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共9篇）

1.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一

浅谈鲁迅先生偏激思想的现代教育意义

许锡良

我的阅读习惯可能有些奇特，那就是喜欢看偏激而有深刻思想的文章与书。有一篇散文说到偏激时说：“如果你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偏激者，那说明你的生活缺乏色彩；如果你一辈子也没有偏激过一次，说明你的生活缺乏激情。鲁迅是个偏激者，有些地方偏激得可爱，但他远远比平平和和的和事佬有价值些。”（王文元，《生活中的十个面对》《中华散文》2002年第四期）在对鲁迅先生思想的现代解读中，我对此是深有同感，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书是以偏激并且在偏激中透射出真理性的睿智而出名的。他谈论问题的时候似乎从来不作全面的论述，每次好象只抓住一点，然后就是入木三分地把理说透。这样的文章读起是何等的淋漓痛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很少有象鲁迅先生这样因言论而结下这么多的个人的“私敌”的，这与历史上论及名人好象只有“公敌”而无“私敌”的崇高伟人模式完全不同。他的这些貌似偏激的话语里其实渗透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与对中国的无限热爱。以他自己的个人才能及个人的经历来论，他也完全可以过上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好生活，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一分子，但是，他的特殊人生经历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有的社会良知常常使他自觉地抛弃这些既定的社会安排，而是把自己的笔化成了讨伐社会黑恶势力的战斗武器。过去，我们在特定的时代里特别是“文革”时，对鲁迅先生的解读是几乎完全带着政治的目的来看待鲁迅先生的思想，所以一段时间里鲁迅成为革命文学的旗手，他的文章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革”时也成为某些特权利益的工具甚至是整人的利器，这些都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极大歪曲。而由于时代的久远与隔膜，现在人们论及鲁迅的思想，很多时候也只是简单地用与人争吵的偏执来概括，树立仇敌与争论好象就是先生的爱好，其实鲁迅的思想在本质上从一开始就是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中国与时俱进，还鲁迅思想的本来面目就非常有必要。

一、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对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

鲁迅先生毫无疑问是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但与我们平常的爱国举止与言论的标准不同的是，他不是充满激情地对祖国文化、祖国历史文化大加赞美，而是从“爱之深，恨之切”出发，从改革中国面貌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以求自强来达到爱国。所以，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是偏执于一端的，这在有些人看来好象只是对在抨击“国”，而不是在“爱国”，看不出爱国的这种强烈感情。其实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们现在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的爱国思想也是在偏激的对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的。

在旧中国，“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掠夺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语）。鲁迅先生对这种现象也曾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忽然想到，一致对外》一文中说到这样一个对白：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了！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的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这个对白，非常形象地刻划出了一个借“爱国”名目，夺人钱财的伪君子形象，同时也说明国家要真正富强必须要保护与尊重人民的合法利益与正当财产。而中国之弱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明确的财产权。这样就为统治者搜刮民利打下了基础。这其实也是旧中国走不出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之所以会变得贫弱的重要根源。在旧中国，这样的人物是有典型意义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自大’，这种爱国者，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D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很显然，这样的爱国是假爱国，只是借用爱国来达到自己的私人的目的。鲁迅先生还列出这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五种表现：

甲：“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 乙：“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 丁：“外国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虫”

戊：“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了么？”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鲁迅先生还谈到一种到现在中国还常见的爱国的方式，就是“外国也有”法，比如“外国人说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人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这种不去变革自身的弱点，而是去千方百计地寻找别人的不足的国民性，虽“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这促使我们重新反思“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与方法，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往往却是忽略了，今天重新听听大师的衷告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个重要的教育内容。但是如何来对中小学生来施行爱国主义教育却并没有找到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我们打开中小学课本凡是涉及到爱国题材的内容，都只是对祖国大加赞美，一谈就是风光无限，美丽山河，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四大发明”之类。但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与知识理性的增强，学生对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反而没有什么好感，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他们逐渐发现，有许多国家比我们的山河更美，风光更好，发明更多，面积更大，所以就走向爱国的反面。许多人就是在高唱着爱国的歌曲声长大的，但是也是在这爱国的情调中做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相之相比，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人更对国家爱得更理性，更有忧患意识。这也许是鲁迅先生早期受日本教育的影响的原因吧。日本的教科书从来都是对日本小孩灌输忧患意识与生存的严峻挑战的。说日本现在如何困难，日本人只有自强不息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却除了赞美之外就没有别的国情教育。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在“害国”。因为最终失去了进取心和迎接挑战能力的国民是不可能真正把国家变得繁荣富强的。所以传统的爱国者，如文天祥这样的千古绝唱的爱国主义典型，平时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没有什么强国的本领，临危只会以一死来报君国。

所以谈到保存国粹时，鲁迅先生毫不客气说到，我们当然要尽力保存国粹，但是也需国粹能保护我们的生存。鲁迅先生正是从这个长远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主张坚决摒弃传统中对中国发展没有多少生命力的东西而改向西方学习强国的本领。顽强地主张进行国民精神的改造工作。应该说现在这样的工作也还没有完全完成。否则素质教育就没有必要在今天进行得这样轰轰烈烈。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的素质教育正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举措。

对照起来，这些貌似“爱国”实际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似乎仍没有完全绝迹，有时在某些地方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时，鲁迅先生可谓是自掘祖坟最为坚决彻底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更是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偏激论断，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也鲁迅先生“爱之深“，恨之切”的思想。他的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抱着“拿来主义”态度。他主张是自己主动去“拿”，而不是被别人“送来”。因为这之间大不相同。主动去拿就有了选择，而且可以占据主动，以求自强。以往我们要不是闭关自守，要不是因为闭关自守而变得国贫民弱，被外国势力“送来”了一些有害的东西。中国针对中国传统教育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呼吁“救救孩子”，现代的教育也仍然在呼吁要解放儿童，要为儿童减负松绑。传统教育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之深，鲁迅先生是深有体会的，他说：“长辈的训诲于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是传统教育单单只是对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这样要求，而对于另一些人却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忽然想到五》）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因人而异，但却不是什么因材施教，而是把人置于不同的级别上，分享着不同的权利与利益。甚至从小孩照相这样的事中，同一个小孩在中国照相就被照成了“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中国标准模式，而日本的好孩子的标准却是“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先生也看出我们这个社会对好小孩的标准就是那种“温良恭让”，而这些标准的来源就是古训：“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北京通信》）。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是“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二十五》）这使人想起前不久，深圳一个8岁的小学生被送到联合国作为环境保护者使者竟说出了中国的环境主要问题是“大人欺骗小孩”这样的话。这种等级制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正好是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想来，现在中国之所以还要搞素质教育，其实正是当年鲁迅先生谈到的这些教育问题在中国社会还相当有市场，许多学生还是在这种人际的差异关系的教育中长大。与国外把小孩也同样与大人一样对待相比，我们的教育不是走得太前了，而是走得太慢了。但是小孩的待遇如此，而其实还是大人构成的这个社会如此，当然将来的中国社会也如此：“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枓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中国现在不也还是官本位社会吗？一些法制在现实操作中不也还只单单禁止某些社会弱势群体吗？所以他又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杂感》），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用什么教育来培育孩子，就意味着我们将有什么样的中国社会。他主张用西式教育来教育我们的后代，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而施以这些各式教育的最主要的施教者却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于这个社会，所以他又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暗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痛苦，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了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某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两地书。第一集。二》）从鲁迅先生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教育问题从本质上看也是社会问题。良好的社会状况是我们施行良好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而学校里的环境只是个小环境，即使营造好了，也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完全不同与这个社会。所以素质教育的成败往往还在于我们社会改革的成败。当然反过来也会产生的相应的影响。成功的现代教育要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气氛中才能产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形成要首先让孩子们“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在素质教育的旗帜下，我们现在正在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近年来所提最多的就是要以学生为本，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本教育”的理念，但是以什么学生为本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笼统地提以学生为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鲁迅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答案，就是学生的本位就是要让学生“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并且说：“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但是鲁迅先生特别警惕把这三者歪曲。所以他又特意解释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这对我们今天确定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的。我们的某些素质教育观不也还只是单单把学生成才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吗？这往往走向我们当初的反面。鲁迅先生看到了这里的危险性。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鲁迅先生非常谨慎地看待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对当时的国粹派及保古派的真实面目，鲁迅先生是毫不客气地给以无情的揭露。特别是对外国人存在的别有用心，鲁迅先生更是心存余忌，他说：“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所以他认为中国当下之急还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五、六》，今天我们大谈以生为本的教育。其实就是这样以学生人生的幸福前途的教育为本。而不是别的什么本。以生为本是个含糊的概念。而以什么样的学生为本，将学生变成什么样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鲁迅先生对教育的本质目的是有相当警觉的。把学生培养成人才还是奴才的问题，一直是鲁迅先生最为关切的问题。

