同时制定适度保护政策

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实力雄厚、管理技术先进的境外服务企业。同时，依据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和国内立法，对来自外国的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进行必要限制，以免由于外国服务供应商进入太多、竞争过度而给沈阳市服务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实施现代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政府可采取财税、金融等政策，鼓励服务企业出口。通过“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沈阳现代服务企业参与正当竞争，以提高民族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3.注重人力资源培训，夯实沈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

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是服务业创造价值的智力保障。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建立在高层次人才基础上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提高服务业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对此，一方面，沈阳市有必要进一步注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使其能熟练掌握新知识、专业知识，并具有革新、创新、沟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多形式引进国际、国内现代服务业人才，并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府支撑体系

沈阳市可以在运输、电信、旅游的基础设施方面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强建设，增强行业的竞争力。市、区各级政府应在新技术与创新成果开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致力于以研发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信息化促进“互联网+”的发展，拓宽服务领域，降低服务成本，创造服务业高附加值。

沈阳市政府管理机构和行业协会除履行管理职能外，还可定期举办各类研讨会、报告会，向沈阳市服务企业介绍相关市场情况；还应积极搭建信息平台帮助服务企业加深对国内外市场和贸易伙伴的了解，从而成功扩展市场并避免盲目经营，增强贸易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成功几率。

参考文献：

5.寿光蔬菜产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五

(2007-08-03 16:42:22)

本文现已有

———赴山东寿光考察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情况报告100 次点击

陈友张福寿

（南京市建邺区农业水利技术推广站）（南京市建邺区农业办公室）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区蔬菜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提高全区“放心菜”检测员的业务素质，2007年6月28日～30日，区农办组织区农水站、涉农街道农林（副）业科、村“放心菜”检测员等人，赴山东寿光进行考察学习。我们参观考察了山东寿光市蔬菜批发市场、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孙集街道钓鱼村蔬菜基地，拜访了寿光市农业局，听取了有关蔬菜质量安全管理、农业投入品源头把关、农药残留市场监督抽检、出台有关文件措施等情况介绍，和当地分管领导、批发市场负责人和部分农户进行了座谈交流。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此次考察受益匪浅。现将有关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蔬菜批发与标准化生产基本情况

寿光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畔，总面积2180平方公里，人口108万人，是全国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12.4℃左右，年平均降水量608mm左右，光照充足，无霜期为195天左右。地形全部为平原，中南部地下水源充沛，土壤肥沃，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

寿光市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现有耕地面积140万亩，其中菜地面积80万亩，生产的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5600元，仅蔬菜一项人均纯收入就达3000元，蔬菜贡献率达53.6%。

（一）龙头企业拉动当地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

有着“中华之最”之称的寿光市蔬菜批发市场始建于1984年3月，占地600亩，年交易蔬菜40亿公斤，交易额56亿元，年上市蔬菜品种300多个。批发市场依托当地先进而丰富的蔬菜资源，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蔬菜来此交易，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和全国最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辐射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规模大、档次高、品种多闻名全国。同时，作为首批 15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蔬菜批发市场十强”、农业部“首批定点鲜活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之一的批发市场，对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壮大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并进一步促进当地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批发市场从刚建成时地产菜占交易份额的70%左右，到目前在地产菜产量和外地菜市场交易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地产菜交易仍占30%左右的份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把好市场准入关，国家蔬菜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市场内设立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配备气相、液相检测设备，对前来交易的蔬菜进行农残抽检，经检测合格的蔬菜方可销售。台湾产的全自动高感度蔬菜残毒速测仪一次可同时检测80个菜样，耗时11分钟，大大地缩短了检测时间，提高了检测的精确度。

（二）积极打造“寿光蔬菜”农业品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该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当初新建17个蔬菜大棚，在寿光地区率先试验成功冬暖式蔬菜大棚种植新技术，使蔬菜深冬生产成为现实，推动了一场遍及全国的“绿色革命”。新技术的推广助推了蔬菜大面积、高效益生产，蔬菜规模生产又推动了蔬菜专业化、集约化经营。作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寿光市在种子培育、品种推广、统一的格式化生产管理、集中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产业化、标准化，为农业品牌的铸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寿光蔬菜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寿光人的骄傲。从名优稀特品种广泛引进，到新技术、新成果的广泛推广应用，到近年来以绿色无公害为发展方向，再到八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成功召开，寿光蔬菜一直在走着标准化、国际化的生产路子，始终引领着蔬菜生产的新潮流。目前，寿光无公害蔬菜基地面积发展到80万亩，年产无公害蔬菜40亿公斤。最近，寿光向国家商标总局递交的“寿光蔬菜”集体商标注册申请获得通过，寿光蔬菜不但有了“护身符”，而且品牌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成功的寿光蔬菜产业还带动了运输业、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特色农业的发展加大对农业配套工业产品的需求，使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得到更好、持续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形成了良性循环，最终推动了该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2005年4月7至8日，胡锦涛总书记把寿光市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联系点，亲临寿光视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进一步作好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这篇大文章，特别要打造好“寿光蔬菜”这个农业品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构筑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体系

推行农业标准化，发展无公害农产品，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寿光市通过生产基地化、操作标准化、检测网络化，构筑起了无公害蔬菜生产新体系。一是规划建设生产基地。为提高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整体水平，寿光市在21个镇（街道）规划建设了21个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以基地为依托，加强了新品种、新农药、新技术、新设施的研究与推广，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等80多项综合配套栽培新技术、新成果得到了广泛应用。二是全面推行“五统一”操作规范。寿光市制定了一套配套完善、简便易行的无公害蔬菜生产标准体系，全面推行“统一环境质量、统一关键技术、统一产品标准、统一监测方法、统一产品标识”等为主要内容的“五统一”操作规范。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市、乡村三级科技服务推广网络，对菜农进行新一轮的培训。三是基地实行“档案化”管理。据了解，全市17万户蔬菜大棚种植户全部编号建档，通过编号，把全市蔬菜大棚纳入基地范畴，给它们找到“娘家”，有利于统一技术、统一管理，是实现标准化生产的重要一环。四是实施全程管监。为对蔬菜生产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寿光市先后建成了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19个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室，开展产前环境质量、产中农资投入和相关栽培技术、产后加工及市场质量管理等全过程监控。目前，全市有20多个种类、100多个蔬菜品种通过“三品”认证，“三品”累计认定面积达63万亩。

