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建议

2024-08-01

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建议（精选8篇）

1.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建议篇一

浅析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

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3 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 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华琳。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J].理论导刊，2004（10）：24-25.[2]唐灿。重视城市贫富分化加剧现象[J].发展，2004（9）： 28-30,32.[3]王铁锋。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综述[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5（6）：112.[4]刘大权。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N].经济日报，2001-08-30.[5]孙红永。试析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问题[J].前沿，2005（5）：189-193.[6]刘晓辉。对当代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理论学刊，2005（4）：77-78.[7]孙辉，王传宝。贫富差距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论析[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3（1）：83-88.[8]吴忠民。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N].文汇报，2004-09-30.[9]张昆仑。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冷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8（1）：6-10.[10]刘玉琼。我国贫富差距现状与对策[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1）：37-42.[11]杨福贵。我国贫富差距现状、成因与对策[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3）：3-5.[12]财政部：去年240万名高收入者缴个税1 294亿元[N].

2.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建议篇二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 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 (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 , 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

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1. 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 发展经济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 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 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 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先富起来的人也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 国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2. 不合理的税收制度。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 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 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在我国, 频繁出现在福布斯 (或胡润) 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 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 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3. 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 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形下, 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 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4. 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竞争。

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 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 甚至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 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没有这样的权力, 比如, 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 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5. 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人通过权力寻租, 投机和非法、违法经营, 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 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 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基尼系数上升3 1%左右。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1.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

初次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 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 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 二次分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只能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因此, 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 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2. 改革税收制度, 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应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 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 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 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应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 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 可以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3.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 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 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 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规定, 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 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4.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

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 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 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 这种现象很不公平。我们要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 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反垄断法》来有效地约束垄断经营行为, 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严格监督, 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 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

5. 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充分运用法律手段, 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 坚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 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 铲除腐败, 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依法严惩侵吞国家财产及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一切腐败行为。

摘要：近年来, 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本文从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出发, 进而对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平与效率,贫富差距,对策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2]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J]. 党政干部文摘, 2007 (6)

[3]林彬:由基尼系数引发对中国现今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现代商业, 2007 (17)

3.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篇三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

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乔治•伊士曼(George?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

毫无疑问，比起该如何应对市场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工业国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场体制导致回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

一方面，讨论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将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这一令人失望的状况，归咎于富人的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

另一方面，一些人总是武断地认为，任何对不平等加剧的担忧都是不适当的，或者为其贴上“阶级斗争”产物的标签。这些人的说法则更加没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过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的收益。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只要经济改善就能减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错误的。

的确，致力于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如果这意味着对那些主要生产活动不在美国的企业减税、或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的话。

那么，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亟需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以下是三个建议。

第一，政府必须谨慎地避免因给予富人特殊优惠而加剧不平等。在政府处置资产或发放许可证时，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获得准入的拍卖手段。

第二，支持公平、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有其局限。在社会创造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政府赤字却越来越大之时，很难说废除遗产税的时机已经到了。由于家庭规模变小，富人的投资选择又越来越多，“富不过三代”的老话可能真的会过时，富人的财富可能会像王朝一样传承。

第三，公共部门必须确保一些最重要的领域能够更加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人拥有豪宅、享受艺术、能够以奢华的方式旅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学费上涨、公立大学和院校大幅削减经费，已严重加重了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负担。

此外，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普通民众享有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最令人警醒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富人和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近一倍。

在后工业化经济中，无论是两极分化的政治观点，还是“位高则责重”的政治观点，都无助于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

4.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篇四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摘要：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和谐相处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缩小社会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关键字：贫富差距社会公平和谐社会

引言：社会差距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一个客观现实，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反之也促进着现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差距是把双刃剑，它的过度扩展也会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如果无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会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还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下将通过对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为我国现阶段的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2]

[1]1.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2O世纪8O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1 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

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O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1.2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标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1.3 行业差距比较悬殊

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O.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 1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l4％。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1.4 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

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另一方面，十年前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中国内地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O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6，20世纪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因此，解决好我国社会差距问题，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重大。

2.贫富差异加大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社会差距的水平。2.1 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但是，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不够健全，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2.2 出口退税政策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2.3 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2.4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3.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3]｡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3.1 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4]。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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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3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3.4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3.5 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5— 2—20．

5.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探讨篇五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09美术学李祝捷学号:0905049019 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余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国现在的贫富状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参考网上资料所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呢？(1)地域之间的差异。

首先，同样一个人，在城市所获得的机会比在农村所获得的机会要多得多，在发达地区所获得的机会比在落后地区所获得的机会也要多得多。

其次，在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因素中，自然地理因素、思想观念、经济布局与区位因素可以说是重要因素。仅从自然地理因素看，东部地区地处沿海，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与外界联系较为便利，经济发展的机会较多。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大多为内陆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对外交往较少，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较差，那么生活在这两种不同地方的人，自然就会有贫富差异。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了。（2）垄断致富。

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在产品市场或者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它们可以不用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会转化成为

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那么差距就出现并拉大了。

(2)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

根据上面的分析，已经了解到了贫富差距造成的原因，那么我们改如何去解决它？根据个人的思考，以及参看相关书籍与网上资料，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应对和解决。