三、鲁迅思想对中国中庸思想的理解与运用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鲁迅先生对中国问题的见解有时候好象偏激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对中国中医的看法就说过：“我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家族的同情”（《呐喊》自序），谁也不会以鲁迅先生的这句所谓名言而完全否定中医的作用及其效果。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了解到当时中医的缺乏科学依据的确是迷信不少，鲁迅先生的父亲作为受害者以及鲁迅先生作为受害者的家属，过早地饱尝了这种欺骗所带来的人间辛酸与世态炎凉，鲁迅先生当时说出这样的话倒的确是他自己真实的内心体验。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认识，当然促使鲁迅先生说出这样的话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其特有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鲁迅先生对中国的历史还作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且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喻为吃人的筵宴，并且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坟》中的《灯下漫笔》），这些话无不透着偏激，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些貌似偏激的话语里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包含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也因此对中国社会革新开创了新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论断甚至要求青年不要看中国的书，在为青年所开的必读书里他是当时名人中唯一交了白卷的人，并且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因此对于当时中国专以所谓国学中腐朽思想教育青年的导师判断是相当偏激的，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谁也不会以为鲁迅先生是在说我们这个社会是在提倡不要教师，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但是鲁迅先生也看到了教育负面作用的一面，教育并不是都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与终身发展的，教育并不只是象我们有些人所认定的都积极下面的教育，如果是一种陈旧落后的教育，对青年学生来说只会有负面效应。这就是鲁迅先生偏激言语的作用力所在，也其存在的巨大价值。有人以为鲁迅先生文章的偏激破坏了他文学艺术的高雅，也妨碍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条件，其实先生对偏激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我当然知道先生只是说对了其中的一点，但是，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么少的篇幅里把什么事都说到。而我们现在不论做人还是在作文里似乎都是有一种要求。一定要面面俱到，似乎这样才是全面的，然后读的人才觉得心安理得。但是这样的结果很多时候只是在说些重复别人的所谓正确的话，我想还是尝试着说些与众不同的可能错误的话来得有意义些。

其实作出这样的要求的，决不只是个别人，而是我们一贯提倡的所谓的中庸思想。鲁迅先生曾经就说到过中国人其实是非中庸的。有时单单因为这中庸的原故，所以鲁迅先生对某些问题的论断可谓是有意地使之过头，以达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他论及中国在“五四运动”提倡白话的事时说，先是白话文受到了攻击，但是随后钱玄同提倡废止汉字，改用罗马字，这使得当时反对白话文的人放弃了反对白话文而转而去攻击钱玄同提倡废止汉字了。这样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才没有受到更多的阻力。这就是用偏激来促进社会的变革，所以中国成语里就有了“矫枉过正”一说。而在中国所谓的中庸，演化到现在似乎与“理论联系实际”又挂上了钩，在貌似全面的理论中与实践中，中国人却恰恰丢掉了自己独特的创造个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现代科学理论与创造发明好象都能在古书里找到，但是，似乎什么都没有能够说透。后来的人只有在这古书中找到一到二句有用的话，然后就是用了许多现代的词语作出解释。所以，我们打开中国的古书似乎什么都只是古已有之的事。比如人家说西方的佛洛依德发现了人的心理的性现象。有人马上就会用孔子的话“食色性也”来概括。其实，就这四个字，而且还有一个字只是虚词，就把人家的经典发明权利夺了去。这也就是中国的中庸之道的妙处。什么都可能说到，但是你不要指望我能在这里说得有多深。而外国的理论从一开始似乎注定了是片面的，但是这种片面的深刻综合起来却使得理论最后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就是从片面的深刻入手最后达到或者接近真理的彼岸世界。鲁迅先生对此是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的。

2.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二

一、以现代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策划和创建现代的图书馆

在鲁迅的眼中, 图书馆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的, 他始终把图书馆的建设作为他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的。他到教育部后不久就参加了通俗教育会, 主管图书馆后, 为了让这一具有独特社会教育功能的机构广泛地面向普通百姓, 他开始以现代的眼光、超前的意识亲自参与京师图书馆的迁馆工作并积极筹办京师图书馆分馆和通俗图书馆, 为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注入了新的思想。

1. 京师图书馆的改组、分馆的建立。

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最初创建于清末宣统元年 (1909年) , 馆址设在北京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内。它的馆藏浩瀚珍贵, 收有南宋皇家旧藏。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 北京临时政府从清王朝手中接管了它。当时负责接管和改组图书馆工作的第一个人, 正是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的鲁迅。

鲁迅要充分发挥京师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效, 首要任务就是要改组京师图书馆, 变原来封闭性的皇家内部图书馆为向社会开放的、为群众服务的国家图书馆。由于鲁迅的努力策划和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支持, 京师图书馆在1912年首次对公众开放。但因广化寺一带地处僻远, 又低洼潮湿, 既不宜于图书的保藏, 又不方便读者来借阅, 因此鲁迅积极支持当时的江瀚馆长另找地方迁馆, 并准备在适当的地方另设分馆。在1913年2月2日京师图书馆报送给教育部的呈文中这样说, 分馆“略仿欧美通俗图书馆之制, 除将馆内学者必须浏览之书分别择置外, 再行添购各项杂志及新出图籍, 既以引起国民读书之爱感, 并借副大部振兴社会教育之至意”。可见鲁迅时时不忘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效, 努力实现“振兴社会教育”、启蒙大众的理想。