二、蔬菜质量安全建设的主要经验

（一）健全制度，出台一系列管理文件与管理办法

2005年6月，寿光市下发《寿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农业局等四部门<农业投入品管理办法>的通知》，出台了农业投入品管理办法。2006年2月，寿光市人民政府出台《农业投入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同年4月，下发了《寿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药经营和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寿光市人民政府关于“十一五”期间实施农业标准化提高行动的意见》，出台农药经营和使用管理的十条指导意见，提出任务目标、工作重点及措施。2007年，寿光市出台了《寿光市蔬菜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制及责任追

究试行办法（试行）》文件并设立蔬菜质量安全管理奖惩资金。该文件明确责任追究办法，即对在上级部门蔬菜质量检测中出现不达标情况，或出现重大蔬菜质量安全事故，造成恶劣影响的，有关监管部门和镇（街道）将被一票否决，并严格追究其责任：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被举报查实后，将被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相关责任人将被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单位主要负责人将被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齐抓共管，将蔬菜质量安全管理实施综合考核

2007年，寿光市下发寿发［2007］28号文《中共寿光市委、寿光市人民政府关于2007年（街道）工作实绩综合考核办法（试行）》，对蔬菜质量安全管理进行百分制考核奖励，具体措施如下：（1）对镇（街道）的考核（100分），包括基地建设管理、蔬菜质量检测、农业投入品管理和完成当年整合并规范村头地边蔬菜市场计划等。（2）对主管部门的考核（累计计分），农业局、工商局、质监局根据职责分工，对国家禁用、限用农药及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处罚，每1万元记3分，每查处一起涉案金额1000元的农业投入品质量投诉案件，记2分，每查处一起5000元以上大案要案，记5分；农业局每检出镇（街道）1个不合格蔬菜品种并处理的，记2分，每检出超市中1个不合格蔬菜品种并处理的，记1分；工商局每取缔1家无证经营农资业户，记1分；质监局对生产企业每查处1个农业投入品不合格并处理的，记5分；查处1个生产、流通领域中无生产许可证或冒用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并处理的，记5分；通过市长公开电话、机关效能监察中心、新闻单位等渠道进行投诉的，每查实一起扣2分。（3）对示范村、示范基地和经销单位也进行考核（100分）。

同时，设立10万元奖金，鼓励举报。每举报一起制造、销售或使用国家禁用、限用农业投入品问题，被查证属实的，奖励举报人1000至10000元，并给举报人所在镇（街道）加1分，处理结案的加5分；不予处理的扣5分。

（三）上下互动，建立一支精干的技术保障队伍

一是解决农民想干但缺技术问题。全市健全完善了以农业部、科技部蔬菜技术培训为龙头，以市级培训中心为骨干，乡镇科普学校为纽带，村级农民文化夜校为基础的社会化综合培训网络，并在报社和电台设立了寿光蔬菜专题节目，组建了50多家蔬菜协会，对广大菜农、蔬菜加工企业负责人广泛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同时，市农业局再在每年7至10月份，抽调80名农技人员下乡办班，逐村通过授课、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使农民掌握实用技术，全市有2.4万名农民取得“农民技术员”资格，通过搞好技术服务，解决了农民想干事但缺技术不敢干的问题。二是解决农民想做但缺文化的问题。由各村技术员定期到农户田头，根据田块编号和统一格式，记录每个品种的农事操作及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帮助农民总结生产经验与教训，检测蔬菜的农药残留，解决了农民要做记录又缺文化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的标准化知识水平和科技素质明显提高，没有了“种菜难”的担忧，没有了“卖菜难”的困惑，在生产规模上才敢有突破，才能有突破。

三、启示与建议

通过参观考察和交流讨论，大家认为：我区在全市率先建立田头检测站和开展蔬菜生产电子档案试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和一些经验，但与寿光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主要的差距有：一是观念差距。部分职能部门、部分涉农街道把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作为农口上的事，没有真正地纳入全年工作目标考核，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二是产业化程度差距。本地蔬菜产业化程度偏低，比较效益下降，优质不能优价，农民种菜积极性不高。三是技术保障差距。现有的农技推广队伍不稳定，服务

体系不健全，街道现在的农服中心农技人员或在编不在岗，或在岗不在编，部分村甚至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现象，加上原有的蔬菜科技站（队）基本解体，新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工作失去了依托。

针对现状，对照差距，应采取以下对策措施，来推进蔬菜质量安全管理更上一个台阶：

（一）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增强生产者、经营者的质量安全意识

以宣传贯彻新颁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契机，加快“五五”普法力度，依法开展蔬菜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和质量追溯，推进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对违规使用、销售高毒、高残留农业投入品、破坏农产品质量安全、损害地产品牌的行为，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全面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二）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队伍

目前，涉农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既没有活动经费，又没有人员经费，亟需配套相关经费和岗位培训。今年，我区将“放心菜”检测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职责合并，人员归一，持证上岗，并抓紧落实岗位补贴，以便更好地配合上级工作。

（三）进一步培植基础好、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

重点扶持江心洲农业科技服务中心的“江心雨露”牌和江南农工商总公司的“双闸”牌两个品牌建设，扩大进宾馆、进超市、进直销专柜的规模和数量，进一步实施品牌战略。

（四）进一步发挥生产基地田头检测室作用

2004年6月，在全市率先建成双闸街道江南村“放心菜”田头检测室，开展田头检测试点，今年上半年在江心洲街道白鹭村新建了40平方米的无公害农产品田头检测室，下一步应强化田头检测力度，堵住禁用农药使用源头，消灭农残超标苗头。