（一）从税收政策入手。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所占比例约为28%，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在国家税收中仅占7%，其他大部分税收都来自于消费者的消费。对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在计算纳税人的所得时应该包括工资收入、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赠与等内容，不应该只针对其工资收入。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于一些生活必需消费品应减税或免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应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等富人的税务。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最低保障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应继续强化扶贫工作，并逐步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增加非技术性劳动的就业岗位。

6.毛概论文——关于中国贫富差距篇六

中国正在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国家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国际化，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着极不健康的人均经济状态，那就是中国存在着非常大的贫富差距。

“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说，“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平均社会60％的财富被不到一个家庭所掌握了。那么其他99.5%的家庭需要去分摊不到40%的社会财富，可想而知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么的严重。来自网上的资料：据BCG的调研显示，中国富有群体的性质和欧美的富有群体差别非常大。首先，中国富有群体持有的现金水平很高，大约占他们全部财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富人正变得更加富有。又据《中国理财市场》报告中透露：中国富有人士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

现在的中国是：穷者越来越穷，而富者越来越富。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富有的人用自己的财产抬高了城市的物价，房价，他们毫不吝啬的购买各种奢侈品，而不富有的人在这样的高物价的城市拼命地奋斗，赚钱，一辈子也说不定买不上房子。而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了。

贫富差距的现象无处不在，发达城市与落后城市，富裕村与贫困村，学校里高干子女与特困生„„贫富差距严重的现象令人十分担忧，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那么引起贫富差距的原因又在于什么？

收入机会不均等是原因之一。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有那么多的乞丐在要饭，有不少女孩子为贫困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肉体，有那样些人毫无节制地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还有那挡不住的偷渡浪潮，节节攀升的犯罪率，1.7亿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城市找饭吃，即使淘厕所，背尸体这样的活也争先恐后地去干。还有办假证件的，倒买发票和车票的，贩卖黄色书刊和光盘的，这些现象屡禁不止。

权力市场化(权力作为资本介入市场)是贫富差距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权力的市场化，导致了大量的人仅仅因为社会关系、职位等一些特殊的条件发家致富。现在许多的企业家都拥有一定的权力背景，而合法的企业就无法与拥有权力背景的企业在某些领域进行抗衡。所以导致普遍的道德败坏。由于权力市场化，不应该富的人富了起来；由于权力市场化和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不应该穷的人越来越穷。这样的循环，导致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贫富差距，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让高收入的人缴纳高额的税款。由于中国税收收不上来，就不能有效的援助弱势群体，穷者越来越穷。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利用其巩固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两极分化。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动力发展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足以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另外，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会让他们失去劳动积极性，降低生产效率。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还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理性来讲，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存在的，不可能搞平均主义。有差距的存在才会产生竞争，促进社会的发展。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差距过大。把握好“度”的问题。然后就是怎么让大部分的人致富的问题了。当然不能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这样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让低收入阶层加快收入提高的步伐。就是说，高收入阶层在现有基础上收入提高一倍，低收入阶层要提高两倍甚至三倍。这样才能在缩小差距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要遏制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任重而道远。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合理收取个人税收。二，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应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而且对于机会均等问题，我认为应加强对基层人员的技能教育培训，至少让他们拥有能吃饭的本领。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政府应该控制自然垄断行业的利润。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该对此进行适当干预。不能造成变相的世袭产业。总之，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过贫富差距扩大这一关。成功的前景取决于多项条件：社会团结的力量大于社会冲突的力量；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跟上社会转型的需求；精英和先富人群综合素质提高的速度快于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氛围的获得超过其消耗„„是时候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了。而且是在它影响经济发展之前。

7.英媒:金砖银行将缩小贫富差距篇七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今年7月, 在巴西福塔莱萨,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5个金砖国家同意创建一家开发银行。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式名称是“应急储备安排” (CRA) , 该协议将让各国央行在紧急时期获得外汇供应。金砖银行总部将设在上海。相比之下, 金砖5国将按照自身规模为CRA出资, 其中出资额最高的是中国410亿美元, 最低的是南非50亿美元。借用俄罗斯财长安东·西卢安诺夫的话说, 金砖国家正努力创造一个迷你版的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和一个迷你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如此迅速地建立一家实体银行, 确实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这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

报道称, 创立金砖银行也是源自一种挫败感。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喜欢IMF。在上世纪90年代, IMF僵硬地坚持市场化改革, 这让许多国家认为它只是压制穷国、而不是帮助它们脱贫的工具。在1997年, IMF坚持要求印尼等国实施毁灭性的紧缩措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IMF却欣然支持西方国家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即便现在IMF已经有所改变, 但它仍未改变其架构。决定每个国家出资额和投票权的配额体系, 未能反映出世界巨大变化的现实。占到全球逾五分之一产值的金砖国家, 仅拥有10.3%的配额。相比之下, 仅占全球18%产值的欧洲国家却拥有27.5%的配额。雪上加霜的是, IMF总裁一职都是由欧洲人把持, 而世界银行行长通常由美国人担任。

所以, 金砖银行受欢迎的一个理由是, 它将会带来竞争。中国在非洲的放贷活动引发了合理的批评, 即这种放贷没有与良好治理或环境标准挂钩。然而中国为非洲提供替代资金来源, 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考虑到大量的道路、电厂和下水道系统需要资金, 新的金砖银行同样应该具有积极意义。印度央行副行长尔吉特帕特尔表示:“任何新的机构只要增加长期资本, 都必然有利于世界。”