京师图书馆虽然从1913年10月开始讨论建分馆、迁馆问题, 但是直到1914年4月才在前青厂建立分馆, 1915年7月才决定迁馆到国子监南学的房舍中去。其间前后选择地方和计划布置等工作, 鲁迅均亲自参加, 在《鲁迅日记》中, 记载他从事京师图书馆工作的就有70多处, 如1912年12月19日记“大雪终日。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 途中冷甚。”这大概是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分馆第一次发生联系, 并由此开始了鲁迅联系京师图书馆活动时期。1914年10月29日记“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 头脑岑岑然”等。虽然大都寥寥数语, 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那段时间鲁迅为了改组京师图书馆、建立分馆呕心沥血, 费尽了辛劳。直到1917年1月26日, 京师图书馆迁移到了便于群众阅读的方家胡同内, 鲁迅、蔡元培与教育部部分同仁出席了开馆活动并留影纪念[1]。此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粗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

2. 京师通俗图书馆的策划与创办。

鲁迅热衷启蒙教育, 不仅表现在他对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上, 更表现在他对京师通俗图书馆 (即今首都图书馆前身) 的策划与创办上。

由于鲁迅先生认为“通俗教育能开启民智, 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2]在他的极力倡导下, 1913年10月, 供普通群众和儿童使用的京师通俗图书馆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路西抄手胡同口外开馆。由于它以向民众进行通俗文化教育为主, 所以引起他的关注, 常来过问该馆工作并作为读者经常到此借阅图书, 《日记》中亦记载颇多。他要求采集的图书要“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2], 并不断把自己家中较为适合的图书如经他校阅过的翻译小说《炭画》及当时发行的《新青年》杂志等捐献出来丰富馆藏。十余年后, 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中曾回顾这所通俗图书馆, 还称它为“天堂之所”, 可知鲁迅对它是相当赞许的, 因为他深知办通俗图书馆对普及文化和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以“唤起民众”的重要意义。

京师通俗图书馆还专门设立了新闻阅览处和儿童阅览处, 提供免费阅览服务。此外, 还附设一个公众体育场和儿童体育场, 供读者小憩时进行锻炼, 以健身心, 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他还帮助建立了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图书阅览处, 出借近代科技文化书籍。当时还是儿童和青年的许多人, 正是从这些图书馆、阅览处吸收了有益的知识, 成长为今日的科学家、文艺家以及其他专家。在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 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鲁迅推行启蒙教育的良苦用心。

二、改变传统的藏书楼借阅方式, 科学管理图书馆

1. 借阅方式的改革。

鲁迅对京师图书馆的管理制度改革也处处体现了他启蒙大众的教育理念和方便读者的办馆宗旨。当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时, 藏书不少, 可是缺乏办馆经验, 基本上采取旧时藏书楼的借阅方法, 以售书券的方式, 把藏书分为“善本”和“阅览”两大部分。除了阅览日常的报章杂志不需要买票外, 阅览普通书籍每券铜元一至两枚, 善本每券五至十枚。书目就写在水粉板上, 藏书也就堆放在几排桌椅上不加分类。读者想看某一本书, 必须一本本去翻, 很浪费时间, 又加快了书的磨损。为此鲁迅对这种落后、繁杂的借阅方法进行了改革, 把所有的书目都写在玻璃框里, 开辟了一个接待室, 把镜框书目张挂在四壁上面, 人们可以花两个铜元购买一张入门券, 先到接待室查找书目, 然后到阅览室从通向书库的小窗里借来自己需要看的书。坐在阅览室读, 遇到“特殊”情况, 经过办理手续可以外借。通过改革, 已与我们现在图书馆的闭架阅览外借一致了[3]。

在图书的架位排列上, 鲁迅要求排架科学、准确。先把图书经过系统的分类, 然后有条理地排列在架位上, 并在架头贴上标签, 以便工作人员快速地搜寻到读者所需要的图书。许羡苏曾回忆“鲁先生每次来要书, 说在哪一层哪一柜的哪一头, 你去找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找到它们。”[4]可见鲁迅对图书放置情况的熟悉, 已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鲁迅先生的这种改革在当时非常先进, 难怪图书馆界早就有人称他为中国图书馆的先驱者了。

2. 藏书建设。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图书馆的藏书建设。1916年京师图书馆在鲁迅的努力下, 开始正式接收国内出版物呈缴本, 这标志其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鲁迅还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重视文化古籍收藏的同时, 鲁迅在启蒙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又着眼于向国人普及科学知识, 想方设法增加现代科技书刊。他一手经办建立起来的京师图书馆前青厂分馆, 就以藏借近现代科技书刊为主, 收集了大量科技书、译本书、新闻报纸、杂志等;他亲自组织建立的北京通俗图书馆也以实行通俗文化教育为主。这在当时, 实属开风气之先, 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的高瞻远瞩。

在藏书建设中, 鲁迅既注意“全”, 又重视“专”。他认为大型图书馆应当各种专业、各类图书资料齐备, 如条件允许可开辟一些专藏、特藏。他自己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 就有两个突出的专藏:美术书画和金石拓片。鲁迅深知个人搜集美术书刊的困难, 所以1914年他在致陈烟桥的信中说;美术书总是贵的, 个人购置, 非常困难。所以必须有一机关共同购阅。图书馆即应成为这样的机关。画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为普及美育, 加强美育教育, 各级各类的图书馆都应重视美术图书的收藏。收藏美术图书, 能够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提高人民道德情操, 发挥图书馆的应有作用。这些也都是以他的启蒙教育思想为出发点的。

采购图书是丰富藏书的重要途径, 图书选购得当与否, 关系到图书馆被利用程度的高低, 所以鲁迅很注意选书人的眼光, 认为选书人应该有正确的鉴别力, 能够审视图书市场的动态, 以读者的需求为标准, 而不应以个人的好恶为依据。为此, 鲁迅亲自选用了一些有学识、肯负责的人从事选书工作。例如, 他曾推荐宋紫佩, 鲁迅的学生和同乡, 是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 曾主编过进步报纸《越铎日报》。在京师图书馆改建时节, 他为鲁迅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为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后来, 宋紫佩热爱上了图书馆工作, 一直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到韶年病逝。

鲁迅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地从事藏书建设, 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早在1918年关于通俗图书馆的藏书, 鲁迅即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惟于通俗图书馆, 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 而科学书等, 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准, 大可购置。”[5]鲁迅在民国初年即大力提倡文学、科学, 这实在是因为二者对社会发展皆有重大作用, 特别是文学, 能陶冶国民情性。鲁迅的藏书建设思想, 对以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徐人仲.鲁迅与北京图书馆[J].前线, 1987 (9)

[2]李致忠.热衷启蒙教育鲁迅对京师图书馆分馆的倾心[N].人民政协报, 2009-6-4.

[3]傅金柱.鲁迅与图书馆建设[J].图书馆杂志, 1994 (2) .

[4]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 (3) [M].文物出版社, 1977.