（五）进一步加强农林举报投诉中心建设

结合农林举报投诉中心拆迁搬迁，加强我区农林举报投诉中心硬、软件建设，构建全区农林执法平台，提高农林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

（六）进一步推进权利阳光建设

举办专题培训班，对已通过市、区法制办认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有关条款、流程进行集中学习，印发小册子给服务对象，结合科技培训、展示展销、广场活动、上门走访和网上办案等多种形式，接受社会监督，规范执法行为。

（七）尽快设立举报奖金

6.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六

一、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了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也随之提高，消费者对纯天然、无污染的健康食品的需求逐渐增加。全球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体系应运而生，有机农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奥地利是世界上主要的有机农业生产国家，同时也是有机食品消费的大国，借鉴奥地利发展有机农业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十分有益。

奥地利在有机农业发展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机农业发展运动创始人Rudolf Steiner就是奥地利人。1927年，有机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首次引入奥地利。1962年，出现了第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组织，1979年成立了奥地利最大的有机农业农民协会——Ernte。1980年有机农业农民协会制定了有机农作物生产标准，这一标准于1989年编入奥地利第一部有机食品生产标准法典—ACA（Austria Codex Alimentarius）。1994年，有机食品开始在超市出售。两年后，市场营销代理（eco-land）出现，旨在提高分散的单个农民的弱势地位，增强农民的议价能力。

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府大力扶持，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迅猛。1991年有机农业生产农户为1970家，1992激增为6000家。1998年有机农户数量达到了空前顶峰为20316家。2003年数量减少至18591家。目前，奥地利近10%的农产品都经过了有机认证，这在欧盟国家

中所占比率最高。

目前，奥地利有机农业的发展处于稳定阶段，国内的有机食品市场趋于饱和，正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Vogl，C。R。and I。Darnhofer（2004）认为要想解决目前的发展瓶颈，建立环境良好的能提供度假旅游服务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是创新之举。有机农场不但可以提供从一顿简单的有机餐饮到一周或更久的假期活动安排，而且也可以让顾客参加有机农场劳动和本地传统特色手工艺品制作。

二、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成功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的大力扶持

1990年始，奥地利有机农业得到了欧盟大力的财政支持。1994年起，按照欧盟农业环保2078/92法规，有机农业生产者在转换期前后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财政直补。奥地利政府还对有机食品的市场营销。有机农业协会等专业咨询活动给予适当补贴。同时作为解决欧盟农产品极度过剩的一种良策，有机农业在奥地利已深入人心。除了政府政策支持外，一些热衷于有机农业的企业、社会团体、城市市民等也都自愿对有机农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不同形式的资助。

（二）成熟的有机农业协会组织

有机农业协会是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发展有机农业的农户都依托一个或两个有机农业协会、有机农业协会与政府有机农业推广工作互为补充，相对于政府的工作而言，协会的工作更加细致具体。它主要负责新成员的入会申请、协会成员的组织管理、监督、抽样检查、技术咨询、市场营销等工作。目前，奥地利主要有ABG、SGS、BIOS、LVA、LACON、GmbH、BIKO等7个有机农业协会。

（三）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较高的认知度

奥地利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有着较高的认知度，这也是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成功的原因之一。笔者于2007年8月10-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BILLA.Hofer超市以及有机食品专卖店进行随机调查，结果显示：100%的消费者知道有机食品，84%消费者能够说出有机食品的正确定义和主要特征，96%的消费者曾购买过有机食品，80%的消费者经常购买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消费主要集中在30-45岁、受教育水平中等或较高、收入水平中上或更高的群体中。

（四）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

奥地利有机食品目前的销售形式有：有机农场作为有机食品的批发市场销售给超市和有机食品专卖店等二级销售点。超市零售连锁店是有机食品销售的主渠道，占据有机食品市场份额的70%。另外，有机食品专卖店所占比例为20%，其他10%为直销。有机食品餐馆直接消费和互联网络销售等营销方式。实现营销渠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体系是奥地利有机农业发展成功的基础。

（五）健全的有机食品认证体系

奥地利有着三位一体的有机食品认证体系。首先，联邦社会保障组织部的功能是贯彻实施EU 2092/91法规，主要目标是保护消费者

远离假冒伪劣产品和阻止生产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其次，联邦经济事务与劳动部按照EN 45011（ISO 65）规定对有机产品进行检查与认证。最后，联邦农业部、联邦林业部、联邦环境部与联邦水利部主要进行环境保护工作。

（六）天然的区位优势和区划的合理性

奥地利具备发展有机食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属内陆国家，境内多山，多河流湖泊。东面阿尔卑斯山脉横贯全境，山地占全国面积的70%，多瑙河流经东北部，形成维也纳盆地。奥地利气温温和，属温带阔叶林气候，年平均气温7-10度，年平均降水量700-900毫米。全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和区位优势，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另外，奥地利在凭借天然优势的基础上，也对有机农业生产土地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管理。

1995年，奥地利实施有机管理的土地中，10%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其面积为198000公顷，截至2002年底，其比例增至32%。奥地利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集中在阿尔卑斯山系附近，其中的萨尔茨堡50%以上的农场都是有机农场。

三、加快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与奥地利相比较，中国在有机农业发展上处于初始阶段，存在着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成本高、消费者认知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生产认证标准体系不健全、市场集中度低、生产规模小、市场营销网络不健全的问题，中国应借鉴奥地利等发达国家有机农业发展的成功

经验，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有机农业发展道路。

（一）加强领导，多方支持，建立与完善有机农业协会

一是重新给政府定位，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使之产权明晰。二是建立有机农业的市场信息体系和有机农业行业协会。进一步探索“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行业协会+农户”等不同类型的产业组织方式。引导和支持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有机农业生产者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订立合同或者创新建立各种企业等形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以抵御市场风险。