3.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的关系 篇三

关键词：鲁迅思想；文学革命；关系

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可以以“吃人的礼教”为切入，进行讨论，这一内容的批判，与文学革命中的人的思想相呼应，形成新的文化风潮，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虽然之后很多人都会这一文学理念撰写文章，给鲁迅的思想加上了特有的颜色，但却与文学革命革命的一些理念相背离。

一、对“听将令”、“曲笔”的分析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都表述自己的思想，并把思想转化成逻辑，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小说集《呐喊》中的《自序》，文字表达的思想和其他的自述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缩小了文本裂縫，同时又具有复杂性和特异性。

1.“听将令”

鲁迅在《自序》中，阐述了“呐喊”的动机就是“听将令”，认为它是“遵命文学”，也就是说会加以约束，即让自己的启蒙思想符合社会的文学主流，个人立场和社会一致。而鲁迅在文字阐述中虽然遵从这一观点，但实际行动却与观点不符，会从社会中疏离出去，从局外人的角度分析。《狂人日记》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鲁迅从狂人的角度，分析了当时历史的倒退以及人们思想的庸俗，接着又表明了社会会建立新的秩序，在新的社会秩序下让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这个观念与之前持有的“听将令”互为冲突，批判力度削弱，自我反思减少，让“曲笔”失去了直白的表达。

2.“曲笔”

上述内容的分析，是为了表明鲁迅思想具有的启蒙意义，以及持有的观念与实际的行为，虽然这些内容知识深层次的意识，但仍具有批判力量。如果以此为引题，引出“曲笔”则会与以下理解：

首先，鲁迅行为上的回避有别于当时其他文学家的思想，因此，了解行为背后其内心的心理，或是行为特定的指向，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启蒙观念具有的特异性，进而找到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间的联系，确定主题。

其次，鲁迅质疑的根本是，当时的启蒙理论会用承诺的方式与未来建立联系，没有着眼于眼前，提出“现在的梦”，让“曲笔”与“将令”不再互相对应，有新的定义。之后胡适引用了这一观点，加入到“新思潮”中，检验这一理论是否被文学革命接受，促进文学革命的进行。

最后，鲁迅对“国粹”的理解也是“曲笔”的一项分析，他指出了文本语序不当的错误，然后文字表述呈现出了自己的想法，加以纠正，讨论的是如何在现实中重建。

综合“听将令”和“曲笔”两点的论述，鲁迅认为启蒙者不要居高不下，而是要把自己作为启蒙的对象，重新审视自己，从现实的角度改变自身的思想，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拯救。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

文学革命的进行，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这种现代文学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鲁迅早期发表了很多文言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早期思想，这些思想与上述表示的思想相近，从中可以分析出，鲁迅是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加上新思想。而鲁迅启蒙思想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包括两方面，即“物质”与“众数”。

1.“物质”

鲁迅对“物质”的理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了科学的理念，比如《科学史教篇》等，让科学知识变成一种精神，没有单一的从知识的角度分析，而是让考虑上升到一个高度，把科学作为价值观，与人生观放到等同的位置，健全人们的人格。

2.“众数”

“众数”的讨论，可以从民主与精神文明的角度展开分析。《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对多种事物进行了讨论，即科学、文学、道德、宗教等，强调了精神文明，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客观分析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利与弊，从而纠正人们错误的认识，正确理解精神文明。

鲁迅对“民主”的分析依然会从弊端着手，讨论了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对人们和社会的影响，突出了对“人”的分析，提出民主思想不是统一的，而是根据个人的差异有不同的倾向和侧重点，让“人”主动思考。

综合对“众数”、“民主”的分析，即鲁迅提出“个人”的思想，发展个人主义，这一点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广泛体现。

三、结语

总而言之，鲁迅思想和文学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鲁迅思想中的启蒙思想是促进文学革命展开的基石，它要求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处于同等的位置，并关注个人的发展，注重民主、平等和自由，尊重个人差异，让“人”主动思考，促进文学改革的进行，让启蒙思想成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昭新，方岩. 1918年的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关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03：89-98.

[2]甘露.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N].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120-123.

4.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四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的问题分析

经过多年摸索和实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践教学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和必要环节。但是，在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形势下，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十分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践教学尚未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长期的教学任务，各高校领导和相应职能部门以及所有的相关教师，都应予高度重视，并将之纳入到学校教育工作的长远规划中。然而，许多高校目前的教育教学规划中关于实践教学的内容很少，对实践教学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从而使实践教学得不到系统安排和有序开展。而且，在许多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通常仅停留表层，还没有深入细化到可操作的层面，比如，学生应完成的实践学时、达到的实践学分、实践成绩的评定等具体层面上，尚未发现有系统的规划和具体的要求。此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也常常忽视与学生专业的有机结合，教学方式方法也较为单一，如通常局限于社会调查、勤工助学等，既没有突出学生的专业特色，也无法开拓学生的视野。

2．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教学环节，面向的是所有的全体学生，要求所有学生积极参与，但据调查，许多高校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实践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样。教学方法单调呆板，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需要和多样性需求，从而无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其二，实践教学涉及的领域不够宽。由于领导重视不够，使实践教学的资金投入不足，教师主动、积极进行教改的动力不足，社会也缺乏热情，从而大大限制了实践教学领域的拓展。

3．实践教学内容空泛陈旧，针对性明显不足

首先，实践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脱节，从而无法发挥不同学科学生的不同专业特长，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难以实现学用结合。其次，实践教学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内容脱离社会实际使实践教学仅成为一种形式，不能真正达到为社会发展作贡献，为群众办实事的目的。第三，实践教学形式单调。实践教学形式单一，改革和创新相当欠缺。比如，往往局限于社会调查、政策宣传、参观访问、文艺演出、生产劳动等形式。第四，形式主义严重。实践教学本意是使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中获得教育和启示。但现实是，实践教学往往只重视宣传鼓动，忽视动手操作，重视响应号召，忽视长期坚持和经常主动，从而导致实践教学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形式主义严重。此外，系统培训和辅导的缺乏，也往往导致实践教学主题确定的随意性，方式选择的盲目性，以及实践报告撰写的混乱无序性等。同时，对于学生在实践遇到的问题，不少指导教师既不能做到及时地帮助学生辨析和答疑，也不能及时、正确地疏浚与引导，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学生通过实践教学而向纵深发展。

4．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目前，在绝大多数高校中还没有专门的办法和标准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的有效评价。对任课教师实践教学的考评，往往只看教学大纲是否安排有课时，有无教学计划，对于如何有效实施，如何实现教育目的，则没有考评细则，从而导致教师的实践教学无规可循，随意性很大。实践教学中学生成绩的评定，实践情况登记表、记录表，或调查报告、实践论文成为主要依据，从而常常使弄虚作假、糊弄教师的行为在学生中不断出现。比如，托人拉关系找单位盖章签署意见，抄袭剽窃调查报告、实践论文等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成效性，而且严重偏离了教育教学的目标。

5．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稳定性不足

具有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是实践教学常态化、经常化的重要前提。但目前，一些高校忽视了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稳定性建设，从而无法及时地推广开展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项目。校地联系十分松散和随意，比如，有些学校和基地在某些活动和项目开始时保持一定的合作，但项目一旦完成、活动一旦结束，校地彼此之间联系减少了甚至中断。

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成效的对策建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实践教学成效地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在巩固已有的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针对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通过提高认识，制定实践教学规划，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完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措施，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取得更好的成效。