（二）加强有机食品知识的宣传，增加消费者的认知度

一是增强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系统性，即不仅要宣传有机食品的品质，更要注重宣传有机食品在生产、储存、运输等过程中的作业标准及其对于环境保护的功能，以强化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消费的积极态度。二是挖掘中华传统消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运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全社会宣传和推广有机消费行为。

（三）完善有机食品的市场营销网络体系

一是确定以超市连锁经营为主渠道、有机食品专卖店为辅助、电子网络营销为补充的新型市场营销渠道。二是加快高效、无污染、低成本流通的有机食品物流体系建设。

（四）提高有机食品生产技术与认证水平，努力与国际标准接轨 国际市场通常对有机食品采用两种认证方式：一是进口国的认证机构按照本国标准到出口国认证，加贴认证标志；二是两国政府或双

方的认证机构在标准上达成相互认证，由出口国的认证机构认证产品，加贴认证标志。目前，中国有机食品的出口采取的是第一种认证方式，这样增加了成本，对出口不利。因此，要想扩大中国有机食品出口，应当在产品本身进行科技创新，提高有机食品的科技含量，努力与国际有机食品认证标准接轨。

（五）依托天然资源优势，加强有机农业发展的区划管理

7.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七

一、日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情况和经验

相对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而言, 日本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与日本历史上财阀经济、官商合作和“大政府”体制内职能官厅的传统分不开的。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过程中, 日本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把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结合起来,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值得借鉴。

1. 物流服务业与制造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 日本迎来了“失去的十年”阶段,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空心化, 其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在国内转型升级乏力。日本政府认为, 现代物流产业对制造业支撑作用不足是影响制造业优化改造的重要障碍。日本政府对物流业现代化高度重视, 以至在1996年《经济构造的变革和创造规划》中明确指出:物流改革是在经济构造的变革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为此, 日本于1996年制订了产业再造计划, 明确提出现代物流服务发展的4个方向:国际物流基地的建设及其功能现代化、区域物流结构的改革、城市内部物流的效率化、物流系统的信息化。随后在1997年, 日本又进一步制订了比较详细的《综合物流施策大纲》, 提出到2001年日本物流业要实现成本效率化、水准国际化、功能现代化和业务纵深化等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日本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日本政府又对其物流现代化发展战略进行了及时调整, 先后在2001年、2005年和2009年出台了新的《综合物流施策大纲》, 提出规划夯实物流基础设施, 突出“海运立国”战略;重视物流管理方式创新, 推进“采集计划化、配送共同化、运输直达化、物流大量化、管理系统化”;整合资源以实现物流专门化和专业化, 政府一方面通过传统的官商合作和政策杠杆等手段鼓励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将物流从其生产职能中剥离, 另一方面从全社会经济效率着眼在物流行业内引入竞争机制, 推动物流行业纵向组织、统一管理。

2. 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在国内处于“失去的十年”阶段, 产业空洞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 赶超能力衰弱, 传统的以吸收模仿型科技发展路径为主要特色的技术立国战略难以为继, 国际上又面临美国在信息化等领域一系列新兴技术产业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问鼎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优势基本丧失殆尽。为此, 日本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重组的时机, 在1995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 提出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日本对此高度重视, 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高到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地位, 并在提案理由说明书中明确提出日本要把“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本国策。为此, 日本从1996年开始陆续制订了为期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调整了以往赶超时期的科研思路, 提高对基础性和开拓性领域的研究投入比重, 改善研究开发的软硬环境, 从而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适应新时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日本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 加强科研投入,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 深入改革研究开发系统、人才培养方式和产官学研究机制, 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科技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保驾护航。

首先,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例如合并文部省和科技厅为文部科学省, 这就扭转了原来条块分割的科技服务资源行政管理格局, 使得促进科技发展上升为统一的国家级的政府职能;把原有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改组为拥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 作为实施《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核心机构, 从而保障计划中各项工作要点的切实推进和充分落实。

其次, 优化研究开发系统。通过立法明确研发战略方向, 把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环境和纳米技术等作为研发系统的重点发展目标;研发经费以民间来源为主, 运用对象也主要是民间企业和研究机构, 政府通过科研补助金、委托研究费和研究奖励金等引导民间科研服务资源流向符合政府规划目标的发展领域;把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所转变为独立法人, 使得日本科技服务业得以进一步摆脱传统藩篱, 形成跨省厅、多机构、多群体的开放性竞争合作格局, 优化了研发环境, 整合了科技服务资源, 提高了资源利用绩效;增加女性人才和国外人才比例和数量, 从税收和人事等角度推进官产学结合, 增强科研人员的流动性, 避免学术近亲繁殖和学阀专擅;广泛开展国际研究交流, 紧跟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步伐;此外, 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促进研发创新成果的推广和产业化。

最后, 调整人才培养方式。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头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此, 日本制订了“240’万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推进计划”、“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计划”和“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综合计划”, 改革大学教育体制, 建立一流的人才培养基地, 着力培养信息技术、环境、生物、纳米材料等学科的创新型和应用型高端人才。

3. 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

日本在实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的过程中, 顺应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 进一步提出“IT立国”, 颁布了《推动形成高度信息化社会基本法》, 并于2001年提出要力争在5年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之一。为此, 日本成立了由首相亲自牵头并由内阁成员充任的IT战略本部, 设立由索尼公司董事长担任委员长的IT战略会议, 官商合作推进e-japan战略, 将包括信息服务业和IT制造业在内的信息产业作为关乎国民经济发展未来的重点投资方向之一, 从而力求让日本站在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制高点上。日本IT战略本部每年都制订出台年度e-Japan重点计划, 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及时调整;日本还进一步提出u-Japan的构想, 推动信息服务资源的普及化、便利化和个性化, 紧密结合研究与应用、IT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信息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把日本建设成完全意义上的信息社会。