1．重视实践教学，制定实践教学规划，使实践教学能够有序开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要进一步提高其成效，首先，要求高校领导、教师转变观念，高度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认识到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将实践教学纳入到学校总体规划和各项工作中，才能合理地安排学时、规定学分、制订操作细则，也才能够有序地将它实施和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才能够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目标考核等各个环节中实际体现它的要求。其次，应当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对内的组织和对外的联络，负责实践教学的统筹和安排，采取多种措施增强这些专门机构的组织、协调和指导作用。同时，还应当建立、完善实践教学的相关规章制度，提出实践教学的有关要求、实施策略、保障措施、评估方法等。此外，还应当建立相应的保障系统，提供经费支撑，积极主动地与社会各方面联系，努力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理解，从而促使实践教学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2．拓展教学领域，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增强实践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实效性和多样性

涉及不同的的教学领域、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内容、活泼多样的实践教学形式，不仅可以使学生从枯燥的理论说教中解脱出来，同时还可以使学生自觉地接受理论并转化为行动。实践表明，实践教学的不同教育内容和不同教学形式，其教育成效是有所不同的。比如，为丰富学生对国情、对社会的感性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既可以通过社会调查、社会考察的方式，也可以凭借挂职锻炼等方式。生产劳动、勤工俭学等不同活动，同样可使学生树立劳动观念，培养艰苦奋斗和自强自立精神，等等。因此，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应当从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从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勤工俭学等多方面予以考虑，以满足学生的学习、就业和生活的需要。同时，实践教学还不能忽视高等教育教学的规律，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而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阶段、分层次实施。比如，低年级学生宜采取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实践教学形式;而高年级学生的实践教学，宜采取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教学形式，比如，专业实习、挂职锻炼、助研助管、科技发明、创业实践等，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专业技能优势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3．完善考评体系，提高实践教学考核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实践教学考评体系和考评机制的完善，必须考虑教师考评和学生考评两个层面。首先，教师实践教学考评考核机制必须完善。主要策略包括:将实践教学提高到教师教学、科研活动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实践教学纳入到任课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考评指标中，并将之与教师的竞聘上岗、职称评定、评先评优挂钩，借以提高任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完善学生实践学习考评机制。学生实践学习成绩的考评，不能仅凭实践学习“经历表”或“登记表”而评判其成绩，而应当综合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将课堂学习和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将实践学习提高到与教学实习、毕业实习同等重要的位置，实践学习成绩不仅要记入学生档案，而且应该将它纳入各种评定的指标体系中。此外，还应该设置多种奖项以提高学生主动地参与实践教学积极性。

4．建设长期稳定的教学基地，保障实践教学常态化和长期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有效性保障条件之一就是建设长期而稳定的实践教育基地。选择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既要遵循社会与高校共同建设、共同管理的原则，又要本着服务社会和服务高校的原则。使高校、基地、社会三方都能受益。同时，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多样的、功能齐全的实践教育基地群，强化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不同的教育基地中得到不同的教育。比如，在有纪念意义的革命圣地，学生既受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教育，又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学生不仅可以检验自己的所学知识，增强和提高实践能力，同时，还可以凭借专业知识和特长，为企业提供适当的技术帮助。在典型意义的乡(镇)、村，学生不仅可以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又可以开展科技支持、文化普及、卫生服务、知识宣讲、文艺演出等对口支援活动。体系式的实践教育基地群，既能保证学生了解社会、全面健康发展，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满足群众的需要，实现群众的愿望。

三、结语

5.和谐教育思想与课堂教学实践论文 篇五

和谐理想是古今中外先哲及今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它渐行渐近而又永无止境，是人类渴望追求理想和幸福的一种表达。课堂教学是学生成长关键的、主要的、不可替代的场所，和谐教育思想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实践这一微观层面的实施来落实。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落实和谐教育的思想就成为“和谐教育”成败的关节点、生长点。下面就课堂教学实践中如何落实和谐教育思想谈几点策略意见。

一、创设开放、民主的课堂氛围

教师教授目标的达成，学生身心发展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课堂气氛。创设开放的、民主的课堂氛围，首先要关注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了解学生，理解学生的心理渴求，以尊重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次是宽容学生，宽容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因而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过错，对学生的不足和过错给予春风拂面般的宽容，会在学生心理上产生波澜，从而敬佩教师、信服教师，并以努力学习来回报教师。再次，与学生民主的对话与交流。课堂教学中老师要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看待，与学生平等交流和对话，重视学生的感受和所想所学与所得，以此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

二、认知与情感的和谐发展

自从人文主义哲学家培根喊出那句改变世界面貌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知识的力量确实无与能比。近代以降，知识正以魔力般的力量改变着世界，让世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当今时代被冠以“知识经济时代”，可见知识的巨大威力。知识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对个体，尤其对中学生来说，那是决定其未来命运的法宝，无论怎样强调甚至夸大知识对中学生的作用都不会过分。但是我们部分教师不懂得社会是一个多维结构体，人是知、情、意、行的复杂生物体，人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但仅有知识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人除知识外，还需要丰富的情感世界、坚定的意志品质、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人是注定要过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虽然知识对人的情感形成、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又需要情感来引领，行为需要价值观来控制和调节。如果在教学中“片面发展知识，没有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跟进，学生可能会成为知识的怪兽”，造成人生的悲剧。和谐教育思想要求不以知识的发展损害学生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发展，学生认识水平的发展与学生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要相互和谐。

三、教与学的节奏和谐统一

节奏，原指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规律性、反复性、间歇性等特征是世间万物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是世间万物的固有属性。 教态节奏指教与学双方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间节奏、语言节奏、教法节奏、进度节奏等方面的个性和风格特征，它是具体的、个别的。教与学的节奏具有个性特点，因而教与学双方的节奏时常表现出矛盾、对立的一面。教与学节奏相适应，和谐共进，教与学双方主体则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作为教的节奏主体的.教师会觉得课讲得生动有趣，得心应手;作为学的节奏主体的学生会感到听老师上课如沐春风，知识内化快，教学目标达成度高，在知识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获得、生成上会有质的飞跃。反之，如果教的节奏不与学的节奏和谐，则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苦，效果可想而知。长此以往，会导致师生双方产生心理问题：教师厌教，学生厌学，师生双方甚至产生对立、淡漠甚或产生麻木的情感，这是非常危险的。

四、优生与学困生各展其长和谐发展

由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小班教学对当下的教育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仍然是不可企及的乌托邦理想。目前大多数中学的班额都在60―80人之间，每班90―100个学生也是常有的事。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差异，这是规律。因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有个取舍问题，是照顾优生，还是学困生，抑或中等生?照顾一部分学生的发展而漠视甚至牺牲另一部分学生的发展是不人道、不正义的，也是不可取的。和谐教育思想要求教育要以人为本，不能以促进一部分学生的发展而牺牲其他学生的发展。因而要求教师从教学设计到教学过程都要考虑到各层次学生的情况，使自己从事的教学实践活动能发展不同层次学生之所长，补不同层次学生之所短。避免学困生的日益边缘化，更要对其作好心理调适，预防学生成人后出现去“社会化”、边缘化的生存心态。

五、全面发展与天赋优势突出和谐发展

从人类有教育行为以来，全面发展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党的教育方针也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全面发展”的涵义。全面发展不是全面的均衡的发展，它是指学生的情感、能力、知识结构、伦理价值观、审美情趣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得到发展，而且一个方向(方面)的发展不能以损害、牺牲另一个方面的发展为代价。全面发展“不仅不反对特长优势，反而鼓励发展学生的特长优势”。可以说，没有特长优势和个性的学生，虽然各方面都较好，也不能认为是全面发展了，因为全面发展不能以牺牲特长个性为代价。

6.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六

【字体：大 中 小】【2014/11/2】 【作者/来源 办公室】 【阅读： 929 次】 【关 闭】

11月1日，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与中国学校实践国际论坛在合肥市第二十八中学学术报告厅开幕。本次论坛由中国教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会和包河区人民政府主办，包河教育体育局协办，合肥市第二十八中学承办。

乌克兰驻中国大使馆科教一等秘书杰尼修克.伊戈尔、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基女儿0.B苏霍姆林斯基卡娅，中国教育学会荣誉会长、全国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会荣誉顾问顾明远教授，国家督学、安徽省书法研究会会长李明阳，安徽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陶研会副会长何炳章，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春梅、合肥市人大副主任、合肥一中校长陈栋，合肥市教育局调研员姜昌根，合肥市包河区政协主席郝力群，合肥市外事侨务办公室陈启亮副主任，包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何庆瑞、副区长程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蕖、肖甦、马健生，包河区教体局局长陈雪梅、党委书记庞士考出席开幕式或参加论坛。乌克兰基洛夫格勒州帕夫雷什中学校长В.Ф杰尔卡其、乌克兰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第二中学校长M.O梅里克、澳大利亚昆士兰国立布里斯班中学前校长阿兰.莱斯利.科克尔应邀参加论坛。应邀参加论坛的还有四川武侯中学校长、著名特级教师李镇西、北京玉泉小学校长高峰，来自贵州、湖北、四川的中小学校长、安徽省及合肥市部分兄弟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中小学校长。参加论坛的教师共有约400人。

开幕式由何庆瑞主持。包河区政协主席郝力群、乌克兰驻中国大使馆科教一等秘书杰尼修克.伊戈尔、合肥市教育局调研员姜昌根、国家督学、安徽省书法研究会会长李明阳先后致辞。

上午的论坛上，顾明远教授、0.B苏霍姆林斯基卡娅、李镇西分别作报告，下午，合肥28 中张世平校长、乌克兰基洛夫格勒州帕夫雷什中学校长В.Ф杰尔卡其、乌克兰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第二中学校长M.O梅里克校长、北京玉泉小学高峰校长、澳大利亚昆士兰国立布里斯班中学前校长阿兰.莱斯利.科克尔分别发表演讲。通过论坛，与会人员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更好实践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与会人员还观看了欢迎晚会，对精彩的节目报以热烈的掌声。

（顾明远教授在作报告）

（欢迎晚会）

开幕式前与会嘉宾参观了28中校园——和谐广场，并合影留念，深秋的校园，鲜花绽放，彩旗纷飞，宁静的校园一改往日的欢笑，盛装迎接出席本次论坛的中外嘉宾。合肥市第28中学与帕夫雷什中学结为友好学校。

（与会代表与28中教师合影）

7.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七

1.“中间物”思想——鲁迅生命价值的言说

鲁迅“中间物”的哲学思想折射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认为“……以为一切事物, 在转变中, 总是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 一切都是中间物”。[1]P302“中间物”哲学观的核心是“一切事物都并非圆满, 而是处在动态的‘中间’的, 不断趋向于‘圆满’的变化过程”。[2]P36在这个过程中, “中间物”充当链接过去与未来的“不三不四的作者”, 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它们的最终结局是“和光阴偕逝, 逐渐消亡”。[1]P302“中间物”哲学生命观暗示了鲁迅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中间物”角色的自我定位。他的翻译也是社会文化“进化链子”上用来“沟通中西文化”[2]P44的“中间物”。在鲁迅看来, 在事物发展进化和转变过程中, 终极圆满的“目标”和“范本”是不存在的, 人类只能去追求和靠近这些“目标”和“范本”, 却永远无法到达和企及。“一切都是中间物”是鲁迅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叙述。鲁迅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别国“窃”来先进的思想观念, 引进“异域文术新宗”[5]P6, 来揭示国民的弱点, 医治中国人的病, 从而实现国民性的“转变”。这是鲁迅翻译精神的本质追求, 体现了鲁迅翻译的工具理性和对翻译的价值诉求。

2. 高度杂合的译文——“中间物”翻译思想的必然结果

译文杂合指“译文中既有大量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 也有一些来自原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性成分, 二者有机地混杂在译文之中, 使得译文既明显有别于原文, 也与译入语文学中现有的作品有所不同……”。[3]P57译文杂合包括语言、文化和文学三方面, 但主要体现为语言的杂合。音译词汇、带有“异域”风格的语句以及根据原文词汇含义生造的词语结构等均为语言杂合。由于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4]P1因而, 杂合, 尤其是语言杂合在翻译中不可避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诉求, 即翻译指导思想和翻译目的。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译文的杂合度。因而, 译文的杂合度可以间接地映照出译者的翻译诉求。

鲁迅把自己的创作和翻译看作是“中间物”, 是“进化链条”上的“链子”, 是“桥梁”, 是“精神粮食的搬运工”, 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这种“中间物”翻译思想外化为通过翻译来“别求新声于异邦”, 将外国文学中有价值的精华“拿来”, 对照自身落后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进行深刻反省和批判, 促使其“转变”, 使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6]P57为达到这个目的, “直译”, 甚至“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硬译”是鲁迅主要的翻译策略, 用以“竭力保存原书的口吻”, [5]P109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异质性表达和文化意象。鲁迅的译文陌生化程度很高, 体现出高度杂合的特点。高度杂合的译文彰显了鲁迅对翻译作为“中间物”的价值诉求。

3. 高度杂合的译文—输入新内容的“中间物”

清末民初, 追求新思想与固步自封的旧思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激烈的交锋。“用民主取代专制, 用科学化解愚昧, 用‘蛮性’冲击惰性”[7]P149是当时先进文艺知识分子奋力追求的目标, 鲁迅也不例外。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在今, 内密既发, 四邻竞集而迫拶, 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 笃于旧习, 固无以争存于天下”。[6]P57要“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实现国民性的“转变”, 达到“开启民智”“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5]P50的目的必须通过“绍介国外思潮, 翻译世界名作”“搬运精神的粮食”这些“新的内容”。[8]P278鲁迅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利用“绍介”和“翻译”来“立人”, 最终实现“立国”的梦想, 也是鲁迅的生命价值追求。在这生命价值的叙述中, “国外思潮”“世界名作”和“精神的粮食”是作为“桥梁”, “进化链上的链子”和“中间物”形态出现的。