日本在明确IT立国发展战略后, 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案和颁布新的产业标准分类, 明确了信息服务业的定位, 以便更好地规划利用和充分发展信息服务资源。由于民间企业和研究机构历来是日本信息化的主导力量, 为了引导企业界按照政府预定的信息化目标路径发展, 并加快信息技术创新研发成果的推广和产业化, 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研发资助和官产学研究平台等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 另一方面还发挥官商合作传统, 通过日本信息处理开发协会、信息服务产业协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信息处理振兴事业协会等半官方机构来沟通政企关系, 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中介服务等。

经过努力, 日本信息服务业就业人数超过钢铁和汽车等日本传统优势产业, 成为其第一大产业。由于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日本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生产层面上融合水平越来越高, 制造业成为信息服务业的最大客户。日本着力提高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 通过研究信息技术来发展制造业, 扩大信息技术在制造业工艺技术、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上的应用范围, 通过提高加工生产环节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缩短设计和试制程序的时间, 减少设计中的误差以降低制造成本, 还通过大力开发汽车、手机等嵌入式软件, 增加了产品的门类、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使得大量质量较高而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得以面世, 并且与物流供应链的信息化相结合, 广泛应用电子商务平台、信息化营销体系和公共互联网开展广告宣传、产品销售和服务外包等, 推动行业的纵深化、多样化和个性化, 从而提高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符合信息化和知识经济趋势和要求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而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撑了日本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 日本虽然也与美国相似, 通过法制手段规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但其政府在产业联动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较大, 强调在市场基础上的计划调节作用, 并重视官商合作与官产学结合, 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途径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其中, 科技和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联动发展关系尤为突出。自世纪之交以来, 日本科技服务业与IT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科技和信息服务业又共同参与了对日本制造业技术装备、经营模式、生产环节和产业链条的改造升级, 并通过引入新兴产品和衍生产品等方式培育制造业新的增长点, 三者互动发展, 相得益彰, 共同刺激乃至引导市场需求, 扩大就业, 从而加快日本经济复苏。到2002年, 日本很快结束了“失去的十年”, 开始进入了战后以来最长的景气时期。

二、日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教训

然而, 日本的物流、科技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值得我们汲取的教训。一方面, 日本对制造业发展规律和信息化趋势认识不足, 准备不够, 导致日本的先进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在日本国内发育不足, 使其未能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及时有效支撑起国民经济发展, 导致“失去的十年”;而后来, 21世纪初期日本的景气恢复从侧面也说明, 日本产业空心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醉心于GDP超过苏联跃居全球第二, 却未能及时抓住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机遇。为此, 我国应该抓住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重组的历史性机遇, 早准备, 早下手,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以培养储备经济转型所需的高端人才, 加快产业改造步伐以作为经济转型的基础, 尤其注意要把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与制造业联动发展, 从而按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 服务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研发成果产业化, 完善并整合官产学结合的法规政策体系, 并增强优惠和扶持措施的可操作性, 从而做到集约化、精细化和协同化管理, 提高政策绩效。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在社会经济中扮演角色突出, 发挥作用较大, 官商合作传统和大企业导向传统导致金融服务业发展滞后, 金融体系不够完善, 风险资金供给不足, 难以适应裙带关系以外的初创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 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类企业恰恰是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型人才和新型经营理念的摇篮。这也是日本丧失信息化主动权从而失去了挑战美国的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 我们应该在切实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 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并通过政策性金融手段保护并鼓励创新型人才自主创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几点建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并提出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 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官产学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关联互动乃至融合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增大规模, 改变服务业相对落后的局面

要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和竞争性市场秩序, 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剥离, 创造更加公平、科学、规范的税收环境,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教育体系, 并推进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开放。要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 通过体制创新、政策引导和服务, 构建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等手段,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联动发展。

2. 通过完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等政策工具, 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

鼓励产业项目向特色园区、产业片区集中, 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联动发展的产业环境。消除中间环节的重复征税问题, 实行鼓励联动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金融机构与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的对接, 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3. 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和培育产业集群, 打造专业化分工体系, 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创造平台和条件

一方面需要构建区域价值链, 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等手段, 提高产业集中度, 形成一条研发、设计、制造、品牌、营销的区域价值链。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园区和重点功能区等载体建设, 引导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向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产业集群的发展应该根据区位条件、产业发展基础等, 做好发展规划, 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 进一步突出特色、增强市场竞争力, 此外还要通过构建和加强共享信息的平台建设以保障生产性服务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服务网络, 形成上、中、下游整体发展的局面。

摘要：20世纪中后期以来, 日本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把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结合起来, 物流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互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当然日本在发展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教训, 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联动发展,经验,日本

参考文献

[1]周晓晔, 高玉蓉, 张丽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对策[J].经营与管理, 2012, (7) .

8.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八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香港经济基础健全。经济平稳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4.5％，1997年前3季度分别取得5.4％、6.4％和5.8％的强劲增长；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经常账目赤字。反而拥有预算盈余。当时，香港市场气氛高昂，投资者信心充足。然而。香港的经济并不是如此乐观，经济隐忧在几年前就已经存在。那就是多年来过度膨胀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的价格，以及香港货币制度存在的隐忧。