在翻译介绍外国作品, “输入新的内容”时, 鲁迅谈到采用的翻译策略时, 常常用“直译”、“硬译”。比如, “在我, 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 只有‘束手’这一条路”。[5]P176“文句大概是直译的, 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5]P95“但自省译文, 这回也还是‘硬译’”。[9]P264“直译”和“硬译”的译文因保留了大量的异质性成分而呈现出高度杂合化特征。这种高度杂合化的译文目的在于“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 思想, 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虽然, 鲁迅自己也知道这种硬译的译文不是“尽如人意的文章”, 但因为“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 或者有些有益”, 于是“变会开手来移译……”, [5]P138言辞中透露出的“中间物”翻译思想显而易见。尽管高度杂合化的译文晦涩, 难解, 但其“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 放在青年们的周围”的“中间物”意义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4. 高度杂合化的译文—输入新的表现法的“中间物”

“输入新的表现法”也是鲁迅的翻译目的之一。鲁迅的翻译风格和策略从《域外小说集》开始明确从“意译”转向了“直译”甚至是“硬译”。这种“宁信而不顺”的欧化翻译策略在译文中保持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口吻和语句词序等异质性成分, 使得译文艰涩难懂, 甚至“诘屈聱牙”, 与他流畅易懂的创作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与同时代其他译者的译作相比, 鲁迅的译文也显得晦涩难懂, 呈现出高度杂合化特征。这中高度杂合化特征体现了鲁迅的“中间物”翻译思想。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 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 ......这语法的不精密, 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要医这病, 我以为只好......装进异样的句法去, 古的, 外省的, 外府的, 外国的, 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0]P276这些高度杂合化的译文是鲁迅实现自己改造中文文法的目的的“中间物”手段和策略。在翻译中, 鲁迅秉承“中间物”的翻译思想, 在“硬译”原文时, 不仅有意识地保留原文的词句结构和语句顺序, 甚至还故意根据原文意思生造词语来提高译文的杂合度, 以丰富汉语的表达法。比如, 在《工人绥惠略夫》中有一句骂人的话, 鲁迅没有译作“他妈的!”而是有意译成“我用过你们的娘!”。[11]P283

再如,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有一句:

主妇——她有血乳交融似的鲜活的脸色, 美如上帝的晴天, 她和柏拉图诺夫就象两个蛋, 所不同的只是她没有他那么衰弱和昏沉, 却总是快活, 爱说话。[13]P471

这句话里“上帝的晴天”是个欧化又难以理解的措辞, 系“божийдень”的“硬译”。汉语里没有“上帝的晴天”这类说法, 读者对“上帝的晴天”具体含义也难以理解。而“походилакакдвекапли”意为“一模一样, 就像海里的两滴水”, 但鲁迅却舍弃为国人所熟知的表述方式而故意译成“就象两个蛋”这种明显有异于中文表达方式的措辞。这些故意为之的高度杂合化的表达方式和措辞折射出了鲁迅希望通过翻译来“输入新的表现法”达到“丰富汉语表达法”的“中间物”翻译思想。在译文中装进许多“古的, 外省的, 外府的, 外国的”“异样的句法”的“硬译”翻译策略造成了鲁迅译文的“艰涩”和难以理解, 甚至受到当时主流翻译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 甚至被认为是“死译”。但是这种“拙涩”的译文, 却是“很有意义的处所”。[5]P95这个“有意义的处所”之一就是“输入新的表现法”, 这是鲁迅高度杂合化译文的价值存在与皈依, 是实现鲁迅“中间物”翻译思想的工具。杂合化的译文是鲁迅实现其“立人”、“立国”的人生价值诉求的“中间物”。

结语

8.张奚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八

张奚若，1889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乡仓西村，字熙若，自号耘。18岁到陕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之一宏道书院读书，并于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52年11月，张奚若担任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一系列教育思想和主张，促进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形成，推动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全面教育，使学生全面发展

在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张奚若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他主张要改变“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道德教育和体育卫生的偏向”，强调“实施全面教育，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他主张要通过开展好学校的体育工作、支持少年儿童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活动、减轻学生负担等方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他强调要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纠正学校体育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反对“搞体育怕影响教学任务不能完成”的错误思想，反对不顾学生的身体状况，强制体育锻炼，损害学生健康的行为。

张奚若认为，体育工作应该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反对因为“营养不好、不能锻炼”“设备条件差、没办法搞”等理由拒绝体育锻炼，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他提倡学校领导干部和体育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的体育教育知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学校领导干部要加强对体育教学的领导，学校体育教师也要增强主动性，改进教学方法，指导学生体育活动。张奚若认为，开展少年儿童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活动是全面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部门、学校、教师都必须充分重视，要把它当作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其与整个教育过程结合起来，不仅要配合课堂教学，还应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开展活动。社会各界也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努力培养祖国的新一代。

劳动教育，树社会主义新风

1957年，学生升学、入学和就业的矛盾非常突出，大量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相当数量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关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张奚若指出要积极引导群众，依靠群众，突出劳动教育，缓解社会紧张情绪，逐渐形成新的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社会风气。他强调，要引导群众了解国家建设方针，认识到教育事业和工业建设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教育的发展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建设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予以发展”。如果教育事业“企图越过经济建设的发展，那就必然会分散重点建设的力量，影响工业化的实现，动摇社会主义建设的根基，结果是使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物质保证”。

张奚若认为，要依靠群众，通过发挥学校和社会潜力缓解入学压力，一方面学校要挖掘潜力，建立健全学校网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社会资源办学。学校教育要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对生产劳动形成正确的认识。学生自身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学习目的，就是为着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教养的劳动者”。社会上要宣传好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新风气，树立典型。

师范教育，促教育事业发展

师资力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教育事业刚刚恢复，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张奚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主张要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他认为师范教育与普通学校和国家人才培养紧密相连，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的技术人才和干部大多由各级学校培养，而各级学校的教师队伍则由师范类学校培养。

在1953年召开的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上，他指出，“高等师范学校办的好坏，数量多少，直接影响中等学校的质量和数量，间接影响到国家培养建设干部的计划”。他认为，“发展师范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师范教育跟不上，普通学校的师资就会出问题，国家培养干部的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他指出，在师范教育中，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在任期间，他力主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师资人才，改善师资队伍现状，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张奚若认为，大力培养新师资的同时也必须团结、教育好现有师资，两者不可偏废，新旧教师之间应该秉承“彼此尊重、团结一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取长补短”的原则和谐相处。

当时，国家正规学制规定，师范学校修业四年、师范专科学校进修两年方可执教中等学校。正规学制师资培养的年限较长，难以缓和现有师资供需的矛盾。张奚若主张在保持正规学制不变的前提下，积极采取一些必要且可行的临时过渡办法来满足中等学校师资的需要。一方面从师范学校内部入手，根据师范学校和当地教育情况调整毕业生工作方向，一种是缩短学制，例如，有些师范学院或某些系因为师资条件不足，可以允许其三年级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另一种选择则是降低对师范类学校毕业生任教条件的要求，“原为培养初级中等学校教师的二年制专修科毕业生”可以通过“改变培养目标并相应地改变教学计划”来担任高中教师。

另一方面，他要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培养师资，采用多种渠道来解决师范教育的不足：一是利用其他学校教育资源培养师资；二是在各级机关团体中抽调一批具有适当条件的人员到中等学校担任教学工作；三是现有师资通过短期培训，可以担任更高一级的教学工作。在他的支持下，1953 年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在校学生较1946年增长了近一倍。

治学严谨，反急功近利做法

张奚若治学非常严谨，他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

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从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

应该说，张奚若担任教育部部长的5年间，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适应了当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事业的要求，推动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9.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篇九

坚持用党的群众路线引领救护工作

——集团公司救护大队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方面深度调研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最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按照集团公司《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的通知》要求，我队认真安排部署，积极筹划组织，逐项对照《通知》所提出的重点调研问题，切实从自身开始对标查找，深入基层了解指战员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个别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走访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研走访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的对象分为三个阶段、两个层次进行。三个阶段为侧面了解入手，直面深入协调解决，后面跟踪帮助；两个层次为中、小队分层次调研走访。调研采取个别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大中队指挥员和科室人员全部参与，由两名副大队长分别带队，坚持谁带队谁负责的原则，深入小队了解实际问题，做好上传下达，做到本级能解决的尽量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向上级反映。集团公司要求，调研工作既要突出主题，查找本单位在践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所急，解决实际困难，又要把调研工作和快步走出当前困境的实际相结合，和应急救援队伍发展与建设相结合，和转变干部作风、服务群众相结合，以达到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取得实效目的。

二、我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情况

我队牢牢把握全心全意为广大指战员服务的宗旨，坚持把实现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于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的全过程，坚持做决策以群众意见为依据、谋发展以群众需求为根本、评政绩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实现了群众意愿基本满足、群众利益基本维护、群众评价基本满意。一是尊重广大指战员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队始终秉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始终站在群众立场，做决策、定政策时征求群众意愿，廉洁从政、务实为民上接受群众监督，让人民群众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让职工群众全面了解、正确评判、积极参与大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各项具体工作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二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发展为了群众，为了群众发展”。我队将“为人民谋利益”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在带领广大指战员发展区域化应急救援队伍的同时切实关心职工群众的实际生活，不断改善内部环境，树立对外良好形象。同时大力开展降本增效、“企业有困难，我该怎么办”和小改小革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切实从队伍的整体实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等方面综合提升，打造出了一支思想革命化、管理军事化、装备现代化的队伍。尤其是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帮贫助困等活动方面，为基层群众办了大量实事好事，又效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维护了群众利益，提升了党政工作与群众意愿的契合度。为了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贴身利益，我队专门成立了职工信访办并健全了相关制度，大队领导更是坚持定期接访和不定期下基层走访，畅通了人民职工群众的来访渠道，明白了群众所需所盼所忧，了解了群众对大队各项工作的的评价、意见和建议。三是提高党员服务群众本领：群众对党的工作满意不满意，能否贯彻执行好党在群众工作方面的部署举措是关键，因而提高党员服务群众本领是重要环节。在此方面，以大队党支部为中心，每月召开一次党员、干部述职报告会，对自身半年来在联系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效、积累的经验在大会上作出报告，接受上级领导、同级党员和基层群众的点评、评议，听取宝贵意见，学习先进经验，改进自身不足。

我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问题：一是部分群众不理解。存在部分群众观念陈旧、信访不信法，容易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采取过激行为反映利益诉求，最终会带来发展滞后、缓慢、不科学等后果。二是一些干部不优秀。部分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不高、工作作风不实，不愿做群众工作，或者思想理论水平不高、能力欠缺、本领不大，做不好群众工作，导致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联系不密切，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进而导致组织和干部公信力的下降。三是整体制度不健全。虽然在联系群众制度、信访接待制度方面作出了探索，取得了实效，但衔接合理、配套齐全的制度体系还未形成，主要缺乏对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激励考核机制和在处理群众问题方面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导致全队整体推进群众工作的合力还未完全形成。

三、调研工作中群众所反映的问题

（一）中、小队党员干部引导服务群众方面

通过调研，不少指战员反映中小队党员干部联系群众需进一步提高。一是期望中小队指挥员能更加求真务实。有个别中队指挥员下小队指导工作流于形式，以便应付大队的检查。二是期望中小队指挥员以提升队伍整体实战能力为己任。打铁还需本身硬，只有自己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带领大家共同提升队伍整体实力。三是期望中小队指挥员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部分小队指挥员存在当“太平官”、“做太平事”的思想，服务意识淡薄、不能俯下身子深入基层推行应急救援新装备、新技术，缺乏群众工作的责任心。

（二）队伍宣传思想文化方面问题

一是活动形式不够灵活。一些文化活动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新形势下的应急救援工作；二是宣传效果不够好，没有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电视这一当前的宣传主要阵地，相关内容方面不够丰富，不能有效占领广大指战员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三是基础设施利用率较低，体质训练操作仅占不足150平米，训练设施较为集中，不能满足定量的强化训练，办公场所尤为突出，现有办公室已远不能满足使用。

（三）中队级待遇方面的问题

救护中队是一支可以独立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单位。目前，中队班子成员已按照相关规定配齐编制，但未享受到相应待遇，与小队长没有区分，工作范围面广，在一定情况下所肩负的责任比较大。

（四）学习方面的问题

专业技能学习不够，业务理论知识掌握不够扎实，特别是仪器实操方面不够娴熟，导致在实际救援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广大指战员针对自身存在的实际问题没有从根本加以解决，还有个别存在侥幸心理和得过且过的意识，缺乏一种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需要综合理论知识的进一步拓展和沉淀。

三、存在问题的对策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落实务实、清廉、为民的服务宗旨，切实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解决群众困难，狠抓产业发展，密切干群关系，营造和谐民情。对今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如下一些建议：

（一）注重作风建设，进一步理顺干群关系

一是要继续深化大中队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今后我队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不懈强抓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党性教育，进一步强化全队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结合自身实际，定期组织中队及科室人员深入到各小队，及时传达上级最新知识和职工最关心的热点话题，将应急救援装备新技术、新材料积极推广并实际运用，使广大指战员真正了解党对群众的深切关怀。二是坚持多措并举，提高大中队指挥员服务基层指战员工作的能力。要通过交流会、座谈会等方式方法，积极组织小队长学习新装备、新技术和国内外应急救援工作的发展趋势。坚持不断充实大中队指挥员深入基层协调解决各类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同时要做好后期跟踪服务调查等工作。三是要积极探索创新，切实保障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效能。党员领导干部好不好，干的怎么样，往往群众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党支部说了算。今后，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新型考核问责体系，将党员干部纳入群众考核问责机制，让广大指战员真正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进一步理顺干群关系。

（二）重抓办实事，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

我队始终把解决好指战员切身利益的各类问题作为中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后，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系列活动，坚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一是要将三个成建制的中队配齐各类技术装备，提高人员综合素质，培育技能型专业人才；二是要结合自身实际，给那些想干工作的人提供平台，同时要内部建立一套完成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激励广大指战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狠抓指战员综合素养提升，进一步牢固干群关系

“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后，我们要千方百计狠抓指战员综合素养方面的提升，一是要统筹兼顾，有针对性开展应知应会、仪器实操等项目训练，特别针对那些进步慢、体质或其他方面有一定缺陷的指战员，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此方面，小队长要义不容辞肩负起责任，正确引导，从思想上树立一种好学进步的意识。二是要积极探索，向兄弟单位学习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取长补短，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互化原则，同时加大综合素质提升力度，从小结开始做起，以点带面，向纵深迈进，真正将各类训练科目的实质引向深入。

四、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