香港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楼价在1997年前10年里上升了逾10倍，物业市场一直畅旺炙热。经久不衰。香港人多地少。土地供应有限，并且香港严格限制土地和不动产的供应，为发展商垄断物业价格提供了条件。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然而银行长期的实质负利率及投机炒卖活动。导致房地产飙升。仅1997年上半年。住宅价格，特别是豪宅市场价格上涨了将近1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强劲。薪金连年上升。货币收入节节增长；股票市场也增长强劲。1997年上半年恒指由12000多点一路上扬，直升到16800点。一方面。薪金收入增长加上因股市和楼市上涨而带动资产组合膨胀，使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导致市场需求亢奋。另一方面，由于不动产市场价格上扬。造成经济环境恶化，营销成本增加，在消费需求激升的刺激下。香港整体物价高昂，相比临近地区。香港的物价显得过于昂贵。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后。东盟各国货币以及韩元、台币相继贬值；反观香港，港元币值坚挺，资产价格不仅未降，反而持续上升。使得相对竞争力减弱，访港游客骤减，出口萎缩。很明显。香港资产市场过于膨胀。币值高估。资产价格必须大幅下调，或港元大幅贬值。在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有20万人沦为“负资产阶级”。其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以前约1.3万港元／平方英尺的最高峰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跌落至四五千元。除此之外，造成香港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几年来香港楼宇的供给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规划在2007年时，香港有七成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为达到这一施政目标，特区政府提供足够的土地，让公营及私营机构大量建屋以及出售公营房屋。因此。房地产市场供给充足。有大量现房以及短期将落成的期房，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是不可避免的。二是随着粤港两地人流、物流交往的加快，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会削弱香港居民对楼宇的需求欲望。因为深圳房地产价格远远低于香港房地产价格，加上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迁(近20年香港制造业已有75％迁往内地)。不少人会搬迁到深圳或国内其他地区住。据香港某地产代理公司的粗略统计，在2001年。香港人在深圳置业购房的单位突破1万个。

自2002年底开始，受深港一体化和CEPA的鼓励，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重整房屋政策，协助稳定楼市，促使楼市强劲复苏， “表现令人鼓舞”，物业成交量和价格均大幅上升。当中尤以豪宅市场表现最为突出。其中表现最抢眼的莫过于2004年，这年，香港住宅价格上升34％，豪宅更是上升42％。包括瑞银香港证券部在内的不少经济研究人士都表示。在内地经济增长的带动下。香港的消费和投资活动将在未来5年内持续上升，这当然包括楼价。

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情况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历为内地房地产市场发展轨迹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情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按照联合国《住房指标调研项目》的说法。房价收入比在所有的住房指标中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指标。对于反映住房市场的整体实绩来说，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房价／收入比高，意味着有能力购买住宅的占整个人口的比例较低；这个指标还能反映出住房功能是否失调，以及政府住房政策是否存在失误。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1～5.5:1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的房价收入一般在4:1～6:1之间。因此，一般地认为，当房价收入比在3:1～6:1之间(即3倍～6倍)时，居民对市场上的商品住宅普遍地具有支付能力。2006年第三季度最新统计分析显示，四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均达到10倍以上。深圳名列第一，房价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5.76倍，上海名列第二，为15.55倍，其次是北京，为13.55倍，最后是广州12.67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收入比”仅仅为3至6倍，充分显示了住房价格的不合理性。

二是房地产市场对银行资金依赖较大，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金融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房地产开发资金共筹措17168.8亿元，其中第一大资金来源为“定金和预收款”。达到7395.3亿元。比上年增长44.4％，占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的43.1％；第二大资金来源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为5207.6亿元，增长了38％，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0.3％；第三大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为3158.4亿元，增长了0.5％，占资金来源的18.4％。但实际上，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主要由商品房销售收入转变而来，大部分来自购房者的银行按揭贷款。按首付30％计算，企业自筹资金中有大约70％来自银行贷款；“定金和预收款”也有3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以此计算房地产开发中使用银行贷款的比重在55％以上，而内地房地产企业长期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而上市融资和债券融资占内地房地产金融中的比重很小，私募股权融资在内地刚刚开始兴起，难当大任。内地房地产业的投融资机制和资本市场存在着缺陷，这与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不相匹配。而宏观调控政策迫使房地产企业多元化融资，使房地产企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境况。进而使房地产市场产生不可避免的金融风险。

三是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竞争格局。因为房地产业存在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竞争不足，所以企业的竞争行为有其特殊性。房地产市场竞争有其畸形的表现形式：公关竞争成为房地产企业竞争的重要内容。房地产企业通过行贿受贿、勾兑、协调等方式，获取土地、项目、批件、许可证、媒体版面等。通过疏通、摆平，搞定项目推进的障碍等等。在中小房地产企业的竞争中存在大量的不正当竞争。销售欺诈、违规贷款、虚假广告、虚假信息、违规开发、垫资建设等比较普遍，已经成为中小房地产企业惯常的竞争手段和策略。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不是通过竞争战略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获取企业利润，实现快速成长，而是通过违法违规经营和不正当竞争来快速致富。

目前，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受阻，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大，增速过快，对资金的依赖性过强，楼价、股价、肉价都在上涨。政府出台各种组合拳使经济降温。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措施。以避免房价、股价爆涨爆跌对经济的影响，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

香港房地产市场发展对内地的启示

通过与香港房地产业发展的比较，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为加快发展内地房地产市场，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业的调控。

一要提倡节约使用住房的消费理念。在住房消费上应提倡节约的理念。要引导以中小户型为主的住房消费。满足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要提倡人人首先有房住，而不是少数人有多个房屋产权。内地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不应鼓励大户型住宅的发展。应从保护耕地出发，充分利用现有非耕地。小型舒适型住房的建设不仅节能、环保、省地、长期可持续。而且可以节约使用银行信贷资金，降低不良资产比率。

9.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九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和金融风险的出现，中国的金融业开始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体制。然而，也就在这一期间，随着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世界发达国家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日益显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业对分业经营体制的反思和对金融综合经营的探索。为适应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标志着中国对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实践正式启动。

受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潮流的推动和国内金融分业经营政策松动的影响，中国保险业对综合经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中国再保险、中华联合和阳光保险等保险公司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创新，相继组建成立了保险控股(或集团)公司，推广综合经营战略。许多中小型保险公司也在跃跃欲试，积极准备跨入保险集团的行列。研究表明④，2006年在中国的保险公司中，保险集团的资产规模、保费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16 936．79、4 418．76和730．58亿元，占比分别为87．24％、83．01％、71．96％；保险集团的利润总额为81．58亿元，为保险业利润总额的2．65倍。综合经营已经成为中国保险市场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显然，综合经营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必将成为中国保险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市场环境与制度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冷静客观地看待金融综合经营的利弊和保险公司集团化经营的优劣，正确地选择适合各保险公司自身的发展模式，明智地确定自身的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地避免盲目随波逐流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加剧和效率降低，而且关系到每个保险公司乃至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综合经营制度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总结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历史及其典型模式的形成原因、特点和影响，将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中国保险公司发展模式的选择带来有益的启示。中国虽然在金融综合经营的道路上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金融经营制度的发展却有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十分不同的特点，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保险公司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大环境和发展趋势，以便于明智地根据自身具备的内在条件来选择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金融综合经营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为探讨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国际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金融综合经营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起来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营模式，并逐渐显现出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影响。

(一)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典型模式

世界各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在动因、路径和影响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和区别。从发展路径和演进模式看，大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可归纳为四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的从混业经营制度发展成为分业经营制度最终又进入综合经营制度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轨迹中，按照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监管模式的不同，可以将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模式分为政府推动型模式、严格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和宽松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另一种是建立于19世纪中叶，且一直发展至今的全能银行模式，主要存在于德国、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中。

1．宽松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

宽松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是指由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度比较低，金融市场内部创

新比较活跃，市场创新推动了金融综合经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推动了金融监管机构为适应市场需要和控制市场风险而进行制度变革。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综合经营浪潮就源自于英国。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一贯推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崇尚行业自律。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金融监管并不十分严格。在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下，英国的金融创新活动非常活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业务的不断展开，不同金融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外国金融机构大量涌入英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导致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以“道义”为主的监管关系被打破，分业经营已成为阻碍金融创新和发展的桎梏。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制度。

2．严格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

严格监管制度下的市场推动型模式是指由于严格的金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金融企业只得通过不断利用监管漏洞开发市场资源而实现金融创新，当市场中规避监管的行为已经形成一种合力时，监管机构方才被迫为适应市场需要而进行改革。美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美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经历了明显的从混业转变为分业，再从分业发展为综合经营过程。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心，美国在金融分业经营时期，实行的金融监管比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要严格许多。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企业实力的逐步增强，金融市场日益完善，金融创新活动越来越活跃。同时，受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推行金融综合经营制度的影响，美国金融企业突破分业经营的内在动力越来越强烈。因此，尽管监管严格，但是规避分业监管的金融创新活动越来越多。为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要，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对金融分业经营的限制，金融综合经营得以发展。

3．政府推动型模式

政府推动型模式指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为了实现赶超或者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而进行的。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政府为战时融资的需要，鼓励金融机构形成大财阀为战时经济服务，形成了金融混业经营时期；二战后，为了遏制代表军国主义的大财阀的再次形成，则移植了美国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金融体系发展举步维艰。为了摆脱困境，并适应国际上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日本政府决心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并于1992年到1998年间修改了一系列法案，在政府的推动下，金融业走向了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的大融合。

4．全能银行模式

全能银行模式指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遵循特有的以全能银行制度为主导的制度沿袭型的发展路径。德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是一种业务广泛的综合经营模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银行业遭到严重破坏，曾被迫实施美国式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战后西德地区经济的强劲复苏，在20世纪50年代，那些曾经被拆分的金融企业又重新合并成全能银行，继续着金融综合经营的道路。

5．模式比较

上述四种模式不仅表现在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路径不同，而且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首先，不同模式下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种类不同。在严格监管市场推动型模式下，由于长期采取分业经营体制和严格的监管体系，使得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数据，在1995年世界l 000家大银行的排名中，美国上榜163家，欧盟上榜339家，日本上榜121家。尽管美国银行总资产在20世纪的90年代仅次于日本，但是由于其拥有数目较多的商业银行，其银行的平均资产仅为德国商业银行平均资产的10％，为英国的0．2％。①然而，美国在1999年实行金融综合经营后，随着银行可经营范围的扩大，规模和盈利能力大幅度上升。到2005年，世界l 000家大银行的排名中，美国上榜197家，欧盟上榜286家，日本上榜101家②。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金融综合经营后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及并购等商业手段使得银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其平均资产规模仍然低于欧盟和日本银行的水平。从金融机构的种类看，采用市场推动型模式国家金融机构种类多于其他模式。例如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除了银行外，还有大量包括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信用社、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与灾害保险公司、退休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超级市场”单位信托公司等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而政府推动型模式和全能银行制度的国家非银行机构的种类就相对比较少。

其次，不同模式的金融创新能力不同。在市场推动型模式下，由于金融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实力和规模较大，因此，金融综合经营的推动力主要源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许多新的金融组织都是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形成的；政府推动型模式由于政府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市场创新能力的发挥；而全能银行制度模式则由于过高的垄断地位使得其金融创新能力比较低。

最后，不同模式下的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不同。政府推动型模式下的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相比较其他模式而言较低，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比较低，这是由于长期的政府管制和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如日本的银行业由于受政府的过度保护和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银行业垄断严重，经营绩效不佳。

(二)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历史的经验

总结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史，对比各种演进模式，以下经验值得借鉴：

1．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综合经营的直接动力

首先，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模糊了传统金融部门间的界限。不同金融部门之间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具有不同金融部门性质的产品也不断被创新出来，从而产生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内在要求。其次，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制度的变革。现代金融控股公司就是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的产物，而“统一监管”、“功能监管”等新的监管机制则是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

2．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模式决定了金融综合经营中主流的企业组织形式

全能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企业实行综合经营所采取两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全能银行是一个金融集团(法人)可以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综合经营程度非常高，它是德国、法国等“制度沿袭”型金融综合经营演进模式中的主流企业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则是以一个金融企业为控股母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参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以实现多元化经营的金融集团，它是市场推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演进模式中的主流企业组织形式。这是因为，市场推动型和政府推动型金融综合经营演进模式都经历了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过渡的发展“路径”，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适合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过渡的公司组织形式。在金融控股公司中，一方面，具有独立经营法人地位的不同的各个子公司之间容易建立金融防火墙机制，另一方面，虽然金融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是金融综合经营，但就各个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而言，仍然是单业经营，因而能够适应金融分业监管经营时期的监管。

3．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必然带来监管体制的变革

随着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当“分业监管”、“专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变化需要的时候，不同综合经营演进模式的国家都适时地转变了监管方式，金融功能型监管和统一监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如美国在1999年后选择了功能监管的金融监管方式，英国于1997年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对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

二、中国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经验

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体制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模式：银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也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证券业则完全空白。1979年至1983年期间，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金融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主的金融系统。在随后短短的25年时间里，也经历了从混业经营转变为分业经营，然后又发展综合经营的过程。

(一)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程

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4年到1992年，是金融混业经营阶段。此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刚建立不久，市场化水平低，金融市场竞争不足，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因此建立金融市场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的理论界提出，需要在专业化的银行中实行业务交叉，同时扩大银行的信用种类和方式。这些政策建议为我国金融业进行混业经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综合性银行相继成立。同时，银行开始经营证券业务。逐渐形成了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1998年，是金融分业经营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速的通货膨胀，对我国的经济平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理论界开始反省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并在“我国金融体系需要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这一切都促使政府下决心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199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金融分业经营的方针。1995年，又相继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金融分业经营的格局。随后，证监会和保监会相继成立，分业监管格局也正式成立。

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是金融综合经营的探索阶段。1999年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两大历史事件，开启了理论界对金融综合经营的讨论。在实践中，为了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中国政府和各级监管机构也对分业经营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当前，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已经展开，不同金融部门的业务合作逐步扩大，同时，一批有实力的金融控股公司也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二)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特点和经验

从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出，相对于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历史而言，虽然中国目前的金融综合经营还处于探索的起步阶段，但却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教训。

1．顺应国际趋势、借鉴成功经验缩短了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程

快速变革和发展是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一大突出特点。中国之所以能够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美、英等发达国家近100年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能够立足国内，放眼世界，顺应国际趋势，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从而充分地发挥了后发优势。例如，中国在从金融混业经营体制发展为分业经营体制的阶段中，就充分吸取了当时美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经验，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比较快地建立了相对成熟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和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2．政府推动和理论引导的作用至关重要

纵观中国金融经营演进的历史进程，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总是理论探讨先行，政府政策随后，共同推动着金融制度的变革。例如，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关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用经济办法指导金融业发展的理论大讨论以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奠定了当年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基础；而近年来理论界对于金融综合经营的研究和政府关于稳步推进金融业综

合经营试点政策的出台，则有力地推动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对综合经营的实践。

3．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导致金融资源浪费

虽然不可否认在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演进中政府力量的推动作用，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在此过程中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往往导致金融综合经营演进过程中“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造成了本就稀缺的金融资源的浪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混业经营中，由于缺乏对金融混业经营的有效引导和监督，银行、保险资金广泛投入各种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等领域，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最终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如今实行的以“分业监管”为基础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由于各监管机构利益不一致而容易产生的“本位主义”，加大了金融企业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阻碍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

4．盲目效仿影响金融企业正确选择自身发展战略

在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中，由于金融企业对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定位不明确，普遍存在着盲目“效仿”、“跟风”的现象。在混业经营阶段，几乎所有的金融企业无一例外地都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国债和信托，最终都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如今发展金融综合经营，“跟政策风”、“跟市场风”又导致“集团化”、“多元化”一时间成为许多金融企业的发展战略。

三、金融综合经营历史经验对保险综合经营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

从历史纵深的视角考察并总结国际、国内金融综合经营的演进历程和经验，无疑将对于目前纷纷选择综合经营战略和集团化经营模式的保险公司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金融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保险企业应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契机以赢得发展机遇当前发达国家的金融综合经营已经逐渐步入高潮阶段，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引入、国内金融监管法律及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金融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化经营水平的逐渐提高也为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预见，金融综合经营必成趋势。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历史表明，顺应历史趋势，把握机遇能够缩短发展历程，实现快速发展。因此，已经开展或确实具备条件开展综合经营的保险公司应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适当的综合经营形式和战略步骤，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二)根据自身特点确定综合经营的发展目标和模式，杜绝盲目跟风是保险综合经营成功的关键

金融综合经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风险分散效应，也可能产生规模不经济、范围不经济和风险传递效应，最终将产生哪一种效应则取决于从事综合经营的企业自身的条件。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国家，在金融综合经营演进的任何阶段，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所有的企业都采取同一经营模式的现象。即使在综合经营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中，也仍然会有十分成功的始终坚持专业化经营的金融企业，也仍然会有具有不同规模、不同经营范围和不同经营模式的各种形式的综合经营企业。因此，保险公司在综合经营的未来发展中应该明确认识保险综合经营的根本目标是寻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要冷静地他析自身的突出优势和内在条件的基础上，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准则来选择是否综合经营以及综合经营的规模和范围，抑制盲目跟风的冲动。

（三）保险控股公司是适合中国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

对国际金融综合经营演进模式的考察表明，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适宜于从金融分业经营向金融综合经营转变的演进路径。目前，中国平安集团、中信控股等一些公司基本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风险管控体系的现代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为未来保险综合经营提供范本。

（四）尊重现实、鼓励创新并适时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是保险监管的明智之举。

中国保险业金融综合经营的探索已经正式启动，对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的保险监管仍然建立在分业经营制度基础之上，事后监管、整顿性监管还是主要的工作方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尚未纳入法律轨道，缺乏与银行监管等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这些问题都大大地增加了保险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钦定综合经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结果，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维持金融握手秩序的稳定，但绝不应该成为制约金融体系创新活力的桎梏。只有尊重金融发展的实践，适时调整监管理念和方式，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综合经营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金融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避免金融资源的浪费。

（五）寻求政策支持是保险综合经营突破制度障碍、谋求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